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据染坊职工章桂哥的回忆，戴葆流夫妇来过一次。章桂在《怀念敬爱的老师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大约是１９３４年吧，我们故乡遭遇百年难逢的大旱灾。灾情严重，古运河河底朝天。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束手无策，听凭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旱之望云霓》这张画，是先生对当时劳苦农民日夜车水、艰苦挣扎的情景，发自内心的深表同情之作。此画作后，悬挂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内门后。就是那年，我国驻瑞士公使戴葆流先生夫妇，专程由沪来石湾访问先生，而先生却适去莫干山看望他的姐姐去了。因戴先生要求得到先生一点作品留作纪念，是我做主，将此画初稿赠给了戴先生。现在不知有否保留。
我也住过“行宫”
爸爸的性格，既喜欢悠闲安静，又喜欢变换花样。总之，他不喜欢受束缚，而喜欢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样就怎样。
如今我家住的房间，家具一旦摆好后，很难得做大变动。这大概是因为房间小、家具多的缘故。但更大的因素恐怕是好静不好动或者缺少革新思想吧。爸爸在缘缘堂刚住下来时感到很新鲜。没多久，就想换换花样，于是，把自己房间里的家具搬来搬去，力求搬到妥帖的位置。我们戏称他为“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
爸爸不仅把房间当作一幅画看待，时时改变构图，连壁上的钟也不放过。他看厌了钟面上枯燥乏味的数字，便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天蓝色，盖没了数字，再在上面画几根杨柳枝。然后用黑纸剪两只燕子，粘贴在长短针的针头上。这就变成了一幅《双燕逐柳图》。虽然数字没了，照样能猜出时间。如今在缘缘堂展示的那口钟不是原物，但也可给参观者留下一个印象。
在缘缘堂住了一年半，到１９３４年夏天，在西竺庵小学读完了六年级的姐姐哥哥们都要升初中了。爸爸把他们送到杭州去入学。我和元草哥则还在石门读小学，由妈妈照顾。
杭州的美景吸引了这位艺术家，加之四个子女寄宿在中学里，周末无家可归，也不是办法。于是爸爸就在杭州皇亲巷６号租了一个楼面，自己当上了“陪读”。寒暑假则回到缘缘堂来。这段时期，他享尽了杭州春秋的美景和故乡冬夏浓厚的乡情，度过了三年黄金时代。
杭州的别寓被戏称为“行宫”。这皇亲巷的“行宫”从１９３４年住到了１９３６年。夏天迁到马市街１５６号。住了两个月后又迁到田家园３号。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局紧张起来，才关闭了“行宫”回到缘缘堂。
我和二哥有幸随妈妈去皇亲巷的“行宫”住过一段时期。爸爸设法让我们插班进宝极观小学读书。但我和二哥如今都记不起来是读了一学期还是两学期。我只记得自己还很不懂事。入学前进行了一次测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手写的油印考卷。数学卷子上的数字不像手写那么一清二楚，我竟看不懂，交了一张白卷。不知怎么的也让我插入了二年级。我入学后，连课程表也看不懂。五爹爹的学校里哪有这种玩意儿！
那所小学只给我留下丢丑的回忆。有一回，雨天刚晴，我们到操场上去打滑梯。滑梯尽头着地处自然形成一个坑洼，雨后积满了水。我滑下去，一屁股正好坐在水坑里。我还没来得及“啊呀”一声，后面滑下来的人倒“啊呀”一声叫起来：
“啊呀！丰一吟，你把我的丝袜溅满了泥！要你赔！要你赔！”
这个女同学好厉害！她马上拉了我去找老师告状。我吓得要命。在老师面前，我一句话都不敢讲，全是她一人滔滔不绝地告状。她咬定要我赔。丝袜我从未见过，这玩意儿一定很贵吧。我那时的惊慌，比现在遇到车祸相差无几。幸而老师公正，指着我那一屁股烂泥说：
“人家也不是有意的。她自己一屁股烂泥好受吗！”
这件事总算了结了。我竟仍旧穿着这又湿又脏的裤子坐到课椅上，一直熬到放学回家。我家杭州的女工徐家娘娘为我“善后”时，我才向她哭诉了经过情况。
现在想想，当时我真傻。如果第一个滑下来的不是我，而是她，那就有她的好戏看了。而我哪怕被她溅了一身泥，也绝不会拉她去见老师，我可能还会帮她擦屁股呢。长大后，我发现社会上像她这样的人竟有不少。家庭教育如此不同！
弟子鲍慧和
鲍慧和可说是爸爸黑白漫画唯一的一个弟子。我之所以用“弟子”这称呼，是想区别于在校学习的学生。在校学习的学生，如今只有遵义时在浙大学习过的王质平先生。另外如“次恺”之类仿丰风格的画家也颇有几位，都不是爸爸教过的学生，而且均未谋面。还有一位上海的胡治均先生，我也称他为“弟子”。他和我一样，是在爸爸逝后才开始学爸爸画的。我只是临摹，他还创作过一些。但我们学的都是彩色人物风景画；鲍先生则学的黑白漫画，而且只创作，不临摹。如果他寿命长些，在画坛上会发出异彩，可惜于１９６９年５７岁的壮年时期死于肝癌，比老师早走了６年。
爸爸于１９３０年把全家迁往嘉兴，好像就是为了结下这师生之缘似的。
我那时才一两岁，事后听妈妈、宝姐她们叙述这件事。据说有一天，邻居某君来对爸爸说，有一位叫鲍慧和的青年，高中毕业，因仰慕丰先生的书画艺术，请求拜丰先生为师，并送来拜师礼１００元。（当时的１００元）爸爸同意收下这个徒弟，但“拜师礼”不受，托邻居退回。
后来鲍慧和果然来拜师求学了。等到师徒二人较熟悉时，不知怎的偶然谈起这件事。鲍先生却说他并未收到这１００元。原来是那邻居中饱了自己的私囊。不过那邻居后来自觉惭愧，送了一些东西来以示补偿。
鲍先生为了那１００元没送到老师手里，颇有歉意。其实爸爸发现了这个人才，很高兴，才不在乎这“拜师礼”呢。为了让鲍慧和安心，同时也是为了实际需要，爸爸请他担任我姐姐哥哥的家庭教师，教他们数学，自己则以意大利亚米契斯着夏丏尊老师在白马湖时翻译的《爱的教育》为课本，教他们语文。这样一来，鲍先生就成了我家常客，关系十分亲密。
后来爸爸劝鲍先生进正规的美术学校学素描。爸爸认为，只有打好素描基础，有了画人物速写的能力，那时再学子恺漫画的风格，才是正途。如没有素描根底，临摹得再好，也只能止于“依样画葫芦”。（就像我现在这样）
于是，鲍先生于１９３１年秋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１９３４年夏毕业。在学时期，他仍不断地向老师学漫画。所以毕业后已具备独立创作漫画的条件。无论画风和题字，都和子恺漫画十分相似。１９３５年起，他的漫画就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白》、《宇宙风》、《时事新报》和《立报》等报刊上。
爸爸十分喜欢这学生，曾对人说：“接我衣钵者，唯慧和矣！”
在抗日战争时期，鲍先生曾追随老师，于１９３９年从上海到桂林。爸爸见到他后。在３月１０日的日记上写道：
见鲍慧和，乃我流离后快事之一。此人疏财仗义，而又厚道可风。其画之似吾笔，乃出于自然，非普通模仿皮毛之可比也。
鲍先生托爸爸找工作，爸爸介绍他去梧州中学教书。他到了那里，但因梧州被敌机狂轰滥炸，学校已迁往离梧州百里外的深山里。因语言不通，交通困难，鲍先生终于没有去。那时，在郭沫若先生的领导下，宋云彬先生正在桂林担任抗日宣传工作，鲍先生便留下来作抗日宣传画。
１９４１年，鲍先生到西安工作。据说次年他画了许多宣传画，发表在内地的抗日报刊上。可惜我无法去找，不然真想为鲍慧和先生出一本画册，他的画风太像爸爸的画了。
１９４３年爸爸曾把自己的画寄给鲍慧和，在西安、洛阳两地举办了丰鲍师生联展。
１９４６年我们回到上海时，鲍家也住在上海，我们就在他家落脚。
１９４９年初，鲍师母卜良玉去世，给鲍先生很大的打击。建国后，鲍先生一时失业，爸爸便介绍他在上海正行女中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那时曹辛汉先生介绍爸爸在景德中学任校长，挂名而已。爸爸就请鲍先生去景德中学兼任自己的代理校长。后来还介绍他到杭州文具商店和印刷厂工作，对这位高足关怀备至。
妈妈和我姨妈关心鲍先生的生活，于１９５０年替他介绍了自己家乡的一位勤俭忠厚的女子钟玉华为继室，他们在嘉兴安家。但鲍先生在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可能他的父祖有一些田产吧）这一“成分”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社会上倍受歧视，使他长期郁郁不欢。他的性情变得烦躁起来。一个人才就这样被埋没了十多年，终于死于肝癌。
爸爸去世后我与鲍先生的儿子鲍大昕取得了联系。在重建缘缘堂时，我经常经嘉兴坐船去石门，曾去访问鲍先生的继室钟玉华女士。如今交通方便，去桐乡转石门不必经嘉兴了。但仍想念着他们母子。
丰同裕染坊
丰同裕染坊开设在老屋第一进临河的街头，号称百年老店，是爸爸的祖父丰小康（约１８４３年出生）手里创办的，又说是太平天国（１８５１—１８６４）之后开张的（因为太平天国时石门镇曾被烧光）。据爸爸《两个？》（一问空间到何处为止，二问时间从何时开始）一文中所说：
那时我正在父亲的私塾里读完《千字文》，有一晚，我到我们的染坊店里去玩，看见账桌上放着一册账簿，簿面上写着“菜字元集”这四字。我问管账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我说：“这是用你所读的《千字文》上的字来记年代的。这店是你们祖父手里开张的。开张的那一年所用的第一册账簿，叫做‘天字元集’，第二年的叫做‘地字元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每年用一个字。用到今年正是‘菜重芥姜’的‘菜’字。”
爸爸再问下去，就引起自己对时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是很喜欢这篇文章的。但话题不能扯开去。且说由账簿上溯到那个“天”字，当在１８４４年开张，那时我曾祖丰小康还只一岁。据店员章桂哥说，是１８６０年丰小康手里开的，据说当时资金是１２００银洋。所以丰同裕染坊究竟是哪一年创办的，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般店堂里，总有管账先生、朝奉和学徒各一人。朝奉比学徒高级，管账先生当然更高级。缘缘堂时期，我记得染坊店的管账先生姓张（据说名芝珊），我们叫他张姆爸（石门话里“姆爸”是大伯的意思）。朝奉是蓉哥哥的父亲丰嘉林，我们叫他嘉林大伯的；学徒就是章桂哥。染坊店的作坊在西边，有王阿康、夏光生两位绍兴师傅。爸爸年幼时学画，就是从作坊里拿的颜料。
据说这染坊店生意清淡。四乡农民虽有自织土布送来染色，但大多要到过年结账。所以平日进益极为有限。一向有“家养店”之称。不过，据说我祖母对这染坊店是很关心的，连职工也不随便回掉。每到年末，祖母总要请店里的人好好吃一顿。那一顿必定有鸡。端出来放到桌上时鸡头向着谁，就表示要解雇谁。祖母总是把鸡头的方向对着空处。
建国后，丰同裕染坊和另外几家合并为“石门印染小组”。
２００３年，丰同裕染坊又出现在故乡。只是换了地点，建造在桐乡和石门之间的公路旁；也换了主人，改由我们的亲友经营了。规模大大地扩充，业务也变为专营蓝印花布了。
满娘
满娘在我家是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设专节介绍。
满娘是爸爸的第三个姐姐，名丰满，号庭芳（１８９１—１９７５）。皈依弘公后法名梦忍。据说曾名漫忍，所以在爸爸的文章里曾以孩子的口吻称她为“漫姑”。关于满娘的事，大多是听人说的，尤其妈妈有很多关于满娘的回忆。
据说满娘上面两个都是女孩，所以生下来时我祖母原打算把她送掉。我姑婆看她长得漂亮，劝我祖母留下她。稍长大，我祖母就给她缠小脚，她疼得流泪，晚上我祖父帮她放掉。如此反复几次，祖母就不再给她缠了。所以满娘当时是石门镇上唯一不缠小脚的姑娘。我妈妈也缠过小脚，后来放大了，但已太晚，所以走起路来还免不了小脚的样子，但比外婆正规的小脚好多了。作孽的封建残余！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我大姑妈丰瀛在石门镇创办了“振华女子初等高等学校”，校址起初就在我家老屋惇德堂厅内，后迁至大井头。
满娘长大后，到杭州在女子师范似培训班一类读了两年书，回来后在这振华女校教过书。第一任校长丰瀛于１９１８年以３２足龄之英年早逝。满娘就继任了振华女校第二任校长。据说我妈妈在结婚前，曾教过多年书。所以１９１９年嫁到石门来后，妈妈也曾在振华女校试教过。
满娘是一个新派的女性。在１９２０年时就剪了双髻，改成短发。据说她和乌镇的徐叔藩先生结婚时，新郎按当时习俗穿了长袍马褂于傍晚来迎亲，满娘非要新郎改穿西装礼服不可。于是派人到崇德向我姑婆家借来换了，满娘才肯上轿，到乌镇已是半夜后。
满娘的婆母封建思想严重，要满娘留在家里不工作。满娘不耐寂寞，有时去友人茅盾孔德芷夫妇和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处走动，他们也来看他。婆母不喜欢满娘与人交往，也不喜欢她常回娘家。满娘受不了，有一次回娘家后就不肯回去了，提出要离婚。我祖父早在１９０６年就已去世，我祖母思想还算开通，她表态说：“糙米粉再搓也搓不成糯米团子，这两个人不可能再团圆。”当时离婚是极其稀有的事。无奈，由我爸爸约请了曹辛汉、茅盾两位朋友，一起在嘉兴曹家，与在嘉兴教数学的徐叔藩姑夫谈判。终于签约离婚，曹辛汉与茅盾两位先生就当了离婚的证人。
谁知满娘离婚前已身怀六甲。
爸爸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比他高班的吴梦非、刘质平两位同学邀请他毕业后去上海一起创办专科师范学校，由爸爸任教务主任并教图画。也不知是爸爸安排的还是满娘自己有心离开石门，她在怀孕开始明显时到上海的专科师范去读了半年书。据妈妈说，满娘肚子大了的时候，校中清洁工阿姨见了她向她要红蛋吃，她气死了。
那时妈妈也已怀孕。到了满娘快临盆时，爸爸写了一封信给妈妈，说是生病了，但又说这病不是生在他自己身上，要妈妈速来上海。
上海这个大都市，虽然诱惑人心，但没来过的人未免有点望而却步。幸而爸妈结婚后一个多月爸爸就带妈妈到上海来见过世面。那时爸爸经浙一师李叔同先生介绍，在教专科师范的同时又到李先生的好友杨白民先生创办的城东女学兼职。妈妈也就在那儿零零碎碎地念了号称一年的书。（学费很贵，妈妈说是我外婆出的钱。）所以妈妈对上海已经熟悉。据说爸妈那时各住各的宿舍，周末租个旅馆“白相相”（家乡土语：意为“玩玩”。），还邀请我外婆出来见见世面。外婆不敢穿马路，只好雇一辆黄包车穿过去。
却说妈妈当时已怀着第三胎。接信后，只得把先姐交婆母管，自己大着肚子带了宝姐来到上海。幸有五爹爹的次子“二和尚”同行。（他来专科师范念书）妈妈与爸爸见面后，才知道是满娘快生孩子了。这件事以前家里人都不知道。
所谓“二和尚”，其实不是和尚。我们家乡怕自己喜欢的孩子长不大，特地用“和尚”、“丫头”等命名。“二和尚”名丰浩，是五爹爹的次子，他弟弟名丰洁。他们和我爸爸幼时的名字丰润一样都是排行三点水旁。丰洁号平玉，我们称他为平伯，后来是我们逃难的好伴侣。我的同桌同学明珍就是他的女儿。
爸爸对妈妈和“二和尚”说：满娘声称一生下来就要掐死这孩子。于是，给“二和尚”分配了一个任务：从满娘进宁馨医院待产起，要“二和尚”一直守着她。其实孩子一生下来，满娘喜欢得要命！不过满娘提出要把生下的孩子过继到我爸妈名下。爸妈答应了她的要求。爸爸就以出生的医院为名，给这女孩取名“宁馨”，让她姓丰，称舅舅舅母为爸妈。宁馨小时候大人常叫她“囡囡”，她也自称“囡囡”，发音却像“软软”，于是就得了“软软”这个小名。
爸妈对这个继女如同己出，甚至胜过自己的孩子。我记得我家迁入缘缘堂后，满娘和软姐住在楼上西边的房间里，爸爸每次从上海回来，总是买漂亮的洋娃娃给她，陈列在玻璃橱里。满娘信佛，爸爸为她在卧室和后客房之间设置了一个佛堂。因此那西房就成了一个神圣的地方，我们轻易不敢进去。我只有偶尔有机会时能朝里望望，对于玻璃橱里那么多漂亮的洋娃娃羡慕得要命！
话说回来，满娘是以“未婚”的身份出现在上海的，所以生下孩子后和妈妈一起上街时总要让妈妈抱孩子。妈妈说：我自己挺着个大肚子，手里再抱个孩子，不知人家会怎么想。
满娘那时大概还想结婚。据说１９２２年爸爸应夏丏尊老师邀请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时，有一次沈泽民先生来白马湖，妈妈看见满娘和他常到山上去玩。但后来满娘在家里烤炭火盆取暖时，一滴泪水“嗤”的一声落在炭火里。说明此次谈恋爱终于没成功。满娘从此一直带着女儿住在弟弟家，直到逃难回来软姐开始在杭州大学教书时，她们母女才离开我们家迁至杭州。但爸妈始终把“软软”当作自己的女儿，我们也一直视软姐为亲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