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11

假如我以后能够修改这部作品，你这些意见，我一定是要郑重参考的。

其中一点，高庆山是高四海之误。这次重印，这一部分我没得亲自校对，以前怎样错下来的，也不能详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错处。

至于课本上的《荷花淀》和原作有很大不同，我想这是课本的编辑人有意删掉的。他们删去“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可能是认为这两句话有些“泄气”，“不够英勇”。他们删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可能是以为这样的描写“没有意义”，也许认为这样的句子莫名其妙，也许以为有些“小资产”。总之，是有他们的一定的看法的。他们删掉：“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的一个“哗”字，可能是认为：既然前面都是两个“哗”，为什么后面是三个？一定是多余，是衍文，他们就用红笔把它划掉了。有些编辑同志常常是这样的。他们有“整齐”观念。他们从来不衡量文情：最后的一个“哗”字是多么重要，在当时，是多么必不可少的一“哗”呀！至于他们为什么删掉：

“编成多少席？……”我就怎样想，也想不出他们的理由。这一句有什么妨碍？可能是，他们认为织出多少席，难道还没有统计数字吗？认为不妥，删去了。

有些编辑是这样的。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

所以，当你问道：哪一个本子可信的时候，我只好说，这课本是不大可信的，还是《村歌》的原文可信。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课本的编辑，只是删掉了几句话，比起从选集里特别把它抽掉的人，还是喜爱这篇文章的。不是你提起，我并不知道有这些删节。

我的身体，比起前二年是好了一些，但是还不能多写和多想。

专此

敬礼

孙犁

1963年7月2日——

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荷花淀》最初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副刊上，是一九四五年春天，那时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

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发生了喜爱的心。

白洋淀地区属于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的抗战，以其所处的形势，所起的作用，所经受的考验，早已为全国人民所瞩目。

但是，这里的人民的觉醒，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带地方，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就屡屡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芦沟桥事变不久，敌人的铁蹄就踏进了这个地区。这是敌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而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国民党放弃了这一带国土，仓皇南逃。

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强敌压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没有了保障。他们要求保家卫国，他们要求武装抗日。

共产党和八路军及时领导了这一带广大农民的抗日运动。这是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战争，每一个人都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抗日的旗帜下，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面对的是最残暴的敌人。不抵抗政策，早已被人们唾弃。他们知道：凡是敌人，如果你对他抱有幻想，不去抵抗，其后果，都是要不堪设想，无法补偿的。

这是全民战争。那时的动员口号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农民的乡土观念是很重的。热土难离，更何况抛妻别子。

但是青年农民，在各个村庄，都成群结队地走上抗日前线。那时，我们的武装组织有区小队、县大队、地区支队、纵队。党照顾农民的家乡观念，逐步逐级地引导他们成为野战军。

农民抗日，完全出于自愿。他们热爱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妻子。他们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父母妻子也是这样想。

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这只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牧着一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不只他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这只小山羊也不能活。

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

白洋淀属于冀中区，但距离我的故乡，还有很远的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在白洋淀附近，教了一年小学。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和人民的劳动、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我主要是在平汉路西的山里工作。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一篇《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

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

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

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

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如在当代被公认为是诳言，它的寿命是不能长久的。时间检验了这篇五千字上下的小作品，使它得以流传到现在。过去的一些争论，一些责难，现在好像也不存在了。

冀中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忍受重大灾难，蒙受重大损失。他们的事迹，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辉煌的反映，流传后世。《荷花淀》所反映的，只是生活的一鳞半爪。关于白洋淀的创作，正在方兴未艾，后来者应该居上。

1978年11月5日草成——

被删小记

最近，江苏铜山县大许中学教师吴海发同志，因为要讲小说《荷花淀》，发现徐州师范学院函授室所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上的出入太大，来信问我，究竟哪个版本可靠。

小说被删，过去虽有读者函告，究未见到实物。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徐州师院选本所载的《荷花淀》，第二段被全部删去，共一百八十余字。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共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部被删去。此外删去整段、整句，或几个字，或一两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荷花淀》满共不到五千字，几乎被删去一千字。

这是怎么一回事，删者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删法，都不得而知。吴海发同志还发问：“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修改的？”他把徐州师院的选本，看成了我的原作。

如果是“节本”或“洁本”，应在文前文后，加以说明。

如果是评论家，可以对一篇作品提出何处是多余，或不妥，应该删掉的意见。

如果是评选家，也可以在文章上加批加注，说明可删可节之处。

但以上三者，都以自己的面目出现，叫人明白这是他的意见。而这位编者的做法是：随心所欲，把你的文章支解，分割。不加任何说明，灭去他自己的刀斧痕迹，使读者以为你生来就是这样。

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

编辑对投稿，老师给学生改作文，发表时还用作者或学生的名字，也不一定注明何处为编辑或老师所改。但那是投稿和作业。把这一做法运用到人家已经出版多年的作品上，是何居心，确实使人莫名其妙。

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也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

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以展不世之才。

也许有人要说：看，你又来了。当“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性命如草芥，文字被注销，辗转沟壑，朝不保夕。在那时候，曾看不到你有任何不平，听不到你有半句异议。现在删你几段文章，有什么了不起，为何如此喋喋不休，大惊小怪？

岂不是又旧病复发？

是的。如果是在那些年月，如果只是如此，这不但只能算是小动作，而且还可以说是对作者宠爱有加，恩施例外。但他们这样做，好像并不在那个非常时期，而是在非常时期之前。请参看一封复读者的信，就可明白。

我只好写信给吴海发同志，说明徐州师范学院所选的《荷花淀》，是经过别人删改的，是不能用的。

1980年5月3日夜——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山地回忆》，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杂志上。最近，有的地方编辑丛刊，收进了它。在校正文字时，我想起一些过去的事。

自己的生平，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郑重回忆的事迹。但在“四人帮”当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于一种梦境：或与敌人遭遇，或与恶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厕，或陷泥泞。有时漂于无边苦海，有时坠于万丈深渊。

呼叫醒来，长舒一口气想道：我走过的路上，竟有这么多的险恶，直到晚年，还残存在印象意识之中吗？

是，有的。近的且不去谈它。一九四四年春季，经历了敌人三个月的残酷扫荡，我刚刚从繁峙的高山上下来，就和华北联大高中班六、七位同事，几十个同学，结队出发，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这是一支很小的队伍，由总支书记吕梁同志带队。吕梁同志，从到延安分手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他。

他是一位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沉默寡言的值得怀念的同志。

我们从阜平出发，不久进入山西境内。大概是到了忻县一带吧，接近敌人据点。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村庄，在村里看不到什么老百姓。我们进入一家宅院，把背包放在屋里，就按照命令赶快做饭。饭是很简单的，东锅焖小米饭，西锅煮菜汤。人们把饭吃完，然后围在西锅那里，洗自己的饭碗。

我有个难改的毛病，什么事都不愿往上挤，总是靠后站。

等人们利用洗锅的那点水，把碗洗好，都到院里休息去了，我才上去洗。锅里的水已经很少，也很脏了，我弯着腰低着头，忽然“嗡”的一声，锅飞了起来，屋里烟尘弥漫，院子里的人都惊了。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同学们都围了上来。据事后他们告诉我，当时我的形象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

当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东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叶的时候，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

在洗脸的时候，我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

我刚刚受了惊，并断定这是村里有坏人，预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弹，也可以说是一枚土制的定时炸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则我一定早已魂飞天外了。

我非常气愤，和她吵了几句，悻悻然回到队上，马上就出发了。

村南是一条大河。我对这条河的印象很深，但忘记问它的名字。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河，有二十米宽，水平的像镜子一般，晴空的太阳照在它的身上，简直看不见有什么涟漪。队长催促，我们急迫地渡过河流。水齐着我的胸部，平静、滑腻，有些暖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水的温柔和魅力。

远处不断传来枪声。过河以后，我们来不及整理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非常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同学，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我招呼了她，并把口袋里的冷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作为赶爬这样高山的物质准备。天黑，我们爬到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到暴雨，第二天天亮，我们才算下了山，进入村庄休息。

睡醒以后，同事们才有了精力拿我昨天遇到的惊险场面，作为笑料，并庆幸我的命大。

我现在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把我炸死，当然说不上是冲锋陷阵的壮烈牺牲，只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这种死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同事们会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脚、河边，也无须插上什么标志。确实，有不少走在我身边的同志，是那样倒下去了。有时是因为战争，有时仅仅是因为疾病、饥寒，药物和衣食的缺乏。每个战士都负有神圣的职责，生者和死者，都不把这种死亡作为不幸，留下遗憾。

现在，我主要回忆的不是这些，是关于那篇小说《山地回忆》。小说里那个女孩子，绝不是这次遇到的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我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

“四人帮”派的文艺观是：不许人们写真人真事，而又好在一部作品中间，去作无中生有的索引，去影射。这是一种对生活、对文艺都非常有害的作法。

在一篇作品，他们认为是“红”的时候，他们把主角和真人真事联系起来，甚至和作者联系起来。以为作者是英雄，所以他才能写出英雄；作者是美女，所以她才能写出美女。并把故事和当时当地联系起来，拿到一定的地点去对证，荣耀乡里。在一部作品，他们忽然又要批判的时候，就把主角的反动性，和真人真事联系起来，甚至和作者联系起来，拿到他的工作地点或家乡去批判，株连亲友，辱及先人。

有人说这叫“庸俗社会学”。社会学不社会学我不知道，庸俗是够庸俗的了。

我虽然主张写人物最好有一个模特儿，但等到人物写出来，他就绝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摄影。《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

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

1978年9月29日上午——

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

阎纲同志：

昨天收到《鸭绿江》评论组转来的你写给我的关于《铁木前传》的信。说是等我的复信写好了，一同在刊物上发表。

这当然是叫我作文章。但是，我首先问候你的病体，祝你早日康复！

近两三年来，在我写的短小文章里，谈到我自己的地方太多了。我自己已觉得可笑，这样急迫地表现自我，是一种行将就木的征象吧！

其实，作家表现自己，这是不足为奇的，贤者也不免的。

真诚的作者，并不讳言这一点。而作品之能具有一些生命力，恐怕还离不开这一点。

你以为小说里就没有作家自己吗？那是古今中外，都无例外，有。

《铁木前传》里，也有我自己，以下详谈。这几年我谈了自己的不少作品，但就是没有谈这本书，在写给一个地方的自传里，我几乎把这本书遗漏了。因为，这本书对我说来，似乎是不祥之物，其详情，请你参看拙著《耕堂书衣文录》此书条下。

初看到你的来信，我还是无意及此。但是我很为你的热心和盛情所感动。今天早晨起来，才有了一些想法。

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

我下乡的地方，村庄叫作长仕。这个村庄属安国县，距离我的家乡有五十里路。这个村庄有一座有名的庙宇，在旧社会香火很盛。在我童年时，我的母亲，还有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这个庙会，头一天晚上，煮好一包鸡蛋，徒步走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我一直没有到过这个村庄。这次我选择了这个村庄，其实不只没有了庙会，寺院也拆除了，尼姑们早已相继还俗；其中最漂亮最年轻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在这个村庄，我住了半年之久，写了几篇散文，那你是可以在《白洋淀纪事》中找到的。

其中有两篇，和《铁木前传》有关。但是，我应该声明，小说里所写的，绝不是真人真事，所以无论褒贬，都希望那里的老乡们，不要认真见怪。

创作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即使一个短篇，也很难说就是写的一时一地。这里面也不会有个人的恩怨的，它是通过创作，表现了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人与事的爱憎。

读者可以看到，《铁木前传》所写的，绝不局限在这个村庄。许多人物，许多场景，是在我的家乡那里。在这个村庄，我也没有遇到木匠和铁匠，当我来到这个村庄之前，我还在安国城北的一个村庄住过一个时期，在那里，我住在一位木匠家里。

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之前，常常是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

这个念头，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故事，有时也可能是思想。

写短篇是如此，写长篇也是如此。事先是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的。

《铁木前传》的写作也是如此。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

阎纲同志：在我这里，确实没有“情节结构的特点，以及这种形式独特奥妙之处”。你把这本小书估价太高。

需要申述的是，所谓朦胧的念头，就是创作的萌芽状态，它必须一步步成长、成熟，也像黎明，它必然逐步走到天亮。

小说进一步明确了主题，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

一种思想，特别是经过亲身体验，有内心感受的思想，可以引起创作的冲动。但是必须有丰富的现实生活，作为它的血肉。

如果这种思想只是抽象的概念，没有足够的生活基础，只能放弃这个思想。为了表达这种思想，我选择了我最熟悉的生活，选择了最了解的人物，并赋予全部感情。如此，在故事发展中，它具备了真实的场景和真诚的激情。

我国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是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学习、值得珍贵的。这个传统的特点之一，就是真诚，就是文格与人格的统一和相互提高。

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现实主义之大敌。不幸的是，这样的作品，常常能以其哗众取宠之卑态，轰动一时。但文学艺术的规律无情，其结果，当然是昙花一现。

我们目前应该特别强调真正的现实主义，至于技法云云，是其次的。批评家们应该着重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及其力量，教给初学者为文之法的同时，教给他们为文之道。

所答恐非所问。

祝

好

孙犁

1979年10月1日——

关于小说《蒿儿梁》的通信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你们在八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一封信，收到了。直到今日才能给你们复信，请原谅。收到这封信后，使我深深地陷入年月久远的回忆中，有很多感想，一时整理不出一个头绪，因此动笔倒迟了。

一九四三年秋季，我从《晋察冀日报》（我在那里编副刊）调到了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这次调动，可能是李常青同志提议的，他那时任教育学院的院长。

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我自一九三九年到达边区以后，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到了高中班以后，本来那里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但我一向孤僻，我自己在村北边找了一个人家住下。别的记不得了，只记得在屋中间搭了一扇门板，作为床铺，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去洗脸漱口，那时已是晚秋，天气很凉了。当小河结了一层薄冰的时候，开始了反扫荡。所谓反扫荡，就是日寇进攻边区，实行扫荡，我们与之战斗周旋，这种行动，总是在冬季进行。

行军之前，我领到一身蓝布棉衣。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峙县境转移。我们原住的村庄，属于阜平。

不知走了多少天（那时转移，是左转右转，并非直线前行），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停下来。我的头发很长了，有一个人借了老乡一把剪刀，给我剪了剪。我就发起烧来，脖颈和脊背的上部，起了很多水痘。我主观认为这是因为剪刀不净引起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而且很可能就是天花。我有一个学生，名叫王鑫郎，他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反扫荡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再见到他时，我简直不认得他了。我因为幼年接引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罢了。

当时领队的是傅大琳同志，他是物理教员，曾经是南开大学的助教。他见我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我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

说实在的，在我一生之中，病了以后得到如此隆重的照顾，还是第一次。不过，这也是因时制宜的一种办法。在战争紧急之时，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员分散开来，化整为零，以利行军。

我们就到了蒿儿梁。所以说，你们信上说“养伤”，是不对的，应该说是“养病”，因为我并非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并非在与敌人交火时，光荣负伤。有必要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初到蒿儿梁，战争的风声正紧，这个兀立在高山顶上的小村庄，可能还没有驻过队伍。又因为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一是服装不整齐，二是没有武器，三是男女混杂，四是可能还没有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去要粮食的时候，遇到了不顺利。我听说了以后，亲自到村干部那里去了一次。

我那时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这支小枪，有一个皮套，像女人的软底鞋似的。这是我初到路西时，刘炳彦同志送给我的。我系在腰里，只是充样子，一枪也没有放过。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到了延安，邓德滋同志要随军南下，我又送给了他，这是后话。

可能是这支小枪起了点作用，我们弄到了一点莜麦面。也可能是我当时因又饥又乏又有病，表现的急躁情绪，起了作用。当然，很快我们就和村干部熟识了，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我们三个男的，就住在郭四同志家的一间小西房里，护士和妇救会主任住在一起。这间屋子，我所以记得是西房，因为每天早晨，阳光射在我身旁的纸窗上，就会给正在病中的我无限安慰和希望。屋子有一方丈大，土炕占去三分之二，锅台又占去余下的三分之二，地下能活动的地方就很有限了。我经常坐在炕上，守着一个山西特有的白泥火盆。火盆里装满莜麦秸火灰，上面一层是白色的，用火筷一拨，下面就是火，像红杏一样的颜色，很能引起人的幻想。我把一个山药蛋按进灰里，山药蛋噗噗地响着，不一会就熟了，吃起来香得很。

所谓医生，所谓护士，都是受几个月训练速成的，谈不上什么医术医道。我们只有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瓶红药水。每天，护士在饭锅里，把剪刀镊子煮煮，把水痘的化脓处清理清理，然后用棉花蘸着红药水，在伤处擦一擦。这种疗法显然不太得当，所以直到现在留下的伤疤，都很大，像一个个的铜钱。

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叫《看护》，也是记这段生活的。

康医生，有二十多岁，人很精明，医术虽然差些，但在经营粮草方面，很有办法，我们在那里，不记得有挨饿的时候。后来他和我一同到了延安，同在一个学校，他还是医生。

我记得他为我洗过一次肠，还有一次，我在延河洗澡，伤了脚掌，他替我敷过一次药。现在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关于蒿儿梁的印象，都已经写在文章里，现在回忆不起更多的东西了。但那是小说，不能太认真。其中的人物，自然有当时当地人物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我的设想，或者说是我的“创造”。

但我听说郭四同志还能记起这件事，我是非常感动的，不只感谢他一家人当时对我们的照料，也为他仍然健在，记忆力很强而高兴。他年纪也很大了吧？请转达我对他一家人的深切的怀念之情。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是怎样走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花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而经过漫长的几经变化的岁月，还记得我，这不值得感激吗？

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过了阳历年，又过了阴历年，才奉命返校。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走的西道，回来的时候，是从东边一条小道下山，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山根下，可以想象蒿儿梁是有多么高。天快黑了，我看到了村庄庙宇，看到了平地，心里一高兴，往前一跑。其实是一条小河，上面结着冰，盖着一层雪，一下滑倒，晕了过去，身后的人，才把我抬进成果庵。这一段生活，我好像也写进了小说。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们集中在胜芳，等候打下天津。我住在临河的一间房子里。夜里没有事，我写了《蒿儿梁》这篇小说，作为我对高山峻岭上的这个小小的村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回忆。

是的，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时在一起的同志们，各奔一方，消息全无，命运难测。我也很衰老了。人生的变化多大啊，万事又多么出乎意料？能不变的，能不褪色的，就只有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以及关于它的回忆了。

现在是夜里三点钟。窗外的风，吹扫着落叶，又在报告着冬天即将到来。蒿儿梁上，已经很冷了吧？

祝

他们幸福！

孙犁

1982年9月20日——

一本小书的发现

前些日子，忽然接到老朋友陈肇的一封信，内称：“报告你个好消息：几十年来未曾找到的，你在通讯社写的那本《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今天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不是原本，是翻印本）。他们可供复制，可供抄写，你考虑一下用什么办法复制下来？”

他说的“今天”，就是他写信的五月二十七日。肇公是久病之人，但他这封信，写得清楚通畅，看来也是因为这一件事而高兴。我们都是晋察冀通讯社的最初成员，他当然也参加了这本小书的“集体讨论”，我是“执笔”者。

我喜出望外，对于这本小书，我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随即给他复信：如果精力来得及，希望设法复印一本，费用由我来出。又考虑，他是有病之人，就又给在北京工作的二女儿写信，叫她去陈伯伯那里商量这件事。

不久，女儿回信说，她去了陈伯伯家。看到陈伯伯走路十分艰难，陈伯母双腿已不能行走，只能坐在藤椅上，看上去，已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原来的高兴劲，顿时凉了一半。我们这一辈人，现在都老了！

肇公还是帮她找了，发见这本书的曹国辉同志，也是晋察冀的老人。曹同志告诉女儿复制的手续。

过了几天，女儿来信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规章制度很严格，经过多种手续，并经主任批示，她才见到了这本小书：三十二开，五十五页，铅印。封皮、封底，用一种黄色薄牛皮纸包着，用毛笔写的书名（竖写），封底有一个依稀可见的方戳：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

据此可知，书的原有封面及封底，已经破损。但据书皮上写的“抗敌报社经售”字样，我仍断定为原印本，并非翻印本。

书已经拍照、复印，即将寄来。

难得呀，难得！

经过五十多年，它究竟怎样留存下来？谁保存了它？怎样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又怎样到了北图的善本书室？都无从考查，也没有必要去考查了。

我只在这里，感谢善本书室，感谢曹同志，感谢肇公和我的女儿，他们使我临近晚年，能够看到青年时期写的、本已绝望的书。

这本小书，写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于一九四○年四月。地点是阜平。

它现在陈列在北京图书馆，就像那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老式枪支、手榴弹，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一样。

1990年6月15日记，时患感冒——

红杨树和曼晴的诗

在晋察冀来说，红杨树和曼晴都是新诗运动的播种人，那时在边区范围来说，诗的刊物有《诗建设》，在一分区（以易满徐为中心）有《诗战线》。曼晴的诗，多半在《诗建设》发表，红杨树的诗，则多半发表在《诗战线》上。

那是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苦年代，人民走入新的热情的战斗生活的开始。诗，在那一时期，开始与人民结合。青年诗人在频繁的行军生活里，把他们的诗句，写在路侧的峭壁岩石上。

那几乎是一种口号，一种呼唤，对进步的赞扬，对落后的鼓励。例如在行军途程，鼓励不要掉队，前面就有水喝；在反“扫荡”中，号召与敌人战斗，坚壁清野，不要投降等等。

诗与战斗生活密切结合，而这种结合，是诗人在行动上，在思想感情上，已经是战斗人民中间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坚强、觉悟比较更高的一个。这样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结合，因此，这一时期的诗，现在看起来，还充满现实的意义。

那一时期，诗人们虽然写了很多，然而因为战争环境，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如果能够在晋察冀的村庄断壁上、山沟转角处、剥皮的树木上去收罗一番，还能找到很多的诗句吧。这些诗句，同着这一伟大的时代，不能磨灭了。

因此，曼晴和红杨树辑存的这两本诗集，在我看来是很宝贵的。它们是一个时代的回忆。

曼晴的诗，以《羊圈》一首为例，多是抗日战争的单纯的素描。是一本晋察冀战争生活诗的素描集：它写了战争的集市，空袭，在羊圈的宿营，傍晚，老大伯提着灯笼送路，半夜农村大嫂掩着怀，开门留宿八路军……诗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所写到的人物，在诗的意味上，是生动的形象。

红杨树也写了很多抗日战争的诗，他的长诗《黎明风景》，在晋察冀是比较全面地描写了战争的艰苦性和英雄性，曾得到称誉，作者远征西北之前，油印本存我这里，我正抄录准备出版。这里辑印的只是作者的十篇短诗，在时间上是属于自卫战争的。诗集以《寄张家口》开头，以《两年——

再寄张家口》为结束，都是在奋激的自卫战场上写成的。

这本诗集，也代表一个时代，结合着人民——特别是子弟兵及其农民父老的情感。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们收复张家口，只是八年艰苦战斗生活的一个暂时的歇脚。反动派发动了新的内战，人民进入了新的激烈的艰苦的战争，充满仇恨。经历这一战争，人民胜利，获得全面解放。这又是一段伟大的战争年代。

这一年代，前方的战争和后方的土地改革结合进行。红杨树的诗，不只写了从张家口被偷袭到人民再收复这一城市的战斗历程，也写下在广大的自卫战场上，农民如何群起支援了这一战争。

红杨树的诗，在它的风格上说，近于一种低沉的召唤，有时更近于一种悲怆。然而它是有力量的，就是在战场，它也是有力量的。

无论在大同前线，太原前线，转战长城和绥远的长征中，作者都写下了诗。在塞外草原他还怀念了冀中平原的人民。一种人民战争的博大感情，洋溢在红杨树的作品里，对农民的关怀，共同的情感，对农村战争风景的敏感性，对部队生活的十几年的亲切感受，构成了他的诗的情感丰富统一的格调。

现在，作为一个骑兵团的政治委员，作者又经历了新的战斗生活，在祖国的幅员上，又有了新的行程，该还有更多的诗作吧！

然而，曼晴和红杨树在目前的文坛活动上，都是比较沉寂的，我们希望读者注意这两本诗集，就它们对两个伟大时代的贡献上来说，我们只能惋惜作者给我们的还是嫌少了。

1950年1月3日——

《作画》

这几天，我读完了韩映山的散文集《作画》。这是我很喜欢读的一本书，韩映山的散文，写得很是轻松，愉快，流畅，活泼。

我在白洋淀一带生活过，那时我在安新县同口镇完全小学校教书，白洋淀边这个村镇的那种明丽景色，早晨晚上从野外吹来的那种水腥气味，小镇上人们的各种劳动和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那里居住的时间很短，那时在乡下教书，接触群众的机会并不多，每天上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准备教材、批改作业，连出门散步的时间也很少。

韩映山所写的正是这一带人民的生活。白洋淀是他的家乡，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后来，他开始写作了，又回到那里，去体验人民新的生活，观察人民新的面貌。作者在后记里说：

“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的亲切，感到生活里有一种诗的、美的东西，时时在冲击着我，我想尽力捕捉住它们，想描绘下乡亲们那朴实忠厚的面影；渲染上淀水和庄稼的色彩。我力求把他们写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他确是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比较出色。

其中有几篇我是很喜欢的。例如《渡口》、《雪里还家》、《串亲》、《下放前夕》、《作画》。这几篇，比较这本集子前边那几篇，作者的视野扩大了，在短篇的形式上，也作了多样的探讨和追求。因此，这几篇所表现的人民的劳动和生活，思想和情绪，就更能够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

当我读这本集子前边那几篇的时候，我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感觉：作者把这一带农民的劳动和生活，思想和情绪，写得太单纯了。他只是用力“捕捉”着所谓“美”的或有“诗意”的东西，他所注意的只是一些自然景色，或是一些劳动场面。自然景色是很美丽的，劳动场面是很欢腾的，但是读过以后，那天边的晚霞很容易消逝，欢笑的声浪，也跟着工作的结束停止了。就是说，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轻淡的，不能长久存留的。

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些评论家在一些人的作品里，发现了所谓“独具风格”、“诗情画意”、“抒情诗”、“风景画”，甚至“女人头上的珠花”。我读了这些评论，有时感到很是茫然。

按说，什么作家都是有他自己的风格的，这里所谓“独具风格”，究竟是些什么内容？有些评论，不是从作品的全部内容和它的全部感染力量着眼，不是从作品反映的现实，所表现的时代精神，以及人民在某一时期的思想感情着眼，而仅仅从作品的某些章节和文字着眼，使得一些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只是去“捕捉”美丽的字句，诗意的情调。在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

不妨打这样一个比喻：有一只鸟，凌空飞翔或是在森林里啼叫，这可以说是美的，也可以说富有诗情画意。但这种飞翔和啼叫，是和鸟的全部生活史相关联的，是和整个大自然相关联的。这也许关联着晴空丽日，也许关联着风暴迅雷。

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都给它割断，把这只鸟“捕捉”了来，窒其生机，剖除内脏，填以茅草，当作一个标本，放在漂亮的玻璃匣子里，仍然说这就是那只鸟的“美”，这就是它的“诗情画意”。这就失之千里。

抽刀断水不可能，断章取义是很容易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爱好，他的需要，在一本书里寻章摘句，并且一定能有满意的收获。有些人在评论作品的时想，常常就是用这种办法，这种办法很简便，但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对于“风景画”，这样去割裂，关系还小，如果对于贵重得多的“大幅油画”，就是常说的“高大形象”，也这样去做，那损失不是就很严重了吗？

在韩映山的一些作品里，我也感到：不应该把所谓“美”的东西，从现实生活的长卷里割裂出来。即使是“风景画”吧，“抒情诗”吧，也应该是和现实生活，现实斗争，作者的思想感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美，绝不是抽象的东西，也绝不是孤立的东西。必须在深刻反映现实并鲜明表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即他的倾向性的时候，美才能产生，才能有力量。美永远是有内容的，有根据的，有思想的。

我能看出，韩映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逐渐向深厚方面努力。他在叙述、描写和人物对话里，从中国的古典文学，学到了不少东西。在作品的结构方面，也从外国古典文学，学习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取法乎上”，我想会给他的创作带来很大好处。

学习语言和表现方法，能够扩大作者的视野，能够加深作者的思考，能够引导作者从更多的方面，更深的尺度，去研究人民的生活、生产、斗争。

韩映山的艺术感觉很灵敏，他的联想力很丰富，他对于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有一颗质朴善良的心。他对于家乡人民思想的进步和生活的美满，有着崇高的赞颂热情。

在文字方面，他有很多准确而生动的描写，但有些词句，有时处理得还不够圆满妥当，有的描写太重复。在他的作品里，笑声几乎是不断的，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听到一点哭声。

在不断的欢笑声中，有时加上一点关于过去艰苦生活的回忆，但这些回忆写得比较空虚。此外，爱情的场面多了一些，这可能和作者的年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