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旅馆住了一夜。第二日我决定办法：叫儿女四人分别携带轻便行李，各自去找车子，以都匀为目的地。谁先到目的地，就在车站及邮局门口贴个字条。说明住处，以便相会。这样，化整为零，较为轻便了。我惦记着在德胜站路旁候我汽车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车先到德胜。找了一个朝晨，找不到。却来了一个警报，我便向德胜的公路上走。息下脚来，已经走了数里。我向来车招手，他们都不睬，管自开过。一看表还只八点钟，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徒步四十五里到怀远站，然后再找车子到德胜。拔脚迈进，果然走到了怀远。
怀远我曾到过，是很热闹的一个镇。但这一天很奇怪：我走上长街，店门都关，不见人影。正在纳罕，猛忆“岂非在警报中？”连忙逃出长街，一口气走了三四里路，看见公路旁村下有人卖团子，方才息足。一问，才知道是紧急警报！看表，是下午一点钟。问问吃团子的两个兵，知道此去德胜，还有四十里，他们是要步行赴德胜的。我打听得汽车滑竿都无希望，便再下一个决心，继续步行。我吃了一碗团子，用毛巾填在一只鞋子底里，又脱下头上的毛线帽子来，填在另一只鞋子底里。一个兵送我一根绳，我用绳将鞋和脚扎住，使不脱落。然后跟了这两个兵，再上长途。我准拟在这一天走九十里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记录。路上和两个兵闲谈，知道前面某处常有盗匪路劫。我身上有钞票八百余元（一九三九年的），担起心来。我把八百元整数票子从袋里摸出，用破纸裹好，握在手里。倘遇盗匪，可把钞票抛在草里，过后再回来找。幸而不曾遇见盗匪，天黑，居然走到了德胜。到区公所一问，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住在某伙铺里。我找到伙铺，相见互相惊讶，谈话不尽。此时我两足酸痛，动弹不得。伙铺老板原是熟识的，为我沽酒煮菜。我坐在被窝里，一边饮酒，一边谈话，感到特殊的愉快。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有其温暖的一面。
次日得宜山友人电话，知道我的儿女四人中，三人已于当日找到车子出发。啊！原来在我步行九十里的途中，他们三人就在我身旁驶过的车子里，早已疾行先长者而去了！我这里有七十二岁的老岳母、我的老姐、老妻、十一岁的男孩、十岁的女孩，以及一岁多的婴孩，外加十余件行李。这些人物，如何运往贵州呢？到车站问问，失望而回。又次日。又到车站，见一车中有浙大学生。蒙他们帮忙，将我老姐及一男孩带走，但不能带行李。于是留在德胜的，还有老小五人，和行李十余件，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找车愈加困难。而战事日益逼近，警报每天两次。我的头发便是在这种时光不知不觉地变白的！
在德胜空住了数天，决定坐滑竿，雇挑夫，到河池，再觅汽车。这早上来了十二名广西苦力。四乘滑竿，四个脚夫。把人连物，一齐扛走，迤逦而西，晓行夜宿，三天才到河池。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风。旧小说中所写的关山行旅之状，如今更能理解了。
河池地方很繁盛，旅馆也很漂亮。我赁居某旅馆，楼上一室，镜台、痰盂、茶具、蚊帐，一切俱全，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馆。老板是读书人，知道我的“大名”，招待得很客气；但问起向贵州的汽车，’他只有摇头。我起个大早，破晓就到车站去找车子，但见仓皇、拥挤、混乱之状，不可向迩，废然而返。第二天又破晓到车站，我手里拿了一大束钞票而找司机。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钞票，抱歉地说，人满了，搭不上了！有的问我有几个人，我说人三个，行李八件（其实是五个，十二件），他好像吓了一跳，掉头就走。如是者凡数次。我颓唐地回旅馆。站在窗前怅望，南国的冬日，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予怀渺渺，后事茫茫，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传闻敌将先攻河池，包围宜山；柳州。又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太空袭。这晴明的日子，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前途似乎已经绝望。旅馆老板安慰我说：“先生还是暂时不走，在这里休息一下，等时局稍定再说。”我说：“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万一打到这里来，我人地生疏，如之奈何？”他说：“我有家在山中，可请先生同去避乱。”我说：“你真是义士！我多蒙照拂了。但流亡之人，何以为报呢？”他说：“若得先生到乡，趁避乱之暇，写些书画，给我子孙世代宝藏，我便受赐不浅了！”在这样交谈之下，我们便成了朋友。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板入山；二三分还想觅车向都匀走。
次日，老板拿出一副大红闪金纸对联来，要我写字。说：“老父今年七十，蛰居山中。做儿女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觞上寿，欲乞名家写联一副，托人带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荜生辉！”我满口答允。就到楼下客厅中写对。墨早磨好，浓淡恰到好处，我提笔就写。普通庆寿的八言联，文句也不值得记述了。那闪金纸是不吸水的，墨渖堆积，历久不干。门外马路边太阳光作金黄色。他的管帐提议：抬出门外去晒，老板反对，说怕被人踏损了。管帐说：“我坐着看管！”就由茶房帮同，把墨迹淋漓的一副大红对联抬了出去。我写字时，暂时忘怀了逃难。这时候又带了一颗沉重的心，上楼去休息，岂知一线生机，就在这里发现。
老板亲自上楼来，说有一位赵先生要见我。我想下楼，一位穿皮上衣的壮年男女已经走上楼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连称“久仰”，“难得”。我听他的口音，是无锡、常州之类。乡音入耳，分外可亲。就请他在楼上客间里坐谈。他是此地汽车加油站的站长，来的不久。适才路过旅馆，看见门口晒着红对子，是我写的，而墨迹未干，料想我一定在旅馆内，便来访问。我向他诉说了来由和苦衷，他慷慨地说：“我有办法。也是先生运道太好：明天正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子开都匀。尚有空地，让先生运走。”我说：“那么你自己呢？”他说：“我另有办法。况且战事尚未十分逼近，我是要到最后才走的。”讲完了，他起身就走，说晚上再同司机来看我。
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他的话多分是不负责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她们空欢喜。
岂知这天晚上，赵君果然带了司机来了。问明人数，点明行李，叮嘱司机之后，他拿出一卷纸来，要我作画。我就在灯光之下，替他画了一幅墨画。这件事我很乐愿，同时又很苦痛。赵君慷慨乐助。救我一家出险，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但在作画这件事说，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但在那时，也只得勉强破例，在昏昏灯火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次日一早，赵君亲来送行，汽车顺利地开走。下午，我们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都匀。汽车站壁上贴着我的老姐及儿女们的住址，他们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在离散了十六天之后，在安全地带重行团聚，老幼俱各无恙。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时候，大家笑得合不拢嘴来。正是“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干杯！”这晚上十一人在中华饭店聚餐，我饮茅台酒大醉。
一个普通平民，要在战事紧张的区域内舒泰地运出老幼五人和十余件行李，确是难得的事。我全靠一副对联的因缘，居然得到了这权利。当时朋友们夸饰为美谈。这就是某君所谓“艺术的逃难”。但当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赵君名正民，最近还和我通信。
1946年4月29日于重庆
劳者自歌（十则）
◎战士与战匠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的时候，曾品评画人：对于理解艺术，具有思想，而能表现人 生观的人，称为“画家”。对于不懂艺术，没有思想，而只有描绘技巧的人，称为 “画匠”。画家是艺术的向导者，是高尚的。画匠有手而没有脑，是凡庸的。
在抗战中，作战人员也可以分别这样的两种：理解抗战的意旨，威而不猛，怒而 不暴，具有大勇者，称为“战士”。
不解抗战的意旨，抚剑疾视，暴虎冯河，以杀人为能事者，称为“战匠”。战士 以干戈捍卫人道，以武力争取和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是可尊敬的。战匠不懂大 体，但好小勇，不知仁义之道，但与侵略者争长，故是下贱的。我们不杀俘虏，足见 多有战士。仁能克暴，最后胜利，属我无疑。
杜诗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真是蔼然 仁者之言！我抗战军民宜各书之于绅。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汉口
◎粥饭与药石
原来是个健全的身体：五官灵敏，四肢坚强，百体调和。
每日所进的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的粥饭。
一种可恶的病菌侵入了这个身体，使他生起大病来。头晕目眩，手足挛痉，血脉 不和。为欲使他祛病复健，就给他吃杀菌的剧药，以毒攻毒，为他施行针灸，刀圭， 以暴除暴。
但这是暂时的。等到大病已除，身体复健的时候，他必须屏除剧药，针灸和刀圭， 而仍吃粥饭等补品，使身体回复健全。
我们中华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难，就好比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 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我们要以笔代舌， 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当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
但这也是暂时的。等到暴敌已灭，魔鬼已除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停止了杀伐而回 复于礼乐，为世界人类树立永固的和平与幸福。
病时须得用药石；但复健后不能仍用药石而不吃粥饭。即在病中，除药石外最好 也能进些粥饭。人体如此，文艺界也如此。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汉口
◎则勿毁之已
一到汉口，就有人告诉我：“ 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我说： “不可，不可！此人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
《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 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 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 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 会其“理”，不可执著其“事”。
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 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 “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 暴。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义的实证。倘同日本一般样见识地杀人，那就变成以 力服人，以暴易暴，步意大利、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了！
护生者，王者之道也。我欲行王政，则勿毁之已！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九日，汉口
◎散沙与沙袋
沙是最不可收拾的东西。记得十年前，我在故乡石门湾的老屋后面辟一儿童游戏 场，买了一船河沙铺在场上。一年之后，场上的沙完全没有了。它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半粘附了行人的鞋子而带出外面去，还有一半陷入泥土里，和泥土相混杂，只见泥 而不见沙了。这一船沙共有十多石，讲到沙的粒数，虽不及“恒河沙数”，比我们中 华民国的人口数目，一定更多。这无数的沙粒到哪里去了呢？东西南北，各自分散， 没有法子召集了。因为它们的团结力非常薄弱，一阵风可使它们立刻解散。它们的分 子非常细小，一经解散，就不可收拾。
但倘用袋装沙，沙就能显示出伟大的能力来。君不见抗战以来，处处地方堆着沙 袋，以防敌人的炮火炸弹的肆虐么？
敌人的枪子和炮弹一碰着沙袋，就失却火力，敌人的炸弹片遇着沙袋，也就不能 伤人，沙的抵抗力比铁还大，比石更强。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功用。
原来沙这种东西，没有约束时不可收拾，一经约束，就有伟大的能力。中国四万 万人，曾经被称为“一盘散沙”。抗战“好比一只沙袋”，现在已经把他们约束了。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汉口
◎喜剧
同学孔君从浙江走浙赣路来汉口。一下车，就被警察错认为日本间谍，拉去拘禁 在公安局。因为孔君脸色焦黄，眉浓目小，两颊多须，剃成青色，而且西发光泽，洋 服楚楚，外形真像日本人。警察的错认是难怪的。
他向警察声辩，说是自家人，不是敌人。警察问“你是中国哪地方人？”孔君答： “我是浙江萧山人，刚才从萧山来。”
警察问：“你是萧山人，应该会讲萧山话。你讲几句看！”孔君就讲了一套道地 的萧山话。警察冷笑着说：“你们日本人真有小聪明，萧山话学得很像！”这使孔君 无法置辩，只得任其拘禁。一面设法打电话通知汉口的朋友，托他们来保。结果被拘 禁五六小时，方始恢复自由。演了一出喜剧。
晚上我同孔君共饮，就用这件逸事下酒。我安慰孔君说：“你虽失却了五六小时 的自由，但总是可喜的。我们侦察日本间谍，惟恐其不严。过严是可以体谅的。你们 孔家人往往吃这种眼前亏：昔夫子貌似阳货，几乎送了性命。今足下貌似敌人，失却 五六小时的自由，是便宜的。”
（１９３８年）四月十一日，汉口
◎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逃难以来，常常听见有人庆贺独身者说：“在这时代，做独身者最幸运。逃起难 来便当得多。”独身者客气地回答：“也不见得。”但脸色表示承认这话。
我最初听到这话，觉得不错。但进一步想，就觉得不然，有家眷的不过麻烦一点 而已，在精神上与独身者一样，并无幸不幸之分。
所谓“独身者最幸运”，是只管自家不顾别人的意思。譬如时局紧张，炮火迫近， 人家扶老携幼，生离死别。他只顾自己一身，逃之杳杳，这就算幸运。
但其人倘富有同情，就并不感觉幸运，也一样地苦痛。因为我们的爱，始于家族， 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 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家有“无我”之称。儒者也说：“圣人无 己，靡所不己。”就是说圣人没有自己，但没有一物不是自己。这决不是空言夸口。 无论何人，倘亲眼看到前线浴血，难民惨死，其同情心一定会扩大起来。
所以在这时代，家族有无不成问题。倘缺乏同情，即使有家族老幼数十人，也不 相关。倘富有同情，即使是独身者，也感苦痛。因为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他的家族， 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１９３８年
◎富士山太小
一个老百姓所拟媾和条件之一曰：“将他们所有的武器熔化了，铸成总理遗像， 立在富士山顶。”有人说他浮夸，我以为意有可取。
孙中山先生思想极为伟大，试看他的论著，凡百建设，除保护国家，复兴民族之 外，必以促进世界大同为最后目标。可见他对于人类的爱，没有乡土，国际的界限。 凡是圆颅方趾的人，都是他所爱护的。此心与中国古圣贤的“王道”，“仁政”相合， 可谓伟大之极。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川之险。
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 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我国 本孙中山先生的教训而抗战，战必胜矣。
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倘要造形化，铸成雕像，恐怕熔了日本所有的武器，还不 够用。即使够用，恐怕小小的富士山也载不起。况且，我们主张和平外交，不要侵占 别人的土地。故总理遗像，还是叫他们造在昆仑山上好。
１９３８年
◎卑怯和自私
嘴里喊着“我们爱好和平”，而手里却拿着武器，决不肯放下。
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因何而起？答曰：起于卑怯和自私。
心里想要霸占横行，而没有胆量直说出来，嘴上假意说“我们爱好和平”。这是 卑怯的态度。这些人的人格，不及绿林好汉远甚。有几个强盗，虽然作恶，而自认不 讳，还有一 点可佩服。心里想作恶，而忸忸怩怩的，不敢直说，才是卑怯龌龊。
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只以一身或一国为重，而不顾全人类。所以手里拿着武器， 时时自卫。他们想：倘自己真果放下武器，恐怕被别人杀死。他们更进一步想：倘使 别人真果放下武器，我不妨立刻杀死他。这样一味自私自利，哪里谈得上和平。
我们要达到和平，只有借他们的武器来杀他们自己，我们的抗战就是为此。
１９３８年
◎志士与汉奸
为什么肯做汉奸？我想多数是为贪生怕死。倘不贪生，不愿屈节事敌。倘不怕死， 非但不做汉奸，且可做游击队员了。
古圣人云：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恶也；所恶有甚于死者。
比生更可欲的，是“精神的生”。比死更可恶的，是“精神的死”。精神死而肉 体生，是“行尸走肉”。肉体死而精神生，是“永生”。志士仁人，不愿为“行尸走 肉”，而愿得为“永生”。
但汉奸的所见异于是。他们宁愿做“行尸走肉”不需要“永生。”
故志士与汉奸的差别，可说在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可为志 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可为汉奸。
１９３８年
◎焦土抗战的烈士
六年之前，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盖造一所房子，名叫缘缘堂。房屋并不富丽，更 非摩登；不过多年浮家泛宅的一群家族，从此得到了一处归宿之所，自是欢喜。堂成 之后，我从杜甫诗里窃取两句，自写对联，裱好挂在堂前。联曰：“暂止飞乌才数子， 频来语燕定新巢。”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寇兵迫近石门湾。我率眷老幼十 人，携行物两担，离开 故乡，流徙桐庐。二十三日，石门湾失守。我军誓死抗战，失而复得。后来，得而复 失，失而复得，以至四进四出。石门湾变成焦土，缘缘堂就做了焦土抗战的烈士。
我们不久又离桐庐，远行至江西萍乡，这时候方始得到缘缘堂被焚的消息。全家 不胜惋惜。不久我们又离萍乡赴长沙。上海友人来信，赋诗吊缘缘堂，词意悲切。此 时我已在沿途看见万众流离的苦况，听见前线浴血的惨闻，对自己的房屋的损失，非 但毫不可惜，反而觉得安心。倘使我毫无损失，心中不免惭愧。因此我就和他一首诗。 诗曰：“寇至余当去，非从屈贾趋。欲行焦土策，岂惜故园芜？白骨齐山岳，朱殷染 版图。缘缘堂亦毁，惭赧庶几无。”
１９３８年
行路易
古人有“行路难”这句老话。但在今日的新中国，这句话已经失却时效。今日在中国是“行路易”的时代了。有事为证：我久不乘电车了。前几天我出门买物，到站上等电车。我看见电车将要到站，无意识地全身紧张起来，这是解放前长年的习惯所使然：一则因为人都争先恐后，攀登要敏捷，不然吃售票员或别人的骂；二则耽心着车中无座位，必须捷足先登，拼命争龋然而我的无意识的紧张是徒劳的：车子一停下，售票员先喊：“让老先生先上车！”他就伸手拉着我的左臂。接着站台上有一个乘客扶着我的右臂，一迎一送，我毫不费力地上了电车，犹如乘升降机一般。
车厢里不能说很挤，但也已经没有座位，并且有四五个人站关。我一上车，同时有两三个人站起来让位，招呼我去坐。我正在犹豫的时候，离开我最近的一个青年乘客敏捷地站起身来，说“这里近便”，就硬拉我坐下了。接着有一个女青年乘客拿着一把摺叠扇默默地送交我。原来这是我的扇子，插在衣袋里，上车时掉落在站上，她拾了来送还我的。
过了几站，下车的人多了，车厢里空起来。售票员拿出些连环画小册子来，向人推荐。我也接了一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壮年男乘客笑着向他婉谢，说：“我有些头晕，不想看书。”卖票员眉头一皱，伸手向袋袋里摸出一匣万金油来，说：“阿要塌点万金油？”乘客感谢地接受了。这时候我发生一种感觉：觉得我好像不是在乘电车，而是在作客，或者坐在家里。
我下车后，走到国际书店去买了一大包书。我提了这包书走到第一百货商店，上楼去买了两瓶酒和两瓶桔子露。我一只手挟了一大包洋装书，一只手提了四瓶酒和露，从扶梯上走下去的时候，觉得负担相当重；那根拐杖不能扶我，反而吊住我的手臂。要我负担它了。忽然一个穿人民装的青年走近我来，说：“老伯伯，我帮你拿，送你上车。”就抢了我两只手里的两件重东西，和我并肩走下扶梯去。我想夺回一件，但他一定不肯，说：“我们年青人不在乎。”我拄着拐杖和他一同走到了商店门口，想雇三轮车。可是门口没有车子，须得跑一段路，到横路口的停车处去雇。我不好意思再让他送，伸手想夺回两件东西，说：“走平路我自己拿得动。”但他又一定不肯，把东西藏在身后，不让我夺。我只得由他护送，一直护送我上三轮车。到了家门口，三轮车的驾驶员又替我拿了这两件重东西，送到我家里，放在桌子上。
我坐在三轮车里的时候，抚今思昔，觉得这真是“行路易”的时代了！我多么幸福！同时我又回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那时我住在东京，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和五六个朋友出门去散步乘凉。正在迎着海风逍遥倘徉的时候，横弄里走出一个老太婆来，她搬着一大块棕棚之类的重东西，气喘地走在我们后面。忽然她向我们的队伍里喊：“你们哪一位替我搬一搬，好不好？”我们都是带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出来乘凉散步的，不愿意搬重东西，大家婉谢她，快步向前，避开了她。……当时我曾经把这件事写成一篇随笔（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缘缘堂随笔》第５页《东京某晚的事》）。这篇随笔的末了说我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很有意味。我从来不曾从素不相识的路人受到这样唐突的要求。那老太婆的话，似乎应该用在家庭里或学校里，决不是在路上可以听到的。这是关系深切而亲爱的小团体中的人们之间所有的话，不适用于“社会”或“世界”的大团体中的所谓“陌路人”之间。这老太婆误把陌路当作家庭了。
这老太婆原是悖事的，唐突的。然而我却在想像：假如真能像这老太婆所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就变成家庭，这亲爱、互助，老太婆就并不悖事，并不唐突了。这是多么可憧憬的世界。
这篇随笔是１９２５年写的，即三十三年前写的。我今天出门乘车买物所经历的，正是当时我所憧憬的那个世界里的状态。想不到我当时在外国所梦想的世界，会在三十三年后的新中国实现。这真是多么可庆喜而光荣的事啊！
１９５８年６月于上海作
原载《新港》１９５８年８、９月合刊号
丰子恺短篇收集儿戏
楼下忽然起了一片孩子们暴动的声音。他们的娘高声喊着：“两只雄鸡又在斗了，爸爸快来劝解！”我不及放下手中的报纸，连忙跑下楼来。
原来是两个男孩在打架：六岁的元草要夺九岁的华瞻的木片头，华瞻不给，元草哭着用手打他的头；华瞻也哭着，双手擎起木片头，用脚踢元草的腿。
我放下报纸，把身体插入两孩子的中间，用两臂分别抱住了两孩子，对他们说：“不许打！为的啥事体？大家讲！”元草竭力想摆脱我的手臂而向对方进攻，一面带哭带嚷地说：“他不肯给我木片头！他不肯给我木片头！”似乎这就是他打人的正当理由。华瞻究竟比他大了三岁，最初静伏在我的臂弯里，表示不抵抗而听我调解，后来吃着口声辩：“这些木片头原是我的！他要夺，我不给，他就打我！”元草用哭声接着说：“他踢我！”华瞻改用直接交涉，对着他说：“你先打！”在旁作壁上观的宝姊姊发表意见：“轻句还重句，先打呒道理！”
背后另一个又发表一种舆论：“君子开口，小人动手！”我未及下评判，元草已猛力退出我的手臂，突然向对方袭击。他们的娘看我排解无效，赶过来将元草擒去，抱在怀里，用甘言骗住他。我也把华瞻抱在怀里，用话抚慰他。两孩子分别占据了两亲的怀里，暴动方始告终。这时候，“五香……豆腐干”的叫声在后门外亲切地响着，把脸上挂着眼泪的两孩子一齐从我们的怀里叫了出去。我拿了报纸重回楼上去的时候，已听到他们复交后的笑谈声了。
但我到了楼上，并不继续看报。因为我看刚才的事件，觉得比看报上的国际纷争直截明了得多。我想：世间人与人的对待，小的是个人对个人，大的是团体对团体。个人对待中最小的是小孩对小孩，团体对待中最大的是国家对国家。在文明的世间，除了最小的和最大的两极端而外，人对人的交涉，总是用口的说话来讲理，而不用身体的武力来相打的。例如要掠夺，也必用巧妙的手段；要侵占，也必立巧妙的名义：所谓“攻击”也只是辩论，所谓“打倒”也只是叫喊。故人对人虽怀怨害之心，相见还是点头握手，敷衍应酬。虽然也有用武力的人，但“君子开口，小人动手”，开化的世间是不通行用武力的。其中唯有最小的和最大的两极端不然：小孩对小孩的交涉，可以不讲理，而通行用武力来相打；国家对国家的交涉，也可以不讲理，而通行用武力来战争。战争就是大规模的相打。可知凡物相反对的两极端相通似，或相等。
国际的事如儿戏，或等于儿戏。
一九三二年
我的苦学经验
我于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岁的时候，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学校是初级师范。我在故乡的高等小学毕业，考入这学校，在那里肄业五年而毕业。故这学校的程度，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校，不过是以养成小学教师为目的的。
但我于暑假时在这初级师范毕业后，既不作小学教师，也不升学，却就在同年的秋季，来上海创办专门学校，而作专门科的教师了。这种事情，现在我自己回想想也觉得可笑。但当时自有种种的因缘，使我走到这条路上。因缘者何？因为我是偶然入师范学校的，并不是抱了作小学教师的目的而入师范学校的。（关于我的偶然入师范，现在属于题外，不便详述。异日拟另写一文，以供青年们投考的参考。）故我在校中只是埋头攻学，并不注意于教育。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兴味忽然集中在图画上了。甚至抛弃其他一切课业而专习图画，或托事请假而到西湖上去作风景写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几年，学期考试的成绩屡列第一名，而毕业时已降至第二十名。因此毕业之后，当然无意于作小学教师，而希望发挥自己所热衷的图画。但我的家境不许我升学而专修绘画。正在踌躇之际，恰好有同校的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修科毕业的吴梦非君，和新从日本研究音乐而归国的旧同学刘质平君，计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养成图画音乐手工教员的学校，名曰专科师范学校。他们正在招求同人。刘君知道我热衷于图画而又无法升学，就来拉我去帮办。我也不自量力，贸然地答允了他。于是我就做了专科师范的创办人之一，而在这学校之中教授西洋画等课了。这当然是很勉强的事。我所有关于绘画的学识，不过在初级师范时偷闲画了几幅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又在晚上请校内的先生教些日本文，自己向师范学校的藏书楼中借得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从其中窥得一些陈腐的绘画知识而已。我犹记得，这时候我因为自己只有一点对于石膏模型写生的兴味，故竭力主张“忠实写生”的画法，以为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又向学生演说，谓中国画的不忠于写实，为其最大的缺点；自然中含有无穷的美，唯能忠实于自然模写者，方能发见其美。就拿自己在师范学校时放弃了晚间的自修课而私下在图画教室中费了十七小时而描成的venus头像的木炭画揭示学生，以鼓励他们的忠实写生。当一九二○年的时代，而我在上海的绘画专门学校中励行这样的画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闭门造车。然而当时的环境，颇能容纳我这种教法。因为当时中国宣传西洋画的机关绝少，上海只有一所美术专门学校，专科师范是第二个兴起者。当时社会上人士，大半尚未知道西洋画为何物，或以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画的代表，或以为香烟牌子就是西洋画的代表。所以在世界上看来我虽然是闭门造车，但在中国之内，我这种教法大可卖野人头呢。但野人头终于不能常卖，后来我渐渐觉得自己的教法陈腐而有破绽了，因为上海宣传西洋画的机关日渐多起来，从东西洋留学归国的西洋画家也时有所闻了。我又在上海的日本书店内购得了几册美术杂志，从中窥知了一些最近西洋画界的消息，以及日本美术界的盛况，觉得从前在《正则洋画讲义》中所得的西洋画知识，实在太陈腐而狭小了。虽然别的绘画学校并不见有比我更新的教法，归国的美术家也并没有什么发表，但我对于自己的信用已渐渐丧失，不敢再在教室中扬眉瞬目而卖野人头了。我懊悔自己冒昧地当了这教师。我在布置静物写生标本的时候，曾为了一只青皮的橘子而起自伤之念，以为我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我想窥见西洋画的全豹，我也想到东西洋去留学，做了美术家而归国。但是我的境遇不许我留学。况且我这时候已经有了妻子。做教师所得的钱，赡养家庭尚且不够，哪里来留学的钱呢？经过了许久烦恼的日月，终于决定非赴日本不可。我在专科师范中当了一年半的教师，在一九二一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块钱（这笔钱我才于二三年前还他。我很感谢他第一个惠我的同情），就抛弃了家庭，独自冒险地到东京去了。得去且去，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至少，我用完了这四百块钱而回国，总得看一看东京美术界的状况了。
但到了东京之后，就有许多关切的亲戚朋友，设法接济我的经济。我的岳父给我约了一个一千元的会，按期寄洋钱给我，专科师范的同人吴刘二君，亦各以金钱相遗赠，结果我一共得了约二千块钱，在东京维持了足足十个月的用度，到了同年的冬季，金尽而返国。这一去称为留学嫌太短，称为旅行嫌太长，成了三不像的东西。同时我的生活也是三不象的。我在这十个月内，前五个月是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去习画，下午读日本文。后五个月废止了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乐研究会中去学提琴，晚上又去学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请假，拿请假的时间来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访图书馆，看opera，以及游玩名胜，钻旧书店，跑夜摊（yomise）。因为这时候我已觉悟了各种学问的深广，我只有区区十个月的求学时间，决不济事。不如走马看花，吸呼一些东京艺术界的空气而回国吧。幸而我对于日本文，在国内时已约略懂得一点，会话也早已学得了几声。到东京后，旅舍中唤茶、商店中买物等事，勉强能够对付。我初到东京的时候，随了众同国人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读了几个礼拜就辍学。自己异想天开，为了学习日本语的目的，向一个英语学校的初级班报名，每日去听讲两小时。他们是从aboy，adog教起的，所用的英文教本与开明第一英文读本程度相同。对于英文我已完全懂得，我的目的是要听这位日本先生怎样地用日本语来解说我所已懂得的英文，便在这时候偷取日本语会话的诀窍，这异想天开的办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语学校里听了一个月讲，果然于日语会话及听讲上获得了很多的进步。同时看书的能力也进步起来。本来我只能看《正则洋画讲义》一类的刻板的叙述体文字，现在连《不如归》和《金色夜叉》（日本旧时很著名的两部小说）都会读了。我的对于文学的兴味，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以后我就为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而另入一英语学校。我报名入最高的一班，他们教我读伊尔文的sketch book。这时候我方才知道英文中有这许多难记的生字（我在师范学校毕业时只读到《天方夜谭》）。兴味一浓，我便嫌先生教得太慢。后来在旧书店里找到了一册sketch book讲义录，内有详细的注解和日译文，我确信这可以自修，便辍了学，每晚伏在东京的旅舍中自修sketch book。我自己限定于几个礼拜之内把此书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写在一张图画纸上，把每字剪成一块块的纸牌，放在一只匣子中。每天晚上，象摸数算命一般地向匣子中探摸纸牌，温习生字。不久生字都记诵，sketch book全部都会读，而读起别的英语小说来也很自由了。路上遇见英语学校的同学，询知道他们只教了全书的几分之一，我心中觉得非常得意。从此我对于学问相信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知识这样东西，要其能够于应用，分量原是有限的。我们要获得一种知识，可以先定一个范围，立一个预算，每日学习若干，则若干日可以学毕，然后每日切实地实行，非大故不准间断，如同吃饭一样。照我当时的求学的勇气预算起来，要得各种学问都不难：东西洋知名的几册文学大作品，我可以克日读完；德文法文等，我都可以依赖各种自修书而在最短时期内学得读书的能力；提琴教则本《homahmn》五册，我能每日练习四小时而在一年之内学毕；除了绘画不能硬要进步以外，其余的学问，在我都可以用机械的用功方法来探求其门径。然而这都是梦想，我的正式求学的时间只有十个月，能学得几许的学问呢？我回国之后，回想在东京所得的，只是描了十个月的木炭画，拉完了三本《homahmn》，此外又带了一些读日本文和读英文的能力而回国。回国之后，我为了生活和还债，非操职业不可。没有别的职业可操，只得仍旧做教师。一直做到了今年的秋季。十年来我不断地在各处的学校中做图画音乐或艺术理论的教师。一场重大的伤寒病令我停止了教师的生活。现在蛰居在嘉兴的穷巷老屋中，伴着了药炉茶灶而写这篇稿子。
故我出了中学以后，正式求学的时期只有可怜的十个月。此后都是非正式的求学，即在教课的余暇读几册书而已。但我的绘画音乐的技术，从此日渐荒废了。因为技术不比别的学问，需要种种的设备，又需要每日不断的练习时间。研究绘画须有画室，研究音乐须有乐器，设备不周就无从用功。停止了几天，笔法就生疏，手指就僵硬。做教师的人，居处无定，时间又无定，教课准备又忙碌，虽有利用课余以研究艺术的梦想，但每每不能实行。日久荒废更甚。我的油画箱和提琴，久已高搁在书橱的最高层，其上积着寸多厚的灰尘了。手痒的时候，拿毛笔在废纸上涂抹，偶然成了那种漫画。口痒的时候，在口琴上吹奏简单的旋律，令家里的孩子们和着了唱歌，聊以慰藉我对于音乐的嗜好。世间与我境遇相似而酷嗜艺术的青年们，听了我的自述，恐要寒心吧！
但我幸而还有一种可以自慰的事，这便是读书。我的正式求学的十个月，给了我一些阅读外国文的能力。读书不象研究绘画音乐地需要设备，也不象研究绘画音乐地需要每日不断的练习。只要有钱买书，空的时候便可阅读。我因此得在十年的非正式求学期中读了几册关于绘画、音乐艺术等的书籍，知道了世间的一些些事。我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自己所读过的书译述出来，给学生们做讲义。后来有朋友开书店，我乘机把这些讲义稿子交他刊印为书籍，不期地走到了译著的一条路上。现在我还是以读书和译著为生活。回顾我的正式求学时代，初级师范的五年只给我一个学业的基础，东京的十个月间的绘画音乐的技术练习已付诸东流。独有非正式求学时代的读书，十年来一直随伴着我，慰藉我的寂寥，扶持我的生活。这真是以前所梦想不到的偶然的结果。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师范学校，偶然欢喜绘画音乐，偶然读书，偶然译著，此后正不知还要逢到何种偶然的机缘呢。
读我这篇自述的青年诸君！你们也许以为我的读书生活是幸运而快乐的；其实不然，我的读书是很苦的。你们都是正式求学，正式求学可以堂堂皇皇地读书，这才是幸运而快乐的。但我是非正式求学，我只能伺候教课的余暇而偷偷隐隐地读书。做教师的人，上课的时候当然不能读书，开议会的时候不能读书，监督自修的时候也不能读书，学生课外来问难的时候又不能读书，要预备明天的教授的时候又不能读书。担任了它一小时的功课，便是这学校的先生，便有参加议会、监督自修、解答问难、预备教授的义务；不复为自由的身体，不能随了读书的兴味而读书了。我们读书常被教务所打断，常被教务所分心，决不能象正式求学的诸君的专一。所以我的读书，不得不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我的用功都是硬做的。
我在学校中，每每看见用功的青年们，闲坐在校园里的青草地上，或桃花树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莺莺，手执一卷而用功。我羡慕他们，真象潇洒的林下之士！又有用功的青年们，拥着绵被高枕而卧在寝室里的眠床中，手执一卷而用功。我也羡慕他们，真象耽书的大学问家！有时我走近他们去，借问他们所读为何书，原来是英文数学或史地理化，他们是在预备明天的考试。这使我更加要羡慕煞了。他们能用这样轻快闲适的态度而研究这类知识科学的书，岂真有所谓“过目不忘”的神力么？要是我读这种书，我非吃苦不可。我须得埋头在案上，行种种机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以硬求记诵。诸君倘要听我的笨话，我愿把我的笨法子一一说给你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