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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 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 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 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 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 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 志，并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 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 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 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 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迂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 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 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 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象一样。要 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 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 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 “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 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 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 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沫总 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 “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 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 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 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 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象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 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攀。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 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 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庐呢？于是我的画进步 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 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 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 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 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 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 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 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 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 “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 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 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

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 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 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 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 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 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 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 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 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 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 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 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 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 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 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 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 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 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 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 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象个青衣，起老生象个 老生，起大面又象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 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 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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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夏丐尊先生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丐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 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 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 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 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 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芦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 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 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象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 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 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 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 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 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 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 是“抱恨终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 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国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 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 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 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 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 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灵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 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 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 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 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 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 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 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 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 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 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 “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 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 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 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 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 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 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 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 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嘻皮笑脸，同他亲近。 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 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 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 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 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 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 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 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 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 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 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 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 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 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 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 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 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 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 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 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 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 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 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 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 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1946年5月1日于重庆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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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夜饮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 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 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 相。每当灯火中，团团青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 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份唱这样的 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 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 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CT①，住在葛 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拜我了。这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此刻 时钟已指十时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经回旅馆去歇息了。当夜我就不去找他，自 管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饭店去找他，他已经出门，茶役正在打扫他的房间。我留 了一张名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料想他这 上海人难得到杭州来，一见西湖，就整日寻花问柳，不回旅馆，没有看见我留在旅馆里的名 片，我就独酌，照例饮尽一斤。

黄昏八点钟，我正在酩酊之余，CT来了。阔别十年，多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 轻了。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 名忆旧容。”这诗句虽好，我们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 他是在湖滨吃了夜饭——也饮一斤酒——不回旅馆，一直来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馆里的名 片，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这位青年时代共我在上海豪饮的老朋友面前，立 刻消解得干干净净，清清醒醒，我说：“我们再喝酒！”他说：“好，不要甚么菜蔬。”窗 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象昨夜的开颜发艳，却另有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 态。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夜雨翦春韭”，多么动人的诗 句！可惜我没有家园，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园种韭，这晚上我也不想去翦来和CT下酒。因 为实际的韭菜，远不及诗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诗句实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啊！

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只盆子出来，酱鸡、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 上。我和CT就对坐饮酒。收音机上面的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手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 “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 味特别的好。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因为我 又觉得，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 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 笑？因此，“专家”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踏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 玄虚；扭扭捏捏，装腔做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 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的酱鸡、酱肉、皮蛋 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 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 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 当编辑，我在江湾立达学园教课时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 画》里的三个主角，幼时他都见过的。瞻瞻现在叫做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 到；阿宝和软软现在叫做丰陈宝和丰甯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此刻正在厢房里 和她们的弟妹们练习平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CT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 “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 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尝到。CT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 “三小姐”。我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姊姊做媒人》、 《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的墙壁揭去，铸了锌版在《文学周报》上发 表的。你这个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 笑。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又浓烈地尝到了。但无话可说，我们默默地干了两杯。我见CT的 豪饮，不减二十余年前。我回忆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楼走，遇见 CT.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 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的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兰地。吃完之后，仆欧送 帐单来。CT对我说：“你身上有钱么？”我说“有”！摸出一张五元钞票来，把帐付了。 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到闸北，我回到江湾。过了一天，CT到江湾来看我，摸 出一张拾元钞票来，说：“前天要你付帐，今天我还你。”我惊奇而又发笑，说：“帐回过 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钞票塞进他的西装袋里去，他定要拒 绝。坐在旁边的立达同事刘薰宇，就过来抢了这张钞票去，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小 店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夏丐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焘都在内，到 新江湾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去。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大家都已烂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 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经作古，刘薰宇远在贵阳，方光焘不知又在何处。只有CT仍 旧在这里和我共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雨伞，看他的 高大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1 948年3月28日夜于湖畔小屋582静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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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

李叔同先生，即后来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的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早 在五十年前，他首先留学日本，把现代的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有话 剧、油画和钢琴音乐，是从李先生开始的。他富有文艺才能，除上述三种艺术外，又精书 法，工金石（现在西湖西泠印社石壁里有“叔同印藏”），长于文章诗词。文艺的园地，差 不多被他走遍了。一般人因为他后来做和尚，不大注意他的文艺。今年是李先生逝世十五周 年纪念，又是中国话剧五十周年纪念，我追慕他的文艺观，略谈如下：李先生出家之后，别 的文艺都屏除，只有对书法和金石不能忘情。他常常用精妙的笔法来写经文佛号，盖上精妙 的图章。有少数图章是自己刻的，有许多图章是他所赞善的金石家许霏（晦庐）刻的。他在 致晦庐的信中说：晦庐居士文席：惠书诵悉。诸荷护念，感谢无已。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 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 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承刊三印，古穆可喜，至用感 谢……（见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第205页）

这正是李先生文艺观的自述，“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 传”，正是李先生的文艺观。

四十年前我是李先生在杭州师范任教时的学生，曾经在五年间受他的文艺教育，现在我 要回忆往昔。李先生虽然是一个演话剧，画油画、弹钢琴、作文、吟诗、填词、写字、刻图 章的人，但在杭州师范的宿舍（即今贡院杭州一中）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 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 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我每次到他房间里去，总看见案头的一角放 着这册书。当时我年幼无知，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陈猫古老 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李先生当了我们的级任教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 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

唐初，王（勃）、杨、庐、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 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见《人 谱》卷五，这一节是节录《唐书·裴行俭传》的）

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 听，并且说明这里的“显贵”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道德高尚，人 格伟大的意思。“先器识而后文艺”，译为现代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 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可见李先生平日致力于演 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 “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 文艺传”。我那时正热中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 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来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 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 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 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李先生因为有这样的文艺观，所以他富有爱国心，一向关心祖国。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 成功的时候，李先生（那时已在杭州师范任教）填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 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 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见《弘一大师年 谱》第三十九页）

李先生这样热烈地庆喜河山的光复，后来怎么舍得抛弃这“一担好河山”而遁入空门 呢？我想，这也仿佛是屈原为了楚王无道而忧国自沉吧！假定李先生在“灵山胜会”上和屈 原相见，我想一定拈花相视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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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三月七日的《文汇报》上载着黄炎培先生的一篇文章《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我读 了之后，也想“也来谈谈”。今年正是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我就写这 篇小文来表示纪念吧。

黄炎培先生这篇文章里指出李叔同先生青年时代的爱国思想，并且附刊李叔同先生亲笔 的自撰的《祖国歌》的图谱。我把这歌唱了一遍，似觉年光倒流，心情回复了少年时代。我 是李先生任教杭州师范时的学生，但在没有进杭州师范的时候，早已在小学里唱过这《祖国 歌》。我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外患日逼的时期。如黄先生文中所说：1894年甲午之战 败于日本，1895年割地赔款与日本讲和，1897年德占胶州湾，1898年英占威海 卫，1899年法占广州湾，1900年八国联军占北京，1901年订约赔款讲和。—— 我的少年时代正在这些国耻之后。那时民间曾经有“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 货”等运动。我在小学里唱到这《祖国歌》的时候，正是“劝用国货”的时期。我唱到“上 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的时候，和同学们肩 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时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 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但当时我不知道这歌的作者是谁。

后来我小学毕业，考进了杭州师范，方才看见《祖国歌》的作者李叔同先生。爱国运 动，劝用国货宣传，依旧盛行在杭州师范中。我们的教务长王更三先生是号召最力的人，常 常对我们作慷慨激昂的训话，劝大家爱用国货，挽回利权。我们的音乐图画教师李叔同先生 是彻底实行的人，他脱下了洋装，穿一身布衣：灰色云章布（就是和尚们穿的布）袍子，黑 布马褂。然而因为他是美术家，衣服的形式很称身，色彩很调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还是 风度翩然。后来我知道他连宽紧带也不用，因为当时宽紧带是外国货。他出家后有一次我送 他些僧装用的粗布，因为看见他用麻绳束袜子，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宽紧 带退还我，说：“这是外国货。”我说：“这是国货，我们已经能够自造。”他这才受了。 他出家后，又有一次从温州（或闽南）写信给我，要我替他买些英国制的朱砂（vermi lion），信上特别说明：此虽洋货，但为宗教文化，不妨采用。因为当时英国水彩颜料 在全世界为最佳，永不退色。他只是为了写经文佛号，才不得不破例用外国货。关于劝用国 货，王更三先生现身说法，到处宣讲；李叔同先生则默默无言，身体力行。当时我们杭州师 范里的爱国空气很浓重，正为了有这两位先生的缘故。王更三先生现在健在上海，一定能够 回味当时的情况。

李叔同先生三十九岁上——这正是欧洲大战发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粤 桂战争，湘鄂战争，奉直战争，国内乌烟瘴气的期间——辞去教职，遁入空门，就变成了弘 一法师。弘一法师剃度前夕，送我一个亲笔的自撰的诗词手卷，其中有一首《金缕曲》，题 目是《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全文如下：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 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 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 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我还记得他展开这手 卷来给我看的时候，特别指着这阕词，笑着对我说：“我作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 纪。”当时我年幼无知，漠然无动于衷。现在回想，这暗示着：被恶劣的环境所迫而遁入空 门的李叔同先生的冷寂的心的底奥里，一点爱国热忱的星火始终没有熄灭！

在文艺方面说，李叔同先生是中国最早提倡话剧的人，最早研究油画的人，最早研究西 洋音乐的人。去年我国纪念日本的雪舟法师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文艺上，我国的弘一法 师和日本的雪舟法师非常相似。雪舟法师留学中国，把中国的宋元水墨画法输入日本；弘一 法师留学日本，把现代的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输入中国。弘一法师对中国文艺界的贡献， 实在不亚于雪舟法师对日本文艺界的贡献！雪舟法师在日本有许多纪念建设。我希望中国也 有弘一法师的纪念建设。弘一法师的作品、纪念物，现在分散在他的许多朋友的私人家里， 常常有人来信问我有没有纪念馆可以交送，杭州的堵申甫老先生便是其一。今年是弘一法师 逝世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他所首倡的话剧五十周年纪念。我希望在弘一法师住居最久而就地 出家的杭州，有一个纪念馆，可以永久保存关于他的文献，可以永久纪念这位爱国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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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看潮记

阴历八月十八，我客居杭州。这一天恰好是星期日，寓中来了两位亲友，和两个例假返 寓的儿女。上午，天色阴而不雨，凉而不寒。有一个人说起今天是潮辰，大家兴致勃勃起 来，提议到海宁看潮。但是我左足趾上患着湿毒，行步维艰还在其次；鞋根拔不起来，拖了 鞋子出门，违背新生活运动，将受警察干涉。但为此使众人扫兴，我也不愿意。于是大家商 议，修改办法：借了一只大鞋子给我左足穿了，又改变看潮的地点为钱塘江边，三廊庙。我 们明知道钱塘江边潮水不及海宁的大，真是“没啥看头”的。但凡事轮到自己去做时，无论 如何总要想出它一点好处来，一以鼓励勇气，一以安慰人心。就有人说：“今年潮水比往年 大，钱塘江潮也很可观。”“今天的报上说，昨天江边车站的铁栏都被潮水冲去，二十几个 人爬在铁栏上看潮，一时淹没，幸为房屋所阻，不致与波臣为伍，但有四人头破血流。”听 了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江干不亚于海宁，此行一定不虚。我就伴了我的两位亲友，带了我的 女儿和一个小孩子，一行六人，就于上午十时动身赴江边。我两脚穿了一大一小的鞋子跟在 他们后面。

我们乘公共汽车到三廊庙，还只十一点钟。我们乘义渡过江，去看看杭江路的车站，果 有乱石板木狼藉于地，说是昨日的潮水所致的。钱江两岸两个码头实在太长，加起来恐有一 里路。回来的时候，我的脚吃不消，就坐了人力车。坐在车中看自己的两脚，好象是两个人 的。倘照样画起来，见者一定要说是画错的，但一路也无人注意，只是我自己心虚，偶然逢 到有人看我的脚，我便疑心他在笑我，碰着认识的人，谈话之中还要自己先把鞋的特殊的原 因告诉他。他原来没有注意我的脚，听我的话却知道了。善于为自己辩护的人，欲掩其短， 往往反把短处暴露了。

我在江心的渡船中遥望北岸，看见码头近旁有一座楼，高而多窗，前无障碍。我选定这 是看潮最好的地点。看它的模样，不是私人房屋，大约是茶馆酒店之类，可以容我们去坐 的。为了脚痛，为了口渴，为了肚饥，又为了贪看潮的眼福，我遥望这座楼觉得异常玲珑， 犹似仙境一般美丽。我们跳上码头，已是十二点光景。走尽了码头，果然看见这座楼上挂着 茶楼的招牌，我们欣然登楼。走上扶梯，看见列着明窗净几，全部江景被收在窗中，果然一 好去处。茶客寥寥，我们六人就占据了临窗的一排椅子。我回头喊堂倌：“一红一绿！”堂 倌却空手走过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先生，今天是买坐位的，每位小洋四角。”我的亲友 们听了这话都立起身来，表示要走。但儿女们不闻不问，只管凭窗眺望江景，指东话西，有 说有笑，正是得其所哉。我也留恋这地方，但我的亲友们以为座价太贵，同堂倌讲价，结果 三个小孩子“马马虎虎”，我们六个人一共出了一块钱。先付了钱，方才大家放心坐下。托 堂倌叫了六碗面，又买了些果子，权当午饭。大家正肚饥，吃得很快。吃饱之后，看见窗外 的江景比前更美丽了。我们来得太早，潮水要三点钟才到呢。到了一点半钟，我们才看见别 人陆续上楼来。有的嫌座价贵，回了下去。有的望望江景，迟疑一下，坐下了。到了两点半 钟，楼上的座位已满，嘈杂异常，非复吃面时可比了。我们的座位幸而在窗口，背着嘈杂面 江而坐，仿佛身在泾渭界上，另有一种感觉。三点钟快到，楼上已无立锥之地。后来者无座 位，不吃茶，亦不出钱。我们的背后挤了许多人。回头一看，只见观者如堵。有男有女，有 老有少，更有被抱着的孩子。有的坐在桌上，有的立在凳上，有的竟立在桌上。他们所看 的，是照旧的一条钱塘江。久之，久之，眼睛看得酸了，腿站得痛了，潮水还是不来。大家 倦起来，有的垂头，有的坐下。忽然人丛中一个尖锐的呼声：“来了！来了！”大家立刻把 脖子伸长，但钱塘江还是照旧。原来是一个母亲因为孩子挤得哭了，在那里哄他。

江水真是太无情了。大家越是引颈等候，它的架子越是十足。这仿佛有的火车站里的卖 票人，又仿佛有的邮政局收挂号信的，窗栏外许多人等候他，他只管悠然地吸烟。三点二十 分光景，潮水真个来了！楼内的人万头攒动，象运动会中决胜点旁的观者。我也除去墨镜， 向江口注视。但见一条同桌上的香烟一样粗细的白线，从江口慢慢向这方面延长来。延了好 久，达到西兴方面，白线就模糊了。再过了好久，楼前的江水渐渐地涨起来。浸没了码头的 脚。楼下的江岸上略起些波浪，有时打动了一块石头，有时淹没了一条沙堤。以后浪就平静 起来，水也就渐渐退却。看潮就看好了。楼中的人，好象已经获得了什么，各自纷纷散去。 我同我亲友也想带了孩子们下楼，但一个小孩子不肯走，惊异地责问我：“还要看潮哩！” 大家笑着告诉他：“潮水已经看过了！”他不信，几乎哭了。多方劝慰，方才收泪下楼。

我实在十分同情于这小孩子的话。我当离座时，也有“还要看潮哩！”似的感觉。似觉 今天的目的尚未达到。我从未为看潮而看潮。今天特地为看潮而来，不意所见的潮如此而 已，真觉大失所望。但又疑心自己的感觉不对。若果潮不足观，何以茶楼之中，江岸之上， 观者动万，归途阻塞呢？以问我的亲友，一人云：“我们这些人不是为看潮来的，都是为潮 神贺生辰来的呀！”这话有理，原来我们都是被“八月十八”这空名所召集的。怪不得潮水 毫没看头。回想我在茶楼中所见，除旧有的一片江景外毫无可述的美景。只有一种光景不能 忘却：当波浪淹没沙堤时，有一群人正站在沙堤上看潮。浪来时，大家仓皇奔回，半身浸入 水中，举手大哭，幸有大人转身去救，未遭没顶。这光景大类一幅水灾图。看了这图，使人 想起最近黄河长江流域各处的水灾，败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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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的山

“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没有到桂林时，早已听见这句话。我预先问问到过的人：“究 竟有怎样的好？”到过的人回答我，大都说是“奇妙之极，天下少有”。这正是武汉疏散人 口，我从汉口返长沙，准备携眷逃桂林的时候。抗战节节扔失利，我们逃难的人席不暇暖， 好容易逃到汉口，又要逃到桂林去。对于山水，实在无心欣赏，只是偶然带便问问而已。然 而百忙之中，必有一闲。我在这一闲的时候想象桂林的山水，假定它比杭州还优秀。不然， 何以可称为“甲天下”呢？我们一家十人，加了张梓生先生家四五人，合包一辆大汽车，从 长沙出发到桂林，车资是二百七十元。经过了衡阳、零陵、邵阳，入广西境。闻名已久的桂 林山水，果然在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展开在我的眼前。初见时，印象很新鲜。那 些山都拔地而起，好象西湖的庄子内的石笋，不过形状庞大，这令人想起古画中的远峰，又 令人想起“天外三峰削不成”的诗句。至于水，漓江的绿波，比西湖的水更绿，果然可爱。 我初到桂林，心满意足，以为流离中能得这样山明水秀的一个地方来托庇，也是不幸中之大 幸。开明书店的经理，替我租定了马皇背（街名）的三间平房，又替我买些竹器。竹椅、竹 凳、竹床，十人所用，一共花了五十八块桂币。桂币的价值比法币低一半，两块桂币换一块 法币。五十八块桂币就是二十九块法币。我们到广西，弄不清楚，曾经几次误将法币当作桂 币用。后来留心，买物付钱必打对折。打惯了对折，看见任何数目字都想打对折。我们是六 月二十四日到桂林的。后来别人问我哪天到的，我回答“六月二十四日”之后，几乎想补充 一句：“就是三月十二日呀！”汉口沦陷，广州失守之后，桂林也成了敌人空袭的目标，我 们常常逃警报。防空洞是天然的，到处皆有，就在那拔地而起的山的脚下。由于逃警报，我 对桂林的山愈加亲近了。桂林的山的性格，我愈加认识清楚了。我渐渐觉得这些不是山，而 是大石笋。因为不但拔地而起，与地面成九十度角，而且都是青灰色的童山，毫无一点树木 或花草。久而久之，我觉得桂林竟是一片平原，并无有山，只是四围种着许多大石笋，比西 湖的庄子里的更大更多而已。我对于这些大石笋，渐渐地看厌了。庭院中布置石笋，数目不 多，可以点缀风景；但我们的“桂林”这个大庭院，布置的石笋太多，触目皆是，岂不令人 生厌。我有时遥望群峰，想象它们是一只大动物的牙齿，有时望见一带尖峰，又想起小时候 在寺庙里的十殿阎王的壁画中所见的尖刀山。假若天空中掉下一个巨人来，掉在这些尖峰 上，一定会穿胸破肚，鲜血淋漓，同十殿阎王中所绘的一样。这种想象，使我渐渐厌恶桂林 的山。这些时候听到“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盛誉，我的感想与前大异：我觉得桂林的特色 是“奇”，却不能称“甲”，因为“甲”有尽善尽美的意思，是总平均分数。桂林的山在天 下的风景中，决不是尽善尽美。其总平均分数决不是“甲”。世人往往把“美”与“奇”两 字混在一起，搅不清楚，其实奇是罕有少见，不一定美。美是具足圆满，不一定奇。三头六 臂的人，可谓奇矣，但是谈不到美。天真烂漫的小孩，可为美矣，但是并不稀奇。桂林的 山，奇而不美，正同三头六臂的人一样。我是爱画的人，我到桂林，人都说“得其所哉”， 意思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可以入我的画。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可笑的事：有一次有人报告我： “你的好画材来了，那边有一个人，身长不满三尺，而须长有三四寸。”我跑去一看，原来 是做戏法的人带来的一个侏儒。这男子身体不过同桌子面高，而头部是个老人。对这残废 者，我只觉得惊骇、怜悯与同情，哪有心情欣赏他的“奇”，更谈不到美与画了。又有一次 到野外写生，遇见一个相识的人，他自言熟悉当地风物，好意引导我去探寻美景，他说： “最美的风景在那边，你跟我来！”我跟了他跋山涉水，走得十分疲劳，好容易走到了他的 目的地。原来有一株老树，不知遭了什么劫，本身横卧在地，而枝叶依旧欣欣向上。我率直 地说：“这难看死了！我不要画。”其人大为扫兴，我倒觉得可惜。可惜的是他引导我来此 时，一路上有不少平凡而美丽的风景，我不曾写得。而他所谓美，其实是奇。美其所美，非 吾所谓美也。这样的事，我所经历的不少。桂林的山，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