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7

对评论家来说，给作家指出些切实可行的路，对作品说些实事求是的话，比站在高处，吹大话，瞎指挥要好得多。对作品乱加封号，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于创作是不利的。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下一番苦功。这样评论家再去呼唤，就有些把握了。

“复杂的性格”论

有一种理论，把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提到了最高度，可以说是有了复杂化，就有了小说创作的一切。

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我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是：既是典型，就是有一定范畴的型。既是有一定范畴的型，就是比较单纯的、固定的、不同于别人的型。

我们无妨举些例证。比如说贾宝玉，这是大家公认的典型人物，他的性格，就是贾宝玉的型，它有什么复杂性呢？林黛玉的性格，也是如此。如果在林黛玉的性格以外，再加薛宝钗的性格，王熙凤的性格，这样复杂是复杂了，那这三个人物又如何区别呢？又何以能称得起典型性格呢？你的性格也复杂，他的性格也复杂，那不成了性格的大锅饭吗？

按照这种理论的含义，可以认为他指的是：凡是人，性格中既有善，亦有恶；既有美，亦有丑；既有英雄，亦有鄙卑；既有慷慨，亦有自私。只有这样，才叫复杂，才是真正的典型。这种理论，能够成立吗？能够向青年作家推荐吗？

这种理论，我虽是第一次系统地看到，它的出现，实际已经有好几年了。在它出现的时候，正是一些人忽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有些青年，认为只凭主观想象，也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也可以塑造出成功的典型。有这种想法，又碰上了这种理论，于是凭空设想，把人物写得很复杂。这种复杂，当然不是根源于现实，而是随心所欲，剪贴拼凑而成。都是沿着亦好亦坏，亦英雄亦不英雄的路子去写。一时文坛上出现了那么多反现实主义的作品，甚至是有害的作品。

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强调现实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了，仍然强调这样一种理论，不是很大的矛盾吗？

因为，人为的简单化固然可以产生概念化的作品；人为的复杂化，同样也会产生概念化的作品我读过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在他们把人物写得单纯一些的时候，我觉得是真实可爱的，在他们着意把人物复杂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失败了。

所谓典型，其特征，并不在于复杂或是简单，而是在于真实、丰满、完整、统一。复杂而不统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而性格的分裂，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小说创作上，都是不足取的，应该引以为戒的。

所谓复杂，应该指生活本身，人物的遭逢，人物的感情等等而言，不能指性格而言。在这一方面，过多立论，不只违反生活的现实，对创作也是不利的。

1983年1月29日下午

名山事业

自从司马迁说，要把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来，文学事业与名山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虽然司马迁并没有把所作《史记》，真的送到名山去埋藏。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成就，没有等到他死，就流传开了，而且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人人必读之书。

唐朝的白居易鉴于文人的事业，常常被兵火所消失，他在生前把自己的诗文编辑好，抄写五部，分送五大名山，藏于五大名寺。真有效果，他的集子，完完整整地流传下来了，未失一字。白居易一定含笑于九泉，庆祝自己措施的得当。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逃到深山里，读书并写作的。他潜心读书，然后写出心得，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的著作，细密而精到，是只有在深山之中，断绝一切尘念，才能写出来的。

《红楼梦》据说也是在北京西山写出来的。

看来，山和文学，确实有一种美好姻缘，就像它和水的关系一样，在互相呼应着，在互相促进着。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一辈人的文章，也是在山里写出来的，虽然那里说不上是名山，我们的作品，也说不上是名文。

近年来，各个出版社，各个杂志社，如果所在省、市，有名山名水，每逢适当季节（庐山、海滨则宜夏，岭南则宜冬），总是约请各地名流作家，到那里集会十天半月，一方面是尽地主之谊，另一方面，是请作家们给出版社或刊物，写些稿子。作家们或单身、或携眷到达之后，居停于宾馆别墅，徜徉于名胜古迹，杯酒交欢，吟风弄月，自有一番盛况。开支多少，所得几何，因未曾主持过，也未曾恭逢其盛，不得而知。但从透露出来的消息看，稿件是没有多少收获的。作家们游的谈的虽然很热烈，临散会，顶多交一篇游记或即兴诗，就飘然下山去了。当然，长线钓大鱼。既有此番情谊，以后也许寄个中篇小说来，也说不定。

还要摄影留念，其镜头焦点，多集中到一些女性新秀的身上。

宾馆文学

刊物没有像样的头条稿件，就从外省外市，约请一位当前很红的作家来，把他请进当地高级宾馆，开一个房间，日供三餐美食烟茶水果，为刊物创作“头条”。交卷之后，并在宾馆门口，摄影留念，特别把高级宾馆的牌子，也收入镜头。

以作此番写作的纪念。

因为没有被人请去过，所编刊物，本小利薄，也没有到外埠请过名人，所以此中滋味，不得而知。

现在一些作家的居住条件差，也是知道一些的。但高级宾馆，就那么适于创作吗？想来也不尽然。姑不论，宾馆之内，人来人往；食堂之内，乱乱哄哄。加上身为客人，人生地疏，如果是我，虽有沙发软床，华灯地毯，也是安不下心来的。

当然，听说还有一种特别高级的宾馆，那里面是花木满园，闲人免进，远离市廛，鸦雀无声，最适宜于构思。这种仙境，因为未得亲见，不能揣摩，每天要花费多少钱，所写出的文稿，能否抵消得过姑且不论。如果是个乡土作家，一进这种所在，不是要成为刘姥姥，还能写出东西来吗？

曹雪芹曰：茅椽蓬牖，绳床瓦灶，未能妨我襟怀。可见，创作贵有襟怀，有之虽绳床瓦灶，也无妨文思泉涌；无之，虽金殿皇宫，也无济于事的。

有的刊物，等而下之，小气些，他们把当地的业余作者，集中在一家不怎么样的招待所里，限期叫他们写出“头条小说”。这简直是采取科场制度，成心叫业余作者受罪了。

但如果有人真的写出了成功之作，刊在了头条，一炮打响，随即获奖，一举成名，那又怎么说呢？那就让我们高呼宾馆文学的胜利吧！

1983年3月18日午后

运动文学与揣摩小说

我看过一部小说的提纲，主人公是一位“识时务”的女人，最早的丈夫是一个反动军人，革命到来，她立刻改嫁一个革命军人。反右时，他的丈夫遭难，她改嫁一个左派。“文化大革命”时，她改嫁一个造反派，随后又改嫁一个什么派。

作者把她叫做运动夫人，一生处于不败之地。

但听说这小说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作者虽对社会人情有所感慨，他自己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实际体验。另外这种设想，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一个女人的时光有限，多么好的如花美眷，也逃不脱似水流年。她的一生，也只能运动两次到三次，再多就不好找对象了。

他的小说虽然没有写成，却使我想到：近几十年来，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一种类似“运动”的情况。

应该申明：在革命历程中，文学作品为宣传服务，平心而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厚非的。每一个革命时期，每一个革命任务的执行，有些及时的短小的文艺作品加以配合，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指的不是这种文艺作品。

这里指的是：作者本来对革命也没有多大热情，对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也没有多少理解和实践。他只是为了解脱自己当时的处境，想得到一种飞升，随即揣摩上面的意旨，领会当前的形势，连夜赶制长篇小说，企图一炮打响，一举成名。这种作者的功夫，主要不在艺术，而在揣摩。他的文学修养，也只是读过几本甚至几篇小说，特别是革命历程和本国大同小异的那些国家的小说。记住一些小说程式，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然后加以融会贯通，使之洋为中用。

这种小说的生产，众所周知，主要是为了“爆炸”，所以他特别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应时。而政治有时是讲究实用的，这种小说的出现，如果弄对了题，是很可以轰动一时的。

这种小说，成功以后，还经常伴随着一阵庸俗的社会学：

有真人真事作根据呀，时代突出的典型呀，到所写地点参观访问呀，找模特儿听取先进经验呀，顿时举国若狂，像大寨和小靳庄当年造成的声势一样。

因为这种小说，其产生并非根据现实生活，艺术上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素质，不过是应合时尚的中彩之作，所以时间不长，就被证明不是那么回事。从它那里吸取的经验，不只不先进，而且用不上，用上就坏事。热闹一阵也就完事了。

人们对文艺毕竟是宽容的，不像对大寨经验、小靳庄经验那么认真。作者名利双收之后，却以为这毕竟是一条成功之路，就又去揣摩新的应时的主题去了。

这种小说，就可以叫做“运动文学”。

最早的运动小说，基调多是歌颂，人物多是英雄。“四人帮”时期，登峰造极，英雄人物达到不食人间烟火、毫无个人私欲的程度。最近一个时间，则伴有揭露，或以揭露为基调。人物性格变得复杂化，具备各种情欲，特别是性方面的情欲。但总起来说是个“正派人”，他所反对的不过是那些顽固保守势力。

这可以说是运动小说的第二次运动。但运动来运动去，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四人帮”时代的小说模式，虽然已经改头换面，而其主题先行一点，确实已经借尸还魂。但这一情况，实际也是运动小说“成功”的契机。

揣摩小说，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这一方面的有为之士，也很少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反映现实的。而揣摩小说是空中楼阁，是拆烂现实，装潢的西洋镜。

揣摩政治气候的小说，站不住脚，紧跟政治形势的作品，也常常以失败告终。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最初的主题是写反右，形势一变，随之改为反左。形势又变，又恢复反右。改来改去，终于把一部小说，改得没有东西了。

以上，并非忽视政治。政治对现实生活，影响巨大。文学作品只能反映现实生活中已经受到的政治影响，而不能把自己对政治的揣摩，罩在生活的上面，冒充现实。

然而，运动小说，还是会运动下去的。

1983年4月21日——

文林谈屑（二）

一

前不久，见到一家报纸，登了启事。大意是说，他们的报纸，是作协的机关刊物，领有该处主管部门的出版许可证，却被某省邮局，列入非法小报，予以没收，为此提出抗议。看后哑然失笑。因为这家理论刊物，理论登得不多，却接连不断登载“通俗小说”，这些小说给我的印象，并不大好。邮局扣留，也算是事出有因吧。

作协办的，有许可证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大报”。

二

有的文学刊物，改名不到一年，又要改换名称了。去年，刊物换名之风甚盛，一般是换为“某某小说”或“小说某某”。那时小说的销路好些。有的刊物初改名，销路确是上去了千把份，但不到几期，就又掉回原数。如质量不提高，改头换面，究竟不是长远办法。而改来改去，尤其不像话，有失体面。什么买卖，也得讲究货真价实，只换门脸招牌，解决不了问题。

三

据说，在“通俗小说”中，“公安小说”，销路一直不错。

有几家这样的刊物，生意兴隆，主办的人，也兴致勃勃。这种小说，古时称做公案小说，外国叫做侦探小说。当前有的叫案例小说，侦破小说，法制小说，其中都有犯罪行为，而以桃色案件为多。

有一家这样的刊物，约我写篇文章，我久久未能应命。原因是，我的想法，和他们的刊物，恐有抵触。

我以为读书兴趣，虽有人认为是一种消遣，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社会心理就是社会意识。目前这类小说，就其内容来看，有些不一定能够达到宣传法制，惩恶劝善的目的。恕我直言，有的作品，甚至与这一目的南辕北辙。有不少的人，喜欢看这类作品，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四

一家刊物提出的“同名小说”，是越写越不带劲了。可还有别家刊物在模仿。模仿别人，在平常日子，也被认为是一种不高明的举动，在提倡勇于创新的时代，却常常走别人的脚印，这是什么道理？

前几年，提出“问题小说”，有作品，有理论，热闹了一阵。现在又在大办“小说唱和”，以为只要是名家出面，再弄些花色，刊物就可以多销，且看结果吧。刊物既是“商品”，买主就要看看，是否货真价实。

五

听说各地新华书店积压的武侠小说太多，卖不动了。国家出版局也在警告：纸张全叫这类书占去，好书出不来了。给人的感觉，是晚了一步。早一点抓就好了。

事到如今，也听不到什么地方开会赞扬“通俗文学”了。

那些理论家在会议上，胡乱吹捧了一阵，看见行情不妙，就又改写别的文章，吹捧别的新事物去了。才热闹了几个月，这股新浪潮就灯火下楼台，冷落了下来。不知这些积压的书，如何处理，经济效益又由谁人负责？

几个月前，风起青萍之末，一哄而来，致使一些敏感的理论家，认为是新的文学崛起。崛起得快，败露得也快。

六

又是三十年代。那时，就是一些皮包书店，野鸡书局，偷版漏税，也是出版一些对读者有益、有用的书，甚至革命的书，大书局不敢出版的书。没有听说谁家专印坏书、无聊的书以欺世获利。鲁迅与北新书局为版税，发生纠纷。鲁迅有一次对人说：李小峰不好好办书店，却拿出钱来，去办织袜厂。先生这话，是有些苛责了。北新书局还是印了很多好书，如果开列一个书目，那是要使当前的一些出版社，相形见绌的。如果是指该书局不按期给作家版税，自当别论。开袜子厂，是没有错的。书是人民需要，袜子也是人民需要，属于国计民生，至少是有利而无害的。

不久前，有些出版社，拿出大量资金，消耗大量纸张，去印无聊的，低劣的，甚至黄色有害的“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竞相仿效，你追我赶，一印就几十万册。书店也争相订货，书店几乎成了通俗小说专卖市场，形成“无侠不订货，无案不代销”的局面。其结果，流毒难以清算，这比起开办袜厂，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开书局，办出版社，总得有些识见，总得为文化事业着想吧，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也是不讲协调，不按比例办事的结果吧。

七

现在，妇女为了戴耳环，又在纷纷穿耳。自残身体，以求美观，本是一种原始举动，在多少年前，就反对掉了，现在又成了时髦，真是奇怪。从国外贩来的洋人估衣，不知道是死人穿过的，还是病人穿过的，现在也成了时髦货。青年人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去跳舞，去求欢，就不怕贻笑大方，传染细菌吗？

翻开一本文艺理论刊物，其中有些理论；翻开一本介绍外国小说的刊物，其中有些篇目，也给人以外国估衣的印象。

理论是用新鲜名词作装饰，小说是用标题刺激读者。

八

读了两篇小说，是写人的原始本能的。就是把人物放在一种近于绝望的环境里，让他作本能的表现，互骂，互打，互咬。问了一位小说编辑，他说这种写法，还有一种理论。可惜我忘记了那个新名词。我看的这两篇，只能算是模仿，还不能算是创作。外国小说中，有不少是写人的本能的，当然其中也有高下之分。三十年代介绍来的，苏联拉甫列涅夫写的《第四十一》，在当时是很有名的。我记得育德中学的图书管理员，一次在大会上讲演，就是讲的这篇故事，全场哄动。

小说写一个红军姑娘和一个白军军官，在孤岛上相爱，一到救生船来，才各自意识到了本来的阶级。如果是在那些年，会有人说它是人性论或阶级调和论的。但这篇小说，在苏联好像一直平安无事，就因为它有那个不可动摇的结尾。

我读的这两篇小说，时间，环境观念不清，不知是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特定的环境。只是写人的类似动物的本能，写人物的幻想、梦境，也是仿效外国小说的。

创作与模仿，怎么看得出来？创作的色彩是鲜明的，而模仿的东西，常常是模糊的。创作有作家自己的生活根据，而模仿只是根据作家读书的印象和得出的概念，经不起推敲，又谈不上创作的个性。

九

前几天，读了一篇理论文章，谈到鲁迅写的《故事新编》。

鲁迅的《故事新编》，就其历史知识，文学手法，哲学思想来说，都不是轻易就可以否定，更不是轻易就可以超越的。

至于他当时为什么写这个，这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距离鲁迅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究竟是生疏了。对于当时鲁迅的思想和心情，如不设身处地，为逝去者着想，更难得其要领。

单就小说而言，自然是鲁迅初期的创作，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时代的脉搏相呼应。但如就杂文而言，则鲁迅死前之一日，其作品仍为革命文艺中最现实的。他的心，他的血液，正接连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呼吸。他的一言一动，成为那一时代，对青年最有号召力、吸引力的号角之声。这一点，就是当时的革命作家，也都甘拜下风，尊为前导，后之来者，就不用多谈了。

现在，有些人对鲁迅的作品，抱冷漠态度，这原因很复杂，是多方面的。十年动乱，把鲁迅奉为主神的陪坐之神，强拉知己，无限制地印刷其著作，并乱加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引出反作用，是原因之一。

鲁迅初期的创作，确是勇于借鉴西方的东西，以丰富自己。但是，他的借鉴，是通过外国文学的革命的或进步的内容，涉及其形式与技巧。这一立场，直到他死前，所办《译文》仍为主流。其间着力介绍弱小民族战斗作家之作，是与祖国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的。对于批判现实之作，也多有介绍。总之，以为鲁迅借鉴外国，只是追求创作的“现代化”，那是无稽的瞎子摸象之谈。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并非都是晚年的作品，其中有的还是他早年之作。一个作家的着力点是多方面的，就是他那战斗的主要方向，也不能不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一些寓言、讽喻之作，一些看来短小、无意义之作，在每个大作家的文集中，都有录存。因为对作家本人来说，这些作品，仍是关系其一生的重要资料。

鲁迅一生，虽战斗姿态凌厉，但对待文学创作，则非常谦虚谨慎，从未自放狂言，以欺世盗名。

十

近来一些文艺评论，唯心主观的色彩加重了。有些虽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但在文字上，编造名词，乱作安置，把文艺现象，甚至创作规律，说得玄而又玄，令人难以索解。层次呀，结构呀，转化呀，渗透呀。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一两句就可以说清楚。叫他们一说，拐弯抹角，头下脚上，附会牵强，连篇累牍，说个不完。这种文章，貌似很新鲜很洋气，很唬人，拆穿来，除去新名词，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把过去人云亦云的道理，变个说法，变个道道而已。此风已影响到文艺教学，那些讲义，有很多是辞费，使学生越听越糊涂。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经过很长一个过程，我们的文艺理论，才逐渐克服了欧化、生硬、空洞、不通俗、脱离实际种种毛病，现在又有旧病复发之势。再加上哲学思想，逻辑概念上的混乱，有很多文章，实在是叫人读不下去了。

与之相呼应的，是创作上的所谓“现代化”。脱离现实，没有时空观念，动物本能描写，性的潜意识，语言粗野，情景虚幻。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国人是不习惯的。对于现实，对于人生，都不会有好处，却为一些作家所热衷，所追求，为一些评论家所推崇，所赞赏。也不知是何道理。

1985年9月27日——

风烛庵文学杂记

写历史，就专门去找那些现在已经绝迹，过去曾经被洋人耻笑的东西。改编古典文学，忽视其大部精华，专找那些色情糟粕，并无中生有，添枝加叶，大作文章。写现实，则专找落后地区的愚昧封建，并自作主张地发掘其人物的心理状态。凡此，都是出于一种“创作思想”：即认为这样写，是可以受到海外的青睐，青少年的爱好，评论家的知音。弄好了，可以成为什么名人，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凡是这种“文艺家”，都是主张中国文艺需要“现代化”的。题材陈腐，思想低下，又要运用现代手法，这真是一种矛盾，一种畸形。

这些年，文艺工作上的一些做法，一些理论，导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作品。这种作品的问世，受害的不只是读者、观众，也包含了作者本身。原来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写作才能，经不起热浪的冲击，终于顺流而下。有的从好到坏，只有一两年时间。至于出版社，制片厂，如果因此致富，那赚的是昧心钱，如果赶的时机不好，赔了钱，那是报应。文艺评论，应该是帮助作者，步步向上，不应该诱人下水，毁灭作家。

有的作家，还是很年轻，是可以“改邪归正”的。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可以批评，但不要乘机诅咒谩骂他们。有的报刊，前些日子，还在为一些时兴理论、一些热门作品，鼓掌叫好；气候一变，就跺起脚来，高声叫骂。这种自表清白的作法，实在不怎么样。

读书如同游览，宁可到有实无名之区，不遑去有名无实之地。《归有光文集》，四部丛刊本，有十二册，不算不厚。但人们经常诵读的不过三四篇。在这三四篇中，《寒花葬志》不过二三百字，却是最实在的作品。所谓实在，就是牵动了作者的真情。因此，所记无一字不实，亦无一字非艺术。

如果文途也像宦途，（实际上，现在文途和宦途，已经很难分了。）急功好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应该安分守己，循资渐进。不图大富大贵，安于温饱小康就可以了。

近年来，颇不喜读文艺作品，特别是文艺评论之类，因其空洞无物，浪费时间，得不到实际的东西。有时甚至觉得：

反不如翻翻手头的小字典，多认识几个字，多知道几条典故。

宋朝印刷术发展，刻书之风很盛，私家著述多能流传。近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厚册，其中保存文献甚多，暇时读一二页，不只识史事，也是读文章。较翻字典，又实惠多矣。

有人说，从事文艺，能否成名，要看机遇。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文艺界既是人间一界，其他界可以有平步青云的人，这一界就没有白日飞升的人？但文字工作，究竟还要有些基础才好。当前的一些现象，例如：小说，就其题材、思想、技巧而言，在三十年代，可能被人看作“不入流”；理论，可能被人看作是“说梦话”；刊物合一本也卖不出去；出版社，当年就会破产。但在八十年代，作者却可以成名，刊物却可以照例得到国家补助，维持下去。所有这些，只能说是不正常的现象，不能说是遇到了好机会。

所谓机遇，指的是，一个人原来并没有打算从事文艺，后来因为某种机会使他参与了这种工作，年深日久，做出了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读一些作家的传记，会常常遇到这种例子。但就是这些作家，在他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之前，他还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准备，例如读书、生活等等。

天赐的机遇是没有的，如果有，总是靠不住的。这些年，这种事例，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了。

文艺工作，也应该“行伍出身”，“一刀一枪”的练武艺，挣功名。

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它本身就显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这种光辉，当然是创造它的艺术家，赋与它的。这种理想，当然来自艺术家的心灵。

不受年代、生活的限制，欣赏这件艺术品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理想之光的指引和陶冶。如果站在这件艺术品面前，感觉不到这种光辉，受不到陶冶，这样的人是难以从事文艺工作的。

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

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失去理想，从反映现实，到反映自我；从创造美到创造丑；从单纯到混乱，不只是社会意识的退化，也是作家艺术良知的丧失。

1987年4月——

风烛庵文学杂记续抄

近来，有些作家常常指责领导者、评论家，不按艺术规律办事。很少有人自问，他的“创作”，是不是完全符合艺术规律。

艺术规律，并不像科学上的定律，那样死板，一成不变。

但也并非那么神秘，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前人著述，多道及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故总结之甚难。例如，任何艺术劳作，必先有生活基础及其认识。有生活基础者，不一定有足够认识；有足够认识者，又不一定从事于艺术劳作。

一个人成为艺术家，往往有很多偶然因素。《红楼梦》作者生活和认识的规律，不全同于《水浒传》作者，这是很明显的。

客观对创作的影响，也有时明显，有时隐晦。《红楼梦》产生于乾隆年间；《静静的顿河》，产生于斯大林时代，很难用政治环境作一般解释。外国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规律，中国的穷而后工也是一种规律。高级宾馆是一种规律，绳床瓦灶也是一种规律。有的文章，纸墨未干，即洛阳纸贵；有的文章，则要束之高阁，藏之名山。

主观方面，即作家的素质、修养和努力，是艺术成功的主要规律。其他方面，可谈可不谈。

某文学期刊，销数下降，不从作品质量着想，却一再更易刊名。更名并不能使订数增加，又用裸体画作封面封底。初尚含蓄，或侧或卧，后来干脆赤身仰卧，纤细无遗。当然，都标明是外国油画，是美术作品。裸体画，也有高下，也有美丑。用到此处，其目的，并非供人欣赏，而是刺激读者眼目，以广招徕。然刊物销数，下降如故。实出乎设计者之意外也。

有人说，这就是“搞活和开放”。我说，美术，用于不当之处，即为亵渎。将来如何开放，也不会家家用两幅裸体女人，代替传统的门神。

年关将近，与某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谈论明年出书赚钱之道。据说办法不多，很多家出版社，又在打《金瓶梅》的主意。然“古本”既有违宪章，不能照印；节本已有“人文”印本，再出亦难。不少人为此，大费脑筋。过去上海有句俗话，除去做金子生意，就是开文艺书店容易赚钱。现在出版社，除去出版此类书籍，竟无其他生财之道，是何故欤？

负责人问计于我。我说：好办。文艺出版社太多，文艺期刊也太多，人浮于事，质差于量。关停并转可也。然此话实等于不说。

书是卖给读书人的。读书人买书，是为了求知识，求长进，必如生活中之菽粟布帛，方为有用。谁家有那么多的闲钱，专买武侠淫乱小说或裸体画片，去装饰书架，教育子女？

即如《金瓶梅》也只能购买一部，哪能屯聚多部，以示富藏？

一些刊物之销路不佳，一些出版社，不从国计民生上着眼，坐吃山空，濒临破产，是不可怪矣。

文艺这一领域，过去，虽曾使许多作家遭殃，然亦曾使一些人发迹。近日仍有一些聪明人，好谈文艺问题。所用口吻，完全变了一个花样，多为文艺界鸣不平，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原其用心，则有仍同以往者。如真以文艺比作殿堂，则过去进来骂神毁佛者多，今日则烧香祷告者众矣。

连日披读《新文学史料》，中国近代作家之命运，可谓惨不忍睹矣。在当时压力下，文人表现的状态，亦千奇百怪。今日观之，实地狱景象。经此惨酷，幸遇升平，仍有人斤斤于过去琐碎之事，观点之异，意气不消，不死不止，至可叹也。

余当戒之矣！然文人好弄笔墨，甚难觉悟也。

余与王任叔，并不熟识。一九五六年春天，余到南方旅行，他也带几个人到南方出差，于南京金陵酒家餐厅相见，后又在上海国际饭店相遇。当时周而复约我们同游黄浦江，王即应约，余以疲劳未去，故未得深谈也。

于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读其自传、日记等材料，哀其遭际，叹息久之。

逐期阅读《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茅盾回忆录。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史和文艺活动史，也是中国文坛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剪辑。创作方面且不论，其记述理论工作之建设发展，及其背景，我以为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可以总结出经验，并从中得到教益。例如作家深入生活，民族形式的运用，文艺大众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文艺与政治，作家的世界观等问题，都可以从中回顾一下。

阅报，见有人提出“自我调节”的什么主义。读书少，不得其解。细绎其全文，亦不见明确诠释。“发展了的”，我们听得多了，还有一段时间，发展到了顶峰。什么叫“自我调节”呢？就像自来水开关一样，水流可大可小；要粗就粗，要细就细；或完全封闭，或放大闸门。这样做，还成为一种主义吗？

有人制造新学说，追随者唱和，以为得未曾有，是发展了的文艺理论。有人略表不同意见，加以辩难，即利用职能，组织文章，斥为陈腐、老作风。并于按语中暗示：新学说有利于改革大业云云。

拉大旗，作虎皮，围攻谩骂，这种作风，是新的？是“发展了的”吗？我看，和三十年代有些文艺论客的战术手法，没有什么两样，且有过之之处。例如争取外援。

读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有“如蝇逐臭”，“以肉麻当有趣”等语，不觉失笑。因该文主旨，在于吹捧无聊、下流的小说，厚颜正如此也。

报载，有作家谈：他在美国出版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原因是我国的经济不强盛。另一作家谈：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等等，外国人并不理解。写些真实自然的生活，即使暴露一些阴暗面，却会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人家看了会觉得可信。还说明中国真的民主开放了。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云云。

没到过外国，更没有在外国出过书，不了解情况。但是，为什么在外国，英雄主义就不可信，阴暗面就可信呢？外国人认定我们这里不会有英雄主义，只会有阴暗面吗？怎么说，有了阴暗面，就证明中国民主开放了呢？起宣传作用的，应该是书。又怎么说，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呢？

外国出版中国文学书籍，详情虽不得而知，中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则略知一二。翻译者选择原著时，必先审视，是否适应本国读书界之需要。清末，争译弱小国家独立斗争史；

五四运动以后，争译个性解放之作；十月革命后，争译苏联小说。此外，则译世界各国文学名著。照顾社会各方面的兴趣，也译一些英雄传记、伟人佚事、侦探小说等。以上翻译，大都是着眼于国内的政治、思想、文化知识的需要，所选也都是各国的进步文化的成果，并不去找人家的落后或阴暗面也。

但国外有些出版商或读者，对中国有这种想法，是很可能的。从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但也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不是有很多外国作家，也辛辛苦苦，到中国来，访求我们的进步、光明和英雄主义事迹吗？

1986年11月20日剪贴近作——

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

一个作家，声誉之兴起，除去自身的努力，可能还有些外界的原因：识时务，拉关系，造声势等等。及其败落，则皆由自取，非客观或批评所能致。偶像已成，即无人敢于轻议，偶有批评，反更助长其势焰。即朋友所进忠言，也被认为是明枪暗箭。必等它自己腐败才罢。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一个作家，如果公然著书立说，丑化自己祖国的历史及其文化，并以为当今天下读书人，都成了聋哑或趋炎附势之徒，不能或不敢对其作品有任何非议，其设想，正如其作品一样，可谓狂妄荒诞。

过去，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现在又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消遣文学，古已有之，也有高下。也有消遣得好，消遣得糟的分别。我还是相信为人生的文学这个陈旧的口号。

三十年代，现代书局有一本《文艺自由论辩集》。其中有瞿秋白一篇《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是批判胡秋原的。文内引了《红楼梦》中有关林黛玉的话：“子之生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烦忧”。说明作家，作为社会之一员，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

现在报刊，登载吹捧文章时，一篇独行即可。如登载批评文字，则必配备一篇说好话的，以示半斤八两。这种作法，并不足取。一种报刊，应有主见，才能引导读者，态度暧昧，只能算是糊涂断案。

现在，浇花园丁这一名词，很时髦，人们都爱用。按自然界，浇花，锄草，松土，施肥，甚至日晒，风吹，都是养花之道。只会一样，不算园丁。

园丁，起码应分清草、苗。如果草苗不分，或硬说草是苗，或苗是草，那就更不像园丁了。

过去，“锄草”者多，甚至把锄草上升为“游动哨兵”。近日浇花、施肥，装聋作哑者多，其实水浇多了，施肥过量，也不一定对花有利。

好像只有恭维，只用金钱，文学才能繁荣。不久就会证明，并非如此。只有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从各方面提高作家的素质，才能促使文学真正繁荣，并可望产生伟大作品。

弗洛伊德的学说，三十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理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弗氏的学说，介绍来的更早一些。但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至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则是在清朝末年，王国维的一些文艺思想，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人间词话》一问世，人们都感到新鲜，曾经冲击旧的诗词之学。但到了三十年代，就是王氏的学说，也沉寂起来，很少有人提说。

到了八十年代，这些学说，又被人拾掇出来，津津乐道，这也说明，就是学术，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忽隐忽现，迂回曲折的。是与政治、经济的进程有关的。

六月十五日，盛英同志赠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一部，盛情难却。余初无意读此等书籍。既得之，随即翻翻。

海外学者，动辄用“政治左右”，视我国文学。其实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政治空气更浓厚，立场更鲜明，态度更坚决。

此书作者，竟以一九三八——一九四九为文学凋零期。如果当时的作家们，都不去抗日，都袖手旁观，都关在象牙之塔（那时已没有放这种塔的太平之地），中国文学，反能进入繁荣期乎！

书中推出的代表作家，一为梁实秋，一为周作人。社团为新月社。此即可见著者之用心矣。然所引材料，多为国内所少见，有些人趋之若鹜，此亦原因之一也。

有不少作家，标榜新的创作观念、文学观念。但细看其作品，也找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模糊混乱，甚至看不懂的东西倒不少，但这种“文学”，过去也有过，不能称做新。至于有了“新观念”的作家，在行动上，例如对待名利，表现之陈旧，就更是古已有之的了。

至于评论家的文学新观念，则不外：文学的主体是人；文学的本性是反映社会；文学应是美学之一种，作家应是人道主义者等等，也都是以前常说到的，甚至是老生常谈。为什么，一到他们的手里，都变成了“发展了的”文艺理论了呢？

其秘诀有三：一是尽量运用新名词，或把旧词稍加变化；二是大掉一通书袋，以示博学；三是把人类所有学科，近代所有发明，皆强拉硬扯，与文学挂钩。

虽然评论家现在大都不喜欢把文学和政治连在一起，但到紧要关头，还是要借用一下东风。如对自己有利，则摘引官员的谈话。再如有的小说，本来无聊得很，立意庸俗。评论家为了捧场，竟说它的“主题”，是为了当前的改革。改革当然是政治，是顶大帽子，但实在与那篇小说的内容（是内容，不是作者给作品加上的标签）连不到一起。如果强拉到一块，那真是对改革大业的不敬。

前几年，有人写了《名山事业》和《宾馆文学》两篇短文，好像是大惊小怪。现在，则成了“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局面。宾馆成了稿件的主要开发市场，作家食宿，日一二百元，竟有交一短篇，开销数千元，不以为怪者。名山旅游，成群结队，一场笔会下来，报销数万。这些刊物，每年靠国家津贴，尚且维持不下去，在这些方面，却表现如此大方。是慷国家之慨也。有人并可从中谋取一点私利。

过去，文艺评论，大批判者多，分析者少。前几年，才有人呼唤史诗的到来，并圈定了不少史诗。不久，又全部否定过去的成绩，认为并没有产生过像样的作品。最近，评论家们又忙于创造新学说，创立新学派。浅薄者根基不厚，无师难于自通，常常只有一个题目，不能自圆其说。博学者，虽运用中西比较之术，引证繁多，然只是堆砌材料，主导思想不明确，终于不能自成体系，常常落入前人的旧套。丢下棍棒，拿起书本，终是可喜的现象。

1986年9月10日剪贴近作——

庚午文学杂记（一）

作家与新潮

意识形态，是指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好了，作家的意识自然跟着好，或者更好。社会意识坏了，就很难要求作家，每一个都是卓异之士，不流凡俗。这是很困难的，很难做到的。就像一个青年作家过去对我说的：“你自己没有做到的，怎么能要求我做到？”我们也不是圣贤呀！

我一向认为：考察一个作家，主要是从他的作品来考察。

考察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该放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来考察。当前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引发产生的个人第一，急功好利的意识，以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

过去，穆时英在上海，就是以专写舞场舞女而出名的，红极一时。

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好，这是现实。现实必然进入文学作品。林琴南看不惯，人家说他是复古派。缪荃荪看不惯，他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骂道：“士皆原伯鲁之子，女效欧罗巴之装。”人家说他是遗老遗少。他们并没有挡住新潮。新潮，不仅挡不住，在历尽沧桑将近百年之后，又重新大盛于中土。

现在已经不只是效装了，而是效一切，甚至说话的腔调，眉眼的动作。

青年作家也是华人，在写作和生活上，模拟一下欧美新风，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