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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作者：孙犁 【完结】 >
孙犁散文集.txt
至于这些新作，也都是短小浅陋的。近年来，文章越写越短，以前写到十页稿纸，就自然结束；近来则渐渐不足十页，即辞完意断。这是才力枯竭的象征，并非锤炼精粹的结果。然于写作一途，还是不愿停步，几乎是终日矻矻，不遑他顾，夜以继日，绕以梦魂。成就如此单薄，乃自然所限，非战之过也。
“秀露”一词，亦别无含义。在农村生活时，日出之后，步至田野，小麦初生，直立如针，顶上露水如珍珠，一望无垠，耀人眼目，生气蒸蒸，叹为奇丽。今取以名集，只是希望略汰迟暮之感，增加一些新生朝气。
1981年2月1日记——
《孙犁文集》自序
当我把这几卷文集呈献在亲爱、尊敬的读者面前时，我已经进入七十岁。
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不知所云。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经历，谈得太多了，这些文字，就都编在书里，此外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另外，计算一下，我从事文字工作，已经四十多年，及至白发苍颜，举动迟缓，思想呆滞之期，回头一看，成绩竟是如此单薄贫弱，并且已无补救之力，内心的苦涩滋味，富于同情心的读者，可想而知。
限于习惯和体例，我还是写几句吧。
一、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种种特点。因此，每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作家群，也都有他们特殊的时代标志。读历代大作家的文集，我常常首先注意及此，但因为年代久远，古今差异很大，很难仿佛其大概。
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青年读者，对这一代作家，并不是那么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生平，就很难了解他们的作品。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常常难以引起青年一代的兴味。我简略叙述一下，只能算是给自己的作品，下个注脚。
二、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纪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
三、再加上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激和考验，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又像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
四、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我们要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学。
五、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六、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
七、我是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说法的。即以此文集为证：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我才能写出一些反映这两个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十年动乱，我本人和这些作品同被禁锢，几乎人琴两亡。绝望之余，得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集才能收拾丛残，编排出版。文艺本身，哪能有这种回天之力。韩非多才善辩，李斯一言，就“过法诛之”。司马迁自陷不幸，然后叹息地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有些作家，自托空大之言，以为文艺可以决定政治。如果不是企图以文艺为饵禄之具，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例证。我是不相信的。
八、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和后来接触的山区农民。我写农民的作品最多，包括农民出身的战士、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我不习惯大城市生活，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在嘈杂骚乱无秩序的环境里，我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在这个城市，我害病十年，遇到动乱十年，创作很少。城市郊区的农民，我感到和我们那里的农民，也不一样。关于郊区的农民，我写了一些散文。
九、我的语言，像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母亲的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生前不及言，而死后言之，只能增加我的伤痛。
十、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倾向，虽然不能揭露出来，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虚伪的作品，对这种错误，推波助澜。
十一、我对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十二、古代哲人，著书立说，志在立言；唐宋以来，作家结集，意在传世。有人轻易为之，有人用心良苦。然传世与否，实在难说。司马迁忍发汗沾衣之辱，成一家百代之言，其所传之人，可谓众多。然其自身，赖班固以传。《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亲笔，并非别人的想当然之词。文章与作者，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别人的吹捧或贬抑，不能增减其分毫。
十三、我幼年尫怯，中年值民族危难，别无他技，从事文学之业，以献微薄。近似雕虫，不足称道。今幸遇清明之世，国家不弃樗材，念及老朽，得使文章结集出版，心情十分感激。
十四、很长一个时期，编辑作风粗率，任意删改别人文章。此次编印文集，所收各篇，尽可能根据较早版本，以求接近作品的原始状态。少数删改之作，皆复其原貌。但做起来是困难的，十年动乱，书籍遭焚毁之厄，散失残缺，搜求甚难。幸赖冉淮舟同志奔波各地，复制原始资料多篇，使文集稍为完善充实。淮舟并制有著作年表，附列于后，以便检览。
十五、文集共分七卷。计其篇数：短篇小说三十八，中篇小说二，长篇小说一，散文七十九，诗歌十二，理论一部又一○四，杂著二部又五十七。都一百六十万言。
文集的出版，倡议者为天津市出版局孙五川等同志，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同志主持其事。出版社负责编辑为李克明、曾秀苍、张雪杉、顾传菁等同志。在讨论篇目、校勘文字时，又特别邀请邹明、冉淮舟、阿凤、沈金梅、郑法清等同志参加。正值溽暑，同志们热心讨论，集思广益，在此一并致谢。
1981年8月5日写讫——
《澹定集》后记
为一本书命名，比为一篇文章命名，要难一些。一篇文章，在写作之前，成竹在胸；在初稿完成之后，余韵犹在。起个名儿，写在篇首，还容易些。如果是一本书，把一些丛杂的文章，汇编起来，立个名目，就常常使人“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了。
“晚华”二字，本来名副其实，有人嫌其老。我为了酬答这些同志的美意，第二本集子，就取了“秀露”两个字。有人看了又嫌其嫩，说是莫名其妙。
确是这样。人老不服老，硬是说七十如何，八十又如何，以及老骥伏枥，焕发青春之类，说者固然壮一时之气，听者当场也为之欢欣鼓舞，仔细想想，究竟不是滋味。
因为毕竟是老了，于是这本集子，就定名为澹定。这两个字，见于王夫之的《楚辞通释》。我读书不求甚解，这两个字，从字面看，我很喜欢，就请韩映山的令郎大星同志刻了一方图章，现在又用来作为本集的书名。
其实，就我的体会，凡是文人用什么词句作为格言，作为斋名，作为别号，他的个性，他的素质，他的习惯，大概都是和他要借以修身进德的这个词句，正相反的。他希望做到这样，但在很大程度上，不一定做得到。当然有一个格言，悬诸座右，比没有一个格言，总会好一些，因为这究竟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多少还带有一些文化教养的性质。
就用这两个字吧，其别无深意，正和前两个书名相同。
其中有一篇短文，题名《王凤岗坑杀抗属》，是旧作，冉淮舟同志从图书馆复制来的。我向读者介绍：我过去写过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我现在还能写得出来吗？
1981年8月6日下午雨中旧抄新识小引余于青年读书时，即好抄录。或喜爱其文字，或领悟其含义，即以纸条抄写，张之屋壁，为便于朝夕诵习也。日积月累，当亦不少，然皆丧失于战争年代矣。进城以后，因养病多读旧书，环境安静，并有几案，展卷细玩，遇有佳句，多从容录于小本上。不久即遭动乱，失此清闲，并历劫掠，图籍散失。然所作笔记，幸尚存留数册。
近以年老，多作杂文。友朋常有以多过激、失平和相责者。并有猜测，以为所谈某事，系指某人。此虽文坛飞语，里巷流言，然亦促余警惕，知自勉矣。呜呼，文事多乖，杂著尤难。无所感，何以成文？有所感发，能无所指摘乎？然所论列者，乃社会现象，非必指某人某事也。鲁迅所言甚明，而后人长期不察。以为杂文多是进行攻击，意在宣泄。
余非战士，不欲作疆场之文。退而深思，探求安全处世之道。冀能作文自遣，又不触犯他人，引起误会。
忆及此种簿录，尘封日久。如从新诵习，加以按识，既能温故而知新，亦可按图而索骥。触类旁通，所收必广。面对者既为古人，接谈者又为古语，心平气静，颐养安和，或可稍减行文过激之偏失乎！是亦殊难预测也。
1982年6月22日清晨——
《尺泽集》后记
尺泽二字，引自古书，其义甚明，就不再作什么解释了。
尺泽虽小，希望它是清澈的，没有污染的。它是从我的心泉里流出来，希望能通向一些读者的心田里去。
希望在它的周围，能滋生一片浅草，几棵小树。能为经过这里的，善良的飞鸟和走兽，春燕或秋雁，山羊或野鹿，解一时之渴，供一席之荫。
希望它不要再遭到强暴的践踏，风沙的掩盖，烈日的蒸煮。蚊蚋也不要飞舞其上，孑孓其中。
在历史上，它是有过这种不幸的遭遇的。前些年，才又遇到一场春雨，使它复苏。因此，它特别珍惜自己的存在，珍惜自己的余生。
因为是水，是有源泉的水，是清澈的水，凡是经过这里，投影其中的，都可以显现自己的面目。妍者自妍，媸者自媸。
它是没有选择的，一视同仁的。
它的存在，年深日远，它确实有些疲倦了。它不愿再与任何事物，作使自己也使别人无聊的纠缠。
总之，在它的容纳之中，都是小的、浅的、短的和近的。
江海之士，浏览一下，就会失望而去的。
末附三十年代，我习作的两篇文艺论文，分别由两位青年朋友，从旧杂志报章抄录而来。三十年代之初，我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因之热爱上接近这一科学的文艺批评。并且直到现在，还不改旧习，时常写些这方面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为权威者笑。读者看过这两篇短文，也就可以知道，尺泽源流之短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矣！
1982年7月4日下午大热，闻雷声——
序的教训
——《耕堂序跋》代序
多言多败，文章写多了，是非也必多。近有老友，多年未通音问，忽先来二信，联络情谊，然后寄来诗稿，要求作序。我向重感情，尤其是老年战友，凡以此事相求者，无不立即应承。诗稿未能通读，无可多谈者，乃就旧日共同经历朋友交情，说了几句话。对诗作虽无过多表扬，然亦无过多贬抑。稿末照例附言：如不能用，切勿勉强。随即寄回，请他定夺。序文不久又为一期刊拿去，亦曾写信通知。不意此老友在外云游两个月，方才回到家中，见到序文，先拍来一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来一封长信，略谓：如将此序用在书上，或在任何期刊发表，将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我除即刻致信刊物，追回稿件外，仍以老友资格，去信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和安慰。他接信后，再次发来加急电报：一定把序文撤下，以免影响诗集出版云云，看来如果稿子追不回来，还要有更多的纠缠和麻烦。
这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我的热意全消了。电报在我手里拿了很久，若有所悟，亦有所感：
序文不合意，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影响诗集出版呢？
当然，我们有过一个传统的观念：一部作品，或题名于奖榜之上，或列目于报告之中，或由专家题字，或得权威写评，都可以身价顿增，龙门得跃。但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那样大的法力。说好，出版者未必就赏以青睐；说不好，出版者未必就待以冷遇。况文章诗词，究非商品，即是商品，亦如欧阳修所说，市有定价，不以人言口舌定贵贱。出版社收稿，当以稿件质量为标准，读者买书，当以书籍水平为权衡，岂能单凭别人的话，以定取舍？
序者，引也。评论作品，多说好话，固是一路；然此亦甚难，如胡乱吹捧，虽讨好于作者，对广大读者实为欺骗。我所作序，多避实就虚，或谈些感想，或忆些旧事，于作品内容缺少介绍，对作者，读者，虽亦助兴导游之一途，然究非序之正体。正体之序，应提举纲要，论列篇章。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佣。
我为人愚执，好直感实言，虽吃过好多苦头，十年动乱中，且因此几至于死，然终不知悔。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是相互了解了当然，这是就我这一方面说。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婉言谢绝。我答应了，而没有从多方面考虑，把序写好，致失求者之望，又伤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在该序文的最后，我曾写道：
我苟延残喘，其亡也晚。故旧友朋，不弃衰朽，常常以序引之命责成。缅怀往日战斗情谊，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陈。好在我说错了，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秉性，不易改变，是要带到土里去的了。
今天看来，我这些话说的有些太自信了，是主观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回想过去写了那么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不过海量宽些，隐忍未发罢了。
因此，现在声明一下：从今而后，不再为别人作序。别人也不要再以此事相求。愿远近友好，诗人作家，一体垂鉴。
1982年6月16日上午——
《孙犁散文选》序
这本集子，是谢大光同志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编选而成。我看过了目录。以为：作为选家，大光是很有眼光的，他对编辑方法的见解，也很新颖，详见他所写的后记。
自从我决定不再为别人的书写序以来，为自己的书写序的兴趣，也大大淡薄了。各地委托别人代选的（有的广告上说是我自选，不确）出版的我的别集，我都没有写序。这次，大光和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一点，屡辞不获。实在没有新意，就说几句闲话吧。
我一向认为，作文和作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一、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如本质佳，油漆固可助其光泽；如质本不佳，则油漆无助于其坚实，即华丽，亦粉饰耳。
二、要有真情，要写真象。
三、文字、文章要自然。
三者之反面，则为虚伪矫饰。
以作人为譬：有的人，在那非常不光彩的年代里，他所贴的大字报，所写的大批判，所负责的刊物，所写的小说，目前仍在书店仓库里堆放着，废品站里收购着，造纸厂里还魂着，总之是还没有处理完毕，他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坐而论道：大言不惭，神气十足，俨然君子。当然，以上种种，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忘记了也不影响国计民生。但对写作来说，却并不这样简单。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文风，也是一种心术，如不痛下决心改正，要他写出有真情真象的作品，我以为十分困难。
另外，传说有一农民，在本土无以为生，乃远走他乡，在庙会集市上，操术士业以湖口。一日，他正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态说法，忽见人群中，有他的一个本村老乡，他丢下摊子，就大惭逃走了。平心而论，这种人如果改行，从事写作，倒还是可以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的。因为，他虽一时失去真象，内心仍在保留着真情。
1982年12月25日——
《远道集》后记
远道二字，引自一句古诗，取其字面冲淡，别无深意。
人到晚年，前途短促，而所思忆，常常是邈远玄虚的往事。自己走过的，是一条无止无休，山山水水，乍寒乍暖，风雨无常的路。这条路非常绵长，非常曲折，但印象又已经非常模糊，回忆起来，近似进入一种梦境。
目前，我所住的庭院，越来越乱杂，砖头瓦块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不平，我很少到院里去散步了。
今年夏天，热得奇怪。每天晚上，我不开灯，一个人坐在窗前，喝一杯凉开水，摇一把大蒲扇。用一条破毛巾擦汗。
我住的是间老朽的房，窗门地板都很破败了，小动物昆虫很多。今年耗子又特别嚣张，所作声响，有似黄鼠狼，也可能真的是黄鼠狼。破纱窗上有几只壁虎，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固定的地方，捕捉蚊蝇，并常常有小壁虎，掉在我的床铺上。有各式各样的蟋蟀在四处鸣叫，我不必再去花一角钱买叫蝈蝈了。
过去，我在秋季的山村，听过蟋蟀的合奏。那真是满山遍野，它们的繁响，能把村庄抬起，能把宇宙充塞。
夜深了，月光从窗口射进来，也有些凉意了，我钻到蚊帐里去。
记忆里的那条路，还在眼前伸展，渺渺茫茫，直到我真的进入梦境，才忘记了它的始终。
我的记忆中断
窗外明月高悬
壁虎仍在捕捉
蟋蟀仍在唱歌
一天，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来拿这部书稿，他说：
“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还要厚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我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原稿上删去的地方很多，证明烦絮话、废话增加了。明年是否还能有一本书，实在难以预期。”
那位编辑安慰我说：
“不会的，绝不会的。”
当然，以往走过的道路，不管有多么远，成败如何，那只是一个人的行程，并且已经是陈迹。未来的人生道路，那才是无止境的，充满希望的。
1983年9月5日上午——
《陋巷集》后记
以上，是我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六年五月，所写文章的汇集。两年的时间，仅得这样一本小书，较之前些年，确实是步履蹒跚了。
其内容，仍与前几册相同。过去的事，居十之五；眼前的事，居十之五。关于未来和明天的，几乎没有。这证明，在我的身上，浪漫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了。
当然，这并不是我对将来和明天，失去了信念和希望。相反，这种信念和希望，像我前几年写过的一首诗里提到的，将牢固地伴随我的终生。
我只是觉得，我老了，应该说些切实的话，有内容的话，通俗易懂的话。在选题时，要言之有物；在行文时，要直话直说，或者简短截说。
我看到当代作家的一些文字或言论。有些人总想把话说得与众不同；把话说得充满哲理，以便别人看出：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出的，只有天才的作家，才会说出这样的语言。
我不知道别的读者怎样，每逢我看到拐弯抹角，装模作样的语言时，总感到很不舒服。这像江湖卖药的广告。明明是狐臭药水，却起了个刁钻的名儿：贵妃腋下香露。不只出售者想入非非，而且将使购用者进入魔道。
古今中外，凡是真正的哲人，凡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的语言，都是质朴的，简短的。道理都是日常的，浅近的。
陋巷二字，虽不雅训，却出自圣人经典，也就是那些质朴简短的文字之中。我七岁时，入乡村小学，学校门口虽然悬挂着两面虎头牌，却原是一家农舍，处在一条陋巷之底。
我在这里读书识字，受到教育。并从此有了念书人的经历，有了自己的一生。
及至老年，我相信，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与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
仍然是陋巷里发出的弦歌。
1986年6月25日下午作——
《无为集》后记
从二十岁起，开始与文字打交道，中间曾有几次停顿。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停顿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也不是完全搁笔。运动初期，我以惜墨如金的笔意，每天对付二百字的检查，在措词取舍上，动了很多脑筋，运动后期，于一九七○年起，我与远在江西乡下的一位女性通信，持续一年又半，共计十万余字。算是一次很有效的练笔机会。使我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重理旧业，得心应手，略无生涩。
此外，就是“解放”之后，以包裹旧书为消遣。先后写在书皮上的文字，也有五万。
呜呼，人既非英杰，又非奇才，别无扬眉吐气之路，写一点失败的情书，弄一点无聊的题跋，稍微舒散一下心气，也还是可以的。从业务上说，也算是曲不离口，弦不离手吧？
以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现在这一本，题名《无为集》。
这些，都是小书，每本十万字以上。其内容，包括几个大题目：耕堂散文，芸斋小说，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记，芸斋短简。也都是单薄小文，零碎文章。
从文风和内容上看，与我过去写的东西，都有所区别。这是无足奇怪的，我现在写不出以前那样的小说，正如以前写不出现在的文章一样。此关天意，非涉人事。
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本来以文艺为人生进步而作，现在翻开一本小说，打开一本杂志，就是女人衣服脱了又脱，乳房揣了又揣，身子贴了又贴，浪话讲了又讲。
如果这个还能叫作文艺，那么倚门卖俏、站街拉客之流，岂非都成了作者？
人在青年，是不会想到晚年的，所见的是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否认和掩饰。
有些感受，不能不反映到我近年的作品和议论之中。我极力协调这些感受，使它不致流于偏激。有人说，某人整天坐在家里骂人，太无聊了。无聊有之，骂人之心，确实没有。
既不坐在家里骂人，也不跑到街上捧人。取眼之所见、身之所经为题材；以类型或典型之法去编写；以助人反思，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反映真象，汰除恩怨为箴铭。如此行文，尚能招怨，则非文章之过，乃世无是非之过也。
在文字工作上，也不是没有过错的。在进城初期所写的小说中，有的人名、地名，用得轻率，致使后来，追悔莫及。
近期所写小说，虽对以上两点，有所警惕，在取材上，又犯有不能消化的毛病。使得有些情节，容易被人指责。这都是经验不足，考虑不周，有时是偷懒取便所致。文字一事，虚实之间，千变万化，有时甚至是阴错阳差，神遣鬼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我起书名，都是偶然想到，就字面着眼，别无他意。“无为”二字，与“无为而治”一词无关，与政治无关。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意思。这是想到自己老了，既没有多少话好说，也没有多少事好写的，一种哀叹之词。也可以解释为，对自己一生没有成就的自责。也可以解释为，对余年的一种鞭策。总之，不是那么悲观，有些乐观的意思在内。
任我怎样不行，为书起个花哨俏丽的名儿，多想想，还是可以做到的。那样征订数就可以多一些。但我不愿那样做，这也是因为我老了，要说心里话，不愿再在头上插一朵鲜花，惹人发笑了。
1988年1月12日——
《〈孙犁文集〉续编》序
文集续编共三册。收入《远道集》、《尺泽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六集文章。此外尚有近年陆续发见之抗日时期及土改期间旧作，以及文集前编所未能收录者，各若干篇。约共一百万字。
经此次编辑，近作得各归部类，旧作能略存足迹。总体观之，少作不论，晚年文字，已如远山之爱，既非眼前琼林，更乏步下芳草。非时下之所好尚也。
负责审阅者，多数同志，文集前编即相助，可谓贯彻始终，帮忙到底。
文集前编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以来，数年前即已售罄，是知海内，尚有读者。今衰老日甚，年月迫促。百花热情出版此书，我也乐观其成，并认为是老年赏心乐事之一端。
然十年之中，文集前编同人，已先后逝去林呐、曾秀苍、邹明三位同志。他们不只是文集出版的倡议者，而且也都是我的知己友人。音容已渺，情谊犹存。抚卷怆然，有感今昔。
念人事之无常，叹文章之何有？悼侪辈于生前，垂空文于身后。是亦可哀伤，而无可奈何者也。要之，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
1991年8月21日晨记——
韩映山《紫苇集》小引
最近，因为学习李贺的诗，也读了杜牧写的序言。我的古文底子很差，反复诵习这篇序，才好像有所领会：古人对于为别人写序，是看得很重的，是非常负责的。杜牧谦让再三，但还是写了。他的序文，对李贺来说，我以为是最确切不过的评价。他用了很长的排偶句子，歌颂了李诗的优长之处，但也指出了他的缺点不足，这篇序文写得极有情致，极有分寸。
我正俯在桌子上读着杜牧的序文，就收到了映山寄来的一包稿子。附着一封信说：他要把自己过去写的短篇，编选成一个集子出版，要我写一篇序。这真是我意想不到也愧不敢当的事。
但因为这是映山的作品，我终于答应试一试。
我和映山，是一九五二年冬季，在保定远千里同志处认识的。那时他是一个农村青年，在保定一中读书。后来，他经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投稿。一直到现在，我们之间的文字交往并没有断绝。
这些年，在我交往的人们中间，有的是生死异途，有的是变幻百端的。在林彪和“四人帮”等政治骗子影响下，即使文艺界，也不断出现以文艺为趋附的手段，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实际上，这已经远劣于市道之交。映山很看不惯这种现象，他热爱农民的质朴，又回到他的家乡——白洋淀附近去了。我是非常赞赏他这种决断的做法的。
映山是很诚实和正直的。一次，我对他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的是暗于知人，临事寡断。”映山坦直地说：
“是这样，你有这种缺点。”如果我对别人也说这种话，所得的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后者的情况，就往往大不相同。
艺术与道德并存。任何时候，正直与诚实都是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谎言能代替艺术，人类就真的不需要艺术了。
映山无疑具备这种素质，应该发扬这种素质。他热爱农村和农民，这是可供文学才力驰骋的广阔天地。映山的作品，有他的特长，这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感觉到的。广大的读者，是艺术质量最公平可靠的裁判者，他们不以势利衡文，也不以风向转舵。
凡是为广大群众承认的作家，都是因为他们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生活，与群众思想感情之间，建立了牢固、宽广而通畅的桥梁。作家的任务是经常地毫不懈怠地通向群众的心灵深处，长期地无条件地生活在群众中间。
作家不能满足于取得的成绩，不能满足于自己的长处。应该时时刻刻向远大的目标看，艰苦卓绝地沿着伟大的征途前进。不然，他们取得的长处，就会变为短处，而为从四面八方飞来的灰尘所蒙蔽，或为各种可能遇到的风浪所淹没。
映山是很勤奋的。他不断有新的成就，他的视野越来越广大，他的驾驭题材的手段，也越来越加强。近几年来，他除去在农村生活，还在大工厂生活，这对于他的创作前景，都会增加绚丽而有力的色彩。
1978年1月23日——
方纪散文集序
轻易不得见面的曾秀苍同志，今天早晨带了一包东西，到我这里来，说：
“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我当即回答：
“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心。”
我这种义不容辞的慷慨态度，对熟悉我的疏懒性格的人来说，简直有些突如其来，一反常态了。
我要说明其中原委，共有三点。
一、我和方纪同志，是“同时代的人”。他曾经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就是这几个字。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风貌，以区别于历史长河的其他时期。每一个时代的人，也有他们特殊的经历，知识分子的特色，尤其显著。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并非自诩，我以为是很不平凡的。我们经历了中国革命进展的重大阶段。我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的共同之点还有，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队伍，这可以说是为革命而文学，也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
二、我和方纪同志，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并不认识他。一九四六年冬天，他从热河到冀中，在河间的一个小村庄，我见到了他。他是从热河赶着一匹小毛驴来的，风尘仆仆，在一家农舍，他的多情的爱人黄人晓同志，正烧水为他洗脚。此后，我们在《冀中导报》，土改运动中，以及进城后在《天津日报》，都生活工作在一起。
三、现在我们都老了，他的健康情况，尤其不好。一九六六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见到他，最近在两次集会上，我见到了他，搀扶了他，看到他那样吃力地走路、签名，我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心里想，方是多么精明强干的人，多么热情奔放的人，他有很大的抱负，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现在竟被摧残成了这个状态！当然，我的状态，也不会在他心灵中，引起完全是欣慰的感觉。
我和方在青年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经常一同骑着自行车，在冀中平原，即我们的故乡，红高粱夹峙的大道上，竞相驰骋。在他的老家，吃过他母亲为我们做的束鹿县特有的豆豉捞面。在驻地农村的黄昏，豆棚瓜架下，他操胡琴，我唱京戏。同到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开会，夜晚，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迷恋地去听一位唐姓女演员的地方戏曲。天津解放之前，我同方先到美丽的小镇胜芳，在一家临河小院，一条炕上，抵足而眠，将近一个月。进城时，因为我们的自由主义，离开了大队，几乎遭到国民党散兵的冷枪。
这些情景，都一去不返了，难得再遇。就是那些因为工作或因为生活而发生的争吵，恐怕也难得再有，值得怀念。即使还有机会争吵，我身旁也没有了兼顾情义的老伴，听不到她的劝诫了。
我和方，性格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我看到了他的优点，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缺点。他对我也是这样。在我们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面红耳赤，口出不逊，拍案而起。但事过以后，还是朋友。我死去的爱人，当时曾对他和我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她是农民，她的见解是质朴可信的。
方的才气很大，也外露。他的文章，不拘一格，文无定法，有时甚至文无定见。他常常是党之所需，时之所尚，意之所适，情之所钟，就执笔为文，洋洋洒洒。
他的胆量也大，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这样，就有几次站在危险深渊的边缘，幸而没有跌下去。
他的兴趣，方面很广，他好做事，不甘寂寞。大量的行政交际工作，帮助他了解人生现实，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他的艺术进展和锤炼。
文如其人，对方来说，尤其明显。他的散文，视野很广阔，充满真实和热烈的情感。他的文字流畅而美丽，给人以淙淙流水的音响。
时至今日，对于我们这一代老同志，一切客套，我想都不必说了。我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也珍惜方的文字。一九六六年以前，我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告诉了方。他反其意，吟成四句诗，第三句是“为了革命故”，第四句是什么也可以不管。原话我忘记了。他从南方旅行回来，送给我一个竹笔筒，就把他这四句诗，刻在上面，算是对我的激励。这个笔筒，后来被抄走，诗当然成为一条罪状。他寄怀我的其他诗文，也被家人送进了火炉，笔筒不知流落在何家的案头。
党和人民，都在认真总结我们时代的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也在总结自己的成败得失。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方的文章，是可以传世的。
方很顽强，也很乐观，他一定能战胜疾病，很快恢复健康。
1979年2月9日——
阿凤散文集序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们的部队正围攻天津，新闻战线的同志们，暂时集中在胜芳，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工作。我们准备了第一期副刊稿，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工厂文艺》。
在农村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经验很少，所以在那篇文章里，也只是提出了一般的要求。但是，进城以后，在我们的副刊版面上，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连续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在全国发生了影响。
这批工人作者中间，就有阿凤同志，他主要是写散文的。
他是铁路工人，他的散文，内容细腻而真实，文字准确而流畅，在工人作者中间，他并不是才华洋溢的，但在文章组织和文字修养方面，他好像经过正规的训练。他产量也多，一时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作家。
一九五七年以后，与他同时崭露头角的几位工人作者，都因为政治上遭到的坎坷，一蹶不振，报刊上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名字，都到外省外地，去经受严重考验。
阿凤并没有遭遇大的不幸。他的作品逐渐减少了，在艺术上也有些停滞。阿凤的为人，是谨小慎微的，与世无争的。
文艺界的风浪起伏以及同伴们的跌坠伤残，使他的写作更加严谨小心起来，与他的为人极端相称。他的作品，主要是歌颂，但并不是声嘶力竭的，其中也不包含狂言和诳言。他的作品，几乎没有暴露，即使对现实有所批评，也是轻描淡写的一提而过。他的作品，不着先鞭，不触时忌。他也不去接触特别奇特或特别重大的题材，他所叙述的常常是一个普通工人或是普通的工人家庭，在某一种政治号召下的，合情合理的自然反映。
就是这样工人出身，兢兢业业的作者，在林彪、“四人帮”当权时，也遭到白眼和歧视。显然，以角、刺、年龄、性别等条件来衡量，作为他们的文艺打手，阿凤是不能入选的。
阿凤所唱的，可以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太平歌词。他的作品，并不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尖端作品，也不是这一时代的天才作品。但它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方面的真实纪录，或者说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他本身的经历，对他周围的生活的左规右矩的画图。他在艺术上是孜孜不倦的，认真努力，持之以恒的。日积月累，才有了今天的收获，进入艺术的殿堂。
我和阿凤，文字之交已经有三十年了。对于他的为人，对于他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我认为，在我们的队伍行进之时，方向目标一致，脚步的轻重，步伐的大小，是可以有些差异的。这样才能听出时代的真正合奏。而虚伪和矫饰，无论在生活方面或是在艺术方面，都是不足取的，可耻的。读着阿凤的作品，感到朴素自然，他的作文可以说是“思无邪”的。
很长时间，阿凤成为天津老一代工人作者仅存的硕果，鲁殿灵光。每当我看到他的名字或他的作品，就百感交集。他是我们那个副刊的小小版面上，一时群星灿烂后残存的一颗寂寥的星；他是我们当时苦心经营组织起来的，那一支并不很小的作者队伍，兵折将损后，荷戟彷徨的一员“福将”；他是五十年代，在这一苗圃里生根成长起来，未遭砍伐的一棵老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