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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就在身后了，就都回去了。就都开始炼钢了。炼者奖红花，不炼罚你花。

这段文字读来错落跌宕，与句式多变不无关系。五字七字可增可减，字数多的又可另外拆开，排列组合变化多端。〈天的孩子〉里的腔，可叙可唱，让人隐约听到莫言《檀香刑》的「猫腔」。当然，阎连科有自己的声音。我以为〈天的孩子〉里的语言实验极为成功，后人不易超越。〈天的孩子〉以声音打开了一个酒神(Dionysian)的空间，其中所有政治秩序终将失序。「育新区」、「人民公社」等等的乌托邦的打造终将以误托邦(dystopia)告结。有趣的是，恰恰是在失序与众声喧哗中，我们读到了历史书写的奇诡怪谲与无限可能。我在上面提到，《四书》里的三个叙事声音不够明显，最初不见得讨好，但会渐入佳境。倘若读者能够坚持下去，随着故事进展，多条线索会逐渐合而为一。

四、

《四书》以〈天的孩子〉开始，〈新西绪弗神话〉收尾，加上〈罪人录〉，〈故道〉正好是四部作品。但有了鲁迅〈狂人日记〉的先例，从题材布置来看，《四书》也可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变形阅读，甚至可以是《新约圣经》的「四大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的仿效。一如「四大福音」分别由不同的先知写作汇编而成，记述耶稣生平的事功，阎连科《四书》里的众声喧哗，虽然来自同一人，毕竟也代表了作者对历史再现创伤书写，以不同语体形式的叙事尝试。其企图格局之大自然不在话下。

〈新西绪弗神话〉总结《四书》，重新讲述了脍炙人口的希腊神话。西绪弗被宙斯惩罚推动大石上山。石头在抵达终点之前必定滚落下来，九九还原前功尽弃。阎连科新的神话里，西绪弗在路上偶然看见了「孩子」。逐渐地，他对神的惩罚甘之如饴。于是神改变策略。他用「倒行逆施」的「怪坡效应」让他加倍辛苦，日复一日推着石头下山，追着石头上山。但是日子一久，西绪弗「越过神的惩处看到了山下的禅院和俗世炊烟图。他爱上了这俗世的禅院炊烟图」。但这次他极力不被神发现。凡人与神祇的抗争，个人与党国的龃龉，文学与历史的辩证，诗学与政治的角力，在《四书》里得到了某种超拔人间不义的思辨涤荡，甚至超越天地不仁的救赎高度。可惜的是，作者忍不住跳出来在〈新西绪弗神话〉的开头作了一番开释。阎连科挑明作品的后设意味，很难令人不思考共产党对阎连科的穷追猛打，是否再次启动了作者的「自我纠错机制」？[1]

回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书籍审查。我以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不全然是禁忌的定义，而是禁忌背后的权力操控以及书写如何介入而非界定禁忌。「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不可言说」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焦虑。吊诡的是，如果说语言（言说）究其极是父权中心的(phallocemric)，是男性文明的标记，那么钦定的「不可言说」，便是父权反父权的，也就是自我反自我的。这恰恰是「自我纠错机制」的显现。这个父权自反的历史，这个被父权禁止言诠的过往，恰恰是最不文明的，是数千万人死亡的世界。然而愈是不可说愈是想要说。人性的好奇，理性的崩毁，言说的不能，反倒诱发并强调虚构的意欲/呓语。

金圣叹评《水浒传》曾经提出了「庶人之议，怨毒著书」的传统。他以「怨毒」一言，评论《水浒传》，深具洞见。《水浒传》在文革时期被当成「反书」刚好也说明作者的「怨毒」与小说之为「毒物」，一如以毒攻毒的「自我纠错机制」。金圣叹的说法在晚清梁启超的论述里得到了进一步扩充。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将小说「亭毒群伦」中的「毒」解释为「毒害」与「养育」，并借此讨论小说如何可以改变人心、改善社会。后来庶人鲁迅也继承了「怨毒著书，亭毒群论」的看法，并将他自己的文字比喻成为有毒的、未熟的果实。

阎连科应该对梁启超与鲁迅的看法不感到陌生。正因如此，我以为《四书》饶富颉颃意义，是阎连科自《坚硬如水》以来最好的作品。他以三个不同的声部讲了和谐社会里的不和谐，极具震撼。对中共来说他的小说是「毒物」，但我以为《四书》以毒攻毒，正好不断产生刺激，希望因此促进一些变革。阎连科不断碰触禁忌题材，确实显现出他的能耐与能量。

成功的作品会说话。从今以后，阎连科应该可以更有自信，持续研发出新的读物/毒物，叫人欲罢不能。

蔡建鑫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亚洲研究学系

助理教授

【注释】

[1] *在此我借用了汪晖的说法。汪晖曾经提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尝试造成了各种悲剧。于是国家与政党透过公开的「理论辩论」，来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改革。我对汪晖所谓的「理论辩论」有所保留。这是因为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恰恰认为透过几个会议、几个口号、几场大辩论便可以解决发展问题。但他一意孤行的后果所造成的伤亡，不是「理论辩论」就可以合理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