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9

以上只能说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其实，作者会比我想得更清楚。就整个小说的取材来说，取材旧社会，应该说是远的；取材解放以后，应该说是近的。对观察体验来说，远的间接，近的直接。一般规律写间接难，写直接易。今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是舍易而取难呢，还是因为对难易的看法正相反，才不得不如此做文章呢？我想，是后者起了决定作用。

1981年11月7日中午

小说的抒情手法

在叙述描写中，时加作者的议论或抒情，中国小说，古实无之。唯见于短篇记事文中，即所谓夹叙夹议也。有之，自新的白话小说始。

翻译的白话小说，既然对中国新的小说有了很大影响，抒情议论的手法，也即随着洋为中用了。外国作家，习惯于在小说中直抒胸臆，有的动辄数千言，从客观世界，把读者拉入他的主观世界，听其说教。现实主义作家，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作家则尤甚，成为创作不可排除的手段。但做到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少年时，也很喜好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与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但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实又感到，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

中国两大艺术巨构：《红楼梦》、《水浒》，均为现实主义小说。其表现手法，纯用描写，无分巨细，生龙活现，无一败笔。感情寓于客观事物之中，作者、读者与书中人物共之。

如长江大河之奔流，两岸景物自亦同时融会其中，不分主客。

从来没有见过，曹雪芹和施耐庵，在叙述人物、时令、天气之时，忽然发一顿议论或感慨的。如果有这种现象，人们一定会说，这不成体统、不像话，是见月伤心、听雨落泪的文士强加上的。

当然，从外国引进的这一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废止的，但要做到适可而止，不可泛滥无收拾。

去年读了一篇青年作者写的小说，小说五六千字，而文末抒情，竟达一千五百余字。我写信劝他以后要注意含蓄。青年人感情丰富，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吧。

周克芹同志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蜚声文苑，羡仰久之。只是因为时间、身体、视力，一直未能拜读，领略风貌。近日本地电台，每日于早八时许播讲，正值我晨炊之时，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听讲，已经有些天了。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小说，一部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听时因照顾锅灶，容有疏略，总的来说，作者的艺术，是令人心折的。但也感到，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

1981年11月11日下午

小说忌卖弄

近几年来，在小说中，常常看到主人公在听一种什么西洋音乐，或在欣赏一幅什么西洋名画。这一细节，在过去几十年，是很少见到的，这是新事物。

但是，这支曲子和这幅名画出现在小说里，又好像和主题，和所写的人物、事件，并没有多少关联，甚至谈不上是所描写的生活场景的一种点缀。只是为了写上这个而写上的。

它给人的唯一感觉是：作者听过这种音乐，欣赏过这种名画。

当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那部长篇小说里，以大量的篇幅写了音乐方面的事，也不是说，罗曼·罗兰研究过贝多芬，写过他的传记，才有资格写。但他的小说里所写到的音乐，确实与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有着融合一体不可分割的联系。

《红楼梦》写到了诗、词、歌、赋、医卜、戏曲、绘画、建筑。作者并非有意卖弄这些方面的知识，而是通过主题思想，人物的塑造和生活环境描述，故事的进行和深化；运用了这些知识。我们可以说作者的学识渊博，但不会说他是在卖弄。《镜花缘》里有些故事写得很好，本来可以写得更成功，但因为在书中卖弄音韵之学，就使小说减色不少。

另有一部小说叫《野叟曝言》。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弄知识学问。天文、地理、政治、军事，都谈到了。希望皇帝看到他这部小说，把他请去当顾问，或作哪一方面的专家。结果，官儿没有做成，那么长的小说也没有人愿意看，只在小说史上存下个名目而已。

因为，人家要学习知识，自有各种专著可供参阅，又何必去读你的小说？如果真的相信了你在小说中表现的知识，把你请去当什么部的部长，那不是要坏事情吗？

小说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关生活的知识。即使是生活的知识，也不能卖弄。在近代小说史上，有这种现象：一个作家对农村或对工厂的生活，比较熟悉，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受到了称赞。作家从此认为是自己的专长，进一步在作品中堆放这方面的知识，反而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干枯琐碎的毛病。

生活和艺术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要求把生活完美地融合于人物性格、人物行动之中，一切要出于自然。

生活不能卖弄，才情也不能卖弄。至于有的作品，于有意无意之间，在小说中炫耀作者的官职、地位、居室、陈设，那就更是下乘的了。

1981年11月21日晨

小说的结尾

小说无论长短，总是开头容易，结尾较难。既是开头，则头头是道，而结尾必须结束全篇。

古代小说的结尾，大都采取团圆的形式。团圆以后，再由作者诌几句诗词，劝善惩恶。

白话小说兴起，思想内容起了很大的变化，结尾仍然是个问题。鲁迅在小说《药》的结尾，放一个花环，自己说是添一点光明和希望。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光明尾巴”的始祖。

因为这一花环的出现，仍然是作品的血肉结构，有机的连续，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关联的。

三十年代初期，大众文学崛起。但在刚刚开始，冒牌货色实在不少。例如当时有个时髦作家叫穆时英，他在一篇小说的结尾写道：“谁的拳头大，天下就是谁的！”引青红帮流氓语言入小说，以为就是第四阶级的革命，当时还很有些时髦的评论家，对此加以吹捧。

这不足怪，因为无论是这位小说家还是这些评论家，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小说的失败，并不完全在这结尾上，而在整篇都是胡编乱造。

最近，接连看了几篇小说，我认为写得都很好，就是在结尾上，有些美中不足。李准的《王结实》，李志君的《焦老旦和熊员外》我已经谈过了。贾大山的《花市》，意义与李志君作品相同，而为克服结尾处的概念化，作者是用了一番脑筋的。但主题似又未得充分发挥，可见结尾之难了。

我们的作者，有了生活的积累，总愿意小说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是主题。这一意图又常常借结尾之机，向读者表明，这就是出现前边说的情况的原因。

但如普希金、果戈理、莫泊桑等大家的小说，就很少此病。他们在一篇作品里，主题融合于生活描写之中，生活之流到头，主题也就表现完毕。并不像我们，前边写的是生活，而在结尾处，才点出主题来，给人以两张皮的印象。

1981年12月10日

小说的作用

古人称小说为稗乘，即别于经典之上乘也。又说，小说是街谈巷议的东西，即非登大雅之堂者。又说，虽小道亦有可观者，同时肯定了小说的价值。

我觉得古人对小说的评价，大体上还是公平的，不夸大也没有抹杀它的价值和作用。

特别提出街谈巷议，是小说创作的来源与基础，这一说法，是非常合乎实际，非常科学的。一、小说产生在群众中间；二、它最初发生，是出之以口，入之以耳的形式；三、小说的谈和议是在街巷进行的。

既然是在街巷进行，就有个影响的问题，例如谈的议的，是发生在东邻西舍的事，表扬歌颂，固然无妨，如果是暴露讽刺，那就要得罪乡人。如果谈议的事，有关区县省府，那就更需要考虑后果了。

因此，最早的小说，多是志怪志异而非志人，怪异就是说些天地的变异，狐鬼的故事。这种故事，与人事无关，尽可添枝加叶，谈得痛快。以后，因为有了文字，发明了纸墨，小说于谈议之外，还可笔记，因此有了笔记小说。小说的题材，才由妖异狐鬼，进入社会人生，才由幻想进入了现实。这自然是小说的一次革命，一次飞跃。从此，就是写些当今社会上的实事，只要不指名道姓，稍加改编，作品由纸笔流传，招惹罪祸的机会，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但也还不能说，小说来了一次革命，就变得多么了不起，作用有如何大了。它还是小说，不是大说。

所谓大说，古时是指的孔孟的立言，帝王的大诰，是指《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些著作。这些著作，按今天的图书分类法，好像都属于政治经济学部分，而小说自古以来称做闲书，无论如何是挤不进去的。

当然，小说写好了，也被称做文章。“文章华国”，小说优秀者，自亦有份。至于曹丕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这里的文章，是指的诏书，檄文，议奏，论说，绝不包括小说在内。

随着印刷术的进步，随着小说题材日益向现实生活突进，随着作家的思想、道德情操的提高，小说的作用，也逐渐扩展和提高，这是事实。在有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说逐渐商品化，也是事实。什么东西，一旦商品化，就会产生拜物现象。因此，由于盲目推崇，广告宣扬，把小说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使一些作者，自我膨胀，飘飘然起来了。

对于一种事物，一味抹杀，固然不好，但一味吹嘘，其招来的后果，也常常适得其反，危害了事物的本身。这种经验教训，冷眼人是看得很清楚的。

农村俗话：说书唱戏劝人方。好内容的小说，引人向善，也不过是劝诱而已。直接把书里的人物，当做生人的榜样，生拉硬扯去学习，虽一字不识的农夫农妇，也不至于这样呆。当然，传说中的少女，抱着《红楼梦》，死恋贾宝玉的也有，那并不是热爱什么正面人物，英雄典型，而是有些神经失常了。

1982年5月1日改讫

小说与时代

小说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都能作等同的表现。古者不遑谈，以近代文学而论，五四前后小说，多反映启蒙、反封建、民主要求。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小说多反映城乡阶级压迫及阶级斗争。这些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精神倾向。抗日战争时期主题更明显集中，就不必详谈了。

小说的反映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本来可以不必出题目加以限制或要求的。有时政治上的要求过于具体繁琐，反使小说不能如实反映时代的精神，这种例子也是很现成的。

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忠实热情的歌者。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能逐历史之波浪，为几个历史时期歌唱的歌手，却并不多见。其中虽有不少作家，得享大寿，阅历绵长，也只能在相连的一、两个历史时期，大显身手。其余时期，就表现出无能为力。

这因为作家有时是身处时代激流之中，有时是身处激流之外，有时与时代拥抱得紧，有时拥抱得松。冷热有变化，立场有转移，心情处境不同，就引出不同的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成长起一批作家。战事开始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忍受外敌侵略，忍受国破家亡之痛，已经有很多年了。一声召唤，他们立即投入了这一神圣战争。战事持续了八年之久，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他们除去战争的考验，还要接受饥饿、寒冷、疾病的挑战，伤者累累，死者相继。幸而生存者，所写反映这一时代的小说，它所表现的时代精神，自然是真实的、热烈的，充满生机的。读起来，当然是感人的。在当时，无论从生活，从思想感情，从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来说，作家与时代，作家与当地人民，都是亲密无间，血肉相关的。

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他们有的进入了大城市。大城市对作家来说，一方面是写作和出版的条件好了；一方面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创作危机的开始。自此，改业他行者有之，转入宦途者有之，英雄无用武之地者有之。他们和根据地人民的联系淡薄了。城市的干部生活，所思所想，与农村的农民生活，所思所想，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们与那里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了。再从人民身上，来表现时代的精神，就困难了。

问题是，实际上已经是间接的关系，作家有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还当做是直接的来处理，来写作。有时去采访几天，有时甚至去住上几个月。临时扎根，究竟不同于往日的自然生长。不承认这个变化，不努力打开新的生活局面，勉强维持着，将就着这样一个旧有的生活局面，作品就越来越缺少生机，缺少活气，缺少时代新鲜之感。

自我满足，维持残局，偏安一隅，写生活积累中的残山剩水，实际上，不只远远离开时代的要求，也离开了历史的要求。

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自己说是因为没有机会外出考察。他又说，他后一阶段的小说，技巧虽然更为成熟，但已不为青年读者所注意。他心里是十分明白，小说创作与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的。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他就改用别的武器，为时代战斗，并用全力去培植、扶持、鼓吹能真正表现新的时代风貌的，青年作家的小说。

1982年5月1日晚灯下改讫

谈比

古代刑律，最讲究比。就是说，判刑定罪，除去对照法律条文，还要和过去的旧例成案相比，一丝不苟。四部丛刊中有一本书叫《棠阴比事》，就是编辑了很多案例，成为一本名著的。

有些事物好比，一比也确实可以说明问题，说服群众。比如运动员比赛，一球之差，一秒之别，裁判员据实宣告，百万观众，都会点头承认，鸦雀无声。

但文章一事，涉及意识形态，奥妙无穷，千变万化，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要想比出个结果，使观众心服，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然而，比之一事，还势在必行。古代以科举取士，凭的是三篇文章。文章不好评比，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文章规格化，定为八股，一股一股去比，这就简单多了。但还是不断出问题，看卷的把他选好的卷子交上去了，主考不同意；或主考把名次奏上去了，皇帝又不同意。只好另来。从废弃的卷中重新挑选呈上，这叫“搜落卷”，有时倒一举得“中”了。

所以说，这种比法，实际上也是碰运气，靠不住的。但人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对待。秋闱之中，有座师——就是看初稿的人；有房师；有主考。士子得中之后，都把他们尊为恩师。而这些人也真居之不疑，坐在家中，等候谒拜，并热情地招待这些从来也不认识也没有帮过一点忙的门人。此后，如果双方都官运亨通，这种特殊的关系，还可以维持很久。

那时考场生活，是很苦也很惨的。蒲松龄写得最具体生动不过了。且不说一临考期，妻子为预备考具饭食，父兄送考接考，等候捷报，坐立不安。士子们关在那“棘闱”里面，有的呕吐，有的腹泻，有的打摆子，狼狈不堪言状。但一旦得中，就自称是三场得意，文战告捷，友朋祝贺，家人为荣。

真是天晓得，是在以文战，还是以命运战。

科举制度的流风所至，人们对文章一事，也就好比，甚至对作家，也好比。这就是鲁迅晚年所惋叹的：鲁比郭如何，郭又比茅如何的，嘁嘁喳喳之徒们的爱好。

文艺作品是不好比的。主题相同，题材相同，还可以进行比较——其实也难，如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比其高低，就很困难了。你说《红楼梦》好，还是《水浒传》好？当然有人可以冲口而出，因为两部书都好。但那也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成为科学的评定。

此外，小说方面的“超越”一说，作为鼓励之辞，无可厚非，认真一想，也很难办。这么多年了，不只《红楼梦》没有人能超过，一部《西游记》，也没有人能超过。甚至像《老残游记》这么一部并非赫赫之书，也没有人能超过。没有超过，并不是说这么些年，没有天才，没有人才。历史条件不同，所写生活不同，作家素质，文艺观点、修养都不同。所写作品，与前人不好比，因此也难谈超越。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后人不能超越之作。何必定要在一条线上去超越前人？

《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

不只小说，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朽的，不能超越的特质。

1982年5月3日大风，不能外出，成短文二，4日晨起改讫。

谈名实

世界上有些事，名实不相当者甚多。有时乍一听也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又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名实之间，常有很大距离之故。

小说亦然。就先说作者吧，几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培养》。只看题目，就知道是说作家可以培养得之，或有人培养者得成材器。过了几十年，我明白了很多事理，认为这样说法，不合乎实际。就又写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成活的树苗》。说明作家成材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大科学。但似乎并未引起注意，有很多人还在因袭旧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一词，比如看旧戏旧小说，就常见下僚对他的上级说：“全靠大人栽培”。栽培也就是培养，难道有什么错吗？其实，那只是一句客气话，讨人喜欢的话，并不能认真。

这两个字，以植物学解释，自然说得通。但：植物之成长，也主要是靠自然条件，例如土壤、水、阳光。多么辛勤的农夫，也不会自认是阳光雨露，如果那样，他就是狂人。但是，如欲植物长得好，当然亦需人工，即栽培。

在文艺上，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培养、社会培养，也可以说是时代培养。因为这是就大政方针方面立论，无可争辩。一涉及到人事上，就应该名实相副。

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

这里并不是贬低编辑或评论家的职责及其作用。老实讲，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然为什么有人竟把“培养”一词，送到你的名下呢？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

然而，小说的作者，又究竟不同于植物。他可以思想，也可以行动，可以进取，也可以退却。他生存于世间，浮沉于社会。他是靠自己生活的根柢，思想的高度，观察的能力，情操的修养，来完成他的作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别人对于他的影响，较之他自己须作的努力，即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深思熟虑，规模宏远，不为名利所摧折，不被荣辱所埋没……

就微乎其微了。

这一篇，也可以说，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

1982年5月

佳作产于盛年

久居闹市，散步为难。时值春暮，偶有郊游之兴。至一桃园，与技术员交谈，得知该园桃树移植已五年，正处于结果期，再数年，才到盛果期。闻之若有所悟。

回到家中，默默一想：桃子吃了多年，从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期生长的。管理桃园的人，是很盼望桃树的盛果期到来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果期，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又进一步想：鲁迅写《阿Q正传》，可以说是在他小说方面的盛果期；茅盾写《子夜》，是在茅盾的盛果期。一个作家，当他已经有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例如生活积累的准备，社会经验的准备，思想意识的准备，文艺修养的准备，大概他的年龄，也就到了壮年。在这个年龄，创作出不朽之作，当然可以称之为盛果期了。

任何事物，当其盛年之时，都是令人羡慕的。生物尤其如此。草木之盛年，就不用说了。盛年男女，即一个人的全盛阶段，其在形体上，仪态上，思想上，感情上，可以说都达到了成熟，繁茂，热烈的极点。也最富于战斗、追求的信心和勇气。人到壮年，青年时的主观幻想，已经与客观世界逐步融合，并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他们的艺术技巧，经过前一阶段的锻炼，也逐渐成熟，正好用来表现他们所迫切要表现的社会现实。

人的盛年期，是他在生活上、事业上的鼎盛之期，文艺工作，自不能例外。但绘画书法，何以越到老年则越成熟呢？

绘画书法偏重技法，故能老而不衰。小说则不然。小说的生命，在于作家用他的世界观，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反映。不幸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极甚至虚无。

旧日的小说家，到了晚年，常常对人生作出消极的判断。

他们认为只有在青年朦胧之期，才有向往，才有追求，才有创造。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

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托尔斯泰晚年，对人生得出的结论是：

奋斗一生，所需不过六尺之地。就像海明威那样富于幻想、战斗、冒险的作家，最后竟以毁灭自己，作为人生的结论。以这种思想作基础，写出的作品，其意义常常就不及盛年之作了。而青年期之作，则又富于幻想，常与现实相违。所以说，小说佳作多产自壮年。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活，持续得最久，但最受欢迎，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产自他的盛年之期。

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具体情况，也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生华而不实，虽届壮年，也在盛产，而终无佳作。有的人，虽已具备产生佳作的条件，而以客观原因，失去了这一机缘。虽有这些情状，但我仍然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

1982年5月5日上午

小说的精髓

好多年，很少看外国小说，但遇到文艺刊物上登有好的翻译小说，总想看看。并以为在登创作的刊物上，经常介绍一些好的外国短篇小说，那是对于青年作者们很有好处的。这点篇幅用得是有价值的，比为了凑字数多登一篇水平很低的创作，要好得多。

前两天收到《山花》，上面有一篇蒲宁的短篇小说，题名《乌鸦》。蒲宁为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并得过诺贝尔奖金。但我过去读他的作品很少，今天就在手边，一口气读完了。

《山花》介绍这篇小说，称之为手挥五弦的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小说的艺术、语言，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读完了这篇作品，心里很不舒服，和平日读完一篇好的古典作品，大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例如说，他这一篇小说，就远远不如我去年读的库普林的一篇给我的印象好，他俩是同时代人。

小说写的是父子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使女，父亲成功了，儿子失败了。儿子——小说的第一人称，对他的父亲，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挖苦、谩骂，把他描述成为一只乌鸦。

任何小说，或任何艺术，不能把技巧游离出来，使之脱离它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小说总是要把主题思想，作尽量的提炼，使之升华为高尚的、对社会人生有更积极的意义的尺度。

这篇小说，在这一方面，是谈不上的。他写了四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物是可爱的，或值得同情的，就连那个美丽的使女也是一样。

不是说，这种题材，在中国社会上就没有。但我们的作家就不是像蒲宁这种写法。蒲宁写这个故事，目的是什么？是说明爱情是由财产决定的吗？如此写出一种社会现象，就算完成了小说作家的使命吗？俄国其他古典作家，也并非这样做的。他没有塑造任何形象，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矛盾冲突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他写得很熟练，但写得很肤浅，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

年轻时，曾读过高尔基的一篇《在筏上》，题材与此有些类似，高尔基是在人物的性格上和他当时所追求的那种雕塑般的“力”上，进行描写的。读后的感觉，是坚强有力的。而蒲宁的这篇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的，没有是非的，没有希望的。这就是我读过以后，感到不愉快的原因吧？也是蒲宁之所以为蒲宁吧？

在中国，这种题材，人虽称之为乱伦，并非不能写。汉唐的古老故事，不必说了。《红楼梦》里写了宝玉和金钏的故事，更写了贾珍和秦可卿的故事，曹雪芹的手法高明，剪裁得当，十分含蓄，几乎都用暗示。但艺术的思想，小说的情调，提炼得高。他手下的人物，虽有情欲，虽有越轨，但大多数仍旧是可爱的、值得同情的，使人留恋的，是寄希望于惩罚的。

蒲宁，作为艺术家，他这一篇作品，是缺少一点主要的东西的。这就是小说的精髓。

时代不同，作家的经历不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即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观，因之产生对人生、社会不同看法、不同感情的艺术和小说。

作家如此，读者亦如此。

1982年6月27日清晨

小说与青年

小说与青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主要关系，就是花钱买小说看的，绝大部分是青年顾客。鲁迅是摸清了这个底的。他的小说，那时印一次，也不过一千来本。他就说过，卖点书，全靠挤挤青年学生的腰包。

这是就经济基础来说。就意识形态来说，小说与青年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青年人正处在有为之年，也是富于幻想，勇于探索之年。

对于世界、社会、人生，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无止无休的。而小说正是这种狩猎的场地，青年人剩余的时间、精力，都愿意投掷在这上面。

青年人心目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憧憬，他们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答案，找到目标。

青年人的思想是开发的，是先进的，能够引导他们的思想和活力的小说，对他们关系至大。如果夸大一点说，这种关系，到头来常常能影响青年人的世界观，社会改革和时代前进的方向。

“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思想，反封建的思想；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阶级斗争思想；“九一八”以后的民族解放战争思想，都曾经以小说为途径，教育和引导了中国广大的革命青年。

从青年中间产生的小说家，也是各个时代的主要作家力量，是文学刊物的中坚。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月刊》、《萌芽》、《北斗》、《文学月报》、《现代》、《文学》、《中流》、《作家》……都是以刊载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主。他们的作品，是压倒一切的，无可争锋的。要办刊物，要想卖钱，没有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是行之不远的。

就像大书店大报馆办的综合杂志，末尾都附一两篇文艺作品，如商务的《东方杂志》，中华的《新中华》，开明的《中学生》，北新的《青年界》，《大公报》的《国闻周报》，《申报》的《申报月刊》，都以稳健著称，也必须选登革命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广招徕，表示进步。其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回忆一下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印象是很清楚的。

青年人身处生活漩涡之中，对任何现实，各种事物，都是最敏感的，最关心的。他们的作品能与广大青年读者的思想感情相通，也能迅速反映时代的精神，国家的命运。这不是老一代作家所能与之抗衡的。

当然，每一时代，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作家，都能代表前进的力量；也不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能够达到艺术上成功。

正因为如此，对青年作家的政治、思想引导，是个重要的问题。老年作家，如果行有余力，最好做些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最好不要当只挂空衔的主编。

1982年6月27日上午

小说与历史

人至老年，心力有限，则多务实，少幻想，失野心。在读书时，也愿读些有根有据的东西，例如历史文献、各朝实录之类。不愿再读小说。

当然，历史与小说，是两码事。历史以史实为主，小说以才情为主。历史兼有才情者，不过《史记》、《汉书》。欧阳修虽富于才情，但他所修史书，实在难与班马争锋。小说兼有史实者，在中国较多，自《三国演义》以来，汗牛充栋。但佳作绝少，多半只能称做通俗演义小说。

历史较小说，多可信之处，也不过相对而言。有些记述，经历了千百年，已无法与当时实事相对证，大家只好认其为信史。不然，岂不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班固的《汉书》，史之上乘，文才史才，互不相掩；而且相映生辉。他的文章中，多形象描写。人物生动，如在目前，语言对话，透露感情。虽小说亦难达其极致。如在韩信传记里，所述韩信倒霉后情状：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挈其手，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豨因曰：“唯将军命。”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描述，你说是历史，还是小说？

后人写历史小说，把这一情节采纳，不会像我照抄原文。

一定加以演义——即延长，添加其他枝叶。其结果，是画蛇添足，味道会冲淡很多。读者还是选定历史，放弃小说吧。如果作家高明，只是源源本本，把这段文字，译为白话文，写进小说，那就又谈不上是创作。

类似这样的文字，《史记》里也有很多，写得尤其有声有色。有时，我也怀疑，这样的材料，司马迁和班固，是从何处得来呢？我们可以设想：一是故老传闻；二是国家档案，包括审问、证词，别人交代的材料；三是史家推情度理，想当然之词。第三点是应该排除的，因为如果是那样，这两本著作，还能够称做史书之冠首吗？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世袭的史官，家里存有大量原始材料。他们精心选择、剪裁，并把自己专诚的心血投入进去，完美地表现历史人物的实际，因此得到了这样高的文字效果。这是比较客观的结论吧？我们也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

史书是历史现实的再现，现代小说是时代生活的再现，写法不同，而作家所作的准备，专诚和热心，是一样的。

历史小说最难写好。太泥古，就只能是连缀故事，铺排典章。如剪裁取舍得当，仍可不失历史真实。如任意挥洒，借古讽今，则易与历史失之千里，不能古为今用，成为不今不古之物。

历史真实，难以在小说中再现，当今时代的面貌，就那么容易描绘吗？也不是的。几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用“史诗”和“时代的画卷”这样的美词，来赞颂一些长篇小说。

作为鼓励，这是可以的。但真正的“史诗”和可以称为画卷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中国自有白话小说以来，当此誉而无愧者，也不过《红楼梦》八十回，《水浒传》七十回而已。

有些小说，当时虽然受到如此高昂的称颂，但未隔数年，不满十载，已声沉势消，失去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政策过时，理论失据；或因时过境迁，真假颠倒；或因爱憎翻变，美恶重分。总之，那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之作，就从史诗和画卷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

1982年6月29日

小说与电影

因为有病，我有很多年不出去看电影了。青年时我很喜欢电影，在北平当小职员时，为了节省下买电车票的钱，我常从东单牌楼步行到西单牌楼的中央影院，去看电影。我最喜欢阮玲玉的片子。在同口小学教书时，我的宿舍的墙上，张贴着一幅从画报上剪下的，主演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明星的照片。

但直到目前，我对电影还是外行。我没有参观过制片厂，只是在北京一家医院治病时，看见过在那里拍摄《女篮五号》的一些镜头，给我的印象是：当个电影演员也真不易，要不惮其烦地听从导演的指挥，看起来远不如写文章自由。

除此以外，我对于这个新兴的艺术王国，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无知之徒了。

五十年代，我还曾希望，我写的小说能搬上银幕。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愿望，慢慢淡漠，终于消失了。

在我消失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好像我写的小说，终于要改编成电影了，而且不只一部小说。

这是令人感奋的，但我总是提不起兴趣来了。有人提出要改编，我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

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我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现在，我的有些小说，正在那里被改编着，有的被拍摄着。总之，谈这些影片能否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还为时过早。

但是，我总有个感觉：到这些影片放映时，我恐怕不一定能够去观赏，即使去看了，恐怕也不一定就拍手称快吧。风格云云，那是很玄虚的问题，实在不好谈。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电影则是仰仗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艺术。电影再现舞台剧，美术作品，舞蹈音乐，都有其先天优胜的条件。唯独再现文学作品，则有其种种不易克服的弱点。说不易克服，就是包括还可以克服的希望。

很早以前，我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再现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恋时，电影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只有寥寥几棵，而且不像是生长的，像临时插上去，作为布景的，给我留下了非常不真实的印象。我们知道，肖洛霍夫所描写的向日葵，场面有多大，气氛有多么浓。因此，在这样一个单薄的背景下，无论男女主角相恋得多么热烈，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来了。因为丢失了这一场景所表现的小说里的原有风格。

与这次印象相反，我还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在赛马那一个场面，渥伦斯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在观看台上的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是这一个细微的地方，就可以说电影再现了托尔斯泰小说以心理描写取胜的风格。

所以说，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我的小说，又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改编成电影，就更有其困难之处。所以，我总是说：你去弄吧。鲁迅答复有人要改编《阿Q正传》时说：改编以后，就是别人的创作，与他无关了。意思是说，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要求，不大一样，无妨各行其是。

当然我们不能设想：鲁迅或是曹雪芹，如果看到目前由他们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会作如何感想。只是说，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艺术，硬把小说“搬上”银幕，就需要有一番过硬功夫。

1983年10月26日下午

小说与题材

长期以来，因为提倡写工农兵，在小说题材上，遂划分为三大类。三分天下，但不能形成鼎足之势。就数量而言，就成就而言，农村题材，有些偏重。而工业题材，则有些偏轻。

进城以后，虽然对工业题材，提倡甚力，直到现在，仍不能改变这种比重，是什么道理呢？

形成这种局面，不是人为的，而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造成的。人民的多数是农民，革命的力量，来自农民。民主革命之始，就看清这一点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都在农村进行，农民都是主力。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作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在文学方面，得到较多的反映，得到较好的成就，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时的兵，也是来自农民，兵农几乎是一家。因此在文学方面，兵也就占有优先的、重要的位置。写兵的作品，成就方面也就比较突出。而不少作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本身就是一名战士。

工业与文学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在革命初期，我们就是号召作家进工厂的。但因为种种原因，一开始，反映工人运动的小说，就带有浓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后来，革命力量转入农村，这方面也就难以为继。进城以后，虽有不少工业题材的作品出现，但也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小说常常缺乏吸引读者的力量，读起来使人感到狭隘和干巴。

困惑之余，有人想把工业题材扩展一下，提出了“城市文学”这个名目。我想：这个名目正如与之相对的“乡土文学”一样，恐怕解决不了多少文学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这样按城乡来区分文学，是不科学的，因此这个名目是站立不住的。文学本身不能作这种划分和区别。

是的，自从南宋以来，文学史上有所谓市民文学。那是指文学作品的对象，并非指文学创作的内容。市民文学说的是以市民为对象的文学，它可以包括各种题材，并非专指写城市生活的作品。

文学不能以题材区分，题材对于文学，只是材料。题材也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更不是创作成功不成功的先决条件。

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不知为什么总是长期在那里纠缠。以中国四大长篇名著为例：《三国演义》的题材是历史，《西游记》的题材是神话，《红楼梦》的题材是贵族大家庭，《水浒传》的题材是梁山好汉。这就说明，题材各不相同，都可以写成名著。小说成功，不在于题材，是应勿庸议的问题。

这四部小说，不管城市乡村，都能接受，都受欢迎。但如《儒林外史》，虽然也是名著，在农村的流行，就要差一些。

这也不是因为它的题材是知识分子，是它的表现手法，还没有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

同样是农村题材，茅盾的农村小说，和赵树理的农村小说相比，它的读者群，可能就小一些。这也是表现手法问题，不是艺术的高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