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定期写“思想汇报”，搜肠刮肚几年下来，实在刮不出新东西来了，还要永无止境下去，这难题无法做了。我又讨教丰老。丰老叹道：“就是炒冷饭么！”
我说“原来写的东西早无实质材料了，都是用语录和报纸文章凑的，这无材料等于炒冷饭，何以可炒？”丰老问我：“你是否读过八股文？”我说没有，并告诉他，我生于光绪卅四年，辛亥革命我只有四岁，科举已废，我是从“人手足刀尺”开始识字，往后读历代古文，就是明清的八股文也从未读过。但我听说从前写起八股文来，题目只一个字，文章就可写得洋洋大观，不能自己，故请教丰老凭空拉长文章的技法在哪里？丰老笑曰：“听我念来。‘赳赳之武夫，武夫之赳赳，夫武夫而赳赳，诚赳赳之武夫矣！’还有，‘宇宙乃天地之乾坤，久矣千百年而一日……’（吟按：１９８４年我遇到张充仁先生时他说的话里，代替这省略号的是：这句话，宇宙即乾坤，乾坤即天地；千百年而一日也是久矣的意思。）没有实质内容，翻来覆去不说明任何问题。”我听之不禁抚掌大笑，丰老居然如此古为今用，讽刺当代的新八股，一针见血，真不愧是大学文家！戏言过后，却隐隐涌起一丝悲哀：“五四”运动已五十年，我们还得拾起八股来过日子！
丰老接着沉吟道：“日子（指运动）拖得太长了，大家吃不消的。像我这样，只有争取退休，今后还‘放毒’吗？不放了。”我听之难过，想到自己的大批水彩画、油画付之一炬，雕塑作品被砸碎，我也想过今后再也不搞艺术了。眼前这位追求毕生并已经获得很高成就的艺术大师，最后被迫把自己的艺术生命一笔勾销，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事！果然，从那时之后，未见他发表过一个字，一幅画！
丰老未等到艺术的春天复苏就离世而去了。而我，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恢复了艺术青春，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也是张充仁先生告诉我，说在乡下时，他曾和我爸爸一起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菠菜。
爸爸对张充仁先生说话这样大胆，就意味着他对“难友”们是绝对信任的。“难友”们也都很信任他。难得有一回，他对某人说了些什么，那人在“思想汇报”里提了一笔，其实多半是微不足道的事，在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看来都是大事。于是爸爸被造反派田头批斗。
据朱屺瞻先生回忆，他和我爸爸在乡下是一对老人，年龄比其他人都大。没事的时候，两人就一起晒太阳取暖。（在画院时两人也曾一起坐在花园内树根上聊天。）乡下到入冬时还有蚊子。睡在地上就更多。朱老先生的蚊帐里常有蚊子钻进来扰他睡觉，爸爸就把木夹子借给他用。
在乡下的苦难日子，原以为没有尽头。岂料这一年的１２月１９日，文化广场一场火灾，使爸爸和他的难友们因祸得福，都从乡下回到了上海。文化广场的管理与上海中国画院属同一系统，广场失火，需要画院等单位在乡下的军宣队、工宣队上来处理善后事宜。所以大家都跟了上来。
人们都忙于处理火灾的事，爸爸则患了重感冒，正好在家里休息。没料到这重感冒终于转为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了爸爸的生命。
“未须寂寞养残生”
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我们新闻出版系统在奉贤柘林镇附近的杭州湾边，建立了一个“五七干校”。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日我们为了疏散而下乡时，那“干校”尚未完工。我们就暂时被安置在柘林镇上一所小学里。自然也是在地上铺稻草。每天帮农民做些活，干完了活开开会。我倒喜欢这种生活，这比天天在上海开会舒服多了。主要是有实事干，乡下空气新鲜。每月回家三天。只是十分思念家中老小和港口棉花地里的爸爸。
想把女儿接下乡来，向工宣队汇报了，竟然得到他们批准。我欣喜若狂，马上到镇上买了一只小竹凳，让她来了好坐。哪里知道有一个女同事得知此事后，向工宣队提出抗议：丰一吟可以带孩子下来，我们也可以带，大家都可以带，那我们这支队伍还成什么样！那个女同事是“革命”群众，而且是党员干部，比我这个一般的群众过硬得多。我母女团圆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幸而家中有英娥阿姨带她睡，接送幼儿园，还不致给妈妈带来累赘。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１月２９日，是我们回家的日子。我刚跨上大卡车，忽然从镇上奔来一个人，嘴里喊着：“有没有一个叫丰一吟的，家里来长途电话，快去接！”我心惊肉跳地跑去，一路设想着种种坏消息：莫非爸爸出事了？莫非妈妈病了？莫非孩子……
“喂！一吟姐，”是好猫的声音，她们夫妇正在上海探亲。“英娥阿姨中风了，送医院没救活，已经去世。家中乱成一团，你快请假回来！”
“噢噢，我们今天正好是回家的日子。我本来就已上车，车子等着我呢。我马上回来！”我一边说，一边已禁不住掉下泪水来，使刚才叫电话的人在一旁吃惊，关心地问我。我说了实情，她似乎替我松了一口气。她哪里知道英娥阿姨虽然在我家做保姆，却和自家人一样。她是１９５３年还没搬到日月楼时来我家的。她和我们同甘共苦，已有１７年了！她一直有高血压。平时我们总让她好好地睡个午觉，虽然年已６０，身体还很硬朗呀。我一个个都想到了，怎么就没想到她出了事！卡车一路开去，我的泪水禁不住一直在淌。大家安慰我。同事萧荀说，她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说是做得还不错的。
回到家里，仍然泪水难禁。但有三件事必须马上解决。一是英娥阿姨的后事，二是孩子今后由谁带，三是家务事找谁来做。恩狗说由他去联系殡葬的事。好猫说宝姐已经来电，要我把女儿交给她家。至于家务事，看来就得去找好朋友萧荀了。
三件事都落实了。殡葬定在２月１日，租了半个大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英娥阿姨没有后代，但弟妹们和家属都来了。
萧荀介绍的人很快就到，叫阿英妈妈。家务事做得不错，只是有点厉害。后来我曾看见，她儿子前来探望她时，她一不称心，就打儿子一个耳光。爸爸每天要喝绍兴酒，妈妈有一回吩咐阿英妈妈去买酒时说得啰嗦了些，她回答说：“你们资产阶级挑东挑西的，不如自己去开一家店吧！”妈妈是个软弱的人，只是任她去说。我当时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离了婚，总惦念着前夫这样好那样好。我们确实很怀念英娥阿姨。直到现在，我还和她的孙女钱珏保持着联系。
不是说英娥阿姨没缺点。她也很凶，但只是一只“纸老虎”。我堂姐丰蓉赓那篇《忆子恺叔二三事》中是这样描写英娥阿姨的：
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母亲每年秋天要去上海住上几个月，其间也必去恺叔家住上几个月（吟按：英娥阿姨就是这位三大妈介绍的），为的是去帮婶妈（吟按：我的妈妈徐力民）翻丝绵。母亲回来常说：“英娥性子真躁，你婶妈去买菜回
来，她常要大声挑剔：什么黄鱼太小，而且烂的。肉呢！骨头太重，买得不好，还得让她（自己）去重买。可是他们谁也不计较她的态度，恺叔则常称赞英娥菜烧得好吃，吃饭时必几次三番叫她一起吃。”英娥在恺叔家将近二十年，分享了他们家庭的欢乐，也分担了他们家庭的忧患，她早已忘了自己是姓“何”的。
其实妈妈自己去买菜，也只是一种习惯，决不像有些人那样是怕保姆在菜金上做文章。她深知英娥的忠诚。
恩狗与好猫是难得一起来上海探亲的。况且爸爸因文化广场的失火而提早回上海了，正好我也在。一家人好容易团圆在一起，所以决定在办完英娥阿姨的丧事后，２月２日全家出游，到城隍庙的市场上和豫园去玩一天，中午在那里吃顿素菜。哪里想到，坏事一桩接着一桩来。２月２日早晨爸爸起来小便，忽然跌倒在床前。
爸爸在１９７０年６月４日写给恩狗的信里说：
我回想过去，颇觉奇怪。二月二日早晨，我病明明是全身抽筋，是神经痛发作。为什么你和阿姐、好猫会带我去看肺病，而且果然验出严重的肺病来。秋姐（吟按：我姨妈的长女，当时是厂医）很难得来，当天晚上会来苦劝我住院。凡此种种，好像都有鬼神指使的。可谓奇迹。
赖有上述奇迹，使我摆脱了奔走上班之劳。假定不病，即使解放了，到现在还要奔走（贺天健是其例）。到七月十六止，我已病半年，半年即为“常病假”，永不再上班了。近日，猜想画院的人也下乡“三夏”了，我倘不病，也要参加。
爸爸信中庆幸自己生病。他虽然与“病魔”打上了交道，却从此可以摆脱“人魔”的纠缠和折磨。岂知这一回“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只因一请假便是三个月，爸爸一心与“人魔”诀别，竟忽视了病魔的侵袭。他只要宝姐去医院代诊，取到了续假证明，便满足地说：“又可太平三个月了！”自己就不再去透视复查。比肺结核更加可恶的病魔———肺癌———后来便开始向他进攻。不过，这是后话。
那天全靠秋姐的帮助，爸爸住进了淮海医院，住在“六二六病房”第１２号床。直到３月２８日才得出院。妈妈有青光眼病，去医院服侍爸爸，取自来水是要用脚踩的，她怎么也看不见下方那踏脚板在哪儿。
“一吟，你请得出假吗？我的眼睛这样，怎么能服侍你爸爸！”
那时，柘林的队伍即将转入“五七干校”。但我总算请准了假，他们同意我留在上海服侍爸爸以后直接去干校。
爸爸进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外面街头的大字报上屡屡提到爸爸的名字，甚至还有批判他的专栏，画着他丑化了的形象。如果医生也是个激进的造反派，那就麻烦了。不过我听秋姐说，爸爸进医院时收下他的那位内科主任张医生是不错的。在那种场合她竟果断地收进了一个全市重点批斗对象！
有一回，正逢张医生值班。她急匆匆地来爸爸床前换了补液的药水后又急匆匆地离去，我连忙跟着她走，一路问她：
“医生，１２床的病人不会有危险吧？”
“怎么不会！他血压那么低，很危险！”她头也不回，但果断地回答了我的问话。
我回到１２号床边，望着昏迷的爸爸，泪水难禁。医生诊断爸爸患的是“中毒性肺炎”。
天可怜见，爸爸这一回总算活了下来。全家暗自庆幸。爸爸的病情稳定后，３月４日我不得不回到乡下，进了干校。爸爸的事就由妈妈和阿英妈妈凑合着照顾。好在还有姐姐哥哥他们一下班就到医院探望。
爸爸一有精神，便在床上低吟古诗词，有时低得让外人听不见。有一次，他竟吟出一首自己作的诗来：
病中口占
风风雨雨忆前程，七十年来剩此生。
满眼儿孙皆俊秀，未须寂寞养残生。
“满眼儿孙皆俊秀”，爸爸特别怀念的是小孙子丰羽。丰羽的父母分居两地，至今未能团圆。所以小羽只能托上海的外婆带。外婆（就是我姨妈）有时把小羽送过来给爷爷看看。但绝大多数时间爸爸只能望望插在窗棂上的照片。卧病医院时，他又怀念起小羽来。草草地在一张小纸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小羽
小羽生四月，小脸极可爱。
父母各一方，形似三角恋。
小羽叫妈妈，泪界桃花脸。
妈妈在天津，如何听得见。
小羽叫爸爸，声音一连串。
要向石家庄，播送无线电。
安得缩地方，千乡如一县。
天下有情人，朝夕长相见。
虽然生重病住医院，但这一段时间可能是爸爸自“文革”以来过得最“轻松”甚至最“幸福”的日子。
“寂寞便是福”
３月２８日，爸爸终于出院了。他本来睡在前房。阳台上另有一只小床，是专供他午休的。但他出院后因为不必再去上班，整天在家，而那时华瞻哥一家五口都已搬入，爸爸病后喜欢安静，从此就睡在那只小床上。那小床在阳台东头，顶住南北两墙，宽不过７１．５厘米，长不过１５７厘米。爸爸睡在床上，两腿伸不直。但他说自己睡觉本来就是曲着腿的。
“这里好，这里蛮好，这里安静。”
爸爸在这小床上一睡就睡了五年多（还不包括这以前的午睡），直到逝世！（如今这小床已陈列在石门故居缘缘堂。）
当初被他们拖来拖去，一会儿到画院，一会儿到博物馆，一会儿到乡下，没完没了的批斗。那段时期，爸爸多么盼望“解放”啊！所谓“解放”，就是“审查”完毕。我统计了一下，爸爸在给恩狗的信里盼望“解放”或自己推测即将“解放”的文字，一共有５１处之多！从１９６８年５月起，他就已在翘首盼望。想不到盼到了１９７０年，还是靠自己的一场病自己解放了自己。
说是“未须寂寞养残生”，那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生病，毕竟是寂寞的。幸而有诗词相伴。
说到这里，我必须把恩狗刊于第２５期《桐乡文艺》上的一篇文章（转载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８日菲律宾《商报》）全文引用如下：
父亲与诗词
人生如梦。现已四十八岁的我，回顾三十年前之事，犹如昨日。当时我正在上海格致中学读高中。虽然我已决定投考理工科大学，但对古文及诗词仍颇感兴趣。这大约与父亲对我的熏陶不无关系。
在我主动要求下，父亲每星期给我上三次课，使我得到一个较有系统地学习古典文学的机会。父亲教我读了一部分《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四书中的《孟子》，以及古诗和唐宋诗词等。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唐宋诗词。在那以前，中学语文老师也给我们讲过诗词。但他是用普通话教的。诗词这东西，打起京片子读，显得张口结舌，今天背了明天就忘记，而且读起来体会不出音律的妙处。而父亲教我读诗词时，是用石门白吟唱的。说来也奇怪，我跟随父亲吟诵，过不多久，就能辨别出其中音律及措辞的奥妙来。用父亲当时的话来说，诗词只能像歌一样唱，不能像话剧道白一样读。的确如此。在父亲的指教下，我在考入天津大学以前，居然背出了二千多首诗词。而且由于这些诗词是“唱”出来的，故迄今犹记得不少。
父亲对诗词的酷爱，已到了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地步。他在晚年曾对我说，他死后只有一样东西舍不得抛弃，那就是诗词。他的古诗新画，被世人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他酷爱诗词的最好见证。
我入大学后，经常与父亲通信。父亲每有诗稿，必用宣纸写好寄我。我们还经常互换诗词游戏，比如蕉叶诗、连环诗等。在动乱的“文革”期间，父亲从“牛棚”中寄信给我，往往把某句当时见不得人的话隐藏在一首诗中。我给他的信中，也时常有这样的密码诗。但因我在诗词上下的功夫比起父亲来相差太远，故我只能集古人诗句，将暗语隐藏其中。比如取七句七言诗，第一句之第一字，第二句之第二字……第七句之第七字，恰好组成一句暗语。读诗词，本为陶冶性情，想不到在“文革”中被父亲与我当作密码使用，现在回想起来，唯令人苦笑而已。
可惜父亲在未曾重见天日之前与世长辞了。但直到现在，只要我闭起眼睛，就仿佛看见父亲吟诵诗词时的洒脱风度，听见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愿诗词的性灵长伴父亲于天国之中。
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５日于杭州多
好的一篇文章！要不是恩狗留下这篇文章，我这个粗心人还不知道爸爸晚年的心情和爱好。如今重读此文，发现自己也已步入爱好古文诗词的老年境域。童年和青年时，满娘或爸爸教我念古文诗词，我总当成一种负担应付过去。仿佛鹦鹉学舌，根本不懂诗文的意义。现在却会主动去拿以前读过的这些书来咀嚼、品味。文学的魅力似乎超过了其他艺术。
爸爸曾对我说：“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史。传留下来的只有数得清的这些文学作品。其他的都被历史淘汰了。至于现代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有不少优秀的，但毕竟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淘汰。再隔五千年后能保存下来的才是精华。我们光是从这一点想，就会知道古代文学的可贵。”
爸爸当时对我说这一席话，有点对牛弹琴。但如今回想起来，真是字字珠玑。
恩狗文中提到的父子二人利用诗词写暗语，是一件既有趣而又苦涩的事。我不妨选一首引用在下面。那是爸爸在１９６９年约１０月上半月写给恩狗的（请注意黑体字）：
看花携酒去可汗大点兵
携来朱门家莫得同车归
动即到君家死者长已矣
几日喜春晴玄鸟殊安适
冷落清秋节客行虽云乐
父子通信成了爸爸晚年的乐事和慰藉。除此以外，就是寂寞陪伴着他。到了晚上，虽然我们上班的人都回来了，但漫长的白天只有爸爸一个人躺在阳台的小床上。于是他在１９７０年６月中的某日写了一首全仄音的诗，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寄给知心人幼子：
病中作
岁晚命运恶，病肺又病足。
日夜卧病榻，食面又食粥。
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
爸爸不甘寂寞，躺在床上，还是量力而行看一些书。主要看的无非是古文诗词，但有时也会抓一本日文词典来随意翻翻，多少也能学到几个生字。有时发现有趣的词语，就写信与幼子共享。例如，他写了自编的两句日文，第一句每一个字的元音都是Ａ（啊）音，第二句每一个字的元音都是Ｏ音：
あなたがあたまははなはだあたたかった（你的头很热了。）
このおとこのこどものおとぉと，こよ（这男孩子的兄弟，来吧！）读
起来好像绕口令一样。还有一处，他告诉新枚，“卧床寂寞时，乱翻字典，学得许多词”如下：
葱（ねぎ）蒜（ひる）韭（にら）鎌切（かまきり意为螳螂）呕吐（えずく）
……
又有一处，爸爸告诉新枚“大蒜”的另一种读法：蒜（ひる）＝大蒜（にんにく），还有“杏仁”日文念あんにん，与石门白发音同。至于“秋千往生”在日文中就是“缢死”的意思。
我们这些人白天上班，逢到星期一三五，晚上还有政治学习。回家来问过爸爸的病情后，就匆匆忙忙地做这样做那样，哪里还顾得到爸爸的寂寞。所以当时爸爸能在床上与爱子交流，是唯一的乐趣了。
“地下活动”
病好一点，能起床了，爸爸就悄悄地开始工作。其实，他在床上就已开始写诗。他写了三首“调笑转踏”，又写了３１首七绝诗，总题目是《红楼杂咏》。他把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一个个重要人物都写到，最后一首是写大观园门前的石狮子。
但能坐起来以后，他就不满足于写诗了。他精神最好是在清晨。那时家里的人都还没起来，没人打搅他。而且他也不想让我们知道，怕我们要替他担忧，会劝阻他。其实我有时也只好眼开眼闭。
就在１９７０年下半年，他又开始翻译。译的是他喜爱的日本最早的《竹取物语》和《落洼物语》，１９７２年又译了《伊势物语》，把日本三个着名的物语都译了出来。
１９７１年，爸爸用心良苦，重新提起画笔，从以前画过的题材中选取七十余幅，画了四套，分给他所关爱的四个人：幼子新枚、长孙女南颖、弟子胡治均和我的女儿小明。还写了一篇序言，内容如下：
敝帚自珍序言
予少壮时，喜为讽刺漫画，写目睹之现状，揭人间之丑相。然亦作古诗新画，以今日之形相，写古诗之情景。今老矣！回思少作，深悔讽刺之徒增口业，而窃喜古诗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也。然旧作都已散失。因追忆画题，从新绘制，得七十余帧。虽甚草率，而笔力反胜于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辛亥新秋子恺识。（吟按：标点是我所加。）
“今生画缘尽于此矣”一语，读之令人心酸！爸爸在自己贫病交加、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竟还为他所关爱的几个人着想，为这几个人各留下一套他的绝笔。序言中说“交爱我者藏之”，恩狗和胡先生确实是关爱他的人；而我的女儿那时还只有六岁，是外公喜欢她，她对外公能有几许关爱呀！但当爸爸把这套画交给我而我表示不好意思接受时，他信心十足地说：
“拿着吧，以后会有用的。”
是的，以后这套画成了珍宝。我和女儿每想起这件事，都从心底里感激如此关爱我们的爸爸、外公。
爸爸还不止做这些事。他从１９７１年开始写《缘缘堂续笔》共３３篇，１９７２年完成，１９７３年定稿。
说起这件事，还得讲讲来龙去脉。爸爸在浩劫前，每当饮酒时，常把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往事讲给我听。讲得很生动。我常对爸爸说：
“你把这些往事写成随笔，让读者共享吧！”
“是的，是值得写下来。”爸爸说。
后来他甚至已把书名也拟好，叫《往事琐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动笔。到１９７１年，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动笔了。不过，书名改成了《续缘缘堂随笔》，最后定名为《缘缘堂续笔》。爸爸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把《缘缘堂随笔》、《再笔》、《新笔》直到《续笔》这一套作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浙江省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会长叶瑜荪在２００５年的“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一篇题为《略谈“缘缘堂续笔”在丰子恺散文中的地位》，对《续笔》的评价甚高，把它称为丰子恺散文“皇冠”上的“明珠”。瑜荪认为：“他能‘身披忍辱甲，手提智慧剑’去看透这群魔乱舞的世道，真是进入了宠辱不惊的心态”。又说他：“得太史公、蒲留仙笔法之精髓，他将夹叙夹议的手法运用得如身使臂，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议理的严密透彻，韵味的深长隽永，文风的平易自然，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家林斤澜在重读了我爸爸的散文后，于２００４年４月重访缘缘堂时，特别称颂《续笔》中《塘栖》一文。据张振刚先生当年６月２８日在《嘉兴日报·桐乡版》上所写的《他满不在乎———听林斤澜谈散文》一文中引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的散文除了周作人，应当是丰子恺。鲁迅的散文当然好，但他的成就应算在小说上。茅盾也是。不过，丰子恺要没有晚年写的《缘缘堂续笔》三十余篇，那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也许就排不上第二。他写的《塘栖》好似没有结构，漫不经心，实则精心构思，匠心独运。历来文章讲究虚实；丰子恺的可贵处是，实者虚写，虚者实写，将实来作铺垫，在虚处铺陈，使文章进入哲学的深度。比如他写到著名的塘栖枇杷，说在船里吃枇杷是一件快适的事。吃枇杷要剥皮，要出核，把手弄脏，把桌子弄脏。吃好之后必须收拾桌子，洗手，实在麻烦。船里吃枇杷就没有这种麻烦。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丢在河里，吃好之后在河里洗手。又写坐船逢天雨，在别处是不快的，在塘栖却别有趣味，因为岸上“淋不着”，绝不妨碍你上岸，有一种诗趣。因而使人联想起古人歌颂江南的佳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称江南佳丽地，塘栖是代表。说他谢绝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去杭州，实在并非顽固。
林斤澜先生说，他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读《塘栖》，不知读了多少遍，已读得口齿生香。……
难得这位老作家如此欣赏我父亲在晨曦中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的这篇文章。
１９７１年，爸爸还翻译了由日本汤次了荣加以阐述的《大乘起信论新释》。在“文革”时期译这本书，比起译三个物语来，可谓“背时”。但这也是缘分所在。抄家时，日文书都没有抄走。如果造反派知道这是一本佛教书，一定不会给爸爸留下来。可是他们哪里懂什么“大乘”，或许还以为是一本数学书呢。
爸爸译毕后，还写了一篇序。全文如下：
译者小序
大乘起信论乃学习大乘佛教之启蒙书。古来佛教徒藉此启蒙而归依三宝者甚多。但文理深奥，一般人不易尽解。日本佛学家汤次了荣氏有鉴于此，将此书逐段译为近代文，又详加解说，对读者助益甚多。今将日文书译为中文本，以广流传，亦宏法之一助也。译者搁笔后附记，时一九六六年初夏。
这短短几行文字末了的“一九六六年初夏”这日期，用心良苦。有一天我起得早了点，看见爸爸似乎在结束那译稿，我就问他：
“爸爸，你译出这本书来打算怎么样？”“今后有便人时带交广洽法师保存。”
“唉，你还要让人带出去！新加坡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到中国来！”
“我包好了放着，将来总会有人来的。”
爸爸对“将来”信心十足。
“广洽法师收到了这部译着，很有可能在新加坡出版。这件事让国内知道，你又多了一条罪状。”
我说着，随手拿起一页纸来，就是这篇“译者小序”。最后的日期还没写上。
“一吟，我正要和你商量。我想把日期写早一点。”
我心中暗喜：爸爸的“觉悟”总算提高了。我们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提早５年，写成“１９６６年初夏”。那时虽已开始“文革”，但爸爸已搁笔，可见是“文革”以前译的。用心良苦啊！在译者的署名上，爸爸也避免用真名而用了“中国无名氏译”。
宏法的事，自有人暗中相助。１９７３年，从新加坡来了一位叫周颖南的先生，是企业家兼作家。他竟敢大胆地到日月楼来访问，而且替爸爸拍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两张彩色照片。有这么好的机会，爸爸连忙把那包封了两年的译稿托他带交广洽法师。两张照片中有一张就是爸爸拿着那包译稿。
译稿带到新加坡，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用心良苦，法师根本不能领会；中国无名氏译，也被从另一角度来阐释。
首先，法师没有把译文的手迹改为铅字，而是手迹影印。这样一来，熟悉丰体字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译的了。他在跋语中干脆点明了译者的名字。跋语大意如下：
马鸣菩萨造大乘起信论，自梁武帝时，真谛及实叉难陀二尊者译成华文，流传东土。各家注疏，极为繁赜。……晚近日本汤次了荣教授，复有大乘起信论新释行世。内容分为和译、字译、要译、详译四段。运用浅显流利之现代语词，使学者易于揣摩领悟。……吾友丰子恺居士于数年前，更由日文译为华文，苦心孤诣，慧思不竭，积月累功，以竟于成。而自署译者为“无名氏”，意乃体佛无我大悲之心、原空四相者也。……今年春适有星洲友人观光故国，赴沪访晤，丰居士遂将其全部译稿托其转赠于余，告之曰：“藉此欲以纪念是年师与我二人合得一百五十岁之世寿矣！”居士长余两岁，精神矫健，如松鹤之清姿，以书画自娱晚景，余展颂译卷，都二百五十七页，字字珍重，句句珠玑……老而弥笃。……遂决定影印，保留译者之手迹，且免校雠舛误之虞。初版印贰千部……余知子恺居士自幼受弘一大师之熏陶最深，高超志行，诚挚度人，不为时空之所限。其选译斯论，以为今后衽席群生共趋真正永久安乐之境界，盖有深远之理想存焉。
缘缘堂制五百格稿纸在每页上都印出。由此计算，《大乘起信论新释》一书，共计１２８５００字。加上《竹取》、《伊势》、《落洼》三物语共２０２０００字。也就是说，爸爸在病中一共译了３３０５００字。
但爸爸还不肯罢休。家中已无外文书可译。１９７４年１月他竟把夏目漱石的《旅宿》重译了一遍。《旅宿》的日文原名《草枕》。１９５８年６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一书中有两篇译文：《哥儿》和《旅宿》。《哥儿》是爸爸的朋友开西（即浙江海宁的世纪老人章克标先生）所译；《旅宿》就是爸爸译的。他太喜欢这篇文章了，所以把它重译了一遍。译毕后，他在译稿第一页右下端写了如下一段话：
夏目漱石旅宿，十余年前译成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今重译一遍，各有短长。此稿交治均保留纪念。一九七五年元旦子恺记（图章）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翻译家戈宝权先生访问我家，特地来慰问我母亲。在聊天时，他劝我趁母亲健在时，请她回忆一些父亲的情况。我那时还没有想到要做一个专职的“丰研”工作者，但我还是按戈先生的关照去做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确实有点帮助。我也请戈宝权先生有空时写些回忆我爸爸的文章。可他实在太忙了。终于没写成，遗憾！那天我还问起了他关于夏目漱石《草枕》的译本。他回北京后，给我来了一封信，把《草枕》的译本详细排列出来：第一个译本是１９２９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崔万秋所译；第二个译本是１９３０年上海美丽书店出版的郭沫若所译；第三个译本是１９４２年伪满时期出版的李君猛所译；第四个译本就是１９５８年爸爸译的。那么，１９７４年的新译稿该是第五个了。但据戈先生信上说，郭沫若其实从未译过《草枕》，那是投机商利用崔万秋的译本重印而擅自改变译者名为郭沫若的。他说李君猛的译本基本上也是照抄崔万秋译本的。这样看来，自１９２９年的译本以后，实际上就只有爸爸１９５８年的译本和１９７４年１月的新译稿了。
爸爸的“地下工作”成果多么丰富！他真是一个永远闲不住的人！
这段时期，登门拜访爸爸的人也不少。早就认识的故乡的于梦全先生（爸爸幼时的塾师于云芝是他的叔祖），时时来上海访问，送一些爸爸喜欢吃的豆制品之类。有一回，他送来我祖父丰鐄亲笔书写的自作“竹枝词”扇子一把，爸爸惊讶地观赏，连连赞叹“难得难得”。后来华瞻哥看见也喜欢，便要了去。
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在上海“沈大成”点心店当厨的卢永高先生，千方百计找到我们家来访问爸爸，以后一直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起居。
千呼万唤始出来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审查”结论总算出来了。但并未带给我们预想的喜悦。原因是：它来得太晚太晚了！而且并不理想。审查结论是“不戴反动学术权威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不戴“帽子”，应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却为何又像对待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一样只发给生活费１２０元，而不恢复原薪２２０元。生活费虽然比受审查期间的六十元多了（他们算是上门实际调查了生活用费），但这种莫名其妙的结论让人一头雾水。问了画院的领导，他们也无法解释。我看“文革”搞到这步田地，大概弄僵了。如一切都恢复原样，岂不说明他们搞了爸爸六年半是搞错了芽选这才定下了这么个不三不四难以自圆其说的结论。
爸爸盼望早点“解放”，从１９６８年年中给新枚的信中，一直盼到１９７２年年底。他盼了四年半，却盼到这样一个结论！
下面我把爸爸给新枚信中盼“解放”、盼行动自由后好去石家庄与新枚团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给读者看。这些可都是爸爸心灵深处的呼声啊：
“我解放已不成问题，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现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余十二人，看来不久即解决。我无疑是‘一批二养’。且有补发工资，归还抄去存款之说。故我很乐观。你说退休问题，只要解放，出外即无问题，用请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见我，摇头皱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１９６９·６·２２）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１９６９·８·２３）
“本定二十日上午在乡开大会，解决八个人的问题，岂知十九日下午上海发生了大事———文化广场失火———别的单位连夜返市，只剩我们一个单位，大会就作罢了。我看来，我们要在画院的两星期中解决。大都无甚问题，总是要解放的，不过拖延而已。……我之所大欲，是退休。据说，大家解放后，才可申请。大约不久了。那时我首先到石家庄。”（１９６９·１２·２１）
“未来之事，变化多端，我也不在心上。（但我之所大欲—退休，看来不远了。）……我们还有七人，看来也快了。”（１９６９·１２·３１）
“‘退一步海阔天空’真乃至理名言。有不如意时，设想更坏的，便可自慰。不满现状而懊恨，徒自苦耳。比方说：我犯重罪，入了囹圄；或者我患癌病，不死不活，此时倘能变成今日的状态，真乃大幸了。如此一想，可以安眠闲梦了。”（１９７０·５·７）
“病假到七月十六日，秋姐言，共有六个月了。病六个月，即可作‘长病假’论，即等于退休了。秋姐又言，我属中央，定案要由北京，故较迟。较迟即较正确，较宽。姑妄听之。我现在且不计较这些，但求安居。……华瞻言，周谷城由主席指定为全国人代。此间未定案者尚多。但拖延也不会太久了。”（１９７０·５·２３）
“阿姐等猜量，六月内或七月初，会解放我。我不急，迟早总要定案。”（１９７０·６·４）“
华瞻从杭来，言郑晓沧先生最近解放，定为‘历史反革命’云。他不是“重点”，故较早。上海几个‘重点’（我是其一）皆未定，阿姐言不久可定，听之。”（１９７０·６·２８）
“阿姐言：上次两人来看我，是准备开一批斗会，然后宣布解放。所以我必须准备到会一次。我记得那天他们问我‘能下楼否？’看来就是要我再出席听骂一次，我已有心理准备，只要他们派人来扶。你准备在城中觅屋，甚好。今秋我一定到石家庄，我对上海已发生恶感，颇想另营菟裘，也许在石家庄养老。你说有绍兴酒，那更好了。……传说：中央指示，上海斗批改应早结束，但‘头面人物’勿太早解放。我便是‘头面人物’，所以迟迟。”（１９７１·３·２）
“昨华瞻听中央报告，据说：老年知识分子‘敌作内处’者，工资照旧（但不说以前扣的是否发还），抄家物资发还，但已坏者不赔，金子作价发还，……政协等等。看来，快处理了。前几天有个工宣队来详细调查我们的房子让出经过，恐怕也是一种处理。”（１９７１·４·９）
“盛传‘上海斗批改快结束，但头面人物勿太早。’勿太早，大约也不会太迟了吧，总之，看来快了。参考别单位事实，我的工资应该恢复二百二十，而且过去扣的要还。如果如此，可发小财了。”（１９７１·４·１２）
“宝姐告我，中央文教会议，决定：老年知识分子恢复工资，并补发以前扣除的；又说：抄家物资，除国家需要的以外，一概退还。已坏者不赔偿云云。宝姐说：‘圆子吃到豆沙边了。’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来生再去了。无论如何拖延，我总是一直在家‘浅醉闲眠’了。问题一解决，我就想到石家庄。”（１９７１·４·１４）
“信收到。的确，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ｓａ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吟按：形势转变了）听说：某大专教授，未解放，但薪已照旧付二百多元，解放后补发以前所扣。此与宝姐所传达相同。看来不久有转机了。”（１９７１·４·２２）
“你的事，阿姐的事，我的事，都迟迟不解决，但肯定大家就要解决。看谁先。……罗稷南患肺癌死。其妻提出要求；一、还抄家物资（三千多元，他解放已久，但迄未还），二、给她派工作。前者照办，后者叫她自己向里弄要求云。……看到罗稷南例，我的钱不知何日还我，（但各单位情形不同，未可概论。）且须忍耐。我只要不上班（画院老人都已不上班了），已是运气。不要等候，总有一天定头。”（１９７１·９·３）
“我的官司至今没有打完，无颜写信给你们。目今万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庄去。现在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我，不得自由走动。虽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兴味（译日本古典文学），总是单调。”（１９７２·６·２）
“昨市革会来二人，送我六十元，说先补助你，即日正式解决后，恢复原薪二百二十。这是因为上次我说‘六十元付房钱及保姆还不够’所以他们再送六十元来的。可见事情不久解决了。我提出，早点解放我，我可转地疗养，到北方去住一下，病可早愈。他们说‘耐心点，快了’。”（１９７２·９·１３）
“昨阿姐到画院，要求迁房屋。他们（工宣队）说：我的问题不久解决（待田中〔角荣〕去后），发还抄家物资，同时进行迁居房屋。又说正在组织统战对象，要我当政协委员。日子很快了，可稍待。云云。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你们来时，一定不在此屋内了。）我又想到杭州。抗战八年，文革差不多有七年，我真经得起考验。……不久当有更好的消息告诉你们。”（１９７２·９·２６）其
实在从１９６８年中到１９７２年末的信件中，在四年半之内，爸爸在给新枚的信中提到盼望自由，竟有５１次之多！
一位古稀老人，画了那么多为劳动人民伸张正义的画，在１９４９年特地从厦门率领家属赶到上海来迎接解放，为歌颂新中国发表了多少文章和画———到头来却成了一名罪人，迟迟得不到“解放”，整整六年半失去自由！
我在抄录这些信摘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再对比如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长眠地下的爸爸竟已享受不到！我不知赔了多少眼泪！
我还忘了提到书法展览的事。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底成立全国第一个“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时，爸爸就是该会委员。所以，爸爸１９７２年底“解放”后，１９７３年上海举行书法篆刻展时也想到了他。胡文遂先生来请爸爸出品，爸爸起初没有同意。后来我出版社同事庄久达（当时大约在该会主持工作）便来叫我做爸爸思想工作，说是要为读者着想。这么一说，爸爸果然同意出品，写了古诗及自作词，由我送去。但庄认为不妥，要爸爸改写工农兵新体诗，同时拿着我送去的诗词不放，流露出十分喜爱的样子。我就同意送给了他。至于写工农兵的诗，爸爸不愿意。他对我说：
“书法是要一气呵成的。工农兵诗我背不出，一边看一边写，写不好。”
后来他写了鲁迅的《横眉·俯首》小联。太小。画院改用了原收藏的毛主席诗词，很大。请设计公司专制镜框，在美术展览馆预展一天，放在出口处正面壁上，观众反应很好。但文化局等头头们来参观时见了，请示了徐景贤，徐下令取下。那时，全国要组织一批书法作品去日本展出。画院选用了爸爸的一件送到北京却落选了。
据胡治均先生回忆，爸爸曾到日月楼对马路戚叔玉先生家去写工农兵诗选。究竟是送全国展出那次还是上海展出的那次，不得而知了。
最忆是杭州
尽管结论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才得到这消息，爸爸已经蠢蠢欲动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来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５１封信中屡屡提到要去石家庄，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
在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６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庄改为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