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们有幸结为“牛友”。
丰先生当然数“大牛”了，我是“小牛”。大大小小几十头“牛”，被圈在棚子里，每天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投降书很长，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来。丰先生不像别人那样高声诵读，只是微合双目，喃喃默念，天知道他在读什么。
当时，国无国法，“棚”却有“棚”规。我们必须清晨五点到“牛棚”，去做早请示；回家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标志牌不让摘下，以便使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让路人皆知。我可受不了，一出“牛棚”便把牌子扯下塞入口袋，免得让家人心惊胆战。
丰先生似乎永远戴着牌子。一次，我乘２６路电车，恰逢他从陕西路站上车，胸前赫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标志牌，车上许多人围着他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先生并不在意，自管自紧拽车顶扶杆，纹丝不动，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笔直，像块厚实的木板。我想他也许真的四大皆空了。
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我和丰先生一起被赶到乡下。看守的“小将”常常逼迫我们用漫画的形式，来进行自我批判。这也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丰先生也画了。一次，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叼着烟卷沉思的老头，嘴里喷出的烟雾，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头上盘旋成一堆高帽子。众“小将”把这幅画大批一通。说是丰先生这种时候有条件抽烟，可见革命尚未触及灵魂。以后，他画一张，被批一顿，并收入“黑画册”。现在想来，那些画真是绝品，凝聚着历史思考、时代特征和中国人的精神意识。想起解放初期，他批评一幅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的画（吟按：这是爸爸批评自己的画），说这幅画缺乏生活，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别的羊就会跟着走。几位“左派人士”当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丰先生当时一声不吭，脸色煞白，拂袖而去。……可见丰先生挨批是有历史的。多少年来，我们社会真的、美的、善的东西总不对一些人胃口，而丑恶的、虚假的、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却又备受许多人青睐。很早的时候，十年动乱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
好不容易捱到六九年，我被“解放”了。一位朋友来告诉我，有人想落实丰子恺的政策（吟按：意思就是想“解放”他），张春桥恶毒地批复道：“巴（巴金）、丰、周（周信芳）三人不杀他们就算落实政策了。”我听了不寒而栗。
对于别人“解放”，丰先生仿佛很淡泊，但他确实也想尽早“解放”。自由对他来说就像生命一样的珍贵。早上，我常到博物馆对面的弄堂摊头上吃大饼油条、豆浆。一次我发现丰先生也正吃得津津有味，见我来了，便指指旁边的板凳，示意我靠着他坐。他低声问我说：“你看我什么时候也能‘解放’？”我没回答。如果我说真话，实在于心不忍；说假话，去哄骗一位如此忠厚的长者，实在于心不安。见我语塞，他摇摇头，笑笑说：“吃，吃吧。”吃完了，我说：“忍让是中国人的美德，先别急，养好身体，总有一天会‘解放’的。”他自言自语道：“大概我等不到了。”
“他的心并不冷漠，尽管现实这样无情。他仍旧酷爱生活。一天我走过他在“长乐村”的寓所，远远地见丰先生正回家，她夫人领着孙子站在门口。丰先生步履踉跄，匆匆上前，紧紧搂着孩子，连连亲吻。
后来他“解放”了，但不多时，他又被人拖到画院去斗，像一头牛，任人牵来牵去，脸都发黑了。不久，被送进了医院。再后来，他死了。
俞云阶先生回忆到这里，到书桌前取出一幅字轴来，说这是我爸爸逝世前送给他的一幅字，写的是鲁迅先生的诗。他说他很珍爱，无论如何要保留着，时常看看，说是见到了它，就像又见到了丰先生。
俞云阶先生最后又对方坚先生说了一句似问非问的话：“这首诗为什么像是专门为我们这些人写的呢？”
这句话问得好！这首诗真像是写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请看诗的内容：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爸爸在这种时候写这首诗给俞先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是因为这首诗所描写的情况，和他们当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二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打倒，只有鲁迅大旗不倒。哪怕造反派在这首诗里看出了爸爸对现状的反感，谁又敢对着鲁迅的作品说一个“不”字呢！
“隔离审查”
１９６７年的仲夏，那时画院分“红旗派”和“斩阎王”两派。“斩阎王”要斗丰子恺，“红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当时的美术学校（就是学生曾来抄过我们家的那个学校）里关起来，美其名曰“隔离审查”。有时还把他临时转移到对面的电影制片厂去。爸爸犹如他们的猎物，只得任其摆布。
画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关在同一间房里。爸爸去世后，我也访问了邵先生，知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８日爸爸的冤案得到所谓“平反”，骨灰被安放到龙华革命公墓后的７月１１日和１２日，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连载了邵洛阳先生的一篇长文《挑灯风雨夜，往事从头说》。邵先生在该文中介绍了老院长丰子恺的生平后，提到了他们两人关在一起的情况。今抄录如下：
一九六七年的仲夏，上海布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风，丰老和我都被“隔离”，可还有点自由，可到饭堂吃饭，可至井边汲水，两人“牛棚”一间，短榻两具。丰老有一瓶药酒，晚上尚可浅酌。他把自己摘录的鲁迅语录一本给我看。他几乎每天被揪出去批斗。他心胸宽荡，从不在意。夜阑人静，虽蜗居斗室，却谈得海阔天空，也不免谈到宗教，谈佛教中的大乘和小乘，佛教的南北宗（顿语与渐语），慢慢转到丰老的宗教信仰。我说，日本的谷崎说你是现代的陶渊明、王维，看来颇有些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吧？丰老笑着说：“我可没有这样雅，我在二十年前说过，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尖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常在我心中交战。弘一法师一生由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再变为教师，三变为道人，四变为和尚，每一变都认真。他的遗训“认真”两字永远使我铭记心头。
后来爸爸又和他谈宗教信仰。爸爸说：
“无常之恸是宗教信念的出发点，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点上。古诗中的‘伤彼蕙兰花，含笑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都是借花喻惜人生之无常。诗人对这点最为敏感，而醉心名利的人，是给荣誉和黄金蒙住眼睛的，毫无认识自身的能力与余暇。其实‘人生无常’，原是个平凡的道理。但世间‘相逢不知老’的人太多，因此这话成了空言。”
爸爸和他又谈到吃素和戒杀，爸爸对邵先生说：
“我是父亲的遗习，除幼年吃过火腿外，平生不知肉味，吃了鲜肉要呕吐。现在偶尔吃点鱼和蛋，基本上吃素食。我戒过酒，现在晚餐时喝一点黄酒，对睡觉有好处。‘戒杀’———他沉吟了一下———是为了‘护生’，内骨子是‘护心’，去掉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乃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理，扩大了就会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戒杀实在是为了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对‘护生戒杀’切勿拘泥字面，一拘泥连水也不能喝了，一滴水中有多多少少微生物啊？”
谈到这里，两人相顾大笑。……
爸爸被关在美术学校里“隔离审查”一个多月，竟在这“牢房”似的地方和邵先生大谈其宗教和护生。如果让“造反派”们知道了，会被称为“放毒”，受到大批特批。没想到他们在这雨横风狂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给他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使他可以在其中痛快地宣扬宗教思想。
关于邵先生文中所说的“短榻两具”，听邵先生说，造反派把一只抄家得来的全新的钢丝床给爸爸睡了，邵先生只睡一张普通的硬板床。他们对爸爸还算不错，可能是看他年长些吧。
至于邵先生说爸爸在“隔离”室里喝“药酒”，那可是上了爸爸的当！爸爸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还必须喝黄酒，不惯于喝别的酒。为了这个，他离开了没有绍兴酒的台湾。如今被隔离在美术学校，没酒喝，度日如年。坐牢房可以探监，在美术学校当然也应该容许家人探望送物。我和妈妈经常前去送物。
有一次，爸爸悄悄地说：
“给我送点酒来！”
“让他们知道了会有问题吗？”
“就说是治病的药酒。”
“噢噢，好好！”就这样，爸爸虽被隔离，却能天天喝到绍兴酒。
还有一件事，也是爸爸开动脑筋对付造反派的策略。爸爸的假牙原本有一颗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掉了。他在隔离期间有一次对造反派说：
“我刚才跌了一跤，把牙齿也跌落了。”
“能吃东西吗？”看来是遇到了一个有良心的造反派，居然关心爸爸吃东西。
“不方便了啊……”爸爸趁机说。
就这样，爸爸居然赢得了一次回去补牙的机会。
就在这一次，我和弟弟奉命去美术学校接爸爸。我们搀扶着爸爸，高高兴兴地穿过马路，来到电影制片厂门口４２路起点站。正好有一辆空车停着。我们连忙上车，巴不得车马上开，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偏偏乘客还少，开车时间还没到。我好像有什么预感，眼睛望着对面的美术学校，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忽然，学校里跑出一个人来。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吧？！我心里怦怦乱跳。弟弟竟也注意到了。如果他们要叫爸爸回去，怎么办呢！
那人竟直奔４２路，而且走上车来了。我连忙站起来笑脸相迎。
“丰子恺！你不能回去！你今天的检查还没交呢。”
弟弟是个烈性子人。脸色已经变得很不好看。我连忙站过去，遮住他一点，对那人说：
“爸爸今天很不舒服，大概是不消化吧———”我话音未落，爸爸马上结结巴巴地说：
“我回去写，来的时候补交。……我一定好好写，写长一点，深深地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是啊，是啊！我们会监督他写……”我说尽了好话。
幸好在这时，大概开车的时间快到了，司机上来了。那造反派犹豫了一下。在这时要说服我们，由他一人搀扶七旬老人下车，恐怕司机会等不及。司机是工人阶级啊，他才不买造反派的账呢。再说，那造反派可能只是专门管收检讨之类的，而不是那种哼哼呵呵的头头，所以他妥协了，自己赶快走下车去。
车开了！这真是一辆救护车啊！如果车不在这节骨眼上开，如果那造反派是个狼心狗肺，定要把爸爸拖下车，今天的事就不堪设想了！
不是为了爸爸不能回去和家人团圆，而是弟弟一定会和那人大吵一场甚至打起来。一个“黑八类”的儿子和造反派干起来，会有什么好结果！
弟弟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人，所以他很不适宜与造反派周旋。记得有一次为了我劝他在政治上心里一套表面一套，他与我争论得很激烈，终于吵翻了。他怒气冲冲地走掉，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跟我说话。是啊！我们是在爸爸的教育下长大的。爸爸教我们做人要真诚。他歌颂儿童的天真烂漫，讨厌大人的虚伪。可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这种做人的办法行得通吗芽选
虽然那一次逃过了劫难，得以回家团团圆圆地过上几天，但爸爸还是得回去继续接受“隔离审查”。而且有一次在受批斗时被剪掉了一部分胡须。爸爸回家来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这件事。他甚至诙谐地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过几天就会长出来的。”
在１９４７年出版的《又生画集》的自序中，爸爸说想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能出版画册，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叫当时才九岁的新枚以这两句诗为题，画了一幅画充作扉页。想不到二十年后爸爸又遇到了更厉害的“野火”，可是这一回他终于没能等到春风的来临！
一对可怜的青梅竹马
新枚和他的表妹沈纶（又名佩红）是一对青梅竹马。沈纶是我妈妈的亲妹妹的女儿。他们俩长大了分开很久后，终于结成夫妇。
那是在１９６７年，爸爸正到处挨斗的时期。他们结婚证明上的日子是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９日，但举行婚礼是在１１月的某一天。什么“婚礼”啊！除了自己人一起在家里吃一顿饭以外，什么都没有。哪像现在，越来越铺张，花样越来越透。事后我要他们夫妇回忆结婚的日子，新枚说不记得了（其实是他不愿谈以往不快的事），沈纶给了我两个日子：２７号或２９号。
我们家乡往往用“小”字称呼幼小或年轻的人。但惯于把这个“小”字读成“Ａｏ”的去声。沈纶小时候，人家叫她“小毛头”，也就是“Ａｏ毛头”，长大后，就称她“Ａｏ毛”。毛与猫同音，所以我们常戏称她和恩狗（新枚）是一只狗一只猫。而这个“Ａｏ”，写成文字时很为难。爸爸在给沈纶的信里，本来写成“咬毛”（我们家乡话这个“咬”字就念成“Ａｏ”）。“文革”以后不行了，这样写要被批斗甚至上纲上线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于是爸爸就改用“咬猫”、“好猫”或“好毛”。
１９７８年末，我曾给好猫去信，要求她回忆当时结婚的情况。如今我写这段话时，这对可怜的狗猫都已长眠地下了，所以我已无法再问他们本人，只得把好猫两次回信中有关的情况摘抄下来。１９７９年１月９日她的复信如下：
一吟姐：由枚转来的信收到。我回忆了好久也回忆不出个详细情景来，但多少有些记忆。
我们结婚是在６７年１１月２９日（也许２７日）……那天又是阴雨天，反正按外国人的说法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即都是单数，又是风雨交加。那天确是正好父亲又挨批斗的一天，去哪里批斗我也记不清。反正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轮流在窗口急盼父亲归来的情景。枚又下楼去弄堂口等多次。最后还是由枚等到了父亲后搀着上楼的。那好像已经靠近傍晚了。父亲正像你说的每次开完批斗会后回家来从不谈批斗的情况。那天也一样，而且他不但自己丝毫无不高兴的样子，还让我们也要高兴些，说：“今天是你们的好日脚，勿要为我的事扫了你们的兴，我自己都不在乎，你们更犯不着不开心了。”过后又让我们快点去重南吃喜酒（吟按：指重庆南路好猫的母家）。婆婆宝姐去重南是肯定的，你去不去我忘了。也许你也留下来和英娥一起陪父亲的。吃过饭后分几批回陕南，都去看了看三楼的新房。父也亲自上三楼来为我们祝贺。还亲自为我们在新房中点燃了一支红蜡烛。我清楚记得父亲为我们的新婚写过一首诗。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出来了：喜
气满新房，新人福慧双。山盟铭肺腑，海誓刻肝肠。
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觞。
父亲还送给我和枚各一精美小镜子以示我们同镜同心，至今我还保存着（吟按：现已找不到）。那天晚上虽然有父亲亲自上来为我们贺喜及两家人的道喜，但心情总是不一样。人人都因父亲而心事重重，尤其是枚，晚上发泄了一通后一直沉默不语，间或歇斯底里地大拍床等。难忘的不眠之夜！
当时这一阶段父亲的被批斗没完没了，全家都为此而难受不堪，才想出了结婚这个“冲冲喜”的办法。至少当天从表面上来看是起到了一定的“冲喜”作用，父亲表面看来那天晚上是很高兴的，他吃了不少酒。……
爸爸后来又在这首诗的基础上作了一首长诗寄给新枚，没有附信，一切尽在不言中。诗未署年代，按常理推算，应该是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所作。内容为：
贺新枚结婚
香阁气氤氲，佳期逢小春。山盟铭肺腑，海誓守心魂。
月黑灯弥皎，风寒被自温。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樽。
美酒进千樽，当筵祝意深。相亲如手足，相爱似宾朋。
衣食当须记，诗词莫忘温。胸襟须广大，世事似浮云。
这末句意味深长。爸爸看惯了似浮云变幻的世事，所以谆谆嘱咐胸襟不够宽广的新枚。
好猫在发出上一信后过了２０天，又在另一封复信中补谈了一些：
新枚是１９６４年天津大学毕业后进上海科技大学念研究生的。按理１９６６年夏就可科大毕业，并且肯定是分配工作在上海一个较好的单位的。因为“文革”开始了才把毕业事拖下来，直到１９６８年三四月份才分配到石家庄报到。……结婚是我从天津去沪的。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吗？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过后才写信给天津单位寄来证明，然后才去登记的。那已经是快１９６８年元旦了。所以好像是临时决定才结婚的。……吃酒时间肯定是当天晚上在我家……而且肯定就吃这一次，而未在陕南吃过。你想当时的陕南是何环境？父亲当天确实是想去我家吃喜酒的。但因父亲当天刚批斗完，而且当时他是除了家和被批斗的地方外任何地方都不去的，所以由你在家相陪父亲。我记得新枚在去我家路上及吃酒过程中面色一直是阴沉的，一直惦记着父亲，所以吃完就赶紧回陕南。……我听我阿姐说画院里父亲被罚跪在地上……当时阿姐告诫我不要告诉你们尤其是新枚。即使现在告诉新枚，他也会气得发狂的。……父亲在这种对待一个七十年迈老人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在家里也从来不对亲人吐露一点迫害真况，这样的可贵品德怎能不令人心酸而又可敬呢！
这一对苦命夫妻以后似乎被注定了一直过着分居的生活，难得相聚在一起。先是分居在石家庄和天津，后来新枚赶末班车去北京考取了研究生（他读了两次研究生），三年都被派出国。爸爸去世后他自己设法调工作到杭州，为了离上海近一点好照顾妈妈。好容易把好猫也调到了杭州，香港友人又推荐他去香港工作。后来好猫提早退休住到深圳去，为的是好让丈夫和当时也在香港工作的儿子丰羽周末回来团聚。没想到这种时分时合的生活竟以好猫生癌而告结束。她来沪治癌两年，新枚指望退休后回沪照料她，谁料在退休前两个多月，苦命的好猫就离开了人世。新枚只影来沪，孤单地独居在专为好猫买下的房子里。幸而那房子离我家很近，早已丧偶的我（阿崔于１９９４年死于肺癌）和他，姐弟俩互相照顾，互相慰乐，再加上有在沪的大姐
二姐和好猫的诸多姐妹兄长时相往来，他倒也能安度晚年。尤其是我，有这样一个满腹古诗词的弟弟毗邻，我研究爸爸时发生什么问题，一个电话打给他就能解决。据宝姐后来告诉我，新枚肚子里有两千首古诗词，都能背诵。我常为有一个弟弟毗邻，觉得有一种幸福感。我虽然和女儿女婿外孙住在一起有照顾，但他们白天都不在家。弟弟则每天都闲暇无事，我有事可以差遣他。从来都是我这小妹承担丰家的一些事务，如今有弟弟顶我了。他比我小九岁啊！这种有弟弟在一旁助一臂之力的感觉真好！
那时，先姐的儿子的小家庭、宝姐的女儿的小家庭，以及宝姐祖孙三代，都已迁往外环线外的航华新村。他们互相可以一呼就到，在一起饮酒作乐，颇有“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情趣。他们自诩为“三家村”。唯有我家还住在内环线内斜土路上近龙华医院的地方。而新枚的房子就在龙华医院对面。他回来以后，我和他就成了“两家村”，也可享受一下“隔离呼取”的情趣。我有事要他帮忙，也可一呼就到。
大哥中风多年后终于去世，我就叫弟弟张罗花圈的事；胡治均先生患气管癌不治而去世，也是弟弟张罗花圈。
谁又料到，退休回来还不到一年的弟弟，却是由我们来为他张罗花圈了！
他的死实在太突然。好端端地中午请我们吃饭，走出餐馆，在门口硬地上往后一跌，响声震天，送往医院检查，颅内大出血，开刀后十四天就与我们永别了。
关于弟弟的死，我不想多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一件事。爸妈去世，丈夫去世，都有一个生病的过程，让人有思想准备。弟弟却如此迅速，不别而行。我好长一个时期几乎天天暗自流泪，现在写这一段文章也是伴着泪水写成的。———其实写“文革”的好几个片段时何尝不都是和泪写成的啊。
时间确实是最好的医生。我现在已经能适应没有弟弟的日子了。只是在和好猫的姊妹们谈起他俩时，仍禁不住要叹息这一对青梅竹马的夫妇好命苦啊！
日月楼中的邻居
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说些私房话。我们家的房子让出了以后，好一阵子没人搬进来。可是有一天，楼下忽然闹哄哄。我走到楼梯口张望一下，乖乖！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家。不过，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而且也不算很嚣张。他们进了空荡荡的客厅，喧哗了一阵子，静了下来，好像在听一个人说话。
我们以为他们暂时进来一下就走的，岂知就在这里驻扎下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打听到我们楼下空着，就擅自进来住。后来才知道这是建工队的一支造反派，把我们楼下作为一个据点。
他们中有几个人常要到楼上来上厕所，这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妈妈很担心爸爸的安全。
“一吟，你去说说看，能不能叫他们用楼下的厕所？”
我硬着头皮下楼去。先问清了谁是头头，谈判就开始了。我按事先想好的策略，先表示欢迎他们来我们楼下住，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然后进入正题。我说，我们一家除了爸爸以外，都是女人，你们上楼来用厕所，多有不便。楼下也有一个厕所。如果你们嫌脏，我们可以打扫干净。对你们来说，也省得爬楼梯了。如此等等说了一通。那头头还算通情达理，跟我聊起天来，问了一些爸爸的情况。我怀疑他们上楼来用厕所可能是想张望一下，看看名画家丰子恺是怎么个长相。这件事总算太平地过去了。有了他们在楼下，我家还平安些呢。
若干年以后，我在淮海路新华书店买书，有一个人向我打招呼。我这个人，认人的能力极差。我望着他发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建工队的，‘文革”期间到你们楼下住过。”
“啊，想起来了！对不起，我健忘。”
彼此寒暄了一番。造反派里极大多数人是正常的人。只有极少数是残酷的，狂妄的。
…………
我们二楼有前后两间，前间又自己隔成东西两间。住得还算宽舒。可是有一天，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画院的造反派。他们提出要暂借我们二楼后房办公。说是暂借，谁知道住多久。
那时正好新枚和好猫在家。我至今还记得新枚瞪出了两只眼睛，脸涨得通红。我真怕他当场发作。有造反派为贴邻，对爸爸自然是极大的威胁。但我们哪敢不答应。他们看见我们爽脆地答应了，就吩咐我们清理一下后房的细软，给他们留下家具，转身下楼了。
谁知他们还没走下楼梯，新枚就大发雷霆，敲台拍桌。我们要劝住他，已来不及。那两个造反派已闻声回到楼上来。
空气凝住了。一场恶性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
“怎么？对我们不满意吗？”
这时我要感谢新枚，他总算抑制住，没吭声。
但更要感谢我那聪明善良而又机灵的弟媳急中生智，马上对他们说：“跟你们没关系。我们夫妻吵架，你们来以前我们就在吵了。他看见你们一走，就又吵了。没你们的事！对不起！对不起！”
这一席话挽救了爸爸，更挽救了新枚。如果被造反派戳穿了，他们不但要为此批斗爸爸，对新枚也决不会罢休。那个时代，只要一通知新枚单位，新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造反派一听说是夫妻吵架的继续，倒也很像，就下楼离开我们家走了。
好一个聪明的好猫！新枚的命运，就在她说了这几句话后转危为安了！
其实好猫不止这一次扭转了新枚的命运。她从天津调到石家庄和新枚团圆后，新枚赶末班车（当时考研的极限年龄正好是４０岁）去北京考研究生，也是她出的主意。否则，他们后来可能一直留在石家庄，无由返回江南，新枚更谈不上去香港。
说起去香港，又有好猫的一功。在当研究生的三年里，由于新枚外语好，而且懂好几国语言（英、俄、日、德、法），屡屡被派出国。其中一次竟是派到德国去进修专利。据新枚说，那时专利这一行在国内还是空白，德方提出可派人去进修，我国就派了几个对专利还不熟悉的人去，其中就有新枚。新枚学习一向认真，得了一个文凭回来。但从此就不碰专利了。
新枚夫妇回杭州后，和他一起在德国进修过专利的一个朋友从香港写信来，说我国驻香港的永新专利公司需要人才。那人就推荐高才生丰新枚。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是新枚向计算机研究所领导提出要去香港工作，领导一口回绝。新枚是个不会转弯的人，回来对好猫说一声“不成功”就算数了。可好猫不肯罢休，她去新枚单位软磨硬缠，居然被她说成功了。所以我们总说好猫有“帮夫运”。
可是天下的事神秘难测。如果他们走了另一条路，不知后来又是什么结局。
唉！人好像真的是有命运在主宰着。好猫这一生似乎就是为新枚活着的。她患癌后，来上海治疗，我虽然照顾了她两年，总觉得还欠她的情。好猫真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燃烧了自己，幸福了别人。
…………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吧。后来，楼下来了新房客。
我曾保存着一张发票，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３日我家卖菜橱的日子。凭这张发票，可以断定楼下几家新房客是这日子以前陆续进来的。为什么呢？只因房客中有一个复员军人很厉害，一搬进来就在厨房里贴上一张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指着纱橱对英娥阿姨气势汹汹地说：
“把这搬掉！现在厨房是大家共用的了，不是你们一家的。快搬掉！”
英娥阿姨唯唯诺诺了一下，连忙上楼来找我。她两目睁圆，一脸紧张，好像发生了大事。等到我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和爸妈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卖掉这口橱。
“那橱里的东西放到哪里去？这么多碗！”英娥阿姨显然舍不得。是啊，她已跟了我们十多年了，而且她的工作主要就是厨房里。要卖掉这口橱，就像要卖掉她自己的家具一样舍不得。
“现在这房子里住的已不止我们一家，”爸爸晓以大义，“我们的碗橱占地方确实太多了。我们就把它卖掉吧。里面的东西精简一下。抗战八年，我们到处流浪，哪有这么大的碗橱，日子不也过了吗。”
“我去旧货商店跑一趟，叫他们来运走。”
英娥阿姨听见我这样说，显然已无可挽回，只好惋惜地不声不响下楼去了。
我们在福州路时，住的房子虽然差，倒是独家独院。这里本来也是独家独院，而且房子好得多。想不到住了十几年，变成了一房四家。我们小心翼翼地对付那个穿军装的人，后来倒也相安无事。其他几家新房客都是很客气的。
爸爸１９７５年去世后三年我们搬离日月楼。开头几年我有事回旧居去转转时，还能看到墙上乱七八糟写着的“打倒丰子恺”之类的字。后来渐渐看不清了。再后来，院子外面装了些低低的围栏。大门上由卢湾区旅游管理办公室出面订了一块铁牌子，上面写着“丰子恺曾在此居住”。再后来，卢湾区文化局隆重地在门口举行了一个重新挂牌的仪式（几家房客仍住在里面）。家属们也到场，弟弟还代表家属发了言。日月楼的门口又恢复了光彩。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到了１９６８年，被拖来拖去批斗已两年了，竟还要对爸爸举行一次专场批斗会。
真是岂有此理！
我和宝姐接到通知后，终日惶惑不安。不去是不可能的，又要被指责为“没有和父亲划清界线”。去吧，又怎能忍心看自己的爸爸在台上被斗。爸爸被斗虽然已无数次，但我们从未亲眼见过。这回定要我们亲眼去看他“受刑”，实在太残酷了。
我们一天天数着日子，在痛楚的心情中等待着，希望这非人道的一幕早点过去。
如今再来写当时的情况，事过境迁，回忆起来甚至有些模糊了。
我收藏着好几份批判爸爸的小报。什么《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啦，《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啦，《撕开臭权威画皮》啦，以及综合性的《砸烂黑画院———毒画毒文毒诗毒章批判专辑》。对了，还有一份《打丰战报》———就是那次批斗时刊印的。
批斗专场是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６日在北京东路贵州路附近的黄浦剧场举行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专案小组”。这次批斗会规模挺大，陪斗的有“上海市旧文艺界旧美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徐平羽、陈其五、孟波、方行、沈柔坚。还有上海美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张乐平、王个簃、唐云、贺天健、蔡振华、程十发、张充仁、吴大羽、谢稚柳……等，以及“大右派”刘海粟。
上台发言的是贫下中农代表、解放军、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美术学校“红联”的红卫兵小将、上海中国画院“红旗”战士，以及美术口的革命派代表。一次像模像样的大会，组织工作一定费了不少时间。
《打丰战报》上刊出的爸爸的画有《一时之雄》（画面是抗日战争时期画太阳下持日本国旗的雪人）、《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只是青云浮水上，教人错认作山看》、《互割互啖图》，以及我们担心了很久的那幅《月子弯弯照九州》。
《只是青云》这幅画，造反派说他是“把水上浮云比拟新中国的铁打江山”。其实这幅画初次发表于１９４２年，正当抗日后期，意指日本侵略者犹如浮云。１９６３年重画后又在香港《新晚报》上发表。那是沈柔坚先生介绍，要爸爸为该报每周作漫画两幅，对台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爸爸平生所作漫画，光是我们能收集到的，就有四千多幅。画得多了，难免有瑕疵，但怎么可以反过来说他把浮云比作新中国呢！
《船里看春景》一画，那所村屋的门楣上写着“人民公社好”五字。为了美化风景，爸爸把岸边的桃花在水里画了个倒影。题字为“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临水种桃花，一株当两株”。竟被批判为“丰子恺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人民公社似船里看春景，此景不过是‘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诬蔑人民公社即将消逝。”
《打丰战报》上说，这次批判会得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的热烈支持，还收到上海轻工业学校、南京军区卫生学校、空军政治干部学校的各造反兵团的贺电。会后还放映了丰子恺漫画幻灯片。
对爸爸漫画的吹毛求疵、颠倒是非、恶毒中伤的批判，不胜枚举。这里还想介绍两则可笑的批判。
爸爸喜欢苏曼殊的诗《过蒲田》：“柳荫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浪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取其末句作画。画一村姑正在山坡上扫红叶，树上落下几片红叶来。这幅画画过好几次。每一幅红叶落下来的片数都不一样。造反派们掌握的恰好是落下三片红叶。于是便指责作者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还有一组画的批判，让人哭笑不得。那是爸爸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求为一册幼儿读物画插图。文字是出版社提供的，内容为正确与错误相对照，让幼儿辨别哪一页对哪一页错。例如正确的一页上画“东方出了个红太阳，爸爸抱我去买糖”；错误的一页上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他们单取错误的一页来批判。“西方出了个绿太阳”，那还了得！岂不是和“红太阳毛主席”唱反调吗？其实１９５７年出版这册书时还没有把毛主席比作红太阳呢！
这幅画的批判出现在一次“毒草”批判的展览会上。看见的人很多。人们不知就里，以为丰子恺的这条罪状太明显了。爸爸的漫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直到如今还有人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起一件事。我在出版社校读电台教日文的教科书时，有人告诉我：后面那只词汇表的排列要注意，不可把“万岁”和“熊猫”排在贴邻。因为“万岁”两字应该是毛主席专用的，放在熊猫隔壁，变成“熊猫万岁”了。而在这本教科书的词汇表里，偏偏这两个词应该是贴邻。于是只得颠倒一下次序。更有甚者，还有造反派要把薄薄的书页竖起来看反面是什么词，正反面两个词搭配起来不可有“犯上”的意义。现在想起来真是笑话！
枕边雪和半盆水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宣布：１１月３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要疏散到奉贤县柘林镇。我们上海编译所当时已是该社属下，这批原来不坐班只拿车马费的人也必须跟着他们走。１０月３１日放假一天，让大家作准备。
爸爸那时已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这已是他“三夏”劳动后第二次下乡了。）“一号通令”下达，他们当然就不回上海了。妈妈心急如焚。我决定就利用休息这一天去看爸爸，给他送寒衣去。
朔风凛冽的早晨，我带着不满五岁的女儿，在徐家汇搭５６路到港口换乘龙吴路到曹家港，然后打听爸爸所在生产队的方向。好容易找到那生产队，又说他在棉花地里摘棉花。我东寻西找，到了将近晌午时，来到一块棉花地边，望见前方有一个老农正在摘花。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动作迟缓。我放下背上的孩子，想问个讯：
“喂，请问……”
那老人抬起头来，呀，这不就是爸爸吗芽选可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脸色憔悴，神态萎靡，眼泪汪汪，胸前腹部挂着一只褴褛的棉花袋。
“爸爸，我来看你了！”我说了一句，不觉鼻子里一阵酸，勉强抑制着自己。
爸爸用手擦了擦他那迎风流泪的双眼。
“咦，一吟，你来做什么呀？”
他说这话时，除了惊讶，似乎还有不想让我看到他这副可怜相的语气。
“天冷了，我给你送寒衣来。”
爸爸用双手把棉花枝条往左右拨开，磕磕绊绊地走近我。当他发现早先被棉花枝挡住的孩子时，脸上突然掠过一个复杂的表情：从惊讶到高兴，又从高兴转为悲哀。他没想到意外地看到他喜欢的孩子，却又不愿让孩子看到他的狼狈相。
“囡囡，你怎么也来了啊！”
“来看公公。公公，你躲在那里做什么？怎么不回家呀？我想公公。”
我怕孩子的话伤了爸爸的心，赶快接过话头，把这次下乡的情由一五一十讲给爸爸听了。
我们边说边在田头坐下来。我关心爸爸在乡下的饮食起居，问这问那。但他照例不肯多说。他总是说“很好很好”，叫我们不必为他担心。
“别人过得惯的，我也过得惯。我们抗战时期逃难的日子也过来了，现在就当它逃难嘛！”爸爸总是讲些安慰人的话，好让我放心。
一声哨子，表示要收工回去吃午饭了。人们从四面八方的庄稼地里集合拢来。“牛鬼蛇神”排成纵队，在押队人的叱咤声中往一座院落迤逦走去。我背起女儿在一旁跟着。路相当远，走得很快，老人们都气喘吁吁。走到那充当食堂的院子里时，我看见爸爸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了。在紧张拘束的气氛中，爸爸用饭菜票多买了两份粗劣的饭菜招待我们，就催我们上路回去。我要求到他宿处看看，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便带我们走出院子，绕过河浜，来到一所低矮的农舍前。一进门就是地铺，潮湿的泥地上铺着些稻草，并排着一副副被褥蚊帐，爸爸就宿在这里。屋子显然透风，到了雨雪交加的季节，这日子怎么过啊！
１９７０年６月（约１６日），爸爸给石家庄的恩狗写信时说：
听说画院的人都下乡“三夏”了。那八十八岁的朱姓的（吟按：指朱屺瞻先生，应为七十八岁）也去，我很同情他。去冬他被上（因屋漏）落了许多雪，我睡的地方好，枕边略有些雪。
“枕边有雪”这件事，我直到为爸爸编文集向弟弟要来爸爸给他的信时，看了才知道。爸爸是一直瞒着我们的。
那一天，我看了爸爸的住处后，他就催我们回家。经过门口的河浜时，我问了一下，才知这就是他们洗脸的地方。天寒地冻的时候，老人家怎么下河打水呢？
爸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立刻打趣地说：
“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快带着囡囡回去吧，不要为我担心，这里还是有不少好人照顾我的。”
虽说“取之无禁”，其实后来我从程十发先生那里了解到，爸爸每天只从河浜里打半盆水，这半盆水就用一天了。如今看着白花花的自来水“用之不竭”，我常常想起爸爸一天用半盆水的事。
那一回，我怀着忐忑不安的郁悒心情离开了爸爸。我深知爸爸有很多事瞒着我。事隔多年后，我才从他的“难友”们那儿了解到了不少情况。
在港口时，常有半夜“急行军”，一声哨子，就得起床，跟着他们年轻人摸黑走田径。爸爸对付这一招的办法就是和衣而卧。不仅和衣，连鞋也不脱。所以集合时他总是比别人早到。后来回到家里，他也常常和衣而卧，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
据程亚君先生说，有一次半夜“拉练”，他们把“走资派”程亚君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当敌人，一起押走。走了不少路，又是拖，又是推，一路吆喝，爸爸受了不少苦。程亚君先生说，还有一晚，造反派轮流批斗爸爸。爸爸一直低头站着，到后半夜站不动了，他们还是批，一直批了个通宵。他们叫爸爸承认是“反革命”、“反共老手”，是这样，是那样，他什么都承认。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张充仁先生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题为《“牛棚”衷肠》。谈的都是他和我爸爸的事，很有价值。全文抄录如下：
１９６９年夏，我随文艺界大队人马集中到一个市郊农村，任务是边劳动边继续改造。一日，我与丰子恺先生凑在一起，旁无他人，不禁心照而宣，斗胆诉起各自的命运来。我向来敬重丰老，特向他吐露：我有个问题至今不明白，非常苦恼。他们（指“革命派”）说我至今还没有站过来，顽固不化，我却觉得已经非常努力了，毛主席的书读得非常认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读了十七遍，连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讲话也背得出来，怎么还没有站过来呀？丰老笑了，他略思一下，反问我：“要说站过来，那你首先想一想有没有‘站过去’？如果没有‘站过去’，那么谈何‘站过来’？”我先是一愣，继而茅塞顿开。我回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真心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在毛主席《讲话》的指导下，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精神，我的许多作品都是有目共睹的，何必在这个问题上自寻苦恼呢？顿觉坦然起来。我为丰老如此深刻的幽默折服，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