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内石门顿成死市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侵略军于８月１３日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到处狂轰滥炸。杭州时有空袭。爸爸他们暑假本来就是回故乡的，这时便派人把留守在田家园的徐家娘娘叫了回来。“行宫”暂时锁闭。后来杭州火车站被炸，杭州人纷纷逃难，爸爸又派人去把“行宫”取消，把其中的书籍器具装船载回石门。两处的器物并在一起，显得异常热闹。爸爸整理书籍，布置家具，忙了好几天。带回来的沙发和带开关的热水壶，镇上人从未见过。亲友们都来见识见识，我们小孩子总是喜欢热闹的，高兴得不得了，哪里想得到一场灾祸正在等待着我们！
１１月６日，早上我和元草哥照例背了书包从后门大井头到西竺庵上学去。回家吃中饭时，天上有飞机声，这也不足为奇，石门上空常有飞机经过。但这次飞得很低，声音很响，引起了大家注意。走到外面一看，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低得可以望见飞机上的人影。很多人都到街头来看热闹。
爸爸听人说，上海南市已成一片火海，但总以为小镇上安全，所以一直按兵不动，甚至还在红烛高烧，开设素筵，过他４０岁的生日。不过众宾客席间谈论的已是看到听到的种种惨像。这是缘缘堂最后一次热闹。这以后的几天，石门镇上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都在谈论日军的种种罪行。
这天下午，我和二哥照旧去上学。两点光景，我们正在上课时，飞机又来了，还是飞得很低。盘旋了几个圈子，忽然接连“砰，砰”、“哒哒哒哒”、“轰！轰！”响得震耳欲聋。这一下，课堂一片混乱，同学老师都夺门而出，纷纷经操场逃往校外。我不管别人往哪儿逃，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对一个孩子来说，家是最温暖的，唯有家，才是自己的保护伞。
我逃到操场上，还没逃出校门，“哒哒哒哒”的机枪声又响起来。我连忙进旁边的厕所躲一下。机枪声一停，马上逃出校门往家里直奔。逃到大井头，还没进家门，离身不远处中了一枚炸弹。幸亏那时的炸弹杀伤范围不广，我才得无恙地逃进了自己家门。可是家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芽选我一个个房间都走遍了，最后走到东房，也没人。可是听见爸爸的呼唤声：
“一吟快来！快来！”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原来爸爸躲在东房北边的方桌底下，桌上还盖着丝绵被。爸爸正在向我招手。终于找到“保护伞”了！我如释重负，连忙也躲进去。哈哈！不仅爸爸，妈妈和姐姐哥哥们都在这里，还有正好在我们家做客的外婆也躲在一起呢！我开头觉得蛮好玩的，差点笑出声来。
“你阿哥呢？元草呢？”
爸妈很着急地问我。
“不知道呀。我和他不是一个教室的，不知他逃到哪里去了。”
一家人在桌下躲了个把小时，飞机声渐渐远去，我们才一个个爬出来。下午四点光景，元草哥也来了。一家人如释重负。爸妈问元草哥逃往哪儿去了。
“我看见平伯，平伯对我说：‘元草，你要性命跟我来！’我就跟了他逃到了野外。”
元草哥的话引起了我们孩子们的兴趣。后来我们常常模仿这句话：“元草，你要性命跟我来！”孩子毕竟是孩子，苦中作乐。爸爸却急于了解镇上遭难的情况，出去探询，才知这两小时内日寇在这个没有任何设防的小镇上投了十余枚炸弹，当场炸死三十多个人。受伤的不计其数。镇民门纷纷逃离，石门顿成死市。
宁为流亡者不当亡国奴
我有一个小姑妈叫丰雪珍（又名雪囡），排行第八，下边两个弟弟都是夭折的。雪姑妈生下来后，我祖母患了一场大病。况且那时我祖父尚未考中举人。家里还很贫困。种种原因，改变了雪姑妈一生的命运，她从小就被送到离镇六华里的南圣浜蒋家当童养媳，后来嫁给了蒋茂春。从此我们多了一家亲。我也有赖于此，如今有了雪姑妈的女儿阿七（蒋镜娥）家可以经常去跑跑，享受农家之乐。雪姑妈生的孩子很多，大多夭折。只剩下女儿蒋坤豪、１９９３年去世的儿子蒋镇东以及小我８岁的阿七。
蒋家一家纯朴敦厚。小姑妈嫁过去后我们家似乎没对他们家有什么特别的照顾，可他们得知石门镇遭难，马上想到“慈哥”（爸爸小名慈玉）一家。傍晚，茂春姑父和他弟弟继春马上摇出一只船来，把我们全家在潇潇暮雨中接到了南圣浜。雪姑妈擎着一盏油灯，一双小脚踮着湿地，亲自到河岸上来迎接。那河岸，至今还没变样。我每次经过那儿，逃难时的一切如在眼前。
茂春姑父把我们一家十人安排在他的族人蒋金康家新造的两开间楼房的整个楼面上，大家席地而卧。说起这新屋，据说是由于在旧屋里大宴宾客时二楼地板坍下来，致使一个叫玉如的小姑娘落到底楼灶上沸腾的油锅里死掉了，才重建的。
后来，爸爸曾写了一首很长的打油诗，描写逃难的情况。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东拼西凑，也只凑了零零碎碎的几句。开头是这样：
浙江石门湾，原来是故乡。六日掼炸弹，逃到南圣浜。
外婆一同来，又来姑婆娘。亲眷本来多，外加蒋金康。
金康有新屋，借来当栈房。老幼十个人，困在稻草上……
在南圣浜逗留了半个月。我们几个小的孩子无忧无虑，爸爸却日夜忧思，举棋难定。背井离乡，实非所愿。除非嘉兴失守，否则决计不走。于是他到邻家去听收音机里的日语电台，并托人每天走１５里到练市镇去向我的二姑夫周印池借来报纸，关注时事。不仅自己关注，还把从报上和电台上得到的消息写出来贴在门口，以代壁报，和众人共享。报载有重兵驻扎嘉兴，金城汤池，万无一虑。爸爸很高兴，以为可以不走。
壁报贴出后，远近一一传开，知道我们一家已到南圣浜，于是众亲友纷纷前来联系。其中有我们的姑婆特地从崇德赶来，二姑妈的长女周镜涵，我们叫她“镜哥哥”的，也从练市赶来。她们两位都表示，如果我们走，她们都希望能跟着一起走。
我们这位姑婆，是爸爸的亲姐姐，对女红艺事十分擅长，曾与我祖父共同制作了迎花灯用的精美的彩伞，在石门镇上颇享盛誉。嫁到崇德徐家为继室，自己没生养。缘缘堂的“两代姑母房”就是为她和我们二姑妈归宁而设的。二姑妈丰幼，爸爸称她为“幼哥”，我们却叫她“练市姆爸”。“姆爸”是伯伯的意思，前文已提到那时对女的称呼和男的一样。据说她幼时自己掏耳朵时被人撞了一下，出了许多血，聋了一只耳朵。刚嫁到练市去时被小偷偷了首饰衣服去，价值当时的三千元！把另一只耳朵也气聋了。在婆家的处境可想而知。所以常以归宁为乐事。她在我家很受欢迎。记得有一次她突然来临，姐姐哥哥们高呼：“练市姆爸”来了，把我吓得非同小可，竟逃到妈妈怀里大哭。从此我见“练市姆爸”来就躲起来。不过，镜哥哥来，我是欢迎的。可惜后来我们逃难时终于没带上她和我姑婆。姑婆不敢长途跋涉，回崇德去了。至于镜哥哥，那时她暂时回了练市，时局紧张，没人敢冒被拉夫的危险去练市通知她。
在我们决定逃难以前，南圣浜来了驻军，领队的张四维连长曾向爸爸透露过：为求最后胜利，石门一带可能要放弃。爸爸连忙带了宝姐和染坊店的学徒章桂去了缘缘堂一次，选了两网篮心爱的、版本较佳的、新买而尚未读过的书，设法运回南圣浜。
２００７年８月，我回家乡时拜访了年已９０的章桂哥，承他告诉了我许多往事。据说我们逃离缘缘堂后，他曾在堂内宿夜。国民党的败兵闯进堂内骚扰，要他煮饭给他们吃。他说灶间里什么都有，你们自己去煮。败兵把我们家的箱子一个个凿破，倒出来都是些衣服。
章桂哥还说了一件从未向外人透露过的事。他说他是睡在缘缘堂楼下西后房的。有一天半夜里，他听见有两个人的脚步声走进厅内，转入东房，又走到后面扶梯间，然后转到厅后那间房。那是供奉我祖父母遗像的房间，平时也在那里上供。那两人的脚步声到了那间房就停止了。忽然听见那房间里的热水瓶重重地往桌上击一下。章桂哥放大了胆，突然启开了西后房通向厅后房的门。一看，什么都没有！他倒有点汗毛凛凛了，连忙蒙着被睡觉。
第二天，他赶到南圣浜，悄悄地把这事告诉了我爸爸。是祖宗显灵暗示这里已不可留吗？章桂哥说，促成爸爸决心逃离故乡的原因：一是张连长的一番话；二就是这件事。我虽已于１９８９年接受新加坡广洽法师的示意拜他为师皈依了佛门，其实对佛教毫无研究。我至今还不能相信“轮回”，也不相信死去的人会显灵。爸妈死后，从来没向我显过灵。对于章桂哥的一说，我认为也有可能是两个小偷进缘缘堂，走到厅后房，被不知哪里突然发出的一声吓跑了。不过，尚未证实的事，我也不敢轻易否定。况且这件事勾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回忆。有一天，缘缘堂正在祭祖，我和哥哥们却忙着捉迷藏。有一次轮着我找他们，找到祖父母遗像的供桌下，明明看见一个白蒙蒙的人躲在那里，我叫唤这人，这人却不睬我。后来哥哥们从别处出现了，我叫他们去看供桌下，却已经什么都没了。我只能把这事理解为起初大人在这供桌下放了什么，后来拿走了。
好了，这些阴阳之间的事不去说它了。却说形势急转直下。爸爸一直要等嘉兴失守才走。但日寇不直接打嘉兴，却从北面迂回，取濮院、桐乡、石门，以包围嘉兴。因此石门竟失守在嘉兴之前！
爸爸下了决心：宁为流浪者，不当亡国奴！爸爸懂日文，如留下来，不堪设想。他决计带全家逃亡。但往哪儿逃呢？这时石门的邮局已迁到了南圣浜附近，接着又要迁走了。就在这时，爸爸收到了最后一封信，是他敬重的马一浮先生从桐庐来信关心他的情况。这封信看来起了作用，使茫然不知所措的爸爸有了逃难的方向———去桐庐投奔马先生。
１１月２０日，族亲丰平玉，我们叫他“平伯”的（就是五爹爹的儿子，丰明珍的爸爸）带了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丙伯”来共商逃往桐庐的事。丙伯是五爹爹的妻子五娘娘的妹妹的儿子，不过是前妻所生。这位丙伯竟是爸爸的私淑者。他家里有船，约定次日派船来接。
当天晚上，爸爸总算开始准备行装。这么多书是带不了啦。只能选几本重要的。铺盖衣服是必须带的。还有……啊呀，还有钱，那可是出门最重要的。爸爸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说：
这晚上检点行物，发现走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准备：除了几张用不得的公司银行存票外，家里所余的只有数十元现款，奈何奈何！六个孩子说：“我们有。”他们把每年生日我所送给的红纸包通通打开，凑得四百余元。其中有数十元硬币，我嫌笨重，给了雪雪。其余钞票共得四百元。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每逢儿童生日，送他一个红纸包，上写“长命康乐”四个字，内封银数如其岁数。他们得了，照例不拆。不料今日一齐拆开，充作逃难之费！又不料积成了这样可观的一个数目！我真糊涂：家累如此，时局如彼，余不趁早领出些存款以备万一，直待仓皇出走时才计议及此。幸有这笔意外之款，维持了逃难初步，侥幸之至！平生有轻财之习，这种侥幸势将长养我这习性，永不肯改了。
次日，值得纪念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上午染坊店的阿康师傅从石门镇奔来，说缘缘堂门口已架了机枪，木场桥堍摆起了大炮，听说桐乡已经开火了。（阿康后来在梅纱弄里碰着日寇，被刺死于刺刀之下。）大人们整理了行物，凡不易带而且可以不用的，通通分送了村人，只带两担铺盖、一只箱子。下午，丙伯的船开到。我家除父母和六子女外，加上满娘和外婆，共十人。平伯同行。还有染坊店的章桂，爸爸喜其年轻干练，征得他本人和他父亲的同意，也一起走。我事后听章桂哥说，他爸爸给他２０元供逃亡用。那时候２０元是个大数目，难为老人家省出来给儿子。章桂哥把它珍藏在鞋底。可是一路奔波，竟把这来之不易的２０元踩成了模糊不清的碎屑。
怀着痛心的惜别情绪，我们离开了南圣浜，往四五公里以外丙伯的家乡悦鸿村进发，开始了行程数千里、长达九年的流亡生活。
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很好玩：经常换地方，看到新鲜的东西，美丽的风景。一路生活虽然苦些，但小孩似乎适应性强，不在乎。
在潇潇暮雨中，傍晚船到了悦鸿村。这么多人都在丙伯家吃晚饭。丙伯的父亲有两个都已成家的儿子，决定留下长子一家，让丙伯一家三口跟我们走。那天我们这么多人竟还在他家睡了几小时。半夜起身，丙婶妈把钞票缝在孩子的棉衣领里、背心里和袖子里了。他家又为我们办了两桌半夜饭，１５人匆匆上船。
之所以半夜开船，当然是为了安全。但天总是要亮的，而且这一天偏偏大晴。北方传来隆隆之声。担心敌机来扫射，上午就在一棵大树下停泊了。我们上岸走走。岸上有一座白云庵，庵里一位老太太正在灶间里煮芋艿。爸爸给她些钱，托她煮了一些芋艿作为早饭充饥。
前面那首逃难诗，中间记不起来，后面又记起了一段：
……幸遇张连长。……平伯丙伯来，逃难共商量。
忙派超三伯，送信×××。……船到悦鸿村，半夜闹一场。
松下房栊静，满室×月光。……连夜×点心，忙碌到五更。
鸡蛋一大篮，粽子十八双。……庵里吃芋艿，濮院炮声响。
我们吃那芋艿，觉得比什么都香。下午不得不上了船，继续往塘栖进发。路上碰到对面开来的兵船拉夫。虽然是自己国家的兵，我们也吓得要命。丙伯船的一个小名叫“丫头”的摇船壮汉被他们硬拉了去，说好摇３０里放他回来。爸爸觉得对不起“丫头”，便和他约定在塘栖等他。船继续往前开。
后来据章桂哥说，船到新市，爸爸想出个好主意，上岸去买了一套军装，还是有斜拉皮带的，让２０岁的章桂哥穿上，站在船头。这一招还真管用。前面来的兵船见有“长官”站在船头，谁敢再来拉夫。两船匆匆而过，也看不清这个“长官”是没肩章的。这一路到塘栖都平安无事。可是到了塘栖，看见所有的商店都变成了兵营。我们不敢在这里等“丫头”，只能往前开了。爸爸觉得对不起“丫头”，请船人带去加倍的工资给他。可是谁又知道“丫头”终于是否能回到家里芽选
半夜，船到杭州的拱宸桥。大家肚子饿了，船上可以煮饭，但有饭没菜。幸亏丙婶妈在枕头里装满了一袋青烘豆。于是用青烘豆加了船上的酱油下饭，吃得津津有味。“饥者易为食”，但青烘豆浸酱油其实本来就是一道美味的菜肴。如今，每到秋间毛豆出地时，我就能从故乡弄到青烘豆，隔天浸好酱油，吃起来较软，就像“酱豆”一样。“酱豆”现早已失传。但我自制的酱油浸烘豆，不仅成为我自己的美味粥菜，亲友们知道后也都纷纷仿效。谁又知道这办法竟源出于逃难时拱宸桥的一顿半夜饭！
爸爸吃了半夜饭，上岸打听，形势已很紧张，桐乡的日寇正在杀人放火。汽车哪里叫得着！只能步行。要步行，必须再一次精简行李。这么多人本来就只带了两担铺盖、一只皮箱。再怎么精简呀？但现在精简出来的东西还可以交船人带回悦鸿村，不致抛弃路旁。于是，大人们动起手来。从皮箱里拣出了一些必需品，把皮箱交给了摇船的人带回去。爸爸叫大家再睡一会，以便次日赶路。自己却睡不着。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写道：
我想起了包裹里还有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月前在缘缘堂时根据了此书而作《漫画日本侵华史》的草稿。我觉得这东西有危险性。万一明天早晨敌人追上了我，搜出这东西，船里的人都没命。我自己一死是应得的，其他的老幼十余人何辜？想到这里，睡梦中仿佛看见了魔鬼群的姿态和修罗场的状况，突然惊醒，暗中伸手向包裹中摸索，把那书和那画稿拉出来，用电筒验明正身，“东”的一声，似乎一拳打在我的心上，疼痛不已。我从来没有抛弃自己的画稿。这曾经我几番的考证、几番的构图、几番的推敲，不知堆积着多少心血，如今尽付东流了！但愿它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缘缘堂畔的木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妆点江南的佳丽。我坐着蒙眬就睡，但听见船舱里的孩子们叫喊。有的说胸部压痛了，有的说脚扯不出了，有的哭着说没处睡觉。他们也是坐着互相枕藉而就睡的，这时吃不消而叫喊了。满哥被他们喊醒，略为安排，同时如泣如诉地叫道：“这群孩子生得命苦！”其声调极有类于曼殊大师受戒时赞礼僧所发的“悲紧”之声，在后半夜的荒寂的水面上散布了无限的阴气。我又不能入睡了。
清晨五点，大家带了精选的两担行李上岸。好容易找到两个人挑了。轻物由各人手提。还有两个被包，包内有两条最上等的丝绵被和几件较新的衣服，再也带不动，爸爸擅自把它们放弃在船里了。以后每逢冬天就惋惜，妈妈甚至埋怨爸爸太孟浪，蛮好再努力去找第三个挑夫的。但爸爸肩负着一家和亲戚十余口的存亡，但求平安无事，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事后得知丙伯家在地方沦陷后又遭盗劫，我们寄存的东西都被抢走，交船户带回的东西等于抛弃路旁。大家就更惋惜。
拱宸桥离六和塔有３０里。１５人中有１３人能走。丙伯的３岁的儿子传农走不动，由丙伯背着。我外婆那时快７０岁了，又是缠小脚的，哪里走得动。爸爸出重金请我们船上一个名叫“阿芳”的壮汉背她。但没走多少路，外婆说她的胸部贴在阿芳背上喘不过气来。幸亏平伯找到了一乘轿子，当然是出重价的，抬了外婆走，这才解决了问题。
我那时虚龄９岁，走１５公里路还是第一次。实在走不动时，章桂哥背背我。但主要靠自己。我一路只晓得跟着大人走，甚至此行的目的地是何方也一无所知。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开始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时，找到爸爸的轶文《桐庐负暄》后，才知他在南圣浜举棋未定时，起初曾考虑过去祖籍地汤溪。他在《桐庐负暄》一文开头处是这样说的：
中华民国二十六（１９３７）年十一月下旬。当此际，沪杭铁路一带，千百年来素称为繁华富庶、文雅风流的江南佳丽之地，充满了硫磺气、炸药气、厉气和杀气，书卷气与艺术香早已隐去。我们缺乏精神的空气，不能再在这里生存了。我家有老幼十口，又随伴乡亲四人，一旦被迫而脱离故居，茫茫人世，不知投奔哪里是好。曾经打主意：回老家去。我们的老家，是浙江汤溪。地在金华相近，离石门湾约三四百里。明末清初，我们这一支从汤溪迁居石门湾。三百余年之后，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源流。直到二十年前，我在东京遇见汤溪丰惠恩族兄，相与考查族谱，方才确知我们的老家是汤溪。据说在汤溪有丰姓的数百家，自成一村，皆业农。惠恩是其特例。我初闻此消息，即想像这汤溪丰村是桃花源一样的去处。……心中便起了出尘之念，想率妻子邑人投奔此绝境，不复出焉。但终于不敢遂行。因为我只认得惠恩，并未到过老家。……今我全无介绍，贸然投奔丰村，得不为父老所疑？即使不被疑，而那里果然是我想像的桃花源，也恐怕我们这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一时不能参加他们的生活。这一大群不速之客终难久居。因此回老家的主意终归打消。正在走投无路而炮火逼近我身的时候，忽然接到马湛翁（吟按：即马一浮）先生的信。内言先生已由杭迁桐庐，住迎薰坊１３号，并询石门湾近况如何，可否安居。外附油印近作五古《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一首。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种芬芳之气，散布在将死的石门湾市空，把硫磺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窒息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地方走。于是决定先赴杭州，再走桐庐。这时候，离石门湾失守只有三十余小时，一路死气沉沉，难关重重。我们一群老弱，险些儿转乎沟壑。幸得安抵桐庐，又得亲近善知识，负暄谈义。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其经过不可以不记录。
我这才知道，爸爸如此趋之若鹜去投奔的马一浮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儒学家。马先生是弘一大师在俗时介绍爸爸认识的。虽然马先生比弘一大师小两岁，但马先生饱读诗书，过目成诵，弘一大师很敬仰他。弘公曾对我爸爸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爸爸带领我们前去投奔的正是这位圣人。
且说我们走到南山路上，空袭警报忽然响起。我们一行１６人走得快慢不同，前后望不见，只好各自躲避。飞机来了，丢了炸弹，据说是炸钱江大桥，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幸而大家无恙。下午约两点，居然会聚于六和塔下。
江边船只全被封存，汽车也派作军用。正在为难之时，天又下起雨来。只得暂进小茶馆避雨。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三个小时。爸爸在这段时间内，为寻觅去桐庐的船，饱受焦灼、狼狈和屈辱的滋味。茶店老板企图提供我们一只敲竹杠的船而未得逞，就要赶走我们。爸爸答允付他加倍茶钱，他仍不同意。种种威吓欺骗、趁火打劫、冷嘲热讽，使爸爸永记在心，难以忘却。终于找到了一只船，爸爸来接我们时进茶店去付茶钱，看见茶店老板的棉袄非常褴褛，却又同情起他来，认为他的不仁大约是贫困所迫。
说起这只船，也是运气好。爸爸和平伯、章桂哥他们遇到了一位好心肠的姓赵的巡官。了解到我们有老有小一大帮人行路难，便从省警察局封存的船只中让出一只，送我们到桐庐。那船夫是富阳人，去桐庐顺便，所以很高兴。我们上船后又遇到两个小插曲。有一个兵士把阿芳拉了去挑担，说是就放他回来；而我们的船头忽然跳上一个军人来，说声“借一借”，马上把船撑开了。幸而这两件事都只是一场虚惊。那军人只是借我们的船摆一个渡，摆到一艘大轮船上去取了东西回来就放我们走了。而且他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说是平望我军大胜，敌人死伤无数，他们无论如何打不到杭州。我们一船人都拍手称快。回到岸边，阿芳也放回来了。大家又拍手欢迎他。连忙开船。爸爸只有到这时候才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晚饭我们用茶店门口买的油炸粽子充饥。饥者易为食，这粽子特别好吃。吃饱了粽子，我们便进入梦乡，只有船夫一人在辛苦地为我们一船难民撑船。岂知船夫竟打起坏主意来。船停下来了。船夫问平伯：到桐庐给多少钱？平伯说：讲好的２５元，已付１５元。船夫却一口咬定说那１５元是给介绍船给我们的那个警察的。他竟罢起工来，独自上岸去了。爸爸怒斥船夫，平伯阻止了他。在这种时候，书生就不如机智的生意人了。平伯低声下气地对船夫说好话，船夫却说他撑不动了，还是平伯有办法，他也走上岸去，扶着一棵小树，和船夫谈判起来。终于谈判成功：六和塔下付的１５元作废，到桐庐后再付他４５元。平伯满口好话，陪了船夫一起下船。
平伯悄悄地告诉爸爸说刚才已在小树上用草柴做好记号，以便以后对付。爸爸是富有恻隐之心的。他竟然可怜起这船夫来。是啊，这船夫哪里比得上如今那些坏人。他敲诈竟不要求交现钱，相信平伯到桐庐后会践约付４５元。爸爸说“盗亦有道”，为维护这一线“信义”，爸爸竟想履行条约，到桐庐时真的付他４５元。但平伯定要惩罚他。次日，平伯坐在船头上考虑了一阵子，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
“我有办法，到桐庐发表。”
次日晨，船到富阳，大家肚饥，上岸吃早餐，美味之极，连素不吃肉的爸爸看了我们的肉馒头也感受到它的广告力。怕兵要拉船，匆匆回船，继续进发。晚上十点半抵桐庐。旅馆里住满了兵。爸爸只得带了我们十数人投奔迎薰坊１３号马一浮先生家。战前在杭州，住在马先生家附近时，爸爸难得去访问他，而且选择阴雨天气，以免打搅他的诗兴游兴。访问回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这次在半夜造访，自觉狼狈失礼之至。但马先生竟邀请我们一船难民全部住在他家！事出无奈，我们只得像侵略军一样占领了他家一楼一厢。而且在他家客厅里演了一幕丑剧。
１９４９年与马一浮合影于杭州蒋庄
桐庐县政府为卫护马先生，在他宅门外安置了卫兵。那船夫一见卫兵，心就慌了。人和行李全部进了马先生家之后，他等候收取４５元，这时，在荒郊低声下气的平伯忽然满脸溅朱，一把抓住他的胸部，骂他半夜敲诈良民，要拉他到警察局去。船夫那短小的破棉袄被他使劲一拉，半件缩了上来，露出裤腰和肉体。大人们上前劝解，平伯才放手，转身向马先生申诉。船夫在进马先生家时心里本来就有点慌，这时连忙跪倒在地，赌咒发誓。最后平伯才答应不送他去警察局了，照旧付了他１０元钱了事。我想，爸爸这时心中可能又在同情那船夫了。他又会说：我“不见诸恶，只见众苦”。
关于这一段情节，在逃难打油诗里我们只记得以下几句：
平伯先讨饶，好话几千声。（吟按：‘声’念‘商’音。）……
船到桐庐后，寻着马先生。（吟按：‘生’念‘商’音。）……
平伯怒气冲，当厅倒扳账。船老大哀哭，××打圆场。
这天晚上，我们几个孩子因为没有垫被，半夜喊冷，惊动了爸爸。次日他就上街买来垫被。
晒太阳“偷”萝卜
１６个难民住在马一浮先生家，终非长久之计。
马先生在桐庐时身边有两位门人，一位叫王星贤，另一位叫张立明。都是圣贤之辈。王星贤先生有一个学生叫童鑫森，早先曾通过某种关系向我爸爸要过一幅画。这天恰好来马先生家访问他的老师，知道我们一家逃难来此，便热情相助答应觅屋。那时马先生已决定迁居离桐庐２０华里的阳山坂的汤庄。爸爸要追随马先生，也想在阳山坂附近找房子。恰好童鑫森有朋友叫盛梅亭的，在阳山坂附近的“河头上”当小学校长，他叔父是乡长，把三开间楼屋借给我们住，还不肯收房租，说是“我要感谢日本鬼。不是他们作乱，如何请得到你们来住。”后来我家从广西逃往贵州时，爸爸靠一幅画成行。友人称他那次逃难为“艺术的逃难”。其实，从桐庐开始，就是“艺术的逃难”了。如童先生不是丰画的仰慕者，爸爸又如何租得河头上的房子！
１１月２８日，在马先生家已打搅到第４天，我们一行１６人，借助了马先生运书的船，沿桐江来到了逃难的第一个新巢———“河头上”。一路上，吸引爸爸视线的不是桐江两岸的美景，而是船头上的白布旗，旗上“桐庐县政府封”六字，是马先生亲笔所写。爸爸对马先生随意书写的字很欣赏，曾经拿他寄来的信封上“丰子恺”三字制版印到自己的名片上。
“河头上”盛乡长的三楼三底房子竟是新造的，连梁上的红纸儿都还没褪色。楼下大概是客厅厨房之类，不能住人吧。所以我们只能在楼上几间铺上稻草，设置铺位。这么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何搭配，是有困难的。不知怎么一来，我这个女孩却被安排在平伯和章桂哥他们大男人的一间里。我为此表示抗议，却被爸爸骂了几句，哭了一场。是啊，男女老少１６人，叫爸爸如何安排得过来呢。
一两天后，马先生迁到了汤庄，王星贤先生及其家属随行。两地相距不过半公里。爸爸从此常访汤庄（至多隔一二天），聆听马先生的教诲。冬天风和日暖，他们便在竹林旁晒太阳（即“负暄”），马先生学问渊博，见解高远，引证古人的话，都能背诵原文。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爸爸佩服得五体投地。
爸爸常访汤庄，我们孩子们在河头上也玩得很痛快。有文的玩法，武的玩法。我两者都参加。三个姐姐年龄相近：１８、１７、１６。她们常到屋后大院子里稻草堆上晒太阳，用稻草来编制指环之类的种种玩意儿。我也参加在内，向她们学编织。嘴馋了，就走出后院，那里有一大片萝卜地。我们悄悄地拔了几个，到旁边的小池塘里把泥洗干净就啃起来。又甜又嫩，味道真好啊！这种“偷”的行径很快就被萝卜地的主人家发现。可她们不但不骂，还争相“邀请”我们下次“偷”她们家的。那种晒太阳“偷萝卜”的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华瞻哥比元草哥大三岁，是玩儿的好搭档。他们才不参加我们女孩子玩呢。他们玩武的。我比元草哥小两岁，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玩。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座小山。我们常爬上山去玩。那山上只有野草。我们采了几个红色的小果子，不能吃的，我至今叫不出它的名字。我们拿回住处，把它们放在前院的水缸边上，用我们自制的弹皮弓射击，比谁击中得多。总之，在河头上的２３天，是很值得憧憬的。
爸爸除了去汤庄负暄，聆听马一浮先生的教诲外，还有另外的交游。这里让我引用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以代替我拙劣的转述：
这一住虽只二十三天，却结了不少的人缘。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一根很长的线，一端缚在桐庐的河头上，迤逦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而入贵州，另一端缚住在我们的心头上。第一是几家邻居：右邻是盛氏的长房，主人名盛宝函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ｌａｕｄｓｐｅａｋｅｒ（吟按：意即扬声器，这里指大喉咙），读书而躬耕，可称忠厚长者。他最先与我相过从。他的儿子，一个毛二十岁的文弱青年，曾经想进音乐学校的，便与我格外亲近。讲起他的内兄，姓袁的，开明书店编辑部里的职员，“八一三”时逃回家来的，和我总算是同事。于是我们更加要好。盛大先生教儿子捧了一甏家酿的陈酒来送我。过几天又办了一桌酒馔，请我去吃。我们的前邻是盛氏的二房，便是替我租屋的小学校长盛梅亭君之家，梅亭之父即宝函之弟，已经逝世。梅亭是一个干练青年，把小学办得很好。他的儿子七八岁，天生是聋哑，然而特别聪明。我为诸邻人作画，他站在旁边看。看到高兴的时候，发出一阵长啸，如哭如笑，如歌如号。回家去就能背摹我的画。他常常送酒和食物来给我。有一次他拿了一把炭屑来送我。我最初不解其意，看了他的手势，才知道是给我作画起稿用的。试一试看，果然选得粒粒都好，可以代木炭用。这聋哑孩子倘得常处在美术的环境中，将来一定是大美术家。他的感官的能力集中在视觉上，安得不为大美术家呢？我们的后邻是盛氏的四房。四先生也是耕读的，常和我来往，也送我一甏酒，又办了酒请我去吃饭。只有三先生，即我的房东，身任乡长，不住在这里，相见较少，特地办了酒请我到乡公所去吃。乡公所就在学校里。学校里的美术先生姓黄名宾鸿的（吟按：不是大画家黄宾虹），是本乡人，其家在二十五里外的一个高山———名船形岭———的顶上。有一次他特地邀我到他家去玩。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善良忠厚的山民，竭诚地招待我，留我在山顶上住了一晚，次日才回来。凡此种种人缘，教我今日思之，犹有余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爸爸的“逃难诗”在这时还有继续，可惜我们只从孩子的角度记得四句有特色的：
中有盛真谦，身比丝瓜长。还有哑子倌，说话勿清爽。
我们以为在令人难忘的河头上暂避战乱就可重返故乡，岂料这只是逃难的第一站。
１２月１７日傍晚，有一支军队来敲门要求借宿一夜，明晨赴杭作战。长官告诉爸爸，说他们是从石门湾退出来的，听说我军和侵略军在石门湾相遇，打了个四进四出，终于不敌，侵略军就向杭州进犯了。他亲眼看见石门湾已成焦土。他说桐庐可能放弃，劝我们必须尽快离开。
在桐庐期间，爸爸曾接到开明书店长沙分店经理刘甫琴来信，代其兄刘叔琴（２０年代爸爸在上虞春晖中学的同事）邀爸爸去长沙。
爸爸便考虑起筹款登程的事来。这一回不可能再像在南圣浜时那样拆压岁钱了。他便让章桂哥去一趟杭州，去取中国银行尚未到期的存款。据章桂哥在１９８５年第二辑《桐乡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临行前，子恺叔因路费不多，曾命我进入被围的杭州，去取存在中国银行的尚未到期的二百元存款，谁知我到达杭州之后，因找不到保人，徒劳而返。
后来听章桂哥说，他此次去杭州，差点回不来。银行碰了钉子，只得速回长途汽车站，打算赶回桐庐。但汽车已停开。他连忙奔往轮船码头。轮船也停驶了。他想起那汽车站内还停着一辆车，想必是职工们留着自己逃离时用的。机灵的章桂哥又速速奔回长途汽车站，果然，职工们都在往车上爬。他从后窗倏地一下钻进汽车。人多得站立无地，只能腾空着脚挤在众人中间。人家也顾不得去认他是否自己同事，就这样逃离了虎口，回到了河头上。
河头上炮声也已隐隐可闻。大人们讨论：是远行还是避深山？爸爸主张远行，而且力劝马先生也走。马先生虽孑然一身，但有亲戚学生童仆相从，暂时不作远行的打算。我们一行１６人，爸爸说当时已只剩盘缠３００元了，况且有老太太，怎能远行！
张立名先生曾对爸爸表示：老太太可留在这里，由他照顾。爸爸感激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一番诚意。最后，打算大家上船形岭暂避。爸爸和马先生等由黄宾鸿先生陪同，上山去过一回，受到热情款待和欢迎。但终于没有举家上山，只是把我外婆寄在山上。这里有一段令人伤心的过程。
这一天，爸爸再赴汤庄劝马先生远行，马先生仍不改初衷。爸爸随即找妈妈、满娘和宝姐一起商量，决定流徙远方，以长沙为目的地。但外婆年近七十，当时谣传前途交通极其困难，有时恐要步行。爸爸打算把老人家寄在船形岭黄家，便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向来是服从爸爸的。何况那时还有旧思想残余，外婆长住女婿家，似乎不是应该的事。只因当初正在做客，才跟了一起逃出来。妈妈一直于心不安，这时只得答应。便与外婆商量。外婆自觉年事已高，不便远行拖累女婿，就同意了。于是爸爸就和黄宾鸿先生商量，蒙他一口答应。当天就雇了一乘轿子，由黄宾鸿先生带路，章桂哥陪伴，把外婆送上山去。临行时，外婆叫宝姐再为她“通一次眼睛”，也就是在棕绷上拔一根棕毛，把外婆的泪管通一下。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卫生的事，但当时限于条件，只能用这种土办法解决困难，这种事还只有细心的宝姐会做。外婆对她说：“到了山上，以后就没人替我做这件事了！”妈妈和我们都偷偷地流眼泪。爸爸在《桐庐负暄》一文中说：
我心中除了离别之苦以外，又另有一种难过：我不能救庇一位应该供养的老人，临难把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
送走外婆后，爸爸又到汤庄辞别马一浮先生，然后和诸位邻人一一告别，依依不舍，忙了一天。“悲莫悲于生别离”，爸爸鬓边平添了不少白发。
我到如今８０岁的高龄，还时刻怀念着桐庐“河头上”和船形岭，想去看看。逃难一路，除了萍乡暇鸭塘和都均没有机缘而未再去，其他地方我都去看过了，桐庐应该去看看了。黄宾鸿先生之弟黄宾笙先生就住在上海我家附近。二姐之子宋雪君志愿为我驾车，与妻乐岚同行。我们就烦黄先生带路，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９日到了桐庐“河头上”。通过好几位引路人一路问去，居然看到７１年前我们住过的那楼房还在，只是显得又小又旧，已变成回收废品的人所住。次日又上船形岭，受到乡亲们热情接待。外婆住过的房子居然还在。还有马一浮先生为黄家祖坟题写的碑文。我向坟内老者三鞠躬，以表示对他在危难之中收留我外婆的谢忱。
再回过来叙当年的事吧。１２月２１日，我们离开了河头上，先坐船到桐庐，再换大船往兰溪。盘缠不多，坐船较便宜。
这时，我们的逃难队伍虽然仍是１６人，内容却已有改变。外婆寄到船形岭上去了，干练的平伯因为家有老小，不便远行，只身冒险回敌占区去
了。阿芳也已回去。平伯有一个朋友叫车汉亮，据说是在分水江上游搞水文工作的，住在我们附近的江边。爸爸去托他找船时，知他也有远行之意，便约他同行。是他帮我们找了一只小船从“河头上”送到桐庐。他带两个儿子乔琪、乔德同行。这位车先生有一个口头禅，惯于在主语以后加“过之后”三字。我们就在背后学他，并加以夸张：“我过之后姓车”，“我的大儿子过之后在兰溪工作”。孩子一路不必操心，所以常找些小事开开玩笑。
下午在桐庐找到了一只大船，２８元送到兰溪。两点开船，刚撑离岸，爸爸见妈妈别过头去擦眼泪，我们都神情惘然，若有所失。不知谁首先说破了：“外婆悔不同了来！”别的孩子也议论起此事来。
爸爸未尝不在考虑此事，他一路在观察，发觉舟车交通并不像想象那么困难，桐庐到兰溪的公共汽车还通。于是他马上下个决心，喊船夫停船，派章桂哥上岸步行回船形岭，把外婆接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相聚。逃难诗中关于这一情节，我们只记得以下４句：
听说行路难，其实也平常。连忙派章桂，接待外婆×。
１２月２３日上午，我们的船到达兰溪。算算外婆也该到达了。妈妈和宝姐立刻上岸，向汽车站奔去。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了，宝姐向船里欢呼；“外婆失而复得！”好像报告战绩一样。我们在船里热烈欢呼响应。爸爸心里这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章桂哥后来叙述一路的经过。他说他是步行二十几里路到河头上的。半夜上山，雇了两顶“滑竿”（即简便轿子），接了外婆直接抬到桐庐。在桐庐遇到上海交通大学两个学生，便合作由章桂哥管双方的行李，学生上车为外婆抢座位，章桂哥再递上行李。汽车到了渡口，要摆渡改乘对岸的汽车了。人必须下车步行到很远的江边。章桂哥把行李交给二学生先走，他扶着外婆走得很慢。走到渡口，船已开到对岸，时局紧张，本不再开回来。正在为难之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一批警察骑马而来，在六和塔把省警察局封存的船让一只给我们的那位赵巡官竟又重逢了。这位赵巡官一吹哨子，那摆渡船就回来了。马匹先下船，赵巡长叫章桂哥搀着外婆站在马头前，马就不会踢到他们。到对岸，末班汽车已开走。坐前头一班渡船的两学生虽能赶上坐那汽车，但他们不上车，带着行李在旅馆里等外婆，一起坐次日的汽车到了兰溪。
逃难一路上有这么多好人相助，使我们深感抗日期间民众团结一致的伟大精神！
决心去长沙
在到兰溪之前，我们的船停泊在建德附近的三河镇时，爸爸上岸了解情况，得知形势并不乐观，去长沙一路艰难险阻。但爸爸认为事已至此，非努力向前不可。他在１９３８年写的《决心》一文中下定决心说：
我定要带了完全无缺的团体到湖南！
船到兰溪，我们上岸到临江旅馆住宿。爸爸一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旅馆登记牌上写“丰润”这个旧时的学名。（当时的旅馆，都把住客的名字写上牌子挂在柜台上方。）事有凑巧，爸爸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同学曹聚仁也住在这旅馆里。他浑身军装，担任着各报的战地记者。据章桂哥在《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曹先生担任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特派员。文中还说：
曹先生……对子恺叔怕暴露身份的做法不敢赞同，劝子恺叔：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协助，顺利到达大后方，一定要把“丰子恺”三字打出去，并且相帮用急件印了名片。这一改变，作用甚大，在兰溪就立即见效，那就是存在杭州中国银行的二百元存款，去杭州不能领取，在兰溪不用保人，只凭“丰子恺”三字就很顺利地取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