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等着他寄文章来。可他一直没空写，最后得到的是他病逝的消息。
我还记得叶圣陶先生从成都到桂林，途经贵阳，惦记着住在遵义的老友，便在小旅馆里寄来了一首诗，表示思念之情。诗的题目是《自重庆之贵阳寄子恺遵义》。诗曰：
始出西南道，川黔两日间。凿空纡一径，积翠俯千山。
负挽看挥汗，驰驱有惭颜。恍然遵义县，未获叩君关。
诚挚的友情使爸爸感到无比温暖。
爸爸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期最崇敬的老师之一夏丏尊先生曾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写一封很长的信寄来。昔年教国文的夏老师在这封信里大谈绘画。他给爸爸提出了“背景与人物并重”的画法。爸爸后来说，夏先生提倡的这种画法“可说是世界绘画倾向的一个预言”。
在我们将离开星汉楼时，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８日晨，收到泉州开元寺性常法师发来的电报：爸爸另一位最崇敬的浙一师老师李叔同弘一大师于１０月１３日（农历九月初四）圆寂了。当时的电报在途竟走了５天！而且后来据妈妈回忆，那电文被邮局错写为“张一法师”。妈妈清楚地记得爸爸在窗前静坐了一会。爸爸没有惊慌，没有痛哭。他说，他的惊慌和痛哭在确定弘一大师必有一死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他知道人生必有一死，他最尊敬的弘一大师也免不了。爸爸毕竟是佛教徒。他这种思想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我也有了生离死别的种种思想准备。
爸爸在心中发了一个愿：要为弘一大师画像１００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动笔。然后爸爸照旧吃早饭，整行装，觅车子。
１９９４年我的皈依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圆寂后，我也仿照爸爸，许愿画１００尊佛像送给来信要求者。此消息在新加坡和上海一登出，马上收到了７封来自新加坡的特快专递求佛像。此后陆续来信远远超过１００人。我连超过的也都画给他们。
沙滩上的惨事
星汉楼对面是湘江，江边有沙滩。记得我和元草哥常常轮流帮妈妈拎外婆的马桶去江边洗。江景很美，有时我们顺便捡些好看的石子回来，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后来这沙滩遭殃了，成了枪毙抽鸦片人的地方！
抽鸦片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可当时大西南抽鸦片的人很多，记得在德胜给我们抬滑竿和挑行李到河池去的几个劳工竟也有抽鸦片的。抬了一段路休息时，他们就进入一家显然是熟门熟路的店里去过瘾了。鸦片真害人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去养家糊口，却在烟斗里烧掉。若要追究责任，那当然主要是贩鸦片的人，而不是抽上了瘾的受害者。当时政府明令禁烟，要抓贩烟的人。可是下面的执行者贪赃枉法，受了贩毒人的贿赂，抓些吸毒而送不起贿赂的穷人来顶罪。
记得南潭巷传来军号声，由远而近，我家就紧张起来。爸爸把星汉楼的窗户全关上，有意和家人讲些别的事以转变注意力。满娘则不断念佛。随着军号声越来越近，就有死者家属呼天喊地号哭之声，有人看见家属还拎着纸钱，准备等枪声一响就烧纸钱。最可怜的是小孩跟在后面大叫“爸爸不要去！爸爸不要去！”据说死者本人是被灌了铅粉之类的麻醉药，倒是没有号哭。最后，沙滩上就传来“砰砰”的枪声。我们家中一片寂静，就好像在为罪不该死的鬼魂致默哀。
有一次，那被枪毙的人的尸体竟停放在星汉楼西侧一棵大树底下！那是我们走南潭巷出去必经之路。我们胆小的人都吓坏了。尤其是晚上，死尸脚边点着一盏油灯，好像一点鬼火，更令人打寒战。我们白天要上街，就往东绕道。但总还是望得见死尸所在之地。
唉！以前害怕的事实在太多了。在大兴路上，我有一次独自一人回家走近狮子桥时，看见右侧岩壁上竖搁着一副担架，旁边两个抬担架的人在休息。我以为担架上是货物，哪里知道经过旁边时看见裹好的一长条下边露出两只光脚。是死人！我连忙逃。回到家里对爸爸说了，他不仅不安慰我，还给我讲了些“走尸”的故事，说是古时候要把尸体搬回家乡，用不着这样抬。有法术的人只要念起咒来，尸体就会跟着他走。爸爸讲得活龙活现，我还信以为真呢。
虽然沙滩上有惨事，但那种事发生后不久，爸爸早在日本就结识的老友陈之佛先生邀请他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是如今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当教授兼教务主任。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重庆成了临时的首都，名为“陪都”。吸引不少文艺界人士前往。爸爸当然也向往重庆，星汉楼不宜再住的想法也促成了重庆之行。
贵州访旧
不久，我大娘舅的长子徐岳英从沦陷区率眷到遵义来工作了。所以我们去重庆时，外婆由孙子接了去住，没跟我们去重庆。直到她去世前，因岳英哥打算来重庆工作，才把外婆先托人送来与我们重新相会。
说起外婆。我再讲一件小事。有时外婆由人陪着走出巷去，一路有人友善地称呼她“老太婆”，她回家后很不高兴，说这里的人怎么那么不客气，叫我老太婆。我们连忙为她解释：在故乡，称老太婆是不客气；在这里却很客气，等于称你老太太。外婆释然。
外婆腰疼，常叫我为她敲腰背；她还有胃病，经常要吃一种药片，总是由我替她去买。我也不知外婆哪里来的零用钱。家里是妈妈当家，妈妈总有零用钱给她吧。不过妈妈总有封建思想，觉得外婆住女儿家是不应该的，加之妈妈是个很节约的人，所以不会多给。记得外婆每次叫我买药时，那口袋里取出来的几张钞票好艰难好可怜似的。后来随着物价上涨，药价也涨了。我实在不忍把这消息告诉外婆。每次总是由我垫上。爸爸不定期会给我一点零用钱。
说起零用钱，我又要啰嗦几句。有一次爸爸可能有点大收入，竟给了我１０元法币，就好比现在给了小孩一张１００元人民币似的。我觉得自己发大财了，连忙带了一批小朋友到南潭巷口左首一家店里去吃抄手（即馄饨）。我这批小朋友当然包括恩狗佩贞桂侯等等在内，整整坐了一桌。
六十五年后的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我由女婿陪同，艺专老同学彭智敏由她第三女陪同，千里迢迢去贵州兴义与老同学傅世廉会面。世廉和智敏都是爸爸在艺专时的学生。世廉的第五子———当时是兴义市副市长，在贵阳相迎，款待我们住高级宾馆。次日专车直送兴义。黄昏到达，世廉已在宾馆里等我们。三个老同学拥抱欢庆，感慨万千。世廉那时８３岁。生有８个子女。真有“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之感。子女们陪同我们游玩了风景极美使人流连忘返的万峰湖和更美丽的万峰岭。１９日依依惜别，次年即２００８年初，世廉竟与世长逝！幸亏及时去看了她一面。
离兴义后，我和女婿又坐车去遵义访旧。这一路坐了九个多小时汽车（因贵阳到遵义正在修路）。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经得起长途跋涉。
一直留在遵义的老邻居蔡太太今年９２岁，身体健朗。除了我见过的子女外，后来又生下好几个，一共７子女。次日，蔡师母的次子桂侯夫妇和他的五妹陪同我先后访问了罗庄和南潭巷。桂侯当年才两岁，如今我和他“鬓发各已苍”。
两地都已彻底改观，老屋再也找不到了。罗庄只剩下这个名称，房子已不见踪影，陪游者总算能说出当时庄园的一个大致地点。本来出罗庄是新街。新街旁有座山，有一回妈妈叫我去街上买下粥的菜，我却被小友们劝说，一起上山去买地里拔起来的菠菜了，很迟才回家。大家都等着下粥菜呢。妈妈责备了我，我以新鲜的菠菜赎罪。如今山和新街都没有了，只有一条香港路。
到了南潭巷，则连熊家新楼所在的具体地点也难辨认了。潺潺湘江竟变成了一条静静的河。枪毙人的沙滩也没了，造起了林立的洋楼。在下面停尸的那棵大树更是没了踪影。南潭巷分成了东巷和西巷，中间被一条后来新建的万里路拦成两段。我总算在南潭西巷和丰乐路交汇的西南口找到了我带一批小孩吃馄饨的地方。狮子桥竟然还在，我还是不虚此行。不过搁死尸担架的地方那片岩石竟已被削掉，造了一排房子。六十五年前悲惨和恐怖的阴影早已消散，我在遵义看到了繁华和丰足。恩狗的青梅竹马女友佩贞本来约好陪我来，恩狗也曾约好陪我来。可我这次突然来到，往返于香港深圳的佩贞只好“遥控”，让弟妹们招待我们住在丁字口一家五星级宾馆的２０楼，好让我俯瞰全貌。佩贞和她在深圳的妹妹则不断来电问候，关怀备至。至于恩狗，已于２００５年先我离世，此次旧地重游，只好让他失约了。
蔡太太记性好，告诉了我一些当时的小事：例如，满娘不杀生，淘米时看见米虫也不弄死，取出来放到草地上。又如，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回来晚了，敲不开自家房门。敲门声惊动了妈妈满娘爸爸，他们先后下楼代敲代喊，蔡太太还是不醒，只得撬开插销才得进去。蔡太太直到第二天才知此事。
这回我在遵义还访问了爸爸在浙大时的一个学生名叫王质平的老先生。王先生今年８９岁。身体健朗。他１９８２年曾来上海探望我妈妈，所以还认得我。他家住在五楼，他很快就上了楼，我这个住了３０年电梯房、比他小十岁的人却爬了半天才上楼。他书案上有我爸爸的七卷本文集，还印制了三本他自己的文艺作品。我拿回家看了以后才知王先生在“文革”中备受苦难，几次死里逃生，才赢得这幸福的晚年。如今他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颇有养生之道，精力充沛。我和他谈到京剧《甘露寺》，还一起唱了一段。
总之，我此次到贵州访旧，感慨甚多，收获不少，不虚此行。
逃难最后一站──重庆
我家去重庆是分两批走的，因为听说重庆房荒严重，虽然家里已只剩四人，还是不敢同行。爸爸和我带着行李先行。妈妈带着恩狗等爸爸租定房子后才来。本来说好邻居蔡绥远先生也和妈妈一起来的。但他终未成行，我们就此分别了，在蔡先生去世以前再也没见到他。
宝姐和华瞻哥本来进浙大文科一年级，在永兴读书。后来听说重庆中央大学文科好，便到重庆考入了中大外文系二年级念英文。考入以后校方才收到浙大保送的通知，他们成绩真好！他们比我们先到重庆。起初住在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家，后来住校了。所以那时家里已只剩四人。而宝姐华瞻哥已在重庆，也是促成爸爸答应艺专聘请的原因之一。举家迁重庆，好让他们周末有个温暖的家好回来。
那时上大学学费虽昂贵，但据宝姐说，国民政府为了吸引学生不去解放区，推出了种种助学的办法。所以他们上大学，在经济上没让爸爸加重负担。而我连初一都没念完，前途茫茫，自己却一点也不担心。到重庆后，爸爸把我以“同等学历”塞进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人家都以为爸爸是要我继承他的画业才让我进艺专的。其实爸爸对子女选择专业从不干预。只是因为艺专当时的校长是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可以为我开开后门。我只记得考画时我画了一枝白描菊花，画线条时手是抖的。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艺专。
刚到重庆时，我和爸爸就住在沙坪坝正街陈之佛先生家。陈先生来重庆早，住的房子较宽。有一间通向晒台的空房可供我们住。晒衣人要穿过此房。这已是很好的条件了。厨房兼饭厅在下面。从前面的马路看来那是地下室，但那房间后面却是平地。这是重庆山城的特点。
爸爸在这里生了一次副伤寒。
沙坪坝离重庆一二小时公共汽车路程。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所以周末宝姐和华瞻哥也来陈家。我家那么多人在陈家住宿吃饭，陈师母热诚对待，毫无怨言。我们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陈家有二子二女。幼子家玄、幼女修范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现在还有往来。
１１月一到重庆，爸爸马上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是爸爸第一次举办亲自到场的画展（由别人代展不算在内）。地点是在重庆市中心的夫子池。展出的画，都是逃难中新作的山水人物彩色画，幅面约２３厘米宽，３０厘米高。爸爸说过他的画宜小不宜大。这尺寸已经比以前似信笺大的黑白漫画大多了。关于这次画展，爸爸有《画展自序》一文（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专记其事：
我生长在江南所见的都是人物相、社会相，却难得看到山景，从来没有见过崇山峻岭之美。所以抗战以前，我的画以人物描写为主，而且为欲抒发感兴，大都只是寥寥数笔的小画。这些画都用毛笔写成，都可照相制版刊印。抗战军兴，我暂别江南，率眷西行。一到浙南，就看见高山大水。经过江西湖南所见的又都是山。到了桂林，就看见所谓“甲天下”的山水。从此，我的眼光渐由人物移注到山水上。我的笔底也渐渐有山水画出现。我的画纸渐渐放大起来，我的用笔渐渐繁多起来。最初是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居然也写山水为主人物景点的画了。最初用墨水画，后来也居然用色彩作画了。好事的朋友，看见这是郑振铎先生最称赞的爸爸的漫画，题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我画山水拿古人来相比：这像石涛，这像云林。其实我一向画现代人物，以目前的现实为师，根本没有研究或临摹过古人的画。我的画山水，还是以目前的现实──黔贵一带山水──为师。古人说：“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我不师古，恐怕全在暗中摸索？但摸了数年摸得着路，也就摸下去。──如上所说，我的画以抗战军兴为转机，已由人物为主变为山水为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较繁笔，由单色变为彩色了。
其实爸爸从１９２２年就开始“暗中摸索”了。他在《春晖》校刊第４期上发表的《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和《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这两幅画，就是“暗中摸索”出来的自己的风格。１９２４年发表在朱自清、俞平伯合办的《我们的七月》上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则更发挥了他“暗中摸索”出来的风格。这幅画立刻引起了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注意。他说：
“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于是，《文学周报》上便开始发表爸爸的简笔画，并冠之以“漫画”二字。后来，常有人称爸爸为“漫画的鼻祖”，爸爸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只是“暗中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至于“漫画”，事实上在中国早已有了，只是郑振铎先生第一次把这个名称冠到爸爸的画上。１９２５年１２月，《文学周报》社出版了爸爸第一本画集，就名为《子恺漫画》。
从黑白的人物漫画到彩色的山水人物画，确实是抗战以后爸爸画风的一大转变。宝姐说，她更喜欢爸爸的简笔人物画。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现在市面上所能看到的真迹，几乎只有彩色的山水人物画。那是因为黑白简笔画都已交出版社付印，书出版后原作是不归还作者的。加之那大多是早期作品，经过八年抗战，早已毁于战火。而那套彩色的山水人物画则是专供展览的。正如爸爸所说：
以前小幅的简笔单色的人物画，都可照相铸版，展览在全国各地。现在较繁的色彩山水画，在战时却无法复制。只有裱起来，挂起来，才可展览。
爸爸这种展览，不卖原画，而是预订，展览结束后按预订的重画。这样就可以永远保留原作。这套原作始画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６年回江南前还有补充。１９４６年１２月，钱君匋先生的万叶书店有条件出版了最初的彩色版《子恺漫画选》。不过只收了３６幅。直到１９８８年８月，爸爸的方外好友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展出我带去的这套彩色画时，才完整地印制了一次。法师为这画册的名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套画展出数次也不卖，所以是爸爸的精品。于是就定了《丰子恺精品画集》这名称。
话扯回来。这次画展所得五万多元法币，１９４３年入夏前用来建造了一所极简陋的自家的住房“沙坪小屋”。
但自建房屋的事不是画展后马上决定的。起初爸爸还是想租房子。
风生书店
在陈之佛先生家住了一段时期，有一次爸爸偶然在路上遇到以前立达学园的学生陈瑜清。通过陈的关系，又认识了他的朋友周世予。周是本地人，学徒出身，爱读鲁迅作品，也是爸爸的私淑者（后来才听说他是地下党员）。他原先开一家电料行，因警察常来找他麻烦，使他终于站不住脚，关闭了店。在陈瑜清先生等的帮助下，周世予先生开了一家旧书店，叫风生书店，就在陈之佛先生所住的正街拐弯处。周老板得知我家正找房子，便邀请我们住到书店楼上。楼上一隔为二。陈瑜清先生家已在后楼住下。我家便入住约一方丈半的前楼。爸爸还为风生书店写了招牌。后来听说我们的入住，无形中对这书店起了保护作用。我们迁走后，警察局和特务又来找周的麻烦。他终于站不住脚，关闭了店。听说小说《红岩》中的沙坪书店，就是以这家店为原型的。
妈妈和恩狗就在这时到了重庆。宝姐华瞻哥他们，周末也来凑凑热闹。华瞻哥还为周老板补习英文。在风生书店，我记得几件小事。
我们买了一架留声机（即唱机），还买了一批唱片，都是“拍卖行”里买来的。那时所谓拍卖行，其实是旧货店。店里卖旧唱片时不是随你选，而是捆在一起卖的。我们想买的唱片只是京剧的。可买来的唱片里京剧没几张。杂七杂八的很多，如德国大笑、广东音乐、苏滩、大鼓等等。爸爸在缘缘堂时就喜欢上了梅兰芳的京剧。我们受了影响，也喜欢了。每次买一沓来，总算有几张京剧。如果买到缘缘堂时有过的，如《天女散花》、《太真外传》、《打渔杀家》之类，旧友重逢，欢喜之至。不过德国大笑听听，引起我们哄堂大笑，也不错。大鼓是金万昌的《黛玉葬花》，竟听上了瘾。苏滩是王美玉的，一张《活捉张三郎》，我们至今还会唱；另一张苏滩不记得叫什么名称，内有一段“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好听。苏滩这个剧种没有保存下来，真可惜了！
恩狗初见留声机，兴奋至极。他说：“我来敲！”以为声音是敲出来的。他最喜欢的却是广东音乐。唱片中间那圈是红的，他就称它为“红歌”。
在风生书店时，我买了几只小鸭来养。怕被猫吃掉，放在一只菜篮子里挂起来。谁知那猫从桌子上跳到篮子里，把几个小鸡的头咬掉了。我醒来一看，伤心极了。爸爸劝我别哭，指点我到后面山地上去埋葬了。说是山地，其实是平地。重庆是个山城，造的房子前面是平平的马路，二层楼的后间走出去是平平的泥地。
风生书店房子很矮，站在楼窗口，额上就是屋檐。那时已是四月中。有人忠告爸爸，说重庆的夏天是很热的，再过一个月，这前楼就会热得火坑似的，就算不怕热，也会发痧生病。于是爸爸又到处托人，终于在五月初找到了一间坟庄屋，如获至宝。
刘家坟
这坟庄屋在正街东头，附近有一些荒冢。我是很胆小的，每次走进走出都是屏住气奔过这一带，到了人多的地方才喘过气来。租给我们的那间屋子，也是阴气沉沉。这是三开间。中厅供着屋主家的祖宗牌位。天哪！我们在遵义罗庄住的也是供牌位的房子。那里还算隔了一道板壁。这里却是赤裸裸供在中厅，是我们必经之路。东西两间，我家住的是西间。东间已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居住。后来才知道是雕塑家刘开渠和夫人程丽娜。我和他们的男孩女孩都一起玩过。
邻居是好邻居，可房子实在差劲。四壁是泥墙，没有窗。只有一个很小的天窗，爸爸说那天窗只有３２开书本大小。泥墙倒很厚，足有两尺。因此室内幽暗阴凉。在这里度夏倒不错，只是太暗了。大人们都是要写字的呀。爸爸便请人加开了一排天窗，好像开了一排日光灯。爸爸真有办法！他到哪儿都是“改革派”。妈妈则永远是“因循派”。一切全靠爸爸安排。
这里终非久居之地。爸爸在重庆开展览会得了五万多元法币，他早就有意觅地自建住房。终于靠立达学园学生柳静的丈夫吴朗西先生的介绍，在正街西头叫“庙湾”的地方，离正街约半公里处找到了一块空地。在我们造好新房子搬过去之前，爸爸才和刘家坟的房东往来，知道了他的姓名，还知道他有一个读中学的儿子。爸爸还听房东的佣工说，房东对儿子家教很严，常把儿子吊在树上用鞭子抽。我听了就想，那儿子一定很不争气。我从未见过房东太太，料想这儿子一定没有妈妈。
我们搬走后，有一天爸爸在报上看到新闻说本地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命案：儿子毒死了老子。据说是老子重感冒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一包药粉，要他次日空腹服下。谁料儿子用自己以前腿上生疮时医生开的药粉暗中调换了。老子服了此药，四肢痉挛，不省人事，在送往医院路上就一命呜呼了。得知那死者的名字后，爸爸惊呼说：
“那就是刘家坟的房东呀！”
三天后，爸爸顶着烈日去访问刘开渠先生家。他回来告诉我们说：
“我快到的时候，看见许多人进进出出，手都掩着鼻子。我走到门口，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臭气。这种臭气，我都形容不出。就像把大便、臭屁、咸鲞、霉千张、臭豆腐干……加在一起，五味调和。我忽然想起，这是死尸的臭味！原来那家人家的亲戚为了是否要打官司讨论了好几天，就让尸体躺在中间供牌位的房内。听说还烧了好几炉檀香，有什么用！”
我们听得很紧张。都不约而同想起了刘开渠先生家。那一回爸爸终于没有进去看他们。又过了几天，听说亲戚们终于决定不打官司，把那烂得面目全非、身上都是蛆虫的尸体收殓了。
后来爸爸去访问了刘开渠先生，得知他家把通向中间停尸房的那扇门关死了，从后门进出。好在泥墙有两尺厚，倒也没有闻到臭味。但与尸为邻的日子毕竟是难过的。我家幸而搬走了。我们那房间是没有后门的呀！重庆房子那么难找，我们不可能搬迁，只能从停尸间走进走出。啊，我这胆小鬼遇到这种事可怎么办啊芽选
爸爸说：“想想在前线抗敌的战士吧！战场上尸横遍野，到了夏天，就要闻这种臭味。”
这次，爸爸没有像在宜山时那样骂我。他说了这几句话就沉默了。
沙坪小屋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房子和如今的房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一个庭院：用竹篱围起来，约二十方丈土地。房屋占其中的六方丈，坐落在西北角。房间的安排没说的，很实用，因为那又是爸爸亲自设计的。两开间，正屋隔成田字形，只是西北那间扁一点。朝向当然是南。进门就是客厅兼食堂，约一方丈半弱。后面的北房只有半方丈多一点，是家人卧室。东边前后间平分，前房是爸爸的书房兼卧室，后间也是家人的卧室。西边的披屋后间是厨房，前间也是卧室，不是后来加造的。
布置合理，但结构就很差了：用竹片做成紧密的篱笆式的墙，涂上泥，刷上一层石灰，就算是墙了。爸爸称这为“抗（战）建（国）式”的房子。外墙的石灰必须是灰色的，那是防空的要求。里边才是白的。由于墙壁太薄，夏天早上东边的太阳晒上来，东墙几乎可以烤烧饼。室内是泥地。有时可以看见老鼠钻来钻去。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厨房外西北角还造了一个很小的厕所。
周老板为了祝贺我们搬家，特地扛了一株五六米高的芭蕉送来，替我们种在花园的东北角里。他听见爸爸常念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知道爸爸喜欢芭蕉。
由于重庆多山地，院子里的泥层很薄，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之类。芭蕉倒能成长。
我们颠沛流离了近六年，如今居然有了安身之地。尽管房子简陋，却毕竟是自家的。爸爸把这房子命名为“沙坪小屋”。沙坪小屋不仅内部简陋，地点也较荒凉。四周没有邻居，只有坡岩起伏。远远望来，沙坪小屋犹如一座亭子。所以爸爸自称“亭长”。
南边望得见一排叫做“合作新村”的房子，有几个熟人住着。从沙坪小屋去正街，要走里把路。半途中是吴朗西先生家租住的砖瓦房，门口刻着“皋庐”二字。但是过了皋庐再往前走，却必须经过一排坟墓。我总是屏住气加速步伐。
穿过正街，是往中央大学的路。半路上有一家私人医生的诊所，医生姓彭。有几天，他家门口竟停着一个尸体。据说是医疗事故致死（不知是否真实），家属故意在他门口停尸。我经过那里自然又是一番惊吓。
总之，我觉得以前外面到处都是坟呀尸体呀，家里都是蜈蚣呀老鼠呀，床上有臭虫呀跳蚤呀，身上有白虱，头上有头虱……有那么多动物威胁着我们，至于苍蝇、蟑螂、米虫、飞蛾等，已不在话下了。自从回江南住进上海的“洋房”后，我摆脱了这一切恐惧，现在见了一只蟑螂也要大惊小怪了。
我怕蜈蚣蟑螂之类的虫豸，却喜欢猫呀鸟呀之类的小动物。
爸爸在重庆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叫蔡绍怀，号介如。蔡介如先生是遵义罗庄时替爸爸灌肠的汪小玲之夫汪殿华的亲戚。蔡先生除了画画以外，喜欢养鸽子。为了有别于另外姓蔡的人，我们一直称他为“鸽子蔡先生”。他送给爸爸一对鸽子。后来这对鸽子生下小鸽，渐渐繁殖起来。
我读书的艺专在盘溪黑院墙。路很远，要经过中央大学，到中渡口摆渡到对岸，再走五华里路。所以我也是住校的。有一次我把一只鸽子带到学校，在它腿上系一封信，放了它。它居然飞回沙坪小屋。
很感谢鸽子蔡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份欢乐。到１９９５年我进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时，蔡先生已经是馆员了。我经常去看望他，直到他逝世。这是后话。
在沙坪小屋时，我们还养过白鹅。那是爸爸的年轻朋友夏宗禹送的。夏先生要离开了，舍不得家养的白鹅，便从北碚把它带到重庆。爸爸亲自抱了这白鹅从重庆搭车回家，把白鹅养在院子里，一直养到抗战胜利我们要卖掉沙坪小屋时才转送给别人。
爸爸是喜欢自由的人。他在艺专当教务主任并教艺术概论，虽然难得去学校，去时总得与人周旋。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不久他就辞去了月薪１１８元法币的职务。辞职后，他高兴地说：
“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于是他就经常观察这白鹅的一举一动。
鹅的样子很高傲，像狗一样会看门，但对主人并不像狗那样亲昵。爸爸说它对任何人都“厉声呵斥”。在这旷野荒郊，这鹅给爸爸带来很大的乐趣。鹅被送走后，爸爸很怀念它，专门写了《沙坪小屋的鹅》一文。爸爸在文末说：
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
我家经常有几只野狗来，常抢鹅的饭吃。饭被狗吃完后，鹅老爷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主人供应不周。鹅生了不少蛋，家里的人皆大欢喜。寂寥的沙坪小屋中有这样一只高昂的白鹅，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
京剧迷
我是京剧迷，迷到在艺专荒废课业的程度。宝姐和软姐也很喜欢京剧。华瞻哥也会唱几句《击鼓骂曹》。恩狗小时候倒没听见他唱京戏，可到了２００４年他从香港退居回沪后去世前，有一天我突然对他说起京剧时，他竟然哼起《锁麟囊》来：
仔细观瞧，仔细选挑，锁麟囊上彩云飘……
使我大为惊讶。以前我们听唱片时他在一旁，但他脑中留下的印象竟不是我们常听的梅派戏，而是难得听的程派戏。程派戏中我就喜欢《锁麟囊》。恩狗是有音乐天才的。他是西洋音乐迷，善弹钢琴。他退居上海时已丧偶，孤独一人。我劝他买个钢琴自娱，他不肯。好在他住的地方离我家就差一条马路，可以来我家弹弹。他喜欢弹《少女的祈祷》。至今我一听见这曲子就会想起他。
我家对京剧的爱好，其实都源出于爸爸。早在石门缘缘堂时期，爸爸在买西洋音乐唱片时略微买几张梅兰芳唱片点缀点缀，不料从此迷上了京剧音乐。但当时只限于听赏，却从不去看戏。
１９４４年二三月间，我陪爸爸去长寿、涪陵、酆都旅行并举办爸爸画展，在涪陵逗留时发现当地竟有一家戏院在演出京戏。晚上无事，我们几乎天天去看。这是我们父女第一次看京戏演出，一看就迷上了。那时演出的主角是李蔷华和她妹妹李薇华。演得真好！难怪后来出了名。我们看过了全本《玉堂春》后，过几天海报上贴出《苏娘艳史》。其实我知道那就是“玉堂春”重演，可我一天不看也熬不住。我就没说穿，仍唆使爸爸去看。
回到沙坪坝后，我把京剧迷传染给了宝姐。我们两人竟在沙坪小屋东墙边扮起了京剧《梅龙镇》中的一场，还拍了照。
那时我在艺专已加入了“平剧研究团”，和柴扉、关良等老师以及爱好京剧的同学们一起唱，甚至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我第一次在学校演出的是《武家坡》中的王宝钏，同学周驹演薛平贵。我的唱腔全是从王玉蓉唱片中听来的。
后来又演过《女起解》。同学孙鼎铭演崇公道。李可染老师操琴。还演过什么戏，想不起来了，
有一次，爸爸特地来看我演出。那是１９４５年迎新晚会时。路远，爸爸就在男同学的宿舍里借住了一夜。当晚演出的有好几个折子戏（即片段）。其中有关良先生和陈佩秋同学合演的《梅龙镇》。关先生京剧迷得很厉害，但就像他的京剧画一样，只求神似。所以唱“四平调”“啊啊啊……”时，竟忘了后面的唱词。他就用“嗯嗯嗯嗯……”来代替了。这一来，竟博得了一个满堂彩。爸爸事后谈到此事总是乐呵呵的。他说：
“不是演员演的戏很有味道，因为这种客串的演员不大拘泥于程式，反而使人感到天真，自然，质朴。”
后来宝姐所在的中央大学演戏时我也去看，也认识了她的爱唱戏的同学曹永秀等。我演京戏竟出了校门，在正街到中大之间那条路上的大众剧院里和大学的一个学生合演了《投军别窰》。
沙坪坝没正式的京剧院。为了看京剧，有一次爸爸带我们到重庆去。看完戏，投宿在爸爸的崇拜者一个军人的很窄的家里，我们姊妹俩打地铺。后来才知道那是这军人的小老婆的住处。
爸爸对我们的兴趣真是够关心的。
重庆时期的交游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这三年内，爸爸游了重庆以西、以东、以北的十来个城市，并举办了个人画展。
１９４３年２—４月，爸爸带了“保护老师生命”的连新去泸州、自贡、五通桥、乐山。去乐山的目的，就是为了访问他所崇敬的马一浮先生，希望他能为弘公写传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即恩狗出生后的次日，爸爸送别马先生后，在日记里写道：
赴东环路送马先生离桂赴宜山。匆匆话别，即到医院。途中忽见桂林城中黯淡无光，城外山色亦无理唐突，显然非甲天下者。盖从此刻起，桂林已是无马先生的桂林了。
可见马先生在爸爸心中的分量有多重！等到我们举家迁往宜山时，马先生已赴乐山，在乐山大佛附近乌尤寺内的“复性书院”讲学，住在乌尤山脚的濠上草堂内了。
爸爸此行，专门写了一首关于马先生的诗，题为《乐山访濠上草堂呈马一浮先生》：
蜀道原无阻，灵山信不遥。草堂春寂寂，茶灶夜迢迢。
麟凤胸中藏，龙蛇壁上骄。近邻谁得住？大佛百寻高。
早在１９４２年春，我家在遵义时，爸爸曾托人带画去乐山展览过。马先生看了那次展览后，于３月２１日写了一首诗《观丰子恺画展》：
卧游壁观可同时，万法生心即画师。
每怪倪迂耽竹石，恰如郑侠写流离。
洞霄九锁人归远，云海千重鸟去迟。
屏上春山蕉下梦，未妨收入一囊诗。
马先生平时作诗喜欢用典故，不容易读懂。爸爸向他指出了这点，马先生便写了两首白话诗送给他。一首是：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
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另一首是：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
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爸爸非常喜欢这两首诗，一直把它挂在沙坪小屋墙上。可惜后来不知到哪里去了。另有一副对联至今还由我保存着：
藏胸丘壑知无尽，过眼云烟是等闲。
爸爸在乐山也访问了朱光潜先生。清明（４月６日）那天晚上，朱先生陪爸爸到在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朱光潜先生任教务长）的陈源先生家里，为他的女儿小滢在小册子上画了一幅《努力惜春华》。
经过五通桥时，爸爸画下了《长桥卧波》一画，并写了《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
１９４４年二三月间去长寿、涪陵、酆都，则是我陪去的。那时出游哪像如今那么奢侈。记得在长寿时，我们被安排住在长寿中学的教师宿舍里，每天吃食堂饭。每天早晨总是吃“煮捆”的鸡蛋下稀饭。就是把鸡蛋连壳煮一下，剥开来用酱油蘸着吃。我从那时起就爱上了这种吃法，一直吃到现在，一千年也吃不厌的。只是现在听说老年人吃多了不好，不敢天天吃了。
酆都早年被人们称为“鬼都”，到了那里一看，印象很不错。我们去参观了阎王殿。一进门，有一个活无常向我们扑过来：青面獠牙，两眼流血，手执破扇，把我们吓了一跳。但我们进门后，活无常就退回去了。原来只是跳跳板起的作用。阎王殿里有两副对联：
为恶必灭，若有不灭，祖宗之遗德，德尽必灭；
为善必昌，若有不昌，祖宗之遗殃，殃尽必昌。
另一副是：
百善孝当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
这两副对联都是劝人为善，做得都很巧妙。我虽然不相信“轮回”，但总是努力行善，尽自己的绵力帮困助学已有十多年。那只是自己本性所使然，并非求报。事实上我的晚年如此幸福，已经得到好报。但看见有人为善作恶未得报应，心里确实不平。这副对联把未得报应归到祖宗头上，想让人心平气和一点。人们一般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是很爱护的，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所以用这办法来鼓励世人，倒也不错。
我更喜欢这第二副对联。不必多加解释，看到的人都会首肯。
这天晚上，爸爸给我讲了许多鬼故事。
就在这１９４４年１２月，爸爸又出了一次门，这回是单身一人去。先从重庆坐船到合川，再雇“滑竿”到南充。到达南充大约是１２月１１日或１２日。南充有开明书店的代销处。爸爸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画展，于１２月１５日开幕。
在南充，爸爸认识了一个年轻朋友叫夏宗禹（名景凡），和他结了忘年之交，差点要招他为女婿。（对象可不是我啊！）那时“父母之命”是行不通了。很快就告吹。不过夏宗禹一直是我家的好朋友。他当时在花纱布管制局南充办事处工作，思想进步。抗战胜利后我家回江南时经过他老家宝鸡，认识了他的老母亲和一家人。爸爸去世后，１９８８年夏宗禹在华夏出版社出版了“四君子书”，其中一本就是《丰子恺遗作》。可惜夏先生在这套书出版后７年，因劳累过度而早逝了。
在南充，爸爸还认识了一个叫蒋阆仙的年轻人。蒋先生是南充人，但家在阆中，所以邀请爸爸去阆中举行画展。这次画展的成绩是满堂红。
从阆中经南充又去蓬溪，住在友人段虚谷家，参观了宝梵寺的明代壁画后才回重庆。回家已是一月下旬。
立达学园当时内迁到隆昌复校，由陶载良先生任校长。爸爸还是立达的校董。陶先生就邀请他去，并要爸爸在当地举办画展，由他包办一切。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５日，爸爸便动身了，这回又是只身。途径青木关时，应友人红豆诗人俞友清的建议，在那里举行了预展。６月２３至２６日，在隆昌展出了４天。
离开隆昌后，陶先生陪爸爸经内江于７月１２日到达成都，参加了国际救济会的手工艺讨论会。在成都又举办了一次画展，并为“杜甫草堂”书写了杜甫所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成都时，爸爸不知为何忽然写了一首关于我的诗：
最小偏恋胜谢娘，丹青歌舞学成双。
手描金碧和渲淡，心在西皮合二黄。
刻意学成梅博士，投胎愿作马连良。
藤床笑倚初开口，不是苏三即四郎。
爸爸从成都回家已是８月初。
在重庆的将近４年中，爸爸的交游是很广泛的。在沙坪小屋时，经常有好友来访。例如开明书店总经理范洗人、老友叶圣陶、傅彬然，他们来访时，和爸爸一起到皋庐与吴朗西夫妇饮酒叙旧。南面合作新村的沈仲九、张元善先生也常来坐坐。张元善先生来时，常和爸爸一起欣赏唱片中的昆曲。张先生听昆曲时很专心，低下头，以手撑额，闭上眼睛。爸爸事后对我说，这是好办法，别人就不会去打搅他，可以专心欣赏，这才是真正的内行。除了邻近的友人常相往来之外，爸爸每次到重庆，也总是忙碌着访问朋友。保安路的开明书店是必到之地，此外，他总要去长安寺拜谒太虚法师。太虚法师是我们的同乡人，加之他的性格很随和，爸爸和他很谈得来。爸爸还介入过徐悲鸿先生离婚的事，但没有成效。与巴金、郭沫若、茅盾等先生也有过交往。
艺专我的同学们，也常常三五成群来我家请教爸爸一些事。关良先生还应邀来我家唱过京戏，我们也唱。鸽子蔡先生的朋友陆剑南先生来操琴。
那一时期，是爸爸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一家人在逃难中最欢乐的时光。平时只有恩狗依依膝下。到了周末，在中大读书的宝姐、软姐、华瞻哥和从贵州湄潭来重庆沙坪坝读南开中学的元草哥，还有在艺专读书的我，全都回家相聚，可热闹了。每周虽然只休周日一天，不像现在这样周六也休息，可那一天真开心！
抗战时期流行一句话，叫做“领来的米，买来的肉，解除警报礼拜六”。那时有米免费发放；猪肉则很难买到。所以有领来的米和买来的肉是值得高兴的事。警报解除了，人心安定；星期六之晚，合家团聚。真是“四美具，二难并”的欢乐日子啊！
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在爸爸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出门至１月下旬回来的那次，到家才３天，外婆就与世长辞了。这回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即使让章桂哥再跑一趟，也接不回来了。
我们离开遵义前，外婆的孙子把外婆接了去住。后来贵州独山时局紧张，岳英哥一家也要来重庆。大概是由于他家子女还小，老小一起带来不方便吧，或者是因为正巧有可靠的便人吧，他们托便人先把外婆带来。那时爸爸出门未归，我姐姐哥哥在校住宿，妈妈只能叫我和元草哥到车站去接。车站到沙坪小屋颇有一段路。外婆由我们两边搀扶着走。她走到后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一吟，我走得上无气下无屁了。”
我们当时自己正当青春少年，体会不到老年人体衰的痛苦，只能把她抬得更高些，像架伤者一样把她架回了沙坪小屋。妈妈赶快安排外婆躺下。这一躺，就没有再起来过。
外婆（她名叫方宝珍）没有等到胜利的消息传来，便于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５日离去，终年７６岁。全家人跪在床前哭着为她送终。爸爸流的眼泪不比妈妈少。后来这件事传到故乡，人们说了一句乡间惯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