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见爸爸同意入山写书画，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副大红闪金对联纸来，说他父亲今年７０大寿，做儿子的要表表孝心，请书写一联，托人送到山里，聊表寸草之心。爸爸当然满口答应，便到楼下客厅里去写了一副庆寿的八言联。闪金纸不吸水。墨沈堆积不干。管账的建议抬出门外到人行道太阳底下去晒晒。老板不同意，怕被过往行人踩了。管账说由他去守着。于是把对联抬了出去。爸爸自回楼上休息。
岂料一线生机就在这时出现！
老板亲自上楼通报说，一位路过的赵先生要见爸爸。说话之中，客人已经上楼。是一位壮年男子，身穿皮夹克的。他一见爸爸，就热情握手，连称“久仰久仰”、“难得难得”，是无锡常州一带口音，倍感亲切。他名赵正民，是汽车加油站站长。他说，想不到路过旅馆，看到墨迹未干的对联，是他久仰的丰子恺先生写的，赶快来访。他问起爸爸如何流落到此。
爸爸向他诉说后，这位赵先生慷慨地说，明天正好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开往都匀。车上的空位子原是送他家属的。现在让给我们先走，若有人盘问，就说我们是他家属。爸爸问他自己的家属怎么办。赵先生说，他自己是要到最后才能走的，所以家眷慢一步走不妨。爸爸连连称谢。他说晚上再带司机来。说罢便匆匆离去。
爸爸在文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他的话多分是不负责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她们空欢喜。
爸爸多疑了。这位赵先生倒是很守信，晚上果然来了，还带着司机，让他看过人数，一一点过行李。然后，赵先生拿出一卷纸来，请爸爸作画。这原本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爸爸在《艺术的逃难》一文中有一番话，道出了艺术家的心声，很有意义。如下：
我就在灯光之下，替他画了一幅墨画。这件事我很乐意，同时又很痛苦。赵君慷慨乐助，救我一家出险，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但在作画这件事说，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故凡笔债———平时友好请求的，和开画展时重订的———我认为一件苦痛的事。为避免这苦痛，我把纸整理清楚，叠在手边。待兴到时，拉一张来就画。过后补题上款，送给请求者。总之，我欢喜画的时候不知道为谁而画，或为若干润例而画，而只知道为画而画。这才有艺术的意味。这掩耳盗铃之计，在平日可行，在那时候却行不通。为了一个情不可却的请求，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疲劳忧伤之余，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勉强执行了。
我哪里懂得爸爸这种艺术家的心情。我只觉得爸爸画了这幅画，我们就能去都匀与大家相会了，爸爸的画那么灵通广大！
第二天一早，赵先生还亲自来送行。我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我记得他关照我遇检查时要把人缩下去使自己显得小些。终于下午平安到达都匀。汽车站墙壁上果然贴着先到６人的旅馆地址。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大家笑得合不拢嘴。爸爸说：
“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千杯！”
当天晚上，也就是１２月１日，全家在中华饭店吃一顿团圆饭，爸爸喝茅台大醉。爸爸总是说他只能喝黄酒，不能喝白酒，喝了白酒会便血。估计茅台是白酒中较平和的吧。
浙大同事们听爸爸叙述了这次艰难的逃难，都称颂他真不简单。爸爸说：
“这次逃难是一次了不起的‘全家旅行’。”
同事张其昀则给从宜山到都匀这段逃难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次“艺术的逃难”。爸爸在文中说：
当ｓ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细微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从河池到都匀，是要中途宿一夜的。我们宿在六寨。这是一个小镇，甚至当时只是一个村的规模。我之所以还记得它，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幕：忽然有一个长官领着一队兵士来旅馆看爸爸。那已是黄昏时分。我们那旅馆的房间照例是没墙没门的，与天井相连。１２月份，床上照例铺着竹席，而且没有别的家具。所以我们只能坐或躺在床上。看到这么多兵走进天井，我们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那队兵也宿在六寨，长官知道丰子恺在此，久仰大名，便带了部队一起来，让他们也见识见识这位大艺术家。估计事先总和爸爸打过招呼吧。只是对我们说来突然而已。
那长官先是向兵士们介绍了爸爸如何如何有名，兵士们一阵鼓掌。然后长官请爸爸对兵士们讲几句话。爸爸便操着他那杭州官话讲了一番，无非是勉励抗日并感谢他们在前方出力之类。又是一阵鼓掌。
我估计他们还是听懂了基本内容。第二天，我们就往都匀进发了。
都匀一月
我们在都匀只是临时居住，约一个月后，又随浙大迁校至遵义。
这一个月却住了两个地方。第一处时间短，是在一个凌空的楼上。上楼的扶梯也是凌空的。上面只有一个大房间。爸爸曾在一张小纸上写下“内外尽无隔，屏帷不复张……”。十一人将就住在一起。
不知为什么，我们称房东为“教员先生”。在“教员先生”那儿住了不久，就搬到另一处。
我们孩子们常用怪怪的名称来回忆住过的地方。提起这另一处，往往称为“碰头”的地方，或“贾祖璋走”的地方。
我们住在二楼，一条长走廊的右边是一排宿舍式的房间，记得爸爸住在尽头的一间。走廊上方的一排梁木很低，如不注意，一路走去要碰好几个头。为了免去碰头之苦，爸爸写了好几张“当心碰头”的纸，分别贴在一个个梁木上。
走到尽头，望下去是隔壁单位的一个操场。常可听见做操的声音：
“向左转走！”
不知是谁听了以后好奇地说；
“他们为什么喊‘贾祖璋走’？”
我们都笑起来。贾祖璋先生是爸爸的好朋友，所以大家对他的名字很熟悉。音相似，难怪听错了。
在这里，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队兵士也驻扎到这里来。连长叫呙继宗。一来就和爸爸打招呼，并作自我介绍。后来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兵士借了我家的淘箩去用，却不是淘米，而是放脏东西。满娘见了，便去讨回，那兵士不肯给。那时期，一个淘箩对我们家也是可贵的。爸爸便去找呙继宗要。呙继宗把那兵士叫来，用皮带抽他的手心。这样一来，心肠慈悲的满娘倒反而为那兵士求饶了：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说他几句就行，不要打了！”
呙继宗连长有一次和爸爸聊天，说起他那把手枪。他忽然说：“你们想不想试试放枪？我们找个空旷的地方去让你们放放。”
我们听了这话愣住了，枪这玩意儿我们从未玩过，连碰都不敢碰。两个哥哥很有兴趣，和我们一起的丙伯也跃跃欲试。于是爸爸领着一群人跟呙继宗连长到郊野找了一个地方。呙继宗连长把如何放枪的办法教了一下，然后把枪交出来任我们试放。我们都不敢放，只有丙伯想试试。但枪拿到手后终于又不敢了。
在“碰头”的住处，还有一事非记不可。有一天，我们互相诉说：“怎么这几天身上那么痒？”
有人把裤腰翻开来，竟发现了上面爬满小虫。“啊呀，那是白虱呀！”
大人们见过白虱，我们孩子们却是第一次见。于是，或用手掐，或用火烫，或用滚水煮，大家用种种办法消灭白虱。大人们猜想，很可能是兵士们身上传过来的。那时候我们生活都那么艰辛，当兵的就更苦了。
浙大迁校往遵义。我们一家当然要随校迁移。出发前，我们要在门口摆一个地摊，把家用器什全部卖掉，回收一点钱充作旅费。爸爸忙于对外的事。摆摊的事就由妈妈主管。妈妈选中了我充当她的助手。我那时已学会讲贵州话。有人来问价格可以应对。
“浪个卖？”（即：怎么卖？）
我看见有人问津，很高兴，连忙回头看妈妈，想必她会回答价格。岂知她怕难为情，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好在妈妈事先已对我讲过物品的价格，我就回答了顾客，居然像模像样地做起生意来。
遵义罗庄
逃难至今，每个地方都住得不长久，住得最久的桂林两江，也不满一年。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全家相会于都均住了约一个月，于１９４０年初到达遵义后，一直住到１９４２年１１月离开遵义赴重庆。在遵义住了近三年，所以印象较深。
刚到遵义时，我们住在“丁字口”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据说后来到那附近的浙大宿舍住过，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迁居丁字口东北郊的罗庄。在罗庄住了约一年，因离浙大爸爸教书的地方太远，又迁到丁字口西南边的狮子桥南潭巷。
丁字口是遵义这座城市的中心，后来那里曾挂过一幅抗战宣传画，内容是画敌人残杀我国同胞的惨状。看了使人触目惊心、怒发冲冠。据先姐回忆，这幅画是一位姓颜的青年画家和一个八龄小画家合作画成的。他们曾来请爸爸指导。为此，爸爸颇费了一番功夫，花了不少心血。但他不要署名。画上只署着两位大小画家的名字。
据宝姐回忆，爸爸在浙大除了教“艺术欣赏”外，还开过“新文学”课。校方为爸爸买过胡适、陈独秀的文集，供爸爸备课用。据说爸爸教课十分认真。学生的作文，他篇篇批改，连标点也不放过。文末的批语往往长达数十字乃至百余字。在浙大教课不久，１９４１年秋，爸爸升为副教授。
罗庄的主人名罗徽五，是个大财主。走起路来掌心向后，像划船一样。据说这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住在他家祠堂的房子里。三开间，中央后半间供牌位，前半间给我们吃饭，左右两间我们居住。这三开间祠堂房子造得高些。石级走下去，就像四合院一样，对面也有三开间。东西两旁各有一隔为二的一个厢房。满娘和软姐住在西厢房。这里可说是我们逃难以来住得最宽敞的地方了。
我记得在遵义不再经常听见那惊心动魄的警报声。但对面的房客喜欢哼歌，哼一些“好花不常开”之类的流行歌曲。有一次不知她哼的什么歌，声音像拉警报。爸爸满娘是惊弓之鸟，都吓得要命，几乎要逃出去了。等到发现是对面人家哼歌声，大家都笑弯了腰。
新枚本来只会“恩狗、恩狗“地喊，由此而得了“恩狗”的乳名。但在罗庄学会了说第一句完整的话。他尿床尿湿了被褥，我们雇用的一位耳聋的女工拿去洗了。我们指着空床问恩狗为什么床床空了。他说：
“姆妈聋子‘喏！’”
这一个“喏”字就包括了“把被拿去给她了”的意思。
１岁３个月的恩狗也是在这里第一次学会独自走下石级。妈妈看见吓了一跳，但负责管他的宝姐制止妈妈出声，让恩狗独自跨出这人生的第一步。
说起管恩狗，爸爸一开始就给几个大孩子订了制度，轮流负责管他。记得在思恩时，大家吃中饭，地上铺一条席子，让恩狗坐在上面，把爸爸的手杖给他，再给他一个他吃完了的炼乳空罐头，让他用手杖拨弄。我们就安然吃饭。可是恩狗不照顾我们，往往就在这时，我们闻到一股臭味，于是由当值的人把恩狗抱到厕所里去处理。
这种轮值制到了恩狗略大一些会讲话时，他常常会问：“格些嘎宁管我啊？”我们家虽然逃难在外，在家里却一直讲石门话。恩狗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谁管我啊？”可见他已发现我们有轮值制。
罗庄很大。前面是陆军大学的房子，在我家的祠堂房子再往里走，住着一些军官。不记得是什么因缘，爸爸认识了一位叫孔亚萍的军官。他又介绍了另一位叫关公侠的军官。都对爸爸很崇敬。我们要离开罗庄时，关公侠把他身边的勤务兵送给了爸爸，说是叫他“保护老师的生命”。我们后来一直重复这句话作为笑谈。
在罗庄，可以说是逃难以来爸爸第一次精神松弛下来。精神紧张时不会生病，一旦松弛，病魔就要同你算总账了：爸爸生了一次痢疾。由孔亚萍介绍一个叫汪小玲的中国籍的德国女医官来替他灌肠治疗。不久恢复健康。
罗庄的主人，我们称他罗老板的，也仰慕爸爸的书画。但爸爸不大喜欢和这种人交往。罗老板几次来访都遭冷遇。后来罗老板的母亲死了，大办丧事，送来讣告，想请爸爸去吃素酒，写挽联。那时爸爸刚好喝过午酒，见他来，连忙起身避入内室，嘴里还吟着李白“我醉欲眠君且去”的诗句（把“卿”改成了“君”）。
对于读者，爸爸绝不怠慢，总是热情地答复他们来信，接待他们来访。如果有人求字画，他就爽脆地答应，尽快画好写好给他们。
在罗庄祠堂屋前的石级上，我还有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那天晚上月亮很大，我和宝姐坐在石级的阶上聊天，宝姐突然转变话题对我说：
“你知道吗？爸爸对我说：人是要死的！”
“什么？要死的芽选死是怎么一回事？”
“死就是‘世界上没有我了’。”
“我怎么可以没有呢芽选”
“就像睡着一样，不过永远醒不来了！”
“永远醒不来？那‘我’到哪里去了呢？”
宝姐没有回答。我们两人都陷入了沉思。后来我又问了很多话，宝姐都没法回答。
这次对话使我第一次了解人生问题。由这番话可以推断，爸爸已在对宝姐灌输佛教的“人生无常”。不过爸爸显然并没有对宝姐谈过“轮回”，后来对我也从不谈轮回。我至今无法相信轮回，可能也是受爸爸影响。不过与宝姐的这次谈话，对我影响是很大的。
课儿
对于子女的教学问题，爸爸一直挂在心上，并在书面简称之为“课儿”。课儿从萍乡就开始。那时是让我们学《古文观止》。几个大孩子由爸爸自己教，我和元草哥则由满娘教，满娘教我们王勃的《滕王阁序》。只叫我们背诵，很少讲解。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这方法好。小时候背过的诗文，到老也不会忘记。至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自会领悟其意义。
我们一家念诗或古文，都学着爸爸拉调子，有点像唱歌一样。唱歌是会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我每学一个新歌，后来再唱时就会想起初学是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一读《滕王阁序》就想起萍乡暇鸭塘。
到了桂林两江泮塘岭，我们学的是“古诗十九首”等。那时我们所住的泮塘岭旁边有一座松林。我们一到那里，就会情不自禁地念起“古诗十九首”中松柏夹广路的句子。
在我们看来，这座松林很大，阴森森的。一念这首诗，我们竟有点汗毛凛凛。六十年后再到泮塘岭看到这松林，很希望再体会一下这种汗毛凛凛，但想不到发现这松林其实很小，只因当时我们人小，才显得高大而有恐怖感。
在泮塘岭，爸爸又恢复了教哥哥姐姐们英文，教过培根《论说文集》中的《论学问》（Ｂａｃｏｎ押Ｅｓｓａｙ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ｓ）。不知为什么还教过英译《论语》中“冠者五六人”一节。据宝姐回忆，爸爸还让他们背林肯的“独立宣言”。当时家里没什么书，有什么就教什么，只要是爸爸看中的。同时，爸爸让软姐教丙伯和章桂哥英文。
到了宜山龙岗园，则从浙大请了正式的家教。
前几年我和宝姐回忆起“课儿”，她说爸爸不相信学校的教学，所以宝姐到了学龄仍不进小学，由爸爸自己教。而且一开始就教《爱的教育》这本书。她记得读到其中精湛的文章和“每月例话”，爸爸都要求她背下来。
说起《爱的教育》这本书，实在值得介绍一下。作者是１８４６年生于意大利的亚米契斯，写此书时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其父为他修改。亚米契斯入中学后又添加了一些新的材料，遂成此书。到１９０４年，此书已出版３００版次。１９２０年夏丏尊先生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得到此书的日译本，一边流泪一边读，读了三天。他认为当前的教育犹如要挖一个池塘储水而一味讨论池塘挖成什么形状，却不去考虑水本身。夏先生说：水就是情，就是爱！夏先生于１９２４年对照了日英两种译本把此书译了出来，并从各国所定种种书名中选取了《爱的教育》为中译本的书名。初连载于《东方杂志》。后来夏先生让昔年的学生──我父亲为此书作了插图熏于１９２６年３月由开明书店初版，一连印了３８版。
由此可知，这本《爱的教育》确实是本好书，难怪爸爸要选作教材，让没进小学的宝姐一开始就读这本书。
建国后，１９９２年，由倪美琪及其夫董兴茂二位发起成立民间组织“爱的教育研究会”。冰心、柯灵、谢晋等名人任该会顾问。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此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多次重印。
话扯远了。我们家到了遵义后，没再受日寇骚扰，生活比较安定。在罗庄时，爸爸每周六晚上召集我们六个孩子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会上有爸爸买回来的糕点果品给我们吃。起初每次买５元，他便定名此会为“和谐会”。用石门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后来物价涨了，爸爸就买十元，并把这学习会改名为“慈贤会”。“慈贤”二字在石门话里读音与“十元”近似。从这两个名称看，爸爸即使在战乱时期，追求的还是“和谐”和“慈贤”。
在家庭学习会上，学习的内容很多。教我们学诗词古文当然也是内容之一。我现在自己看看诗词古文的书，觉得爸爸选给我们读的都是通俗易懂、内容精彩的好作品。除教诗词外，爸爸还给我们练习写作文。他先给我们讲故事。讲完后，要求我们凭记忆写下来。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记忆，又能看出每个人的表达能力。记得我在１９５２年就读于中苏友协俄文学校时，一位俄罗斯女教师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教我们的，在俄文中称之为“своимисловами”，就是“用自己的话来说”的意思。这方法很能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赤心国》就是那时所讲的故事之一。１９４７年爸爸把它加上插图，就成了一篇儿童故事连环画。题材显然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爸爸厌恶人间的虚伪奸诈，希望人人都有一颗坦然外露的赤心，诚恳待人。
在学习会上还有命题作文。有一次爸爸竟让我们写一篇搓麻将的说明书。乍看这命题有点可笑。可能有人认为搓麻将有点赌博性，写说明书则似乎与作文无关。其实爸爸看到了中国人发明的麻将是很复杂而又好玩的一种游戏，不亚于外国的扑克。只是必须四人围桌玩，难于在临时性的简陋场合推广。至于赌博性，要看人们如何对待它，扑克不也可以用来赌博吗。麻将本身无罪。至于要我们写说明书，那是因为写说明书和写作文不同，写说明书要换一副科学的头脑，要写得一看就懂，并能应用。如今扑克有种种书可教人如何玩耍，而麻将从来没有。奇怪的是麻将一学就会，世代相传总是口授，甚至有在一旁看会了的。如今爸爸要我们为它写一份说明书，真是别开生面！
提起麻将，我又想到“天九牌”这种几乎要被人遗忘了的游戏牌。我们小时候常玩天九牌。天九牌一共只有３２张，一般都是和麻将一样的硬牌，也有纸牌，不如硬牌方便。它的优点是游戏品种多，可供一至四人玩，携带也方便。在上世纪我和宝姐出游时常带着它，例如上黄山晚上寂寞时就拿出来玩。至今我家还有天九牌，不过现在越来越忙，很久没拿出来玩了。我曾想为天九牌写一说明书。数年前我在报上看到舒乙先生写他父亲老舍的文章，其中提到老舍先生竟也喜欢天九牌。我按捺不住，竟给尚未谋面的舒乙先生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天九牌的爱好以及想为它写说明书并已写开了一个头。舒乙先生回信鼓励我把说明书写下去。可是至今我的电脑里还只留着天九牌说明书的头，再也没有时间续写了。如今我们买家电或手机之类的先进科技产物来，要看懂说明书，真是难上难。说明书几乎都是写给行家看的。我总是请宝姐的女儿杨朝婴替我把说明书提炼成既简练又通俗的一两张纸，才能据此学会使用。
爸爸还教我们学八卦，并用“平求王元斗非半米”八个字来形象化地解释八卦笔画的连续和断开。
１９４０年的农历除夕，我们是在遵义罗庄度过的。爸爸叫我们在那天晚上以前各自买好规定价钱的礼物，悄悄地包好。在除夜晚会上把全部礼物编成号码，大家拿阄，按次序拆开各自拿到的礼物。这时的欢乐难以形容。不仅有自己得到礼物的高兴，还有观看别人礼物的乐趣。有的人买的礼物别开生面，令人意想不到，拆开时赢得哄堂大笑。爸爸买的礼物往往是超过规定价钱的。大家都希望得到。妈妈买的则往往是肥皂之类的实用品，不受孩子们欢迎。大孩子有时就与拿到不喜欢的礼物的小孩交换，皆大欢喜。爸爸称这种礼物为“除夜福物”。拿除夜福物的节目一直保留到建国后的日月楼时期，参加的人中增加了第三代，更加热闹。
在罗庄时，我和元草哥总算能正式入学了。他念豫章中学，我起初在两湖小学里念完了六年级，后来也进了豫章中学。
罗庄进城全靠步行。我和元草哥每天早上同一时间离家出门，却不一起走。他看见我走公路这边人行道上，他就走公路那边人行道上，如同陌路。大概他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吧。在学校就更不交往了。
记得在豫章中学时，有几个浙大学生来当老师，如教美术的华开进老师，教数学的吴兆祥老师等。他们都认识我。另有一位叫罗象贤的，是训育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在给我们讲课文中选用的爸爸所作的《忆儿时》一文时，老是把头转过来看看我，表示这就是作者的女儿。我却不喜欢他让我在班上受人注意。
还有一次上音乐课，老师也是浙大学生，我只记得他姓齐。他竞选了一首十分不适合初中生学的歌，一开头是“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彷徨在……”。歌词就不去说它，那曲谱中竟全是附点音符。全班同学都不会唱附点音符，几乎教了大半堂课也没教会。我的座位是前排的。齐老师大概听出来我唱得准，便让我一个人站起来唱了一遍，算是这堂课的这一首歌有了交代。我在节奏感方面还算可以。所以到重庆买到了京剧旧唱片后我就把唱腔速记下来供宝姐软姐和我一起学唱京戏。这是后话。
我的体育很差。在豫章中学考体育时只要求在一分钟内投入一次篮球就算体育及格。我这从未碰过篮球的人紧张得要命，一直投不进。同学们为我捏两把汗。直到最后几秒钟，天可怜见，总算让我投进了一个。
最近元草哥寄给我一本豫章中学纪念青年节于１９４１年用石印印制的刊物《豫中学生》。那发黄的纸张比如今的草纸还要差。可我们在抗战期间用的就是这种纸。所以我看见现在的纸那么好，还常常有人浪费，实在可惜。这本《豫中学生》的封面竟是爸爸画的，画题为《小松勤灌溉他日当参天》。我在里面看到了发奖名单中竟有我们兄妹得奖的记录：读初一下的元草哥名列第一，得奖学金１５元；读初一上乙班的我得奖学状。元草哥是很用功的，至于我，恐怕是看在爸爸面上凑合着给个奖学状而已。因为我小时候读书实在不用功啊。
我在那册子里看到学生名册中有张筠、张映均这两个同学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回忆。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不久前（２００８年７月）我去武汉，竟与张映均重逢而且得知张筠就在遵义，无比兴奋！还有一个同学潘玉兰来我家吃饭，可又不想让大人们知道，便叫她躲在罗庄的某处，我把饭菜端出来让她吃。小时候往往不会判断哪些行为会给大人骂，所以宁可悄悄行事。
家中的“课儿”后来曾中断，那是因为兄姐们上了大学，各奔西东。后来我们到了重庆，爸爸还办过一个家庭诗社，取名为“鸰原诗社”，据说“鸰原”二字出于《诗经·小雅·常棣》中“脊令（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句，后“鸰原”成为兄弟的代称。我不会做诗，爸爸出些简易的上联，教我如何对下联。
诸兄姐都离家后，我成了爸爸唯一课儿的对象。应该说这是福气，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感到厌烦。好的诗词文章容易上口，而且确实能引起我的兴趣。但不是所有的都如此。记得胜利后在杭州爸爸教我屈原的《离骚》，最使我厌烦。什么“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哪里背得出！爸爸看我懒惰，便用钢笔把离骚全部写在折扇上。时值夏季，他指望我每次挥扇时能读一遍。这样一个夏天下来总能背出。岂知我实在不争气，始终没把它背出来。而且那把珍贵的折扇也不知丢哪儿去了。不过，“课儿”在我身上毕竟起了很好的作用。小时候念的诗词到现在也不忘记。
星汉楼
罗庄离浙大所在的市中心大约有两公里多，爸爸嫌每天走来走去太浪费时间，便在丁字口西南边狮子桥附近的南潭巷租了熊家两间房。迁居的时间，大约是１９４１年早春。这里是两层三开间的新楼，但楼下厅屋很高，上方没房间。只有东西两间的楼上才有房间。楼下西房不记得是作何用；楼下东房后来租给蚕桑研究所所长的弟弟蔡复绥夫妇和一女一子四口之家居住。我家则租了楼上东西两间。这两间北边由一条高空走廊互通来往。这走廊下方，也就是楼梯的北边，就是我家的厨房。楼下的蔡家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
楼上的东西两房各隔为前后两间。爸爸住东房前间，子女住后间。满娘软姐住西房前间，外婆妈妈带着恩狗住后间。不过后来我们又在隔一段路的东边租下了“赵老”家的一间平房，满娘软姐搬过去住过。
那时候，爸爸本拟让我的姐姐哥哥们以“同等学历”考浙大，但按规定必须有高三文凭。当时爸爸的老友刘薰宇先生正在遵义以南的修文当贵阳中学校长，便通融让他们插入高三下学期，读半年后取得文凭。又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浙江大学，到遵义以东的永兴去读浙大一年级上学期。所以家中少了好几个人。
在熊家新屋，向南开窗可望见湘江，风景很好。有一天晚上，爸爸照例临窗独酌，但见月明星稀，与楼前流水相映成趣。他忽然吟唱起苏东坡补写的《洞仙歌》来。这首诗爸爸教过我，所以他一吟我就懂得。当他吟到“时见疏星渡河汉”时，反复吟诵此句。就给熊家新屋冠上了“星汉楼”的楼名。酒后，爸爸欣然执笔，写下了这三个字，托人去装裱成横披，悬挂在前房内。
我在豫章中学还没念完初一就患了副伤寒休学在家。那时我家已迁至这星汉楼。病愈后就靠请家教补习。后来到了重庆，靠爸爸的关系，我以“同等学历”混进了大专。这是后话。
在星汉楼，有一次我穿着“童子军”衣服（当时全国性的校服）在纸上涂鸦，被爸爸速写下来，后来又画成彩色画，题上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一首的末尾四句：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旁边题“一吟十二岁画像”，下边是“卅年七月于遵义”及图章。
爸爸在这１２岁的时候画的我，后面所题的是陶渊明的诗
星汉楼邻居蔡家夫妇的孩子，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长女佩贞那时足龄４岁，长恩狗１岁，成了恩狗的“青梅竹马”。佩贞的弟弟桂侯才２岁。我那时１２岁，成了他们的“头儿”。由于我热衷于看《水浒》，宅东有一土堆，就成了我们的“梁山”。我竖起一面小红旗，占山为王。附近有一个叫陆地康（音如此）的小友，还有房东熊筑林的两个被我们称为“房东囡囡”的儿子，以及有时也来参与玩耍的巷内两个男孩，一个被我们称为“鼻涕囡囡”；另一个品质较差，就被我们冠以“不好囡囡”的名称。我们一起玩耍，没想到爸爸在楼上看。他记下有趣的镜头，绘成一幅幅小画。也给蔡家赠送过一套。蔡家把其中几幅贴在墙上，被一位送信的邮递员叫王树本的看见了，很喜欢。他也通过蔡家向爸爸要了４幅这种小画。
星汉楼对面青山绿水，风景很美。不过常有人抬棺材经过。我们这边望得清清楚楚。小孩看见新奇的事物就要学。恩狗和佩贞竟把小凳翻一个身，插进两根竹竿，也学起抬棺材来。而爸爸竟也画了他们抬棺材的样子。这样的即景画，爸爸一共画了４７幅，也包括别处的。例如画恩狗因从小吃甜的炼乳而蛀坏了牙，拔牙齿拔怕了，以后带他去哪儿都要逃。又有一幅画恩狗不肯随父母去徐子文站长家做客，我陪着他躲在警察亭后面。谁料６５年后我竟在天山茶城三楼我和两个外甥开办的“丰子恺艺林”里见到了徐站长的女儿。真是奇缘！
其他种种好玩的事，无不进入爸爸的画中。
六十多年后，我们居然会与佩贞重逢，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佩贞买到了我和宝姐编的《爸爸的画》，通过出版社打听到了我家电话。我们激动地追溯往事。我告诉她：恩哥在香港工作，她说她也住在香港。啊，那么巧！于是，佩贞和她丈夫等人和恩哥在香港重逢了！佩贞夫妇还来上海看我。谁又料到，认识还不到两三年，恩哥就猝死了。真是“世事茫茫难自料”啊！
在去老城还没过江的地方，有一家好像叫泰来的馄饨店，我常去吃。还有一家大众服务社，三个姐姐做了一些布娃娃，请满娘画了脸，送去请他们代卖，居然也卖掉了几个。
星汉楼时期，我开始服侍爸爸写字画画。所谓服侍，其实只是磨磨墨，拿拿纸而已。有一次爸爸要写对联，叫我在他对面按着对联的头。由于桌面小，爸爸才写了三四个字就叫我“抬头”。我连忙把自己的头抬起来。
“啊呀，抬头呀！”
我便把头抬得更高。爸爸笑起来：“我叫你把对联纸的头抬起来，抬得和桌面一样平，不要让它垂下去。这样我看着上面几个字才能写下面的字。你怎么把自己的头抬起来了芽选”
爸爸笑得几乎写不下去了。
在星汉楼上，爸爸饮酒后常常拉着调子吟诵诗词。我听多了就能背。可惜没头没尾的，既不知作者，更不知题目。但得益不少。爸爸还常给我讲这讲那。讲的都是些好玩的事。例如，他说某一地方的酒店，几乎家家都在酒里掺水。有一顾客进门听见掌柜在问伙计：
“君子之交淡如何？”
“北方壬癸已调和。”伙计回答。
岂知那顾客懂得他们的暗语，便说：
“有钱不买金生丽。”说完就回头要去对面。老板说：
“对面青山绿更多！”
我听得莫名其妙。爸爸给我解释：
“《论语》里有‘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老板的意思是问伙计你掺好了水没有。北方和壬癸都是代表水，意思就是水已调和好。‘金生丽水’隐去一个水字，就是说我有钱不买你掺水的酒———”
“哈哈，我懂了！老板是说对面那家酒店掺的水更多。”
爸爸还讲济公的事。他说有一家人家办婚事，请济公去喝彩。济公便在婚礼上大声说：“老的死起死到小！老的死起死到小！”那人家气死了，用棍棒打济公。济公便说：
“那就乱死乱死！”
爸爸解释说：“本来济公是好意，让人按年龄老少次序死。被他们一打，他就说了乱死，从此人就不按年龄老少次序死了。”
爸爸说后若有所思。是的，他的两个弟弟都夭折。我的姐姐三宝、哥哥奇伟和小产的阿难都是夭折。天道真不公平！
我还记得，每当天凉快了，爸爸看一看寒暑表，就穿上夹袄。（那时没毛衣，有了毛衣后爸爸也不喜欢穿，说是捆绑在身上不舒服。）一边穿，一边总是反复地说：
“７３度着夹袄。７３度着夹袄。”那时用的是华氏。７３度相当于摄氏２４度。
住在星汉楼近两年，是爸爸作品多产的时期。他还完成了一个大愿，编绘了一部《子恺漫画全集》，交上海开明书店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出版。这套全集中有旧作，也有新作。
在遵义，爸爸交友甚广。记得他常与王星贤、黄羽翼、田德望、蹇先艾、李子瑾、王光衡等人来往。王光衡后来由爸爸改名为王质平。
我家第一桩喜事
星汉楼时期有过一件喜事：１９４１年９月７日，先姐和慕法哥结婚了。这是我们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
说起这个姐夫，我初次看见他是在初到遵义还住在旅馆里的时候。那一天，我正和小朋友踢毽子，看见两个青年男子走进旅馆来说要找他们的老师丰子恺。他们的名字是周宗汉和宋慕法，都是爸爸在浙大的学生，不过这次是初访。随后慕法哥就在我家做了家庭教师（教物理），一直出入我们罗庄和星汉楼的家里。
慕法哥在湘江对岸蚕桑研究所就职后，他的一位同事兼温州同乡陈志超先生常陪他来访爸爸。陈是一位见多识广、口才很好的人，我们星汉楼的租屋就是他介绍的熏也是他促成了慕法哥和先姐的婚姻。陈下班后常来星汉楼陪爸爸喝酒聊天，慕法哥当然一起来。据说慕法哥曾向爸爸学过两星期日文，以应付他工作上的需要。不过更多的时间是来找先姐谈情。爸爸有画专写他俩相会的事。时机成熟后，他们就在遵义的成都川菜馆举行了婚礼。
先姐结婚时，爸爸亲手为他们写了一张结婚证书。先姐已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６日去世。她的结婚证书竟一直保存着。慕法哥知道桐乡档案馆征集爸爸及其子女的资料，就拿给我，表示愿意捐赠。我一看那证书，惊喜不已。当时根本没有结婚登记的制度，而且没有结婚证书出售。所以爸爸亲手用毛笔在一张粉红色纸上写了这结婚证书。幸有这证书在，我今日才得详细记下当时的重要情况。珍贵之物，宜供大家共赏。我今抄录如下：
结婚证书
宋慕法浙江省平阳县人年二十六岁民国五年正月十九日子时生
丰林先浙江省崇德县人年二十岁民国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卯时生
今蒙
陈志超郑梅英两先生介绍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七日下午四时在贵州遵义成都川菜馆礼堂结婚恭请苏步青先生证婚宜其家室永相敬爱此证
结婚人宋慕法丰林先证
婚人苏步青介
绍人陈志超周丙潮代
郑梅英倪兰英代
主婚人舒鸿太太
丰子恺
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七日
另有一纸，供来宾签名用。前面爸爸写着两行字：
敬请签名永志光宠宋
慕法丰林先仝叩卅年九月七日。
签名者共７４人。
婚礼上，陈志超夫妇应该是介绍人，但那时他们已返回温州家乡，所以由丙伯夫妇代替。证婚人是苏步青（著名数学家）先生。女方主婚人是爸爸，男方长辈在温州家乡，就请浙大的舒鸿教授夫人代替。据元草哥回忆说，司仪在请几位主持人讲话时，别人都讲了，就遗漏了主婚人没讲。爸爸不在意，说他原本没想说话。其实第一个女儿结婚，料想他必定会有许多话要说的。元草哥还回忆说，曾指定一位来宾发言，那来宾讲话中说了“贵州非人所居”这样的话。其实他大概指的是古时候。不过另一来宾胡楚涣先生认为在婚礼上讲这样的话毕竟不吉利，所以主动要求发言，说幸有贵州这样的好地方，我们才能前来避难。
尽管是在非常时期，新娘还是希望尝一尝披婚纱的滋味。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送一条绣花被面，就拿它来披上权作婚纱。新郎则向同学借了一套西装。先姐还找了邻居蔡家的女孩佩贞做了她的小天使。是否有男女傧相，我不记得了。如果有的话，我恐怕就是女傧相，不知男方是谁。办了几桌酒我也不记得了。照签名的人数看，不会少于７桌吧。
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做小天使的佩贞忽然做了一个动作，嘴里断断续续地发出嗯嗯声。后来竟把两条腿扭在一起。最后终于轻轻地说：“要撒尿。”可怜的小佩贞！看来她已忍了很久。可是那时仪式快收尾了，谁也没去解救她。一直熬到结束。
先姐结婚后，就在外面租屋居住。后来姐夫到遵义酒精厂工作，一年多后才去重庆。
星汉楼的居民一个个走掉了。满娘和软姐也早已去湄潭了。因为软姐读的是数学系，浙大理工科的分校在湄潭。元草哥后来也去湄潭浙大附中读书。这样，星汉楼一度只剩下爸妈外婆和我。
遵义的往事纪实
１９４１年２月２日，我家迁星汉楼不久，爸爸和赵廼康（遵义耆宿，举人）、王焕镳（浙大文学系主任）等人结伴，到遵义新舟沙滩祭扫清代桐城散文名作家郑子尹、莫友芝以及曾出使国外的黎莼斋的墓。归来作画多幅，并参与编《子午山记游册》。
爸爸和满娘还带了我三个姐姐去金顶山的庙里住过几天。回来后，爸爸作了《青山个个伸头看》、《白云无事常来往》等画。料想那里风景甚好。
还有一回，我和爸爸不知去哪里，反正是遵义的郊外。回来时走得很累。遇见前面来了一辆黄包车。那时我患副伤寒刚好，体力不支，多么盼望是一辆空车。可走近一看，坐着人。不过竟是爸爸的一个仰慕者。那人连忙叫车停下，说他家快到了，要把车让给爸爸坐。客气一阵后，爸爸就坐上了车，车子调头往城里走。我跟在后面。爸爸不时地往后看那个让车的人。后来看见他拐了弯，不见了。爸爸连忙叫拉车的停下，换给我坐。大概因为父爱感动我很深，所以这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１９４２年５月，爸爸在汉口初识的好友戈宝权突然来到遵义，到星汉楼来访问。他穿的一身唐装。聚谈后，才知他当时是《新华日报》编辑。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他为了不暴露这地下身份，就扮作难民模样逃离当地，经过遵义，要到重庆去。爸爸请他到餐馆吃饭，还带我去作陪。我家很难得上餐馆请客，我受宠若惊。我记得他们两人用日文背诵夏目漱石《旅宿》中的内容。记得那餐馆叫浙江餐厅，爸爸显然怀念故乡，才选择此餐厅。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戈宝权到上海，特地来看望我母亲。２９日他来信说起遵义的事：
回想起１９４２年５月间，在一个阴雨的黄昏，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来到遵义南潭巷你们家，得到你父亲的热情接待；经过了三十多年之后，这次我又是在一个阴冷的黄昏，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上海漕溪北路你们家，得到你和你母亲的盛情款待，真有人生沧桑之感！……多少往事回萦心头。容稍空时就写我所记得的丰子恺先生的回忆文字。
写回忆文是我当时向戈先生提出的要求。遗憾的是他一直很忙，没写。后来大约是我去信催了他，１９８１年２月８日，他来信说：
……我年末会多，事忙，“文债”逼人，但要写回忆你父亲的文章事，始终记在心中。现在看到你们写的传和回忆文字等，对我能有帮助和启发，迟早总要把《忆丰子恺先生》的文字写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