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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梁用回忆的眼光看着我说：“我们像他们这样年龄，已经当上教授、系主任了。”

我说：“正是这话——他们正努力地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我也是这样，恨不得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好把‘青黄’接了上去，可是这二十年来我自己也落后了，外国寄来的新书，有许多名词我都看不懂，更不用说外国的作家和流派了。明年春天，我还要跟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我真不知道如何对付!同时，我还有写不完的赶任务的文章，看不完的报纸刊物，回不完的信件，整天忙得晕头转向!”

老梁猛地一下站了起来，说：“能忙就好，总比我整天一个人在‘空巢’里呆着强……”

女儿端了一个摆满餐具的盘子进来，我也站了起来，同老梁把靠墙放的一张方桌抬到屋子的中间。女儿安放好杯箸，便和妻进进出出地摆好一桌热腾腾的菜。女儿安排老梁、我和她妈妈各据一方，她自己和小文并排坐在老梁的对面，又拿起茅台酒瓶来，笑着说：“三十年不见了，今晚妈妈陪梁伯伯喝一杯，爸爸喝多了不好，少来一点吧。”妻忙说：“梁伯伯是不会喝酒的，茅台酒又厉害，这瓶酒是我让他带回去当礼物送人的，大家都少来一点，意思意思吧!”老梁却一把把酒瓶夺了过去，满满地斟了一杯，一仰脖就干了，又满满地给自己斟了一杯，还替我和妻斟了半杯。他一边用手背抹了抹嘴唇，一面大声念：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念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一仰脖又把第二杯酒喝干了，这时他满脸通红，额上的汗都流到了耳边。妻连忙从他紧握的手里，夺过酒瓶来，说：“吃菜吧，空肚子喝多了酒要伤人的!”女儿连忙又把妻手里的酒瓶，放在窗台上。老梁颓然地坐了下去，拿起筷子，睁着浮肿的眼皮望着妻和女儿，说：“你们不但管老陈，还要管我!我是多少年没人管的了……可是我要是有人管，那有多好!”

这一顿饭一点不像好友久别后的聚餐，老梁是一语不发，好像要拿饭菜去堵回他心里的许多话，我们也更不敢说什么。小文惊奇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赶紧扒拉完一碗饭，就溜回她们屋子里去了。

妻和女儿撤下饭菜去，把果盘和果刀摆上的时候，老梁已完全清醒了，他接过小手巾来，擦了一下他的煞白的脸，正要说话，门外一连响了几声汽车的喇叭。老梁抬头望着窗外说：“对了，是我侄子替我叫的出租汽车，说是夜里坐公共汽车进城怕不方便……”女儿赶紧站了起来，说：“梁伯伯，您别忙，我出去和司机说请他等一会儿，您吃完水果再走。”说着就跑了出去。

老梁三口两口地把妻给他削好的几片梨，都吃了下去，一面站了起来。提起皮包，伸手便到窗台上去取那瓶酒，妻按住他的手，笑说：“这瓶不满了，等老陈明春到美国时再给你带一整瓶去。”他没有说什么，我帮他披上大衣，我们走到门口，正碰见女儿回来，老梁忽然问：“小文呢?”女儿说：“她大概睡了。”老梁说：“我去看看她。”

女儿把老梁带进她们的屋里，打开床侧的灯，在书架后面一张双人床旁边，一张小帆布床上，小文把被子裹得紧紧地，睡得正甜呢。老梁低下头去，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妻笑说：“你还是那样地爱小孩。梁平有孩子吧?”

老梁冷冷地笑说：“没有，他的媳妇儿嫌麻烦，不要，可她还养了两只波斯猫!”

女儿笑着打岔说：“您看我们这屋里多挤!这本是爸爸和妈妈的书房，让我们给占了。”

老梁把灯关了，一面走出来，一面回头对我们说：“你们这个‘巢’多‘满’呵!”

司机从里面把后座的车门推开了。老梁拱着背上了车，却摇下车窗来，对女儿说：“小美子，外面风冷得很，你快陪爸爸妈妈进去吧。”

车尾的红灯，一拐弯就不见了，女儿扶着我们的肩，推着我们往回走，我们都没有说话，眼前却仿佛看见老梁像一只衰老的燕，扇着无力的翅膀，慢慢地向着遥远的空巢飞去。

明子和咪子

明子的真名不叫明子，他姓徐，叫徐明。咪子的真名也不叫咪子，它是一只猫，叫咪咪。明子和咪子是奶奶给他们的爱称。

咪子是明子给奶奶抱来的。奶奶退休后，闲多了，不但要明子和爸爸每天来吃晚饭——因明子的妈妈得到“交换学者”的奖学金，到加拿大进修一年——还要找些别的事做，像在阳台上种些花草什么的，因此明子就想劝奶奶养猫。

明子最爱猫了，但是妈妈不爱猫，说：猫不像狗，它到处爬，到处跳。一会上桌，一会上床，太脏了。无论明子怎样央告，妈妈总是不肯。如今妈妈出国了，楼上的陈伯伯——爸爸的同事——他家又有了三只小猫，长毛的，个个像毛茸茸的小花毛团似的，可爱极了。大家都说陈伯伯太爱猫了，送走一只猫，就像嫁出去一个女儿似的，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家，他才肯给。明子想，说是我奶奶要，他不会不答应吧，我去试试看。

第二天一放学，明子就上楼对陈伯伯陪笑说：“我奶奶您认识吧?她最爱猫了，她退休了闲得慌，想要您一只小猫作伴，行不行?”陈伯伯看着他笑说：“你奶奶要，可以抱一只去……”明子又陪笑说：“我把三只都抱去给奶奶看，即刻就送回来。”陈伯伯只好让他把三只小猫都放进书包里，他挎上书包，骑上车飞快地到了奶奶家。

奶奶家住得不远，骑车三分钟就到了，奶奶还给明子一大把门的钥匙，可以一直进去。明子兴冲冲地进去时，奶奶正在给妈妈写信呢。明子从书包里把小猫一只一只放在书桌上，它们一边低头闻着，一边柔软轻巧地在笔筒、茶杯和台灯中间穿走。其中有一只是全白的，只有尾巴是黑的，背上还有一块小黑点。就是它最活泼了。一上来就爬到奶奶手边，伸出前爪去挠那支正在摆动着的笔。奶奶一面挥手说：“去!去!”抬起头来一看，却笑了说：“这只猫有名堂。这黑尾巴是条鞭子，那一块黑点是个绣球。这叫‘鞭打绣球’……”明子高兴得拍手笑了说：“好，好，‘鞭打绣球’，就留下它吧。”奶奶笑着说：“要留下它，也得先送回去。我们要先给它准备吃、喝、拉、撒、睡的地方。”

明子连忙又把小猫送回给陈伯伯，说：“我奶奶谢谢您啦，她想要那只有黑尾巴的。”——他不敢把“鞭打绣球”这好听的名字说出来，怕陈伯伯不舍得——陈伯伯一边把小猫放回母猫筐里，一边说：“好吧。你一定也常去玩了?可你不能折磨它。”明子满脸是笑，说：“哪能呢!我们准备好就来抱。”一回头就跑。

明子帮着奶奶找出一只大的深沿的塑料盘子，铺上炉灰，给咪咪做厕所；两只红花的搪瓷碟子，大的做咪咪的饭碗，小的做咪咪的水杯；还有一只大竹篮子，铺上一层棉絮，做咪咪的卧床。奶奶说：“咪咪可以睡在我的屋里，但是‘吃’和‘拉’只能在厨房桌子底下，夏天还得放到凉台上去，不然，臊死了。”这一切，明子都慨然地同意了。

咪子抱来了，真是活跃得了不得!就像妈妈说的那样，整天到处跑，到处跳，一会儿上桌，一会儿上床，什么也要拨拨弄弄。于是奶奶就常给它洗澡，洗完了用大毛巾裹起来，还用吹风机把湿毛吹干了。早饭后在洗牛奶锅的时候，还用一勺稀粥先在锅里涮一遍，又把自己不吃的蛋黄，拌在牛奶粥里给咪子吃。奶奶把咪子调理得又“白”又“胖”，就像一大团绒球似的!咪子平常很闹，挣扎着不让明子抱它，但是吃饱之后就又贪睡。奶奶常在晚饭前喂它，什么鱼头啦、鸡爪啦，剁碎了给它拌饭。咪子一直在旁边叫着，等奶奶一放下它的饭碗，它就翘着尾巴过去；吃完了，用前爪不住地“洗脸”，洗完脸就懒洋洋弓起身来，打着呵欠。这时明子就过去把它抱在怀里，咪子一动不动地闭上眼，蜷成一团。明子轻轻抚摸着它，它还会轻轻地打着“呼噜”。每天晚饭后，奶奶和爸爸一边看着电视，一边闲谈。明子只坐在一旁，静静地抱着睡着的咪子，轻轻地顺着它的雪白的长毛摸着，不时地低下头去用脸偎着它，电视荧幕上花花绿绿地人来人往，他一点也没看进去。等到“新闻联播”节目映完，爸爸就会站起来说：“徐明，咱们走吧。你的作业还没做完呢!和奶奶说再见。”这时明子只好把柔软温暖的咪子放在奶奶的膝上，恋恋不舍地走了。

这个星期天中午，奶奶答应明子的请求，让爸爸带陈伯伯来吃午饭，说是请他来看咪咪长得好不好，并谢谢他。陈伯伯来了，和奶奶寒暄几句。明子把咪子举到他面前，他也只看了一眼。他一边吃饭，一边和爸爸大讲起什么电子计算机，怎样用编成的语言，把资料储存进去啦，用的时候一按那键子，那资料就出来了什么的。明子悄悄地问奶奶：“电子计算机是什么样子?对养猫有没有用处?”奶奶笑着说：“我也说不清。我想要把咪子的资料装进去，要用的时候，一按键子也会出来吧。”吃过饭，陈伯伯谢过奶奶，说：“下午还要去摆弄计算机，先走了。”爸爸也说：“徐明还是跟我回去午睡吧，起来还要给妈妈写信呢。”明子只好把咪子抱起，在脸上偎了一下，跟着他们走了。

明子回到家一上床就睡着了。他忽然做了个梦，梦里听见咪子一声一声叫得很急，仿佛有人在折磨它。四周一看，只见眼前放着一个大黑箱子，似乎就是那个电子计算机了，咪子在里面关着呢。它睁着两只大圆眼，从箱子缝里望着明子不住地叫。明子急得嗒嗒地拍着那大黑箱子，要找那键子，就是找不着!

他急得满头大汗，耳边还听见嗒嗒的声音，睁眼看时，原来还睡在床上，爸爸正用打字机打着给妈妈的信呢。明子翻身下床，摘下挂在墙上的奶奶家大门的钥匙就走，爸爸在后面叫他“别去吵奶奶了……”他也顾不上答应。

奶奶家的大门轻轻地开了，奶奶的房间也让他推开一条缝。奶奶脸向里睡着呢，咪子趴在奶奶的枕头边，听见推门的声音，立刻警觉地睁着大眼，一看见是明子来了，它又趴了下去，头伏在前爪上，后腿蜷了起来，这是它兴奋前扑的预备姿势。

明子侧身挤进门来，只一伸手，这一团毛茸茸的大白绒球，就软软地扑到他的胸前。明子紧紧地抱住它，不知道为什么，双眼忽然模糊了起来……

1984年5月18日晨

桥

飞机渐渐地飞进了云层，往下看时，连祖国的整齐葱绿的田野，和蜿蜒闪烁的细细的河流都看不见了，琳达忽然感到此时的她，又像是自己在许多年前写过的短诗里所说的：

……恨就在手摸不着天脚也不常踩着地

刚刚过去的三个星期，在姑妈家里过的生活，使她活泼了许多，舒畅了许多，闲适了许多，总的说来，就像关在鱼缸里的小鱼，忽然又回到了清澈的溪水里似的!

她离开祖国四十年了，那时她才十岁，先跟父母到了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她在美国受的高等教育，和一个在菲律宾生长的华人——刘大伟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安娜。大伟是一所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女儿也受着很好的教育。她在家里尽量说“国语”，也教女儿一些中国的古典诗文，可以说是一个很美满的美籍华人的家庭。但是自从七年前母亲逝世以后，她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在大海上飘荡的孤舟，着不到边际。正是温柔娴静、爱好文学的母亲，使她深深地沉浸在祖国的优美文学的心灵环境里。三十六年前，她的父母和她的姑妈、姑爹一道都在台湾教书，他们同时得到美国大学的聘函，姑姑和姑爹毅然回到了祖国，她的父亲最后选择了到美国的道路!不会英语的母亲在异国异乡，常常感到无限的寂寞，又不惯和那些居留在美国的中国太太们打桥牌和麻将，也不会和她们无尽无休地议论着家长里短，她在家务劳动之余，就是拿起中国的诗词小说来吟哦诵读。这时琳达就紧紧地挨在母亲身边，听她吟诵，听她述说着对祖国故都和江南风物的描写和怀念。她觉得母亲在她心里，就是一个抽象的祖国!母亲还鼓励她写诗，并把她写的小诗，工整地抄在小本上。母亲死了，父亲从台湾得来的关于祖国的消息，都说的是在中共虐政淫威之下，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琳达一想到母亲所热爱的、怀念的祖国，总会忆起旧诗词里的：

……昨夜东风里忍回首月明故国凄凉到此

或是：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

她忧伤，她抑郁，还感到在她的人格的某一方面，除了不会英语的母亲之外，都没有人和她有心底的共同的语言。她也只有把积压在心底的话写成一首一首的短诗，来纪念逝去的人，逝去的岁月，逝去的梦。

八十年代初期，大伟和安娜在暑期里参加了一个到中国去的旅行团，琳达不敢和他们同去，她怕看到凋敝的故国。大伟父女回来时，她又急不可待地问着他们的观感。大伟说大陆并不像台湾说的那样可怕可怜。他去到他从未去过的父母的故乡——广东梅县，农民富裕得很，许多家还盖起了三层楼房。大陆到处都看不到讨饭的人，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是衣着整齐，匆忙而喜悦地工作着。安娜也说大陆很美，北京的宫殿真雄伟，桂林的山水真奇秀，这些都是美国所没有的。但是琳达却觉得他们谈起中国来，口口声声是“大陆，大陆”，缺少一种亲切之感。在安娜眼里，大陆的万里长城和罗马的斗兽场，同样地古老雄伟，北京的天坛也和巴黎的铁塔一样的庄严挺拔，没有“亲、疏”之别，不像她母亲谈起这些古迹时那样地低回，那样地依恋，那样“我自己的国家”的神情，琳达觉得有些怅惘。

但是大伟和安娜却带来了姑妈用毛笔在仿古信笺上给她写的一张短简：

亲爱的琳达：

见到了大伟和安娜，真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安娜长得真像你，不过比小时的你更活泼一些。这次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来呢?明年你一定来探亲，就住在我这里，我和你姑爹都十分想念你。

爱你的姑妈〓即日

原来大伟和安娜在参观一所大学校园的时候，无意中问起两位老教授的名字——本来他们以为两位教授在十年动乱中，已经不在人世了——意外地听说这两位老人都还健在，虽然已经退休了，却仍住在校园里，安娜说他们去拜访时，两位老人十分高兴，招待他们吃了北京的糕点，因为夜里大伟父女俩还要去听京戏，没能留下吃晚饭。看着老人都很健康，住得也很舒适，满屋的书架，满院子的花!

于是，在今年夏天琳达就回国来过了三个星期的快乐的探亲假。

姑妈没有孩子，可是家里十分热闹，总是有人来访，不是他们的学生，就是他们学生的学生。客人称姑妈为陆老，称姑爹为耿老。对着客人，姑妈总是搂着她的肩膀，亲昵地向她的学生介绍说：“这是陆琳达，我的侄女，从美国回来探望我们的。”于是，这些中、青年人就十分热情地过来同她谈话，还夸她的普通话说得地道，不像是一个久居在外国的人。姑妈还请她的学生们带她去看一些新鲜的事物，说：“你一定会常回来的，名胜古迹是常存不变的，不过每年会修缮得更完整美好一些，还是去看看一些新的工厂、农村、个体专业户吧，可以对照出祖国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情况。”于是琳达在同他们一同参观访问的时候，总仔细写下一些笔记，同时她也小心地问了一些她认为不能问的话，比如：十年动乱中，她姑妈姑爹到底受了折磨没有，“文化大革命”还会不会重来?她惊奇地发现这些答话的人都十分自然、乐观而坦率。他们说，她姑妈和姑爹也和其他的老知识分子一样，挨了批斗，住了牛棚，下了干校，但他们一直都很稳静，很乐观，认为这一切违背了正常的人情物理的事，党和人民不会容忍的，必然很快就会消灭，他们也就这样地挺过来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决不会再重复了，因为中国人民受的“文化大革命”的苦太重太深了，他们正在展翅起飞，决不会让这个妖魔再绑住翅膀。这些谈话和同年轻人一起的游览，都使她对祖国更加了解和喜爱。但是她以为最惬意的还是同姑妈姑爹在家里闲谈的时光。姑妈常常提到母亲同父亲的结合，正是她给牵的线。因为她同母亲是最知心的同学。谈起她母亲在美国时的寂寞和抑郁，姑妈就有些激动，说：“当初你们要和我们一同回国就好了，你父亲也太……”这时姑爹就轻轻地拍着姑妈的手背，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了，还说它做什么?琳琳，你今天打算到哪里去玩?”谈这些旧话的时候，大半在早晨，大家吃着早饭：面包、鸡蛋和稀粥、酱菜，一吃就是大半个钟头，比起琳达自己在美国家里，匆忙地喝过一杯咖啡，就开车走上高速公路，去赶上图书馆的早班，要悠闲得多了。晚上呢，姑妈家的老阿姨会给她做出种种在国外永远也吃不到的好菜。没有客人的时候，姑妈又和她谈着许许多多她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把她送上床，盖上毛巾被，在她脸上亲一下，轻轻地掩上门出去。这时她总想起母亲，想起：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又想起自己曾写过的短诗“等望”的末一节

……我饮尽青天和夕阳的光彩和草儿一样不复感到孤单

飞机上的回想仍在继续，一只扶上她的肩膀的手，把她从沉思默忆中惊醒过来，睁眼看时，原来是一个黄发蓝睛的中年妇女，她笑着说：“刘太太，您也到中国旅行来了!”这个很眼熟的女人，大概是常到图书馆来找中国资料的，但是记不起姓名了，琳达就也笑着说：“我是来探亲的，您在中国玩得好吗?”这时，这个“什么太太”又已经回头去和别人说话了。

飞机不知何时又钻出了云层，往下看时，是碧波粼粼的大海，是把中国和美国间隔开来的太平洋吧?刚才一声“刘太太”，把她又唤回到太平洋的另一边，她居住了三十年的“家”!

琳达捏着手里微温的、浸透了两个小时以前离开姑妈时流下的热泪的手绢，坚强的姑妈居然也哭了，没有说出一句话。倒是姑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你不是一个两头够不着的边缘人，你是一座桥，两头的桥脚都踏在很坚实的土地上，你要让桥两边的人们，不断地往来在这座桥上，交流着两国的文化和感情……”这几句话在琳达耳边鸣钟般地震响着!

琳达忽然不再难过了，她抻了抻衣服，挺起胸来坐直了，“我是一座桥!”她低低地对自己说。

1984年9月16日

一个副教授的独白

小鲁和小菲都是好孩子，听我的话，都参加了高考，分数还没有出来。可是今天他们对我说的关于他们就业的打算，很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很伤心!我能考虑吗?我的同事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呢?我的同事们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知道了，又该怎么想呢?

小鲁说：“爸爸，事情是明摆着的，妈妈教了二十多年的小学，现在病得动不得了，她教书的那个学校，又出不起医药费，她整天躺在床上，只能靠您和我们下了课后来伺候她。那个四川小阿姨都干得不耐烦了，整天嘟囔着说要走。您呢，兢兢业业地教了三十年的大学，好容易评得个副教授，一个月一百一十六块钱工资!开门七件事什么都要钱买，不向钱看行吗?您不要再‘清高’了，‘清高’当不了饭吃，‘清高’当不了衣穿，‘清高’医不了母亲的病!我听了您的话，参加了高考，我的成绩决不会差的，因为我和同学们对起答案来，他们答得都不如我准确。可是我想，我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一个月就要花您五六十块钱的饭费和零用，这还不算，就是毕业出来，甚至留校教书，结果还不是和您一样!

“我已经和我的开出租汽车的老同学们学会了开车，还考取了执照。我去开出租汽车，一个月连工资、奖金带小费，要比您这副教授强多了。我不上大学了，为着我们一家能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决定去开出租汽车了……”

小菲说得委婉一些(她和小鲁是双胞胎。脾气却不一样)，她说，“爸爸，您听，我的在一个餐馆当服务员的同学们都劝我，说我的身材好，年纪轻，文明礼貌方面更不必说。我去当餐馆服务员，连衣服都不用愁，有高领旗袍和高跟皮鞋穿，收拾个房间、端个盘子什么的，都会干得出色。我每月挣的不会比哥哥少，也许还会有外汇券呢。我们一家每月有了五六百块钱，妈妈的病也好治了，阿姨也好请了，您还教您的书，就算是消磨日子，过您的教授瘾吧!”

他们为我们的家计，想得多么实际，解决得多么彻底!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真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吗?”面对两个孩子，我心头翻涌着异样的滋味。

1987年7月13日急就

远来的和尚……

我叫钱清，他叫钱宓，我们是三十多年前在美国认识的。

如今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却戴着一条黄色绣着金龙的缎子领带，似乎显得俗气，这就是钱宓。他也许看着我这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觉得寒伧呢。

我是四十年代末期在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得了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又得了美国东部一所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去进修的。因为成绩还不错，得到了系主任威尔逊博士的欣赏，我跟他写了硕士和博士论文。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又留我在系里当了他的助手。

也就在这时，我认识了我的妻子艾帼。她是台湾人，可是对于大陆祖国的一切，十分向往。她学的也是生物，和我接触很多，又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总是追着我问关于北京的名胜古迹，说是“要能回去看一看多好!”她还说：她的名字本来叫“帼英”，因为热爱祖国，自己把“英”字去掉了，因为“艾帼”，叫上去就是“爱国”。那时台湾和大陆还绝对不能来往，我本来就从心里喜欢她，就和她开玩笑说：“除非你和我结婚，我就能把你带回去。”她红着脸打了我胳臂一下，她一向很拘谨，这种表示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我就大着胆子，拉着她的手说：“你如和我结婚，回到大陆，就不能回台湾去了。”她还是红着脸，低下头去说：“我台湾家里，上有兄姐，下有弟妹，我的父母是不会太想我的。”就这样，我们在美国结了婚，一年后我们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一个叫“纪中”，一个叫“念华”，也是艾帼给她们起的名字。

也就是这时，钱宓从国内来了，他是自费留学的，也想学生物，知道系里有中国老师，便来找我，拉起同胞的关系来，亲热得了不得!但是他的英文程度很差，我就推荐一个急于找工作的女生，帮他补习。这个女生叫琳达(她的母亲是个黑人，她长得却完全是白种人的样子，白皮肤，蓝眼睛，一头浅黄的卷发，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她便姓了母亲的姓)，钱宓和她不久就恋爱上了，钱宓家里大概很有钱，因为我们看见琳达戴上了一只很大的钻石戒指。(他们结婚后，钱宓还花了一大笔钱，把琳达的母亲送到芝加哥她的兄弟处去，因为他怕朋友看见他有个黑人的“丈母娘”。)

钱宓结婚后，两年中间也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琳达，一个叫露西，她们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在家里都说中国话，琳达和露西都听不懂，因为她们的父亲，从来不教她们说中国话，哪怕是简单的一两个字!但是纪中和念华上的都是美国小学，她们可以用英语交谈。

在美国的十几年，匆匆过去了，在威尔逊博士的苦留和祖国母校的敦促下，我还是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时钱宓又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在我任教的这所大学里替他找个位置，他笑着说：“我听他们都亲昵地叫你‘钱’、‘钱’的，也许他们会让我这个姓‘钱’的顶了你的缺。”

我腻烦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去同威尔逊主任说说看。”我们一家就忙着收拾回国了。

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年来，他回国来了好几次，在蒋介石未死之前，他是回大陆一次，也必到台湾一次，也都说是探亲访友，也想法到各大学去演讲。蒋介石死后，他就不去台湾了，专跑大陆。据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信中说，他自称是国内大学请他回去讲学的。他每次回来总要通过外事部门以美籍华人教授的身份请见政府领导，于是报纸和电视上，也有政府领导接见他的短短报道和镜头……

他对我倒是很殷勤的，这时正问着我们的近况，我说：“我还是教我的书，艾帼在生物试验室里当了个副教授。纪中是个北师大的毕业生，现在正教着中学。念华是医科大学毕业了，正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实习。”同时我也问他，他笑说：“琳达是个地道的美国式的贤妻良母，我的两个女儿都和美国人结了婚，对方都是商业界人士，至于他们做什么买卖，我也没有细问，反正她们都过得不错，因为她们都不必出去工作。”

艾帼把整治好的茶点端了出来，放在茶几上，我们正要开始吃茶，外面的汽车喇叭响了。钱宓赶紧扔下茶巾，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去受领导的接见了……你见过这几位领导没有?”

我也笑着站起来，说：“我一个普通的教授会有被召见的荣幸?只不过在开政协会议的时候，在台下静听他们的报告……”钱宓也不知听见没有，脚步早已跨出了门外。

我们把他送上了车，艾帼关上了院门，回头撇着嘴对我笑，“这真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1988年4月28日晨

落价

我们家的老阿姨回安徽老家去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对我说：“宋老师，我这次回去，可能不来了。我总觉着在您家里干活，挺轻松、挺安逸的。我的侄女昨天从乡下来了。她刚念完初中，她妈妈就死了，她爹又娶了后妻，待她很不好，尽叫她下地干农活。我听说了怪心疼的，就托同乡把她带来了，想让她顶我的缺。她什么都会，又有文化，比我强多了。”说着从身后拉过一个二十岁左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姑娘来，说她叫方玉凤，又催她说：“你快见见宋老师，她就是你的东家!”小方腼腆地向我鞠了一个深深的躬。

那时我还没有退休，我女儿小真大学刚毕业，也在中学里教书。家中里里外外的事也不少，有小方来帮忙，我很高兴。

小方虽然瘦弱，却很利落麻利，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都十分喜欢她。她也因为久已没有家庭的温暖，在我们这个简单的小家庭里，似乎又得到了和睦融洽的“家”的滋味。小真总把自己穿过的衣服，一年四季给小方换上。她俩就像姐妹一样地亲热。每天晚上小真还教她英语、数学等，鼓励她去考中专。

两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小方很难为情地来对我说：有个同乡介绍她到一家面铺当售货员，每月工资有一百九十元，奖金在外。她几乎流着眼泪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可是我若想上学，不攒一点学费不行……”这时我已经退休了，足可以料理家务了，因此我和小真都连忙说：“这个我们了解而且也替你高兴，你去吧，有空常来走走。”

小方真地像回家一样，每个星期天都来。本来在我们家两年，她已经丰满光鲜得多了，这时再穿上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更是十分漂亮，我们都笑说几乎认不得她了。

她每次来，都带着果品，尤其常送些新鲜的南豆腐，她说：“从书上看到老人骨节疏松，最好吃些带‘钙’的东西，除了牛奶、鸡蛋之外，最好的是豆制品了。你们上街买菜时，不容易碰得到好豆腐。”当我们辞谢她时，她还对小真挤眼，笑说：“我的工资比你们都高，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我们也只好由她。

有一天，她拿来了一架小长方形的白色蓝面的收音机，放在我的书桌上，说：“这收音机才十八块钱，不到我工资的十分之一，你们早晨起来听‘新闻和报纸摘要’不比订那些报纸强么?从前我每次到邮局去替您订这个报、那个报的，我都觉得很浪费!其实那些报纸上头登的都是一样的话!”我一边赏玩着那架小巧的收音机，一边笑说：报纸上也不尽是新闻，还有许多别的栏目呢。而且几份报纸看过了，整理起来，也是一大摞，可以卖给收买破烂的，不也可以收回一点钱?”

小方打断了我，说：“您不知道，‘破烂’才不值钱呢!现在人人都在说，一切东西都在天天涨价，只有两样东西落价，一样是‘破烂’，一样是知识……”小方忽然不往下说了。

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心说：和破烂一样，我们是落价了，这我早就知道!

1988年5月11日晨

干涉

晓岚手里捏着一摞“杨谦教授启，上海柳缄”的航空信封，呆呆地坐在父亲的书桌旁边。

爸爸临时到沈阳开学术会议，去了两个星期，这是两个星期内从上海来的信，一共是四封，摸上去都不薄，而且字迹十分娟秀，好像春风里摇曳的柳枝一般。

爸爸是经济学教授，是个学术权威，他已经七十岁，过了退休年龄，可是学院里还请求他带几个研究生。

爸爸和妈妈是大学里同班同学，恋爱结婚的，婚后又一同留校教学，生活十分美满。他们有两个女儿，晓岚和晓芬，她们也都结婚了。晓岚是和她的一同上山下乡的知青王卫东恋爱结婚的，有了一个八岁的儿子叫冬冬。晓芬和她的爱人李卓，是在大学里同班，恋爱结婚的。她们两姐妹婚后，都分住在各自的机关里。

爸爸和妈妈的宿舍是大学高知楼里一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他们夫妻的卧室是比较大的，放着有“席梦思”褥子的双人床，大穿衣柜，五斗柜等等，对面朝北的一间，是老阿姨住的。客厅的右边是他们的书房，比卧房小一些，两张书桌对面放着，如同一张大方桌，沿墙是好几个书柜，客人来了都称赞房子布置得真好。

不幸的是妈妈于十年前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了，爸爸十分悲痛，还把妈妈的骨灰盒放在自己书桌旁边的书架上，来陪伴自己。他不会照料自己，晓岚一家便很高兴地搬来和他同住。爸爸把那间大卧室让给他们，自己住到书房里去。冬冬也由那个老阿姨带着住，在北屋里。爸爸每月的工资，一大半都交给晓岚作为家用。晓岚觉得日子过得又轻松又自在，她努力把爸爸侍候好，又悄悄地把妈妈的骨灰盒藏在墙柜里。

想不到在妈妈死去十年之后，爸爸到上海开过一个学术会议回来，爸爸的精神活泼了起来，面色也红润了，说话也显得兴奋，而且还常常得到“上海柳缄”这种很厚很厚的信!爸爸是不是又和人搞恋爱了?晓岚从心底涌上一股酸涩的滋味。是替妈妈吃醋呢，还是看不起爸爸，仿佛他这样做有失身分?

她手里拿着那几封信，正在发愣，妹妹晓芬来了，她是来看爸爸的，听说爸爸临时到沈阳去了，又看见晓岚手里的几封信。晓岚便把自己心里的疑虑，告诉了妹妹。不料晓芬却很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妈妈走了以后，爸爸似乎老了许多，如今又有了对象，足见老来也需要贴身的、可以讲些老话的伴侣。此外，还有许多事，比如病痛，我们到底不能照顾得周到。我看这事如果有了眉目，你千万不要干涉!”

晓岚难过地说：“我不是想干涉，不过爸爸临老又恋爱结婚，他的学生们听见了，也会笑话……”

晓芬笑说：“你和王卫东恋爱的时候，妈妈还不同意，嫌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不是爸爸坚持说：‘不要干涉儿女的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吗?我看你还是……”

两个姐妹的谈话，就僵着说不下去了。

过两天爸爸从沈阳回来了，晓岚把“上海柳缄”的几封信给了他。他高兴地接了过去，看过了笑对晓岚说：“这位柳教授要参加一个旅游团来到北京。在上海开会时她接待过我，我想我也应该好好地接待她。”

晚上过道墙上的电话响了，晓岚不等爸爸出来便抢着去接，摘下了话筒，据说是从科学院招待所打来的，话筒里是一位女人很清脆的声音，问“杨谦教授在家吗?”晓岚说，“在，您贵姓呀?”话筒里说“我姓柳，从上海来的。”这时爸爸已经站在身后，把话筒接过去，晓岚一扭身便回到自己屋里，把屋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爸爸来叩她的屋门，笑着说：“刚才那个电话就是那位柳青教授来的，我想陪她在北京玩两天，再请她来家吃饭，到时你就准备一下，也叫晓芬夫妇来参加吧。”晓岚低着头，“嗯”了一声。

从第二天起，爸爸就天天出去，每天临走时都说：“我不回家吃饭了，你们不要等我。”

到了爸爸让她准备请客的那一天，晓岚一面腻烦地帮着老阿姨做菜，一边忧郁地想，“假如爸爸真的和柳教授结婚了，我们就必须把这房子让出来，回到那两间窄小的单元里，去过从前那种清寒的日子，连保姆也请不起了……我必须干涉爸爸的这段婚姻!”

在这天的宴会之前，她从墙柜里搬出妈妈的骨灰盒来，拂拭了一下，又摆在爸爸书桌旁边的书架上，还在客厅和爸爸的书房和卧室墙上挂上几张爸爸和妈妈不同时期的合影。

晓芬夫妇在宴会前半小时才兴冲冲地来了，还带来一大把鲜花。在插花的时候，他们看了客厅和爸爸屋里的新的布置，都惊诧地对看了一眼，又看了晓岚一眼，默默地低下了头。

这时爸爸已经陪着一位衣着很素净，仪态很大方，年纪在六十岁左右的妇女进来，一面笑着向她介绍说：“这是我两个女儿的家里人，”又对她们说：“这位就是柳青教授。”大家向前一一地握了手，喝过茶后，晓岚立刻就带客人去参观他们的居室。爸爸看见自己的书架上又摆上了妻子的骨灰盒，面容不由得严肃了起来。饭桌上王卫东和晓芬夫妇都热情地同客人谈笑，也问长问短，知道柳教授的老伴过去十二年了，也有已婚的两个儿女，也都住在各自的宿舍里，只每星期天到柳教授住宅里来聚餐。晓岚却是除了向客人碗里夹菜之外，一语不发。冬冬却向他妈妈耳边悄悄地夸“这位老太太真好!”

饭后喝过咖啡，柳教授就起身道谢告辞，爸爸说：“就送你到出租汽车站吧。”晓岚就表示也要去送，晓芬急忙在姐姐的胳臂上捏了一把，晓岚只好说：“冬冬陪外公走一趟吧。”冬冬就追了出去。

不久，冬冬就回来了，说：“外公说外面太冷，叫我快回去，怕凉着。”晓岚赶紧问：“他们还说些什么?”冬冬搔了搔头说：“仿佛是那位柳奶奶说，‘看来你大女儿不喜欢我们在一起——’外公叹口气说，‘恐怕我们只能像铁路上的两条钢轨，尽管一路并肩同行，可是永远也不会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