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正要打听一路的情况，所以一遇到曹聚仁，如获至宝，马上问他去长沙的事。想不到曹先生断然地说：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可能！他说他们单身军人，可搭军用车的，尚且不容易去，何况带了老幼十余人！去了也一定会半途折回。他劝我们还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里路近，生活水平又低，还有一个老同学叫黄隐秋的，家在仙居。爸爸听了他诚恳的忠告，一时就打消了西行的决心，同意去仙居。
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丰园请客。爸爸和满娘带了我哥哥姐姐共六人赴宴。回来后，爸爸和满娘及车汉亮先生商量一下，觉得还是非西行不可。于是写了一张条子，托旅馆老板转交曹聚仁先生，谢他招待的厚意，并为自己改变主意失约而道歉。我们另雇了一只船，往常山方向去了。
我后来读了爸爸的《一饭之恩》一文，认为这一重要的决定，和曹聚仁先生在筵席上的一番话有很大的关系。曹先生问我爸爸：
“你的孩子中有几人喜欢艺术？”
“一个也没有！”爸爸回答。
“很好！”曹先生表示赞许。
爸爸后来在该文中回答曹先生这“很好“两字，这样说：
我当时想不通不喜欢艺术“很好”的道理。……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暴敌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原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绝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旨的实证。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时，曾把画人分为两种：具有艺术思想，能表现人生观的，称为“画家”，是可敬佩的。没有思想，只有技巧的，称为“画匠”……我以为军人也可分为两种：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以战非战，以杀止杀的，称为“战士”，是我敬佩的。抚剑疾视，好勇斗狠，以力服人，以暴易暴的，称为“战匠”，是应该服上刑的。……
杜诗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妇孺。”在目前，健儿的确胜于腐儒。有枪的能上前线去杀敌。穿军装的逃起难来比穿长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后的胜利，不是健儿所能独得的！“仁者无敌”，兄请勿疑！
爸爸对他的老同学显然很恼火。我后来又在他《未来的国民———新枚》（１９３８年作）一文中发现，原来曹先生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讲得确实有点过分，难怪爸爸如此反感。引用如下：
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仓皇地经过兰溪，途遇一位做战地记者的老同学，他可怜我，请我全家去聚丰园吃饭。座上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何等浅薄的话，这是何等不仁的话！我听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们中国有着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然而过后我也并不介意。因为这半是由我自取。我在太平时深居简出，作文向不呐喊。逃难时警察和县长比我先走，地方混乱。我愤恨政府，曾经自称“老弱”，准备“转乎沟壑”，以明政府之罪。
因此这位战地记者就以我为可怜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这大时代下一定会毁灭。在这紧张的时候，肯掏出腰包来请我全家吃一顿饭，在他也是老同学的好意。这样一想，我非但并不介意，且又感谢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烦，率领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里戎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还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个。……
爸爸常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的决定。尽管我们一路艰辛，但始终没有陷入敌区，扬眉吐气地度过了八年抗战。
我们这回雇的船，船内是一隔一隔的，像没盖的棺材一样。每一隔睡两三个人，使我们小孩大感兴趣。我们哪里知道一路上大人们一直是心事重重的，想这想那。忽然满娘和宝姐耳语几句后，着急地对爸爸悄悄地说了什么。爸爸一怔，马上吩咐章桂哥上岸，步行回兰溪的旅馆去了。我们一直到章桂哥拎了一双旧棉鞋赶回来，大人们欢呼，才知就里。原来爸爸在兰溪中国银行领到一半存款后，和大人们一起商量如何隐藏这些钱，把其中４０元缝在宝姐的旧棉鞋鞋帮里了。只因旧棉鞋湿了，宝姐换了一双，把那双旧的放在旅馆床底下竟忘了带走。幸亏是双旧鞋，谁也不在意，还在床底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车先生的幼子乔德看见船里有一根竹手杖，拿了到船尾把它插入水中玩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好玩，在一旁看着。被满娘发现，大惊小怪地赶过来，从乔德手中把手杖抢走。我们觉得满娘真小气，玩玩她的手杖又怎么了！可是我们发现爸妈也很激动，分明是赞成满娘收回手杖。孩子们心中纳闷。事后我才知道，那手杖里有数百元钞票，是满娘把竹节挖空了放进去的。一路逃难，大人们用心良苦！
关于当时的情况，爸爸曾有《望江南》两首记述：
逃难也，万事不周全。袍子脱来权作枕，洋火用后当牙签，剩有半支烟。
逃难也，行路最艰难。竹子心中藏法币，棉鞋底里填存单，度日如经年。
且说船经衢州到达浙江边境常山，我们要往湖南长沙，必须舍船登岸，改乘汽车到玉山、上饶，再作道理。可是，１６个人，加一个“失而复得”的外婆，老小共１７人，行李也增加了，要搭车谈何容易！爸爸很焦急。我照常若无其事，只记得自己忽然胸口痛起来，告诉了妈妈，她说大概是刚刚吃过汤团，胃痛了吧。逃难略安定后问过医生，医生说大概是“神经性”的，也就一直让它伴随了我一生。
忽然，好消息来了。爸爸遇见了石门县立第三小学校时的同学魏达三（在石门镇上被日寇的飞机炸死）之弟魏荫松。关于这一节情况，当时我一无所知，只知道后来有了车子。车子是怎么来的，不知详情。幸亏１９８０年我开始研究爸爸时打听到魏荫松先生的通信地址，去信问了。让我把他当年１２月２３日复信中的一段引用在下面吧：
当时我在常山浙江省公路管理局汽车修造厂工作。一天早上你父亲在我工作单位对面的商办常玉汽车公司购车票，拟去玉山。因该公司只一辆汽车，每日往返常山———玉山一次，座位不多，搭车的人很拥挤。你们全家人多，没法买到车票。子恺先生偶然遇到了我，喜出望外。经我们晤谈后，我请他把全家人从常山船上接到我宿舍里暂住。我即与汽车修造厂负责人商量借用大汽车一辆（汽油自费），因白天部队要扣车运兵，当天晚饭后我请同事两人连我共三人，由常山开车至上饶。这天晚上天雨，送入旅馆。在旅馆稍事休息，当晚回程由我驾驶开车回常山，天将亮了。我记得这次车上人数很多。你们全家中有你的外祖母，你姑母满先生，还有……自从这次我送你们全家至上饶分别后，后来我自浙江去贵阳工作时在广西宜山曾与你父亲会过面。当时你父亲和你哥哥邀我三人曾共过餐。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８年我在杭州结婚时，你父亲曾给我做过证婚人。后来一直没有会过面。子恺先生与我家兄系小时候同学，我在石湾时一向熟悉。……
多亏这位魏先生详细描述当时情况，给我留下了宝贵资料。
我们坐的是卡车。偏遇大雨，虽然有篷，人太多，坐在边上的淋湿了衣服。到了上饶旅馆里，就把衣服脱下来在炭盆上烤干———我们都只有一套衣服啊！
据章桂哥回忆，到上饶已是１９３８年１月了。
啊，我忘了爸爸写的那首逃难打油诗了。记得有下面几句：
兰溪曹聚仁，浑身穿军装。请客聚丰园，忠告两三声。
你们到长沙，想也不要想。三个勿相信，偏生犟一犟。
（吟按：“勿”用作“不”的意思。“声”念“商”音）
……荫松有汽车，冒雨奔出省（吟按：“省”念“赏”音。）
……发只炭火盆，困在竹榻上。（吟按：指上饶旅馆）外
面敲门问：“有否花姑娘？”……
打油诗虽然残缺不全，总是爸爸所作，不能不记。
到萍乡被挽留住了
再下一步怎么办？汽车极难雇到。十余人中有老幼，无法分班搭车。只得又改坐船。记得船经南昌时，日寇的飞机正在南昌上空投炸弹。我们吓坏了，爸爸镇定自若，满娘则不断地念佛。船远离南昌境后，大家才松一口气。
据章桂哥在文中的回忆，那时走的路线是：
从上饶坐船经余干，过鄱阳湖、南昌、樟树镇，至宜春，弃舟登陆，宿小客栈。因无客车，只得攀上货运列车，到萍乡已是半夜。火车不再往前，大家只得下车。站上人员要我们从南昌开始补票。我因年少气盛，与他们争了起来。子恺叔上前相劝。同时，火车站的站长也闻声赶来，彼此通姓名，子恺叔递过名片，站长非常客气，非但免补车票，还代为在旅馆订了房间。站长告诉子恺叔，上海立达学园的学生萧而化，是萍乡人，与他相识。站长还打了电话去通知。第二天一清早，萧先生就来探望子恺叔。原来萧先生夫妻都是立达学生，萧家是萍乡望族。他们夫妻热情挽留，一定要子恺叔在萍乡过春节。盛情难却，子恺叔就答应了。不久，我们从城里迁到暇鸭塘萧家祠堂，度过了流亡中的第一个春节。
以上的回忆应该是正确的。不过我得补叙一下：船到樟树镇时，我们曾上岸去。我的左耳下和脖子前长了一些包。爸爸带我在街头找个土郎中用刀替我割除了，涂点药。后来果然没事了，只留下了一些不甚明显的疤痕。
爸爸在樟树镇竟遇到了好朋友教育家郑晓沧先生。据先姐说，郑先生是爸爸住在杭州田家园时初次来访的。我对郑先生印象较深的是建国后的一件事。那时他来上海，和爸爸一起去观赏淮海路上的霓虹灯，啧啧称羡不已。爸爸后来对我说：
“郑晓沧先生是《小妇人》的译者，其实郑先生曾留学美国，见多识广，见过的霓虹灯比淮海路的一定辉煌得多。但他却像“小妇人’一样天真地赞叹。如果我们都能学到他这种人生观，就会天天开心，天天幸福。”
这番话，我细细品味，很有道理。人就是应该这样生活！
却说爸爸和郑先生互道流离情况后，郑先生告诉爸爸：有火车可通。本来我以为那时我们就舍船登陆，改乘火车。但章桂哥写的是到了宜春才搭火车的。
火车到达萍乡的情况，在章桂哥文中已有交代。爸爸在一路上，真的是“艺术的逃难”，都是靠他艺术家的名望取得了种种帮助。
萧而化夫妇的一片盛情难却，我们就在萍乡住下了。萧先生的太太叫吴裕珍，所生两个女儿，像洋娃娃一样漂亮，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姊妹四人。萧先生把我们安排在萍乡彭家桥暇鸭塘萧氏祠堂内，那宅子是很宽敞的。
从萍乡去暇鸭塘有很长的路程。我不知逃难群中别的人是怎么去的。我们老弱则可以享受坐车的待遇。可那是一辆独轮车。九岁的我、外婆、丙婶妈抱着幼小的周传农，再加上并非老弱但要照顾外婆的妈妈，天哪，一共五个人，都坐在这独轮车上！途中翻过一座山。当独轮车推上山坡时推车人那吃力的样子，至今犹在眼前。由于天雨，道路十分泥泞，所以推车人没叫我们下来。唉，“苦力”吃口饭真不容易啊！
暇鸭塘四周是田，田外是山，寂静得似桃花源一般。我们孩子们玩的地方可真多，我和两个哥哥成天野在外面。妈妈呼唤一声“吃糖烧蛋了！”我们欢喜雀跃地往家里跑，因为这可是美味的食品啊！
１９３８年１月底，我们在暇鸭塘过逃难后第一个春节。这个春节过得很有意义。当地的乡邻特别好客，竞相邀请我们全家去“吃年茶”。各家茶食上都备有剪花覆盖，十分精巧。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蜜饯冬瓜刻花制成的，而且竟没有一片花式相同。当地人称这种糖食为“花果”。他们不仅款待我们就地吃，还让我们带回去。爸爸惊叹这种民间艺术的精美，叫我姐姐们把这些刻花描印在纸上作为纪念。并盛赞江西人的好客。
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还回忆了暇鸭塘的一个情节：
次女林先最爱美，关心衣饰，闲坐时举起破碎的棉衣袖给我看。说道：“爸爸，我的棉袍破得这么样了！我想换一件骆驼绒袍子。可是它在东战场的家里———缘缘堂楼上的朝外橱里———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去拿得来。我们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可恶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怅，继之以一番愤懑。她昨夜睡在我对面的床上，梦中笑了醒来。我问她有什么欢喜。她说她梦中回缘缘堂，看见堂中一切如旧，小皮箱里的明星照片一张也不少，欢喜之余，不禁笑了醒来，今天晨间我代她作了一首感伤的小诗：
儿家住近古钱塘，也有朱栏映粉墙。
三五良宵团聚乐，春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识流离苦，生小偏遭破国殃。
昨夜客窗春梦好，不知身在水萍乡。
平生不曾作过诗，而且近来心中只有愤懑而没有感伤。这首诗是偶被环境逼出来的。我嫌恶此调，但来了也听其自然。
邻家的洪恩要我写对。借了一支破大笔来。拿着笔，我便想起我家里的一抽斗湖笔，和写对专用的桌子。写好对，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岂知后面并无茶几，更无印子，但见萧家祠堂前的许多木主，蒙着灰尘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一阵愤懑。
逃难诗最后只记得４句，以后就没了：
火车趁勿得，气煞车汉亮。……萍乡住三天，搬到暇鸭塘。
２月９日这一天，章桂哥从萍乡城里拿邮信回来，递给爸爸一张明信片，一脸严肃的表情，我们知道事情不妙。果然他说：
“新房子烧掉了！”
我们一家都惊呆了。连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孩，也感到可惜，我毕竟也在这新屋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啊！姐姐哥哥们七嘴八舌地可惜堂内的东西：橱里的衣服啊，新制的家具啊，大风琴啊，打字机啊，新买的金鸡牌脚踏车啊……妈妈则可惜那一箱锡器和一箱瓷器。估计那是她嫁妆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她甚至有点眼泪汪汪，说早知如此，悔不预先在秋千架旁的空地上挖一个地洞埋了，有朝一日能回家乡，还可以去发掘。还可惜那橱柜里的衣服。如今三个姐姐中有人去做客时，总是穿那件其实已很旧的蓝地十字布旗袍。三人轮流穿。
那明信片上有一段话，说这消息是一月初《上海新闻报》上登载的。由此可以推算，缘缘堂毁于去年即１９３７年年底。至于是毁于暴敌的炮火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不得而知，也不必深究。反正缘缘堂是暴敌侵略的牺牲品！
爸爸立即写了《还我缘缘堂》一文，在其中迸发了满腔怒火，文章末尾说：
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
离缘缘堂忌辰百日时，爸爸又写了《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回忆了堂内春夏秋冬的情景，以及最后与缘缘堂的永诀。１９３９年８月６日我们在广西思恩时，爸爸写完了第三篇回忆缘缘堂的文章《辞缘缘堂》，长达１６７００字，仅次于两万多字的《桐庐负暄》———这是他最长的两篇随笔。
据爸爸自己在《控诉日本罪行》一文中说：
我的胡须逃出来时是全黑的，到萍乡白了三分……
其一路辛苦可想而知。那还只是开始，逃难的路还长着呢！
我对于萍乡，还有一件事难以忘怀，就是那张“览胜图”。那是一种类似飞行棋的游戏。在约一米见方的一张纸的中心写着“萍乡东村萧氏家藏游玩品”，据说是萧氏祖辈设计出来供过年时儿孙辈游乐用的。由六个人轮流掷骰子玩儿。六个人各代表词客、羽士（即道士）、剑侠、美人、渔夫、缁衣（即和尚），从劳劳亭出发，一直走到长安市，中间几乎每一站都是一个典故或着名景点，如藤王阁、蓝关、东阁、金谷、洞庭、雁塔等等。难为萧家祖上如此精通古文史地，能发明这样高雅的游戏图。在逃难路上，我们每逢过年必玩这游戏，甚至到了建国后，尤其是住在上海陕西南路时期，兴味更浓。怕把萧家送的那张弄坏，宝姐还另外复制了一张。如今我已把萧家画的那张捐赠给家乡的桐乡档案馆珍藏。我们曾有复制供销售的念头，但在电脑游戏如此普及的今天，恐怕未必会有六个人愿意聚拢来玩这种古雅的游戏。
在萍乡住了一个多月，大约在三月初，爸爸收到长沙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来信，告知开明书店上海总店毁于敌人炮火，总店拟迁武汉，要我爸爸速去长沙转武汉，他为我们预先在长沙附近的湘潭找好房子安家。爸爸的许多朋友都已到了武汉，爸爸是孤雁失群。他决定马上动身。于是，我们就离开了因被萧而化夫妇挽留而暂住的萍乡，顺渌水、湘江，往长沙进发。车汉亮父子就在这时和我们分手了。
渌水风光引起爸爸对江南的怀念。船泊湖南醴陵时，爸爸作了一首“高阳台”词：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
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
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
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
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
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
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
３月１２日船到湘潭，我们先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下。次日早晨爸爸冒雪去乡下找开明书店为我们预订好的房子，打算安顿家人后自己好去武汉。岂知预订的房子已被兵士所占。附近找不到其他房子。湘潭已人满为患，要在旅馆里等十天八天，或许有希望。可这十天八天是开销不起的。于是当天全体乘轮船来到长沙。这是我们逃难的第三站，抵达日期是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３日。
萧而化夫妇那时也去武汉。他的叔父住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堂旭鸣里１号，房子很大。经萧而化介绍，我们在他叔父家住下来。
把家眷安顿好，爸爸就带了宝姐、先姐去武汉了，两个姐姐在武汉读书。丙伯一家和章桂哥同行，去武汉谋生。
以五寸不烂之笔抗敌
爸爸在武汉的事，我不很了解。只知道他们是住在武汉三镇的汉口交通路开明书店的仓库二楼。据章桂哥《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１９３８年３月到武汉，子恺叔将我和丙潮分别安排到汉口和武昌的开明书店，他只带了陈宝和林先两个女儿在身边……
当时总政治部第三厅刚建立，爱国的文艺界人士，云集武汉，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敌宣传工作。范寿康先生任第三厅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负责对敌宣传工作。他是子恺叔的同学、同事、老朋友，所以子恺叔在武汉的时间虽短，但他除写文章、画画外，还做了大量对敌宣传工作。
据说爸爸到了这里，非常活跃。我印象中的爸爸，一向是穿长袍的。可他到了汉口，就穿起中山装来了。穿中山装而留长须，其实很不相称。爸爸当时才４１岁。有人说他：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可能是这话传了开去，竟成了一条新闻。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说看到诸报均载有关“丰子恺割须抗敌”的消息，问他是否确有其事，并对他的老当益壮表示十分钦佩。据说此类信件竟达数十封之多。爸爸一时应接不暇，便在汉口拍了一张全身照分寄诸亲友，以明真相。这类信件，在我家迁居到了桂林后还收到过。看来亲友读者对爸爸的胡须挺关心的啊。
１９３８年４月６日台儿庄大捷。人人拍手称快。爸爸在《中国就像棵大树》一文中记录了一件事，讲他在武昌看见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枝干。春来枝干上怒抽枝条，绿树成荫，仿佛是在为被斩去的同根枝干争气复仇。爸爸回去后就画了一幅大树画，并题上一首诗：
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当时在一旁看他作此画的是一个少年，他看了这幅画很感动。爸爸后来就送了他一幅。他拿回去挂在墙上，听到我军失利的消息时就看看这幅画，得到慰藉和勉励。
４月２９日，武汉空战大捷。事后爸爸在桂林填了６首《望江南》，其中一首便是写武汉的，内容如下：
闻警报，逃入酒楼中。
击落敌机三十架，花雕美酒饮千盅，谈话有威风。
爸爸在武汉和许多新朋旧友相交往。３月２７日，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５月４日创刊了会报《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３３人，其中就有爸爸的名字。爸爸还为《抗战文艺》题写了刊名。据范用先生回忆，这四个字还是他到我爸爸当时的居住地去取的，那时范用先生还只１５岁呢。
爸爸在武汉时，还和一位叫周其勋的先生交往。爸爸去世时，周其勋先生曾发来唁电。后来我得识了称周先生舅公的张建智先生，才知道“文革”期间我曾和周先生的女儿同事过，当时却一点也不知道。
在汉口只待了两个多月，但爸爸发表了不少作品，还画了许多战时漫画，写文又写诗，并编辑出版了《漫文漫画》、《抗战歌选》（与萧而化合编）等书。
爸爸曾对好友宋云彬、傅彬然说：
我虽没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艺宣传，可以使民众加深对暴寇的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有人认为抗战爆发，使爸爸改变了世界观。其实我看未必如此。爸爸皈依了佛教，却是一个“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的人。他看到世界上出现不平等、不讲理的事，都要以笔代枪，加以诛罚。战前，他暴露社会上的不平等；如今，他怒叱侵略者的横暴野蛮。岂非同一回事？只是环境改变了，而不是他自己改变了。
这里，我把章绍嗣先生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日发表在《武汉晚报》上的一篇文章全部抄录如下，以补充我对爸爸汉口时期情况了解的不足：
戈宝权江城拜师丰子恺妙语惊人
１９３８年春，着名散文家、画家丰子恺来到抗战烽烟中的武汉，从事抗日救亡宣传。
丰子恺博学多才，书画金石，久负盛誉，诗文音律，才艺惊坛，可谓“十项全能”艺术家了。丰先生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足蹬布鞋，一身山村学究打扮。为人谦虚厚道，虽寡于言谈，但才思敏捷，偶有所谈，每每诙谐幽默，语惊四座。一日，文艺界同仁冯乃超、孔罗荪和刚从苏联回国的戈宝权等人会聚一堂，絮语家常，谈笑甚欢。戈宝权当时年仅二十五岁，对丰先生仰慕已久，第一次见面，便以师礼相拜。他对丰子恺一个鞠躬，毕恭毕敬地说：“丰老师，我从小就看您的书，知道您是一位作家、画家、音乐家，受到您的著作的很大启示，见到您很高兴。”年已四十多岁的丰子恺听到后生小子的这番话后，很觉过意不去，连忙说：“你不要讲我是画家。在江西时，有一次，我请人家买面包，因语言不通，我便在纸上画了个圆形的东西给那人看，结果人家买来了一个芋头。画解决不了问题。你看，我是个啥画家呀？”话刚落音，四座哗然，满室笑声。戈宝权捧着肚子，半天直不起腰来。这次初识，丰先生的谦逊幽默、急智奇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爸爸去世后，戈宝权先生曾来我家访问我妈妈。是他力劝我让妈妈回忆一些旧事，要我记下来。他说这是很宝贵的资料。我果然照办了。如今我的卡片中还保存着妈妈的回忆，对我不无帮助。
却说后来时局紧张，马垱、湖口失守，武汉告急，开始疏散人口，爸爸和两个姐姐便都回到了长沙。记得他从行李中取出一本自己剪报装订的册子，封面上自己用毛笔题着“可歌可泣”四字。他叫我们没去武汉的人都看看敌军的残酷和我方的英雄事迹。
据丙伯回忆，约半个月后，爸爸发电报给他并寄旅费邀他一家也回长沙同住天鹅堂，后同往桂林。章桂哥则随开明行动。
再说说我们这些不就业不读书的家人留在长沙天鹅堂的情况。大人们做些什么，我们根本不关心。我只知道和两个哥哥整天玩。哥哥们手很巧，没有玩具，他们会用纸盒自己做卡车，做枪等等。在暇鸭塘时，连纸盒也没有，他们就把装牙粉的纸袋拿来玩。（那时连牙膏也没有，我们刷牙都用牙粉。）在长沙，我们竟发现本宅门口那家邻居（大概也是租客）有一只硬纸板的盒子放在室外。我经常跟着两个哥哥玩，他们就叫我为他们服务：窥伺那盒子。什么时候门内的主人不注意，就把它“偷”来。我奉命一次次假装出大门又回来，终于时机成熟，被我“偷”到了手。其实空盒子人家本来就不要的。但我们小孩子家总是认为拿别人家的东西就是偷。
盒子到手后，哥哥们把它制成卡车，然后利用大人买布零头回来取去布后剩下的那块板作为滑梯，把带轮子的卡车从上面送下去。四个轮子居然会动，一下子滑到了下面。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了。
在长沙时，我曾和姐姐们一起“演”曹禺的《雷雨》。所谓“演”，其实既无任何道具，也不化妆。只是各人选定角色，念念台词而已。
我还记得那时我根本没有床睡，在长沙的几个月，我睡的就是两三张椅子拼拢来的床。买来的布是拣便宜的买，不管颜色。所以我盖的被是红黄相拼，大人们老是笑我的被像“盖尸被”。我们家乡就是用这两钟颜色来给死人盖的。
满娘是属于遇事就要担忧的人。对爸爸这个大家庭的关心，似乎胜过我妈妈。记得在长沙时，满娘有一次为家里经济开支庞大物价飞涨而在爸爸面前不断发愁。是啊，靠爸爸一个人要养活十口之家，怎么能不愁呢！爸爸却处之泰然，甚至说了些怪怨满娘多事的话。满娘委屈得哭了。我从未见爸爸惹满娘哭。他对这位姐姐是没话说的！可是爸爸毕竟是爸爸，他得全面考虑问题啊。妈妈和外婆听了满娘的话会作何感想！所以他不得不喝住了满娘的唠叨。其实满娘绝无讨厌外婆之意。况且她和妈妈相处得很好，绝不可能指桑骂槐。她只是关心爸爸，替爸爸分忧担愁。这件事就以妈妈对满娘的理解和平地结束了。
妈妈和满娘姑嫂之间确实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满娘有佛教徒的修养；而妈妈敬重满娘犹如尊敬婆婆。妈妈是一个胸无大略的贤妻良母。我说她胸无大略，因为她一切听从爸爸，但从未为爸爸出谋划策，甚至也不过问爸爸的经济情况。她只是管好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吃喝穿睡。她是勤俭持家的模范，而且自奉很薄。有什么好吃的，总是让给别人吃，并声称自己不喜欢吃。怪不得她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后总说虾仁“好吃来！”、“鲜得来！”老年痴呆症已使得她不再考虑别人，爱吃什么可以说心里话了。只怪我们没有保健知识，只知满足她难得的口腹之欲。她在８８岁时死于心脑血管病，可能与吃虾过多有关吧？我心里一直感到内疚。
满娘那遇事就要担忧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到老了更甚。软姐大学毕业在杭州工作，她母女就离开舅家，在杭州独立生活。那时我去杭州住在她们家，每天早晨软姐骑自行车去上班时，满娘必谆谆嘱咐：
“软软，小心点啊！宁可小心点啊！”
傍晚必倚闾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是爸爸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１９２７年爸爸和满娘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永义里宿舍皈依弘一法师后，于１９２８年开始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初集），字画各５０幅。法师写字，爸爸作画。一面字，一面画。１９２９年２月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出版赠阅。时值法师５０岁整寿，爸爸谨以此画册恭祝。
抗战时期，我家避寇居广西宜山，时值法师６０整寿，爸爸又与驻锡福建泉州的弘公合作《护生画续集》。弘公写６０幅字，爸爸画６０幅画，于１９４０年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大法轮书局等出版发行。
其间，法师从泉州来信说：
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我现在回想起来，弘公要爸爸为他祝百岁寿，其真正含义绝非在于祝寿。因为作为法师，一般是不做寿的。弘公显然已看到了护生画对于世道人心的莫大作用。他要这位善画的弟子完成这一伟大工程，是要借此拯救世人的心灵。你想，日寇如此狂暴侵略我国，屠杀无辜百姓，法师焉能无动于衷！
爸爸收到这封信后，十分惶恐。自己流亡逃命，生死未卜。即使太平盛世，到法师１００岁时，自己应是８２岁了，岂敢盼望如此长寿！但师命焉敢不从，便复信说：
世寿所许，定当尊嘱。
有人误以为佛教就是迷信，或者信佛就是靠佛图利。因此在得知缘缘堂被毁的消息后叹息“佛无灵”。爸爸写了一篇《佛无灵》的文章来反驳。他在该文中说：
他们的吃素念佛，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这完全是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我也来同佛做买卖吧。但我的生意经和他们不同：我以为我这次买卖并不蚀本，且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人生求利益，谋幸福，无非为了要活，为了“生”。但我们还要求比“生”更贵重的一种东西，就是古人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这东西是什么？平日难于说定，现在很容易说出，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因为这东西比“生”更为贵重。现在佛已经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给我了。我这买卖岂非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毕竟，对佛是不可做买卖的。
爸爸在汉口时，有人告诉他说：
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
据资料，曹聚仁先生早在１９３３年就在报刊上批评“《护生画集》……十分荒唐”。那时爸爸没有理会。这回在抗战中说这话，爸爸十分反感。他在《劳者自歌·则勿毁之矣》短文中说：
《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吟按：指护生画第三集的序）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之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者，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护生画集》一书，以前被斥为“迷信”，一直作为佛教书籍印作赠送用。如今竟大受欢迎。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印制了此画册。
从长沙到桂林
５月间，爸爸接到刚刚创办起来的桂林师范学校唐现之校长来信邀请前往任教。又接桂林教育当局来信，聘他去“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训练班”教艺术课。两者时间并不冲突。爸爸素闻广西有“模范省”之称，乐愿前往。他在《未来的国民———新枚》一文中说：
在这禽兽逼人的时候，桂人不忘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特为开班训练，这实在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也是最后胜利之朕兆，假使他们不来聘请我，我也想学毛遂自荐呢。
爸爸约了好友张梓生一家四五人，合包了一辆大汽车去桂林，车资２７０元。于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３日出发。没想到这一路上汽车颠簸得厉害。行李好像会走路的，从车尾走到了车中央。小孩嚼了舌头，有人呕吐了。我倒没事。我哪里知道爸爸正担心着两件大事：外婆和妈妈是否安全。
外婆一生从未坐过长途车，更别说如此颠簸的车。况且她最近一小时要小便一两次。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是一种病，服药就能改善。可那是７０年前在逃难的路上啊！唯一的办法只能在外婆面前放一只马桶。汽车开行时，桶里的小便颠簸震荡，臭气直熏她鼻子，爸爸真担心她发痧。
至于妈妈，好端端的，有什么好担心呢。谁又料到爸爸心中隐藏着一个只有他和妈妈才知道的秘密：妈妈怀孕已４个月！这是最容易流产的时期，汽车如此颠簸，爸爸怎能不提心吊胆。万一出了什么事，爸爸必须在中途留下，那庞大的逃难集团群龙无首，怎么办芽选
在衡阳停车吃中饭，大多数人不想吃。晚上７点，车到零陵，住进了一个小客栈，形似牢房。但因坐了一天长途车，不堪疲劳，大家赶紧进屋休息。爸爸却忙着巡视各个房间。他看见外婆端坐在竹凳上摇扇子，妈妈不在房里，正拿了个电筒走来走去找手表（后来在草地上找到了）。爸爸这才放下了两块大石头。
爸爸心中有大石头的事，终于在零陵宣布了。我们知道将有一个弟弟或妹妹，都很兴奋。爸爸就和大家商量预先给孩子取名的事。想起在汉口看见大树被斩伐后春来怒抽条的蓬勃气象，爸爸打算给孩子取名“新条”。
“条字不好听！改成条枚的枚字怎么样？”宝姐说。
“好，好！就叫新枚吧！”爸爸赞成。
还没出生的孩子已经有了名字。可是当我今天写这件事的时候，新枚已从人间消逝了！人生无常如此！
伤心的事暂且搁在一旁吧。且说爸爸每到一个地方，总会说出些典故。在长沙时，他提到屈原和贾谊；到了零陵，他又说，零陵就是柳子厚所描写过的永州。爸爸这话是讲给我兄姐们听的。不过我也能听懂一点。在萍乡，满娘教我读《古文观止》时，曾教过王勃的《藤王阁序》，所以我也知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旨”这句话；后来爸爸教我读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所以我一听这里就是永州，便想到“永州之野产异蛇”，原来我们是在“产异蛇”的地方宿了一夜。那种蛇碰到草木，草木尽死，别说咬人了。如今永州想必已是高屋林立，旅馆也不再是牢房了。不知那种能治病的“异蛇”还常出没否。
次日，我们又坐了大半天车。颠簸得更厉害，可以把人抛到半尺高。２４日下午三点，车到桂林。全家暂住大中华旅馆。
独秀峰前谈艺术
桂林素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不过爸爸似乎更偏爱杭州的山水。他认为桂林山水只能称为“天下奇”。但他由衷地赞叹桂林的民风。街上有不少穿灰色制服的人。经打听，才知这是公务人员的制服。自省长以下，桂林的公务人员一律穿这种制服。每套只售“桂币”８元。广西有自己的币种，８元只相当于我们通用的“法币”４元。爸爸觉得实在太便宜了。他说自己在长沙花９元法币定制的那套中山装，已经算是最便宜的，要看服装店老板的脸色了。于是他也给自己买了一套灰布制服。
桂币与法币的折换，给家里人带来不少麻烦，等到习惯以后，却又闹了一些笑话：我们甚至把路程、日期全都打对折计算。
爸爸应桂林师范和暑期训练班的邀请而来桂林，桂林师范尚未开学，暑期训练班却开学在即。据说徐悲鸿、吴伯超等艺术界知名人士也曾在这训练班任教。爸爸在暑期训练班讲“艺术与抗战宣传”的课，深得学生好评。他们喜欢漫画，建议爸爸出一本如何画漫画的书。爸爸早有此心。因为有不少学生、读者向他提出漫画如何画的问题。他一次次写长信答复，不如写一本书出版。在训练班时期，他已粗定目录和大纲。可是训练班散后，此事又置之高阁。到１９３９年我家在宜山时，爸爸收到了托上海友人戴葆流夫妇从外国购寄的《怎样画漫画》英文书。装帧极其富丽堂皇而内容极其贫乏。爸爸在５月１日的日记中说：
既无确切之画法示人，更无真实之画理导人。吾购此书无异仅购厚纸及装潢也。早知如此，吾不愿于万里外托友购寄。吾自问所能编之《漫画描法》，内容之充实，指导之诚恳，至少当远胜于此类洋书。
《漫画的描法》直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才由桂林开明书店出版。以后一再再版，直到如今还出了新版本。爸爸在桂林讲课期间，我们家人也住在桂林城里。住旅馆非长久之计，据章桂哥回忆，说因校舍尚未竣工，曾暂住皇城省府礼堂。我却只记得住马皇背。关于“马皇背”这地名，我是不会记错的，可是１９８９年桂林市博物馆的熊善传先生来沪访我后回去调查，却说他们查了《桂林地名录》，得知清代有一地名叫“马房背”（不是“皇”），１９３０年已改称“榕荫里”了。但我们住的地方明明叫马皇背。
马皇背时期我能回忆起以下一些事。那宅院进大门就是一个天井，左右两套平房。我家住右边，三间平房。左边是另一家住的。我后来才知道，这里住的是钟敬文先生夫妇。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１日《文汇报》上登载了“百岁老人钟敬文教授逝世”的消息时，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之父”。他的岳父陈炽之先生常来看望女儿，因此也和我爸爸认识了。我家迁居桂林乡下两江的租屋后，爸爸床边的墙上一直贴着一张很大很大的文字碑拓，我只记得是“荔枝丹兮蕉黄”这几个字开头的。看了爸爸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的《教师日记》，才知这是陈炽之先生送的柳侯祠荔枝丹碑。
话扯远了。却说桂林当时没有木制家具店，爸爸到一家竹器店里定制了１２人用的家具：竹床，竹桌，竹椅，应有尽有。总价只相当于在上海买一只较差的沙发。爸爸感叹这些竹器工人对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他们制品的价格，又惊骇于广西民风的朴实：竹器工人为了对定制人约期不误，来不及做情愿回报生意，绝不欺骗搪塞。
我还记得一件事。妈妈有孕在身，家里想方设法让她吃得好一点。有一次，买来一个椰子，我们从未见过，不知其中有水，更不知可从上方先挖洞取水，以为只能硬来。丙伯气力大，就自告奋勇开硬壳。他开出了一身汗，还差点崩断了裤带，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好容易打开一点，倒出水来，似捧琼浆玉液般献给妈妈。大家在一旁看着她喝，期望她喝了会笑逐颜开。谁知妈妈喝了这水，说是没有什么味道。我们很失望，把硬壳用力甩掉，却发现壳壁上竟还有可爱的白色肉质，取而食之，味美胜过汁水。这才对椰子产生了好感。其实汁水虽不甜，毕竟很清凉啊。
桂林警报多，当局采取的防空措施很严格。我们住在大中华旅馆时凭窗眺望，曾看到一种奇怪的景象：楼下街上走过的穿白衣服的人，背上都有墨水画的圈或点。后来爸爸问了桂林的朋友才知道，那是违反防空禁令所致。桂林以前受空袭次数不多，不曾投过炸弹。但在我们来到此前９天，桂林遭敌机投弹，死了７人。此后，防空措施就很严格。白天行人不得穿白色或红色的衣服，违者由警察用墨水笔在其背上画圈点，据说还有画乌龟的。后来先姐有一次出门，白色的衣服背上也被涂上墨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