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12

我和映山认识，最初是在保定，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长得很瘦弱。自我病后，就很少见到他，也很少读到他的作品。

今年见到他长得高大，写了很多东西，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就写了以上这些话。

1962年8月24日夜记

读冉淮舟近作散文淮舟从地方调到部队工作，不久，他就出差到东北和西北，并把旅行所见，写为散文，陆续在各地报刊发表。淮舟工作勤奋，文笔敏捷，当我看到他这些文章时，心里是很高兴的。以为，他在编辑部工作多年，生活圈子很小，现在有工作的方便，能接触广大的天地，这对他从事创作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他的文章，我只是看了很小的一部分，就我看过的来说，也还有不少不足之处。当然这也是写这类文章，常常不易避免的。旅行见闻，也可以说是见闻速写，多少年来，成绩虽说很大，也沿习着一种缺点：就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因为刚刚到那里，所遇又都是生疏的人和事。如果是经别人介绍，那就是转了一道手，材料的真实价值，更差一等。对人物，接谈一两次，谈者言不由衷，听者挂一漏万，写出来的东西，常常与现实生活，距离很大。加上，在进入这一地区之前，缺乏知识准备，例如历史、地理方面的；风土人情方面的；文物古迹方面的。因为知识不足，在写作时，就感到局促困难。我们常说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谈何容易！有些借调查研究之名，贩卖主观唯心之实，实在不乏其例。

我以为，写这种文章，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见到就写。对于人物，对于生活，要多看看，特别是要多想想。对于材料，要有取舍，要舍得剪去那些枝枝蔓蔓。不要倚马万言。离开那里，回味一下再写，就会更好一些，更客观一些。

因为写这种文章，最容易带有个人主观成分。更何况，很长时期，我们对于这种文章，还提倡要有浓重的作者抒发。其实，这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你既是人地两生，你既是仓促上阵，客观的把握还很小，主观的抒情，就更容易落空。

对生活看得准，写得真，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有补救之方，那就是多看，多听，多想。力戒从心所欲，力戒想当然。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多务得。让生活和人物的印象，在你的脑海里沉淀一下，再写不晚。

每一篇要有一个主题，一个中心。淮舟这次写的文章中，有些是太松散了。

1980年12月12日上午大风寒——

读一篇散文

在四月三十日《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读到了贾平凹同志的散文《一棵小桃树》。关于这位作家，近些年常看到的是他写的高产而有创造的小说，一见这篇短小的散文，我就感到新鲜，马上读完了。

说实在的，这些年因为自己不写小说，也就很少看小说，虽说有时写点散文，散文看的也很少。原因之一是很多短篇小说都过长，几乎进入中篇范围，而有些散文，也很长，几乎又进入了小说的界限。看起来都是很吃力的。这种长风，还真不好刹住，一些报刊、评论家一方面要求写短，一方面又对写得长的大加称赞，作者就更收不住自己的笔了。

我也曾想：为什么要写这么长呢？要说是为了追求利，那就太冤枉我们的作者，但要说是为了追求名，则不为无因。以大自重，以长自喜，古已有之，今人为甚罢了。关于小说，暂且不要去谈它，因为已经谈了很多年了，其长如故，并不稍衰。这里只是说说散文，一篇散文，要写上万把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是罕见的现象，现在却到处可以遇见。

就说是不得不长吧，比如，作家确实有那么多新的感情和好的见解，难以割舍，写得长一点，我们耐心读一下也就是了。不巧的是，凡是长篇散文，新鲜意思却非常之少，语言也是陈词滥调。恕我直言，有些段落，都是现成词藻，流行语言，甚至像电影解说词或导游解说词。其所表达的感情，其所伸张的道理，也就可想而知了。

韩愈送孟东野序，第一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成为千古名句。文章也是名文，只有一千字左右。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第一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有名的警策之句。文章也是名文，不到两千字。这已经是苏东坡散文中的长篇了。

有的人或以地位高，或以名声重，在写文章的时候，以为不长不足以服众，不足以表示身分，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摆起架子。手里又没有那么坚实的砖瓦，这样的文章，读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但因为是位高、名重之人写的，青年学子就视为范文，去模仿，于是就愈来愈长了。不知道我这个推理对不对。

文章长是一个方面。形式单调，又是一个方面。本来中国的散文，是多种多样的。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韵文，就都是散文。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

贾平凹同志这篇散文，却写得很短。形式也和当前流行的不一样。按说，他所处虽非高位，但按实际斤两来说，他的名已经不算不重，肯写这样的短文，又肯写给地方刊物发表，就很不容易了。这是一篇没有架子的文章。

其实，文章写得短小的一个主因，就是作者有真实的情感。我们常说假、大、空，这三个字，确实有内在联系。相反，真实和短小，也有内在联系。短小和精悍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好文章，短小是一个重要条件。

这篇散文的内容和写法，现在看来也是很新鲜的。但我不愿意说，他在探索什么，或突破了什么。我只是说，此调不弹久矣，过去很多名家，是这样弹奏过的。它是心之声，也是意之向往。是散文的一种非常好的音响。

1981年4月30日——

读萧红作品记

大概是前两个月吧，一位相识者去东北参加纪念萧红的会，回到北京，曾给我来信，要我谈谈萧红作品的魅力所在，探索一下她在文学创作中的“奥秘”，这确实不是我的学力所能完卷的。不过，我总记着这件事。近日稍闲，从一位同志那里借来一册《萧红文选》，一边读着，一边记下自己的感触。

此书后面附有鲁迅写的《生死场序》和茅盾写的《呼兰河传序》，对于萧红，评价最为得当。特别是鲁迅的文章，虽然很短，虽然乍看来是谈些与题无关的话，其实句句都是萧红作品的真实注脚。不只一语道破她在创作上的特点、优长及缺短，而且着重点染了萧红作品产生的时代。一针见血，十分沉痛。文艺评论写到这样深刻的程序，可叹观止。

对于萧红的作品，鲁迅是这样说的：

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的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茅盾对萧红的作品，是这样说的：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我是主张述而不作的，关于萧红，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人们常把萧红和鲁迅联系起来，这是对的。鲁迅对于她，有过很大的帮助。但不能像现在有人理解的：“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先有良马而后有伯乐。萧红是带着《生死场》原稿去见鲁迅的。鲁迅为她的书写了序，说明她是一匹良马。

鲁迅对她的帮助并非从这一篇序言开始，我们应该探索萧红创作之源。鲁迅以自身开辟的文学道路，包括创作和译作，教育了萧红，这对她才是最大的帮助。

我现在读着萧红的作品，就常常看到和想到，她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其中有鲁迅散文的特色，鲁迅所介绍的国外小说，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时代的聂维洛夫、绥甫琳娜等人短篇小说的特色。

但更重要的是她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她对时代是有浓烈的情感的；她对周围现实的观察是深刻的，体贴入微的。她对国家民族，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但她不作空洞的政治呼喊，不制造虚假的生活模型。她所写的，都是她乡土的故事。文学创作虚假编造，虽出自革命的动机，尚不能久存，况并非为了大众，贪图私利者所为乎。

萧红的创作生活，开始于1933年，而其对文学发生兴趣，则从1929年开始。此时，苏联文学中左的倾向正受批判。同路人文学，开始介绍到中国来。鲁迅、曹靖华、瞿秋白等人翻译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书，其中同路人作品占很大比重。同路人作家同情十月革命，有创作经验，注意技巧，继承俄国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描写革命的现实，首先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较之当时一些党员作家，只注意政治内容，把文艺当作单纯的宣传手段者，感人更深，对革命也更有益。在我国，1930年以后，经过鲁迅和太阳社的论战，文艺创作也渐渐走上踏实的、注意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不久，鲁迅等人创办译文杂志，进一步又介绍了普希金以下国外现实主义的古典著作，大大开拓了中国文学青年的视野，并有了营养丰富食品。萧红的作品明显地受到同路人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反映现实的才能。当然，她的道路，也可能有因为不太关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践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

“五四”以来，中国的女作家，在文坛之上，一呈身形，而立即被广大青年群起膜拜于裙下者，厥有三人：冰心、丁玲、萧红。当然，这与其说是追慕女作家，不如说是追慕进步思想，追慕革命。冰心崛起京华，乃“五四”启蒙运动的产物；丁玲崛起湖南，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产物；萧红崛起哈尔滨，乃东北沦陷、民族危难深重时期的产物。时代变革之时，总是要产生它的歌手的。多难兴邦，济济多士。伟大的时代，在暴风雨中，产生海燕之歌，产生伟大的作家。太平盛世，多靡靡之音。这是文学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人为的、祸国殃民的所谓“革命”，是不会也不能陶铸出它自己的“作家”来的，有之，则将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

现在是八十年代，我读着萧红写于三十年代之初的作品。

她所写的生活，她的行文的语法，多少有些陌生了。但它究竟使我回忆起冰天雪地、八年抗战，使我想起了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牺牲，使我记起《大刀进行曲》的雄壮歌声。但在我的周围，四邻八家的青年们，正在用录音机大声地，翻来覆去地，无止无休地，播送着三十年代为革命青年所不齿的《桃花红》、《毛毛雨》。就是听到重播的革命歌曲，也不复是当年的气派。才知道任何文艺作品，离开了那个时代，没有共同的感情，就只能领略其毛皮而已。以上种种，真使我废卷叹息，不胜今昔之感了。

中国封建历史悠久，女作家寥若晨星，而对于她们的作品，特别是有关她们的身世，评论界多不实之词。有庸俗的作家，就有庸俗的批评家。但对于像萧红这样革命而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那种习惯于把捧作家和捧戏子同等看待的无聊之辈，是不敢轻易佛头着粪的。

萧红可爱之处，在于写作态度赤诚，不作自欺欺人之谈。

其作品的魅力，也可以说止于此了。评论家最好也作如是想，要正心诚意。有些评论家，几十年来，常常要求作家创造“新的人”，但想来想去，究竟不明白他们所要求的新人，是何等样人？而他们所称许的作品中的新人，又常常不见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却见于外国人的几十年前的小说。如此人物，可得称为新人乎？

萧红小说中的人物，现在看起来，当然不能说是新人，但这些人物，尤其是令人信服的现实基础，真实的形象，曾经存在于中国历史画幅之上，今天还使人有新鲜之感。她所创造的人物，就比那些莫须有的新人，更有价值了。

真正的善恶之分，是没有历史局限的。人亦如此。忘我无私，勤劳勇敢，自是我们民族的美德所在。具此特点，为今天的事业工作，则为新人。难道还有什么离开历史，离开固有道德，专等作家凭空撰写的新人吗？

远处屋顶上有一个风标，不断转移。那是随风向转移。星斗在夜间看来，也在转移。然有时转移者非星斗，乃观者本身。有些评论之论点多变，见利而趋，可作如是观。

中国女作家少，历史观之，死于压迫者寡，败于吹捧者多。初有好土壤而后无佳气候，花草是不容易成活壮大的。自身不能严格要求，孤标自赏，生态也容易不良。一代英秀如萧红，细考其身世下场，亦不胜惆怅之感。

萧红最好的作品，取材于童年的生活印象，在这些作品里，不断写到鸡犬牛羊，蚊蝇蝴蝶，草堆柴垛，以加深对当地生活的渲染。这也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中常见的手法。萧红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不大，她的作品，一开始就带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味道，加上她的细腻笔触，真实的情感，形成自己的文字格调。初读有些生涩，但因其内在力大，还是很能吸引人。她有时变化词的用法，常常使用叠句，都使人有新鲜感。她初期的作品，虽显幼稚，但成功之处也就在天真。她写人物，不论贫富美丑，不落公式，着重写他们的原始态性，但每篇的主题，是有革命的倾向的。不想成为作家，注入全部情感，投入全部力量的处女之作，较之为写作而写作，以写作为名利之具，常常具有一种不能同日而语的天然的美质。这一点，确是文字生涯中的一种奥秘。

脚踏实地，为时代添一砖一瓦，与人民同呼吸共甘苦，有见解有理想，有所体验，然后才能谈到创作。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严霜时，菽粟残伤；春暖时，蔓草滋长。文章的命运，是有很大的天时地利的不同的。

1981年8月30日改讫——

读柳荫诗作记

我和柳荫同志，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前两天他来天津公干，到舍下来，一进门就问：

“你还能认得我么？”

我一下就从声音、举止认出他来，两个人都乐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就认识了柳荫。那时他和仓夷一道工作，两个人形影不离。我和他虽然并不是那么亲近，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在同伴们中间，柳荫被公认为“状貌如妇人好女”，正像司马迁形容留侯张良一样。

现在他也六十多岁了。谈话间，他说晚年，有时感到寂寞。我劝他写点东西。他说，写一些诗，带来了，因为怕我没时间，放在了李湘洲那里。我说，我很愿意看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湘洲就把诗稿送来了，共三册。是用小学生的练习簿抄写的。字体细小纤弱，像是十三四岁女学生的手笔，偶尔抄错一两个字，还用白纸贴上，重新抄好。所用练习簿，如同新从南纸店买出来，干净得似未触手。

三本诗稿，装在一个旧封套里，表面又糊上一层同样颜色的纸，写好他自己的姓名和通讯处，贴好邮票一角八分，旁注“挂号”二字。这是为的，别人看过以后，即可很方便地送到邮局，给他寄回去。

我想：这都是老一代人的习惯。当天下午，我就坐在院子里，读完了一册。

和其他文学形式相较，“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受外国诗的影响最迅速也最显著，这是诗的形式特点决定的。欧美各国的著名诗人，古典的以及新的流派，中国差不多都是很快就有了译本，加上会外语的人很多，他们的诗，在中国都曾有人学习过尝试过。但影响比较深远的，则要数拜伦、斐多菲、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惠特曼和马雅珂夫斯基。这些诗人的作品，有两种特点：热烈的情感和对现实的凝注。欧洲的形式主义的诗和象征主义的诗，在中国也曾得到流传，并有名家，但这种诗，多行之不远，影响不大。因为这都是诗人书斋里的玩意，广大的群众无法接受。

与人民的现实生活及当前的命运相结合，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产生自己的歌手。他们的成功之作，多在早期，即青春热情兴旺之时。这种热情多是单纯的，无私的，并没有其他干扰。及至晚期，经过各种消磨，大多失去朝气，影响也就渐渐微弱。

我以为，中国的新诗，从诞生就是欧化的成分居多，受外来影响较大。但这究系形式，并不妨碍中国新诗的作者，发挥其天才及热力，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呼号。实际上，每当变革之期，都有代表这一时代的歌者，应运而生，作雄鸡之唱，风靡一代。中国新诗的形式，恐怕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是无法挽回，也无法改变的。

对于柳荫的诗，我的印象是：婉约舒畅，节拍和谐，有一条脉脉的情绪，贯穿其间；有一点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

章法完整，读过后，余味无穷。

不可讳言，我对他的诗的评语，是年岁相当，经历相同，处境相似的人的一种共鸣，也可以说是知音。有些青年诗人，恐怕就不是这样看的。他们会说，这是一种过时的诗歌，是涅克拉索夫、惠特曼的老调重弹。

很可能是这样。我也承认，柳荫的诗，并不是雏凤之声，而是老凤之声。

诗贵有我，我也是这样主张的。这个我，必须联系人民，联系时代，这也是没有争论的。但在中国，强调一面，总要渐渐走到它的反面去，虽圣贤豪杰之士，亦所不免。诗中有我，但如果把我神化，不断扩张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观察一切，判断一切，并且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渐渐也就会出现一种很不健康的症状。所写出的诗，也就会变成大言欺人的东西。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

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回忆过去，当然有你的自由。多数人在面对现实。

我想，柳荫，正是面对现实，他才去写这些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的。

什么事情，忘记根源，蔑视根源，糟蹋根源，都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陕西、四川因为砍伐了上游的树木，破坏了水土，都已经暴发了水灾。老的一代，经历了十年大雾四塞，荆天棘地，蛇蝎环逼的痛苦生活，创伤未及平复，又写下了回忆战争，回忆饥寒，回忆疟疾，回忆战友死亡的诗。它的意义或者说它的终极目的何在呢？当然不是对现实的失望或绝望，而是寄托着一种为了祖国，为了未来，为了青年一代的希望。

读着柳荫的诗，我像听着暮鼓晨钟一样。也有回忆，也有憧憬；也有过去，也有未来；也有结束，也有开始。有多种情绪，有多种感慨，交织在我的心中。过去，是不可能这样想到今天的，然而今天，是无法忘记那样的过去的。

柳荫这次来天津，在我这里只谈了两个小时，我想留他吃顿午饭，他也没有答应。办完公事，他就回到北京去了。今天，夤夜二时，我从床上爬起来，坐在灯下。只有这个时刻，我的周围最安静。我要利用它，来为故人的诗写点什么。晚秋的蚊子集中到我的脚面上来，我忍耐着。回忆着我们在穷山恶水的阜平，共同工作的那一段岁月。

自从这个“敌”字被简化，故人随便加上一撇，便可以变成“敌人”。因此，故人的情况也已经变得很复杂了。有这样的故人：被一个跟着“四人帮”造反的头头，只是打了两拳头，就倒了过去。从此成了头头的随从、侍卫，端茶倒水，摆椅子，擦桌子，拿笔记本，捧眼镜盒。并且充当头头的密探，打小报告，甚至栽赃诬陷过去的同志。这种人现在正想着什么呢？

这样的回忆，就使人不愉快了，这也就是容易使人感到寂寞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人、写诗，总是不能排除回忆的。

最近，我为吴芝麟同志抄了一段唐写本《世说新语》，在跋尾写道：“今日午睡起，拟写十年人物志，继思：以百纸写小人之丑事，不若以一纸记古人之德行，于心身修养，为有益也。”

读柳荫的诗，帮助我回忆了过去的有益的生活，给了我生活的力量，使我对坚持民族传统道德更有信心。这种回忆，对于身心的修养，自然更是有益的。柳荫的诗，也可以说是哲理的诗。所谓哲理，是从生活的变化，推演出来的，这样的哲理才能使人信服。

1981年9月26日晨，写完并改讫——

再谈贾平凹的散文

自从读了《一棵小桃树》以后，不知什么原因，遇见贾平凹写的散文，我就愿意翻开看看。这种看，完全是自愿的，很自然的。就像走在幽静的道路上，遇见了叫人喜欢的颜面身影，花草树木，山峰流水，云间飞雀一样，自动地停下脚步，凝聚心神，看看听听。

老年人精神不济，眼力不佳，报刊上的奇文佳作虽多，阅读的机会却很少。一是刊物太多太杂，看不过来；二是一看题目，又多是什么“青青”呀，什么“声声”呀，什么“风情”呀，好像吆喝小卖一样，一语道破，柜子里是什么货色，也就没有兴趣去急看过问了。当然，以题目取舍文章，很多好的东西，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再有就是怕看长文章，还有就是怕看小字。

最近一个时期，先后读了贾平凹四篇散文。一篇写大雪中出行的，登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题目忘记了。另一篇题目好像是《泉》，写伐倒的一棵老槐树，又长出新枝的，却忘记了登在什么刊物上。第三篇是《静虚村记》，登在《文学报》上。第四篇就是登在近期《散文》上的《入川小记》。

《入川小记》也是小字，却破例在灯下细读了。

说句真诚的话，读贾平凹的散文，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种享受。再说句请作者不要见怪的话，也是一种消遣。

我不大喜欢读，更不喜欢看那些“紧张、火炽”的，或者“香艳、肉感”的文艺场面。因为不喜欢，我就常常认为，这些场面，都是装腔作势的，虚伪编造的。避之惟恐不及，就像走在路上，遇到了什么使人不愉快或者厌恶的事物一样。

我常常想，人类是从山林里发源的，带有喜爱自然的天性。我曾对人讲，如果把一只新捉来的山雀，笼装挂在大城市的繁华街道上，不上两天，它就会无疾而终。这当然是我的杞忧，因为繁华的都市生活，正在以其宏大的物质力量，吸引着大量原来生活在山林里的人。

身处人海之中，心想山林之美，我读着贾平凹的散文，就像离开了大都市，又从容漫步在山野乡村的小道上了。在这种小道上，我闭上眼睛走，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吹来的风，是清新的，阳光是和暖的，仰头彩云浮动，俯视芳草成茵。行路人即使忍饥挨渴，摩顶放踵，他的心情也是平静的，没有任何哀叹和怨言吧。

然而，自然的天地在逐渐缩小，物欲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比重越来越大。人口的密度越大，道德的观念越薄。这是不用做什么实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为了寻求一种安宁身心的机会，不期然而然的，我遇到了贾平凹的散文。

有一位同志曾经好心的从北京写信告诉我：“贾平凹近来的散文，哲理多了，生活少了。”我复信说：“有这种现象。你是否写篇文字，和他讨论一下，促使他考虑呢？”另外我说：

“年轻人喜欢上了什么，他总要热中执著一个时期的。过后，他也许就会改变一下航道。”说这种话，已经是去年秋季的事了。那位同志，出于慎重，也没有写什么文章。

当然，例如写大雪的那篇，还有写古槐的那篇，哲理是多了一些。但像近来写的《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其中就没有什么“哲理”，累累挂满枝头的，都是现实生活。

以这两篇散文而论，他的特色在于细而不腻，信笔直书，转折自如，不火不瘟。他的艺术感觉很细致，描绘的风土人情也很细致。出于自然，没有造作，注意含蓄，引人入胜。能以低音淡色引人入胜，这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

他有些散文，在细致这一点上，好像受了泰戈尔散文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在艺术感觉、作者用心上，时代不同，生活各异，也是会有相通之处的。但是，总的看来，他的散文是中国传统的，是有他自己的特色和创造的。最突出的就是《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

他的创造在于：用细笔触，用轻淡的色彩，连续不断地去描绘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习见，而易于忽略的心理和景象。

在他的笔下，客观与主观，都是非常自然的，非常平易近人的。而其声响却是动听的，不同凡响的。

他的文字，于流畅绚丽之中，略略带有一种山野朴讷的音调，还有轻微的潜在的幽默感。以这样的文字，吸引读者，较之那种以高调门吸引读者，难度更大。但他做到了。当然，在文字上，有些地方，还可以推敲，还可以更考究。

在这两篇之中，我尤其喜爱《静虚村记》，我认为这是一篇更完整，更格调一致，更自然，更有现实意义的散文。

过去，我确实读过不少那种散文：或以才华自傲；或以境遇自尊；或以正确自居。在我的读书印象里，残存着不少杂质。贾平凹的散文，代我扫除了这些杂质，使我耳目一新。

当然，就像我最喜爱的这篇《静虚村记》，如果给它推算一下命运，也可能得不到多少选票，不能引起轰动。（好在作者著作宏富，我推算错了，也不妨事。）因为这不是一篇大富大贵的文字，而是一篇小康之家的文字。读着它，处处给人一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光亮和煦，内心幸福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足以表现我们的伟大时代的祥瑞之作。

1982年4月7日晚，大风降温，披棉袄，灯下记——

商展思的诗

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边区，有那么一批文学工作者。

大部分是青年学生，都在二十岁上下。有的在部队宣传部门工作，有的在地方的报社、通讯社、文工团工作。有人保存了一张一九四○年，边区文学工作者成立大会的合影，计算一下，也不过三十几个人。这些人虽然也写小说、剧本、通讯，但经常写的是诗，几乎每一个人都写诗，是诗的工作者。

原因很简单：一、战争年代，文学就是宣传。而诗这一形式，最为简便、迅速，被称为宣传队伍中的轻骑，文艺武器中的匕首。二、纸张短缺，印刷困难，而诗可以写在十字街头，写在残墙断壁上，写在脱皮的老树身上，写在道路转弯的大石头上。油印、抄写也方便，登在报刊上，所占地方也很小。三、大家正在年轻，感情丰盛，热血沸腾，诗歌便于抒发。行军、休息，睡之前、醒之后，都可以写。

那时候，可以说，诗占据着统治地位，文学界是诗歌的天下。出色的诗人很多，好诗很多，现在读起来，都能唤起回忆，使人又身临其境。那时的诗，都是为了抗战，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的，不存在什么自我陶醉，自我扩张。每有一点个人私念，诗人都是赶快自己批判，自己检讨，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不光彩的，不应该表露的。集中一切精力去进行战斗。

这种感情克制，都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并非外界压力所造成的。因此，它也许不容易为生活在和平世界里的人们所理解。

那一时代，的确是一个不同平常的时代，过去的很遥远了，很遥远了。当时的伙伴们，经过战争、动乱、饥寒、疾病，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我想，过不了好久，这一代诗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就只能记在一些书本上，供人凭吊了。

冀中区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这里也有一批诗人，因为环境特别残酷，很多年青的诗人牺牲了，他们的诗也不易找寻。其中和我过从最多，他们的诗也为我最喜爱的，是远千里和商展思。千里已矣，不再去谈他。在我印象里，展思的诗，明丽天然，清新隽永，读起来也非常流畅活泼，在当时的诗坛上，独树一帜，颇引人注目。他的诗，虽多小品，但连缀读之，就是抗日战争史诗的一部分。如能编辑出版，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多年不见，近得展思来信，并赐照片，风采依然，颇慰多年怀念之情。因念及他的诗作，并及当时诗坛盛况云。

1982年10月19日记——

谈铁凝的《哦，香雪》

收到你的信和寄来的《青年文学》。国庆节以后，我先是闹了几天肠炎，紧接着又感冒，咳嗽很厉害，夜晚不能安睡。

去年这时，好像也这样闹过一次。人到老年，抵抗力太差了。

刊物一直放在案头上，唯恐叫孩子们拿走。今晚安静，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

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绐终一致的。

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

读完以后，我就退到一个角落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享受一次阅读的愉快，我忘记了咳嗽，抽了一支烟。我想：过去，读过什么作品以后，有这种纯净的感觉呢？我第一个想到的，竟是苏东坡的《赤壁赋》。

我也算读过你的一些作品了。我总感觉，你写农村最合适，一写到农村，你的才力便得到充分的发挥，一写到那些女孩子们，你的高尚的纯洁的想象，便如同加上翅膀一样，能往更高处、更远处习翔。

是的，我也写过一些女孩子，我哪里有你写得好！在农村工作时，我确实以很大的注意力，观察了她们，并不惜低声下气地接近她们，结交她们。二十多年里，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这些美好的东西，随着她们的年龄增长，随着她们的为生活操劳，随着人生的不可避免的达尔文规律，逐渐减少，直至消失。我，直到晚年，才深深感到其中的酸苦滋味。

在农村，是文学，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够自由驰骋的地方。我始终这样相信：在接近自然的地方，在空气清新的地方，人的想象才能发生，才能纯净。大城市，因为人口太密，互相碰撞，这种想象难以产生，即使偶然产生，也容易夭折。

你如果居住在一个中小城市，每年有几次机会，到偏远的农村去跑跑，对你的创作，将是很有利的，我希望能经常读到你这种纯净的歌！

1982年12月14日——

读小说札记

一

去年的一期《莲池》，登了莫言作的一篇小说，题为《民间音乐》。我读过后，觉得写得不错。他写一个小瞎子，好乐器，天黑到达一个小镇，为一女店主收留。女店主想利用他的音乐天才，作为店堂一种生财之道。小瞎子不愿意，很悲哀，一个人又向远方走去了。事情虽不甚典型，但也反映当前农村集镇的一些生活风貌，以及从事商业的人们的一些心理变化。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

二

从今年四月号《小说选刊》读李杭育作《沙灶遗风》。

小说写一民间画屋工，穿插与女店主相恋情节，也写到此地特殊风光及乡俗。主题为农民富裕了，要改变旧生活，父子两代的矛盾。仍为“五四”以来农村小说写法。从中可看到鲁迅、茅盾等所开创的，表现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新一代作者中，仍被尊重、继承、发扬，甚可喜也。小说气韵沉厚，无浮夸不实哗众取宠之弊。十分吸引人，读后有美感，有余味。因知生活深厚之作，自可凿凿在人耳目，招人喜爱。非那些搔首弄姿，打情骂俏之所谓言情小说，可以相提并论也。目前文艺刊物，多有那些廉价之作，数量虽多，无关文坛之繁荣。

此篇去年得奖。

三

近年评奖之风盛行，全国各省市所有期刊，争先恐后地举行。其对创作之作用，利弊两方面，究竟如何，尚不甚了了。然有一点甚明：创作的收获，是评奖的基础；不能说，有了评奖，才有了好收获。如果是这样，评奖未兴起之前，亦时有好作品问世，则不得其解矣。封建社会，有了科举制度，然后才有状元。然其所取，非必真正之人才，是例行故事，不能与小说评奖同日而语。今有人认为近年之有佳作，乃评奖之结果，并有人把每年全国得奖之前三名，拟之为“状元、榜眼、探花”。此不只颠到本末，实不伦不类之甚矣。

四

在本年四月号《萌芽》上，读关鸿作《哦，神奇的指挥棒》。小说写一个青年乐队指挥，在一次汇报演出时的情景。

兼写了青年作家、美术家成名道路上的不正之风。小说语言流畅明快，结构简洁。时有讽刺，亦不露浅薄。

近来阅读小说，发见当代青年作家，对西洋音乐的爱好，这一方面的知识，较之我们这一代，浓厚丰富。当然有的作品，写音乐只是作为点缀，或卖弄知识。但总的说来，是时代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一代，在从事创作之初，革命的主题，是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革命带有启蒙的性质，口号是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小说所表现的主要是农民。作家所追求、所熟悉的是民间音乐。作家无暇去研究、接触、欣赏西洋的音乐，作品也不需要这方面的描写和内容。

近年随着开放政策，随着电影、电视的普及，接触西洋文化的机会，比过去增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这种题材的小说，它的读者，当前恐怕还只能是在城市，不在农村。农民所喜爱的，恐怕还是民族的艺术，民间的音乐。农民对于文学艺术的爱好，不会像对物质生活，改变得那样快，是可以断言的。

五

去年读了汪曾祺的一篇《故里三陈》，分三个小故事。我很喜欢读这样的小说，省时省力，而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少。它是中国的传统写法，外国作家亦时有之。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简单，结尾之处，作者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有人以为小说，贵在情节复杂或性格复杂，实在是误人子弟。情节不在复杂，而在真实。真情节能动人，假情节使人厌。宁可读一个有人生启发的真情节，不愿读十个没有血肉的假情节。

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

六

古华写的《九十九堆礼俗》中，有一个寡妇叫杨梅姐；李杭育写的《沙灶遗风》中，有一个寡妇叫桂凤；张贤亮写的《绿化树》中，有一个“寡妇”叫马缨花。（这篇小说，目前我还只读了一半。）杨梅姐是小说的主角，桂凤是小说的配角，马缨花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

我读小说很少，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遇到了三个寡妇。难道是作家们对寡居的妇女，有特殊的感情？或是像俗话说的“寡妇门前是非多”，好做文章？当然都不是。

这是和长期以来，在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农村生活里，寡妇所处的社会地位，她们生活的特殊困难，她们为了适应这种地位所锻炼成的性格特点，吸引了我们的作家。作家们都用同情的、近乎人道主义的态度去描写了她们。杨梅姐身上有风情，马缨花的风情更强烈些，杨梅姐并在似梦非梦的情况下，被露骨的、带有刺激性的描写过。桂凤则写得有节制、有拘束，没有肯放手去写，并急转直下，在小说结尾，成为对过去了的时代，唱挽歌的人物。

七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这一期《小说选刊》只登了一半，我用两天时间读完了。作者的经历、学识，文学的修养，对事业的严肃性，都是当前不可多得的。

他的小说，受欧美、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影响较重，时有普希金、果戈理、高尔基的创作精神，流露其间。开头一段，车夫所唱民歌，与大自然的协调，结合主人公的感叹，三方面交相激扬，其神韵，达到了使人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效果。

马缨花这一人物写得很好，从中更可看到普希金、梅里美、高尔基人物创造的神髓。描写她的形象那一节，用笔自是不凡。

作者说这部小说，所得启示，与《资本论》有关，然从所读章节，实在还没有看出这一点。等看完以后再说罢。

八

为人、处世、写文章，都有拘谨和开放两途。有人写小说，总是显得局面小，意境、人物、故事，都好像有一个小围墙，突展不开，这就是一个缺点。有的人展开了，有时又漫无边际，使人物、故事不得集中，主题不得突出，这也是一个缺点。生活基础大，积累雄厚，写作时就能够触类旁通，头头是道。到处能够触景生情，因情见色，随意点化，无不成趣。如果生活的积累，还不到这种程度，文笔方面，虽有开放之长，也会产生流弊。量体裁衣，扬长避短，就不如先写些短小的作品。等到生活进一步丰富了，再写较长的作品，发挥自己的所长，自然就能相得益彰。

去年读了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有这样一点意思。

本想见面时和她谈谈，供她参考，但一直没有机会，就先记在这里，备遗忘吧！

1984年4月14日写讫——

我喜爱的一篇散文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晚七时，读一九八四年第六期《随笔》头条散文《配眼镜遭遇记》，赵大年作。

这是一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散文，我一口气读完，兴致很高，时时为其文字抒发之妙，哑然失笑。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兴高采烈的文字了。

所记也很平常，不过是配眼镜的事。但写得真实可信，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亲自体会。正因为我用三元钱购买的，戴了十几年的老花眼镜，近来也有些不合适，想换一副。只是长期不好进商场，也不好到医院，以上二者，都视为畏途。一看到这个题目，有动于衷，就想看看，事出偶然，竟意外地得到一次读书的快乐。

我和作者，素不相识，前几年在《花城》上读过他写旗人妇女的一篇小说，曾打听过作者的情况，但未得要领。今天读了这篇散文，好像对作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感情。不过，说好说坏，完全出自客观，其间并无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