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吟按：当时有规定，如夫妇已团聚，４年可公费探父母一次。没到４年就要自费。）我又想到杭州。
１９７２年５月９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为那季节使他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爸爸也怀念起杭州的苏堤六桥来了。
同年９月２６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较具体，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向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觉得体力不支，有余年无多的预感，想见见住在杭州的亲姐姐，而新枚好毛毕竟年轻，可以到上海来探亲。
那时我们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经是“牛鬼蛇神”的父亲出门而请假，是不会被批准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职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只要完成抄表的任务，就没事了。于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１９７３年３月。在杭州逗留了约六天。胡先生１９８７年在《西湖》杂志８月号上发表了《西湖忆游》一文回忆其事。今摘录几段如下：
丰子恺先生最后一次赴杭，是在１９７３年３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说是丰子恺先生的第二故乡。……满姑是丰先生的三姐……我们这回在杭州见到她的时候，已是八十多岁的白发老太了。满姑家的房子，原住三间，“文革”开始，给革去了一间，留下一大一小。俗语说“有屋住千间，无屋住一间”，从知足角度看，倒也可以。如今后面小间留给丰先生作客邸。（吟按：胡先生到亲友家住，早来晚去。）婿维贤是教文科的，好书满架，也说得上“室雅何须大”。这前间，倒是个“开窗见山”风景优美的好住处，打开南窗，正前方的宝石山，不偏不倚，刚好映入窗框之中，保俶塔、初阳台伸展在绿荫丛中，悠扬的箫声笛韵，自黄龙洞边的戏曲学校阵阵传来，犹如一幅立体山水画，天然大盆景，真美！
酒后饭饱，丰先生时而临窗眺望。一次，他偶然低头俯视，见楼下一株桃花，正满放一树，便连声说：好看，好看！在我这个俗子凡夫看来，它不过是一株单瓣的、淡红色的极其普通的桃花，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呢。我禁不住问：“重瓣的不更好看吗？可是先生却摇头说：“不好看，这种重瓣桃花，浓妆艳抹，娇柔做作，东栽西接，全凭花匠之意，人为生长，呆头呆脑的，有什么好看。”继而，丰先生指着楼下的那株桃花说：“你看，她开得多么茂盛，多么豪放，多么自在呀！她具有天然美。”
接着，先生慢慢离开窗口，移步来到藤椅上坐下，一面吸着纸烟，一面想起了当年在上海长乐村居处，日月楼下，也有过这样一株淳美的桃花，也许是受到主人的株连，不知什么时候，桃花的命也被革去了。
３月２６日，爸爸和胡先生雇船游湖。———据此日期，他们很可能是２４日赴杭（当时火车不像现在这么快），２５日休息一天。
西湖是每个到杭州的游客必去的地方。但爸爸对西湖太熟了。只想泛舟，没有目的地。胡先生叫船女划到花港观鱼。他知道老师崇拜马一浮先生，总想去看看马先生蒋庄的故居吧。胡先生文中说：
解放后，着名高士马一浮先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敬，让他住在这里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周总理十分推崇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国宾来杭，周总理郑重向他介绍，说马老先生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岂知“红卫”军兴，一些“小将”“司令”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竟将八十高龄的马一浮先生撵出蒋庄，不久含冤去世。（吟按：关于此事，另有一说。）
过去丰子恺先生每到杭州，必来蒋庄探望这位长者。我本想趁这次游湖之机，陪丰先生到蒋庄凭吊马老先生的故居，但是，在我们走到花港观鱼的御碑亭附近时，丰先生忽然停步不前，摇摇手对我说：“我不去了，你去看一看就来，我在此等你。”随后先生又自言自语说：“人已不在世了，看又何益。”声调甚是含糊。我怕先生为此感伤，就不敢勉强，在附近有条石凳的地方，让他坐定。然后独自走到蒋庄门口，在湖边石级上，当年马老先生洗砚处，伫立沉思：丰子恺先生还在学生时代，由于老师李叔同的关系，已经拜识了马一浮先生，丰先生十分敬重马老先生的道德文章，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把马老先生尊为自己的师长，如今蒋庄已是人去楼空，感慨一定很深。……
后来，他们想直接回湖滨去吃酒了。岂知船女是个一板三眼的人，说是他们买的票规定游程，还有三潭印月、湖心亭，要到孤山上岸才算结束。胡先生表示情愿放弃，也不行。于是只得去三潭印月。胡先生文中说：
这三潭印月的景色，虽亦十分宜人，但是对一心想回湖滨吃酒的我俩来说，已无多大吸引力，好比走马看花，一掠而过。行不多久，来到“曲径通幽”的洞门处。四个字乃是康有为的原迹。丰先生至此驻足不前，好像在找寻什么东西似的。“喏，喏！就在这里。”丰先生指着路的北面说：“这里过去有一座三角亭，亭上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好，是写实景的。”说着，他就随口吟了出来：
忆故乡亦有仙潭，看一样湖光，添得石桥长九曲。
到此地宜邀明月，问谁家秋思，吹残玉笛到三更。
丰先生说：“我年轻的时候，常来这里读书写生，非常欢喜这副对联，因此至今仍能随口背咏。抗战胜利后重游杭州时，已不见此对联，据说被日本军阀盗去了。不久，三角亭也不存。”先生恐怕我记不住，就拿我手中的游览图，一字不漏地把联句写在上面，后面还注明“清俞樾撰并书”的字样。经丰先生对我说明之后，我才知道俞樾就是当代红学家、诗人俞平伯先生的先人。这张西湖游览图，有了丰先生的亲书题字，更加珍贵，至今我仍把它小心地保存着。
３月２７日清晨，师生二人来到了灵隐，在冷泉亭旁茶室里拣上一个闹中取静的座头，品尝阔别已久的西湖龙井茶，欣赏这个“劫中桃源”。太阳渐渐升高，到游人越来越多时，他们就本着“人取我弃”的精神，退出茶室，离开了灵隐。
３月２８日，师生二人游了城隍山。上城隍山的一节，还是让我们直接看看胡先生的回忆文吧：
久闻“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城隍山，听说如今已能以汽车代步上山了。我虽多次到过杭州，却从未登过此山。据丰先生告诉我，过去城隍山上庵、庙、观、祠，鳞次栉比，星相医卜，百耍杂陈，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去处。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欣然助兴，说是解放几十年来，自己也未曾上去过，于是我们决定上吴山。
３月２８日晨，我们在工人路后面车场上，叫了一辆三轮汽车。司机是位热心而健谈的人。车开动不久，就和我们交谈了：“两位是上海来的吗？”我回答：“是的。”“这位老爹爹是教授，是艺术家芽选”司机操着带绍兴音的杭州官话，似有八成把握地说。
丰先生和我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感到一惊。自忖未到城隍山，先碰到“相面司机”了，杭州毕竟“人杰地灵”。再一想，相面先生也得先对准你的面孔看一看，然后再发表议论，然而我们的这位“相面司机”连头也没有回过一次，已能未相先知，实在惊人。惊讶之余，总得问个明白：“同志！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司机仍未回头，风趣地说：“我一看就看出来了。”说话时他摆动着头，抿嘴向前方的反光镜：“面容慈祥，不用介绍，看得出是位有修养、有知识的长者。”随后又补上一句：“我猜对了吧！”“对！”我佩服这位谈吐不俗、“善观气色”的司机同志，就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老爹爹”名字告诉了他。并约略地回答了类似他所说的一些话。
司机同志听了连连说：“丰子恺，老先生，是画家，知道知道，我还读过老先生的作品，看过老先生的画。我说嘛，是好人嘛。老先生挨斗的事，我们杭州早已知道了。”还缓缓劝慰：“老爹爹千万不要难过呀！”丰先生报以亲切的微笑，并说：“不难过，谢谢你，同志，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呀！”
当车子开到吴山脚下，爬不到十公尺的山坡，忽然不动了。司机同志用尽力气，踏足油门，却无济于事。他建议：“让空车开上山去等候，委屈你们步行上山。”我看这山倒是不高，充其量五六十公尺而已。只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我搀住丰先生，沿着盘山公路而上。岂知只转一个弯，丰先生已经走不动了，看来已无法“排除万难”了。先生就近拣了一块干净的山石，坐了下来，挥手叫我一个人上去。这真是乘兴而来，扫兴而终。早知开不上山，我们也不来了，我也决定不游。不过，我还得把已经上山去的汽车叫回来，又得像孙悟空划圈圈那样，叮咛先生不要离开寸步。然后择短坡，选近路，迅速爬上山顶。不是我夸口，这样的小山丘，不需十分钟，一下子就能到达顶峰，可是我们的先生却寸步难行。年岁不饶人，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动乱”给他带来的摧残，也显出了恶果。
司机同志见我一个人上山，忙问：“老爹爹呢？”听到情况之后，司机顿时露出内疚形色，“怪我太粗心，我没想到车上坐一个人也许能开上来。现在我开车下去，一定要把老爹爹接上来。”说着，就跨进汽车，往下开去。不多时，丰先生果然被他接上来了。我敢肯定，这位司机同志能把丰先生接上山来，准是费了一番感人的口舌才行哩。
此时的城隍山，星相医卜、庵、庙、观、祠早已荡然无存，只是扫不掉的大自然风光，依然是那么妩媚。此处居高临下，一览无遗，确也不枉此行。其他的旧址遗迹，先生也有所指点，但已不甚记忆，倒是那位陌路知己──汽车司机，给了我良好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可惜在我们归途话别之际，漏了请教他的尊姓大名。回想起来，是件憾事。却似：
新朋到处喜相逢，天下何人不识君。
３月２９日，爸爸在胡先生的陪同下，居然访问了一位朋友。我们还是来看看胡先生的记载，更为详尽生动：
这次游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丰先生专门关照，不作任何应酬性的交往。他事先告诉甥女软姐，要她务必遵守。因此在杭期间，并无人访和访人之苦。不过有一人倒例外，那就是先生的多年老友、浙江大学教授、当时也“靠边”在家的郑晓沧先生。郑先生曾留学美国，研究教育学，早在抗战前，丰子恺先生和郑先生已结成莫逆之交。１９３８年，丰先生受聘浙大任艺术指导，还是竺可桢校长通过郑晓沧先生的转邀的。丰先生和郑先生作诗赠词，相互唱和，亦很频繁。其中有丰子恺先生的《浣溪沙·慰晓沧》：
苍狗白云不可凭，水光山色与人亲，诗人老去惜余春；
满架图书都解语，一庭风月最关情，谁言寂寞养残生。
８月２９日上午，我们乘公共汽车，来到湖边少年宫下车，在龙游路的一座小花园住宅门首，我们揿了电铃，迟迟来开园门的，是同宅邻居，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见我问的是郑家，表情不甚活络，生硬地回说：“郑家没有人。”我们管自跨进院子，又说：“请问，郑家什么时候有人？”答：“不知道。”再问：“郑家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意思，如果是去买东西，或者在近处，很快就会回来的，就等一会再说。可是邻居的回答，仍是三个字“不知道”。不知怎的，后来倒又有气无力地补上一句：“说是到西山公园赏牡丹去了。谁知道他们有介好兴致。”她对我们如此冷淡，是不是郑先生也有过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因而对郑先生的客人，也来一个划清界线呢？实在令人不解。
鉴此，丰先生说：“留张字条，我们走吧！”我在笔记簿上撕下一页白纸，先生写了“来访未晤”的话，我也没有认真注意，见最后却写了“弟今晚回沪”等语，倒使我愕然，赶紧提醒他：“我们买的火车票是后天的呀！”先生笑笑说：“我晓得，按晓沧的脾气，如果我写了后天，他明天能不来回访吗？”我这才恍然大悟。后来，在我们回到上海不久，丰先生在杭州的亲戚朋友，才知丰先生已到过杭州，有的写信来埋怨丰先生，为何不早点告诉他们。杭州一家很大宾馆的一位负责人，就来信说：“先生为什么不住到我的地方来，我是不怕的。”来信中就有晓沧先生的“责怪”信。两位老友，此后再也没有谋面机会。
３月３０日，爸爸在软姐家又住了一天，次日才回上海。他在那儿写了一些字留作纪念。胡先生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天朗气清，明窗净几，丰先生兴致极好，一共写了八件行书。其中一纸横批，写的是丰子恺先生的父亲斛泉公《扫墓竹枝词》，共计２２４字。行笔流畅，一气呵成。字字流丽，笔笔刚健，甚是优美。竹枝词是满姑指定的内容，书成之后，老姐弟共同朗读七十年前父亲的作品，雅趣横生。
为软姐、维贤兄写的是一张立轴，一副对联；我的两个侄儿，一个叫克祥，刚巧在杭州出差，一个叫建祥，正在浙大读书，两人也意外地获得先生墨宝各一件，高兴极了；再有一张横批，是先生叫我寄给青海的大儿子易强的。我当即在杭州寄出。
给我的最是优惠，共得两件，一件是先生旧作《一剪梅·清明》，为了纪念这次游杭，先生特地加跋为记，跋曰：
一九七三年清明时节，偕治均游杭州，明山秀水，悦目赏心，客窗率录旧作。子恺
另一件是二尺小联。联曰：
寒岩枯木原无想，野馆梅花别有春。
我没能陪爸爸去杭州，只好引用胡先生的文章。胡先生是学徒出身，全靠自学成才，竟留下了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补充了爸爸１９７３年杭州之游的空白。我真该好好谢谢他。可是到哪里去谢呢？胡治均先生已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８日因患气管癌离世。终年虚龄８４岁。胡先生的母亲活到１０２岁。我们以为胡先生有长寿的遗传，也会活过１００岁。岂料天不假年，说走就走了。人就是这样听天摆布的，所以我每天赶着要把这本书在我有生之年写好，给后人留下一点纪念我父亲的资料。
旷世巨着《护生画集》
从杭州回来，爸爸又投入了工作。
爸爸在养病期间所做的工作中最难能可贵的，要算画《护生画集》第六册的事了。弘一大师诞生于１８８０年。爸爸画护生画集为他做寿，从弘公５０岁开始，每次整寿按年龄数作画出书。本应在１９６９年画成第五册９０幅的，爸爸提早在１９６５年上半年就完成了。寄给广洽法师后，法师马上交香港商务印书馆于同年９月出版。此次出版不仅第五册，连同前面的一、二、三、四册也一起出版了，而且都是根据手迹印出，不是从以前出版的书翻印的。第四册的手迹１９６０年完成寄广洽法师于次年年初出版后，原稿手迹本来就在法师处。而前面三集的原稿如何也都集中到了法师手上呢？其中有个奇迹。法师在１９６５年仲夏所写的《“护生画集”五集合刊附言》中，曾把这个奇迹交待了一番。
《护生画集》原是非卖品，欢迎翻印的。第一集１９２９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后，佛学书局、中国保护动物会、大法轮书局都发行过。第三集１９４９年爸爸从香港带回后就交大法轮书局出版，这两集的原稿都由书局的主人苏慧纯保存着，但第一集只有文稿，缺了画稿。第二集也是由开明书店出版，佛学书局和大法轮书局发行过的，但原稿（无论文稿或画稿），都已遗失。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
爸爸的一位私淑弟子，名朱南田（１９１８—１９８８），当时是酿造七厂总务股干部。业余爱好书画，又擅长诗词。他十分爱好我爸爸的作品。１９６０年，爸爸就任画院院长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勾起了他二十多年来渴慕之忱，就通过画院转信得识了我爸爸。以后几乎每周日上午都来访问。有一回，朱南田先生讲了一件得意的事给我爸爸听。我现在把朱先生于１９８５年７月用小楷写成送给我的一篇长文《我与子恺师的因缘》中有关此事的一段文字引用如下：
解放后，我偶在广东路古玩商店看到李、丰两先生合作的《续护生画集》手迹，出自敬慕，决心购下珍藏。这份手迹书画共六十页。索价一百六十元，后以九十六元成交。我手头拮据，先付二十元定金，而回家筹措未竟，只得卖去家具三人沙发椅一张，才勉成其事。我就此写了五绝一首：
未识丰师面，先联翰墨缘。护生心恻恻，祝寿意拳拳。
画笔精而约，书风静若禅。沽资何处着，鬻椅凑囊钱。
没有想到日后为我与丰师在情谊上增添了一段佳话。
朱南田先生讲了这件事，爸爸听后十分兴奋，那时《护生画集》已在新加坡出版第四册（文字部分由朱幼兰先生书写），正愁前三册原稿分散遗失。他便于１９６４年把觅得第二册原稿之事写信告诉广洽法师，信中说：
朱南田先生去年曾携原稿来与弟看，苏居士亦来看，共庆四册护生原稿全部在世，皆大欢喜。弟曾私下打算：最好将一二三都买得，送弟尊处，与第四一同保存在弥陀学校。但不曾出口。因一则朱甚宝爱，不知肯让否，二则苏居士是否肯让，亦不可知。来信有欲得之意，则不妨开口征求意见。此乃宏法之物，非私人财产可比。求其集中稳妥，勿东分西散，以便永久保存，正是好道之心，非谋利也。倘尊意欲收集，弟当为交涉。
此信末尾，爸爸又补写了几行：
补告：朱南田言，第二原稿原由嘉兴范古农居士之亲戚某保存，后其人死，子侄作废纸卖与旧货摊，幸为彼所得。可见私人保藏之不可靠。弟回思画第二后，即逃难（抗战）。此原稿在上海，不知缘何流入嘉兴。
爸爸说的旧货摊，其实就是广东路古玩商店。后来广洽法师来信一定要爸爸设法买得一二三集原稿，并表示愿向朱、苏两位居士致谢。爸爸向二位情商，蒙他们慨然同意捐赠。爸爸自己又补画了第一集的画稿。这样一来，三集都完整了。于是全部寄新加坡交广洽法师保存在他创办的弥陀学校内。
这件事，实在是种种因缘的凑合。试想：如果第二集没有到朱南田先生手里，如果朱南田先生没有认识我父亲，如果苏慧纯居士那里缺少的不是画稿而是弘公写文字的文稿，《护生画集》头三集就永远无法团圆了。广洽法师感谢“佛力加被”，我却认为弘公在天之灵在暗中保佑着，促使这一浩大的“工程”圆满完成。
弘公保佑的还不止这件事。《护生画集》第五集原来应该在１９７０年出版的，爸爸却提早在１９６５年（“文革”前一年！）上半年就画好，请厦门籍书法家（当时在北京工作）、因明学家虞愚先生写了文字部分，寄交广洽法师于同年９月就出版了。如果晚了一年，“文革”一声炮响，爸爸便忙于应付批斗，怎么可能完成这第四册呢！
但更稀奇的事还在第六册。想必又是弘公在冥冥之中示意他的忠实的弟子：“余年无多！”爸爸毅然决然地在１９７３年（逝世前两年！）筹划起第六集的材料来。
“文革”前几乎定期来我家的几位常客，自爸爸病休后渐渐地恢复来探望他。朱幼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位。关于第六册的情况，他知道得很清楚。１９８６年１月他在《大成》杂志上发表了《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一文。其中关于第六集的情况介绍如下：
十年动乱，一场浩劫，丰先生受到冲击，《护生画集》成为批判材料。然而，先生毕竟学佛有得，临危不惧，仍然以护生画第六集夙愿为念，遂于一九七三年毅然决然筹划第六集，以圆满其功德。但在“文革”动乱中，有关书籍损失殆尽，缺乏画材，先生于此颇费踌躇。一天，他与我谈及筹划护生六集事，命我搜集可供参考的书籍。我回家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动物鉴》一册送去，先生翻阅后笑曰：此书材料丰富，有此参考，画材不愁了。先生篝火中宵，认真选材构思，鸡未鸣即起床，孜孜不倦地作画，不久百幅护生画圆满告成了。他将画稿给我看时，低声对我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并说：“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我听后，深感先生的为人，时时想到别人的安全，唯独不考虑自己的安全。我在先生为法轻身精神的感动下，就毛遂自荐说，我是佛门弟子，为宏法利生，也愿担此风险，乐于题词。先生见我至诚，也不固拒，于是护生第六集的书画，在艰难中提前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定稿了。越二年，先生西逝，在安详舍报之前，以护生画六集的夙愿，前后经过五十年左右，终于圆满完成为慰！
《护生画集》第六集是广洽法师于１９７８年带到新加坡去出版的。
那时爸爸已经去世，但朱幼兰先生还健在。法师１９７８年回国观光时我夫妇到广州去接他。法师看到我后第一句话就问：“你爸爸的第六集《护生画集》完成了没有？”我告诉他“完成了”。他很高兴。一到上海，在机场接他的朱幼兰先生就和他谈了详细情况。记得当时筹划如何把这一集原稿带出去，煞费苦心。广洽法师决定随身带。他说佛会保佑的；我相信弘公在天之灵也会保佑的。爸爸和朱先生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完成这项大事，难道出境这一关还会出事吗？是一位法师带一套保护生命的书画册，又不是寻常人带毒品啰！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２日，《护生画集》第六集的原稿果然安然带到了新加坡。这件大事圆满了，法师比什么都高兴。他把从第一集到第六集全部原稿都交给香港的时代图书有限公司，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顺利出版。
这套《护生画集》从１９２９年出版第一集，到１９７９年出版第六集，整整半个世纪！在爸爸的生涯中，这是最伟大的“工程”！从第一集的５０幅，第二集的６０幅……一直到第六集的１００幅，总共４５０幅护生画，４５０篇护生文字，由弘一大师、爸爸、叶恭绰、朱幼兰、虞愚四位书写合力完成（弘公书写第一第二集，叶恭绰先生书写第三集，虞愚先生书写第五集，朱幼兰先生书写第四第六集），如此洋洋大观，世所罕见！而广洽法师把它付印，让广大读者都能见到这部巨着，真是功不可没！
这部书初次发行时，是赠阅的非卖品，印书的款子全部由新加坡善男信女（广洽法师的弟子们）捐赠。捐印者在这件事上也有一份功德。佛教的赠阅品大都是“欢迎翻印”的。所以后来海外各地纷纷翻印，其数量之多，不可胜数。１９９３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有书号的正式出售的版本。从此，各种有书号的版本、选集络绎问世。
２００５年１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一册的新版本。这版本的特色是后四集的文字改由平湖书法家许士中用弘公的字体书写。这样一来，虽然失去了叶、虞、朱三位的书法特色，改变了数十年来看惯的版本，但从形式上得到了近似的风格。今后不妨两种版本并存。福建莆田广化寺于１９９６年翻印的《护生画集》全集，也是六集并一册的。版本为３２开横排，每页一对字画。最有意义的是每集后面加一附录，把手写的书法部分译成铅字。这一举措功不可没。因为书法中有很多繁体字、古体字和草体字，一概译成简体铅字，就可使更广大的读者都能看懂。这一“翻译”绝非易事，实在值得感谢。我们在提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护生画集》时，就建议采用这现成的译文（校对后稍加修改）。
《护生画集》自１９２９年创作完成至今，已将近８０年，而且还会延续下去，直到永远！
爸爸在养病五年期间写了《红楼杂咏》，翻译了《竹取》、《落洼》、《伊势》三物语，画了《敝帚自珍》四套，创作了《续笔》３３篇，翻译了《大乘起信论新释》，重译了《旅宿》，此外，还临摹他喜欢的字帖索靖《月仪》，还把童年时代唱过的歌曲凭记忆一一抄录下来……而最有意义最重要的还是提前完成了弘公嘱托的《护生画集》这部巨着！
卷土重来
１９７４年的某一天，钱君匋先生来访，手持一本尺页，说是有人要我父亲也在这上面画一幅。爸爸当场就在册子上画了一幅《卖花人去路还香》，交还了钱先生。岂料这件事闯了祸，使爸爸在养病期间又得重新接受批判。
不过，话得说回来。其实即使没有这件事，等待着他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因为那时政治形势有变，“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攻击周总理。于是一个霹雳天下响，下面的人马上跟进，全国都展开了“批林（彪）批孔（子）”运动。上海还举办了“黑画展”。
我们对政治一向反应迟钝，不知道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素来敬仰周总理的爸爸在１９７４年３月６日给新枚的信中还很得意，说他应画院要求，写了一张大字报。他说：“上海正在“批孔”高潮。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去画院张贴。我写了小字，他们代我写成大字报，说是省我劳力。照顾可谓周到。”
我们起先以为，爸爸居然也被受命写大字报，那不是把他也看作“革命群众”了吗！居然也暗自欣喜。谁又知道那是在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就在这封信里，爸爸还说：
求索字画者甚多。但我多写字，少作画，写字用鲁迅诗，画总是《东风浩荡，扶摇直上》（儿童放纸鹞），或者《种瓜得瓜》。上海书法展览会中展出了我的字，于是我的书名大噪，求画者少，求字者多，我很高兴。毕竟写字少麻烦。
岂料不久之后，就接到通知，要他去画院接受批判。事隔约两个月以后，爸爸于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１日写给新枚的信中说：
来信语重心长，我很感动。此次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内。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画了一幅不好的画给人，其人交出去，被画院领导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顾，叫车子送我回来（上海现在三轮车绝少，三轮卡也少）。第一次在画院，不过一小时，一些人提出问题，要我回答，我当然都认错，就没事。送我回来，外加叫一个小青年骑脚踏车送来，恐防我走不上楼。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听报告，不要我回答，不过报告中提到我的画。这次南颖陪我去，他们叫三轮卡送我回来。事过两月，我的工资照旧一百二十元，“内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自今以后，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户，墨也不出户。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过行事。
所谓在天蟾舞台“听报告”，是爸爸怕新枚担心，特地写成“听报告”。其实就是对包括他在内的几个画家（刘海粟、程十发等）开批判会，只是没让他们上台而已。据说这次爸爸入场时，与会观众纷纷转身观看，他们是想一睹这饱受苦难的大画家的风采啊。
这次批判的内容，其中一幅画正是《卖花人去路还香》。看来这本尺页已落到了造反派手里。他们把“卖花人去”说成“卖画人去”。于是大做文章，说丰子恺被打倒了还说自己香，他还在放毒！此外还加了另外的画如《满山红叶女郎樵》，说这幅画是诬蔑“三面红旗”落地。后来出版界开批判会时也提到这幅画。我心中纳罕。一看以后，才明白那幅画中从树上落下来的红叶正好是三片。
爸爸在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４日写给新枚的信中就提到过这幅画受批的事：
有一工厂中，贴一张大字报，说我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然而没有反响。见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后不再画此画，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
一幅《满山红叶女郎樵》，竟有种种解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有时想想，上头定下调子来要批判几个人作为政治上的陪衬，在上海，爸爸作为美协主席、画院院长，总是逃不了的。虽然可批的内容已经批过好几回，但谁让爸爸一生画那么多画，随便再找一幅，就可以从豆腐里寻骨头。其实造反派们心中可能也在窃笑。大家都在做戏，应付上头的需要啊！
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们就在思量：爸爸画着《卖花人去路还香》的那本尺页是否由钱君匋先生交了出去呢？为此，我们对钱先生很有意见。华瞻哥甚至还代表爸爸写了一封信去批评钱先生，表示要和他断绝师生关系，叫他以后别再来我们家向爸爸要画。据说钱先生为此十分惶恐，又不敢来解释。爸爸去世以后，胡治均先生曾访问钱先生。在言谈中，钱先生就讲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册子并非他交出去的。他因受命于某人，要把这画册传送给好几个画家作画，所以从我家取走后马上又送到另一个画家家里去了。他说，是造反派到那画家家里去批判，那画家才交出来的。至于那封绝交信，经胡先生说明情况后，他才安心一点。爸爸去世开追悼会时他不敢出席，写了一首诗，题为《哭丰子恺先生》：
意气相投五十春，一朝传讹罪吾身。
临风遥哭先生殁，难雪此冤百世存。
爸爸骨灰安放时，钱先生心中已略释然，便参加了。
在那段时间里，出于保护爸爸的人身安全，宝姐、华瞻哥和我，三人曾到三楼小房间里讨论：如何制止爸爸给人们画画。讨论结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取去他的笔砚，使他无法再写再画。他们叫我去执行此事。爸爸起初对此没有意见，但到了第三天，他已按捺不住不写不画闲坐着的难受，焦躁地对我说：
“一吟，你拿走了我的笔砚，比挖了我的心肝还痛苦，赶快还我吧！我不写不画就是。让我临临字帖吧！”
我听了很内疚，马上还给了他，也没向两个共同商量的人请示。
是的，爸爸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难道连写写画画也没有权利了吗？此后他确实只是用毛笔临临帖而已。
人们对于“文革”实在已很厌倦。谁愿意一天到晚生活在斗争中呢。人民大众所
喜爱的毕竟是真、善、美！据说这次“黑画展”的观众，除了极少数人蒙在鼓里以外，绝大多数是来欣赏名画家的名作。在那遍地硝烟、到处批斗的境遇中，难得有一次名画家的展览啊！
少小离家老大回
爸爸大概自己觉得健康情况越来越差，所以又动了回故乡看妹妹的念头。那时我们的健康知识实在太欠缺，甚至连“健康”二字都不敢提。记得朱幼兰先生曾经送我一张《健康第一》的横幅书法，我竟吓了一跳：这种横幅怎能公开地挂到墙上！造反派见了会说：怎么可以把健康放在第一！应该是把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放在第一啊！
爸爸长期坐在桌前，别说外出了，连房间里也不大走动，对健康肯定是不利的。癌症的病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侵袭他，但１９７５年回乡时，癌症肯定已有发展。可怜的爸爸，我怎么全然没有察觉啊，以为你只是年老体弱。那一年，爸爸虚龄７８岁。我现在已将跨进８０岁，还在忙这忙那，天天出去走动。我对健康的无知贻害了爸爸，我们应该坚持让他按时拍片检查的。现在想来，真是遗恨无穷！
这回陪同前往故乡的仍是胡治均先生。而且他又写下了一篇《石门湾忆游———侍丰子恺老师游故乡》，给我写这本书帮了大忙。爸爸最后的两次出行，都有仗于胡先生的得力陪同。先姐这次虽然也同行，但她身体较弱，不能当主力军。同行的还有两个小姑娘：她女儿阿春和我女儿小明，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发。胡先生文中说：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清晨，我们从上海搭沪杭火车，向浙江长安站出发。……一行五人中，老中少三代人，谈谈聊聊，三小时的车厢生活，也很欢乐。先生爱饮酒，我们考虑到在火车上的方便，同时为了不致引人注意，把酒事先装在药水瓶里，要喝的时候，只需从瓶里一口口往嘴里送，也用不着杯子。先生就这样安逸地在车座上享受着旅途的乐趣。先生这种饮酒似吃药的动作，不知从什么时候，被邻座旅客发觉了，他们交头接耳，不断发出惊奇的微笑和轻声的议论。他们怀疑：“这位老公公得的是什么病呀！吃的是什么药呢？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不停地服药，而且药量又是那么重，二百五十克的药水快要喝完了。”他们不断地把眼光扫向先生，扫向我们同行的人，想在我们的面部表情中找出答案。可是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大药量的老公公只报以亲切的微笑，频频向他们点头，直到我们在长安站下车，与他们分手的时候，这些好奇的暂时同路人，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到达长安站，从石门湾开来的小汽船，已经在等着我们。专程来接的有先生的外甥蒋正东、堂侄儿丰坤益，以及其他亲友共六七人。从长安站到船码头的这段路程，没有任何代步，只得由两个人搀扶先生行走。我们发现先生的脚力已非常差，他走一会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我们就请他在人家门前的阶沿上坐下来，有时就索性坐在路旁的石块上。这样走走坐坐，到船埠的二百多公尺距离，差不多休息了四五次。这位老人，在“四害”横行前，曾健步登临过井冈山革命圣迹，攀登过黄山天都峰。想不到被摧残之后，会留下这么严重的后果。我只是想着暗暗难过，其他同行的人，都面面相觑，同样是难过，却说不出话来。倒是先生自己打破了这一沉默。他说：“不要紧，慢慢走，总会走到的。”他那坚强的自信心，乐观的精神，依然是那么充沛，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正东的妥帖布置下，我们在船舱里安顿下来。船舱小而不挤，粗而整洁，尽可自由自在地坐起。船中又有小桌矮椅，可放酒摆茶。先生一边悠闲地饮酒，一边指着坐在船尾上的蒋正东，讲出有关他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来。
正东本来的名字叫“镇东”，是先生的嫡亲外甥，也是这次招待我们的主人。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贫下中农。镇东的母亲是先生的妹妹，就是《缘缘堂随笔》中提到的雪雪。抗日战争爆发，先生仓促离开石门湾后，正是从镇东的家乡南圣浜开始，从此辗转流徙内地。那时正东还是个没取名的孩子。先生在离开南圣浜时，为了表达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纪念这次离乡出奔，特地给外甥取一个名字叫“镇东”，是镇服东洋鬼子的意思。可是，这样含义非常明白的爱国思想，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却被叱之为“恶毒攻击”因为他们把“东”字曲解为东方，即中国。娘舅外甥为此受到冤屈，外甥不得不把原来的“镇东”改为现在的“正东”。先生讲完这段新鲜故事，沉痛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真是爱国也有罪呀！”
我想补充几句。据我所知，镇东改名并非为此，而是因为镇东姓蒋，叫蒋镇东。如果把“东”字理解为一位伟大领导人的名字，再把“蒋”字引申一下，于是就会出现某某人镇压某某人，那还了得！明明胡先生也是对我这样讲的。但如今发现他文中换了一个说法，那要不是编辑改的，就是他自己换了一种写法。胡先生的文章写于１９７９年，阳光还远远没有如今这么灿烂。在“阴，有时有小雨”的时节，把这故事修改一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爸爸在船中饱览两岸美景，经过了我妈妈的家乡崇福后，不久石门的南皋桥在望。
南皋桥是先生多么稔熟的名字呀，但是，此刻他怎么也认不出来了，过去它是用条石砌成的环洞古桥，现在已变成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新桥了，据说将来公路通了，载重十九吨的大卡车也可以通过。大概由于现今桥身又高又大的缘故，索性连“皋”字也改成“高”字了，桥上写着“南高桥”三个字。“变了样了，不认识了。”先生为故乡不断前进，发出多么喜悦的赞叹。
汽船从大运河驶入后河经缘缘堂遗址时，岸上已有人在向船里人打招呼。但爸爸此行的目的地是南圣浜，所以驶过木场桥，出了通市桥，径向西北方向开去。南圣浜离石门镇水路七里。
船开十数分钟后，又遇到一座古老的石桥，往上望去，桥栏上刻的是“画书桥”，多么优雅的名字呀。据先生回忆，桥边昔年还有一座萧王庙，从前每逢庙会，萧王庙的花台戏是远近闻名的。花台者，乃是用鲜花扎成的戏台，在这个台上演戏，就叫做花台戏。先生儿时曾在这里看过花台戏。他说：“有一次，我在台上看到一个漂亮的花旦，在卸装后再看到他的时候，却是一个穿着竹布大褂、头颈下拖着一根长辫子、手里拿着旱烟筒的中年男子。”先生说来有声有色，津津有味，这位白发老翁顿时回复到他那甜蜜的童年时代的境界里去了。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分享了先生儿时的幸福。如今萧王庙早已不存，而花台戏的诗情画意，还在石门湾周围流传。
船过画书桥，河道更见狭小。汽船停了火，改用竹篙撑行前进，有点像桃花源里缘溪行的味道，不过两岸不是桃林，而是桑林。四月里的桑树，嫩绿满枝，其景之美，不亚于落英缤纷。桑地里的豆花，随着微风一阵阵飘来清香，使人心旷神怡，我们犹如进入了迷人的仙境。
须臾，正东过来说：“到了。”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指向前方大约二百公尺的尽头处。我顺着他的指头看去，不禁大吃一惊。我疑心自己的视力不佳，带着惊疑的眼光问正东：“这两岸，都是……？”正东首肯地答道：“是呀！都是我们的村里人，都要见见娘舅。”他接着为难地又说：“我们总算保密了，但消息还是给泄漏了。”原来这是一群自愿的、朴素的欢迎队伍。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两岸望去，蓊蓊然总有一二百人，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有衣着楚楚像是经过打扮的，也有连锄头铁搭还未放下而挤在人群中的。船越撑越近，“夹河”欢迎者的笑脸，徐徐地向我们掠过。他们笑得那么坦然，那么诚恳。等到我们上了岸，年老的纷纷过来，向先生问好招呼，他们又是那样亲切，那样真挚。这个感人的镜头，在我的脑子里，久久不能磨灭。想想“四人帮”一伙，费尽心机贬低和否定子恺先生，妄图破坏先生在人民群众中的美好形象，对比之下，这是多么愚蠢，多么可怜。
第二天，让先生安静地休息一天，我和林先抽空先到石门镇去兜一转，凭吊了缘缘堂遗址，浏览了石门镇市容，虽说草草一掠，也可算是先睹为快了。
到第三天，四月十五日，先生和我们，还有南圣浜的几个陪客和撑船的亲戚，一行十余人，乘木船至石门镇。原打算看看市容，访访故址，作整日游。可是，船到镇上，已经中午，我们在先生的堂侄坤益家吃了中饭。饭后，忽然天下雨了，雨越落越大，游览计划全部打消。下午只得原船回南圣浜。
自此以后，天天阴雨连绵，农村道路泥泞，我们无法出门。再度游石门镇的计划当然也无法实现。我和林先以及孩子们，有些不耐烦，不免抱怨天公不肯作美，还是先生风趣地劝我们，说：“勿急，这就叫‘落雨天留客’嘛，既来之，则安之。”神态是如此安详，兴致是如此勃勃。就在这雨窗的客舍里，先生为我随身带去的一本《缘缘堂随笔》的封面上，亲笔题了签，落了款，笔力苍劲挺秀，布局疏密相宜。我十分宝爱这本书，如今它已成为我石门湾之游的珍贵纪念文物之一。
雨连下四天，却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寂寞，来南圣浜探望子恺先生的乡亲络绎不绝。他们不顾天雨路滑，有从二九里（即十八里）外练市来的，有从三九里（即二十七里）远的崇福来的，从石门镇和就近乡村里来的，当然就更多了。
先生乳名叫慈玉，所以来访的客人，大多依照年龄不同，亲切地称先生为“慈哥”、“慈伯”、或“慈公公”、“慈爷爷”，叫人听来，感到乡土风味非常浓郁。来客中有说今话旧的，有致意问好的，先生和蔼可亲地一一和他们交谈；时而抚髯微笑，时而感慨系之。也有从未见过面的年轻客人，当他们叫一声“慈公公好！”之后，继续自我介绍说：“我是某某某某的儿子。”这时，先生似乎有些想不起来，等到对方再补充一句“某某某是我的祖父”后，这才使先生哈哈大笑，连说：“晓得，晓得，你爷爷可好呀！”当年轻人说道：“爷爷早已去世了。”这时先生又感到怅然若失，低低吟出“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之句。来客中也有素不相识的求字求画者先生慎重其事地，要我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下，后来在回到上海后，都写了画了寄给他们。得画得字的人都非常高兴。在这里，我要回过去引用胡先生文章开头的几句话。他是这样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