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书名：四书

作者：阎连科

出版：麦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

页码：380

字数：168千字

ISBN：9789861204901

阎连科的“落后”意识与成功了一半的《四书》

——评阎连科《四书》

悠 哉/文

阎连科继《受活》大飨佳评之后，又赢得2014年卡夫卡文学奖，其中包含着《四书》的打拼得来的功劳，这是无庸置疑的。阎连科每每声称：现实主义已经死亡，现在仍是现代主义畅行其道的时代。卡夫卡以其《变形记》、《城堡》等霸悍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起跑线上，其大名传到中国虽说稍晚，然后“后来者居上”，半个多世纪之后在中国燃起熊熊烈火，也未必是件坏事。试看有“日本卡夫卡”之称的安部公房的代表作《砂女》问世于1963年，与《四书》相去半个世纪了，洵然他是阎连科的一位文学前辈。大江健三郎就声称，如果安部公房活得高寿些，理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安部公房是安部公房，阎连科是阎连科，两个人的写作路数并不相同，或者说近乎风马牛不相及，他俩之所以可以撮拢来谈，只因彼此都与“卡夫卡”沾了个边。这一点，谈及阎连科《四书》的评论家普遍忽略了，很是不应该。

阎连科《四书》究竟写些什么？为什么大陆无法出版，非得靠港台的明报出版社、麦田出版社问世呢？

借用王彬彬的概括，我们试看一看——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地点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劳改农场。在这里劳改的“罪人”，原本都是学术文化界的“精英”。当然，小说中没有出现具体的年代，也没有出现“劳改农场”的说法。但这些读者自能明白。小说中罪人改造的地方，叫“育新区”，具体在小说中出现的，则是育新区的第九十九区。小说的叙述，亦真亦幻，高度抽象同时又极其具象，十分荒诞同时又异常真实。小说中人物都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姓名。几个主要人物依他们先前的某一种社会身份命名。“学者”原来的身份之一是学者；“音乐”原来的身份之一是钢琴家；“宗教”原来的身份之一是基督教徒；“作家”原来的身份之一是作家；“实验”原来的身份之一是实验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以其生理年龄命名，这就是九十九区的管理者“孩子”。阎连科别出心裁，把这九十九区一百几十号文化罪人的管理者设置为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孩子并且是这里的惟一主宰者。

小说以《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新西绪弗神话》四部分组成，故称《四书》。

以上概括没有偏离原作，引述到这儿也就够了。

我们来就此集中作个解读，涉及小说的其他问题。

一、小说取名《四书》的含义

该小说的怪异命名，让我们立即联想到中华民族的正统经典“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很明显，阎连科学习乔伊斯《尤利西斯》等的做法，“戏仿法”。纳博科夫《洛丽塔——鳏夫忏悔录》等套用西方“忏悔录”（如奥古斯丁、卢梭等的书名），卡夫卡借用古罗马《变形记》的书名，巴塞尔姆《白雪公主》借用格林童话《白雪公主》的书名……成就了各自己文学事业。这一回，阎连科又来了。至于四部书穿插交替出现，这在西方也不新鲜：德国18世纪作家霍夫曼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就设想两部作品的页码在印刷时给扯乱，导致叙述也混乱了：一会儿讲这个，一会儿讲那个。阎连科的先锋勇气还不够：他毕竟标注得清清晰晰：第某章出自《天的孩子》，第某章出自《故道》……生怕读者读不懂，理不清故事的头绪。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普通读者不屑于耗脑浆去读这种实验小说，专业人士唯恐作家低估了自己的智商，希望作家的叙述越前卫越好，越实验越好，越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拉开距离越好。试看乔伊斯《尤利西斯》整章去掉标点符号，试看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模仿白痴的思维叙述故事，试看列昂尼德·茨普金《巴登夏日》、贝克特《马龙之死》和托马斯·伯恩哈德《历代大师》等近乎不分段落的冗长叙述和内心独白，阎连科的《四书》尽管也耍叙述技法的花招，可是仍然花招得不够原创，仍然花招得不够大胆，呈现出一种“落后”意识。创意是蛮好的，只是格局忒小了，稍嫌浪费了这个极佳的创意。惜哉！惜哉！

再看《四书》题目与内容的关系，也呈现“不匹配”之感：“四书”之命名，由南宋理学家朱熹首先提出，他将不同年代的先秦儒家典籍创意地整合在一起，构成一部“新著”。从其跨越的年代看，百年之隔。朱熹的气魄不可谓不大矣！阎连科的学问比起朱熹自是捉襟见肘，奈何兮？他的戏仿性的长篇小说《四书》，年代拘囿于勾勒出1957-1960这几年，比起鲁迅《狂人日记》的“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还缺乏历史纵深感。换言之，也体现一种“落后”意识。余谓阎连科“成功了一半”，诚不为过矣。

二、几个主要人物依他们先前的某一种社会身份命名

这种命名人物的办法，也体现出“落后”的意识：卡夫卡将主人公命名为“K”，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将主人公命名为“大师”等，已经屡见不鲜了。《四书》也是花招得不够原创，花招得不够大胆，呈现出一种“落后”意识。

三、何谓“天的孩子”？

解读好“育新区”九十九区的管理者“孩子”，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由“孩子”的出场，可以勾唤起我们哪些文学积忆呢？

《圣经》里的耶稣曾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凡要承受神恩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中国古代称皇帝为“天子”（老天爷的儿子或嫡长子）；老子鼓吹“复归于婴儿”；李贽鼓吹“童心说”；鲁迅呐喊“救救孩子”；文革年代“听党的话，做毛的好孩子”，等等。

如果《四书》里的孩子果真是心灵纯真的“天的孩子”，满足了老子、耶稣、李贽、鲁迅等的期待，那自是再好不过的。遗憾的是，现实是无比残酷的：毛会利用红卫兵来搞“文革”，江青则利用红卫兵来搞“揪斗”甚至“武斗”，纯真可以被政治绑架，干出血淋淋的反人类的畜行来，可见理想不等于现实，呐喊终究沦为一场笑话。最后“孩子”努力了经年，带着学者的“血麦穗”和“书稿”（即《罪人录》）来到了北京，他终于见了世面，也醒觉过来。“孩子”长大了，明白了骇人的封闭社会的人情事理。回到“育新区”后，他毅然将带回的铁五角星和口粮分发给饥寒交迫的罪人们，让他们各自寻找出路，自己则钉死在布满红花的十字架上。

这又象征什么呢？从梅什金公爵沦为“病基督”到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再到霍尔顿渴望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最后却进了精神病院，再到《四书》里的孩子吊死于十字架……小说近百年的发展，绕来绕去还是拐进一条绝路：人类的出路，耶稣安排得好好的：像孩子学习才能进天堂；朱熹诠释得清清楚楚：恪守儒家经典《四书》，以此作为行为准则和修身目标吧！李贽也设想得很美妙：回归“童心”吧！执政党也规定得了然：“听党的话，做毛的好孩子”……可是，可是，结果呢？无论动机多么善良，无论构想者如何绞尽脑汁，一切努力的一切成果终究化为乌有了！就像宋江私自放跑国家的罪人，就像辛德勒背叛了纳粹党，负有监管职责的“孩子”辜负了上级的期待并以上十字架了局。惨兮哉！耶稣上十字架是替人类赎罪，可是人间罪恶仍旧那么多、那么多，多到赎也赎不完。

四、关于《新西绪弗神话》

或问：这个孩子的英雄之举，与西绪弗荒诞的推石之举，二者可等同视之乎？阎连科回答不了这难题。加缪的哲学杰构《西绪弗神话》有原创价值，阎连科只能再度戏仿，“胡抡”（莫言的术语）出一个《新西绪弗神话》，相当于“反其意而用之”，讲一则“怪坡”的故事。疏于哲学运思，这是阎连科的一个弱项，或曰他的软肋。阎连科的“落后”意识，囧囧然、迥迥然凸显了：傅佩荣将加缪的《西绪弗神话》写进了《西方哲学与人生》第二卷，试问哪个学者肯将阎连科的拙论写进哲学史里呢？“原创”与“仿作”之高下，于此可立判矣！

写实主义地处理“三年社会灾害”的题材，过去有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等，近年有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和《遍地月光》等。写“人吃人”，上述书中就有，不算骇怪。叫人骇怪的是，阎连科《四书》里“人血种麦”的变形方式。过去中国人有“割股疗亲”的愚忠蠢孝，如今编造出个“人血种麦”的神话：“哈哈哈……越编越离奇啦！这还不该得诺贝尔文学奖么？”

也可能，诺奖评委因此青睐阎连科及其《四书》，某年忽然宣布他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有丰赡的创作实绩，又有理论著述《发现小说》等，难道还不该获奖乎？

悠哉不反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莫言都获得了，他凭什么不该获得？那么多非并多么伟大的西方作家或非西方作家都获得了，他凭什么不该获得？因此，我支持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仍然要说：“人血种麦”的写法，在庄子、曹雪芹、蒲松龄、卡夫卡、博雅赫斯、布尔加科夫、安部公房、马尔克斯……之后出现，也不算多么稀奇。

五、关于“寓意小说”

有人将《四书》归入近年来盛行西方的“寓意小说”里，例如王彬彬就称阎连科“用寓言式的手法建构了一个悬浮的世界来装置他的文革世界”。这概括有个错误，因为他处理的题材，并不严格对应于文革世界，而是文革之前的岁月，即1957-1960年左右。用阎连科自选的高帽子，则叫“神实主义”。不管是“寓意小说”或“政治寓意小说”也好，也不管是“神实主义”或“神话现实主义”也罢，反正先扣上一顶帽子再说。所谓“寓意小说”，已经冒出很多了：奥威尔的《1984》、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甚至庄子《起死》、陶渊明《桃花源记》、曹雪芹《红楼梦》、蒲松龄《黄英》、张天翼《鬼土日记》、老舍的《猫城记》（戏仿《格利佛游记》）等，都可以列入吧——中含“反乌托邦”小说。利用某种观念来写小说，中外历史都很悠久。将阎连科《四书》搁到其中，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譬如，拿场景来说吧：庄子虚构的“无何有之乡”、陶渊明虚构的“桃花源”、曹雪芹虚构的“太虚幻境”，难道会逊色于阎连科所虚构的“育新区”吗？

六、再谈孩子“钉死在布满红花的十字架上”：取媚西方

就像有人质疑《红楼梦》续书里，贾宝玉“披着一领大红猩猩的斗篷”向父亲拜别：出家就出家嘛，像弘一法师那么素朴蛮好的，何必打扮得这么抢眼呢？悠哉的质疑也在于：孩子自杀就自杀嘛，何必惹眼地在十字架上布满红花呢？那是好玩的事情么？换了卡夫卡，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写的。譬如《在流刑营》里，那个将脑袋置于杀人机器下的官员，就冷静地、质朴地这么做了。

再则，中国民间以信仰佛教为主，韩国、日本等也如此。金基德导演的《春夏秋冬又一春》，老和尚就采用自焚，术语叫“涅槃”，而不玩什么“上十字架”的花哨。反观当代中国作家，偌多急盼拿个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眼珠子贼贼地凝眺着西方汉学家，尤其是瑞典汉学家。心态既如此瞻仰，执笔就难免阿西矣！

或问：何谓阿西？

答曰：阿谀西方汉学家之略称也。

譬如讲吧，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主人公读的就是法国作品，而不是《源氏物语》、《罗摩衍那》之类的。莫言的《丰乳肥臀》出现瑞典传教士，范稳的《水乳大地》出现法国传教士，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乃刻意为之，以取媚西方耳！阎连科《四书》里出现“宗教”，结尾处那孩子“钉死在布满红花的十字架上”，也是刻意为之的，留下“取媚西方汉学家”的又一枚话柄，而且是超级的重磅型。世界有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更有许多小宗教或小教派，如犹太教、东正教、韦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拜火教……为什么阎连科径直在“宗教”与“基督教”之间划等号呢？明摆的，这不是取媚西方，讨好欧洲汉学家吗？

再说呢，成人耶稣33岁才上十字架，却被阎连科篡改成小孩子上十字架。这一蛮干，是否带有恶搞西方宗教的意味？在讲解康德的实践理性时，傅佩荣教授说：“小孩子虽不知道，却仍照样行动，虽不知规矩，他仍要去做，好像有某种力量在推动一样；所谓的不知道规矩，只不过是他的规矩还没有系统，或是他的规矩与大人的不同，但他有时对某些原则的掌握比大人还坚定，只是不知为何要这样做。”很显然，阎连科人为地“把杭州当汴州”，把个中国小孩子拔高成聂赫留朵夫公爵或梅什金公爵了。

倘若西方世界的汉学家不买阎连科的账，为此纷纷摇头，纷纷撇嘴，纷纷蹙眉，纷纷抨击，纷纷睚眦，也毫不令人诧怪；他们气得七窍生烟，愤得鼻息轰雷，亦在情理之中吧？总之，阎连科考虑失当，“偷鸡不成蚀把米”，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成功。他很可能将热脸贴到了他们的凉屁股上——嗟呼，丢老脸！好没志气！好没出息！

七、关于《四书》的语言

《四书》的语言很偏离，刻痕着《圣经》的深刻影响，这一点评论家都谈到了，叫好者与诟病者兼有之。

悠哉以为，实验小说，其语言不能不是实验的。普通读者读来古怪，难以接受，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种作品很阳春白雪，前卫得有时叫人难以卒读。“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作家有自己的语言追求，这没什么不好的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今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读者对《四书》的语言认可度不高，也许过了几百年后情形丕变，会得到热烈的捧彩，谁又能说得准呢？悠哉给出“成功了一半”的评语，恰好是对《四书》语言成就的一种拿捏，准确且精当。

阎连科把自己称作“写作的叛徒”，《四书》的极大勇气在于此，其局限也在于此。真正的文学大师不仅懂得当好一个文学叛徒，更懂得如何甩掉文学前辈（包括卡夫卡、安部公房、马尔克斯等，也包括陶渊明、曹雪芹、蒲松龄等）遗留给他的那根无形的文学拐杖。不仅他自己须孤独地奋身独行，而且拓曳出一条影响后人的创作新路，既光大文学前贤，又启迪文学后辈。例如，杜甫就极大地影响了“元白”的“新乐府运动”。再如，卡夫卡就影响了萨特、加缪、安部公房、马尔克斯等晚一辈的文学大师。

设若阎连科果真能成就一位文学大师，百年之后他究竟能影响几个中国作家呢？他能否跻身于西方文学大师行列而略无惭疚呢？

鲁迅曾讲：“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幸亏悠哉并非恶意的批评家，因此挥毫写下这篇评论，怀着十分的快意。基于阎连科的创作勇气和实验精神，中国文学大师悠哉乐意将《四书》推荐给中国潜作家协会，由其授予他第七届“悠哉文学奖”。

2015-11-4

序论

屈辱的救赎

——论阎连科的《四书》

蔡建鑫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做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戥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比比看〉

上个世纪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跃进」，「大炼钢」。期间，中国政府要求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群众一心一德，全力争取在五年、十年之内「闯天闹地，超英赶美」。然而人有多大胆，地未必有多大产。人谋机关算尽之后，天道不亲，中国政府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冶炼钢铁，大家一起来。铁矿贫瘠，于是家家户户捐弃大小铁器，无论新旧好坏。燃料缺欠，于是砍伐大片山林以为薪火，导致水土保持失调，种下日后天灾苦果。炼钢炉不足，拆除古迹砖块搭建土炉，遗产文物怎能不为「钢铁元帅」服务？土法炼钢化无为有，化零为整，不求技术质量，只求速度数量。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钢铁就这样炼成了。

沉甸甸的土钢毕竟操演落实了动员口号：「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然而，真正想不到的不是土钢的质量欠佳，而是土法炼钢的副作用惊人。最为直接的是，全民动员采矿炼钢，农业收成因而荒废。再加上收获粮食分配不均，中国于是迎来「大跃进饥荒」，或是官方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人祸天灾连环套，估计有数千万的中国人民因决策问题以及粮食短缺而成为饿殍。

大跃进的历史当然没有白纸黑字整齐清洁。上述的段落，太过简短，不可能办法反映千万人民创痛酷烈之一二。阎连科最新的长篇小说《四书》以大跃进为故事背景，他必定有所感慨，有话要说。但话要怎么说？这话能说吗？

毛曰：「不可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饿死人的事情是触碰不得的禁忌。就算是八〇年代末至今，改革开放以后，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也依旧是危机四伏的领域。当代小说家如莫言，余华或有迂回触及大饥荒议题，但非情节发展主线，没有掀起争议。阎连科选择以《四书》正面攻坚，是不懂得明哲保身，趋吉避凶的道理？还是历劫归来之后的感情升华(catharsis)？且无视写作背后的葛藤，熟悉阎连科的读者，想必清楚他案底丰富，或许不会惊讶他再次小说大事。

一九九四年《夏日落》写军人的沉沦与自杀，二〇〇五年《为人民服务》写革命军人砸毁破坏毛泽东圣像来升级性高潮，乃至二〇〇六年《丁庄梦》刻画河南艾滋村的「血灾」，在在让读者见识到阎连科冲击话题的能力与能量。上述三部作品遭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查禁，作者本人也因此成为严格审核的对象，所遭受的压力不在话下。他曾公开在访谈里提到，他在送审之前会先自我检査。由此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目前大饿荒的前因后果尚未完全解秘的中国，直接挑战不可说的《四书》必定是一本尚未出版，已然消逝的传奇禁书。

一、

《四书》的内容虚实交错。纪实的时间背景是大跃进大饥荒，虚构的地理空间则是在「罪人育新区」。「九十九区」在黄河南边四十几公里的地方，「共有一百二十七个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读书人。」在育新区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期待太过陈腐，只有体力劳动才能见证存在的价值。阎连科笔下的育新区有独特的风光和历史，「就像一棵老树上的疤，最后成为了望着世界的眼。」读者看它，它也不客气地回看。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中国急欲快速跃进发展产业，有来自前苏联的刺激影响。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旅伴」(sputnik)，震惊全世界。同年十一月三日，「旅伴二号」(sputnik Ⅱ)再接再厉，顺利登空，确定人类进入太空时代。我们记得晚清时期的热气球升空，打开了小说家，政治家长久以来平面的文化想象。人造卫星的成功更是打开了宇宙视野的门窗。立体思维陡然开阔之后，人的志气也变得更大了。有了卫星，「闯天闹地，超英赶美」不再只是口号，而有了确切的依归实践。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将不断向上提升的「丰产新纪录」比喻成卫星，开了浮夸先例。一时之间，各地方的亩产都成了卫星，高上了天。于是「放卫星」一词延伸了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军备竞争的含义，转而指涉中国境内各地方之间「爱国爱到亩产十万斤」的浮夸竞争。

《四书》不指名道姓，不直接批判领导浮夸灌水，但其情节安排处理，在在暴露了丰产的不能，「疯」产的可悲、可怜、可笑，以及突出了罪人们回家的想望。「九十九区」的领导「孩子」去了县上报告产量接受表扬。在奖品——锄头、铲子——的诱惑下，各个地区争先恐后夸下海口。「人就疯了报。报五千。又一万。有人勇猛亩产五万斤。」县长于是灵机一动让天上飘红花，「那红花，让你报多少，你就报多少。」这语言具说唱特色，下文当再论及。想要奖品的「孩子」回到区里宣布上报亩产一万五千斤。「九十九区」的罪人，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之外，「孩子」模仿上级，剪了许多小红花，作为奖励。听话的，得一朵小红花，五朵小花换中花，五朵中花换大的五角星。得到五颗大的星，罪人再造成新人，可得赦免回家去。

好景不长久，群众抢花的狂欢，红花五星的喜气很快地灰飞烟灭。「孩子」下令全员搁置农业，全力大炼钢铁。炼钢原料不足，「孩子」的「黑沙炼铁术」可以搞定，但是炼钢所需要的木柴，没有办法一暝大一寸。再者，炼钢「不能用那软火柔柴烧，必须用那最硬的枣木、栗木、榆木火。」育新群众只得大伐山林，所有的硬木家具也必须为国捐躯。「九十九区」因为「黑沙炼铁术」成为重点模范，然而「孩子」上报那亩产一万五千斤的目标终究没能达成，只能动手动脚鱼目混珠，朦骗上级检査。

大炼钢铁的荒唐阎连科写来中规中矩。虽然其中或有部分惊悚描述，但整体而言只能算是为《四书》下半部的大丑怪大荒诞做准备铺陈。小说真正攫取人心的部分由第十三章的〈大饥荒（一）〉开始。报高亩产就得多缴交粮食，没有粮食可缴，便开始「反瞒产私分」，强行搜刮一切私人存粮充公。每人每天一两红薯粮，虽然「饿不死，也决然难活成。」到后来粮食更少了，育新区的罪人只好烙「泥土野草饼」充饥。泥土吃多了排便不顺，只能「你拉屎时我爬在你的屁股上用筷挖，我拉时你爬在我的屁股上用筷挖。」这些画面饱满但令人无言以对的光景，阎连科写来似乎无动于衷。我以为他的冷酷异境/意境是要说，在身体机能被饥饿寒冷推展到毁坏界限的时刻，什么敦厚儒雅和委婉矜持都一文不值。的确，在生死交关之际，哪里有多余的闲情逸致，谨小慎微地纡解郁结？想活命就得有进有出。不过他们哪里知道生理机能的交易困难，其实远远比不上现实生活中交易的不可能。上边有粮不准发放任凭腐烂，但公告的理由却是「国家有难了，是被外国人，西方人，勒了国家脖子才饥馑大饿的。」这何其讽刺！

饥荒发生在冬天，冷与饿同样让人难过，没了柴只能焚书取暖。冷的唯一好处是让饿死的尸体不至于快速腐败。冻死饿死的人多了，活人没力气安葬，也只好与成堆的死人同室共寝，不久也就见怪不怪。这时有人发现尸体少了，恐怕是有活人靠死人谋生。次数多了，大家也就心照不宣。鲁迅的狂人发现中国自古以来的仁义道德就是人吃人的盛宴。狂人阅读里的古书满纸仁义道德。所谓的古书还有什么比「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仁义道德更经典的呢？对照〈狂人日记〉，《四书》里的人吃了人然后自杀的情节，实在更发聩震聋。尽管故事内容历史语境不尽相同，阎连科呼应了鲁迅，二者都对彼时彼地中国的病理做出一番望闻问切和批判。当然最大的差异在于鲁迅的狂人为虚构寓言，而《四书》里的人吃人则是有史实的凭依。

《四书》以「九十九区」的领导「孩子」的壮烈牺牲为高潮。「孩子」死后育新区幸存的人们踏上回家的路程。在路上，他们遇到先前收集五颗大红星成功还乡的人，正带着村人往育新区走去。跟着他的人群说：「听说这儿地广人稀，春季间万物花开，有吃不完的东西啊。」这是家的无所不在？还是无家可归？阎连科作品中，历史与乡愁的鬼魅，不断盘桓未曾离去。例如《风雅颂》、《日光流年》、《受活》等等都处理了乡愁，也试图排解一种回家的冲动。然而作者早已透过「九十九区」的命名暗示读者，所有的贸进，所有的跳跃，或许都将九九还原，回到土地。育新的过程，返乡的旅途，创伤的复原除了长长久久，还有可能百里九十功亏一篑。

二、

书写「创伤」是现当代华文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目。如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以及期间的大饥荒，中外学者多有著述。不同于传记、回忆录、历史研究等等此起彼落的爆料质疑，小说家并不特别考掘创伤见证与历史秘辛。凭借既有的材料，小说家擅长加油添醋，请君咀嚼悲伤况味，提供另一种涕泪飘零的面相。然而《四书》里的饥寒交迫，同类相食，尽管难以置信，恐怕没有生还者的见证来得骇然。我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严密监视还是发挥了功能，阎连科还是手下留情了。

阎连科来自河南，他的大饥荒描述或许以河南的「信阳事件」作为一个蓝本。信阳地区是河南当时放卫星的冠军，所承受的后果也相对地严重。「反瞒产私分」的时候，官员搜刮民脂民膏，若有不从便酷刑伺候，人间一如活地狱。对比评论家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的内容，阎连科的小说并没有真正触及这段痛史的核心。但我也必须要说阎连科是懂得说故事的人，他宁可放掉更为膻色腥的线索，也不愿降低文字技艺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阎连科对小说家本分的看重。

从反证历史和创伤书写的观点出发，阎连科笔下独特的人间风物，时代意识，令我想起余华、残雪和阿城三位「小说文革」的作家。余华和残雪两人以诡异的人物情节，暴烈的角色行动，重新铭刻了文化大革命的伤痕。如果说阿城笔下的村姑矿夫，脱胎自他早年下乡插队的经验，那么来自河南乡下，家里世代务农的阎连科，他的「乡土特质」或曰「草根性」以及他对农民的关怀想念则更是浑然天成。早期阎连科以军旅生涯为题材，虽有斩获却总未能引起太多关切。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他将目光转向生长于斯的民间土地，描绘世俗的泼辣，生命的疾苦，才真正入了评论家法眼。阎连科一方面有不逊于余华、残雪的怪诞狂乱，另一方面有阿城的世俗「野气」。从底下的两部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阎连科将这两种难以把握的特质化为己有。〈耙耧天歌〉写一个母亲为了「救救孩子」采取了最为激烈的手段。先挖出亡夫的骨头作为药引，再安排熟人在她自杀之后，将身体切割喂食孩子们，好彻底疗愈他们的疾病。更可怕的是母亲竟然回光返照告知子女说，现在你们知道如何治愈你们的孩子了。〈年月日〉里描绘一个村庄的老人如何以自己的肉身作为肥料，让他的玉米长得像大树一样高。村人在老人过世之后才发现玉米的根紧紧缠绕着髑髅头，成为其不可剥离的一部分。这些令人惊叹的文字意象在《四书》中都重新出现。育新区的一个罪人「作家」为了种出如玉米穗般的麦穗，竟然割腕以自己的鲜血喂养作物。要收成的时候却被人偷走了。为什么偷？是谁偷的？有待读者阅读发现。

阎连科是我所阅读的当代中国大陆作家里，甚为努力用功的一位。他写作不辍，在作品中不断超越自己。不管是从题材，语言风格，或是叙事形式来说，阎连科九〇后期以来的五部中长篇都可以看出他求新求变的用心。《日光流年》的叙事时间在倒叙中顺叙，提示了一个新的疾病书写的政治与诗学。代代相传的「喉堵症」虽然无法痊愈，但是在倒叙中似乎也获得了某种延宕。当然伴随的风险是，愈合（或还没愈合）的创伤也必须不断地被刺探戳破。《坚硬如水》的「毛腔」，利用不堪的情欲重新演绎革命语录中崇高的名句，读者惊艳之余也不免为作者惊险的处境捏把冷汗。果不其然，接下来的《为人民服务》以毛泽东的圣像与毛知名的口号「为人民服务」替革命军民的偷情背书，直接刺激社会主义的敏感神经，孰不可忍。严格来说，这本中篇写得不算成功。人物刻画没有情节相似的《坚硬如水》来得细腻，语言也嫌粗糙，但是成为禁书之后反倒在民间流传甚广。在下一本小说《受活》里，阎连科话题一变，转而关注残障人士面临的种种不堪。如同评论家刘剑梅精辟指出的，《受活》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中国怎样崛起以及中国崛起的副作用为何。在这本小说里，阎连科稍微触碰了大跃进的题材——「红灾」，「黑灾」——但他此时关怀的目标是，在党国机器的压迫下，民间如何保持活力声音，不断地以「絮语」——一种河南方言的「碎碎念」——介入大叙事的主旋律。《受活》为残障/健全（「圆全人」），疯癫/文明，野史/正史，和谐/不和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城市/乡村的多重喧哗提供了一个傅科式(Foucauldian)的辩证考察。《丁庄梦》透过孩童鬼魂叙述了家族崩解与村落消弭的来龙去脉。种种议题如乡土血泪的斑驳，地缘政治的复杂，家庭氏族的伦理，透过天真的，若即若离的，非批判性的儿童鬼话反倒获得批判的力度。《风雅颂》写学院的政治斗争，写知识分子的虚伪腐败，写回归精神原乡的旅途，写大学教授历经妻子外遇逃离精神病院回到家乡之后，为幼齿妓女讲授《诗经》的过程，引人深刻反省。故事里的大学北京「清燕大学」（清华、燕京大学？）与主角杨科（阎连科？）教授的命名，似乎宣扬了小说影射隐私的功能。《风雅颂》可观可群，是兴是怨，凭由读者人肉搜索或对号入座。

台湾的读者囿于成长背景，语言运用，乃至生活经验的不同，或许不能一见如故。但阎连科本事之所在即是跨越地域风土的差别，提示读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上述作品或有参差，但可以从中读出阎连科求变心情的激切。他不投市场所好，也不宣传某种个人道德的判断。他的叙事枝枝蔓蔓或许见证他自我检査的纠结。在小说内爆的临界点之前，他每每可以悬崖勒马，化危机为转机，让故事得以继续下去。从目前的成绩来看，阎连科应该不至于成为张大春式的「大说谎家」。对阎连科来说，写作是良心事业。

三、

或许是基于童叟无欺的信念，阎连科在《四书》转向了大跃进大饥荒，以及期间人民面对的各种屈辱。《四书》在言语形式与叙事实验的层面上，可以看成《日光流年》的倒叙、顺叙以及《丁庄梦》孩童视角的融合。小说主要有三个「书」，三条叙事线索——〈天的孩子〉、〈罪人录〉、〈故道〉——分别以不同人称讲述大跃进大饥荒。这样一个复音写作让人想起日本大正时期的文豪芥川龙之介〈竹林中〉对杀人事件的各说各话。我以为阎连科用心良苦，以三种不同声线探索人性底蕴的幽微以及历史的多重缘起与不（可能）确定性。然而，这三种声音的节奏不一氛围不同，在小说的初期容易产生混乱，进而让读者望之却步停滞不前。叙事的乱迷或许是阎连科的要求，我以为章节转折的处理虽然有条不紊，但可以更加圆转滑顺。同时，阎连科刻意不书写小说人物名称，仅以代号相称——如作为育新区领导的「孩子」，主要叙事者的「作家」，最后因为饥饿而背叛信仰的「宗教」，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学者」，为粮食出卖身体而遭到谋杀的女子「音乐」等等——需要读者静下心来思考这些标签隐喻，以及它们背后庞大的，可供调度的文化资产。阎连科的线索复杂叙事黏稠，在现今文学低靡读者缺乏的年代里，有所坚持但也有其风险。在此我愿意就小说中的孩童形象，宗教隐喻，以及语言实验，提示一些阅读的方向，激发更多诠释讨论的可能。

《四书》以「孩子」为贯穿章节的主要角色，是一妙着。从最初的无理取闹到明理知情，从自私自利到舍己为人，「孩子」的蜕变反映出来的，无疑是传统「成长小说」赖以不坠的关键。从这个层面看来，《四书》无疑是一部成功的成长小说，不过阎连科当然志不在此。他要说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悲剧，而这悲剧恰恰透过儿童话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对照。在此我想到了戴维?格罗思曼的《证之于：爱》(See Under: Love)。小说透过孩童视角，讲述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生还者家庭因为刻意回避不堪的创伤经验，而往往以「野兽」称之。生还者家庭的年幼孩子因此决定以他自己的方式，去猎捕这头他从未见过却又耳熟能详的「历史的怪兽」。阎连科不一定读过《证之于：爱》。他所经营的篇幅架构，技术布置虽然不及格罗思曼的宏大精巧，但其文字对历史的劫毁救赎，自有细腻执着深沉繁复之处，值得读者细细思量。

格罗思曼曾经说过，「如果你以孩童的视角，即使你是写历史故事，你看这个世界时，都或多或少有让人费解之处。正如我们面对孩子纯真的提问时，我们的回答也要思量一二。而且，孩子是我回归童年的渠道。」的确，在文学创作，历史再现，与国族想象里，孩童生机蓬勃，经常扮演承先启后的角色。常谓「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公」，众多范例如下。晚清《新石头记》的「老少年」，五四〈狂人日记〉的「救救孩子」，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李大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民族」的论述，文革时期的「闪闪的红心」、「红色接班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都是元气饱满的政治代言人，且不论冰心，丰子恺等多位作家里丰富的孩童面貌。《四书》不是儿童文学，而是写给成人阅读的童话故事。「孩子」的跳跃思维和幼稚语调，泄露他对政治的天真无知。吊诡的是，「孩子」却又专横跋扈精打细算，俨然是一个有着老灵魂的少年法西斯。

《四书》的「孩子」究竟是「老少年」还是「少老年」，不需要一刀两断的定义。评论家孔恩(Reinhard Kuhn)《乐园里的腐败》一书便精彩地论证孩童的形象其实充满认识论与时间观上的矛盾。孩童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恶魔，引领成人在至福与毁灭的边缘来回游荡。鲁索的《忏悔录》、《爱弥儿》，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纳博科夫的《罗丽塔》，高丁的《苍蝇王》，李永平的《朱鸰漫游仙境》、《大河尽头》都出现了孩童暧昧的身影。这些孩童也是文本的重心，每每左右情节的走向，牵引读者的目光。虽然这些孩童未必每一个人都城府迭嶂，但他们却个个身手高强，总有手段让人们前仆后继。透过「发现孩童」以及描绘他们的行为举止，作者们或者展开回归童年的愿望，对当下的把握与批判，或者譬喻对未来的关切。孩童作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喻体，是「末世生活」里的一个重要风景。准此，「救救孩子」终究是一个未完成的使命与号召。我们也应该持续思考「孩子」在书写大跃进大饥荒上的关键位置。他可以是历史之鉴，也可以是未来的预想图。是救赎也是忏悔的象征。两者相辅相成，运行不悖。

孩童在阎连科的《丁庄梦》、《四书》里都有着超越自然、神话的形象。《丁庄梦》的结局以女娲造人的故事收束，别有深意。女娲在村落的旧址上开始创造蹦蹦跳跳的小人儿。萧条荒芜的末世景象竟然又因此透露出一线生机。我们禁不住要思考阎连科的真正用心。他或许要说毁灭是农村重生的契机——如果不是必然前提的话——并借此将艾滋病去污名化吧。吊诡的是，我们难道可以用同样的神话逻辑来说大跃进大饥荒大革命都是一种为中国盛世做准备的大涤荡？另一方面，《四书》里的孩童转向另一个「神话」。「孩子」到小说尾声的时候，竟然成了类似耶稣基督的殉道者，将他之前的憎行一笔勾销。最初，「孩子」没收任何与共产党无关的书籍。但是当众人忍受饥饿冰冻的时候，他却在自己温暖的房间里，津津有味地阅读「反动的」《圣经》故事。最后更为圣母玛利亚感化育新，成为十字架上的救世主。「孩子」的背景我们一概不知。他悄悄地来，却轰轰烈烈地走。故事末了，「孩子」死了，什么时候他会如基督再次降临(second coming)，谁也说不准。在此，「孩子」的死亡值得有心人士持续探讨。他的死不见得是一种屈辱的救赎，也可能是一个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殉节，借此他将永垂不朽(immortalized)。

我要提醒读者，「孩子」不是在最后才突然获得了某种宗教特质。在《四书》起首的〈天的孩子〉里，阎连科便开始营造「孩子」的弥赛亚姿态。五四时期，基督教对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知识分子与文学创作者都曾经从中汲取灵感材料。阎连科的小说如《受活》、《丁庄梦》都运用了一些基督教的意象。《四书》在新世纪写成出版，别有一番反思历史文化的意义。「天的孩子」是天之骄子，也俨然「天子」，他所欲求的几乎都可以手到擒来。与此同时，如果说毛泽东是天，那么「孩子」彷佛是摩西再世。他遵行神的旨意颁布「育新十戒」。阎连科在〈天的孩子〉里运用的语言，通篇带有特殊的腔调和韵味。下面是一个强调信息「报佳音」的「圣经体」范例，是《四书》的开始：

大地和脚，回来了。

秋天之后，旷得很，地野铺平，混荡着，人在地上渺小。一个黑点星渐着大。育新区的房子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

孩子回来，地托着脚。育新区的门，虚空敞开。他吹了哨子。哨音荡荡，人就都来，一片片。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造了空气，将空气以下、以上的水分离开来。事就这样成了。上空为天，下空为地。地托着人，一片片。

这个例子明显模仿〈创世纪〉(Genesis)要有光就有光的神威浩荡。其中《圣经》常见的「就成了」点出时间的维度。阎连科以《圣经》的「过去完成式」来描述大跃进，这与一般的「过去完成式」不同。我们知道《圣经》是借古喻今，甚至是对未来的启示(revelation)。这也就是说，《四书》的「就成了」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完成式」(simple past perfect)而是「未来的过去完成式」(future past perfect)。历史的大跃进大饥荒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真正的大跃进大饥荒大革命或许方兴未艾，我们怎么能不引以为鉴？中文没有时态，但透过「圣经体」，小说揭露了一个「时间繁史」。这个时态让〈创世纪〉瞬时成为〈启示录〉(Revelation/Apocalypse)，《丁庄梦》的结尾如此，《四书》亦应作如是观。

上文提到「孩子」放产量卫星，发红花五星有其渊源。下面的例子正是孩子的灵感所在。阎连科底下的文字节奏，令人想起中国传统说唱的曲艺：

人在天空撒红花，红花如落雨。

人都站在凳上抢那花。

各人一朵花。

花上写有「五〇〇〇」的，算你上报五千斤，笑着去领了奖品锨锄、镐头和铡刀，还有许多布。写有「一〇〇〇〇」的，算你行大运，你的那奖品，得用担子挑，奖的洋布够你全家穿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