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幼女一吟，过去经常陪先生出游，这次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去，但她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与我约法三章：谢绝应酬性赴宴；不要惊动乡里；不写字作画。一吟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中，好端端的会来个无事生非，给先生带来麻烦，因此小心谨慎一点是应该的。但是这三条中，只有第一条我们是坚决做到了，这是因为先生从来就讨厌那种虚伪客套的酬酢。第二条呢？尽管我们对自己的行止相当“保密”，但到底“泄了密”，因此也还是惊动了乡里。至于第三条，先生是这样说的：“爱我画的人，爱我字的人，总是爱护我的。爱护我的人，总不会是坏人吧！要画的，要写的，把名字记下。”都答应了。先生为人如此厚道，我复何言。
爸爸这番话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确实没有碰到过爱爸爸作品的坏人。这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感动人心，唤醒人们的良知。爸爸在文章里，在画里，写的都是一个“爱”字：爱护人类，乃至爱护生物。他画了４５０幅护生画，为的就是唤醒人们心中的爱。他提倡护生，目的不仅要人们爱护动物；更重要的，是爱护自己的心。只要人人都有一颗爱心，天下就会太平！
爸爸回来后，给很多乡亲画画写字。更多的是写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跋》云：离乡三十九年，乙卯百花时节重游旧地，但见建筑全新，园林畅茂，如入一新世界。写贺知章诗赠亲友留念。（吟按：标点是我加的。）
又有谁料到，１９７３年去杭州，１９７５年回故乡，其实是爸爸向他的亲姊妹道别！石家庄之行，终于未能实现。
暂时脱离人世
这一年的８月初，有一天吃晚饭时，我们发现爸爸用筷子挟菜竟挟不住，最后几口是我喂给他吃的。一量体温，３８度６！右手指不灵活，逐渐发展到右腕也不灵活，又发展到右肘乃至右肩都不灵活。
爸爸的公费医疗已从高级的医院降到一般的医院。我们几次陪爸爸去看病，医生虽然也作了Ｘ光透视，却没有发现肿瘤，只说“有肺结核老疤”。验血，白细胞６０００。医生诊断为“感冒”。
８月１５日，杭州传来了满娘去世的消息。这对爸爸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病体奄奄，躺在那张腿也伸不直的小床上，不断地遵医嘱服药，等待“感冒”痊愈。
忽然有一天，挂在他身旁墙壁上的马一浮先生书写的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掉了一联下来，落在爸爸身上。我赶紧去收取。展开一看，竟是下联“日月楼中日月长”！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那么巧！难道是坏的预兆？我尽量在心中把这现象斥之为迷信，而且当时对谁也没说。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８月２９日的傍晚。秋姐陪了她的朋友丁训杰医生来到日月楼上给爸爸看病。丁医生了解了种种情况后，主张赶快送医院。医生走后，我们立刻行动。好容易叫到了一辆汽车，但怎么把爸爸弄下楼去呢？这时家里没一个男人，时间刻不容缓，就由我背了爸爸下楼。爸爸已是那么瘦，我并不觉得吃力。
那个时期，公费医疗规定在哪里，就不能到别的医院去以公费看病。所以还是送到大华医院看急诊。医院里人满为患，爸爸连观察室也进不了，只能睡在走廊里的“加床”上。晚上由我留下来陪夜。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爸爸要我扶他起来，让我坐到床头，他靠在我身上。妈妈曾讲给我听，说我祖母病危时，就是这样靠在人身上。爸妈都充当过靠垫。莫非爸爸病危了？唉，我怎么尽想些不祥之兆！
爸爸和我聊天，他断断续续地轻声地说了很多话：“你知道吗？胡治均告诉我说，都是江青无法无天，还说……这班人哪……哼，看你横行到几时！”
爸爸虽然说得很轻，我却听得很清楚，因为两个人的头是挨在一起的。忽然他感慨地说：
“我们这一代兄弟姊妹中要数你满娘寿最长了。她活了８５岁。”
我觉得这是更不好的兆头，显然病人自己觉得活不长了。我连忙安慰他：
“爸爸，你会更长寿！”
“我么？……唉！……我真想看到这班人的下场，可是我这病……”
“你会好的！上次透视结果不是说你没事吗？”
爸爸的身子抖动了。他试图擦眼泪，但忘了自己的右臂已不听使唤。我屏住自己的眼泪，连忙替他擦。
爸爸似乎平静下去。过一会儿，他忽然轻声地吟诵起陆游的诗《示儿》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爸爸，你……”这回轮着我的身子抖动了。
“我们谈点别的吧！”爸爸显然不喜欢让这种悲伤的情绪持续太久，突然转变了话题：
“我永远也忘不了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周总理同我握手的情景。周总理说：‘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他问了我的年龄，原来我们是同年。他关心我为什么不带了老伴一起到北京来。他关照我说，下次要带来。……周总理记性真好。第二次我带了你妈妈去北京时，周总理见了面就问我：‘老伴带来了吗？’还有一次，周总理来上海，一看见我就问我近来画得多吗？问长问短真亲切。”
接着，他无限怀念地补说一句：
“不知道周总理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爸爸的身子又抖动起来。
他似乎预料到自己不久就要失去讲话的能力，这天晚上，话讲得特别多。
第二天，８月３０日，秋姐和胡治均先生一早就来了，秋姐主张马上通知画院。胡先生便赶到画院去，马上同来了杨振新———就是爸爸一直说他好的那一位。医生要为爸爸再做一次透视。但这时爸爸体力不支，已站不起来。于是，由杨振新和胡治均两个男子汉夹住爸爸的双臂，我和秋姐则扶着他的左右脚。好容易透视成功，医生仍然说肺部只是陈旧性病变。
秋姐坚决主张马上转院，转到市级的华山医院。但按当时规定，转市级医院必须先到区中心医院办转诊手续，而且必须病人亲自到区中心医院去，经过检查后才能转诊。秋姐马上去区中心医院找她熟悉的人。我和胡先生把半身已不能动弹的爸爸好不容易送进了汽车，来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俗称淮海医院）。幸亏秋姐那位熟悉的张医生帮忙，当天就办好了转诊手续。爸爸又被艰难地送进了华山医院急诊室。
爸爸起初被安置在华山医院内科观察室９床。８月３１日检查超声波，结果良好。９月１日做脑电图，也未发现异常。９月２日，医生嘱我们把病人转到神内科观察室２７床。为了排除患其他疾病的可能，神内科医生嘱我们把病人送去拍Ｘ光片检查肺部。我和先姐陪去。我想，在大华医院两次都作过Ｘ光透视，还会有问题吗！多半是神经方面的病。可是，拍片和透视就是不一样。片子洗出来，医生宣布爸爸竟是肺癌！
我和先姐一听见这消息，两人偷偷地抱头大哭。原来右肺的叶尖有一个约拳头大的肿瘤！如果是恶性的话，自然已属晚期。经过借旧片比较，拍了分层片，终于确定是肺癌！医生分析说：可能已转移到左脑，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了。
妈妈和兄弟姊妹闻得这个坏消息，无不伤心痛哭。亲友们都来关心。卢永高先生送来一本杂志，上面报道湖州有一个中医，研制出一种叫“东风汤”的中药，说是治癌很灵验。真是“病急乱投医”，胡治均先生马上自告奋勇去湖州购买。据说买的人相当多，他还是托了熟人才能很快买到，赶紧送回上海给病人服用。此外，秋姐建议服羚羊角粉，我还曾到雁荡路附近一位我们家乡的名医家里，坐在他家门槛上等他回来，求他开了中药，煎好后赶紧送去给爸爸喝。
爸爸生病期间，也颇有一些人来看望他。张乐平先生也来过，平时经常登门的人就更不必说了。还有不少人写信来慰问病情。
自从爸爸住院以后，我们就组织了值班的安排，并由每个值班者及时记录每一次检查、治疗、服药以及病人的一举一动等等情况，以便接班人了解。这些资料共有两小册。到２００６年，故乡桐乡档案馆找上门来，我就把这两个小册子捐赠给他们了。他们打印了一份副本让我保存着。
新枚也从石家庄赶回来侍病了。在９月４日侍病的日记上，他写着：爸爸说自己“东想西想困勿着（即睡不着）”，新枚问他想什么，他说想诗词，想“黄莺久住似相识，欲别频啼三两声”以及秦少游词。那时爸爸离去世已只有１１天，还牵挂着诗词，难怪他晚年曾对新枚说，他死后只有诗词舍不得抛弃。
在爸爸很难把话说清楚时，也没忘记要把自己在“地下活动”时译出的由他亲自包好的三篇“物语”交新枚保存。爸爸做了一下手势，表示一包东西，再指指新枚。我马上领会了。因为他在健康时已提到过这三篇译作要交新枚保存。就像那套彩色精品风景人物画一样，他认为交新枚保存在石家庄比放在自己身边安全。他深信这些作品有朝一日会与读者见面。
爸爸病情日渐恶化。我看出他似乎心中有话不能表达，便反复地问他，但爸爸已经发不出声音了。新枚想了想，找出一本练习本，我给爸爸递上一支圆珠笔。爸爸下意识地把笔握住，在本子上画下了一些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他留给世人的绝笔。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午１２点０８分，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在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他没有活到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日子，就与世长辞了！
不，爸爸没有死。他只是“暂时脱离尘世”！到了云开日出的日子里，他会重新来到读者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