了良机。 咸宁五年，东吴边防松弛、内政腐败，而晋军兵精气盛，大举征伐，统 一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杜预三次上书晋武帝，促其早日伐吴，以免贻误战 机。是年冬，在杜预的再三敦促下，晋武帝终于下令代吴。杜预在指挥灭吴 战争中，不仅善于根据天时、地利及敌我双方的形势，捕捉克敌制胜的战机； 而且在作战用兵上，极其重视运用计谋，出奇制胜。当时，晋国发兵20万， 分六路向东吴发动全面进攻。杜预亲率一路自襄阳南下江陵（今湖北江陵）。 针对吴国大将各自为守的状况，杜预采用攻敌要害的作战方针，先陈兵江陵 城下、围而不攻，以断绝上游吴军的退路和下游吴军的西进，动摇其整个西 部防御。在攻打江陵的战法上，杜预又灵活地先以轻兵奇袭江陵上游的乐乡 （今湖北松滋东北）生擒乐乡守将孙歆，拔除江陵的犄角，然后挥军猛攻江 陵，斩守将都督伍延，一举攻克江陵。这时上游晋军王 得以东进，击杀吴 水军都督陆景，吴军失去西线统帅，整个荆州地区的防线完全崩溃。一时间， 沅江、湘江以南，直至交、广 （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广东）各州郡都望风归 降。 平定长江上游后，晋军中有人提出，东吴已建国百年，根基较深、不宜 拔除，时值春天发水多病季节，应罢兵休战，待来年征讨为宜。杜预从军事 全面出发，认为 “缓兵势必功亏一篑”，指出“我兵威已振，尤如破竹，数 节以后，其余皆可迎刃而解”，力主趁势直下江东。在作战指挥上，杜预根 据吴国失守荆州后，孙皓重点对付北面陆上作战，而建业 （今江苏南京）水 面防御空虚的情况，命王 顺流直取吴都。咸宁六年 （公元280年）三月王 率军进抵牛渚 （今安徽当涂西北），一时兵甲满江、威势很大。孙皓临时 拼凑2万人抵抗，未及出战就已溃散了。王 水师浩浩荡荡进至建业，孙皓 被迫出城请降，吴国灭亡，晋实现了统一大业。 杜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学者。 杜预为官不久，曾和车骑将军等人一起制定律令。他认为制定法律法令， 是告诉人们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因此，文字应简捷明了，案例应寻 常所见。为使律令的内容容易被一般人了解和掌握，他又为之详细注解。完 成后深受皇上嘉许，随即颂诏天下。 泰始年间，杜预受诏为黜陟使，负责考核升降官吏。他根据自己为官多 年的体会，建议实行官吏考核选拔制，即由国家任命考核官，各考所统官吏， 官吏为官一年，优者为上第，劣者为下第， “因计偕以名闻。”6年过后， “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这种考核政绩、选拔官吏的 制度，对于清明国家政治，加强行政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孟津 （今河南孟津）一带河水湍急，而历代皆以摆渡行人运货，常有覆 没之虞。杜预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这一建议刚提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有人说，孟津地属殷周右都，历代圣贤不做的事，现在怎么能做呢？杜预反 驳说，造舟为梁，乃为民造福之事。遂执意建桥。
咸宁四年秋，连日暴雨成灾，蝗虫蜂起，庄稼深受其害，难民四处逃散 就食。杜预多次上疏备陈农要，就灾民生活、治灾措施、恢复生产等作了安 排。此外，他还就边地形势，提出了排新田、兴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 课调等内以得国外以救边者凡50余条，皆为皇帝所采纳。 咸宁六年灭吴后，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于是勤于讲武，修立 泮宫 （讲武学9堂），在江汉、沿海一带置军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 持之势。又修筑水利设施，溉田万顷。南方荆蛮之地古无通途，杜预便开扬 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筑通一条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的水上 通道。南方有首民谣说： “所世无叛由桂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杜预为人接交待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行而慎于言。 晚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耽思经籍，为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 谱策，为之 《释例》，备成一家之学。当时人王济善相马、又爱马；和峤喜 聚敛，杜预便戏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晋武帝听了，对杜预说：“卿 有何癖？”回答： “臣有《左传》癖。”《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一部历代 学者推崇的学术著作，一直流传至今。 匡扶社稷 详练物务 ——李吉甫 唐代中期，曾有一位使国家“戎备完辑”、藩镇惮威、百姓称颂的宰相， 他就是 “匡扶社稷，详练物务”（《旧唐书·李吉甫传》）的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宪，唐赵郡赞皇县 （今河北赞皇县）人，生于758年，卒 于814年。李吉甫好学能文，知识渊博， 27岁为太常博士，后久任外官， 曾任忠州、彬州和饶州刺史。宪宗元和二年入为宰相，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 度使，六年正月再入为相。李吉甫为政多年，两度入相，在唐代历史上是个 很有影响的人物。 爱怜百姓，匡扶社稷。李吉甫在做外官期间，曾滞留江淮十余年，详备 民间疾苦，因而把百姓得失、社稷安危摆在国家决策的重要位置。早在淮南 节度使任上，他发现属地水利失修、旱涝为害，便组织当地民工在高邮 （今 江苏高邮）筑富人、固本塘，可灌溉田地上万顷；又根据一些漕渠不能蓄水 的情况，筑平津堰以 “防不足，泄有余”，江淮百姓深受其惠。有一年江淮 遇大旱，浙东、浙西尤甚，田畴荒废、民生难继，但是一些地方官却不为上 报，使得民不得恤、饿殍遍野。李吉甫得知后，立即上书皇帝，及时遣使分 道赈贷，方解灾民燃眉之急。 元和六年，李吉甫再度入相，他认为国家贫弱、百姓日困的原因，一是 官吏不精、流品庞杂， “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二是商贩、佛寺，杂 人科役者人数多；再加上常备军80万人，使得“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
待衣食之七、八。”遂向宪宗建议应裁减政府官吏，平制不纳税的佛寺发展。 他说，汉初置郡不过60，而今列州300，县14OO，以邑设州，以乡分县，官 吏哪有不增之理。在李吉甫的主持之下，前后减省了冗官800名，吏1400 名；并收回长安周围佛寺祠田入官，接济贫下无生的百姓。 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奏请为 “稚年夭枉”的永昌公主盖祠堂。这种 事前朝有例，德宗时曾经为义阳、义章两公主修建过祠堂120间，费钱数万。 宪宗于是同意以旧制一半的费用修建永昌公主祠堂。李吉甫听说后，认为这 件事既不合古礼又浪费钱财，力谏宪宗收回成命。他对宪宗说，小公主去世， 皇上当然是很悲痛的；但皇上以减旧制之半费用修建祠堂之事臣以为不可。 因为祠堂之设，礼典无文；德宗皇帝的做法，当时人议论就很多。过去汉章 帝时，打算为光武帝、明帝陵墓各起邑屋，东平王刘苍上疏反对。东平王是 光武帝刘秀的爱子、明帝刘庄的弟弟，贤王之心哪里能惜费于父兄呢？人君 当然要慎重从事。宪宗一听，恍然大悟，随即说，我以为只是费点钱财，所 以只考虑酌减一些用费。阅览爱卿所陈，方知无据。并决定收回成命。同时 要求李吉甫以后遇到此类事，但 “勤匡正，无谓朕不能行也。” 力削藩镇，以保社稷。宪宗嗣位时，征拜李吉甫为考功郎中，旋召入翰 林学士，转中书舍人。时藩镇割据已从 “尾大不掉”发展至公开与中央政府 作对、甚至叛乱滋事的地步。因此，如何对付藩镇，能否有效地抑制藩镇势 力，成为宪宗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久。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叛乱，李吉甫坚决 支持宪宗武力诛讨，并积极参与策划讨平之计。根据刘辟兵力部署情况，李 吉甫密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陕路入川，以分刘辟之兵力，继而一举讨平。 史称 “刘辟平，吉甫谋居多。” 元和二年李吉甫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宰相职），又策划讨 平镇海节度使李琦叛乱。当时，如何对待李琦叛乱，意见不一，为李琦游说 的人也很多，宪宗一时拿不定主意。李吉甫说，李琦不过是个庸才，他手下 的人多是亡命群盗，没有什么斗志，讨之必克，终于使得 “帝意决”。后果 果如其言，李琦为部将所杀，叛乱之军全部归降朝廷。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 据是个心腹大患，尤其德宗后帝姑息优容藩镇，助长了骄兵悍将的气势，有 的藩镇终身不易地方，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俨然是个 “独立王国”。李吉 甫为相1年多，便采取措施改换了36个藩镇，大大削弱了藩镇势力。元和六 年再任宰相对，又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听命朝廷，由于田弘正忠诚朝廷，“魏 人乐卿 （田弘正）之政，四领畏卿（田弘正）之威”。宪宗皇帝很高兴，称 田弘正为“朕之长城。” 著录图表，造福社稷。李吉甫为官期间，感于秦楚之际汉高祖攻下咸阳 后，将军们争趣府库、掠夺败物，只有萧何收取秦丞相御史图籍，因而得出 山川关隘险要、户口物资虚实，终于佐汉胜楚、取得天下。认为 “成当今之 务，树将来之务，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而 “审户口之半耗，辨州域之 疆理”，又为编撰地志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以贞观十三年 （公元639年）
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47镇，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记载府、州 与属县的等级，户、乡的数目，四至八至的方里，开元、元和的贡赋以及沿 革，山川、盐铁、垦田、军事设施，兵马配备等项，凡42卷，其中图和志 40卷，目录两卷。图的部分在北守时佚失，现虽仍称 《元和郡县图志》乃习 惯称呼。 《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和初唐李泰《括地志》相同，是正史地理志 的补充，为后来的 《太平寰字记》等书开创了先例。李吉甫反对以往重古略 今，传疑失实的地理书，着重于 “兵饷山川，攻守利害”方面。这种适用的 见解，使 《图志》不仅成为唐代一本风格独特的地理名著，也是我国现存最 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 此外，李吉甫还曾辑录两汉、魏晋、周隋故事，记成败得失为 《六代纪 略》30卷，著有 《十道图》10卷， 《古今地名》3卷， 《删水经》10卷，又 录当代户、赋、兵籍为 《元和国计簿》10卷，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著作， 惜散佚未传后世。 举废饬驰 肩劳任怨 ——张居正 明代中叶以后，官僚机构臃肿，吏治腐败，财政收入窘乏，边备废驰。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形成全面危 机。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明王朝的政治已是风雨飘摇，这时候，出现了一 些以天下为己任， “举废饬弛，肩劳任怨”的封建士大夫官僚，张居正就是 其中的一位代表。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生于1525年，卒于1582年。 张居正自幼聪明过人，15岁考中秀才，26岁中进士，46岁进入内阁，48岁 到58岁任内阁首辅 （宰相）。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爱国者；也是一位坚 定的改革家。针对万历年间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他从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明中晚期出现了少有的太平岁月。 整顿吏治，改革腐朽政治。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 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十多万官僚或 “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 恶交攻”。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明王朝统治腐朽， 所谓 “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指出，天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 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法制不行，是因为“人不力”的缘故。 为此，张居正整顿吏治，于万历元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办法很简单： 朝廷各衙门分置三本簿籍，一本登记一切公文及计划，留底以备查处；一本 交中央六部的监察机关六科备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未实行，则须申 明理由具奏候旨；一本呈送内阁以备随时考核。在用人上，张居正主张 “观
名察实”，认为“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有名无实的“名士”， 也应当作 “芝兰当路，不得不除。”通过考成法，即根据“功实”，任用官 吏，裁汰了一批 “腐儒不达时变”的官僚，为改革计划的实行提供了组织上 的保证。 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在推行考成法后，国家财政开始好转， 所以张居正说： “考成一法，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但是，当 时的赋役制度不能适应封建商品经济渐趋活跃的新变化，因为疯狂兼并土地 的贵族大地主隐瞒土地，或倚仗官绅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把一切负担统 统压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对此，张 居正认为，只有使人民 “足食”，才能做到“国富兵强”；只有改革赋税负 担，才能使人民 “足食”。而要改革赋役负担，减轻民生疾苦，必须从清丈 土地开始。于是，他在万历六年 （1578年）下令对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进行 清丈。限3年完成。并规定凡是破坏清丈者，要 “下诏切责”。清丈结果： 垦田亩数达7亿亩，较弘治十五年 （1052年）增加了28000万亩，说明把大 地主豪强隐漏的土地清查出来一部分。同时核实了贵族豪绅的税款，减轻了 农民的负担。故张居正说： “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 为不便。”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实行赋税制度的改革，于万历九 年 （1518年）在全国推行 “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赋役合并， “摊丁入亩”，“按亩征收”，“计亩征银”，按照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向国 家交纳赋税。一条鞭法虽然不可能彻底执行，但因为它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 担，简化了赋役名目和征收手续，使官吏不易与豪强地主通同作弊扰民，从 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对于挽救社会危机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 治理黄河，开发水利。明朝中叶以来，黄河不断决口，不但淹没了人民 的田土房屋，还冲淤运河，阻塞漕运。万历三年 （1575年），黄河、淮河相 继决口，水患严重、修治不力，张居正 “不忍坐视民之失所”，决定治理黄 河，为国造福、为民解忧。他不是水利专家，缺乏治河的实际经验，便推荐 水利专家潘季驯总理河漕。潘季驯以科学推算为根据，一反传统方法，提出 “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由于张居正的支持，方案得以实施并 取得成功。于是被淹没的土地田庐 “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农桑”；而 且畅通了运河，便利了漕运。既减少了人民由于水患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 也对当时国家的财政好转及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改善民族关系，巩固边防。明代最重要的边防是辽东、蓟门、宣化、大 同一带。明初，为了防止蒙古贵族的骚扰。在永乐以后，陆续完成了北方设 立辽东、大同等9个军事重镇。面临鞑靼 （蒙古族的一支）贵族的骚扰，张 居正力主抵抗。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 蓟门是京师屏障，乃军事上的要冲，张居正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守卫蓟州、 永平、山海关等处。戚继光 “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
理盐法”，并修缮长城，增筑空心敌台，全面加强了西北边防的防务。张居 正对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以了很大的支持，凡“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 经过数年的努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万历二年 （157年）戚继光一举打败兀良哈朵颜部酋长 董狐狸的入掠并迫使其投降， “终戚继光在镇”，“不敢犯蓟门”。张居正 还积极采取与蒙古族加强联系的政策，接受鞑靼的臣服，开展互市，促进了 蒙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发展了生产。使 当时明北部数千里“无烽无惊”，“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从此， 约有二、三十年间，北地无战事，从而有效地保卫了国防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整顿驿递，严肃学风。明代的交通邮政，主要依靠驿递制度，从北京到 各省干线设有许多驿站，驿站按规定供应出差官吏以马匹、船只及食宿开支， 而这一切负担均由沿线百姓负担。明初对驿递限制很严，非有军事大事，不 许驰驿。这样人民的负担相应轻些。但中晚明年，制度遭到破坏，无论什么 官吏，不管公差私事，都可随意驰驿，而且对驿站敲榨勒索、无所不为。为 整顿驿递，张居正于万历三年作出了严格规定：非公差或军务不许驰驿，即 使是官吏丁忧、起复、调任，也不许驰驿；出差官吏所需 “轿杠车马”有一 定限制，超过现定一律 “不许应付”；驿站只供应旅途生活必需的“廪粮蔬 菜”和 “油烛柴炭”，如果另有科敛，一律追究治罪。为使政令畅通，张居 正以身作则：他儿子嗣修回江陵考试，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命仆人背寿 礼骑驴回乡祝贺；弟弟居敬病回江陵调理，保定巡抚发给驰驿介绍信，张居 正立即谢绝，并去信说自己 “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这样做，既 维护了国家制度，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明代地方教育比较发达，府州县皆有学校，各有一定名额的廪膳生员， 这些生员由国家供给米粮鱼肉，一人入学，三人免役。到中晚明以后，增广 生员、附设生员等众多名目出现，生员大增，享受特权，不少人素质很差， 成为横行乡里、包揽词讼的恶霸。张居正认为，国家需要的是富有实干精神 的人才，而不是浮夸之徒。因此他要求认真选择主管学校的官吏，沙汰生员， 肃清学霸，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为地方百姓除了害。 总之，张居正的改革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载改革十年期间， 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基本平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太仓所储，足支八年”， 太仆寺积金达4百余万，真正做到了 “富国强兵”。尽管张居正不是一个十 全十美的圣人，而且曾被皇帝在其死后削爵夺号。但他能顺应民心，锐意改 革，于国于民有利，因而受到了后人的称赞与肯定。作为一代名相，张居正 爱国为民、肩劳任怨、举废饬驰、造福社稷的功绩将永存。 富国必以本业 强国必以正兵 ——徐光启
1983年，上海市徐家汇附近的南丹公园易名为光启公园，公园里一座修 葺一新的墓地，掩映地青松翠竹、绿草繁花之间，墓地前面矗立的墓碑上， 由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苏步青手书的 “明徐光启之墓”6个大字显赫夺目。 这是上海市有关部门在徐光启逝世350周年之际，为纪念这位中国近代科学 的先驱者、爱国主义的科学家而作出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徐家汇人。生于1562年，卒于1633年。 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热烈的爱国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清官。 作为一位科学家，徐光启给后人留下博大精深的宏篇巨著，诸如我国农 业科学 “百科全书”的《农政全书》、贯通中西的大型历书《崇祯历书》、 首次介绍西方的数学名著 《几何原本》以及许多军事、水利、文学等方面的 著作。这些都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宝贵财富。其中， 《农政全书》是徐光 启毕生的最主要代表作，也是我国古典农业科学史中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 巨著。 徐光启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正值明朝统治日益腐败、政治黑暗、 灾荒频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期。为了拯救国家的贫弱、人民的困苦， 缓和阶级矛盾、抵御外族入侵，维护大明江山，徐光启提出必须继承和发扬 我国古代的 “农本”思想。认为农业乃国家之本， “农者生财者也”，多次 上疏陈说 “富国必以本业”的政见。他还把自己的号叫做“玄扈”。“玄扈” 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关的灰色雀类，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 “九 扈”。徐光启自称 “玄扈先生”，意在重视农业生产，告诉人们在农业生产 活动，他发愤要编撰一本农业百科全书。 《农政全书》就是他辛勤劳动的成 果。 《农政全书》脱稿于天启六年（1620年），正式校刻于崇祯十二年（1639 年）。全书分为12目、60卷，共60余万字。书中对我国悠久的农业传统如 水利、作物栽培、土壤改良以及田间管理技术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总 结。尤其是提出了以积极的措施来防止自然灾害，结合合理施肥以改良土壤， 推广种植南方水稻、甘薯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产量。这部书在我国农业科 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徐光启对前人所著的农书资 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 《农政全书》中“杂采众家”，为祖国的农学保留 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为了写好《农政全书》，徐光启广泛涉猎资料，整天“目 不停览，手不停毫”。据统计，徐光启注明引用的书籍就达225种之多，还 有部分资料未注明征引来源。所引资料 “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 之务”。在内容上，有实用技术也有理论总结；有时期上，有前代也有当代； 在篇幅上，有些是征引片断，有些是抄录全章、全篇乃至全书；在价值上， 不少是罕见的或极罕见的，还有已经佚失的版本。所在这些，在农学史上都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徐光启不迷信、不盲目，经过自己亲自试验种植， 纠正了前人的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如北魏贾思勰在 《齐民要术》中，认为种
芜菁的节令应该是七月初种，六月、七月末种都不行。徐光启根据自己的试 验发现：七月种的芜菁，虫害很多，收成甚微；而六月种的芜菁根株稍大， 虫不能伤。因而芜菁应该在六月种。徐光启还亲自尝过许多植物的味道，并 以此判断植物的功用。在 《农政全书》中，徐光启记录了草木野菜凡414种， 且大多注明了 “叶可食”、“实可食”、“根可食”、 “花可食”、“茎可 食”，介绍了食用方法。据统计，他亲口尝过的野菜草木达57种之多。第三， 注重社会调查， “虚访勤求”，不耻下问。徐光启的儿子徐骥说：“（父） 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 必讲究精研，不穷极不已。”徐光启 “闻老农言，”记录了蝗虫的生长史； “闻老圃云”，悟出了棉花的种植方法。老农、老圃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 补充书本知识的不足，为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徐光启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徐 光启早年攻研音律、书法、文学，造诣极深。踏上官途之后，深感国家的衰 败、人民的贫困，于是 “悉弃之”，改“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 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这个方向的改变，是在其“富国足民” 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写 《农政全书》，徐光启正是立足于解决人民的生计 和国家的富强。“对农业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 在入仕为官时，他为了拯救贫民荒年之急， “令天下无饿人”，托人从福建 带来甘薯种块，亲自在家乡种植，成功后又大力推广；为了解决江南人民的 繁重赋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主张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为了资民生日用， 助国家课利，他又大力提倡广种茶树。也是为了让贫苦人民在荒年灾月能得 到温饱，他亲尝了数十种救荒植物，并在 《农政全书》中专门写了“荒政” 篇，记录了数百种救荒植物。徐光启加入天主教，有人认为是单纯的宗教信 仰，其实，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更多的 科学知识，介绍给祖国人民，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同意大利传教士 利玛窦一起翻译 《几何原本》（前六卷），是因为他感到数学“无不赖以为 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可以 “济时适用”。例如数学与天文气象、测 量和水利、音乐、军事制造、会计、建筑工程、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医学、 钟表制造等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说，数学应于天文气象上， “则一切晴 雨水旱，可以约略豫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地大有利益”。数学运用于 水利上，“可以测量水利，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 有益民事。”因而他不仅致力于数学研究，还大力提倡人们学习数学。他与 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撰写的 《泰西水法》，也是为了学习和运用西方 水利学原理和工程学知识，来达到 “富国足民”的目的。徐光启看到农民决 心要创造一种先进的水利器械。当熊三拔为其真诚爱国、爱民所感动，向他 讲授了西方的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等器械之后，他便节衣缩食、反复试 验，成功地仿造出来。如玉衡车 “一人用之，可当数人，若以灌畦，约省夫 力五分之四。高地植谷，家有一井，纵令大旱，能救一夫 （百亩为夫）之田；
数家共井，亦可无饥饿流亡之患；若资饮食，则童幼一人，足供百家之聚也” （《农政全书·卷十九》）他撰写《拟上安边御虏疏》等长篇军事论文，也 是苦于倭寇践国土而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徐光启的家乡上海，是遭 受倭寇扰乱的地方，他青年时代就以天下为己任， “时览兵传”。入翰林院 时，徐光启对国家前途无限关切， “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 言富强之术：富强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努尔哈 赤在东北大败明军，京师震恐，徐光启满怀爱国热忱，痛切陈词，表示自己 “志图报国”的决心，并提出“正兵”的措施，亲自担任兼河南道监察御史， 直接管理练兵事务。在军费拮据、“兵欲哗为乱”的情况下，他倾其所有“捐 俸金四百余两”，表现了他炽热的爱国之心。 作为一位著名的清官，徐光启给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徐光启晚年曾 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又兼礼部尚书，相当于间相之职。尽管他职 高位显，生活依然极其简朴，逝世后， “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官邸萧 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 “获视含殓，视笥中惟敝衣几袭， 银一两而已”。这就是说，一两银子、几件旧衣服、著述手稿，就是徐光启 留给他家人的全部遗产，就是一位宰相官为宦多年的全部家当。正如有人评 价的那样： “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 （许友根）
五、礼贤任能 慧眼识人 举目世界，凡国家、民族的兴盛，无不与人才的使用和发展息息相关。 无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时下的国家元首，谁能够慧眼识人，礼贤任能，谁 就掌握了主动，有了治国的保证。我国历史上的齐桓公、汉武帝、曹操、李 世民，之所以大有作为，他们慧眼识人、礼贤任能，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 因。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姬 旦 姬旦，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 （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公、周公旦。是 西周初期著名政治家，周文王第四子。文王虽临终托政于次子姬发（周武王）。 但文王对姬旦极为赏识，是左右手之一。 姬旦极力辅佐其兄周武王伐商，多次建立奇功。周武王死后，其子姬诵 即位，是为周成王。因成王年幼，一切当朝政事皆由姬旦定夺，实为摄政王， 主持朝政。周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反对，发动叛乱，被姬旦讨平。嗣 后，他加强了对顽民的监督，全面实行封邦建国方针，封区范围先后建置71 国，并普遍实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奴隶制国家的经济 基础。后期，他的主要精力是致力于制礼作乐，建立种种典章制度。在整个 从政生涯中，他注重选贤任能，大大巩固了奴隶主的阶级统治。 （一）广招人才。姬旦所处的是西周初期进入强盛的时代。在用人方面， 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基本上仍是沿袭了商朝世袭制度的用人方式，广泛推行 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从天子到各 诸侯、卿、士的权位都采用的由嫡长子继承的办法。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光 靠这种世袭世卿是不够的。于是姬旦注意在可能的范围内招用天下人才。《孔 子集语》中孔子曰： “犹从周公为天下贵，则以周姓为多，异性为寡也。” 《史记》中《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说“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周姓五 十五。”周时， “庶邦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周书·武成》），“式商 受命，奄甸万姓 （《周书·立政》）这里“多”、“百之五十五”以外，“百 工”、 “万姓”就不全是世袭，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招用天下之才。 （二）礼贤下士。由于商纣王排斥人才，自我孤立，而失天下，姬旦与 其兄姬昌大力招募人才，收买人心。特别是传说中的姬昌得到姜子牙 （吕公 望），委以重任，言听计从，从而大大加强了西周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成为 历史上流传千古的人才佳话。姜子牙与姬旦一起，先是辅佐文王，后又快助 武王，建立了西周大业。据 《史记·鲁世家》载周公礼贤下士，甚至一沐三 握发，一饭三吐哺，以迎接招呼客人。
（三）明德慎罚。人才，当然要有才，但在用人方面，须更注重于德。 这一点古人早就明了，并从尧舜开始就一直沿袭下来。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 的阶级地位，十分重视人才 “德”的考核，并把“德”作为人才选择的首要 条件。姬旦在用人时反复强调 “明德慎罚”，以德为先、为重。而“慎罚”， 这是很可贵的。就是对待被称之为“顽人”的敌人殷人，他也实行所谓的“义 刑义杀”，很得人心。 （四）官学教育。我国自奴隶社会建立以后，就开始出现了教育贵族子 弟，以培养后备官吏的制度。这种教育的对象虽仅为贵族子弟，但就其教育 本身来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种制度发展到西周，在姬旦还政周成王以 后，便主持以制礼作乐为内容之一的官学教育。他把西周官学分为大学、小 学，设在周天子天畿内的大学称为 “辟雍”，设在各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 宫”，比这两类学校档次低的统称为小学。教育的内容，除了礼、乐以外， 还身射、御、书、数，合称 “六艺”，其中特别注意“忠”、“孝”，提倡 “尊尊”、“亲亲”，对巩固西周天子的统治地位起了重大作用。 选贤用能 改革图强 ——姜小白 春秋时期，威振四方的齐国国君齐桓公，豁达大度，任用曾与其敌对的 管仲为相改革国政。他盛精图治、九合诸侯，使齐国一跃成为称雄中原的强 国。 齐桓公，姓姜，名小白，前685到前643年在位为齐国的国君，他的即 位历史上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齐在襄公时已相当强盛，灭纪伐卫 （今河南濮阳县境内），又征服了鲁 国，几为中原霸主。但好景不长，襄公贪色，滥杀大臣，内乱此起彼伏，弟 弟们恐怕将来招祸，就逃出齐国。二弟公子纠，逃到鲁国，由管仲、召忽任 他的老师；三弟公子小白，避祸奔莒，鲍叔牙任他的老师。前686年冬，齐 国发生内乱，襄公被杀，齐国无首。襄公既死，由谁来继承君位呢？齐人准 备接回年长于公子小白的公子纠立为国君，但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策划与高 、国氏二臣的帮助下抢先回到了齐国。途中，公子小白还挨了公子纠的师 傅管仲一箭，箭正好射中小白的腰带钩，小白自知寡不敌众，为了麻痹对方， 他顺势倒下，惨叫装死。管仲被此迷惑，没有追击。小白得以幸免，取得君 位。 公子小白继位后，立即派兵抵挡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部队，结果鲁军大队， 齐军乘胜追击至鲁，要求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鲁国慑于威力，只好把公 子纠杀死，并交出管仲。桓公本想杀了管仲，以报一箭之仇，后听信了大夫 鲍叔牙的劝谏，欣然接受管仲，并以隆重的礼节任管仲为大夫，命其主持政
务。表现出了齐桓公不记前愆的坦荡胸怀和爱才任贤的用人之道。 管仲接任后，不负桓公之愿望，竭力辅佐桓公，以报不杀之恩。桓公也 如虎添翼，依靠管仲、鲍叔牙、隰朋、高 等人修治齐国，整顿内政，全面 地实行了改革。在政治方面，规定士农工商 “勿使杂处”，确立“处工，就 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使民不相混杂，相互之间不会受到 影响。在经济方面，除继续维持 “井田畴均”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外，对鄙野 出现的大量私田，实行“相地而辞征”的税收政策，即按士质肥瘠征税。还 规定由官吏统一管理山林河泽，并鼓励开矿铸钱，煮海为盐，奖励盐铁，鼓 励贸易。在军事方面，实行 “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制度，即在国内 采用轨 （5家为轨、设轨长）、里 （10轨为里，设有司）、连 （4里为连， 设连长）、乡 （10连为乡，设乡良人）的军事编制，层层节制。春天打猎时， 整顿军队；秋天打猎时练兵习武。这样，不仅密切了兵士之间的关系，使他 们能够团结对敌，而且提高了军事素质，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齐国通过大 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很快收到了 “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这 为齐桓公争夺霸主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也表明了他爱惜才能、唯才是用 的道理所在。 前684年，即管仲到齐的第二年，齐桓公认为国力日强，平定诸侯纷争， 称雄中原的时机已到，在管仲等大臣的协助下，出兵伐鲁，战于长勺 （在山 东省境内），被鲁国击败。齐伐鲁虽然受挫，但齐桓公扩张称霸的决心没有 变。故于前681年春在北杏 （今山东东阿县北）召集宋、陈、蔡、邾等国共 同决定宋国君位，实质上是让与会诸侯推举桓公为首领，承认其霸主地位。 会前通知了8个国家，但到会的却只有4个。桓公恼羞成怒，决定对鲁、卫、 曹、郑等未参加会盟的诸侯采取行动，迫使其就范。桓公根据管仲的意见， 首先对鲁用兵，鲁军大败。鲁庄公向齐国告饶，与齐在柯地 （今山东阳谷东 北）会盟。会盟那天，齐桓公耀武扬威，端坐台上，而鲁庄公则唯唯诺诺站 立台下。正要歃血为盟，突然鲁国大夫曹沫 （即曹刿）一手持匕首，一手扯 住齐桓公，声色俱厉地说： “齐鲁要订立盟约可以，但要把你们侵占我们汶 阳的田地交还。”齐桓公没有准备，吓得目瞪口呆，傲气大煞。在管仲示意 下只好答应，曹沫这才放手作罢。 “曹沫劫桓”，使桓公在诸侯国面前丢了脸，但桓公能够不违背诺言交 还鲁地，却赢得了诸侯国的信任。在这之后，齐国的力量日益强大，在诸侯 国中的作用更加举足轻重。它先后制服了宋、卫、郑等国。前679年，齐、 宋、陈、郑再次会盟于鄄，齐国称霸的局面开始形成。 齐桓公降服别国召集会盟，是利用周天子给齐国的特权，打着周天子的 旗号，在 “尊王攘夷”的名义下行令诸侯的。他依仗国体强大，联合燕国打 败山戎；又联合宋、曹等国制止了北狄的扰害。 “存邢救卫”又为邢、卫两 国筑了新的城邑，使 “邢迁如旧，卫国忘亡”，从而保证了这一地区的安定 和经济的发展，使邢、卫更加依附于齐。
前656年，称霸后的齐国，组成齐、鲁、宋、郑、陈、卫、许、曹等联 军，侵蔡伐楚。蔡军败北，楚军胆颤心惊，不敢应战。楚成王两次派使者与 以齐军为首的诸侯军讲和，桓公只得与楚国在召陵订立盟约：楚国承认了桓 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这使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前651年，齐又召集鲁、宋、卫、郑、许、鲁等国在葵丘会盟，周天子 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盟。周襄王为了感谢齐桓公对他的支持，特地派宰孔给 桓公送去祭肉，桓公也借此演出了一场 “尊王”闹剧。当宰孔手拜祭肉赐与 桓公时桓公要下阶行拜礼，宰孔忙止住说： “天子说，伯舅年纪大了，加赐 爵位一级，不要下拜。”但桓公听了管仲的进言却对宰孔说： “老天在上， 威严不可违，我小白哪敢贪享王赐，而不尽为臣之职呢？”于是，急忙下阶， 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享。诸侯见此，心里都暗自佩服齐桓公尊王有礼，其 表演令人激动，赢得了人心。这年秋天，齐桓公与各诸侯再次在葵丘结盟。 盟辞说： “凡参加同盟各国，既盟之后要言归于好，不要相互攻击。”强调 了周襄王的禁令：各国间不要堵塞河流，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废嫡立庶以妾 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国事。这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也是他霸业到 达顶峰的时期，历史上称之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前642年冬，齐桓公病死，内部争权随起，国家大乱，齐国的霸主地位 也宣告结束。 齐桓公知人善任、治国有方；九合诸侯、称雄中原。但他毕竟是一位君 主专制时代的君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他对外扩张、欺凌弱小，对其它诸 侯国肆意讨伐，给别国人民造成灾难，这是他无法解脱的罪责。今天，我们 仍可借鉴他改革之良策，招贤用能之道。 招贤纳士 功标青史 ——刘 彻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明君贤相不知凡几，有光辉业绩者更不乏其人。 但像汉武帝那样招贤纳士，广开言路，唯才是用的一代君王还实属少有。人 们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 制国家，由秦始皇建立，而由汉武帝巩固下来。 汉武帝名刘彻，是景帝刘启之次子，生于前 156年，卒于前87年。由 于皇族内争，景帝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3岁时被封为胶东王的刘彻，6岁时 一跃而成为太子。前141年，16岁的太子刘彻，已成长为英雄少年，政治上 趋于成熟。景帝破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冠礼。不幸的是冠礼后不久，48岁的 景帝“驾崩”未央宫。从此，16岁的皇帝刘沏，便担当起了治理天下的重任。 开始，由祖母窦太后调理朝政。5年后太后死去，21岁的汉武帝亲主朝事。 在位 54年 （至前 87年），占西汉王朝1／4时间。
汉武帝时代，是中央集权日臻巩固时期。“文景之治”使社会繁荣昌盛， 人民富足，仓廪充实。在此情况下，如何把国家推向鼎盛，使国威远扬，这 是汉武帝施展雄才的机会。为此，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卓越的 成就。 在政治上，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 “推恩令”，限制相权，加 强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上，打击豪强大族、富商大贾，增加国家的财政收 入，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思想文化上，接受董仲舒“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成为当时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汉武 帝在 “文治”的基础上还开创了他的 “武功”大业，开始了对匈奴的用兵和 领土扩张，从而使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 汉武帝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他在改革中重视了人才的发 现、举荐和使用。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 用之目的，汉武帝对汉初的选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注意选拔人才，充 实官僚机构。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 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 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 可在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汉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 选”。 “任子”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官吏举自己子弟为官；“赀选”是符合一 定条件的商人向政府交纳一定资财，即可为官。这种做法难于选拔到真正的 人才。汉武帝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的选择官吏的制度。第一实行 察举制度。他下诏令丞相、御史、郡守、诸侯王等举荐贤良方正，各郡国每 年举孝、廉各一人，经过皇帝亲自考核，委以官职。思想家董仲舒和丞相公 孙弘就是通过这种招试贤良的方法做了汉武帝的大臣的。为了保证这一制度 的执行，汉武帝严令各郡国按要求举荐孝廉，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 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第二实行“征召”制度。征召那 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 与此相配合的还有 “公车上书”之制，规定如有人能直接向皇上上书，提出 有益于国家社稷意见的，受皇上嘉许，也可以任官。如田千秋上书称旨，即 由郎官升为大鸿胪，数月而成为丞相。此外，东方朔、汲黯也是通过这种方 式踏入仕途的。第三是博士弟子制度。前124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公孙 弘的建议，在长安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并为博士馆招收弟子50名；各郡 国也选拔一些有作为的青年到京城与博士弟子一起学习。这些弟子每年考试 一次，凡能精通一经的，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秀者可升为郎官。这 种选官的办法，能及时发现人才，使人才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使一般 学士或中小地主中的优秀学士有机会进入各极政权机构。 汉武帝求贤若渴，选官不拘一格，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地位，而看重人 的价值。如主父偃，原来家庭贫穷，借贷无门，处处受人冷遇。但他直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