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10

就规模宏大来讲，可以称得起城市文学的，莫过于茅盾的《子夜》了，但并没有人这样称呼它。《子夜》所写，也只是几个资本家，并非城市的全体。城市是很复杂的，可写的东西本来是很多的。其所以迟迟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原因很多，并非把名目放大，就可以解决问题。

1984年4月12日

小说与三角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张资平是中国新文学中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大家。他自己开设乐群书店，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小说都用道林纸印，封面都是粉红色，然而，鲁迅写了一篇杂文《张资平的小说学》，文末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位三角学者，马上销声敛迹，一败涂地。

鲁迅的文章，虽然写得有力量，但要说有这样大的力量，也不是事实。张资平的破灭，绝不是一篇批评文字造成的。是时代厌弃了他这类小说，是广大青年读者厌弃了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力量、进步的要求，冲击了这种无聊的、渣滓一样的作品。如果时代没有使人向往的吸引广大青年奔赴前去的新的目标，那么，张资平的作品，就会继续有销路，继续使一些感到无聊的青年人，陶醉其中。

自从革命的文艺兴起，人们都轻视三角恋爱的小说，认为那是廉价的不值钱的东西。

问题当然不在三角不三角，而在于小说的道德力量，社会意义，社会效果。《红楼梦》里的宝、钗、黛，也是三角；

《安娜·卡列尼娜》里面也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面都有爱情的三角追逐。但没有人说这些小说是三角恋爱小说。

文学事业，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同样的题材，效果会因人而异，有的能点土成金，有的能点金成土。

现在，又有一些人，写三角恋爱小说了。有的是为写三角而制造三角；有的是不知不觉走进三角的老框框。但手法低下，佳作不多，能赶上张资平的也很少。他们所写的女主人公，在第一节，和甲对付对付；在第二节，又和乙凑合凑合；第三节又是甲，第四节又是乙。而且恋爱进行得很缓慢，很疲塌，很没意思，一点儿也提不起读者的精神来。据说这是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的手法。这可以说是这类小说的又一次失败。给一句好的评语，可以说是：只有三角，而无小说；

给一句坏的评语，则是三角和小说，都不存在。

1984年4月13日

小说与色情

文艺思想，是哲学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主要的哲学思想是儒家的思想。此外则是道家和佛教思想。儒家重礼，道家清静无为，佛家要出世。

这三种哲学思想，对于文艺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都是限制的，不是放任的；都是含蓄的，不是露骨的；都是宁缺毋滥，不尚繁琐渲染的。

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凡是越轨的行为，男女的交接、授受，都被看作是私奔，野合。

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作品里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很简单，都很规矩，可以说是洁本。

但是，无论儒家、道家、佛教，都不能否认男女关系，即两性关系及其自然的要求。特别是儒家，明确提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把两性关系的重要，提高到与吃饭相等的程度，这证明古代圣人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这样重要的人生关系，不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圣人看来，也是不自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因此，把古代歌谣中的男女相慕之情，也作为神圣经书的内容，任人吟咏。

儒家规定的男女关系是：节之以礼，不能淫乱。

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石。在立法行政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古代的文人，都尊崇孔孟之道，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关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在这一范围之内进行。小说亦不例外。

唐宋传奇，男女关系为主要内容，且多涉及闺房私事，然所描写也多是隐约的，即不伤大雅的。如“三尺寒泉浸明玉”，“吃吃笑语”之类。

如果说，唐宋传奇的作者，都是有地位、身份的文人，他们是受了封建思想、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没有突破礼教的勇气和胆量，也不一定是事实。他们如此下笔，是基于他们的自觉，即自觉到文人的职责，作品的影响。他们尽心于艺术，忠实于生活，赋予男女人物以更高尚更美好的形象。这种作法，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提倡，应该受到尊重的。他们描写色情，不是为了投合低级趣味，取悦庸俗读者。他们描写的色情，是艺术化了的色情，是整体艺术的一部分。

露骨的色情描写，始自南宋的话本，至明而大兴。南宋偏安一隅，临安闲散人口太多，这些说话人，像那些跟着行在卖酒醋的人一样，在三瓦两舍之间，讲些故事，卖艺糊口，这些人并没有多少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那些来听故事的游荡者，也不是到这里来参加文学讲座。为了招徕顾客，为了拢住听众，为了多挣一些钱，说话人不得不在故事中间，掺杂一些色情故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的北京天桥、天津南市、乡间庙会。最近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此风又有“复古”之势。

把大量色情描写，形成文字，写在书里，则是到了明朝时候的事。《金瓶梅》一书，就成了典型。目前，自从发表了洁本《金瓶梅》出版的消息，竟然有那么多的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这其中，难道都是关心这部文学名著的文学爱好者吗？恐怕好奇者居多数。

其实，把《金瓶梅》作为色情描写的典型，是不合乎事实的。比这部书淫秽得多的书，明清以来，如过江之鲫。印刷精致，售价高昂，且多出口外国，但在国内很少流传，甚至禁书目录上，也找不到。青年人当然不知其书名，更无论其作者。这些书，只能称作淫书，不能叫做小说，更不是文学作品，社会自然地抵制了它的流传。

而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金瓶梅》身上，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的赘瘤，限制了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我们想象不出，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为什么写进这些东西以自污。是为了畅销多得稿费？是为了使书成为出版商追逐的热门货？显然都不可能。有人怀疑，这些东西，有些是作者写的，而大部分是别人加进去的，也不无道理。

总之淫书是淫书，文学是文学，淫书不能成为文学。即使混在一起，也是应该分别对待的。

中国其他几部著名的长篇，没有露骨的色情描写。《水浒传》写了几个淫乱妇女，社会人情，都写得传情逼真，但还是很有分寸的，是文学。《红楼梦》写了各种人的男女关系，包括贾琏、薛蟠的不堪情状，但还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墨，不能删除的。

我们习惯上把淫秽的文字，叫做色情。其实色也好，情也好，小说中总是避免不了的，有时是重要的题材。问题是作者对待色情的态度，和描写时的艺术手法。旧小说中的《汉杂事秘辛》，是明朝杨慎的伪作，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写了一个少女的体态，但令人看来，还是一个艺术形象。所以说，作家的创作用心和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点，在色情描写上，最容易显示高低。

1985年5月3日

小说与劝惩

在八十年代，文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际，谈小说的劝善惩恶，未免被讥为老掉牙的言论了。其实，任何民族，在其小说仍处摇篮状态之时，就与善恶二字，结下了不可分割的缘分。《天方夜谭》如此，《十日谈》如此，中国的古老小说亦如此。

先谈中国吧。小说的原始形式为街谈巷议。谈议什么？无非是人和事，谈的是事实，议的是是非，即善恶。先是谈一人一事，后来可能演变为一人多事，故事性就加强了，或多人多事，故事就更热闹了，其中人物的是非，善恶的表现，也就更复杂了。这就出现了长篇小说。

任何民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总结，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观念，用这一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维系人心，保持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发展。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当然也反映在文学上。

常常有人把文学的价值提得那样高，好像文学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自由腾飞。文学不是受政治制约，而政治是受文学制约的，其目的何在，根据何在，这里不去探究，总之不合乎历史规律就是了。

文学虽受政治制约，但不是说文学就不可以对政治有所批评，这种批评，也就是一种劝惩。屈原，杜甫，就都曾这样做过。所以说，小说的劝惩，也是很广泛的，包括对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听说过：学而优则仕，但没有听说过，仕而优则文。

过去，学或是作文，都是为了做官，做官以后，就可以牧民，可以直接进行劝惩，比做文章，拿拿捏捏，拐弯抹角方便得多了。

但文章的劝惩，究竟有它的特殊和独到之处，所以历代王朝，并不因其容易产生麻烦，而废弃之。旧日文人，对于一般的事物，即平民百姓，惩劝时可以直抒胸臆，用不着忌讳。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事物，惩劝时，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讽。就是婉讽吧，还是容易惹麻烦。

于是聪明一些的文人，就去写小说。小说空间大，方面广，子虚乌有，容易使人谅解。因此，弄来弄去，小说创作的数量，在任何民族，特别是目前，都居首位。

小说对现实生活进行劝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必然有个认识问题和手段问题。认识不真，则容易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甚至善恶颠倒。“四人帮”时期的小说，都是这样。

手段不高，则不能引人入胜，性格不鲜明，达不到惩劝的目的，而被人指为公式化，概念化。

还有以惩劝为名，实际上不是隐恶扬善，而是隐善扬恶者，在历代小说中，并不占少数。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一篇，文前文尾都是劝人不要淫乱的，而正文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赤裸裸地描写色情，其效果反而宣扬了淫乱思想。目前黄色小报上的所谓小说，大都如此。

长期以来，凡写小说，都在前言后记中叙明，他这一部小说，是为了惩劝。就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开场时也不得不加以这样的表白。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醒读者，更重要的是照顾国家的功令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水浒传》明明是官逼民反，书名之上，必加忠义两字。《金瓶梅》本来揭露社会黑暗污浊，必以主人翁不得其死为收场，以示恶有恶报。甚至演为孝子报仇，才写这样的书等等。

这样一来，劝善惩恶就成为小说的一种标签。高手能超越之，以反映现实；低手就以它为护符，写一些无聊的僵化的东西。

“五四”新文学运动，打破了这一框框，使小说获得新的生机。无论当时提倡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排除了表面的功利，向现实生活作更深的开掘和突进。小说的题材和主题，都更广阔，更具备新的意义。但“五四”以来的小说，并不排除小说对人民的鼓舞和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不过是从广义上去理解小说的劝惩罢了。

忽视小说对人民的熏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说创作，看作是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西方现代派观念，是不足为训的，不符合中国小说的传统的。其实这种观念，也是虚伪的，不过借此种理论，掩饰其另一种功利，达到另一种目的而已。

1985年5月4日

小说与武侠

现在所谓武侠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称为侠义小说，在清朝一度很流行。

鲁迅说，这种小说，源出于南宋“说话”中的三国、水浒故事。南宋偏安一隅，人民思念恢复，听众中间，散兵游勇，失业贫民很多，这些故事，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清朝初年，人民思念亡去的明朝，也怀念那些草泽中为恢复而斗争的英雄，这些故事，也还能打动他们的心。但到清朝巩固了统治，平息了内乱，来听评书的人，都已经甘心当臣仆，当奴才，往日的无业游民，多已经在平息叛乱中，建立军功，荣归乡里，再听这些梁山故事，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于是产生另一种侠义英雄，即“在民间每极粗豪，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的黄天霸式的人物。

就是这种人物，延续的时间也不长久，随着清朝的衰亡，外族的入侵，人民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再听这种故事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这种小说，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扫荡，它就像镖行的没落一样，自行消亡了。有些无聊文人，继续为之，读者也很少。青年学生，对这种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历次农民战争，无论是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他们的成功，都是发动广大农民，其中将领，也多是从普通农民中显露提拔，很少有什么侠客。不是侠客，贩夫走卒，屠狗之辈，也可成为英雄。至于会耍一些刀枪棍棒，在实战中间，能否取胜，还是疑问，在新式武器面前，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惨痛的经验教训，使得朝野上下，懂得了封建愚昧的东西不可恃，才换来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和宣传，这就是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从政治、文化到传统习俗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

可是在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侠义小说，本是一种民间文学，其传统为当场演说，后经名人润色，得成为文学名著。《三国》、《水浒》，无不如此。

清朝的侠义小说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也不失为优秀之作。前者系艺人石玉崑讲稿，经学者俞樾重编。后之作者文康，也是深习此道的人。他们的作品，都有浓重的评书韵味。后来也不断有作者，向这方面努力，号称通俗小说。以上作品，都是为了适应文化较低的读者，向他们提供促进身心健康的读物。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中学时，读了一部《韩非子集解》，能够记得的词句有：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并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侠。后来听说《史记》用大量的篇幅写了游侠，是因为司马迁感时伤世，借题发挥自身的愤懑，也找来读过了。并见司马迁所写的游侠，都是丰满的血肉，社会的人物，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浅薄、庸俗，甚至可厌。

我想，现在社会里，不会有武侠小说里的那种人物了，如果有，也只能是唐·吉诃德式的了。

1985年5月9日

小说与批评

这里说的批评，不是当前的批评，是指金圣叹那种文字，也可以叫做评点或批点。

金圣叹以批西厢和水浒，名声大噪，还要批杜诗，没有卒业，就“无意中得之”地掉了脑袋。

世界上的事很奇怪。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人，弄了点什么名堂，就忽然名扬天下，妇孺皆知。金圣叹并没有留下什么别的著作，可就是在这两本书上，东拉西扯地批点了一阵，就出了大名，成为“批点文学”的祖师。

有人说是他选择的书好，书是名著，批点自然也容易出名，是附骥尾的玩意儿。其实不然。这两本书，在金圣叹之前之后，都有不少人批点过，别人的名声都没有他大，可见他还是不同一般，有独到之处的。

说金圣叹是什么才子，当然不一定就恰当，如果说他是一个批点能手，也不能轻易否定。

金圣叹原姓张，“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

看来，他的八股文，起码是做得不错的，但比较怪诞。怪诞之文，考秀才不太合适，但拿来批点小说，就别有意思，无怪出名了。

我们从他批点的两部书看，金圣叹的批点，至少有下面几个特点：

一、八股文的程式很熟练。

二、各种游戏文字，做得也得心应手。

三、《左传》、《史记》，以及佛教经典，确实认真读过，并从他的认识角度，有所领悟。

四、对于社会生活，人情风俗，世态炎凉，他确实用心观察过，并有切身体会。在批点小说时，触景生情，随事生发，是对小说的批评，也是对现实的揭示。把对社会生活，和对现实的感受，发挥到对小说内容、小说人物的批点中，是金圣叹的特色所在。

五、对文字语言方面的知识，对文章的取舍、剪裁、简练、通达，等等要领，还是懂得的，他的思路也活泼，手头也来得。

中国人读书办法很多，花招也不少。到了明朝，随着选家的兴起，在历代学者的注疏、正义、详解、集释之外，又发明了评点。先是用于时文墨卷，后来及于戏曲小说。评点简直成了读书人的一种学问，一种享受，一种癖好。因此金圣叹的别具风格的批点一出来，就成为这一方面的宠儿。

要说金圣叹在这些小聪明，小玩意，小技巧之外，还有什么更大更多的东西，也不可能。他没有什么进步的博大的思想，他的局限性很大，他所有的，只是当时士子的思想，或者说是不太得意的士子的思想。他更没有抗清复明的或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思想，他把这两个人视为流寇，深恶痛绝，他的被杀头，原来是个冤案。

清顺治十八年，皇帝晏驾，哀诏传到了姑苏，那里的官僚们举行“哭临”。一群秀才为了驱逐一个征粮苛毒的县官，在文庙集众“哭庙”。当地巡抚以为是抗粮，是聚众闹事，震惊了先帝之灵，上疏朝廷，文致其罪，酿成大狱。十几名士子弃市，财产籍没，家属充军。

金圣叹并不是第一次被捕的，是后来牵连进去的，所以有“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之语。当他初被逮至公堂时，“夹两夹，杖三十，圣叹口呼先帝，大人怒曰：上初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躬耶？

掌二十，下之狱。”这时康熙皇帝已经继位了。这很像“文化大革命”时，出于好心，高呼万岁，却不慎把名字喊错了一样，立时定为“现行反革命”。

以上史实、引文，都见于《哭庙纪略》这本小书。

老实说，金圣叹有些批语，是很有味道的，真可为读者助兴。例如《水浒传》林冲火并那一段，他批道：“不是威胁，不是势利，不是小恩小惠，写出英雄泰山岩岩之象。”就对人很有启发。

读古书，没有注读不懂，但必须是学者的注，否则不如白文。面壁十年，白文在案，潜心默记，直至彻悟，终身不忘。自然不失为读书之一法，就是太苦了些。

至于读小说曲本，批注之有无，无关宏旨，自己领会最好。不过像金圣叹这样的批点，还是可以保留。能做这种“学问”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

1985年5月11日——

芸斋断简

我读过的中篇小说

鲁迅很注意把国外优秀的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他自己就翻译过像《表》这样的中篇童话。在他所主持的《译文》上还登载过曹靖华译的《远方》，也是中篇。同译者所译聂维洛夫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也是中篇，也是鲁迅介绍出版的。我们在抗日战争年代，因为缺少读物，曾油印一次，对大家还是很有好处的。

我读的外国小说很少，近十几年，读不到新的译作，不知国外有什么新的好的中篇产生。就我所读过的普希金的《杜勃洛夫斯基》，梅里美的《卡尔曼》，果戈理的《布尔巴》，契诃夫的《草原》，这都是公认的名著，各有各的风格，能找来参考，总是好的吧。

读书，各人的爱好不同，有人喜欢读短篇，有人喜欢读长篇，但就有日常工作的人来说，中篇小说却是最适合的读物，一可不需要很长时间，携带也方便；二可得到较完整的艺术欣赏，也不会弄得太疲劳的。

当然，现在有些青年，一个晚上，躺在床铺上，就能读完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然后把书往床铺下面一扔，酣然入睡，中篇小说，恐怕就不是他所爱好的了。

1977年8月25日

我写过的电影脚本

四月八日夜，梦携眷远行，宿旅舍，与老母对话，内心感伤，及醒，泪挂眼角。开灯吸烟，却忽然想到与茅盾同志有关的一件小事：

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相熟的一位电影导演，要我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当时我正在青年，对这种洋玩艺也跃跃欲试，就把我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

就是把内容统一，把故事连贯，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另写篇章。弄成以后，剪贴抄录在一本旧公文纸簿之上。

过了很长时间接到那位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同志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同志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他并把另一位同志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

脚本封面，有茅盾同志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

但那写在另纸上的意见，却没有见到。另一位同志的指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份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

“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

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

1981年4月9日

删掉的忠告

我常常考虑到作家修身的问题。人们习惯认为文人的不幸和招祸，在于文字，其实细察历史，并不尽然。文人遭难，有的因为贫苦疾病，有的因为权大势重，有的因为依附不当，有的因为行为不端。毁于文字者十之三，毁于立身者十之七。

其中自有仁人志士，垂名千古，确也有很多无辜者，甚至是想不到的飞灾横祸。查历代文字狱档案，其所谓文字狱，其直接起因，往往并非文字，而是因为别的事引到文字上，好加罪名。因此，在待人接物之间，出入进退之间，要留有余地，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应该读一些文学史的书，知道行文要注意以外，还要留心其他方面的事。同行之间，与其亲热，莫若疏远一些，对于批评家的言论，说你好或说你坏，不要过于认真，因为他们的话是靠不住，是要常常改变的。有些讨论会，也不要那么热心，因为有些问题，已经讨论多少次，多少年了，总听不到有什么新的意见。节省一些时间和精力，多回几次老家，和乡亲们谈谈，对创作才真正有利。

以上都是题外的话，你可能听得厌烦了。很多事情，正像鲁迅说的，在你没有经历之前，说多少也难领会其要义；在你经历之后，再说多少，也就没用了。

1982年9月30日

裁下的半截信

前些日子，我读了你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小说，我坦率地说，我不大喜欢那篇小说，我以为这种写法，不能发挥你之所长。那篇小说，写的是市民吧。我说那个老人的性格不统一，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不突出，不完整。或者说性格复杂。把人物性格写得复杂一些，不要写得那么单纯，也可能是你在这篇作品中着意追求之点。

目前，有人说我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是在教训别人，或是要别人按照我的主张去写作，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拨。无论是青年，老年，谁也没有权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张写作，我更没有那种野心。

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旗帜。虽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小说”，平时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

“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的小说吗？

文学的旗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卅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

另外，有人主张：一个作家要有几副笔墨。从我学习文学以来，就认为一个作家只能有一副笔墨，比如曹雪芹的笔墨，施耐庵的笔墨。如果都有几副，还怎样去区别作家和作品？他们的作品，岂不成了赶时髦、追风尚、百货杂陈的商店了吗？

有的作家，写了几篇小说，便自以为也是理论家，这是会自误误人的。为这种理论所指导，他们的作品，日见单薄空虚，很快就会出现胡编乱造的东西了。

1982年10月14日清晨——

文学期刊的封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复印了“五四”以来影响较大的九种文学期刊的封面，作为它的封面装饰。每接到这本刊物，注视着封面，我是有些感想的。

《语丝》、《奔流》是鲁迅先生主编的，封面也由他设计。

他除篆写了《语丝》二字和设计了《奔流》两个美术字以外，没有作其他装饰。其他七种刊物的封面，除去简单的图案以外，也是非常朴素的。

办一种文学期刊，主要是传播进步的文艺思想，发表优秀的作品。在这方面的质量如何，决定它在读者中间的信誉，也就决定了它的销路。它对封面的要求，不过是朴素大方，给读者以单纯的美，并不把它看作是招徕之术，斗艳争奇的手段。

有人可以说，那时刊物封面所以如此简单，是因为印刷技术还很落后的缘故。我以为这并不是主要的，当时有些画报，已经印得五彩缤纷，花花丽丽了。供儿童看的刊物，封面也多是彩色的。

主要原因是，当时办一种进步文学期刊，编者的美学趣味比较高，态度比较严肃。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们认为一种文学刊物的封面，正代表着刊物的风格面目，不应该轻佻和庸俗化。读者买一本文学刊物，也为的是看里面的文章，而不是为了看封面上的大美人。如果他有这种需要，他去买一本市场流行的画报来看好了。

我也并不反对大美人。但目前有些文学期刊上的美人画，有的颇带有广告画的趣味。

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争着画裸体的女人，后来遭到非议，就给她们穿上一点衣服，越薄越好。穿上衣服是不得已的，被迫的。其实，作为美术作品，裸体的或穿衣服的，穿时装或穿得破破烂烂，是没有分别的。只问它是美术作品，还是广告？

就是在三十年代，以上提到的那些刊物中间，有时也登过三色版的裸体女人画，例如《小说月报》。当然没有放在封面上，而是作为插页，供读者欣赏的。当时，并没有遭到非议，因为读者知道这是美术作品。

就是广告画，也要注意艺术性。除去商业上的要求，它也要注意社会风化的影响。新式印刷的美人画，在三十年代就很流行了。那时有的烟草公司，一箱纸烟里，附赠一幅长条的时装美人画，也署着画家的名字，都是当时上海名手。他们画的美人，都是很端庄文雅的，没有那种搔首弄姿的轻浮味道。这种画很受群众欢迎，雅俗共赏，可以张之客堂，也可以悬之闺阁。

现在有些文学期刊的封面画，就有些不雅了。例如着重突出女人的胸部吧，常常使得那一部分，成了鲁迅所嘲笑的：

“有特大乳房一枚”。有的倒是分开了，也因为太强调这个局部，又使得人物胸前好像挂上了一架旧式军用望远镜。这些画给人的观感，都是不自然的，不美观的。

有一家刊物，由于编辑的疏忽，把封四广告上的美人画，同封面上的美人画，一视同仁地作为美术作品，列入了刊物的目录。这真是把美术和广告合而为一了。另外，听说有的刊物，一换掉封面上的美人，就立竿见影地掉下几千份的销额。所以只能想方设法地维持着这个美人的局面。这也使人奇怪，读者买这本刊物，究竟是买的它的内容呢，还是买的它的封面？

这当然都是个别现象，但文学刊物封面的花花绿绿，争奇斗艳的现象，却带有点普遍性，有失文学刊物的朴素典雅的要求，似乎应该有所改革吧！

1982年1月13日下午——

关于小说《荷花淀》的通信

安乐师范的文艺研究小组：

你们给我的信，由《文艺报》转给我了。很感谢你们对《荷花淀》这样的精细研究。对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谈一点自己的意见：

第一，你们根据文章中间有一句“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就说我“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这一句话的上面下面还有文章。这一句是在一定的情节下面写出来的。那情节是这些女人要去看她们的丈夫。既是写的这些女人，我自然就说“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这里所说的“女人们”，是指小说里的那些女人，“到底有些藕断丝连”，是指她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到底有些牵挂她们的丈夫，这样写是可以的。如果不根据上下文，不根据故事发展的整个情节，单单摘出这一句话来，并把这句话理解成为“一切女人在一切的情况下都藕断丝连”的意思，并根据这种理解说我“嘲笑女人”，说我“显然是说明妇女在这方面更较男人为甚。同时也否认了这些‘藕断丝连’是青年们应有的情感，认为这是可耻的，是女人们特有的至少是较甚的卑鄙的弱点之一”，那就完全不是我的原意了。自然，我是应该把字句的意思表现得更明白一些的。

但是，如果为了避免误会，把文章中的那句话写成“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男女双方都有些藕断丝连，所以……”我想，你们也会觉得不很妥当吧？我以为看文章，应该从全篇着眼。在《荷花淀》里，我自认是对祖国的妇女同志们，抱着歌颂赞扬的态度的。即使写了一句“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我想女同志们也不会就抗议，因为“藕断丝连”，从什么字典上查，它也不是“女人们特有的至少是较甚的卑鄙的弱点之一”。

同时，你们根据文字中有一句“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就问：“莫非是她们的脑子比男人简单吗？”其实，《荷花淀》全文，和我的全部作品，都没有说过女人比男人的脑子简单。

然而你们的理由也是很多的，如你们来信所说。但请你们注意，我所写的女人要忘记的事，并不是什么“杀父之仇”，也不是什么“亡国之恨”，要忘记的是找不到丈夫那点小小的不愉快。忘记这个不愉快，才能有利于民族解放战争。

忘记了比不忘记好。这不是证明她们脑子简单，而是证明她们很会运用思想情感。问题在于为什么加上“尤其”二字？天津市塘大中学初二乙翟钟瑞同学也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理由是：“就女人的天性是比男人爱想事的，不痛快的事一般的是比男人难忘的。”现在，一并在这里答复一下吧。

这还是和上下文有关。问题在于上面有一句“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下面接上一句“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就使你们怀疑：好像我把“女人”和“青年”对立起来，或者好像把女人从青年里特别强调出来了。

这里边有强调的意味。因为是写的女人，而又是在歌颂她们。我以为不能把男人和女人对比，问他们究竟谁忘记得快些。不分男女，谁思想开展，谁就忘记得快些，谁思想不开展，谁就忘记得慢些。既然写的是进步的妇女们，所以说她们容易忘记是没错的。

但问题还在这个“尤其”上，为什么她们就“尤其”？这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解放区的女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好说好笑，愉快活泼，所以就这样写出来了。这可以说我在生活认识上，还不够全面，也可以说我在文字技术上还不够确切，但并不是轻视妇女，嘲笑妇女。

第二，你们说我“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是因为文章中的一句：“……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

你们的理由是：“当然，被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着的作战的人们是不能为自己的爱人而忘掉战斗的，但他们并非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作品中却说‘半眼也没有看她们’，这是否暗示着水生这些英雄看不起这群落后女人呢？否则为啥不说是‘没有顾得看她们’呢？”

“半眼也没有看她们”这一句，丝毫也没有暗示着民族英雄们看不起女人的意思。你们也知道在大敌当前，间不容发的当儿，青年们不能像在戏台下面一样可以东瞅西斜，飞眼吊膀。既是非常紧张，我写的一句“半眼也没有”，就觉得比你们提出的修改办法“没有顾得”，更有力量，更能把战士们的“聚精会神”形容出来。

因为队长问：“都是你村的？”水生说了一句：“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你们又说这是对女人的“嘲笑咒骂”，是给“远来送衣的爱人以凶相”。

水生这句话可以说是嘲笑，然而在当时并不包含恶意，水生说话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凶相”。他这句话里有对女人的亲爱。这并不等于给她们做鉴定，肯定她们是“落后分子”。

在日常生活里面，夫妻之间是常常开这样的玩笑的。

我们看作品，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看，还要体味一下当时的情调，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和概念理论对证，还要和生活对证，就是查一查“生活”这本大辞书，看究竟是不是真实，如果不是这样，许多事情都是无法理解的。

第三，你们说：“不是郑重地反映妇女们的事迹。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女人们好像有些正确的积极的描写……是作者为了掩饰自己的轻视妇女的观点，不得不这样。”

这是从你们的以上的观点，最后达到的结论。我认为《荷花淀》是一篇短小的文章，它只能表现妇女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个部分里，我觉得是郑重的。当然“学习射击”、“配合作战”更为郑重，但是这些内容还可以写成别的作品，不一定都要写在《荷花淀》里。就《荷花淀》这篇文章来说，它的重点并不在后边那几句抽象的叙述，那几句叙述不过是补足文章的意义而已。

你们又检查她们建立武装的动机。以为她们说了那样几句话，“就势必使人认为女人们虽然积极行动起来了，但她们总不如男人们伟大。”

我以为在一个具体的场合下，妇女说这样几句话，并不掩盖更不抹杀她们素日的抗日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你们说的“正义的伟大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有临时的激刺，和临时的影响的作用。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水生叫女人说话小声一点，我的意思是水生从军，还有点担心父亲难过，我这只是从水生这一方面着想，就是说这样一个青年，有时对自己的父亲也可能有些感情上的牵挂罢了。

《荷花淀》只是一篇短短的故事，它不足以表现我们时代的妇女们的多方面的伟大的生活面貌。它只是对于几个妇女的简单的、一时一地的素描。它自然是有缺点的。我本来可以不谈它。今天我所以详细地和你们讨论，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同学在读书的时候，常常采取了一种片面的态度。一篇作品到手，假如是一篇大体上还好的作品，不是首先想从它那里学习一点什么，或是思想生活方面的，或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而是要想从它身上找出什么缺点。缺点是要指明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读书写字，买来一张桌子，不先坐下读书写字，而是到处找它的缺点，找到它的一点疤痕，就一脚把它踢翻，劈柴烧火，这对我们的学习并没有帮助。在生活里或者不至如此，对于作品，却常常是这样的。在谈作品中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不从整个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出发，而只是摘出其中的几句话，把它们孤立起来，用抽象的概念，加以推敲，终于得出了十分严重的结论。这种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我觉得是很不妥当的。我们对一篇作品所以不能理解，或理解得不对，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作品所反映的当时当地的生活缺乏理解和知识的缘故。但愿你们不要根据这个说我反对批评。

总起来说，对于同学们这样热诚地关心我的作品，使我知道有这些同学在读它，研究它，我是很感激的。但我希望同学们在练习批评分析的同时，养成一种实事求是的读书态度。不知你们以为怎样？

孙犁

1952年——

关于《荷花淀》被删节复读者信

陈炜同志：

接到你的来信。

这几年，我病了。有些读者来信，不能及时、详细地答复，常常感到一种歉疚。

但我不能不回答你的来信。

这并非单单因为你的父母是我在晋察冀工作时的伙伴，更不是因为你在信的前半部那样客气地称赞了我的作品的优点。我坦率地说，我的作品并没有写到如你们所说的那些好处。这很可能是由于你的偏爱。文学作品应该写得叫读者满意，这是作者份内的职责。即使有些长处，也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理由。

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接到过一些读者那样的来信：他们的赞美或是指责，好像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仔细地阅读我的书。他们是人云亦云的。他们是听到风声便随着来了雨声的。

但从你的来信里，我知道你是细心地阅读了我的作品，并且有自己的见解。作为现在的一个高中学生，这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我指的是你的来信的后半部。我衷心地说，你提出的这些意见，都是非常切实，非常正确的。自从《风云初记》发表以来，还很少听到这样具体、这样切实可行的意见。你知道，有些读者，都是从“原则”提出问题，他们对一篇作品，不是捧到天上，就是摔到地下。有时简直使作者目瞪口呆而且措手不及，没法据以修改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