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婿落泪，珍珠落地。”是的，爸爸对外婆的感情非同一般。他没有封建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何况她是自己的岳母，１９３７年逃难出来共渡患难的长者。
虽然客居他乡，爸爸还是为外婆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那时通讯不便，岳英哥一家还没有闻讯赶来。爸爸便以外婆的语气写了一副挽联：
我无遗憾，但望于凯歌声中归葬故里；
尔当自强，毋须在国难时期重振家声。
这“尔”，指的是岳英哥。抗战胜利后不久，岳英哥一家去了台湾。子女都很有出息。
外婆的棺材就葬在我们去正街路过的那些坟墓附近。谁知刚落葬不久，就被盗墓。大概因为爸爸名气太响了，盗墓者不了解知识分子大多是两袖清风，以为其中一定有金银财宝。妈妈哭了一场。爸爸叫人把坟墓修复，派连新日夜守护，直到坟土干了。
胜利后，棺木由水路运往故乡。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中途要转运吧），起初要有人护送一程。这任务由华瞻哥承担。对万事都要担心的满娘再三叮嘱华瞻哥：“你上了船，一定要把鞋带解开。万一有什么情况，跳水方便些。”
外婆是崇德人。（离石门１８里。）棺木送到崇德落葬以后，据说又一次被盗墓。唉，名人难做啊，要累及岳母被盗墓两次！
终于胜利了
１９４４年的中秋，月明如昼，全家十人在沙坪小屋团聚。爸爸心情欢畅，多喝了几杯酒，没怎么赏月就睡着了。次日醒来，在枕上就填了一首“贺新凉”词：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
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
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骨肉几家有？
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
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
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
言未毕，齐摇手。
其中“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后来改为“只相思江南风物、旧时亲友”。估计是政治上的关系。因为抗战胜利的原因曾有三种说法。这里就不去评论了。
岂料被爸爸这首词说中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之夜，果然传来了我国胜利的大喜讯。全家欢欣鼓舞之余，一人一句写下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
爸爸画了很多幅《八月十日之夜》分送亲友。次年又写了《狂欢之夜》一文补叙当时情景。那一天，就连平时客客气气的邻居也到我家来讨酒吃。爸爸找出两瓶正宗的茅台酒来请他们吃。一直闹到后半夜两点钟。
当时妈妈正陪着恩狗在歌乐山的医院里治他的大脑炎，没能和我们共欢。恩狗病愈后回来，妈妈对我们说，那天晚上外面忽然放起炮仗来，恩狗问妈妈外面什么事。妈妈打听后才知我国胜利了。６岁的恩狗虽然不懂胜利意味着什么，却也和妈妈欢喜了一阵。我想，妈妈心里一定在怀念着早死了一年多的外婆了。
至于爸爸，想的就更多了。
要回江南，首先得有钱。于是爸爸又在重庆举行了第二次画展。展出地点是在两路口社会服务处。日期是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７日。因订价太低，又是一个满堂红。为什么说“红”，因为爸爸那套画只供展览，不出售。要买的人指定要哪一幅，就在这一幅上用回形针别上一个红条子，上写某某人订。满场都是红条子，共有３６０张之多。有时同一幅画上别上好几张红条子，说明大家都看中这幅画。
展览结束后，爸爸就在家闭门作画。
随后，爸爸一人去过重庆附近的北碚，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如老舍、陈望道、章靳以等。
１９４６年１月，这批画又在沙坪坝和七星岗江苏同乡会续展。每次展览，我总要去帮忙别红纸条。
路费筹措好了，可回乡难啊。官员们坐上飞机先走了。他们号称去“接受”失地，可老百姓都说他们是去“劫收”。其他有钱有势的人把长江轮船的票买走了，哪里还轮得着知识分子！这次东归，当时通称为“复员”。江南人都盼望复员。
于是我们离开沙坪小屋，迁到重庆凯旋路特７号等候归舟。这里是开明书店的仓库，两开间。由于山城地势有高低，从后门看是三层，从前门看是一层。下面四间没有窗，只能做仓库。上面两间光线好。爸爸通过开明章雪山先生的关系，已经先把忘年交夏宗禹介绍入住其中的一间，我们就住在另一间。
四川当局曾有布告：欢迎下江教师留在重庆，报酬优厚。那时我的兄姐中已有三人在重庆当公教人员。见爸爸为船票焦头烂额，重庆却友好地挽留我们，于是，爸爸再问我们是否留恋重庆时，我们就不再“齐摇手”，而是说：“还是重庆好！”
爸爸也曾考虑过：缘缘堂既然已成焦土，这里倒还有几间“抗建式”房子可避风雨。自己已没有职业的牵累，何必辛辛苦苦地带了他们回到人浮于事的江南去替他们重找饭碗。
至于我，早已把重庆当作故乡。我喜欢吃重庆的担担面和凉粉，我已经学会一口四川话。四川话和贵州话近似，所以我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去遵义时，我们那位老邻居的儿子桂侯夫妇来车站接着了我，给他妈妈打手机时，他妈妈问他我讲的是什么话，桂侯回答她说“一口贵州话”。他们对此都倍感亲切。
可是爸爸还是在念着马先生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思乡之情一直牵引着爸爸的心。他还是决心舍弃沙坪坝的衽席之安，要走东归的崎岖之路。４月２０日，爸爸托人以廉价卖去住了近三年的沙坪小屋，决心东归。
庙湾的房子刚卖掉三天，眼看不久就要回江南去，爸爸可以见到他思念已久的老师———留在上海的夏丏尊先生了，忽然接到夏先生逝世的消息！爸爸悲痛之余，于５月１日在凯旋路写了《悼丏师》一文。文中说：
我所敬爱的两位老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李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
爸爸对这两位老师的感情确实非同一般。平时经常对我讲他们的事。关于弘公的回忆，后来他都写成文章。这一回，爸爸也对我讲夏先生的事。他说：
夏先生是对世事多愁的人。他看到周围的亲友发生什么不快的事，都要真心地为他们担忧。这八年来他处在水深火热的上海，不知道添了多少忧愁。唉，听说有一个时期，他们家里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我们叫“扁担饭”的。……过这样的日子，怎能不促使夏先生早逝！这一笔账，也要记在日本侵略者头上！
我听了这番话，暗自思忖我们一家幸亏逃了出来。不然的话，爸爸一定也会遭难。因为他懂日文，名气又响。如今我们能平安地回老家去，真是万幸！
可是为了回家乡，爸爸简直和逃难时一样操心。后来他终于作出决定：“人家都走空中，走水路，我走陆路；人家东归，我先北上，然后走陇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