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还有一种防空措施：市区四周的山洞都被有计划地按街巷安排成居民的防空洞，画成地图，到处张贴。我家所在的马皇背居民被安排在老人洞。可是我们在马皇背时遇到一次空袭警报，大约因为很快转为紧急警报，敌机马上就来投弹，爸爸来不及扶老携幼去老人洞，所以全家都没出门。天井的大门对面有一扇小门，开门后走下去是一个河埠，地盘很小，大约是供洗衣用的，上方有一棵大树遮荫。我们全家就挤在这地方，感到比室内安全。机枪声炸弹声把我们吓得抱着头蹲下来缩成一团。满娘照例念佛祈求保佑。
爸爸在桂林作了６首《望江南》，其中两首就是写在桂林遇警报的：
逃难也，逃到桂江西。
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
何日更东归。
防空也，日夜暗惊魂。
月白风清非美景，倾盆大雨是良辰，
苦煞战时民。
崇德书店
我们住在马皇背时期，有一位叫杨子才（杨乔）的同乡青年（也是我诸姐的小学同学）也逃到桂林，在马皇背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这时章桂哥也已到桂林，拟进开明书店桂林分店。爸爸真辛苦，他不仅要照顾家人，还时时考虑同行人的生活工作问题，毕竟同舟共济，他们对我家也多有照顾啊！这时，爸爸忽然动了一个念头，叫章桂哥别去开明书店了，决定在桂林开一家书店，让丙伯一家和章桂、杨子才二位得以谋生。
爸爸拿出３００元来，供他们进书和付房租用。书店设在桂西路南侧，据说该路旧名崇德街，石门原属崇德县，所以爸爸为书店取名“崇德书店”。９月１日开张时，还向顾客赠送了爸爸的石印画，印成单色，由宝姐、软姐涂彩。据杨乔兄所写《丰子恺与崇德书店》一文（载香港《文汇报》１９８５年７月８日）中说：
……崇德书店的招牌由子恺先生亲笔题写，所经销的图书绝大部分是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同时也兼营外版书、科技书和各种期刊。数千册图书摆满了两边四个大书橱和一副大板台。来购书的顾客多数是男女青年学生、流亡青年、军人、机关职工、教员、店员学徒等。周丙潮司理账目财务和里里外外，章桂长于营业进货，我则做一名普通的售书员，丙潮夫人每天管好五个人的伙食等生活杂物。桂林开明书店跟崇德书店相距一华里多，平日进货用板车装运。由于子恺先生的关系，该店经理陆联棠等人，和我们都很熟。他们知道我店底子薄，又是初出茅庐，在业务上一向通融，可以将书销售后再结账付款。
桂西路是当时书店的集中区，开设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多家书铺。由生活书店发售的《新华日报》这张用绿色土纸印刷的报纸，在当时的桂林，非常新鲜地吸引着广大爱国救亡的青年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心。另外还有一张进步报纸《救亡报纸》（夏衍主编），刚从广州运来，正积极筹备出版。在桂西路的北侧，也开设着国民党的正中书局，但此店门可罗雀，根本无人上门，店伙计整天倚柜台无聊。……
崇德书店只开了１００天，就毁于敌机的烧夷弹。据章桂哥口头回忆，那时书店诸人躲警报回来，见书店尚未烧掉，连忙把书全部抢出，堆在马路上。烧夷弹把空气中的水分吸光，使火焰容易蔓延。一条街都被烧光，街上的书当然也化为灰烬，连章桂哥的眉毛也被烧着。
这个月内，桂林被狂炸三四次，所投均烧夷弹。桂林城内被毁房屋约有三分之一，南门内一带，遭劫最大。那时我们已迁居乡下。爸爸进城，看到沿途断垣残壁，荒凉满目，不堪回首！
一只新枚酒一杯
暑假结束，爸爸要去两江的桂林师范学校教书，我家就迁居。桂师校长唐现之要爸爸带了家人住到校舍里去。虽然好友傅彬然、王星贤二位已到桂师成为同事，爸爸还把贾祖璋先生也介绍到了桂师。但爸爸喜欢自由，还是托人介绍，在离桂林３５公里的两江乡下泮塘岭４０号谢四嫂家租到了房子，于桂师开学前搬到了两江。泮塘岭离学校步行需３５分钟。
这时妈妈已将临盆，不便到乡下待产。所以妈妈由１９岁的宝姐陪伴，再加上一个１０岁的我打打杂差，我们三人仍留在马皇背。
桂师校舍建造尚未完工，到１０月２４日这天才在斧斤影里、杭育声中先行开课，以后补行开学典礼。爸爸给学生讲了一堂课，问学生是否听得懂他那带石门腔学杭州“官话”的“国语”，听不懂的请举手。举手的人竟过半数。爸爸大伤脑筋。但我知道爸爸这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后来在四川，爸爸好几次为学生讲演，还是那种口音。我在一旁听了，常常窃笑。如今电视台来采访时常常问我有没有留下爸爸说话的录音。我记得１９５４年我们迁入陕西南路的房子以后，不知哪一年中央的什么电台曾要他作一次对台湾人民的广播，可惜那录音带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不错，爸爸通晓日文、英文，建国后又学了俄文。他的译文着作等身，而且译文很优美。可是要他开口，大概只有日文行，因为他毕竟于１９２１年去过日本１０个月。但英文、俄文发音都不行。看来爸爸在外文口语方面的成就，远不如笔译，远不如其他的文化艺术，而且也无法改进。
且说这天上午爸爸在桂师下课后正步行回家，途遇前往桂师报告紧急消息的章桂哥，说宝姐写来条子，妈妈在往省立医院做产前检查时突然患了子痫症，必须让她提前生产，要爸爸速去医院签字。
爸爸急速赶回泮塘岭家中，一边换衣服，一边叫华瞻哥查《辞海》中“子痫症”三字。我在一旁纳罕。我一向只见爸爸把那部《辞海》搬进搬出，却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儿。原来妈妈生的病也能在这里面查出来！等我长大后，每次我问爸爸什么问题，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回答不出或希望回答得更确切、更详尽时，他就查《辞海》。后来我也学习爸爸这种精神，用来对付我的女儿和外孙。而抗战时的那部《辞海》，后来是给幼小的新枚吃饭时垫在凳子上坐的；胜利后回江南时则是给我二姐的长子宋菲君垫高了坐的。我们逃出去时当然不会带这么笨重的上下两册《辞海》。我已记不起是在哪里买的。多半是为了备课在桂林买的。总之，爸爸为了求更多的知识，非常重视《辞海》，所以经济上一有可能马上先购置此书。新中国成立后，爸爸也为《辞海》的出版校订做了大量工作。
却说爸爸准备就绪，匆匆赶往赴桂林的汽车站，适逢农历九月初二，班车照例停驶。幸有一小汽车满载行客，司机同意他坐在司机椅背上，身体屈作Ｓ形。总算当天赶到桂林省立医院。郑万育医生是爸爸的读者（护士中有周女士曾是爸爸学生），医德甚高，另一医生也姓郑，却很凶，被我们称为“凶郑”，其实人家医术还是很高的。
“善郑”告诉爸爸，临产期还有三星期，但现在患了子痫症，今天非生产不可；如延迟，危险性会增大。又说，或破肚，或人工生产，须再诊后决定，万一不能大小两全，他问爸爸是保大还是保小？爸爸说：
“当然保大！”医生要爸爸签字盖章，爸爸蘸红墨水盖了个手印。
爸爸的好友陆联棠、张梓生、鲁彦三位先生，还有丙伯，听到这消息，早已先后来到医院，替爸爸分忧担愁。爸爸谢诸位好意后劝请回去，唯独张梓生先生留下，和爸爸在手术室外听候消息。据宝姐说，爸爸心中焦急，连连吸烟。
新枚终于出生，大小平安。只是他的脚先出来，经“凶郑”医生拉扯出来后，孩子不哭。医生把他倒拎着，拍拍背，然后拎起他的头和脚，背向上，让头和脚在背部上方相接触，如此扳了好几次，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起来。孩子的腿骨略受伤害。医生说日后必可复原。新枚幼时有点瘸腿，后来果然正常了。妈妈则起初病势较重，昏迷不醒，但两天后就清醒了。她昏迷后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已生下一个男孩。连爸爸也不知孩子是男是女。上一天，马一浮先生离桂林时，爸爸对他说了添丁的事，他问爸爸所生是男是女，爸爸回答不出，说只知道生了个“人”，引起旁边诸人失笑。直到护士把孩子抱进来给妈妈看时，爸爸才知道婴儿是男。
妈妈大好了。爸爸在新枚生下后第四天，带了我一起先回泮塘岭。据宝姐回忆，爸爸曾开玩笑说，这次医药费很贵，等孩子长大后要同他算账。后来爸爸为新生儿立了《新枚纪念册》（共两本），在上面贴了爸爸自绘的缘缘堂图，新枚住院时的种种纪念品，连住院发票也贴在册子上。可惜“文革”抄家还来这两本纪念册，后来不知怎么又不见了，真可惜。新枚长大后对爸爸的孝顺，远远超过这笔住院费了，一笑。
自婴儿出生后，爸爸就恐家人特别是我外婆挂念，已先派专人送信去报平安。他谆谆嘱咐：到家后，第一句话要说“母子平安！”不要先讲别的事。我对爸爸这吩咐印象极深。因为自己说话常常不得要领，不分主次。以后就戒之慎之。
妈妈痊愈后，由爸爸的朋友农民银行行长吴敬生的小汽车接送母婴到泮塘岭。这是母子第一次坐小汽车。而等待着新枚住宿的则是谢四嫂家的西厢房，原为牛棚。牛已不养，且在迎接婴儿来到之前已修了漏，平了地。妈妈则和其他人都住在正屋。妈妈生孩子后总是没有奶水，所以新枚由宝姐软姐轮流带，请奶妈，不够时加炼乳。她们和我一起宿在牛棚里。她们给婴儿把尿时，就把在地上。虽然是婴儿尿，不臭，泥地能吸干，但现在回想起来总是太因陋就简了。
关于新枚住牛棚之事，爸爸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的日记中有一番话。他说：
……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原故！
爸爸每晚照例一边喝黄酒，一边吟诵古诗词。这时新枚总是抱在他怀里。我曾听见他把晏殊的浣溪沙《春恨》第一句“一曲新词酒一杯”“篡改”了一下，念为“一只新枚酒一杯”。当时他已浑忘一切，陶醉在酒和婴孩之中。
我的两个哥哥也常学爸爸的样边做事边吟诗。这时他们也利用篡改诗词的办法对我开起玩笑来。我们三人一起玩时，哥哥们忽然吟诵秦少游的“如梦令”：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
指冷玉笙寒，吹彻小梅春透。
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但他们在念到“吹彻”后突然停顿一下再念“小梅”，我以为他们在叫我“小妹”，就答应了一声。
“谁叫你呀！我们在念诗词。”
知道他们原来在作弄我，后来我就不答应了。他们却又说：
“刚才叫你怎么不答应啊？”
总之，那时爸妈和姐姐们围着弟弟团团转，我就只好和两个哥哥玩了。我常跟着他们到附近的一片松林里去玩。有一回他们穿过松林，从田埂上走到另一处。那田埂中间有一段被水冲断。他俩快捷地跳了过去。我不敢跳，只好眼巴巴瞧着他们远去。可我不甘心。不见他们身影后，我就脱下鞋袜，涉水而过。
“咦！小妹，你怎么也来了。你也是跳过那水的吗？”他俩用将信将疑的眼光看着我。
我迟疑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他们不相信。玩了一阵子到该回去吃饭时，我们三人一起走到那儿，哥哥们说：
“好吧，既然你是跳过来的，我们就看着你跳回去吧！”
这下我紧张起来。可是既然自己说了谎，咎由自取，那就只得跳了。我使出吃奶的气力涨红了脸往前一跳，果然跳了过去，只是稍差一点，湿了鞋尖，不过总算让他们信服了。
六十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７月，我和宝姐应杭州桐乡两电视台的要求，重走逃难之路。虽然后来因故没走完，但桂林是到了的，还去了两江泮塘岭。那松林犹在，可是比我小时的感觉矮多了，小多了。以前我们走进这松林，就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古诗十九首”中的句子来：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这时我们就会毛骨悚然。如今却一点也没有阴森的感觉了。
谢四嫂已于数十年前去世。她家租给我们的房子已变成一片菜地，但结构完全相同的贴邻房子犹存，可以看到牛棚的模样。
在桂师，我们看到了原先的教师宿舍房，昔年爸爸中午常在那一排房子的傅彬然先生房里午休。
新枚渐渐长大后，嘴里会发出“恩狗”、“恩狗”的声音，我们就戏称他为“恩狗”。小名往往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后来为了美化一下，在书写时有时把“恩狗”改写为“恩哥”。我们唤他“恩狗”或“恩哥”，一直唤到他６８岁猝死。爸爸常常吟咏袁枚《大姐索诗》：“六旬谁把小名呼，阿姐还能识故吾。”爸爸把“六旬”改为“七旬”，大概觉得七旬才更难得。我们听惯了这样的吟诵，所以新枚长大后，甚至当着人前，我们也从不对他改变称呼。他自己也以“阿姐还能识故吾”视为亲切感。
泮塘岭村居
我们在泮塘岭虽然只住半年左右，其间的事倒也有很多值得一记。爸爸除了在学校讲课并带领学生出去做抗日宣传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例如，爸爸开始写《教师日记》，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桂师开学新枚出生这一天泮塘岭的住房虽已不在，邻居的住房和“牛棚”一模一样（２００８年摄）写起，一直写到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４日迁居宜山后的情况，整整写了八个月。这些日记零星发表过，后于１９４４年６月在重庆由章桂哥办的万光书局出版。
另一件事，爸爸在泮塘岭开始画一套画，我们后来称之为“精品”的。他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７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乘闲，发心将抗战以来所作画稿选较可者描绘各一幅，盖“缘缘堂毁后所蓄”印，以供自己保藏。缘缘堂原有自藏画甚多，中有不少大幅已裱好，皆未带走，尽付丙丁。现在重新来过，也许比第一次更进一步。现拟概用册页，不用大幅。一则吾画宜于小幅，不宜大幅；二则流离之中，大幅携带不便，故决用册页也。取四尺玉版宣一开十二（三乘四），大小如洋琴（吟按：即钢琴）谱，作画恰到好处。今日开十大张，共得一百二十纸。用牛皮纸包裹，专供自藏册页之用。今天先选七幅，下午一气描成。
这套画，一直画到１９４６年胜利还乡之前。这八年，正当爸爸４１岁至４９岁的壮年时期。无论从画风或笔力上来说，都是最精彩的时期。１９８７年我随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毛昭晰持当时已归新枚保存的这批画去新加坡展出时，受到观众空前欢迎。当地佛教界元老广洽法师把这套画以非卖品形式出版，书名就定为《丰子恺精品画集》。
这套精品在国内多次展出并正式出版，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我在爸爸去世后应广洽法师要求临摹爸爸的画，后来要我临摹的人越来越多，我大部分是以此精品为蓝本的。
画精品时，其实爸爸已有离桂师到宜山（吟按：今名宜州）浙江大学任教之意。爸爸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晚上收到郑晓沧先生从宜山发来电报，要爸爸说服由他推荐来桂师任教的王星贤先生去宜山浙大教英文。而在马一浮先生（当时已在宜山）给王先生的信里透露了郑先生也有聘请我爸爸去浙大之意。１２月２３日，马先生果然来信，说郑晓沧先生托转言，浙大要聘爸爸为艺术指导（职称为讲师），叫他下学期不要应聘桂师。
直到次年（１９３９）爸爸才正式收到浙大电报，这电报在途竟走了１３天！
于是爸爸开始觅船。然而从这天起到成行，由于舟车困难，直到三个多月后，即１９３９年４月５日，才离开泮塘岭去宜山。幸亏浙大开学也推迟到三月底，原因是校舍被敌机丢炸弹八十余枚，几乎全被炸毁。幸为星期日，学生皆外出，仅伤一人。但校舍须重建，故推迟开学。抗战时期的校舍原本是十分简陋的，所以重建也较方便。
这段时间爸爸在泮塘岭又完成了一项工作：为鲁迅的《阿Ｑ正传》作了漫画插图。这工作是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崇德书店被毁之日）开始，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６日完成的。１９３９年７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爸爸在“初版序言”中叙述了此稿出版详情，今节录如下：
抗战前数月，即廿六年（吟按：公历１９３７年）春，我居杭州，曾作漫画《阿Ｑ正传》。同乡张生逸心持原稿去制锌版，托上海南市某工厂印刷。正在印刷中，抗战开始，南市变成火海，该稿化为灰烬。不久我即离乡，辗转迁徙，然常思重作此画，以竟吾志。廿七年春我居汉口，君匋从广州来函，为《文丛》索此稿，我即开始重作，允陆续寄去发表。不料广州遭大轰炸，只登二幅，余数幅均付洪乔。《文丛》暂告停刊。我亦不再续作。后《文丛》复刊，来函请续，同时君匋新办《文艺新潮》，亦屡以函电来索此稿。惜其时我已任桂林师范教师，不复有重作此画之余暇与余兴，故皆未能如命。今者，我辞桂林师范，将赴宜山浙江大学。行装已整，而舟车迟迟不至。因即利用此闲暇，重作漫画《阿Ｑ正传》。驾轻就熟，不旬日而稿已全部复活，与抗战前初作曾不少异。可见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得，亡者必可复兴。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因即将稿寄送开明，请速付印。……
文中提到的同乡人张逸心，胜利后多有往来。我记得爸爸曾对我说：“张逸心改名为张心逸了。他自己说的：良心要放在当中，所以这样改。”
文中提到的君匋先生，即钱君匋，是屠甸（今属桐乡）人，１９２３年进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是爸爸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多有往来。前述爸爸不再为他在上海新办的《文艺新潮》续作漫画《阿Ｑ正传》，除了没有时间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巴金的弟弟李采臣也来信请为他的《文丛》作漫画《阿Ｑ正传》。为了避免麻烦，他就干脆两边都不给了。
在寄出漫画《阿Ｑ正传》前，爸爸叫先姐用铅笔在薄纸上将画稿全部勾勒下来，以防原稿再次遗失。
我家在泮塘岭时期，诸姐还到５５里外的永福县去过。先是妈妈陪了先姐去看病，后来宝姐和软姐带了新枚也去过。两次都是爸爸陪送，据说有一次爸爸是步行７小时去的。
说起宝姐她们去的原因，是很可笑的。是因为有１８８师军队驻扎在我家邻屋，有一天，隔壁的连长太太来对满娘说，她要做个媒人，让我姐姐嫁给其同事某连长。过了几天，又有一兵士从隔壁门口交一封情书给宝姐，并叫了一声“陈宝姐”。宝姐把情书丢弃在地。那兵士急忙走开。宝姐软姐无法安居，才去永福避难的。
关于兵士投情书之事，还有下文呢。有一天，爸爸出门，遇邻家一兵士对他说：
“原来你就是丰子恺先生，……”
接着说了很多恭维话。语气之中含有道歉的意思。爸爸认得他就是投情书兵士的朋友。他们两人刚到泮塘岭时曾和爸爸交谈过一个黄昏，爸爸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现在他不知从何处得知了。而那投情书的兵士正好经过，见了爸爸，低了头急急走掉了。三天后，唐校长请驻军两江之李团长吃饭后，傍晚来看爸爸，说他已将兵士投情书之事告知广西当局。爸爸请他别再提此事，而且坚决不肯把那兵士的名字告诉他。同事傅彬然要集唐诗为爸爸送别，其中有“天下何人不识君”之句，爸爸对傅先生戏言说，这个“人”字应改为“兵”字。
爸爸在泮塘岭收到的信很多，房东谢四嫂以为他是当老板的。
爸爸要离开桂师，对于几位在桂师同事的好友十分留恋，对校长唐现之也依依不舍。爸爸对他说：“桂师是牛奶，不要当白开水冲药吃。”
在泮塘岭时还有两件小事。有一次，我和哥哥们去郊外玩，我采了一大捆芦苇，满心欢喜掮了回家，谁知房东谢四嫂见了大骂，把芦苇折断，全部扔出门外。我莫名其妙，放声大哭。爸爸出来一问，原来当地认为芦苇进门是不祥之兆，意味着家里死了人，芦苇作哭丧棒用。爸爸抚慰我，并教导说：“入境问俗。这里有这里的风俗习惯。我们要尊重他们！”
另一件事，便是我们自己用烂泥来制作麻将牌，晒干后贴上白纸，画上一张张牌的图像。不仅我们能以此自娱，连兵士们也来向我们借用。离泮塘岭时，泥牌当然丢弃了。后来到了重庆自建的屋中，又如法炮制，另做了一副麻将牌。
却说赴宜山的事拖延甚久。爸爸买来一株铁树种在租屋附近以为临别纪念。（六十年后我们去看时，这铁树早已不在。）外婆床边墙角下竟长出一株绿树来，可我们还迟迟不得动身。后来，总算可以成行了，爸爸便托人找船。原打算找一只大船。但因官方需要大批船只，私人就很难找到大船。到３月２２日那天，好容易托人从义宁找来两只小船，爸爸和华瞻哥前往江边看船，与船家约好下午三点先装行李，急急赶回家去整理行装，谁料途遇元草哥说傅彬然、贾祖璋两位先生特来通知，宜山方面有电话打到桂师，说日内派校车来接，请别雇船。爸爸只得托人转告船家，称因事延缓，会津贴船家一些钱。等到３月２５日，方才收到浙大电报，正式通知派校车来的事。次日爸爸就回掉了那两只小船，船家要求的补偿费十分合理，使爸爸深感广西人心地公平，令人起敬。
我们以为这下该很快就动身了。谁知一等又等了１１天。到４月５日校车来了，才知先前已来过一次。只因误听人言，说我们已动身，车便返回宜山。收到爸爸催发的电报，方才第二次来接。于是匆匆收拾行李，１１人上车。好友们来送行。
下午二时开车离两江，五时抵阳溯。次日过修江后，车忽抛锚，无法修好，须明日从宜山另放车来。于是在公路旁名三江街的小村宿小客栈。正逢清明瑶民集市，次日就去参观。下午三时宜山校车到，于是拖了病车，载了一车人，到榴江放下病车，开到柳州宿夜。
柳州有开明分店。章桂哥自崇德书店被焚后，又回开明。如今他正在开明柳州分店。浙大有办事处在柳州。招待很客气。
次日离柳州，于下午一时半抵宜山西门口。
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
谁料刚到西门口，就被警察拦住，说是正在紧急警报中，不可进城。于是司机把车开回数公里，在荒郊停下来。我们都还没吃中饭，幸有一篮“清明粽子”随身带着，便以粽子充饥。眼看太阳西斜，料想警报已解除，便上车回城。车回到西门口，爸爸和华瞻哥先下车进城，见一饭店熏便叫华瞻哥来通知我们下车吃饭，他自己去南一街开明书店约金经理到这里来聚会。还没有走到十字路口，群众蜂拥而来，又是警报！爸爸只得跟随众人出北门，过浮桥，到对岸岩石间躲避。爸爸说他那时肚子饿了，只得连连抽烟。
我们这边的人也无法进饭店吃饭。六点半警报解除后，幸有王星贤先生及其子钧亮来把外婆、妈妈和新枚接到了预先租定的城郊“龙岗园”屋中。爸爸这头仍急急忙忙去开明邀金经理同到西门外来，见老弱已安排好，便和满娘带了我们一群儿女进城觅食。据说这天宜山一共发了三次空袭警报。迎接我们的已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因此这时饭店特别拥挤。一大群人只得到开明去要饭吃，还托一店员和王钧亮兄给龙岗园送了两客饭去。我们大批人马则到晚上１０时才来到龙岗园。
龙岗园据说是庆远民团副总指挥萧道隆的家居及后花园。我们住的是园丁房，三间，每间不到十平方米。原为开明书店租下的库房。除两张床外别无家具。幸有开明货包堆着。爸爸和兄姐们把货包抬下来平铺，就成了一张大床。其实爸爸已在城内南一街开明书店的三楼栈房租下房间，供他和几个大孩子住，但龙岗园也是他落脚之处。
次日早晨，又蒙王星贤夫妇送粥及米、菜来。患难中得好友热忱帮助，爸爸感激不尽，我却只知道有吃有睡就好，从不操心。早上起来，看见外面的花园不仅有花有树，还有假山亭台、岩石曲径，高兴得不得了。
次日爸爸进城，得知学校正在开会讨论迁云南的事。爸爸说，如真的迁校，他不打算再随校长途跋涉，他说干脆做宜山人算了。
这一路逃难，所居之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太简陋了。龙岗园热天蚊子多，大概只有外婆和妈妈新枚有蚊帐，我们不知怎么过来了。一路逃难，发疟疾是常有的事，有天天发的，有间天发的。发作时冷得发抖，盖好几条棉被。还有大便往往成问题。外婆她们用马桶，马桶是要妈妈倒的。到了遵义后，我和元草哥常常成为妈妈到江边去倒马桶的助手。在龙岗园时可能是姐姐们当助手吧。但因人太多，我们孩子们就必须自己解决。我记得我们是先就地解决在破箩筐或旧报纸上，然后自己端到某处去倒掉。不记得是住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竟用报纸包好了甩向墙外。不知墙外是否有人家，总是空地吧。真是野蛮得很。我家到桂林乡下后，爸爸总是在来往桂师和家里的途中在田野里就地解决的。有一次，他把帽子围巾等放在一旁蹲下来，被远处二男子看见，误以为是在干男女勾当，竟手持棍棒赶过来想要捉奸。爸爸以为他们要抢劫，连忙起身逃跑。那二人忽然停步，向他道歉。
龙岗园蜈蚣很多，而且很大。有一次妈妈在花园里收衣服，一条蜈蚣竟爬进她衣服里面，她觉得胸前冷冰冰的，用力一抖，抖出一条大蜈蚣来。我也曾受蜈蚣青睐。有一次在吃晚饭时，我头顶“啪”的一声响，我本能地把头往旁边侧了一下，一条二三十厘米长的蜈蚣从我头上掉到了地上。它显然是在天花板上爬不动才掉下来的。我中了“头彩”。我们都怕蜈蚣，但爸爸还要在墙上画一条大蜈蚣来给我们看，真是触目惊心！
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在龙岗园时请了浙大的学生周家驹来给姐姐哥哥们补理科，他自己教文科。我和元草哥也有幸受到爸爸亲自教我们礼仪。至今我只记得“户外有二屦，言闻声则入，不闻声则不入”这几句。还有例如给客人端茶，要用两只手端。如另一只手不方便，必须对客人说“对不起，我用一只手”。
教课总是在户外竹林下教。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简单家具，爸爸和大孩的房里也有了一张桌子。大家坐在开明书店的箱包上，傍着桌子在油灯下做功课。有时去马一浮先生留下的燕山村（后由王星贤先生居住）跟一位姓丘的女家庭教师学习。王星贤先生也教过兄姐们英文。
空袭警报时时有。起初大家只是在花园里岩石边躲躲。但有一次继空袭警报后马上发出紧急警报，而且敌机真的来投弹了。大家钻进岩石下的缝阙中卧倒。幸而无恙。警报解除走出缝阙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压死了一只癞蛤蟆。
警报太多了，我们成了惊弓之鸟。有一次街上的一排排地摊中有一人打算回家了，收起地摊，旁边的人以为警报来了，也一一跟着收摊。顿时居民也纷纷逃警报。还有一人呼唤其孩“金宝！金宝！”大家当作警报，连忙逃跑。
此后宜山又有一次警报，倒是真的。软姐抱着新枚跟爸爸满娘往野外跑，我也跟了去。遇到浙大七八个教师，一起来到一块“Ｖ”字形的岩石旁。岩石中间有很大的缝阙，但内有黄蜂窝，我们起初不敢进缝阙。但紧急警报来了，我们只好进去。缝阙中人多，爸爸便出来，一人卧倒在岩石的旁边地上。九架敌机来回四次投弹共百余枚。地面震动。爸爸说，这是他从抗战以来最大一次受惊吓。
警报解除后，我们入城看被炸情况，知死伤六七人。公园中死的二人全是出于无知：旁边有沟而不躲。我看见其中一人虽已死，但他那跪倒在地以手搭凉棚的姿势，给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死法。回家后一直想着这件事。晚上睡在双层床的上铺时，不知背朝里好还是朝外好：朝外怕一睁眼就看见那模样；朝里怕背后那鬼来袭。第二天我把这种心情讲给家里人听，却被爸爸大骂一顿，说长这么大还那么胆小！爸爸从来没有这么凶骂过我。估计他是把国仇家恨都发泄出来了。
爸爸的这幅画，生动真实的反映了抗战时学生上课的背景
事后，爸爸有《宜山遇炸记》一文记其事。他在文中愤慨地说：
这一晚，我不胜委屈之情。我觉得“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面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使空中杀人者对我无可奈何，使我不再受此种委屈。
次日，我有办法了。吃过早饭，约了家里几个同志，携带着书物及点心，自动入山，走到四里外的九龙岩，坐在那大岩洞口读书。
逍遥一天，傍晚回家。我根本不知道有无警报了。这样的生活，继续月余，我果然不再受那种委屈。……
家里分两派：“胆小派”和“胆大派”。爸爸、满娘属胆小派，几个大孩子并不一定胆小，但跟惯了爸爸，也就一起跟着去逃警报。恩狗由他们抱走。妈妈一向属于“胆大派”，也许她是为了陪伴走不动的外婆。我和元草哥也总跟着妈妈留在家里。
我虽属“胆大派”，大概出于好奇心，也跟“胆小派”们去过九龙岩。他们抬着一锅稀饭，带着点心和书，以及被单布、尿布等，一路分几个休息点，轮流抱新枚。
六十年后我和宝姐再度去宜山的那回，龙岗园虽已不存，但那条溪水还在。宝姐指给我看她洗衣服时曾掉下水去的地方。我们靠当地政府和一位叫马玲的女企业家的帮助，也寻访了九龙岩，但已荒芜不堪，杂草丛生。他们带我们上去，马玲女士的丝袜也被草丛钩破了。九龙岩的洞内有了几个坟墓，据说因为这里风水好。我深深地感谢这里庇护了一代艺术家，使他远离敌机的侵袭。
却说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二十天，终非长久之计，而时局未见好转，于是爸爸应学生欧同旺的邀请，把我们老幼６人送往宜山西北的思恩（今名环江）他大伯欧湘波家，自己和１６岁以上的三女一男留在宜山开明的租房里。教书的仍教书，读书的仍读书。
我们到了思恩，住在欧湘波家名叫“榴园”的一座小楼上。六十年后我和宝姐也去过思恩。有缘遇到一位妇女知道当年欧家的情况，便带我们去当年的“榴园”。那里已成为一个建筑工地，不过我们还是认出了那间用跳板架在灰堆上方的大厕所的原址。
那年爸爸一到思恩，第二天腿部就患横痃块。幸得欧同旺介绍一位山农，有祖传秘方，识山中草药，对跌打损伤有药到病除的功效。没多久果然痊愈了。爸爸有《病中日记》（１９３９年９月８日至１４日）记其事。
爸爸腿愈即回宜山。但时局越来越紧张。敌军在南宁登陆，向西北进攻宾阳。浙大在我们一家未到宜山时就曾打算迁云南，这时正商讨学校迁往何处，宾阳竟沦陷了！来不急组织迁校，只好“大难到头各自飞”，以贵州都匀为集合点。于是爸爸又要带领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继续逃难了。
“艺术的逃难”
这次逃难比以前困难的一点是我们家属分居两地。爸爸必须先设法叫我们思恩的人来到傍公路的德胜镇，等他们从宜山雇车经德胜载我们。那时通讯远非现在可比。我不记得爸爸给谁打了长途电话通知我们，那时一般私人家是没有电话的呀。反正我们连夜准备行装，打好铺盖，等待次日一早出发。
说起打铺盖，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大人们先把一大块油布放在地上，然后一条条被褥平铺上去，那时我们就可以脱了鞋子到上面去打几个滚。大人们自然要喝住我们。然后他们把油布从左右向内折一下，再从头上往前卷。这时我们也可上前去“帮助”，其实是越帮越忙。
全靠爸爸的朋友吴载之的帮助，次日雇了两顶“滑竿”，给外婆和怀抱新枚的妈妈坐，其余人步行三四十华里，在吴载之先生的护送下来到了德胜。我们就住在爸爸送我们来思恩时住过的那家小客栈。次日持行李去公路旁的汽车站等候他们的车子经过。满以为车子马上就会来，岂料“过尽千帆皆不是”。我们只好又回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上再来，仍然等不到。晚上，我们已经睡下的时候，爸爸忽然来了！但只有他一个人。
他风尘仆仆，一进门———啊，不是进门，因为当时内地的小客栈走进店堂间穿过一个扁扁的天井就是完全敞开的一间，供客人住宿。那几张床上不论冬夏总是只铺着一条竹席。我们裹着薄薄的棉被正在睡觉，忽然听见爸爸大声喊着“我来了！我来了！”穿过天井走到我们床边。
接着他马上向后面跟来的老板说：“快给我烫一壶酒来！”
我们让他钻进暖被窝去，妈妈赶紧给他端来洗脚水。爸爸说自己是从宜山步行９０里来的。怎么会这样芽选我们又问他“宝姐他们呢？”爸爸说：
“别急别急，让我喝了酒，慢慢讲给你们听！”
酒一落肚，再加上老板为他准备了几味酒菜，爸爸已是满面春风，就开始侃侃而谈：
“时局紧张，汽车难叫。我打长途电话到思恩时其实已托人找到了一辆车，是和浙大同事———就是黄羽仪先生家合叫的。司机大敲竹杠，１２００元送到都匀，经过德胜时接你们。到了开车那一天，我们两家一早带了行李来到约定的地点。等到上午，汽车还不来，预报球挂起来了。”
“啊呀！怎么办啊？”最怕警报的满娘不由得插嘴。
车子不来，预报球挂起来了!
“幸而警报没有来，不过汽车也没来。原来我们受骗了，被司机骗走了１００元定洋。我们只好就近找个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决定化整为零，把阿先托付给丙潮家一起带走，叫阿宝软软华瞻带着轻便的行李各自找车去都匀。”
“啊呀，他们还小呢！失散了怎么办？”对万事都担忧的满娘又插话了。
“不小了，最小的华瞻也１６岁了。而且我关照他们，谁先到都匀，谁就在车站和邮局贴条子，说明自己住在哪里。不会找不到的。这样一来，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想一个人总挤得上车，到德胜来会你们。哪里知道车没找到，倒来了个空袭警报。”
这回满娘不再插嘴，我们已经想像得出下文了。爸爸继续说：“我就往德胜的方向走。一路向开来的车招手，都不睬我。于是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走到４５里外的怀远，再找车子到德胜。可是我好不容易走到怀远，街上冷冷清清，不见人影。走出长街三四里，见一卖圆子的。问问正在吃圆子的两个兵，原来怀远正发了紧急警报！”
“啊！”大家不由得同声惊叹。
“汽车滑竿都没希望，到德胜还有四十多里。两个兵打算步行去，我吃了一碗圆子，就跟着他们走。你们看，我把这毛巾和毛线帽子塞在两只鞋子底上，用一个兵送我的绳子捆住脚，就跟着他们走到了德胜。９０里啊！我一生从没走过那么多路。”
爸爸又添了几句：
“半路上和两个兵闲谈，他们说前面有一段路常有盗匪拦路袭劫。我身上有八百多元钞票，这是我们逃难要用的啊。我取出来用破纸包好，拿在手里。万一遇到盗匪，我就把这包钞票往杂草里一丢，过后再回来找。幸亏没遇到，平安地到了德胜。”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呀？”几乎是异口同声问。
“我去区公所问了。不过上次送你们去思恩经德胜住的也是这里。我猜也猜得到。那你们老老小小是怎样从思恩出来的呢？”
“全靠你的朋友吴载之呀！他帮我们雇了滑竿，还不放心，一路护送我们到德胜呢。”妈妈怀着感激的心情说。
事后，我和姐姐们回忆起：爸爸不仅作了“逃难诗”，还萌发过写章回小说的念头。可惜没能实现。只剩下一些章回的题目，而且我们已忘了个干净。我只记得两句：
吴载之护送出思恩，丰子恺步行到德胜
我们没及时把当时记得的写下来，真可惜。不过，虽然只有这两句，至少能反映出爸爸一路不管如何艰苦，却依然诗兴很浓。这对我们不无影响。我夫妇和宝姐（有时软姐也加入）在妈妈去世后，不再有服侍人的任务了，就几乎每年出游。计划是“先远后近，先高后低。”每次回来总是作长诗，写下一路的情况。这也是受爸爸的影响啊。
好了，再回过来谈。第二天，爸爸得宜山友人来电，知道爸爸在宜山留下的我姐姐哥哥三人当天就挤上了车子，从正在步行的爸爸身旁开过。我一直觉得奇怪，旅馆里又没电话，爸爸是到哪里去接电话的。莫非又是区公所？或许是他们转达。
于是，爸爸又要考虑如何把我们这批老弱带到贵州去：外婆七十多岁，满娘和妈妈都是四五十岁，我十一岁，元草哥长我两岁，新枚出生才一年一个月光景。还有十几件行李。时局越来越紧张，警报每天两次，找车更加困难。次日爸爸带了这批老小和行李到车站，毫无希望。爸爸的头发就在这个时候急白了。
天无绝人之路。次日又带了老小和行李到车站，居然遇到一辆车子，内有浙大的学生。蒙他们帮忙，把满娘和元草哥硬塞了进去，但不能带行李。剩下我们五个老小和爸爸，还有一大堆行李，再也无法分开了。于是我们仍回旅馆，又住了几天。终于决定叫滑竿和挑夫先把我们送到河池再找汽车。好在那时人力便宜，吃饭也便宜。我们雇了四乘滑竿，１２个抬滑竿的人（因为要抬三天，必须三个人轮流抬），４个挑行李的，浩浩荡荡出发了。
晓行夜宿，三天后到达河池。河池很繁华，旅馆也漂亮。楼上一间内竟有镜台（我们好久没看看自己的模样了），还有痰盂、茶具、蚊帐。旅馆老板是读书人，竟知道爸爸的名字。因此招待得格外周到。但问起找车子往都匀的事，他也无能为力。
次日，爸爸一早到车站上去看看情况，回来说车站上一片混乱，拥挤不堪，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找车子。
再次日清晨，爸爸手里拿了一大沓钞票又去车站。回来时垂头丧气对我们说，确实有几个司机看到这一大沓钞票动了心，但有的抱歉地说车上已经客满，有的则问爸爸有几个人。爸爸打了个折扣说３个人，８件行李（其实是５个人、１２件行李）。司机好像吓了一跳，调头就走。我们看见爸爸站在窗口若有所思，但谁又帮得上忙呢。妈妈只是说了些毫无用处的安慰话。
后来爸爸在１９４６年回忆此事而写的《艺术的逃难》一文中说：
南国的冬日，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余怀渺渺，后事茫茫，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传闻敌将先攻河池，包围宜山、柳州。又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大空袭。这晴明的日子，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爸爸这样提心吊胆了几天。妈妈外婆虽也着急，因对时局不甚明了，也无法为他分忧担愁，更不用说我这不懂事的孩子了。
旅馆老板安慰爸爸说，万一敌人打到河池，他有家在山里，可以请我们同去避难。爸爸表示：萍水相逢，何以为报？老板说，可以在山里写些书画，给他子孙后代保藏。这样一说，爸爸有七八分打算随老板入山了。但还是抱着去都匀的一线希望，毕竟有家属６人在都匀等着啊。况且他们身上带的钱用完了怎么办芽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