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还很不充实,不从根本上去求得解决,单单惋惜自己的文字没有独到的风格,自然是很不实际的想法。同时,如果忽视了立场和思想,没有灯塔的照耀,作品的风格也是不能提高的。
1953年12月2日——
论农村题材
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学,绝大部分就是反映农村现实的,而且很多作者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感染的。虽然因为也有很多作者对农村的现实并不熟悉,作品所表现的农民生活很不深刻,但是当时作者们改造农村社会的热情和愿望,是应该重视的。以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斗争的展开,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也就逐渐更深刻更有意义了。这一切当然和鲁迅先生的思想和作品的典范有关。他的批判农村现实的能力和对农民的深厚同情,给反映农村的文学建立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们就有了很多反映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今天我们还是应该研究和学习的。
芦沟桥事变以后的抗日文学,在表现农村方面,是更为深入和扩展了。广大农民参加和支援了神圣的战争,广大的文学青年和农民的关系,也不再是浮光掠影的,而成为血肉的结合了。当然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反映农民的伟大的行动方面,还是处在幼稚的、草创的状态。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和解放全国的战争,才更扩展了文学的规模,才使它更有系统更有内容地反映了农民的战斗的生活。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斗争。教育农民,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农民的落后思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总路线给文学指出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主题,文学应该反映农村在过渡时期的各种斗争,反映农村生活在过渡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文学如果充分地描写了广大农民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所作的奋斗和努力,文学本身也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下,得到了创作上的成功。因为文学能够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它就是不只反映了今天的农村,而且也预见到明天的农村了。
深入学习总路线以后,我们的反映农村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有很多的新鲜充实的成就。这一学习,一定可以克服存在我们作品中的许多非现实的缺点。
目前,这些文学作品的主要缺点是对于农村生活缺少考察。中国农民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历史上,有过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是难以估计的。他们现时正在作进一步的贡献,以支援祖国工业化。对于农民在各个时期的动员和斗争的历史,我们还缺乏系统的考察和体会。大部分农民经过多年的斗争以后,他们的阅历很多,觉悟很高,然而很多作者对于农民的思想意识的变化,还缺乏具体的理解。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用旧观点旧方法去描写农民,在他们的笔下,经过这样长期复杂斗争的农民,几乎成了异常单纯的希腊时代的放牧牛羊的男女。描写农民,作家着眼的多半是农村的风光:村边的树木和河流,黄昏的约会,漂白的小褂和收割时对唱的情歌。描述这些,作者主观上是为了表现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然而给人的印象常常是一种雨过云飞的没有力量的牧歌的变调。我们绝不要以为写了几棵树木或是写了几块庄稼,或是在这个背景上再写上了两个青年男女就是反映了农村生活。农村生活事实上比起这个来更复杂得多,更深刻得多,因而也就更有意义。然而,单是外表的装饰,我们所描写的有时也太不够了。
为了增强作品的田园风味,在很多的反映农村的小说里都有一条河流。在河边上,摆渡上,在河水暴涨或是秋雨连绵的时候,英雄人物在这里出现了。或是一个人抢渡船只;或是叫小姑娘浮水;或是叫情人相遇;或是叫好事合成。这当然都是无可非难的,河流,历史上很多伟大作品中间也常常有一条河流,差不多每一个民族的著名的文学都和它的著名的河流发生过关系。但是,在我们这里,太阳只是照在这条河上了,却没有能够写出,主要的是照见了这一带人民的复杂的繁重的斗争。我们的很多短篇,在人物情节,风雨阴晴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当然是必要的,但自己在感受的同时也应该每次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这当然也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在我们的作品里,就不许有恋爱。有些人在文学作品里,看到描写一个青年女人的头发,就大怒起来,这真使作者惊异万分。因为我们实在不能想象这几位批评家日常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书架上或者枕头底下放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当他们看到那些“古典文学”里的种种描写的时候,可作过什么样的感想?
其次,因为缺少考察,就只能依靠概念来写作,在很多作品里,我们的农村生活,已经尽善尽美,农民也全部是完整无缺,一切都用不着改造了。表现在创作方面是这样,表现在评论方面就更厉害一点,它使得农村生活的真实的和虚拟的形状,常常陷入一种不能鉴别的情况里面。比如描述一九五一年华北农村生活,写到农民在冬季期间,把一匹小毛驴喂在屋里,作者有时就会受到责难。农民和牲口住在一起,是农村生活落后的一个方面,中央卫生部正在想法克服,在华北农村却不能说是作者捏造的现象。在农民方面,除去愿意卫生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不容我们非难的情感:就是爱护和他相依为命的牲口。
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但是这牲口也是他在土改斗争中的果实,以前很多农民是没有牲口的。如果有人看见过农民从地主家里把牲口牵到自己家里的那个动人的场面,那就不要先设想他已经有一座预先盖起的“畜舍”,而首先注意一下他把牲口牵到自己的卧室里的激动的情感吧,他是不嫌它肮脏的。他会用自己的蓝花粗瓷大碗和它会餐。我在农村的时候,有一年冬季夜间大雪,圈里的小猪冻僵了,老太太把它抱在热炕头上,盖上了自己的棉被。对于老太太的不注重卫生,我想是不能提出“难道”的,因为冻死牲畜,难道不是比卫生一下更为关系重大吗?
有些批评者的主张是:经过卫生运动了,就不许文学作品里出现蚊子、苍蝇,不许写农民还有的不用肥皂。贯彻过新婚姻法了,就不许作品中描写不美满的婚姻。按照这些批评者的意思,作者实在是没有办法写文章。
其实,这些问题是用不着解释的,责难不会来自农民。这只是举例说明: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或是作品里的一处描写,如果你把它割断摘出,推敲锻炼,它就成为“落后的”、“黑暗的”、“没有意义的”。但如果你让它和全部的生活发生联系,叫花果长在树木上,叫树木长在土壤中,它就仍然是有机的生命,有意义的表现。我们不要害怕反映农村的落后现象,而是应该从农村生活的真实基础上,看到农民的不断的改革、斗争和向上发展。如果从小在卫生设备齐全的环境里长大,可没有到农村生活的机会,那是在一篇描写农村的文章里看到有一间屋子在冬天的时候非常寒冷,也会感到奇怪的。
按照这些同志所想象,我们的农村,只要经过土地改革,就一切富足齐全,再也用不着什么社会主义改造了。他们不知道在农村中,因为小农经济的落后,因为一些天然的灾害,以及自发的资本主义的侵袭,农民的生活还不能急遽地提高,而有些农民还是缺地缺粮的。农村的生产,必须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的生活,才能达到美满的程度。这种改造,不会是完全顺利的,它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反抗,经过斗争,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提高。我们主要应该发扬农村中主导的进步的力量,注意这种力量形成的过程,但我们还需要考察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和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单就“生活”来讲,一村之中,各户之间甚至兄弟之间有多少区别?我们参加过土地改革,但还要研究贫农在土改以后的生活变化,研究中农今天的生活情形,研究几家土改以后的地主的生活方式,研究农村中现在发生的那些资本主义因素。个别的研究,类型的研究,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近十几年来,农村里的生活变化,是重大的,复杂的。我们对农民不断地进行着教育,如果单凭一个时期的政策概念,当然无法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也无法理解农村的现实,就是“下去”三月五月,也难得就是十分理解的。生活需要常住,不需要游僧。而游僧妄想得到和常住同样的收获,那当然就更是不可能了。
真正能反映社会主义改造下的农村生活斗争和变化的伟大的作品,只有求诸认真的、长期的、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吧?
只描写了一些本地风光,或是只编织过一两个有趣的恋爱故事的作者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
1954年3月——
关于儿童文学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儿童教养的记载。最古的时候,有所谓“胎教”一说,乍一听好像很神秘,从科学上研究起来,恐怕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吧?古时候还有句谚语:“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从这句话可以知道,教育工作,在人的幼年这一阶段最为重要。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方面的著述,形成了“小学”(不是研究文字的小学)的范畴。
建国以来,对于儿童的教育成长,党和国家是非常关心的。无论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儿童读物的编纂出版方面,都不是过去任何时代所能比拟或设想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在培养儿童热爱劳动、热爱国家和集体、热爱科学等等方面,都是很明确的。
因此,在文学方面,我也觉得,儿童文学的创作比一般的文学创作更重要一些,更困难一些,这就好像儿童教育比起成年教育来,更重要些、更困难些一样。同时,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上,特别是在我们新的、革命的儿童文学的创作上,借鉴还比较少,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观摩上,我们的学习材料还不是那样多。但是,我们一定要通过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时代的儿童进行教育,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风格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的坚强的接班人。我们国家的儿童,在党的关怀下,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儿童们生活在这样的幸福的天地里。但是,在教育实践上也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在艰苦的环境里比在安逸的环境里,教育更容易发生效果。我们的儿童处在幸福的时代里,教育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儿童教育也是有明显的阶级分野的。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任何阶级在教育他们的后一代方面,都是鲜明地、集中地表现了他们的阶级要求。在中国历史的封建时期,我们可以找到相当多的有关儿童教育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体现了封建帝王、官僚、地主教育他们的子弟的思想和方法。
养病期间,我浏览了一些古书,一部是《初学记》,这是古代封建帝王为了教育他们的子弟而编纂的一部文艺形式的小型百科全书。在这部书里,包括了天文、地理等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了历史、文艺等等方面的社会科学知识。封建阶级也知道用最广泛的、最切实有用的、经过专家选择和系统的知识,来启发、教育他们的子弟。但在其他一些书籍里,封建帝王最重视的是教给他们的子弟如何统治人民的道理和方法,记录了很多的历代王朝统治人民的所谓经验教训。另外我读了一部《颜氏家训》,这部书和这位作者,历来得到的评价还是好的。作者给他的子弟们介绍了在那一时代为人处世的经验,读书治学问的方法,但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不坠家风,希望子弟们不流于“牧竖”而能长期凌驾在劳动人民之上。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教育思想。
从清代后期封建官僚的家书和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些人物在怎样教育他们的子弟。这些封建大员在教育他的子弟方面,付出了很大的精力,虽然他们在当时担任的反动职务是那样繁重。他们教子弟写字、读书;叫子弟和他们的有学问的幕友往来;叫子弟进京游览,广泛地求师访友,增进见闻。
可以说,这些官僚也是想用最新的、即在他们那个时代认为最有用的学问,来武装他们的子弟的头脑。他们有时教子弟性理之学,有时教考据之学,有时综合地教义理、辞章、考据,有时教子弟念金、元的历史,念边疆的地志,最后还教子弟学习洋务。这些官僚的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变化,矛盾和冲突,充分反映了清朝末年腐朽政治的崩溃和挣扎,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在封建社会,帝王、官僚、士大夫的教育思想,有它们互相适应的一方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的效果,常常是漏洞百出的,有时甚至是和他们的希望完全相反的。
我们上面漫谈的一些似乎是题外的材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的封建阶层,是如何重视教育他们的后一代。一些没落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也不能说对一些人是毫无影响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长期处在贫穷苦难的生活里,当然他们也在世世代代的教育着他们的后人。他们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很多的可以查考的文献,但是,他们确是有教育子弟的不成文的传统,我们应该研究这个传统。一切真正的美德,是由贫苦的劳动人民保存下来的,一切美丽的语言、深湛的思想,都保存在劳动人民的口碑上。这方面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很值得我们去探求。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很好地研究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研究他们的历史,研究他们教育孩子们的思想方法和语言。
目前,我们应当积极地投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里,经常和工人、贫下中农接触,和他们交成知心的朋友,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认真地记录劳动人民的“家史”,这对我们的创作和思想,是最实际有用的,也可以说是事半而功倍的努力的途径。
我们都知道,环境和风俗很能转移儿童的思想和感情。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要对儿童的思想和品德,进行有益的影响,但不能脱离具体环境、风俗的描写。对儿童最有影响的是他的父母,儿童文学也兼有教育成年人的任务吧。所以,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应该以表现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表现现实生活中一切新的东西,为主要的方面。
在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是用它所认为最模范的人物、最模范的事迹,来教育它的后一代,常常是动员最有威望、最有才华的作家,来担负这一任务的。在今天,我们也应该用我们这个时代最模范的人物、最先进的事迹来教育儿童。
我们要着重研究现实生活中儿童生活、思想的各种样式。
就是说,在多式多样的现实生活中来表现我们的儿童,不能只把他们放在花园里、树林里来描写,也不能只把他们放在托儿所、小学里来描写。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应该给予儿童认识现实、分析生活、辨别善恶的能力。
寓言,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自然占很重要的地位。好的寓言,主题是非常鲜明的,表现主题的方法是非常巧妙的,结构是很严密的,语言有高度的艺术性。中国有很多好的寓言,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学习。外国的一些古典寓言和故事,我们也应该借鉴。在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上,运用寓言这种形式也是很必要的,凡是好的寓言,它的现实意义总是很强的。但是,我总以为儿童文学创作,应以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
当然,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写得那样幽静、透明,充满美丽的幻想和诗意的抒情,就像我们在清晨或黄昏,散步在明静的湖水旁边,看到的那些倒影一样。但是,儿童文学作品也可以写得像在太阳光照耀下的人群,那样鲜明动荡,阴阳分明,充满生气。
文学作品不是强调这一方面,就是强调那一方面;它或者着重表现这一方面的生活,或者着重表现那一方面的生活。
文学的要求,很难是半斤八两、面面俱到的。就是说,我们表现的生活可以是多方面的,运用的形式愈多愈好。但是,一切儿童文学作品,不能违背社会主义时代的总的教育要求,不能不着重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生活中的主导方面。
儿童文学作品,它的主题应该是很单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在写成一篇作品以后,也应该全面地考虑一下它在教育方面产生的效果。比如说,写一个小孩勇敢,写他舍身救出一个落水的小孩。在这篇作品里,我们除去教育儿童们要勇敢,要舍身救人,也需要叫读者体会到,那个被救的小孩是怎样掉在水里面去的,就是说,对孩子们也要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
作家对于上天入地,投刀掷剑的描写,不只要有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根据,还要有对儿童生活的责任感。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旧的、坏的武侠小说以及公案小说,对于儿童身心有时会发生不好的影响,原因何在?要有能力对那些作品进行分析批判,才能避免偶然感染,把余毒引进新作。不然,我们就会“自食其果”,有中“流弹”、“飞刀”的可能。
附注:此系一九六四年六月对几位儿童文学习作者的讲稿。一九六六年冬散失,今重获,略加整理发表。
1978年8月——
关于短篇小说
一、《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人,同我交谈起文学理论和文学写作问题。好多年来,自己的学业很荒疏,既没有创作实践,对于理论问题,更是缺少学习与思考。
但我们还是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谈来谈去,谈到近来的短篇小说越写越长的问题,我倒有些感想,他们要我写出来。盛情难却,因此就定了这样一个题目。
二、文章的长短,并不决定文章的优劣。短篇小说,虽说短字当头,也没人说过,究竟应该限制在多少字以下。但是,同样的内容,用更短的篇幅,能表现得很好很有力量,这却是艺术能力的问题。凡是艺术,都是讲求这一点的。熟练的画家,几笔就能勾出人的形体,而没有经验的人,涂抹满纸,还是不像。
三、中国文学的传统,文章讲究短小。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的?有人说是古代书写困难,不用说写在竹板上,就是传抄,也够费事的了。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在竹板上写字,废话多了是不行的。但主要的是作家对艺术工作的负责认真、精益求精所致。《古文观止》是一部容易得到的书,上面都是大作家的传世之作,其中有很多篇,也可以说是很优秀的短篇小说。但每篇文章都在千字上下,好像有一定的规格似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有名的短篇小说,其中长的不过四、五千字,二、三千字一篇的居多,甚至有的几百字一篇,写得非常生动,并有百字上下的,就其艺术来说,也不能不承认是好的文学作品。
四、短小精悍是文学艺术的一种高度境界。古人是知道全力以赴,奋勇攀登的。鲁迅先生翻来覆去地劝告初学,要把文章压短,不要把它拉长,要把稿子放一放,多改几遍,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可惜能体会这一点的人并不十分多。这种严肃的处理,并不单纯是文章长短的问题,而是艺术态度、艺术思想问题,关系艺术成就的大小,艺术功用的大小。
五、在“四人帮”横行文坛的时候,有机会阅读初学者的小说稿,也和个别业余作者谈过他的创作情况:
“你一年写多少篇小说?”
“一年写一两篇。”
“那太少了吧。短篇小说,三、四千字,一个月可以写三、四篇,这样才能练习出来。”
“我们现在写东西,和你们过去不一样。我们不是一个人写,而是一个人提出想法,然后大家讨论补充,又要‘三突出’,还要‘三陪衬’,还要‘三对头’……应有尽有,这样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半年能发表一篇就算很好的了。”
“一篇有多长?”
“两万字。”
“……原来如此。”
六、这都是“四人帮”造的孽。这样一种短篇小说的创作方法,其苦头,因为没有参加过活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只能把文章拉长,不能把文章压短。
就我看过的一些稿子来说,有些短篇所以写得太长,还因为作者生活的缺少,包括对生活认识不足,理解不深。这种写作,多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是把概念错当成创作的源泉。从概念出发,概念是空的,因此它也是无止境的,大概念之下又包括很多小概念。要把概念写完全,照顾周到,自圆其说,文章就不能不长了。再加上开会讨论,补充,帮助,这也只能把文章越拉越长,两万字能打住,还算是万幸。
七、即使你的概念多么正确,如果没有相应的现实生活作为它的稳定基础,那么你的小说是没有人能读得下去的,何况又这么长。因为概念是大家熟悉的,你写是这个概念,他写还是这个概念,读者就去看《红旗》杂志和报纸上的短评,或者社论了,在那里所得的概念,会更清晰准确。
如果知道生活是源泉,能不断深入生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那么,文章就不只可以写得好,而且可以写得短。因为生活丰富了,人物熟悉了,故事知道得多了,你就能够选择,能够提取精华,塑造典型,能够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适可而止,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
八、作者没有真正的生活实践,硬行编造故事,这并不是当前罕见的现象。从概念出发,强拉硬扯,编造故事互相“观摩”,互相“促进”,神乎其神,而侈言“高于生活”,这就是当前有些作品千篇一律凌乱冗长的重要原因。
九、再有,就是读作品太少,借鉴太少。有些作者读过几篇报刊上的短篇和一两部长篇以后,就开始写作了,这当然可以。但要继续学习,开阔眼界。古今中外,凡有定评的好的短篇,都要找来看。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鲁迅先生的作品。有些青年同志,对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读不进去,这是因为还没有认真下功夫研究。读鲁迅小说,要研究鲁迅所经历的时代、生活,要研究他的杂文、日记和书信,才能读懂弄通。鲁迅的短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典范,它会使我们理解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典型创造的方法,小说的结构组织,文字的锤炼运用。然后,我们再读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这些作品是很简练精采的。此外可以读《宋人平话》、《今古奇观》,了解中国传统短篇小说组织故事,刻划人物,批判社会,宣扬思想的方法。如有可能,可再读些历史上的人物传记,《史记》、《三国志》里的人物小传,都写得短小活泼,对写短篇很有帮助。
读书多了,不只创作眼界宽,创作思路广,办法多,而且可以辨别优劣,取法乎上,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
十、关于短篇小说,曾有很多定义,什么生活的横断面呀,采取最精采的一瞬间呀,掐头去尾呀,故事性强呀,只可参考,不可全信。因为有的短篇小说,写纵断面也很好。中国流传下来的短篇小说,大都有头有尾。契诃夫的很多小说,故事性并不强,但都是好的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是文学作品里的一种形式,它的基本规律和其它文学形式完全相同。生活、思想、语言的艺术综合,缺一不可,哪一方面的修养欠缺,也会影响小说的艺术成就。
其中,深入生活是最主要的。练习写作时,不一定先写短篇小说。可以把你在生活中的深切体验,写成速写,或者叫做素描,写多了,自然就会把短篇小说写短写好了。
十一、文学是党的事业,社会的事业,但它是通过个人劳作产生的。短篇小说也是如此。像几千字的短篇,一个早晨可以写完的作品,我觉得是可以自己经营,独出心裁的。写好以后,当然可以拿给师友去看,发表后也可以得到工农兵的反应,这还是群众路线。不要一拿到题目动不动就开会,这样旷日持久,不一定就写得更好,也浪费时间人力,叫别人腾出时间去深入生活,或是看点书都好。有的业余文艺组织,成年累月在那里开会,讨论作品,而成效不大,收获不多,这是可以思考的问题。
总之,这些年来,文坛上的一些怪现象,都和“四人帮”的反革命言论有关,毒害很大。他们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装腔作势,吹牛撒谎,使得文坛上的一些幼苗也受污染,影响长势。粉碎了“四人帮”,党的雨露普施,我们的文学欣欣向荣,短篇小说的丰收季节,很快就会到来。
十二、很自然,也想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学创作,那时的短篇小说都很短小,千把字或几百字一篇。那时发表作品的园地有这样几种:墙报,就是把作品抄清贴在墙壁上,这当然不会长;油印小报,刻蜡板的同志那么费力,只看这一点,你也不会把文章放长了;石印小报、铅印小报,只大军区、区党委一级才有,每天要登多少大事,也容不开长文章。
主要的还是当时的生活环境、条件,战争空隙少,纸张笔墨都困难,群众也没时间去看篇幅长的文章,所以文章就要短小精悍,富于战斗性。当时的文章,大部分还在,大家是可以参阅的。
1977年7月21日——
关于中篇小说
——读《阿Q正传》
从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我没有能够读到好的中篇小说,其中虽有篇幅类似中篇的作品,但就其结构间架来看,却像长篇小说的雏形。中国的白话小说,来源于说讲。当场讲完,则为短篇;连续说讲的,则讲者和听者,都要求越长越好,这样就挤掉了中篇这个形式。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
这篇作品,不只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成为永不磨灭的艺术珍品,也是我们研究中篇小说创作的最好范本。
中篇小说不能是短篇小说的拉长,当然也不能是长篇小说的纲要。它区别于短篇小说之处为:
一、中篇小说应该极力创造典型人物。短篇小说的人物,当然也要求典型化,但因为篇幅短小,有时以所刻划的现实,所发挥的思想,所含蕴的感情,把作品充实起来,提高起来。
中篇小说,对于主题思想发挥,有更广阔的天地;在艺术结构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有可能从容不迫地进行抒写。
二、中篇小说要向读者展示一个较完整的历史面貌,短篇小说,有时却不可能。有较完整的历史背景,才能映托出较完整的典型性格。
《阿Q正传》的历史背景,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选择的地点是小城镇和乡村。这个历史背景当然不限于辛亥革命这一年,甚至也不限于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而是一个较长的或者说是很长的历史时期。
鲁迅所创造的阿Q这个人物典型,当然不是一个先进的典型,但他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一典型的出现,立即成为世界文学作品中有数的重要典型之一。
其原因在于,不只是历史背景上清晰地出现了这一个生命,是这一个生命的出现,使得读者看清了中国社会的这一个历史时期。
三、中篇小说有可能塑造较多的人物,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活动,必须要和社会上的多种人物发生关联。《阿Q正传》里写了很多所谓次要的人物。每一个人,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作者深刻着力地描写了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他们的言行和心理状态,没有一个人,作者对他是掉以轻心,随笔出之的。因此,也没有一个人是概念化的。这些人物,不只和主要人物息息相关,也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血肉相连,这样才能突出典型。没有孤立的典型人物,他必须置身于典型环境之中,置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典型并不是惯于说空话,挥拳头的,就是阿Q这样的人,也有他的悲欢离合,成功和失败。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是就其在作品中的地位而言。在作者生活经历中,他所遇见的,他所观察的许许多多的人物,在他头脑中,分别善恶,分别美丑,判断真假,进行取舍,在作品中给以适当地位,分配适当任务,歌颂或是揭露之。
四、中篇小说,有较多的情节变化。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全神贯注地描写阿Q这个人物。可以说,阿Q以血肉的整体进入了作者的头脑之中,众所周知,阿Q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行为,作者接二连三地写了他的并不光彩的生活状态。有些事件,阿Q做出来,好像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一经别人的反应,这一描述的深刻意义,就立刻显示出来。例如向吴妈求爱就是。她为什么这样张扬?
阿Q并没有雄心大志,更没有什么野心,他的革命,不过是想趁火打劫,捞点油水,改善一下生活。他并不乞求别人赏赐,也不用拍马告密的手段。在他造反时,别人拍他的马屁,那是别人的事。临终,他也没有出卖别人,显然是被别人出卖了。他究竟是一个农民。
中篇小说的情节,由主要人物作为线索,一直贯穿下来。
情节就是故事,故事是为完成主角的性格服务的,为充分表现主题思想服务的。情节在小说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是很重要的,但不应该是生编硬造的。情节在写作时有机地自然地形成,有时甚至作者预先都没有想到。情节就是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的发展,不能预先安排情节的空架子,拉着主角去走一走过场。情节是前进的车所留下的辙,是人物行进的脚印。
五、中篇小说的写作手法要单纯明朗。鲁迅写这篇小说,纯用白描手法。鲁迅惯用这种手法,完成极其绚烂的艺术作品。什么叫白描?白描也可称素描,即用单纯的艺术手法进行描绘,单纯包括言语简练,笔触准确有力,干净利索,独特漂亮等等艺术的功力。这种功力就是艺术修养,是从刻苦锻炼而来,是来之不易的。
《阿Q正传》当然吸取了外国小说的一些手法,在欧洲,有一些好的古典的中篇小说,但总的看来,《阿Q正传》是真正的民族风格,这是由它的现实内容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决定的。
鲁迅在写这部中篇时,是在日报副刊上连载的,每周登一段,写来是比较从容的,并且按照副刊的性质,是想写得幽默一些的。小说虽以幽默的笔调开头,但越写越严峻,终于在结局时,使小说无可争辩地具备了悲剧的性质。这并不是指阿Q个人的悲剧。这是指的艺术的最后效果,它在思想感情两方面给读者以启发:如此的社会,产生了如此的人物,以及如此的结局。
我个人每读到小说最后,鲁迅写阿Q在临刑前,竭力把那个圈圈画圆的心理状态时,心情是沉重到极点的。我认为这一节具备一种鬼斧神工的力量。这并不是阿Q的生命的终结,不是奔泻而下的艺术长流的终结。
《阿Q正传》写出了作者对这一时代的中国社会、人物思想的长期观察,深切感受,出于公心的爱憎,希望改革的热望。
关于典型创造,曾有过多次争论,纷如聚讼。我同意那种简单明了的说法,凡是成功的典型,都有一个真人作它的模特儿,作创作的依据。据可靠材料,阿Q确有真人依据,不只阿Q,鲁迅的其他人物,如孔乙己、闰土,甚至豆腐西施、小D等,都有他们的模特儿。鲁迅这种创造人物的方法,根基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因此才可能成为现实主义的,成为艺术的上品。
高尔基说:写一个工人,要去研究几十个工人,写一个农民也是如此。以一个真人作为模特儿,当然并不局限在他一个人身上,还要吸取这一社会阶层的共同特点,去补充他,去加强他,这就是创造。典型之所以形成,不同照相,主要是通过了作家的创造,包含有作家的思想。
在《阿Q正传》发表的时候,北京有些教授,大为恐慌,以为哪一点是写的他,或怕下一回要写到他,这就证明《阿Q正传》写得成功,触动了社会上这样多的人。鲁迅可能吸取了他们身上的某些特点,但这些教授还没有资格冒充阿Q。
阿Q的性格,是经过艺术的创造,才有了真正的灵魂。
欧洲大礼拜堂里的圣母像,中国乡村小庙里的泥菩萨,在创作它们时,也都要有一个活人作为模特儿,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秘密。这一事实,并不贬低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正说明了艺术创造的真实规律。《聊斋志异》里的鬼神鸟兽,蒲松龄根据的也是活的人。
作者根据他的思想要求,选择他要进行创作的典型人物。
这必须是他最熟悉,最有兴趣,最有感情的人物。无论是对这个人爱或憎,作者就是要写他。这样才能抒发作者对他的那种强烈感觉,以及由这种感觉,激发起来的重大思想。这样就是创作的过程,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产生的。
一个正直的老一辈的人,对初学者,应该先鼓励他们去认真体验生活,然后再谈创作。创作最好是写自己亲身的体验,或身临其境的事。写抗日战争,最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
没有经过抗日战争的人,也可以写的。施耐庵没有上过梁山,《水浒传》的作者,不正是他吗?但写历史题材,要做艰苦的研究考察工作,要研究历史。要研究前人留下的文献资料,要实地考察地理山川形势,战争遗迹,口碑传说。好的历史小说都是在前人的写作基础上完成的,而前人,就是接近过那些典型人物和当时的生活的人。就是这样,也还是离不开你所处的现实社会。《水浒传》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风貌,我看是更接近明代一些。如果你对当前的社会生活没有丰富的知识,深刻的理解,你能够写好历史题材?
鲁迅说:最好是亲身经历过,但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写强盗,写娼妓等等的话。但他指的是强盗娼妓,如果你对作为目前社会的主要成分的工农兵也一无所知,或所知有限,你是无法进行创作的。
最近读《鲁迅书信集》,在一封信中,鲁迅说,在写到阿Q就要进牢房时,他很想喝醉了酒,到马路上去打警察,好去作这种生活体验。这不完全是说笑话。鲁迅在上海定居后,常常谈到所以不能继续作小说,是没有机会去进行考察。在上海,鲁迅主要是以杂文为武器。在他晚年所写的一篇题名《阿金》的短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一写到实际的人物生活时,他的观察是多么深刻入骨,对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写得是多么水乳交融。这都证明鲁迅在创作上,对实际生活体验的重视。
1977年8月——
关于长篇小说
一
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
结构一词,虽通用于建筑,但小说的结构,并非纸上的蓝图。布局,也不是死板的棋式。它是行进中的东西,是斗争中的产物。小说的结构是上层建筑,它的基础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人物的典型性格。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矛盾、斗争、演进中,出现小说的结构。因此,长篇小说的结构,并非出现于作者的凭空幻想之中,而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是经过作者思考后,所采取的表现现实生活的组织手段。
建筑工程,可先有蓝图,然后再去备料。作品则不然,要根据作者所据有的生活积累,才能有效地设计。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作品完成后,结构状态才告终止。俗话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生活之于创作是多多益善。生活积累绰绰有余,而不是捉襟见肘,才能出现理想的小说结构。创作,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不能白手起家,更不能一本万利。
二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在中国长篇小说中,最为著称。
我们现在就这四种小说的结构方面,进行初步的粗浅的探讨,作为写作长篇小说的学习准备。
前三种长篇小说,都是在前人的创作(或口头,或文字)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
《三国演义》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陈志在中国史书中,除史、汉外,最称得体。而裴注之详尽丰富,保存了很多古书资料,生动而具体,隽辞逸事,随手可得,在史注中,最有价值。这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它还利用了以前的话本和戏曲方面有关三国的资料。这些资料里的英雄人物,已经过无数次演唱说讲,典型性格初步具备。《水浒传》根据它以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水浒故事,这些故事,经过口头讲演,日见完整。《西游记》是根据一些高僧西域旅行的记载、佛教故事和以此为内容的粗具规模的小说。
四种长篇小说,都是宏伟的著作。经过长时间广泛的流传,差不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精神食粮。它们是深入人心的书,不只在思想意识方面,有的并在实际生活上,给予人民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单从结构上,可以看出,这四种小说,都不是平凡之作,都是大手笔的产物,有独特的见解和艺术修养,有丰富的知识和组织能力。都是苦心经营,各有时代、艺术特色。
小说的结构,也可以叫做布局。它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即总纲、分目和结局。古人创作小说,是很重视结构的。结构的形成是以主题思想为指导的。
《三国演义》以史实为根据,在写作中,它确定以蜀汉为正统,但并不削弱对魏、吴的刻划,它以桃园结义开始,经过对各个重要人物的叙述描绘,突出三国之间的主要矛盾斗争。三国时,人材众多,群英崛起,谋士如云,政治文化,多有可采,至如华佗之医,管辂之卜,也很生动有趣,它不遗漏一个重要人物,不遗漏一件重大事件,精心组织,波澜起伏。最后得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合乎历史规律的推论,作为全部小说的结局。
《水浒传》前几十回,实际上是各个梁山人物的小传,它接连写了晁盖、吴用、阮氏兄弟、杨志、宋江、林冲、武松、石秀、卢俊义的出身、遭遇,生活和性格。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或短篇。因为当时的水浒故事,是以人为单位的。施耐庵统筹全书,他以误放妖魔作为楔子,以智取生辰纲展开故事,突出一个“逼”字,以这些人物齐集梁山为一结局。这样的结构,在艺术上说是完整的。
《西游记》的结构比较单纯,它接连写那八十一难,难难不同,有趣的故事层出不穷,充满幻想和幽默,具备艺术特色。以取经回来师徒都成正果为结局。
以上只是就其总纲和结局来谈,其中的布局穿插,轻重、取舍,各个作家的匠心运转之处,只有进一步研究才可以窥探它的结构艺术的奥秘。
三
艺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多么伟大的艺术成就,也是在前人的劳作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即使像如此辉煌的艺术精品——《红楼梦》,也不能例外。在结构上,《红楼梦》是平地起楼台,并非再创作,但如果没有历史上前几种长篇小说,特别是《金瓶梅》一书的出现,《红楼梦》是很难产生的。按照《红楼梦》开端所写,一会儿叫“风月宝鉴”;一会儿叫“金陵十二钗”,又叫“情僧录”,又叫“石头记”。可以断言,这部小说,是长期经营,屡经易稿,在故事结构上,是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的。我甚至猜想,虽然《红楼梦》是曹雪芹的一人创作,但他身边一定有一两个,甚至三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具备高超的艺术见解,每章每段地和他讨论,出点子,提意见,改善补充。因为我实在惊叹,像《红楼梦》这样宏伟的艺术结构,实非一个人的才力所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