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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人，除了佣人之外，都欢喜她，祖父因为宠我，更是宠她。奶娘一定要吃好的，为的是使乳水充足；要穿新的，为的是要干净。父亲不常回来，回来时看见我肥胖有趣，也觉得这奶妈不错。母亲对谁都好，对她更是格外的宽厚。奶娘常和我说：“你妈妈是个菩萨，做好人没有错处，修了个好丈夫，好儿子。就是一样，这班下人都让她惯坏了，个个作恶营私，这些没良心的人，老天爷总有一天睁开眼!”

那时我母亲主持一个大家庭，上下有三十多口，奶娘既以半主自居，又非常的爱护我母亲，便成了一般婢仆所憎畏的人。她常常拿着秤，到厨房里去称厨师父买的菜和肉，夜里拍我睡了以后，就出去巡视灯火，察看门户。母亲常常婉告她说：“你只看管荣官好了，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何苦来叫人家讨厌你。”她起先也只笑笑，说多了就发急。记得有一次，她哭了，说：“这些还不是都为你!你是一位菩萨，连高声说话都没说过，眼看这一场家私都让人搬空了，我看不过，才来帮你一点忙，你还怪我。”她一边数落，一边擦眼泪。母亲反而笑了，不说什么。父亲忍着笑，正色说：“我们知道你是好心，不过你和太太说话，不必这样发急，‘你’呀‘我’的，没了规矩!”我只以为她是同我母亲拌嘴，便在后面使劲的捶她的腿，她回头看看，一把拉起我来，背着就走。

说也奇怪，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大约是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位堂哥哥带我出去逛街，看见一家日本的御料理，他说要请我吃“鸡素烧”，我欣然答应。脱鞋进门，地板光滑，我们两人拉着手溜走，我已是很高兴。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和堂哥对跪在矮几的两边，上下首跪着两个日本侍女，搽着满脸满脖子的怪粉，梳着高高的髻，油香逼人。她们手忙脚乱，烧鸡调味，殷勤劝进，还不住的和我们说笑。吃完饭回来，我觉得印象很深，一进门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的奶娘。她素来是爱听我的游玩报告的，这次却睁大了眼睛，沉着脸，说：“你哥哥就不是好人，单拉你往那些地方跑!下次再去，我就告诉你的父亲打你!”我吓得不敢再说。过了许多日子，偶然同母亲提起，母亲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还向奶娘解释，说：“侄少爷不是一个荒唐人，他带荣官去的地方是日本饭馆子；日本的规矩，是侍女和客人坐在一起的。”奶娘扭过头去说：“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太太，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哪里知道这些事呀!告诉您听吧，东洋人就没有一个好的：开馆子的、开洋行的、卖仁丹的，没有一个安着好心，连他们的领事都是他们一伙，而且就是贼头。他们的饭馆侍女，就是窑姐，客人去吃一次，下次还要去。洋行里卖胃药，一吃就上瘾。卖仁丹的，就是眼线，往常到我们村里，一次、两次、三次，头一次画下了图，第二次再来察看，第三次就竖起了仁丹的大板牌子。他们画图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偷偷看过，哪地方有树，哪地方有井……都记得清清楚楚。您记着我的话，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父亲在旁边听着，连连点头，说：“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奶娘因为父亲赞成她，更加高兴了，说：“是不是?老爷也知道，我们那几亩地，那一间杂货铺，还不是让日本人强占去的?到东洋领事那里打了一场官司，我们孩子的爸爸回来就气死了，临死还叫了一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您看，若不是……我还不至于……”她兴奋得脸也红了，嘴唇哆嗦着，眼里也充满了泪光。母亲眼眶也红了。父亲站了起来，说：“荣官，你带奶娘回屋歇一歇吧。”我那时只觉得又愤激又抱愧，听见父亲的话，连忙拉她回到屋里。这一段话，从来没听见她说过，等她安静下来，我又问她一番。她叹口气抚摩着我说：“你看我的命多苦，只生了一个女儿，还长不大。只因我没有儿子，我的婆婆整天哭她的儿子，还诅咒我，说她儿子的仇，一辈子没人报了。我一赌气，便出来当奶娘。我想奶一个大人家的少爷，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堵了我婆婆的嘴，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你大了……”我赶紧搂着她的脖子说：“你放心，我大了一定去跨海征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眼泪滚下了她的笑脸，她也紧紧的搂着我，轻轻的摇晃着，说：“这才是我的好宝贝!”

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我从来不肯买日本玩具，也不肯接受日货的礼物。朋友们送给我的日俄战争图画，我把上面的日本旗帜，都用小刀刺穿。稍大以后，我很用心的读日本地理，看东洋地图，因为我知道奶娘所厚望于我的，除了“做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以外，还有“跨海征东”这一件事。

我的奶娘，有气喘的病，不服北方的水土，所以我们搬到北平的时候，她没有跟去。不过从祖父的信里，常常听到她的消息，她常来看祖父，也有时在祖父那里做些短工。她自己也常常请人写信来，每信都问荣官功课如何，订婚了没有。也问北方的佣人勤谨否。又劝我母亲驭下要恩威并济，不要太容纵了他们。母亲常常对我笑说：“你奶娘到如今还管着我，比你祖父还仔细。”

母亲按月寄钱给她零用，到了我经济独立以后，便由我来供给她。我们在家里，常常要想到她，提到她，尤其是在国难期间，她的恨声和眼泪，总悬在我的眼前。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五四”那年，学生游行示威的时候，同学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却心里在喊“打死东洋鬼”。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

抗战的前两年，我有一个学生到故乡去做调查工作，我托他带一笔款子送给我的奶娘，并托他去访问，替她照一张相片。学生回来时，带来一封书信，一张相片，和一只九成金的戒指。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那一双老眼却还是笑成两道缝。信上是些不满意于我的话，她觉得弟弟们都结婚了，而我将近四十岁还是单身，不是一个孝顺的长子。因此她寄来一只戒指，是预备送给我将来的太太的。这只戒指和一只母亲送给我的手表，是我仅有的贵重物品，我有时也戴上它，希望可以做一个“娶媳妇”的灵感!

抗战后，死生流转，奶娘的消息便隔绝了。也许是已死去了吧，我辗转都得不到一点信息。我的故乡在两月以前沦陷了，听说焚杀得很惨，不知那许多牺牲者之中，有没有我那良善的奶娘?我倒希望她在故乡沦陷以前死去。否则她没有看得见她的荣官“跨海征东”，却赶上了“东洋人造反”，我不能想象我的亲爱的奶娘那种深悲狂怒的神情……

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征东之期，不再远了!

张嫂

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

我住在这祠堂的楼上，楼下住着李老先生夫妇，老张他们就住在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

祠堂的小主人，是我的学生，他很殷勤的带着我周视祠堂前后，说：“这里很静，×先生正好多写文章。山上不大方便，好在有老张他们在，重活叫他做。”老张听见说到他，便从门槛上站了起来，露着一口黄牙向我笑。他大约四十上下年纪，个子很矮，很老实的样子。我的学生问：“张嫂呢?”他说：“挑水去了。”那学生又陪我上了楼，一边说：“张嫂是个能干人，比她老板伶俐得多，力气也大，有话宁可同她讲。”

为着方便，我就把伙食包在李老太太那里，风雨时节，省得下山，而且村店里苍蝇太多，夏天尤其难受。李老夫妇是山西人，为人极其慈祥和蔼。老太太自己烹调，饭菜十分可口。我早晨起来，自己下厨房打水洗脸，收拾房间，不到饭时，也少和他们见面。这一对老人，早起早睡，白天也没有一点声音，院子里总是静悄悄的，同城内M家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我觉得十分舒适。

住到第三天，我便去找张嫂，请她替我洗衣服。张嫂从黑暗的小屋里，钻了出来，阳光下我看得清楚：稀疏焦黄的头发，高高的在脑后挽一个小髻，面色很黑，眉目间布满了风吹日晒的裂纹；嘴唇又大又薄，眼光很锐利；个子不高，身材也瘦，却有一种短小精悍之气。她迎着我，笑嘻嘻的问：“你家有事吗?”我说：“烦你洗几件衣服，这是白的，请你仔细一点。”她说：“是了，你们的衣服是讲究的——给我一块洋碱!”

李老太太倚在门边看，招手叫我进去，悄悄的说：“有衣服宁可到山下找人洗，这个女人厉害得很，每洗一次衣服，必要一块胰皂，使剩的她都收起来卖——我们衣服都是自己洗。”我想了一想，笑说：“这次算了，下次再说吧。”

第二天清早，张嫂已把洗好的衣服被单，送了上来——洗的很洁白，叠的也很平整——一摞的都放在我的床上，说：“×先生，衣服在这里，还有剩下的洋碱。”我谢了她，很觉得“喜出望外”，因此我对她的印象很好。

熟了以后，她常常上楼来扫地，送信，取衣服，倒纸篓。我的东西本来简单，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她都知道。我出去从不锁门，却不曾丢失过任何物件，如银钱，衣服，书籍等等。至于火柴，点心，毛巾，胰皂，我素来不知数目，虽然李老太太说过几次，叫我小心，我想谁耐烦看守那些东西呢?拿去也不值什么，张嫂收拾屋子，干净得使我喜欢，别的也无所谓了。

张嫂对我很好，对李家两老，就不大客气。比方说挑水，过了三天两天就要涨价，她并不明说，只以怠工方式处之。有一两天忽然看不见张嫂，水缸里空了，老太太就着急，问老张：“你家里呢?”他笑说：“田里帮工去了。”叫老张，“帮忙挑一下水吧。”他答应着总不动身。我从楼上下来，催促了几遍，他才慢腾腾的挑起桶儿出去。在楼栏边，我望见张嫂从田里上来，和老张在山脚下站着说了一会话。老张挑了两桶水，便躺了下去，说是肚子痛。第二天他就不出来。老先生气了，说：“他们真会拿捏人，他以为这里就没有人挑水了!我自己下山去找!”老先生在茶馆里坐了半天，同乡下人一说起来，听说是在山上，都摇头笑说：“山上呢，好大的坡儿，你家多出几个钱吧!”等他们一说出价钱，老先生又气得摇着走，走上山来，原来比张嫂的价目还大。

我悄悄的走下山去，在田里找到了张嫂，我说：“你回去挑桶水吧，喝的水都没有了。”她笑说：“我没有空。”我也笑说：“你别胡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以后挑水工钱跟我要好了，反正我也要喝要用的。”她笑着背起筐子，就跟我上山——从此，就是她真农忙，我们也没有缺过水——除了她生产那几天，是老张挑的。

我从不觉得张嫂有什么异样，她穿的衣服本来宽大，更显不出什么。只有一天，李老太太说：“张嫂的身子重了，关于挑水的事，您倒是早和老张说一声，省得他临时不干。”我也不知应当如何开口，刚才还看见张嫂背着一大筐的豆子上山，我想一时不见得会分娩，也就没提。

第二天早起，张嫂没有上来扫地。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见老张提着一小篮鸡蛋进门。我问张嫂如何不见?他笑嘻嘻的说：“昨晚上养了一个娃儿!”我们连忙给他道贺，又问他是男是女。李老太太就说：“他们这些人真本事，自己会拾孩子。这还是头一胎呢，不声不响的就生下来了，比下个蛋还容易!”我连忙上楼去，用红纸包了五十块钱的票子，交给老张，说：“给张嫂买点红糖吃。”李老太太也从屋里拿了一个红纸包出去，老张笑嘻嘻的都接了，嘴里说：“谢谢你家了——老太太去看看娃儿吗?”李老太太很高兴的就进到那间黑屋里去。

我同李老先生坐在堂屋里闲谈。老太太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进门就说：“好大的一个男孩子，傻大黑粗的!你们猜张嫂在那里做什么?她坐在床板上织渔网呢，今早五更天生的，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她又做起活来了。她也不乏不累，你说这女人是铁打的不是!”因此就提到张嫂从十二岁，就到张家来做童养媳，十五岁圆的房。她婆婆在的时候，常常把她打得躲在山洞里去哭。去年婆婆死了，才同她良懦的丈夫，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算起来，她今年才廿五岁。

这又是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我以为她已是三四十岁的人，“劳作”竟把她的青春，洗刷得不留一丝痕迹!但她永远不发问，不怀疑，不怨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挑水，砍柴，洗衣，种地，一天里风车儿似的，山上山下的跑——只要有光明照在她的身上，总是看见她在光影里做点什么。有月亮的夜里，她还打了一夜的豆子!

从那天起，一连下了五六天的雨。第七天，天晴了， 我们又看见张嫂背着筐子，拿着镰刀出去。从此我们常常看见老张抱着孩子，哼哼唧唧的坐在门洞里。有时张嫂回来晚了，孩子饿得不住的哭，老张就急得在门口转磨。我们都笑说：“不如你下地去，叫她抱着孩子，多省事。她回来又得现做饭，奶孩子，不要累死人。”老张摇着头笑说：“她做得好，人家要她，我不中用!”老张倒很坦然的，我却常常觉得惭愧。每逢我拿着一本闲书，悠然的坐在楼前，看见张嫂匆匆的进来，忙忙的出去，背上，肩上，手里，腰里，总不空着，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

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的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的说：“我吗?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空屋

虹和我把我们一生的欢乐和希望，寄托在这一所空房子上面——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所房子，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一座极合于理想的小家庭住宅：背倚着山，房子盖在斜坡上，门对着极凹的山谷。这山峰、山坡、山谷上都满长着青松。山上多雾多风多雨，这房子便幽幽的安置在松涛云海之间。附近并无人家，一条羊肠小径，从房子底下经过。大门是树身钉成的一个古雅的架子，除天生的几丛竹子外，没有围墙。几十级石阶，三四个曲折，便升到这房子的廊上，门窗很大，很低，棂木都是冰纹式的，精雅得很。隔着玻璃望进去，一色的淡黄色的墙壁，和整齐的地板，左首是前后两间，光线很好。右首是横方形的一大间，后墙上有一个大壁炉。这大间的后面，是横断的两间，右边是屋子，左边是通后院的甬道。绕过廊子，推开后院的小门，就看见和前面房子只隔着一条仄小的院子，紧靠着山壁，还有一排三间小屋子，是预备做厨房和下房用的。

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最理想的和我共营生活的一个女性：她不是太健康，也不算太美丽，但她有着极灵活的风度，极动人的颦笑，和极潇洒的谈锋。她的理想，她的见解，有许许多多和我相同的地方。一想到她，会使得我哭，也会使得我笑，她在我心里，是这样的生着根，假如我失掉她……呵，我不能想象……虽然她还有一个半身不遂的母亲，一个白痴的哥哥，和一个生着肺病的妹妹，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自己呢?总算是一个向上的青年，我是一个学化工的大学生，毕业后在这山上的化工试验所，做着研究的工作。我没有一切的恶习惯和不良的嗜好，我尊重我的事业，我不爱钱。我相信我若埋头苦干，我是不会辜负我的国家，我的社会的……虽然我有一个老病的父亲，骄奢的继母，和五个幼小的弟妹……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我能和我的虹，永远关闭在这所幽雅的屋子里，环境和同伴，就会把我们的精神和勇气，鼓励振作了起来。我们一同看书，一同谈话，一同研究学习，我们就是拉着重担的小牛，也要是一对快乐合作的牛，喜喜欢欢的流汗喘息前进!

这房子，据说是一个大官兼巨商的产业，是他的左右替他盖的。这不过是他许多别墅中最小最简陋的一座，他自己连看也没有看过，好几年空在那里。当然他也许会来住，也许会让给朋友住，但只要目前是空着，虹和我能常去走走，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房子离我们的试验所，只有半里路。在两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工余在这条小径上散步，松影中抬头瞥见，偶然拾级而登，周视之下，十分叹赏，但那时还不过是叹赏而已。直到去年的一个月夜，因为躲避空袭，和虹在这廊上，抱膝对坐，谈到深夜，这窗影，这檐风，这满山的松月，和虹的清脆的语声，以及她带笑含忧的侧影，便把我整个灵魂，旋卷了起来，推塞在这所空房子里面……

虹做着教师的那个家庭，离这房子也不过有一里多路。我们第一次相逢，是在这山坡上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带着一大包的文书，她带着三四个孩子。我们洞内的座位，恰巧相连。关闭的时间太久了，当她的学生们，焦躁吵闹的时候，我便讲些故事给他们听。我素来是喜欢小孩子的，和他们说得很热闹，根本没有注意到黑暗中默坐的女教师!等到警报解除，大家挤到洞口，虹拉着孩子，向我道谢。她的腼腆笑容，和洞外的阳光一样的耀眼。从那时起，我们在洞里洞外，都常常招呼，谈话。

这一个夏天，我忽然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工作之中，常常忍不住微笑，口里常常吹着短歌。接到诉苦催款的信，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睡眠，粗恶的饮食，也能下咽，而且吃得很多。我觉得我是在幸福中饮食，在幸福中眠起，世界上只要有着虹和我，其他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虹和我第二次去看那房子，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们约定在那廊上野餐，我带的是两斤大饼，半斤酱牛肉，和一瓶水。虹带着一包花生和几块糖。那时我们彼此都已知道对方是拉着一车重担的小牛，更不在这些事上客气，而且我们都吃得十分香甜。吃过了野餐，我带着虹从后门进去，细细的看了每一间屋子。虹张着一双大眼，不住的赞叹这建筑师的缜密的心思。那天她穿着一件淡黄色沿黑边的单衫，散发披肩，双颊上有着一层不常见的健康的红润。她兴奋的指划着说：“你看这方向多好，整个房子朝着东南，这东南角的屋子正好做书房，东窗前可以放一张大大的书桌，四墙嵌上矮矮的书橱，南窗下再放一张小小的茶几，几张小椅子，这屋子就不必再有别的陈设了。”一转身她又往后走，嘴里说：“这间朝南的房子，正好做卧房，阳光也好，配上浅红色的窗帘，矮床，摇椅，和一张小巧的梳妆台，空气就非常的柔静。最好的还是外面的一大间……”她说着又走到外面大屋子里，倚着窗口，回头笑说：“这四周松影太浓了，这间要挂上彩云式的窗帘，才显着光亮。买白布来，拿油彩画上去，这样，无论屋里插什么颜色的花草，全都合式。壁炉上挂上蒙娜?丽莎(Ｍｏｎａ　Ｌｉｓａ)的画像，再配上一对淡黄色的蜡烛，该多么淡雅!看这壁炉，多大，多简朴!山后有的是乱柴，去捡些来，冬天阴雨的黄昏，把壁炉点上，不点灯，在炉火中品茶，听雨，呵，听到半夜我也愿意……”她呼吸有些急促，不住的说了下去。

我一声不响的看着她，这少女多么美丽，多么聪明!她竟在这空屋里，用幻想布置了一个最美丽的住宅……我快乐得微笑了，我说，“虹，等明儿我攒够了钱，把这所房子买下来，接你来住!”她惊异的抬起头来望着我，脸上忽然盖上一层更深的红晕。我知道我说错了话，赶紧接着说：“你既然如此喜欢，我买了这房子，分租给你。”她才笑了一笑，但立刻又皱起眉来，心不在焉的往外走，我也便跟到廊外，我们都沉默了下来。本来么，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我爱她，她也没有说过她爱我，其他的更谈不到了。不过，只要我们心里都明白，都了解，一切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此后我们又去过许多次。这一夏天，空袭太多了，我不能工作，她也没有教书，但我们都不到防空洞里去，山上本来安全，这院里又是最幽静的地方，在阳光和月色下，我们就坐在廊栏上闲谈。虹在庭院布置上，又添了许多意见：廊下要种些玫瑰，竹边要栽上美人蕉，石阶两旁要植些杜鹃，剪平了便是天然的短墙……我总是微笑的听着，这种谈话，总继续到警报解除为止。

雾季来临，空袭没有了。我赶着补做实验室里的工作，虹也给学生赶补功课，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但在忙逼劳碌之中，我的心中，总憧憬着那在幻想中布置起来的房屋和庭院，和在房里院中欢笑行走的虹。这憧憬使我沉迷，使我陶醉，一想起来，胸头便热烘烘的!

春天该是更快乐的了，而我的心里，却加上一层重压。上海家的来信，总是提到生活越来越高，父亲的宿疾也越来越重，债是借到无可再借，希望我能够寄点钱回去。否则不但弟妹们要失学，就是全家也眼看着要断炊了。

虹呢，本来她的一家住在南岸她的表兄的工厂里。她的表兄是个厂长，手头很丰裕，待她一家也极好，但她的表嫂于春初亡过了，没有人理家。在周末，虹就常常到南岸去，回来时总是很忧郁，很沉默，难得看见她快乐的笑容。我们渐渐的感到“现实”的箍儿，越箍越紧，虽然我们还挣扎着往幻想的道上走……

暑期中，虹住在南岸，我去兰州赴了工程师学会年会；顺便在西北考察了一趟。回到山上，在初秋阴雨的黄昏，在我杂乱的书案头，拆开了两封信。第一封是我叔叔的，上面写：

颖侄惠青：前得汝父自上海来函，道及近来家计，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深以汝历年只知自己前途，不念家庭负担为憾!叔亦老也，家中食指浩繁，势难兼顾，研究所中薪水太薄，不足久恋，兹已为侄在××银行，谋得助理员之职，地位虽低，而薪津分红，平均每月可在三万元左右。此事之成，半由机缘，半由面子，万勿再以“兴趣”“事业”为辞，坐失机会!望即日辞职，进城报到，切要切要。

叔字

第二封是虹的，只短短的几个字：

颖：我昨天已辞了这里的事，打算回到南岸去久住了，明天下午请到那空屋廊上相见，即便话别，心乱如麻，一切面述。

虹〓即日

我拿着这两封信，只觉得手足冰冷，胸头发噎，窗外已经沉黑；只有一两星微弱的灯火，在层层的雾阵中挣扎着闪烁——

第二天的黄昏，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山上走，这小径，本来是走向乐园之路，而今天……我低着头正在昏昏的想，猛抬头已到了这所房子的门前，我愣住了，擦了擦眼睛，重新再认，呵，一切都改观了!四围已编上比人还高的竹篱，两扇漆黑的大门，紧紧的关闭着，篱笆上面露出窗户和廊子，窗上挂着白色的布帘，廊上晾着一行行的杂色衣裤……

我打了一个寒噤，似乎整座山峰在我脚下震撼!我咬着牙，站了一站，便踉跄的走过这房子，迎着虹的来路。

在半路上我把虹截住，她的头发上满是雾珠，一件灰色的雨衣，裹住了她细小的身躯，眼圈微黑，更显出那黑大深愁的双眼，她向我惨惨的一笑，一面仍往前走。我拦住她，说：“虹，我们不能去了，那房子有人住了!”我的声音带些颤动，她抬头注视着我，咬着唇儿，又惨惨的一笑，我们就在路边站住了。

经过了久久的沉默——我慢慢的从袋里掏出叔叔的那封信来，塞在虹的手里。虹展开了信，细细的看了一遍，又无言的递回给我。她两手插在雨衣袋里，用鞋尖踢弄着地下的石子，半天，抬起头来，说：“好，我们都得走开了，你牺牲了你的事业，我……我牺牲了我的……爱情……”我抬起头来，她笑了，笑得异样：“已答应了我嫁给我的表兄，这当然是父母的意见。表兄从小就欢喜我，因着喜欢我，就担负了我的一家。我对他却只有感激，没有爱情。我总希望也许有一天，我能够独力把这病苦的家庭，负担起来，好减轻他的恩债。因着较高的报酬，我就来到这山上，做着教师兼保姆，和这几个淘气的孩子，混了三年，而现在……

“不知是何冤孽，竟在这里遇见你!我们都是最可怜可鄙的孩子，只知往幻想中沉溺，逃避，这幻想曾使我们朦胧的快乐了许多日子，但现实还是现实!比浮云还轻，现实比泰山还重，到了今天，浮云散尽，我们才发现自己已被压在这惨重的现实之下!”

她停了一停，双颊绯红了起来，微微的咳嗽了几声，“然而我并不追悔我们的相逢——我们虽然从今永远分开了，在海角，在天涯，我们却都知道我们正在走着同一的命运，那就是无休无尽的寂寞与忧愁……

“我并不要求你忘记了我，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正和我不会忘记你一样。”她伸出手来：“再见罢，颖!不，我不说再见，我希望我们永不再见!”

眼泪塞满了我的喉头，我捧住了她的手，停了一会，她挣脱了，转身便走，我正要唤住了她，她忽然又转过身来，满脸的泪光，满脸的笑，她伸着双臂：“幻想，为什么不可以呢，让我们还拿幻想来结束这别离……颖，你不是进城上班去么?别忘了你还有个美丽舒适的家，你好好上班，周末回来，我在窗口点上一支红烛，来照耀你的归途。我在壁炉边矮几上，给你准备下一顿精美的晚餐，你在这小路上唤我，我就跑下层阶来接你!去罢，我的颖，星期六晚上见!”她在哽咽声中长笑着，回头便走入松林深雾之中——

黑暗压盖了下来!我的灵魂已离开了我，我的麻木的腿，一步一步的拖着我的躯壳，往山下走——这小路无尽的长，往下，往下，把我引到无底的深渊里去。

1944年10月25日夜

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芒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烛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空巢

老梁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扶着书架，正佝偻着在看架上排列的书呢。我默默地望着他的肩部隆起的背影，慨叹地想：他老了，我们都老了，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呵!

他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同屋同级生，他学的是历史，我学的是文学。我们很合得来，又都喜欢交朋友，因此我们这个屋子是这座宿舍楼中最热闹的一间。毕业后，我们又都得到了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虽然我在中部，他在西部，我们却是书信不断，假期里也总要跑到一起去。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们又同时回国，不过他的成绩比我好——带回了一位在美国生长的、很能干很漂亮的夫人美博。我是回国以后才和一个那时正当着中学教师的同学华平结了婚。我和老梁又同在一个大学里教课，住处又很近，两位夫人也很合得来，因此，我们两家同年生的儿女，就是两位夫人以自己的名字替彼此的孩子起的。我的女儿叫陈美。他的儿子就叫梁平。

解放前夕，有一位老教授，半夜里来把我们叫到一起，动员我们乘明天“抢救教授”的飞机离开这危险的故都。本来已是惊惶失措的美博，就怂恿老梁接受这个邀请，匆匆忙忙地连夜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带着儿子走了。华平却很镇静地说：“怕什么?我们到底是中国人，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留了下来，从此，我们和老梁一家就分手了。

甬道那一边的厨房里，不时送来一阵炒菜的声音和扑鼻的香味，妻和女儿正在厨房里忙着呢。老梁抽出一本《白香山诗集》来，放在桌上，回头笑对我说：“好香!在美国我的家里，就永远闻不到这种香味。”

他在对面的椅上坐下了。我看他不但背驼得厉害，眼泡也有点浮肿了。

我说：“你难道就不做中国饭吃?”

他说：“美博死后，我自己很少做饭，麻烦得很，一个人吃也没意思。”

我说：“那么，梁平和他媳妇就不回来了吗?”

他笑了笑：“咳，他媳妇是美籍意大利人，不像咱们中国人那样，来了就炒菜做饭——这，你也知道——我还得做给他们吃呢!”

这时我的外孙女小文放学回来了，她跑了进来，看见屋里有客人，就轻轻地放下书包，很腼腆地走到我身边。我把她推到老梁跟前，让她叫“梁爷爷”，她用很低的声音叫了一声，就又要回到我这边来。老梁却把她拉了过去，从头到脚看了看，笑说：“你长的真像你妈!我走的时候，你妈也就像你这么大。你爸爸呢?”小文说：“我爸爸今晚上在机关里值班……”老梁仿佛没有听见，却站起来说：“我差点忘了，这里有一点点我送给你们的东西……”说着就打开他带来的一只鼓鼓的黑提包，掏出一罐浓缩咖啡，一条骆驼牌烟和一个手掌大的计算机。他一面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一面对我说：“这罐咖啡是送给你们一家的；这条烟是送给你的，还是你爱抽的老牌子；这个计算机是送给小美子的……”他把计算机递给了小文说，“我不知道有你，没给你带礼物来，下次再说吧。这计算机你也可以玩，可别带到数学班上去，听见没有?”小文高兴地说了声谢谢，拿着计算机就跑到厨房里去了。

女儿从厨房里出来，一面撩起围裙擦着手，一面笑说：“谢谢您，梁伯伯，这计算机我正用得着。您又送给爸爸烟了?我们好容易才逼着他把烟戒掉了。他那几年在干校抽得厉害，下面屋里没火，他又常犯气管炎……”

妻在厨房里叫：“小美子，你又跑了，看看饭锅里要不要加水!”

女儿笑说：“来了，来了，”回头要走。

老梁吸了一口气，说：“提起干校来，你那几年日子不好过吧?一九六六年夏天，我不是回国来了吗?那天正在你们传达室里打听你的住处，正巧遇见你们一帮教授从‘四清’回来，刚到校门口，就有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围上前来，把你们拉下卡车来，戴上高帽，涂上黑脸，架着往广场上走，吓得我赶紧跑了。那一年回来，什么人我都没见着，就回到美国去，把你的情况对美博讲了，她难受得哭了一夜……”

这时，还站在门口的女儿，又笑着进来说：“梁伯伯，您不是很会做菜吗?快来给我们当个参谋吧。”老梁也笑着起来，跟在她后面走了……

老梁看到我涂黑脸的那一天，只是十年浩劫的开始!从那以后就是抄家、搜书、住牛棚、写检查……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拆开了桌上那条长方形的纸包，拿出一包骆驼烟来，抽出一根烟，找出一盒火柴，划了一下——我的眼前忽然冒出一阵火光，火焰下是一大堆烧着了的卡片……那是我二三十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了几十万个小时搜集起来的资料呵……

我点燃了烟，猛吸了几口，我又下意识地用手挥拂着眼前的浓烟，似乎要赶掉眼前的幻象。

小文忽然跑了进来，把我手里的烟夺了过去，在烟碟上按灭了，撅着嘴说：“你又偷偷抽烟了!妈妈和姥姥在厨房里都闻见烟味了，叫我来管你!”我笑着拧着她的嘴巴说：“这倒好，你们回来，倒多了几个管我的人了。”她啪地一下把我的手打下去，也笑着说：“本来嘛，妈妈说组织上把我们从西南调回来，就是要我们照顾你，不，就是要管你的!”

老梁进来了，问：“你们闹什么呢?来，小文，你给我念念这首诗。”说着他把翻开的《白香山诗集》递到小文手里。小文羞怯地看了我们一眼，一字一字地念下去：

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

念到这里，她抬起头问老梁：“这个‘梁’字，就是您姓的那个‘梁’吧?”

老梁拍着小文的肩膀，大声地夸奖说：“你真是了不起，认得这么多字，念得还真够味儿!”

我笑了：“人家都上小学三年级了，该认得好几千字了。”

这时小文已念到：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雌雄空中鸣〓声尽呼不归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

老梁忽然两手抱着头，自己低声地念：“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却入空巢里……”

小文把这首诗念完了，看见老梁还没有抬起头来，就悄悄地放下书，回头望我。我向她点了点头，她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我大声喊道：“老梁，你这一次来还要呆多久?”

他惊醒过来，坐直了，仿佛忘了刚才让小文读诗那一段事似的。他叹了一口长气说：“明天就走，我的情况不容我久呆呵。”

我没有说话，只望着他。

他低头看着自己互握的手，说：“说来话长了，可是还得从头说起!我们到美国的头十年，美博也出去工作了，我们攒钱买汽车、置房子和一切必需的家庭用具……这都是在美国成立一个家庭的必要条件，而最要紧的还是为梁平储蓄下读大学的费用……可是到了梁平读完了大学，找到了工作，又结了婚，我也到了退休年龄，而……而美博也逝世了。”

我像安慰他似地，说：“你退休了，正可以得闲著书了。”

他苦笑一声：“著书?我是非著书不可，退休金不多，我要交的所得税可不少!我把我们家楼上的几间空屋子租给几个大学生住，不包饭，我自己每顿只吃一点简单的饭。就是做一点饭，我的锅勺盘碗，也是隔几天才洗一次!幸亏有一个朝鲜的学生，研究明史的，常来问我些问题，他来了就替我做饭，并替我洗碗，这算他给我的报酬，但是他也和我一块吃饭，这又是我给他的报酬……”

我打断他：“你不是提到著书吗?”

他又凄然地笑了：“对，为了生活下去，我必须弄点版税。你不知道现在美国出一本书多么困难，我又不会写小说，就是一本小说，能畅销，也极不容易，请名家写一篇书评比登天还难。我挑了一个新奇而又不容易‘露馅’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宦官制度》。这次回国就是为搜集材料而来的，没想到北京的许多图书馆还没有整理好，有的没有介绍信还进不去……我想明天到上海看看，我的北京侄子家里也不能久住，他们两口子带两个孩子只有一间半屋子，让出半间给我，当然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不便，虽然他们坚持说住家里比住旅馆节省得多……好了，不说了，老陈，你们现在怎么样呢?”

我笑了一笑，又想伸手去拿烟，立刻自己控制住了，说：“华平不错，她一直在中学教书，当然也有几年不大顺心的日子，现在好了，她也已经退休了，可是她还得常到学校里去。本来我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就不能教书了……调到图书馆里工作，也好，我搜集了不少的资料卡片。一九六六年以后，我的那些卡片，连同以前的，也都被烧掉了!这以后的情况，也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但我还是活下来了，我始终没有失去信念!我总是远望着玫瑰色的天边!……我闲了二十年，如今，政策落实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龄，反倒忙起来了!我说我上不了大课，但学校里一定要我带研究生，还好，这几个研究生，都很扎实，很用功，只是外文根底差一些，看不懂外文的参考书，本来嘛，他们整整耽误了十几年，他们中间年纪最轻的也有三十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