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13

目前，散文虽然多起来，但引人入胜之作，并不多见。我以为不少散文，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本来，散文不同小说，现实意义，理所当然的应该大些、多些，其实不然。有些作品虽然是记事写景，但因为作者的立意不妥，就使所记之事，所写之景，失去了本色本性。这里说的立意不妥，包括浮夸不实，自我卖弄，要求功利，哗众取宠等等。一篇文章之中，有其一点，足以使所写所记，失魂落魄，只剩皮毛。况有的文章，以上四点，全都有份乎？

有人提倡，指摘当前创作缺点，最好举出实例，我还没有那等天真勇气，只能按照老习惯，笼统言之，信不信由你好了。如果再说得具体一点，那就可以举出：比如有了“权”的人，他的散文，就容易流露一点“威”；有的人考场得意以后，他的散文，就容易带一点“躁”。这两种气，不管如何表现，对作文都不利。

所谓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写散文，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文章。实事，就是现实；求是，就是现实主义。生活自是生活，现实自是现实，粉饰不得，歪曲不得。但并不是说，作者对生活和现实，不能有所评价。个人的企图，个人的打算，自然不能强加给生活，不能强加给现实。但是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描述，表达作者的纯朴的心意和愿望。这样的散文，能使人信服，使人爱好，当然还要有文采。赵大年的这篇散文，就是如此。

1985年2月1日——

谈《腊月·正月》

——致苏予同志

苏予同志：

收到惠寄的今年第四期的《十月》，我开卷就读了贾平凹同志的小说《腊月·正月》。

过去，我读过他几篇小说，印象是故事总有些离奇，好像在追求什么技巧，有编织雕琢的痕迹。读起来，我的兴趣不是那么高涨的。但因为熟识了又觉得读他的小说少，是个遗憾。

这一篇，读起来很有兴味，我可以说是手不释卷认真地读过了。

我感到：他在尝试了一些西洋“技巧”和现代“手法”之后，转移到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这位作家，一踏上这条从现实生活着眼，从现实生活取材的道路，他的才华就如鱼得水似的，表现了极其泼剌的声势，极其闪耀的光芒。

现在有人在怀疑这条道路，他们的理由是：既然生活要现代化，文学艺术必然也随之需要现代化。他们把生活上的现代化变革，与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等同起来，把日用消费同艺术创造等同起来，实际上是贬低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职责，同时也贬低了人民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和趣味。

现实主义，主要是从现实生活取得创作素材，而在取得素材的同时，作家也就获得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这种创作，自然会体现当前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体现政治的实施和力量。过去，我们常常把政治和艺术分成两个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其结果只能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导致作家的虚伪粉饰，于政治于艺术，都是不利的。

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最大一个好处，是能使我们的作家，着眼于生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观察、思考、表现自己周围的人和事，避免闭门造车，胡编乱造。

凡是对现实生活，有充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的作家，他就不必过分着意于创作的技巧和故事的编造。生活本身会给他提供适当的情节，故事的进程，他就不必去追求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式。试想：如果艺术形式，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从外国小说中学来的，它岂不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而不能为读者所理解？提倡现实主义，提倡生活积累，还可以避免抄袭、套用、生吞活剥等等弊端。

现在抄袭之风甚盛，这不能只责怪作家，理论上的混乱，是非不清，也是重要原因。青年人不知文学事业之艰难，有时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深浅利害。写出一些东西，大家鼓掌叫好，约稿的盈庭满座，并有的诱以高利，以及种种生活待遇上的方便。青年人并非入定圆寂之徒，不能没有一丝尘念，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多生活本钱，想多生产一些，腹内已经空空，于是，找出几本外国流行小说翻翻，看看能否引起一些灵感。当初可能也是为了借鉴，后来发展为把外国小说的情节，洋为中用或古为今用，稍加变通，自成篇章，再加一些当前需要的改革、创业、开拓等等形象、故事或人物对话的标签，成为自己的创作。编者不察，发表于头条地位；论者不察，以为时代又出天才；委员不察，遂使得奖或名列前茅，赫登红榜。不被揭发则已，一被指破，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当然，无论是编辑、委员，谁也不可能无书不读，读过又永久不忘。而抄袭者又不去抄红楼水浒，家喻户晓之作。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评论家写文章，则要仔细一些，遇有怀疑之处，应该找书来查一查。不应文过饰非极力把这些现象掩盖起来，或引经据典，称之为影响，称之为套用，并有人把鲁迅的主要小说创作，都在外国名家作品中找到了样板。好像“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作家，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在外国人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我们竟没有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新理论！

其实在文学事业上，影响、套用和抄袭完全是两回事，有鲜明的界限。正像偷窃与赠与、捡拾与白拿有鲜明界限一样。

三岁小孩都能分辨清楚，岂容故意混淆？这样做对青年人的创作会有什么益处呢？

理论上的混乱，会导致文学现象的混乱，近年所见，不只一端。

又如庸俗、低级的色情小说、武侠小说，在旧社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连大报也上不去。现在却成为热门，不只进入大报、大刊物，而且进入大出版社，争相标榜，以谋多利，降低读者水平，影响青年心志，较之多赚几个钱，究竟是何轻何重呢？

当然，现在的色情与武侠，都有新的装扮，以符合时代的样式。但与旧作品相比，实在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社会效果上的大区分。古时有小说诲淫诲盗之说，并非只是道学家的坐井观天之见，弄不好，小说确也能发生这种坏作用。

贾平凹的这篇小说，没有色情的成分，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

这证明，新的文学还是应该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至于能否写得好，写得成功，就要看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如何。

有人预见，当前生活里的专业承包，会导致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的趋向。有些作家有先见之明，已经把内容转移到侦探、武侠、色情刺激上去了，形式也随之转化。这种理论，颇可怀疑。为艺术的艺术，自然也可以导致金钱，然而金钱的欲望不能转化为艺术。人民的生活，无论如何现代化，还是需要现实主义的艺术，也不会丧失判断力，把庸俗的作品和严肃的作品混同起来，甚至颠倒过去。

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采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

贾平凹是勤奋的好学的，他博览群书，多方面探索，找出这样的一条路，我看到以后，高兴非常。因此写信给你，不知你以为如何？

祝编安！

孙犁

9月12日——

读作品记（一）

《蒲柳人家》中篇刘绍棠作载《十月》一九八○年第三期

绍棠敦于旧谊，每有新作，总是热情告我，希望看看。而我衰病，近年看新作品甚少。他奋发努力，写得又那么多，几年来，长、中、短篇，齐头并举，层出不穷。我只看过几个短篇，也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前不久，他签字寄来载有此作的《十月》一册，并附信。我感到实在应该认真读读他的新作了。用两个整天，读完。我视力弱，正值阴雨，室内光线不足，我多半站在窗下，逐亮光读之。

读毕，本想写篇短文。当时因事务多，只把联想到的意见，提纲告他。后又因发生严重晕眩，遂稽迟至于今日。心实愧之。

绍棠幼年成名，才气横溢，后遭波折，益增其华。近年来重登文坛，几个长篇，连载于各地期刊，成绩斐然。今读此作，喜欢赞叹之余，觉得有下面几个问题，可以同他商榷。

这些问题，有的与绍棠之作有关，有的无关，是提出和他讨论。

绍棠对其故乡，京东通县一带，风土人物，均甚熟悉，亦富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深厚基础。然今天读到的多系他童年印象，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深入地思考与发掘。人物必与社会风貌关联，才能写出真正时代色彩。绍棠的作品，时代色彩，并不凝重。人物刻划，重在内心，从内心反映当代社会道德伦理，最为重要。然做到此点，不似风花雪月描写之易于成功。

在作品中，人物必须与社会结构、社会风尚结合起来写。不如此，所谓时代色彩，则成为涂饰标签，社会、时代、人物，不能实际融为一体。

此中篇，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有声有色，然结构稍松，总体无力，其原因在此。这是高要求，我对于此点，也只是高山仰止，不得其途而进也。

爱情故事，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所共有，名著亦然。于是有人把爱情定为文学永久主题之一。其实似是而非。就文学史观之，传世之作，固有爱情；而专写爱情者，即所谓言情小说，产量最多，而能传世者甚为稀少。作品之优劣，读者之爱弃，自不在此。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只是从生理上说。文学作品固然不能忽视生理现象，然所看重者为心理、伦理现象。伟大作品之爱情，多从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着眼，定为悲剧或喜剧的终极。小说之红楼，戏剧之西厢，无不如此。其他，如《牡丹亭》形之于梦中，《聊斋志异》幻之于狐鬼，虽别开生面，其立意亦同。伟大作品，实无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者。

至于“三角”之作，或小人拨乱其间，虽改朝换代，变化名色，皆为公式，不足谈也。

绍棠写爱情，时有新意，然亦有蹈故辙处。不以自己的偏爱写文章，不迁就世俗的喜好写文章，而以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写文章。这是我年近七十，才得出的结论。

艺术既发源于劳动，即与人类生活现象密切相关。中间虽亦有宗教、政治影响，究以反映人生现实为主。现实主义贯穿中外文学艺术历史，这既是规律，也是事实。

在这一主流之外，尚有旁支流派。写作手法，并不求同，而贵有新的创造。但如脱离现实根本，违反规律，则虽标新于一时，未能有传久者。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实主义为其基本传统，当时师承者，除民族遗产外，主要为十九世纪东、北欧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除去作品深刻的现实内容外，皆富有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步要求。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时时遇到的危机，人的生活，在新情况下遇到的困惑，常常迫使文学艺术，脱离常轨，产生新的派别。此种派别，时时表现为对现实的怀疑、忧虑、不满，内心的反抗。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形成种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

这些新的文学流派，在过去，也常常引进到中国来，也常常有人仿效之，宣传之。但常常不能为广大群众接受，并经不起时间考验，迅速灭亡。近几十年，各种新的主义、流派，差不多都曾在中国传播过，但能在此土生根丰茂者甚稀。

文学艺术，自有其民族传统，维妙维肖的写实手法，最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此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更谈不上成熟与崩溃。社会上的竞奇斗异的趣味，远不同于欧美。此后，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文学流派，自亦难免，有的群众也许爱好一时，然从艺术来说，只能说是多了一种普及的样式，并非是对艺术的提高。

三十年代，有所谓新感觉派，日本作家横光利一颇有名。

中国穆时英初仿效之，后抄袭之，遂即名誉扫地，而此流派亦随之销声敛迹，不再有人称道。

横光利一有一篇小说，题名《拿破伦与疥癣》，他写拿破伦所以征服欧洲，是他的疥癣，时常发痒的结果。中国的曾国藩也患有此症，时时对人搔爬，鳞屑飞落，拍马者誉为龙变。难道他的敉平太平天国，也是癣的作用？小说家可以异想天开，编造故事，有时以为越新奇，越能耸人听闻，其实是自促自己作品的寿命。海外奇谈，不能代替文学。

中华民族，这块伟大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对于外来的东西，也是热烈多情的，这一点，从南北朝翻译佛经起，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把文学艺术，比作花卉，只有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并对这块土壤的现实有所补益的，才能在它身上繁殖成活。

绍棠不尚新奇突异，力求按生活实状，自然描述，是其风格之长。然于现实主义的师法继承，似应再为专笃。

绍棠幼年，人称卓异，读书甚多，加上童年练就的写作基本功，他的语言功力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汪洋恣肆。

但在语言运行上，有泛滥之处。词句排比过长，有失于含蓄。

有所长必有所短也。读书似亦甚杂，吸收未加精选。即如卿卿我我的文风，有时也在他的文章中，约略可见。

对于作品，历史有它自己的优选法。历史总是选择那些忠实于它，并对它起过积极影响的作品。历史最正直公平，不需要虚词，更厌弃伪词。任何企图掩盖历史真相，欺世盗名的人和作品，他的本来面目，迟早要被历史揭示出来。读书，博览之外，还要有选择，评文要有高标准。

以上不算评论，原来是想再写封信，告诉绍棠的。现在编入读书记，也要先抄录一份，就正于绍棠，恐不符合实际之处甚多。年岁相差，时代先后，老的见解，总常常是保守落后的。

1980年8月7日立秋节——

读作品记（二）

刘心武同志十月二十日来信：“今年《十月》第三期的小中篇《如意》，是我用力较多的一篇；另《新港》九月号上有我一篇《写在不谢的花瓣上》，也力图在写爱情上体现出我个人的观念，似与当前很多这方面的小说所表达的观念相悖，显得‘保守’……请浏览一下。”

我手下刊物已为别人拿去，从《新港》资料室借来，二十九日晚开始阅读，当晚读完《如意》，次日读《花瓣》毕。

关于两篇小说的成功之处：

《如意》第一、二、三节，第八、九节。人物为石大爷（石义海）。

《花瓣》“十二年前的那个傍晚，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下文字。

关于小说的不成功之处：

《如意》中写“文化大革命”的部分。谁都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以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成名的。他写《班主任》时，“四人帮”虽已揪出，但“文化大革命”仍当作正面的东西被歌颂。他首先在文艺创作上说出：这不是绣花布，这上面有苍蝇粪，有蛆虫，有更可怕的东西，在它的掩盖下面，……这是有功的，是一种创造。他的作品，是圣之时者，是应运而生的。

在我国历史上，作家也如同帝王将相，常常是应运而生的。当然也常常应运而死。远的不论，姑以近代为例：“五四”时代，左联时期，东北沦亡和抗日时期，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文化大革命”被歌颂和被诅咒时期。每个时期，都产生它的一批作家和作品。“文化大革命”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十年，实际上没有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作家。

《班主任》所写的是“雄鸡一唱”，但毕竟是在政治上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才能出现。而更早已经有街谈巷议，有反抗斗争。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写出这样的作品。政治总是走在前面的，“天下白”才有“雄鸡唱”。但如果老是写“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游街、批斗、牛棚，这就又陷入了俗套。因为这些究竟还是表面的东西，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是“四人帮”罪恶的类型性的表现。如果写，今天则须进一步，深挖一下：这场动乱究竟是在什么思想和心理状态下，在什么经济、政治情况下发动起来的？为什么它居然能造成举国若狂的局面？它利用了我们民族、人民群众的哪些弱点？它在每个人的历史、生活、心理状态上的不同反映，又是如何？但是，写出这些，就是在当前也有困难，这需要政治上进一步的澄清，人民进一步的觉悟，需要时间的推移。

所以说，如果没有新意，可以去发掘别的地方，寻找新的矿藏。

我觉得作者能着眼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藏龙卧虎、人杰地灵的北京城，并发掘出石义海这样一个带有典型性的人物，是很好的一个转变。作家不能老注视一个地方，他的眼睛应该是深沉的，也应该是飞动的。石义海写得很好，我很喜爱这个人物。

《花瓣》中写“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因为是通篇作品的主脉，是前面所抒发的感情的归结，与前面透露出来的一些轻浮的笔意作对比，它就更加成为凝重的、真实的了。

关于作者的文字及其表现能力：

我以为刘心武的文字表现能力，是强有力的。《班主任》初发表时，他的文字有些僵硬，有些新闻通讯的习惯用语。从现在这两篇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在文字语言上，极力试探、突破，作了各种尝试和努力，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文字的功力是很深的，语言具备敏感性，读书也多，这一切都会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鲁迅说：“油滑是创作之大敌。”语言如果只求其流利通畅，玲珑剔透，不深加凝炼，则易流于油滑一途。外表好像才气洋溢，无所不包，实际是语言的浪费，对创作的损伤。

《花瓣》一作，实有此苗头，不可长也。特别是写鄢迪那一段，给人以陈旧之感，这种写法，在十九世纪一些文人笔下，也并不是出色的。

文人生活，可以自嘲，但也要有节制，不能流于浮浅。鲁迅、契诃夫都曾自嘲，也写到过爱慕者，但多从社会角度出之，是严肃的讽刺。而《花瓣》所写，则若虚若实，如扬似弃，得意与失意并出，纠缠与摆脱不分，这就淹没了作品的主题，降低了作品的格调。

作家个人的生活，如不能透视出时代、社会的特点，则以少写为好。

关于作家的观念与拥有的生活内容：

任何文学作品，大的小的，成功的或失败的，都在表达作者的观念。但生活是基础，生活积累越富，理解越深的，则生活可以完全包容概念。作品表面的概念越少，其内在观念的感染力越大；反之则成为“概念化”的作品，失败的作品，使读者掩卷废读。观念，是“体验观察”生活而后得的“概念”，不能先有主观的概念，而后去拣选生活，组织生活，构成作品。

《如意》写石大爷所以成功，是作者对这一人物，长期相处，观察细腻，从感情上喜爱、同情、崇敬所致。写“文化大革命”的那几节，所以有些失败，是因为作者就地取材，未加深思所致。这几节如果不写这么多，这么枝节，只留下能陪衬表现石大爷的部分，则此中篇，将更完整、集中，亦将更为有力。

关于卖关子及结尾提出问题：

小说无成法，但要求紧密无间。卖关子之说，见于通俗演唱，然亦只是故作惊人，笼络听众，以利下场的生意经。到下场演出时，则完全否定了那个关子，听众也不以为怪。伟大作品，都没有关子一说，完全以生活及艺术征服读者。《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都没有关子，只有章法。

《如意》有关子，开头的电话，中间的石大爷欲拿出来又止住等等，实可不必。

另外，小说的故事，至末了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主题含义亦甚明了，而作者在最后忽然又提出：“人们呵，听到我这哭声，愿你们能够理解！你们应当理解！”的尾声。

我读到这里，以为作者在小说里交代了什么玄妙的、一时不能看出、不能理解的哲学问题。反复思考，辗转反侧，以致失眠。后来才觉悟，作品并没有暗示着什么别的问题，不过还是那个不幸的爱情或爱情的不幸问题，或者说是有情人终于成不了眷属的老问题。

为什么又要这样画蛇添足呢？文学作品，凡是作家已经理解的东西，读者也一定能够理解。作家理解多少，读者也就理解多少。凡是作家还没有理解的东西，在作品中就形成朦胧、晦暗，从而读者也就无法理解了。

关于爱情的准则：

爱情原无准则，家庭以伦理，社会以道德、法律维护之。

防范易变为桎梏，文学又颂歌本性之爱。曹雪芹对于爱情参悟透了，他写了木石之盟、金玉良缘以下的，诸如焙茗和万儿、秦钟和智能的爱情。爱情式样，有数十种，皆为悲剧。后人所写，不过随时代、风习的变化，交换背景，而实质无出其右者。爱情与社会风尚、伦理观念、人物个性，结合起来写，才有意义。在爱情问题上，创造出一种新的观念，我以为是很困难的。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起点，不要轻易抛弃自己基本的东西。刘心武同志的起点，应该说是《班主任》。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追求、探索的同时，应该时时回顾自己的起点，并设法充实它。如此开拓自己的前路，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以上，已是枝节之谈。感于刘心武同志的诚挚来信，谨抒个人的浅薄见解，以就正于他。所谈，自信也是出于真诚的，因此也就很坦率，有很多需要商讨之处。

1980年11月1日晨——

读作品记（三）

刘绍棠、林斤澜、刘心武三位作家，来天津讲学。十二月二日下午，枉顾寒斋，谈了一个下午，非常愉快。

绍棠是熟人，心武虽初次见面，前些日子已有书信往还，并读过他一些近作。林斤澜同志过去没有接谈过，他的作品，读得也少，因此，这次相聚，我特别注意他对文学的见解。

谈话间，斤澜同志提出了创作规律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应该从一些作家的文章中去寻找答案。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鲁迅的日记、书信、序文。至于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对于读者分析作品，用处大些，对于作家来说，则常常不易使人满意。斤澜同志说，创作规律，是否就是“真情实感”四个字。我说是这样。这四个字很重要，但还包括不了规律的问题。规律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乍一问，我也回答不清楚，不能装腔作势，就说我懂了。后来谈到语言问题。心武同志说，人物的对话，似乎有章可循。叙述的语言，则比较难办。我说，语言问题，是创作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作为文学，语言是它的基本要素。

但它并非单纯是一种资料，它与生活、认识，密切相关。对于语言，应该兼收并蓄，可以多读文学以外的杂书，比如历史、地理、各类学科的书。我叙述了我养病那些年，读了不少东华录、明清档案、宦海指南、人幕须知、朱批谕旨这类的书。清朝官书的语言很厉害，有刀笔风味。比如朝廷申饬下属，常用“是何居心，不可细问”这句话，这一句话，就常常能使一些达官贵人，濒于自杀的绝境。不能只读外国小说，语言还是以民族语言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说，语言的运用，应该自然。艺术创作，一拿架子，即装腔作势，就失败了一半。但能做到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白话文，虽有不少典范，也在不断进步，我们只要逐步阅览“五四”以来的作品，就会看出这一点。

有些作品能流传，有些不能流传，这里面就有个规律问题。比如萧红的作品，她写的也并不是那么多，也没有表现多少重大的题材，也没有创造出多少引人注目的高大形象，可是她的作品，一直被人们爱好，国内外都有人在研究，这是一个什么规律？

我以为创作规律，归纳起来，可以包含如下内容：

一、作者的人生观。（或称世界观、宇宙观。对文学来说，我以为人生观较恰切。）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不谈？

二、生活的积累。

三、文字的表现能力。

谈话中间，我说，现在的吹捧作风，很是严重。我对绍棠、心武说，如果有人给你们抬轿子，我希望你们能坐得稳一些。我说，我幼年在农村度过，官坐的轿我没有见过，娶媳妇的轿，我见得不少。这是一种民间表演艺术，和吹鼓手一样。在野外，还没有什么，他们走得很自然。一进村庄，当群众围观的时候，他们的劲头就来了。这些抬轿子的人，虽然也是农民，是一种业余活动，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仓促上阵的，他们训练有素。进街之前，他们先放下轿子休息一下，然后随着吹鼓手的“动乐”，他们精神抖擞起来。前呼后应，一唱一和，举足有度，踢踏中节。如果抬的是新娘坐的花轿，那步子走得就更花俏，脸上的表情，也就更来劲儿。

也不能忘记那些职业的吹鼓手，他们也是在通过夹道围观的人群时，大显身手。吹喇叭的坐在车厢上，一俯一仰，脸红脖涨，吹出的热气，变成水，从喇叭口不断流出来，如果是冬天，就结为冰柱。他们的调子越来越高，花腔也越来越多，一直吹到新人入了洞房。如果是丧事，则一直吹到死者入了坟墓。

庸俗的吹捧，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产生哗众取宠的作品。它不能动摇严肃作家的冷静的创作态度。

这次会见，三位作家都送给我书，斤澜同志送的是他的小说选集。当天晚上，我即开始阅读，是从后面往前看。已经读过的，计有：《记录》、《拳头》、《阳台》、《一字师》、《开锅饼》，共五篇。

我首先注意了他的师承。在斤澜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师法鲁迅，此外还有契诃夫、老舍。在继承鲁迅的笔法上，他好像还上溯到了俄国的安特列夫、迦尔洵，以及日本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这些作家，都是鲁迅青年时代爱好的，并受过他们的一些影响。这些作家都属于现实主义，但他们的现实主义，带有冷静、孤僻，甚至阴沉的色彩。

我们知道，鲁迅很快就脱离了这些作家，扬弃了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转而从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那里吸取了富有内在热力、充满希望的前进气质，使自己的作品，进入承前启后，博大精深的一途。

斤澜的小说，有些冷僻，像《阳台》一篇，甚至使人有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感觉。斤澜反映现实生活，有时像不是用笔，而是用解剖刀。在给人以深刻感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冷酷无情的压抑感。

很明显，斤澜在追求那种白描手法。白描手法，是要求去掉雕饰、造作，并非纯客观的机械的描画。如果白描不能充分表露生活之流的神韵，那还能称得起是高境界的艺术吗？

斤澜的白描，冷隽有余，神韵不足。

在谈话时，斤澜曾提出创作时，是倾向客观呢，还是倾向主观？当时我贸然回答，两者是统一的。看过他一些作品，我了解到斤澜是要求倾向客观的。他有意排除作品中的作家主观倾向。他愿意如实地、客观地把生活细节，展露在读者面前，甚至作品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也要留给读者去自己理解，自己回答。如《开锅饼》中的猪中毒。但完全排去主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自然主义的作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中，还是有作家的主观倾向。有意这样做，只能使作品流于晦暗。另外，这样做，有时会留下卖关子、弄技巧的痕迹。

斤澜的作品中，有幽默的成分。幽默是语言美的一种元素，并不是语言美的整体。老舍以其语言的圆熟功力，对北京话得天独厚的储藏，以及所表现生活的历史特征，使他在这一方面，得到很大成功。但是，就是老舍，在幽默的运用上，有时也使语言的表现，流于浮浅。斤澜在语言方面，有时伤于重叠，有时伤于隐晦，但他的幽默，有刻划较深的长处。

我读斤澜的作品很少，以上只能说是管窥之见。我深切感到，斤澜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是真正有所探索，有所主张，有所向往的。看来，他也很固执，我并不希望我的话能轻易说服他。

在我们的既繁荣又荒芜的文学园林里，读斤澜的作品，就像走进了别有洞天的所在。通向他的门户，没有柳绿花红，有时还会遇到榛莽荆棘，但这是一条艰辛开垦的路。他的作品不是年历画，不是时调。青年人，好读热闹或热烈故事的人，恐怕不愿奔向这里来。他的门口，没有多少吹鼓手，也没有多少轿夫吧。他的作品，如果放在大观园里，它不是怡红院，更不是梨香院，而是栊翠庵，有点冷冷清清的味道，但这里确确实实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

看来，斤澜是甘于寂寞的，他顽强地工作着，奋发地开拓着。在文艺界，有人禁耐得十年寒窗的困苦煎熬，禁耐得十年铁窗的凌辱挫折，却禁耐不得文艺橱窗里一时的冷暖显晦，这确是文人的一个致命弱点，也是我们的作品常常成为大路货的一个原因。

在深山老峪，有时会遇到一处小小的采石场。一个老石匠在那里默默地工作着，火花在他身边放射。锤子和凿子的声音，传送在山谷里，是很少有人听到的。但是，当铺砌艺术之塔的坚固、高大的台基时，人们就不能忘记他的工作了。

读斤澜的创作，就难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

1980年12月7日——

读作品记（四）

春节之前，大光陪同宗璞同志来访，我因为事先没有拜读过她的作品，言不及义，惭愧不安者久之。后收到《小说选刊》八一年二月号，上载宗璞小说《鲁鲁》一篇，遂放置案头。昨日上午大光又携宗璞嘱交我看的诗作来，午饭后读过诗作，并将《鲁鲁》读毕。

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三方面的印象，都很深刻：一、作者的深厚的文学素养；二、严紧沉潜的创作风度；三、优美的无懈可击的文学语言。

仔细想来，在文学创作上，对于每个作家来说，这三者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一个艺术整体。

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的语言，美与不美，绝不是一个技巧问题，也不是积累词汇的问题。语言，在文学创作上，明显地与作家的品格气质有关，与作家的思想、情操有关。而作家对文学事业采取的态度，严肃与否，直接影响作品语言的质量。语言是发自作家内心的东西，有真情才能有真话。虚妄狂诞之言，出自辩者之口，不一定能感人；而发自肺腑之言，讷讷言之，常常能使听者动容落泪。这是衡量语言的天平标准。

历史证明，凡是在文学语言上，有重大建树的作家，都是沉潜在艺术创造事业之中，经年累月，全神贯注，才得有成。这些作家，在别的方面，好像已经无所作为，因此在文学语言上，才能大有作为。如果名利熏心，终日营营，每日每时，所说和所听到的，都是言不由衷，尔虞我诈之词，叫这些人写出真诚而善美的文学语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宗璞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每一句的组织，无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组织，无浪费或蔓枝。可以说字字锤炼，句句经营。那天谈话，我对她谈了文学语言的旁敲侧击和弦外之音的问题。当我读过她这篇作品之后，我发见宗璞在这方面，早已做过努力，并有显著的成绩。这样美的文字，对我来说，真是恨相见之晚了。

当然，这也和她的文学修养有关。宗璞从事外语工作多年，阅读外国作品很多，家学又有渊源，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好。“五四”以来，外国文学语言，一直影响我们的文学作品。但文学的外来影响，究竟不同衣食用品，文学是以民族的现实生活为主体的，生活内容对文学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昆虫为比，蝉之鸣于夏树，吸风饮露，其声无比清越，是经过几次蜕变的。这种蜕变，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它蜕下的皮，而是它内在的生命。用外来的形式，套民族生活的内容，会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作法，不会成功的。

宗璞的语言，出自作品的内容，出自生活。她吸取了外国语言的一些长处，绝不显得生硬，而且很自然。她的语言，也不是标新立异，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创造，有所进展。我们不妨把“五四”时代女作家的作品，逐篇阅读，我们会发见，宗璞的语言，较之黄（庐隐）、凌（叔华）、冯（沅君）、谢（冰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她的语言，虽是新颖的，并不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使人不习惯，不能接受。和那些生搬硬套外来语言、形式，或剪取他人的衣服，缝补成自己的装束，自鸣得意，虚张声势，以为就是创作的人，大不相同。

《鲁鲁》写的是一只小犬的故事。古今中外，以动物作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但一半是寓言，一半是纪事。

柳宗元写动物的文章，全是寓言，寓意深远。蒲松龄常常写到动物，观察深刻，能够于形态之外，写出动物的感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节写到犬，我读后，以为那是过激之作，是阅历者的话，非仁者之言，不应出自大儒宗师之口。

宗璞所写，不是寓言，也不是童话，而是小说。她写的是有关童年生活的一段回忆。在这段回忆里，虽然着重写的是这只小犬，但也反映了在那一段时间，在那一处地方，一个家庭经历的生活。小犬写得很深刻、很动人，文字有起伏，有变化。这当然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并非听来的故事。小说寄托了作家的真诚细微的感情，对家庭的各个成员，都作了成功的生动描写。

把动物虚拟、人格化并不困难，作家的真情与动物的真情，交织在一起，则是宗璞作品的独特所在。

遭到两次丧家的小狗，于身心交瘁之余，居然常常单身去观瀑亭观瀑，使小说留有强大的余波，更是感人。

这只小动物，是非常可爱的。作家已届中年，经历了人世沧桑、世态炎凉之后，于摩肩擦踵的茫茫人海之中，寄深情于童年时期的这个小伙伴，使我读后，不禁唏嘘。

我以为，宗璞写动物，是用鲁迅笔意。纯用白描，一字不苟，情景交融，着意在感情的刻划抒发。动物与人物，几乎宾主不分，表面是动物的悲鸣，内含是人性的呼喊。

1981年2月11日——

读作品记（五）

收到《人民文学》一九八一年四月号，上载舒群同志的一篇小说，题名《少年chén女》。当天晚上，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有着特殊的表现技巧。是一篇有生活、有感受、有见解的作品。它的结构严紧自然，语言的风格，非常特异。当我阅读的时候，眼里有时充满热泪，更多的时候，又迸出发自内心的笑声。

很多年，不见舒群同志了，有三十几年了吧。在延安鲁艺，我和他相处了一年有余的时间。那时他代理文学系主任。

我讲《红楼梦》，舒群同志也去听了。课毕，他发表了一些意见，其中有些和我不合。我当时青年气盛，很不以为然。我想，你是系主任，我刚讲完，你就发表相反的意见，这岂不把我讲的东西否了吗？我给他提了意见。作为系主任，他包容了，并没有和我争论。我常常记起这一件事，并不是说舒群同志做得不对，而是我做得不对。学术问题，怎么能一人说了算数，多几种意见，互相商讨，岂不更好？青年时意气之争，常常使我在后来懊悔不已。在延安窑洞里，我还和别的同志，发生过更严重的争吵。但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影响同志间的感情。离别以后，反因此增加很多怀念之情，想起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觉得很值得珍惜。那时，大家都在年少，为了抗日这个大目标，告别家人，离乡背井，在根据地，共同过着艰难的战斗生活。任何争吵，都是一时激动，冲口而出，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或不可告人的成分在内。非同十年动乱之期，有人为了一点点私人利益，大卖人头，甚至平白无故地伤害别人的身家性命。当然，革命方兴，人心向上之时，也不会有使这种人真相大白的机会。我想，对于这种人，一旦察看清楚，不分年龄、性别、出身，最好是对他采取敬而远之或畏而避之的态度。这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仍是弱者暂时自全的一种办法，就像童年时在荒野里走路防避虫咬蛇伤一样。

有了这种体验，我就更怀念一些旧谊。在鲁艺时期，舒群同志照顾我，曾劝我搬进院内一间很大的砖石窑洞，我因为不愿和别人同住没有搬。我住的是山上一间小土窑，我在窑顶上种南瓜，破坏了走水沟，结果大雨冲刷，前沿塌落，险些把我封闭在里面。系里伙养着几只鸡，后来舒群同志决定分给个人养。我刚从敌后来，游击习气很重，不习惯这种婆婆妈妈的事，鸡分到手，就抱到美术系，送给了正要结婚的阎素同志，以加强他蜜月期的营养。想起这些，也是说明，舒群同志当时既是一系之主，也算是个文艺官儿，有时就得任劳任怨，并做些别人不愿做的事务工作。

他是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坛新兴起的东北作家之一。家乡沦亡，流落关内，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短篇小说。现在我能记忆的是一篇小说的结尾：一个女游击战士，从马上跳下，裤脚流出血来，同伙大惊，一问才知道并不是负了伤，而是她的经期到了。当时我读了，觉得很新奇。为什么这样结尾呢？现在看来，这或者是舒群同志的偏爱，也或者是现在有些人追慕的一种弗洛伊德的意识手法吧？

说来惭愧，近年来因为身体不好，视力不佳，自己又不写这种体裁，我很少看小说。但知道这几年短篇小说的成绩，是很不错的。收到刊物，有时翻着看看插图，见到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了，女身裸露突出的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惊险奇怪，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也常常感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面大不一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变形的、狂想的、非现实的东西。有时也翻翻评论。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歌，年复一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数。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相面，只能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

有时也找来被称做探索的作品读一读，以为既是探索，就应该是过去没有的东西。但看过以后，并不新鲜，不仅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而且并没有任何进展之处，只是抄袭了一些别人身上脱落的皮毛。有些爱情的描写，虽是竭力绘声绘形，实在没有什么美的新意在其中，有时反以肉麻当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