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14

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三十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有无力量，不在你描写了什么事物，而在你感受到了什么事物，认识理解了什么事物。所以，当我读到舒群这篇小说，就感到与众不同，是一篇脚踏实地的作品。

他写的并不是什么所谓重大的题材，也不是奇特的惊人案件，也不是边疆风光，异国情调。他所写的，简直可以说是到处可以见到的生活，是宿舍见闻，是身边琐事，是就地取材。但以他对这一生活的细密观察，充分认识，深刻感受，就孕育了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一个大量存在，而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小说用了日记体的形式。问题不在于用什么形式，而在于形式能否为要表现的生活服务，能否与作品的生活内容水乳交融，互相生发。

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很紧严的，进展得合情合理，非常自然。

近些年来，有些评论家大谈小说的情节与细节，有很多脱离实践，不着边际，成为一种烦琐哲学。对创作不会有利，只会有害。

作品主要的基础，是现实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如果作者并没有这种生活经历，或有所经历而没有感受，或虽有感受而没有真正理解，他是不会构思与组织能以表现此种生活的情节或细节的。强加情节于并不理解的生活之上，将丝毫无补于生活的表现，反而使生活呈现枯萎甚至虚假。情节，是生活之流激起的层层波浪，它是从有丰富生活基础并对它有正确理解的作家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

日记从阳历元旦开始。最初所写，不过是添买一辆自行车的家庭琐事。从细小家务中，引出这一家庭不幸遭遇，为整个故事，打好了逐步建设的根基。第二节展示了新建住宅区的风景画，其目的在于引出那一群戴雪白口罩和褪色头巾的女孩子们。第三节，借第一人称的老人晨起打拳之机，进一步描写了作为女主角的女孩子，并与老人家庭联系起来。第四节，写老人与女孩子的生活联结。第五节写女孩子的心灵忌讳。第六节写“不虞之隙”，即女孩子所受新的刺激。第七节写悲剧的高潮。第八节写转机并感想。

故事进展得很自然，简直看不到人为的痕迹。作家所写，看来不过是宿舍大楼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而笔墨所渲染到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心灵，一个时代的创伤，一个时代的困苦和挣扎，一个时代的斗争与希望。而且是经过老少两代人的心，用两代人的脉搏跳动，两代人的眼泪和叹息来表现的。

人为的创伤，确使我们原来健康、活泼、美丽的民族，大病了一场。谢天谢地，医治还算及时，我们很快就会复原的。

但经历的一场噩梦，痛苦的记忆，是不容易消失的。这也算是伤痕文学吧，但读后并不使人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并使人有所觉悟和警惕。

作家在小说语言上的尝试，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的语言，采取了长段排比，上下骈偶，新旧词汇并用，有时寓庄于谐，有时寓谐于庄，声东击西，真假相伴，抑扬顿挫，变化无穷的手法。这种手法，兼并中西，熔冶今古，形成了一种富有生活内容和奇妙思路，感染力很强的语言艺术。这是作家研究吸取了外国古典文学语言，特别是中国的词赋、小说、话本，以及民间演唱材料的结果。当然，这种运用，并不是每一处都那么自然，有时也显得堆砌、生硬或晦暗，有个别用词显得轻佻。

很久不读如此功力深厚的小说了，写一些读后感想，并志对作者的怀念之情。

1981年4月26日——

读作品记（六）

在河南出版的《莽原》第一期上，读到了李准同志的短篇小说《王结实》。小说共分九节，前几节写得很真实，充满幽默感，读起来，使人不断笑出眼泪。八节有些生硬。最后一节稍空，手法也有变化。这种尾声，虽显得更含蓄，终给人以飘浮的感觉，也失去了幽默感。与前文情调不合。

我一向很喜欢李准同志的小说，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感，并不完全在语言的选择上。使语言充满笑料，这是容易做到的。

在艺术上说，却是比较低级的。他的幽默，是来自对生活的观察认识。认识的面广，认识的深刻。对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理解得深了，作家有痛切的感觉，而不愿以大声疾呼的态度反映它，也不愿以委委曲曲的办法表现它。在沉默了许久以后，终于含着眼泪，用冷静的嘲讽手法来表现它。这就是幽默艺术。

这种表现，不是快一时之意，也不是抒发积郁之不平。

（文中有一处，把好整同类的知识分子比作咬伤其生身之父的骡子，就有些近于“抒发”了。）这种表现，是基于对时代生活的关注和热爱，基于对一些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对另一些人物的深恶痛绝。这种表现，常常是含蓄的，隐约的，但能触及深处，引发共鸣。在写作时，并不像插科打诨那么轻松，是要一层层往深的地方挖掘的。

对生活的浮光掠影，不会产生幽默。对生活的淡漠，也不会产生幽默。幽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手法。鲁迅、契诃夫都善于用这种手法。他们都是冷峻地注视着生活，含着眼泪发出微笑的。

对同样的生活，对同类的人物，看得多了，认识清楚了，根据作家的感受，加以剪裁，并严肃认真地去表现它，就能使文章有幽默感。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有幽默感。幽默，是文学一种要素。

我也读过一些描写十年动乱的小说。不用说全面的、大画卷的作品，还没有见到，就是短篇，写得深刻的，真正能表现这一时期的特色的，也不多见。这不能完全怪作家。这一段历史，在文学上作出表现，有过多的纠缠和困难，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好些。一些青年人来写它，困难就更多，而老年人又多不愿去接触它。

就其大体形态而言，林彪、“四人帮”之所为，是用了嫁祸于人和借刀杀人的手段。首当其冲的，是为中国革命付出过血汗的老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他们把阶级斗争扩展到一切差别和等级之间，波及整个社会。他们用鲜血淋淋的白色恐怖，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群众向东向西，只能听他们的，稍有迟误，火便会烧到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这一时期，是很难谈什么人性、道义、同情等等美德的。

前几天，一位同事，写了一个短篇，拿来叫我看。小说结构和语言都很好，只是那个故事不真实。写的是在那十年动乱的时期，一个小孩因受父母牵连，被押送到亲属所在的北大荒去。在火车上，人们居然对这个孩子，表示了最大的同情与爱护。有人给他吃食，有人给他水喝，有人给他理发。

一群妇女自动组织起来，给他赶制棉衣，在一个姑娘的照顾下，小孩甜蜜地睡着了。这种场面，就像在过去的年代，人们照顾负伤的子弟兵一样。而车站外面，正是红海洋，高音喇叭气氛。

当时所谓黑帮子女，能遇到这种待遇吗？这是过分地把这一非常时期美化了，理想化了。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人民能这样抵制，这场“革命”还发动得起来吗？不是说，人们完全丧失了同情心，是说在那种时刻，谁也不敢作这种表示，更不用说在火车上进行这种串连了。也不能要求人们这样做，他们把同情埋藏在心里，不趁火打劫，不落井下石，就算够道义的了。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并没有经受过这方面的痛苦。

在李准同志这篇小说里，第七节所写，王结实的正义行为，或者说是仗义举动，也使人有些不典型的感觉，与人物性格不很统一。正因为如此，此段以后，文章也就失去了那种幽默感，显得有些勉强了。

作者是想表现贫农的优良品质，增加人物的分量。但这一想法，并没有给作品带来什么新的力量。因为这一行为，超越了时代和人物的典型界限。

一篇短篇小说，应该情调统一，适可而止。有时要延长一些什么，或强加上一点什么，效果反而不佳。

1981年5月11日——

《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

后记人类的史诗，翻过了从荷马、拜伦、贝多芬、高尔基，历史上像一串北极星斗一样灿烂的诗篇，到了后面的篇幅，中华民族，世界人类最古老优秀民族之一的全体，用血用泪，用呼号，用胜利，开始了这史诗的续写！

这用血用泪，用呼号，用胜利书写的人类史诗的续篇，虽还没有完成，但它在第一句便显示了空前的光芒，这光芒，将在人类历史文化上，像古刹的万年灯火，永久不灭，而射澈今古！

中国的青年写作家，一切从事于文化工作的男女，生在这个时代，参加这次战斗，应该自觉到你的光荣，你的幸运！

我们申诉一切青年写作者的火炬、星斗、太阳高尔基的话语：在世界上从来没有找出像现在这么有广大的可能，去参加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历史行动。因此，每一个青年写作者的义务，就在于认识自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工作者，要使自己感觉到并训练为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火焰之发动者。

我们的武器，照高尔基说来是写作，于是，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更好地在思想上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写作更尖锐，使我们的武器，更能激动全民族的心灵和口舌。于是，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更多献心力于抗战！

这一切义务降临到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通讯员面前，他们就更变为沉重和迫切了！

站在民族解放战斗的行列里，一个青年通讯员，应当是大军的尖兵，他应该具有优秀的品质，勇敢和理想。他应该有一个艺术家的心和历史家的敏感，战士的忠烈！

民族予青年通讯员，以焦渴的希望。优秀的通讯员，正在膺受着这希望而坚决的走上征途了。

他们要在全国各地，各战场上奔走，他们要把抗战的每一个细微，写到他们的通讯里去，向全国的人民报告，向全人类报告。

他们要把中国的一切新生力量，一切进步，一切光荣，一切胜利，写到他们的通讯里去，向全国的人民夸耀，向全人类夸耀！

这样下去，就得到了我们的胜利，这样积累下去，就造成了我们的史诗。

同时，抗战时期的新闻工作，不但由少数专门家，分配到了广大的青年身上，而且更需要分配到大量的工农士兵通讯员身上去！中国的新闻事业，经过民族抗战，将在全国造成一幅广密的网。中国的新闻，将渗入中国的每一个细微。广大的工农士兵通讯员，将成为一簇新闻钢琴的键，弹奏着光荣、完整、旋律复杂的歌！

由于把抗战新闻工作，分配到每个青年，及广大工农士兵通讯员身上，由于这些通讯工作者，所担负的任务是如上所说的那样重大，由于全国人民对于通讯，这样的器重，而一个通讯员，又是这样举足轻重，正如加里宁所说的：

通讯员是舆论的耳目，他把社会的意见表达出来，他应当有很大的权威。

对于他任何错误，都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站在全国青年通讯员，工农士兵通讯员的工作行列里，以热烈的心，虔诚的心，迫切等待批评的希望，贡献出这个小册子。如果使我们工作上的一些伙伴，从这上面，得到一些写作上的、修养上的补助，那我们除去跳跃的喜欢以外，将更加强我们的工作。

1939年10月10日阜平，百花湾边区抗敌报社经售

1940年4月——

《农村速写》后记

这里辑印的十几篇短文，除去《投宿》一篇，是在晋察冀山地时写的，时间靠前，其他各篇全是在冀中农村工作时所写，时间则在日本投降以后，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期间。

他们微小无奇，能得机会印出是幸运的。

这差不多都是纪事，人物素描。那时我是当作完成一个记者的任务写作的，写的都很仓促，不能全面，名之为速写，说明它们虽然都是意图把握农村在伟大的变革历程中的一个面影，一片光辉，一种感人的热和力，但又都是零碎的，片面的。

有一些地名和人名，后来也曾出现在我写的小说里（其实严格讲来，也只是较长的速写），但内容并不重复。是因为我常常想念这些人和这些地方，后来编给它们一个故事，又成一篇作品，当然还是粗略的作品。我想，如果我永不忘记他们，我想念的再多一些，再全面一些，今后，我也许还能够写些比较全面的，比较符合他们伟大的面貌的作品吧。

我们要努力生活也要努力写作，这就是工作的全部过程。

人民和生活并不停止在那里，正在突进发展，共同辉映，才能完成历史的写照。

就是说，如果读者同志们从这些短文里指摘出，在哪些地方，我遗漏了生活的重要的部分，在哪些地方，我没把握住时代的基本精神，生活前进的方向，那对我的教益，就更深刻了。

1950年3月

以上是第一次印行时的后记。这次重印。除在文字上略作修正外，抽出《塔记》一篇，编入《张秋阁》及《访旧》以下各篇。《张秋阁》一篇，是从旧稿中检出，这显然是一个断片，不知为什么过去我把它抛掷，现在却对它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也许是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回忆，越来越感觉珍重了吧。《访旧》等四篇，是我一九五二年冬季下乡时感受的材料，回来写成的。

1954年8月又记——

《青春遗响》序

这里的青春，指的是我的青春；其遗响，自然也是我的遗响。

每一个时代，它的知识分子群，总是有它的特定的温床和苗圃，以及它成长以后，供它驰骋的天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温床，是没落的腐败透顶的清王朝，以及乘虚而入的各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温床上，知识分子先天接受的是反封建统治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对人民群众的启蒙运动，即开阔他们的思想，扩大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奋勇地、出色地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的使命。但使命并没有终结，它延续到了下一代，即我们这一代。

抗日战争，实际是这一使命的继续。全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醉如狂地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无愧于时代，也出色地完成了它赋予的使命。

我，并非先知先觉。是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之下，以病弱之躯，参加在这一伟大行列之中。我们做的工作，除去抗击侵略者，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仍不外是反封建的启蒙运动。

近几年来，常常有热心的青年同志，从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报刊上，给我抄录一些旧作寄来。这本集子的首次两篇，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傅桂禄抄录的。第三、第四两篇，是北京部队刘绳抄录的。其余各篇，是对我的旧作一贯热心收集的冉淮舟抄录的。《鲁迅·鲁迅的故事后记》一篇，是过去存下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九四一年在晋察冀边区印刷的，字迹漫漶已甚，我几次想整理修改，都知难而退，因之不能再版。现存录此篇，是为的说明当时所做的这件事，也是启蒙之一种。

和《冬天，战斗的外围》同时抄来的，还有一篇题为《活跃在火线上的民兵》的通讯。这两篇通讯，接连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都署着我和曼晴同志的名字。经我辨认，前一篇是我写的，没有疑问。而后一篇，则像是曼晴所作。我当时的文字、文风，很不规则，措词也多欧化生硬；而曼晴同志的文笔文法，则整饬得多。当时我们两人，共同活动，又羡慕“集体创作”这个名儿，所以这样发表的。现在编辑成集，不能滥入他人之作，我把后一篇寄曼晴同志保存了。为了纪念我们过去的战斗友谊，还是要在这里提一下。

关于晋察冀边区乡村文艺的两篇，是调查报告。当时好像是组织了一个调查团，有边区几个大的文艺团体负责人参加，我是跟随沙可夫同志去的。我随见随记，“抢先”把它发表了，当时还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此行以后，并无正式的调查报告。现在保存下来这点材料，对了解战争时期边区的文艺活动，还是有些用处的。

关于《平原杂志》上的文章，因为我过去提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启蒙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代代有先驱，有众多的仁人志士，成绩都载于史册。这一工作，也是断断续续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绝如缕的。因为真正的启蒙，只有依靠政治之力，单凭知识分子，是做不出多大的事业来的。而政治则是多变的，反复的。在历史上，新兴的政治势力，都重视群众的启蒙工作；一旦得到政权，则又常常变启蒙主义为蒙蔽主义，以致群众长期处于愚昧状态。“四人帮”之所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突出的一次。

我当时所做的，当然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

如果不是有人把这些文字抄来，我也把它们忘记了，别人也不会想起它。因为重读了一遍，才引起一些感想。

那时从事这些工作，生活和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在文化团体工作。众所周知，那时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一九四六年冬季，我在饶阳县一个农村编《平原杂志》。有一天，我的叔父有事找我去，见我一个人正蹲在炕沿下，烤秫秸火取暖，活像一个叫花子，就饱含着眼泪转身走了。

在战争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是步行。我很好单身步行。特别是在山地，一个人唱唱喝喝地走着，要走就走，要停就停，有山果便吃，有泉水便喝，有溪流便洗澡，是可以自得其乐的。列队行军，就没有那么自由自在了。那次调查乡村文艺，我和一位剧团团长同行，他是从平原来的，山地道路不熟，叫我引路。我们沿着沙滩，整整走了一天，天已经晚了，都有些疲乏，急于要找到宿营地。他骑在马上打瞌睡，我背着被包，聚精会神地走在马头前面看路，不巧，钻错了一个山沟，又退回来，他竟对我发起脾气。那里的山沟，像树的枝杈，东一道西一道，是很不好辨认的。田间同志，就是以常常钻错山沟出名的。我也遇到过通情达理的骑马人。有一个从延安下来的记者，我们在冀中一同工作时，他有一匹马。每次行军，他不只叫我把被包放在马上，还和我轮流乘骑。他知道同行人的清苦。

直到一九四七年，冀中文协成立，公家才给我从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是一辆光屁股破车，我视如珍宝，爱护有加，骑了二三年，进城以后才上交。

皇天后土，我们那时不是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才工作的。

对这些文章，现在没有加任何修改。它使我回顾了一下我的青春。那是艰难困苦的青春，风雨跋涉的青春，但也是曾经有所作为，激励奋发的青春。这些文章，就是它的遗响。

1982年12月4日清晨——

《津门小集》后记

去年冬季，有几位青年同志来看我的病，谈到了写作问题，这很使我黯然。

过了一会儿，我说：

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在科学上说，这是一种惰性，也是一种习性。这样，在风雪天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我就打开了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

事实上我的兴致，还不是一下就散掉了的。总想打开一条路，重新走到艺术的园林里，作短时间的散步也好……

我对青年同志们谈了以上这些话，后来就谈到了编辑这些短文的事。在《新港》编辑部工作的冉淮舟同志，竟牺牲了春节的游息，跑到《天津日报》社把它们一一抄录了来。

这部抄写得整整齐齐的稿子，送到了我的桌上，附着一封长长的热情的信。信里还说：“关于这本书，我有个建议，就是要写一个后记，谈谈深入生活、积累材料的经验……”

我好像听到了那天真的声音，也看见了那天真的面孔。我感激得无话可说。在这样一本单薄的集子后面，在这些短小的文章里面，还有什么“深入”和“积累”的经验可谈吗？

虽然我也深深体会到：他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认真的，而且是热情的盼望着的。但是我想：这些问题，留待我病好以后再谈吧，淮舟同志是可以原谅的。

最后，我想说明的只是：淮舟同志辑录这些短文，是对我养病期间很大的一种帮助，一种鼓励和一种安慰。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供献给读者。

1962年2月——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随华北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十月至张家口。我迫切想到久别的家乡看看，领导允许了，我单身步行十四日到了安平。在家住了四、五天，到蠡县找当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梁斌同志，他介绍我到县城东北的刘村住下来，大概住了有半年光景。在刘村，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就到冀中区党委所在地的河间去了。

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已经故去的老郑同志，他以残病之躯，好学深思，博识多能。一些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请他写的。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辞谢了。

刊物的印刷、校对和发行，都由报社代劳。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当时主要是想根据农村工作的需要，做一些工作方法的研究，和介绍一些通俗的说唱材料。我那时对通俗文学很热心，竟引起一些同志对我的创作前途，有所疑虑。

刊物大约出了六期，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停止了。

刊物已不易见到，淮舟同志这次给我抄了一个编后记来。

时光流逝，它已是十五、六年前的逸文。大病以来，往事如烟，多已不能详细记忆。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1962年8月7日夜记——

《白洋淀之曲》后记

我以为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做诗吗？或者只是诗人自己做出一种声嘶力竭、慷慨激昂的架子，而实际上并不产生这种效果，这也不能算做诗。再或者在字句上卖弄玄虚，自以为吸收了古典或综合了中外，而在有识者看来，有时文法尚且不通，米糠混在一起，这样形式的诗，也恐怕终于行之不远吧。

诗是很难写好的，它比散文更难。较之散文，诗是以质取胜的。诗在政治、思想、情感和语言艺术方面的要求，都是高标准的。过于拘谨，写作很少，自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诗；过于随便，出口成“章”，却往往质和量不能相称。

因此，我在尝试了一些时候之后，就没有再写过诗。而现在保存下来、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七首，也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它是缺乏上面提到的那四种力量的。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

我那时写的都是叙事诗，这和我当时从事的记者工作有关，希望在诗里报道一些事件，以便能登在报纸上。例如《白洋淀之曲》，就是登在当时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上。

形式的变化，常常是和学习的方面有关。当时我正在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诗，因此，前几首都是那么一种形式。抗日战争胜利，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农村工作，热衷于民间的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所以在进城以后所写的《山海关红绫歌》这一首里，就很明显地带有说唱的味道。

《春耕曲》的情形也是这样。

这都是习作，很难列入当前丰茂的诗作之林。但它们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生活，因此贡献给读者。

1963年8月10日——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一九三七年秋季，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华北地区。那时我正在家里，亲眼见到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的巨大的抗日战争的怒潮。

人民的抗日情绪，是一呼百应的，奋不顾身的，排山倒海的。

这一年的秋季到冬季，可以说是人民抗日战争的动员、组织时期。在这一过程里，村庄的局面，开始是动荡不安的，经过党领导的一系列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使人民的抗日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更高地发扬起来，集中而有力地抗击侵略者。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以来，在华北地区就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以后在农村更有了深厚的工作基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前后，党很有远见地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

当我的家乡，遭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他们是机智、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是广泛、深刻地传播了新的思想，建立了新的文化。

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所以，当一九五○年，我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我想写一部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我只是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

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

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

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

我特别喜爱他们那种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可以被称做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的作品自然反映了这种精神。它在我的心灵里印证最深，它是鼓动我创作的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有限，我的艺术经验不足，加以写作时没有全盘的计划，小说的结构力量，在有些地方是薄弱的，所表现的生活是不够广阔的，以及其他种种缺点。

我希望热心的读者予以批评，赐以教益。

1963年9月——

近作散文的后记

散文若干篇，是近一二年所写。很多年没有写文章，各方面都很生疏，一旦兴奋起来要写了，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轻车熟路，容易把思想情绪理清楚。

这样所写的就都是旧事、往事、琐事。所回忆的几位同志，也都是死去了的。原来，拟名之曰“川上”，意思就是“逝者如斯”。

关于自己生活的回忆，写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并没有轰轰烈烈、曲折动人的生活或战斗经历，所作所为，不过是教书写作，按实际说明就是了。

关于别人的回忆，就麻烦一些。初稿内容还多些，修改几次，就所剩无几了。这是因为：或碍于时间，或妨于人事；

既要考虑过去，也要顾虑将来。对死者倒还简单，对生者就要周到。在写过几篇以后，我才深深领会，鲁迅在三十年代所感慨的：古人悼念朋友的文章，为什么都是那么短，而结尾又都那么紧迫！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名家所作的碑文墓志都那么空浮飘虚。

“四人帮”当路之时，在这些同志身上，丛集了无数无稽的污蔑之辞。当这些同志，一旦得到了昭雪，有人马上转过脸来，要求写出他们的“高大形象”。

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的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

我所写的是我们共同战斗经历的一些断片。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我所尊重的同志，都是纯朴和诚实的人。他们的心，对我来说，都是敞开的大门，清澈的潭水。我是可以随便走进去，也轻易就可以看清楚的。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

他们一生的经历，自然也有并不平凡之处。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艰难时代，他们都为人民刻苦地习练了一技之长。他们最后的遭际，有的是非常不幸的，史无前例的，普通人难以忍受，甚至善良人难以想象的。他们虽然死了，意识形态消失了，但并不是弱者。他们蔑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没有卖身投靠，卖友求荣。他们都是有党性原则的，有时把这一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青年时代，在艰苦岁月，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就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

在三十年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感动得流下热泪。那时我还很幼稚，很单纯，并不知征途的坎坷，人生的艰险。鲁迅先生对死者的深沉的情感，高尚的道义，教育着我。惭愧的是，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文字，看来我这一生一世，只能是望尘莫及，望洋兴叹，学习不来了。

但是，古代哲人在川上的感叹，向来被解释为：源远流长，昼夜不停，继往开来，自强不息。因此，我的学习和努力，也不应该一刻停止的。

1978年6月26日——

幸存的信件序

下面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以后几年间，因为工作关系，写给冉淮舟同志的信件。那时，我正在养病，又要出版几种书，淮舟帮助我做了许多抄录、编排、校对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

在这些工作进行中写了这些信件。淮舟写给我的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

我写给他的这些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按照一般情况，它们早已丢失或被销毁了。

现在，淮舟把它们抄录成册，作为一种礼物，给我送来，使我大吃一惊。

这些信件和我送给他的书籍，都存放在保定他的爱人那里。在武斗期间，他的爱人不顾家中其他财物，背负着这些书籍信件逃反，过度劳累，以致流产。

我想：如果淮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也把这些信件退还给我，那一定是只字不存了。那时他曾把他搜集到的我的旧作一束，交我保存，其结果就是如此。

我的家被抄若干次，其中一次是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尤其严重，文字稿件都失去了。当然也剩下一些，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文字就真正在我的住所绝迹了。

那时，正值严冬，住室的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我的重病老伴，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朋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并不认识字，但她好像明白：在目前，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字纸片，比如之乎者也，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大灾祸。

于是按照旧社会“敬惜字纸”的办法，把它们化为灰烬。

在这种非常年月，文人的生命，不如一只蝼蚁，更谈不上鱼雁的友情。烧毁朋友的函件，是理所当然，情有可原，谁也不会以为非礼的。

经过了这场动乱之后，我给朋友写信，一律改用明信片。

我也不再保留朋友的来信。信，凡是看过，先放进纸篓，过一个时期，捆绑起来，和劈柴放到一块去，准备冬天生火之用。远近知好，敬希谅察。

所以，当我见到淮舟和他的爱人，能在那些年月，保留下我的信件，就非常感动，对这些信件，也就异乎寻常的珍重。

这些信，涉及到我过去的写作生活，我原始的文艺观点。

也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参与的文艺工作。现将有关我的创作者，略加订正，发表出来，供读者参考。

1979年9月10日——

《耕堂杂录》后记

右小书，稿分二部。书衣文录，自有序跋，可不赘。应申明者，此次印刷，是经李屏锦同志按写作年月，重新编排者。此等琐碎，竟耗他不少时间精力，应该感谢。其中《鲁迅全集》、《五代史平话》二则，皆记在一九七六年，初未注明写作年月，误植在前。因无关宏旨，今不再移动。

烽烟余稿，前一部分文字，系从河北文联编辑之“华北文艺运动史料”中剪下，十年动乱，幸未遗失。后一部分，则系冉淮舟同志从旧报抄录，旧报残缺，难以寻觅，淮舟费去不少时间精力，亦应志感。辑存这些文字，不过印证一下，我在青年时代，曾于何种境遇，写过什么文章，并不顾及它们的幼稚与浅薄。这些文字，多发表在当时的《晋察冀日报》上，河北文联辑存时，略有删节。今亦不再录补。

幼年，游于泽畔，见飞鸿受伤坠沙中，仍以喙修润其羽翼，盖强忘其生命之将尽，幻想经宿复原，能振翅起飞于云中。当时，余颇为之痛恻。又见蚕将僵，犹摇头奋体以吐余丝；星将逝，摇曳其余光，以眩众目。文人之业，殆将不死不休乎？亦可怪矣！

1980年12月8日晚——

《秀露集》后记

本集所收，主要为近一、二年所作散文。其中也有几篇旧作，篇后系有写作年月，读者一看便可明了。旧作经过战争、动乱，失者不可复得，保存下来的，也实在不容易。每当搜集到手时，常有题记。例如《琴和箫》一篇，即原附有如下文字：

这一篇原名《爹娘留下琴和箫》，发表在一九四三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在我现存的创作里，它是写作较早的一篇。但是，在后来我编的集子里，都没有这一篇，一九五七年，我病了以后，由康濯同志给我编辑的《白洋淀纪事》里，也没有收进去。

这一篇文章，我并没有忘记它，好像是有意把它放弃了。原因是：从它发表以后，有些同志说它过于“伤感”。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是很不愿意作品给人以“伤感”的印象的，因此，就没有保存它。后来，在延安写作的《芦花荡》和《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里，好像都采用了这篇作品里提到的一些场景，当然是改变得“健康”了，这三篇文章，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参照来看。

现在淮舟同志又把它抄了来，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久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

它存在的弱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因此，我竟想到了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真正的激情，就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所流露的激情，恐怕是构成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在历史著作里，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成就大小的分别，道理也是一样。应该发扬这一点，并向现实生活突进。但理论问题是很复杂的，非目前脑力所能及。现在，只是把这篇作品的来历，简述如上。

1962年8月7日晚大雨过后记

此篇，前抄件已失，淮舟念念不忘，今岁，先后到天津人民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检阅所存《晋察冀日报》残卷，均未得见。终于《人民日报》资料室得之，高兴抄来。淮舟于此文，可谓情厚而功高矣。今重印于此，使青春之旅，次于晚途；朝露之花，见于秋圃。文事逸趣，亦读者之喜闻乐见乎！

1979年11月28日晨又记

再如《烈士陵园》一文，写出较早，发表在《人民日报》；还有一篇，写出较晚，交给《天津日报》，刚刚排出清样，就赶上了“文化革命”。于是悬挂楼间，任人批判；批判之余，烟消火灭，它就无影无踪了。文章的命运，历史证明，大体与人生相似。金匮之藏，不必永存；流落村野，不必永失。金汤之固不可恃，破篱残垣不可轻。所以虽为姊妹篇，一篇可以赫然列目于本集，一篇则连内容、题目我也忘记，就是想替它恢复名誉也无从为之了。

其它几篇旧作，也都是路旁的遗粒，沉沙之折戟。虽系残余，可备磨洗。因为，用旧日文字，寻绎征途，不只可以印证既往，并且希望有助于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