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16

很长时间，我不自量力，想总结一下我们办刊物、培养和组织新的作者，成功或失败的，回忆起来愉快或沉重的经验教训。结果，都力不从心地放下了。只是在去年整理的一篇《编辑笔记》中，简单地谈到两个工人作者，其中第一个就是指的阿凤。读者不嫌麻烦，是可以找来参考的。

1979年3月20日夜

克明《荷灯记》序

克明同志很谦虚，最近给我来信，要我为他的短篇小说集写篇序。这是不好推托的。

因为也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年老力衰，很愿意为故交们做些引导、打杂、清扫道路的工作，使热心的游览者，得以顺利地畅快地进入他们精心创造的园林之中。

我和克明认识，是在抗日战争结束，我在河间一带工作的时候。真正熟起来，是在土地改革期间，我在饶阳大官亭工作的时候。

大官亭有个规模不小的完全小学。我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间大课室里，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满天星斗。有时是鸡叫头遍了。

学校的老师们，和我关系都很好。每逢集日，他们是要改善生活的，校长总是邀请我去参加，并请一位青年女老师端给我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

吃饱了，就和老师们文化娱乐一番，我那时很好唱京戏。

在这种场合，常常遇到克明。他那时穿着军装，脸上总是充满笑容，很容易使人亲近。那时他已经常常在《冀中导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了。

进城以后，克明常来看望我。我病了，他从北京给我买了一大瓶中药丸。三年困难期间，他同小秀（就是上面提到的青年女老师）给我送来一包点心，这包点心也不过一斤重，不知为什么，竟触动我心底的情感，写了一首旧诗。这首旧诗，几年后，我把它投入了火炉，内容也完全忘记了。

克明的文章，很多是写儿童生活的，明快流利，主题鲜明乐观，和他那总是笑咪咪的模样相仿。他在政治和生活的道路上，是屡屡跌跤。土改期间，以莫须有的问题受到审查；

事情过后，又被错划为“右派”。背着这个黑锅，经过一九六六年以来的运动，其遭遇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他被下放到郊区，自己筑土、伐木，打坯盖房，携家带口，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

克明有股牛劲，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写作，计划还满不小。他和村中青年合写的小说初稿，我是看到过的。

现在，他也接近老年了，就是那位小秀，她的最小的女儿，也比她在大官亭教书时大多了。时光的流逝，确实是很快的。

受到克明的委托，我就开始考虑怎样来写这篇所谓序。半夜醒来，反复措辞，难得要领。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的。而克明要求我，写一篇“教训的序言”。什么是我们的教训呢，我想到两点：

一、对于现实，对于生活，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看得真切一些，看得深入一些。没有看到的，我们不要去写，还没有看真看透的东西，暂时也不要去写，而先去深入生活。我们表现生活，反映现实，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就是说要合乎客观的实际，而出之以艺术家的真诚。这样，我们写成作品以后，除去艺术加工，就不要去轻易作内容方面的改动了。遇到不正确的批评时，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不畏一人之言，甚至可以不畏由一人之言引起的“群言”。现在，有的作品印成出书，还不断随时改易，随势改易，甚至随事随人改易，像修订政策法令一样，这是不足为训的。

二、我们要对文学艺术的基础理论，进行必要的补课。缺多少补多少。在战争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些作者，我同克明都在内，得生活的教育多，受书本的教育少。遇到那些文痞们的棍棒主义文艺学说，不一定是慑于他们的权势，倒常常是为他们那些似是而非的、“左”得出奇的理论所迷惑，失去自己的主张，有时会迁就那些明明是错误的论点，损害了自己的良知良能。甚至有时产生悲观绝望的心情，厌世轻生。这都是因为我们平素没有充足的武器以自卫的缘故。

克明的阅历，比我广泛得多，积累的经验，也自然比我多，而且深刻。回顾过去，当然是为了前进。我想，克明目前虽然也显得有些衰老，又多病，但是他的一贯乐观主义的精神，丰富的生活体验，会支持与鼓励他进行新的创作，新的长征。

青春燃起的革命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对于生活，仍然是要充满信心的。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

我十分高兴，把克明盛年开放的这一束花朵，介绍给亲爱的读者，请你们批评。

1979年4月11日晨

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小引

万国儒同志原是工人，他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五十年代后期。短短数年间，他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可见他的生产力是很高的。一九六六年以后，他也被迫搁笔，一直十几年。不然，正当青春旺盛之年，他在创作上的收获，原是不可估量的。

茅盾同志，对万国儒的创作，精辟地评价为：

“给了我们很多风趣盎然，而又意义很深的仅二、三千字或者竟有千余字的短篇，这在短篇小说不能短的今天时尚中，不能不引人注意。”

这可以说是不刊之论，我有同感。万国儒的小说，较之其他一些工人作者的作品，是多情趣的，涉及的生活，也比较广泛。他的思路比较广，也比较活泼。本来我可以不再说什么了。

但放眼未来，为了发扬前辈赞许我们的那些长处，克服我们已经觉察到的那些短处，在总结经验的意义上，我又想到：

一、要扩大生活的视野。

本来，生活就像太空的星云一样，它是浑然一体，千变万化，互相涉及，互为因果的。但在过去，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好像工人作家就应该只写工人。当然，作家原是工人，他对工人比较熟悉，可能反映工人生活多一些。假如定为一条理论，那就非常荒谬了。凡是一种人为的框子，总是像古语说的“城里高一尺，城外高一丈”，越来越加码的。

工人作家既是只能写工人，势必就只写一家工厂，或一个车间。连写到家属宿舍，都要考虑考虑，就更不必说去写广大的社会了。

清规戒律一旦在头脑中生根，就会产生种种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工人作家，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他的一言一行，影响至巨。工人作家头脑中一旦有了这些概念，他既要选择正面，又要选择先进，在对这些高大者进行艺术处理时，又必定叫他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照顾影响，其作品之干燥无味，就定而不可移了。

如果我们的创作，划界分片，只能是工写工，农写农，兵写兵，其他领域情况之糟糕，定与上述相同。

因为这样主张，无形是限制了作家们的视野，限制了他们的生活之路和创作之路。使一些初学者，略有成就，就满足现状，或者长期打不开圈子，打不开境界，致使作品停滞不前。

二、扩大借鉴的范围。

我们都知道仰慕那些老一辈的革命作家。研究他们的创作道路的同时，须知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们一生，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读了汗牛充栋的书。他们不只读中国书，还都注意到读外国书，他们都精通一种或几种外文，可以直接阅读。我幼年读过郁达夫的一篇自述，他在日本读的外国小说，那数量是使人吃惊的。我们读的书很少，这是我们创作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四人帮”的禁锢一切，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因。

林彪虽然不学，但有时还假惺惺地提提托尔斯泰，到了江青，就什么也不许借鉴了。

我们的文学，也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正是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反映。不是叫我们去学习什么外国的现代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外国文学的现状，作为借鉴，要从人家那里吸取有益的营养。

我们要摆脱愚昧或半愚昧的状态。

万国儒同志，富于春秋，他今后的成就，还是不可限量的。以上云云，是我写出来，同他，同所有文艺伙伴们共勉的。

1979年5月29日上午

《刘绍棠小说选》序

今天中午，收到绍棠同志从北京来信：

“现将出版社给我的公函随信附上，请您在百忙中为我写一篇序，然后将序和公函寄给我。

“由于发稿时间紧迫，不得不请您赶作，很是不安。”

于是，我匆匆吃过午饭，就俯在桌子上来了。

绍棠同志和我的文字之交，见于他在黑龙江一次会议上热情洋溢的发言，还见于他的自传，我这里就从略了。

去年冬初，在北京虎坊桥一家旅社，夜晚，他同从维熙同志来看我。我不能见到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见到他们，我很激动，同他们说了很多说。其中对绍棠说了：一、不要再骄傲；二、不要赶浪头；三、要保持自己的风格——等等率直的话。

他们走后，我是很难入睡的。我反复地想念：这二十年，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天寒地冻，风雨飘摇的二十年。是无情的风雨，袭击着多情善感的青年作家。承受风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和在我身上，或许有所不同吧？现在，他们站在我的面前，挺拔而俊秀，沉着而深思，似乎并不带有风雨袭击的痕迹。风雨对于他们，只能成为磨砺，锤炼，助长和完成，促使他们成为一代有用之材。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已近衰残，风雨之后，其形态，是不能和他们青年人相比的。

这一个夜晚，我是非常高兴的，很多年没有如此高兴过了。

前些日子，我写信给绍棠同志，说：

“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

看来，绍棠同志没有忘记我，也还没有厌弃我的因循守旧。当他的自选集出版的时候，我还有什么话，要同他商讨呢？

我想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来之不易的。是应该一代代传下去，并加以发扬的。“五四”前后，中国的现实主义，由鲁迅先生和其他文学先驱奠定了基础。这基础是很巩固、很深厚的。现实主义的旗帜，是与中国革命的旗帜同时并举的，它有无比宏大的感召力量。中国的现实主义，伴随中国革命而胜利前进，历经了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这一旗帜，因为无数先烈的肝脑涂地，它的色彩和战斗力量，越来越加强了。

中国的现实主义，首先是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同时，它也结合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和世界文学的历史。毫无疑义，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和俄国文学，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日本和美国的文学，对我国的现实主义，也起了丰富和借鉴的作用。介绍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家，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同形形色色的文学上的反动潮流、颓废现象不断斗争，才得以壮大和巩固的。它战胜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以及影响很大的鸳鸯蝴蝶派。历次战斗，都不是轻而易举，也绝不是侥幸成功的。现实主义将是永生的。就是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手执屠刀的魔鬼，也不能把它毁灭。

但是，需要我们来维护。我们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传统，绍棠同志的作品，具备这一传统。

1979年12月19日下午2时

《从维熙小说选》序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就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为“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愿意叫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

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从维熙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老伴是一个文盲，她之所以能“青年作家”云云，不过是因为与我朝夕相处，耳闻目染的结果。

二年之后，她就更为迷惑：她的童年结发、饱经忧患、手无缚鸡之力、终年闭门思过、与世从来无争的丈夫，也终于逃不过文人的浩劫。

作家的生活，受到残酷的干预。我也没法向老伴解释。如果我对她说，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国情，她能够理解吗？

她不能理解。不久，她带着一连串问号，安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安息，这一点颇使远近了解我性格的人们，出乎意外。既然没有安息，就又要有人事来往，就又要有喜怒哀乐，就不得不回忆过去，展望前景。前几年，又接到了维熙的信，说他已经从那个环境里调出来，现在山西临汾搞创作。我复信说：

“过去十余年，有失也有得。如果能单纯从文学事业来说，所得是很大的。”

同信，我劝他不要搞电影，集中精力写小说。

不久，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洁白的睡莲花》，来信叫我看，并说他想从中尝试一下浪漫主义。

我看过小说，给他写信，说小说写得很好，还是现实主义的。并劝他先不要追求什么浪漫主义，只有把现实主义的基础打好了，才能产生真正的浪漫主义。

再以后，就是我和他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

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因为前些日子，为刘绍棠同志写序文时，过于紧迫，意犹未尽，颇觉遗憾。现在就把那未了的文字，移在这里，转赠维熙，并补绍棠。

在为绍棠写的序文中，我喊叫：要维护现实主义传统。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传统呢？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需要何种努力？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曾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在绍棠的来信之上：

我以为，现实主义的任务，首先是反映现实生活。在深刻卓异的反映中，创造出典型。不可能凭作家主观愿望，妄想去解决当前生活中的什么具体问题，使他的人物成为时代生活的主宰。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生活，对于人物，不能是浮光掠影的。作家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时，其动机也绝不是为了新鲜应时，投其所好，以希取宠的。

现实主义的作家，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准备，其中包括在艺术方面的各种探求。经过长时期的认真不懈的努力，才能换来发掘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凡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不会是循迹准声之作，都是有独创性的。

另外，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具备一种艺术效果上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

写到这里，真的完了。但还有一点尾声。直到今日，我和维熙，见面也不过两、三次。最初，他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了，我和他们在报社的会议室见了一面。我编刊物，从来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我以为我们这一行，只应该有文字之交。现在，我已届风烛残年，却对维熙他们这一代正在意气风发的作家，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和希望。希望他们不断写出好作品。有一次，我写信对他说：

“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

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

我有时还想到一些往事。我想，一九五七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

1980年1月27日上午，收见维熙来信，下午2时写成。

吴泰昌《艺文轶话》序

我和泰昌同志，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接触的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很干练的编辑，很合格的编辑。他在工作上，非常谦虚。当今之世，不合格的编辑并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无，而这些人，架子却很大，很不谦虚。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艺报》上的那次谈话。我是很不善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

“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

当时在坐的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当然，他能够完成任务，还因为在同我接触中，他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虚心的工作态度。

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观我国文化史，有许多例子证明，编辑工作和学术之间，有一条互通之路。有许多作家学者，在撰述之暇，从事书刊编纂；也有因编辑工作之年积月累，终于成为学者或作家。凡是严肃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他的收获总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外，还不断写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带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欢读这类文章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年，太缺乏治学的空气了。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认真求实的精神，是提高识力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学术空气，渐渐浓厚。但是脱离实际，空大之风，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块文章，人们看到，它摆开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有那么多议论，便称之为学院派。贬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实学院派的文章，总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没有什么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经据典，人云亦云，读者就不如去自翻经典。或作者虽系一人，而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说，这种文章，是连学院派也够不上的。

这就涉及到治学方法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标榜用的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但如果牵强附会，或只是一种皮毛，甚至皮毛之内，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不能用政治或立场观点来代替。学术研究的是客观存在。学术是朴素的，过去叫做朴学。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领，只是赶时髦，求得通过，对于学术，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学术，是要积蓄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并不单纯是方法问题。过去我国的学术，用的都是旧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种，我们的祖先也能生产食粮一样。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时间，能得到很大收益。写文章，不尚高远，选择一些小题目。这种办法很可取。小题目认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并能取信于人，取信于后世，取信于科学，题目再小，也是有价值的。

当他的《艺文轶话》就要付印的时候，泰昌愿意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把平日的一点感想写出，与泰昌同志共勉。

1980年9月24日

柳溪短篇小说选集序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到了河间。《冀中导报》给我登了像一张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这则消息，使我几乎得福，旋而得祸。

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个作家（那时还很少这样称呼），就想叫我去担任“重要职务”。这在别人看来，显达的通途，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可是一问熟悉我的人，都说：“他干不了。”

因此就没有做了官，一直潦倒至于今日。至于那祸，因为这则有人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消息，它的副作用也相当大，第二年土地改革，就给我引来了本可避免或从轻的批判。虚名能招实祸，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区党委还是很关心我，叫我主编了《平原杂志》，确实是“主编”，因为并没有一个同事。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的捎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是我的床铺兼坐位，床前放了一张小破桌。

不久，传说新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又不久，传说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学生分配到这里来。这并非讹传，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同志。

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送走她以后，我想：从在山里时，我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成了习惯。添一个人，反倒多一个人的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方便。我随即这样回复了上级。

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编刊物、写稿子的时间，也不过是半月。

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

我同她站在大道上，寒暄几句，又各奔东西。

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带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不记得柳溪在老区的写作情况，进城以后，她很快就成为有名的作家了。

在老区，也没有“女作家”这个称号，就是荷枪的女战士，也并不享受什么特殊的荣誉和待遇。在大都会，则是另一回事。女作家一旦成名，便有很多身外之物包围她。柳溪好像并没有这种经历，未享捧场之乐，已遭坠渊之苦，她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坎坷了。

去年我才知道她是纪昀的后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柳溪幼时，恐怕她的家庭，已经没落了。然而，正像荣华是没落之基一样，没落是奋起之基，柳溪幼年的学习，以及后来的写作，都是很刻苦的。我相信遗传学，她的文字，她的为人，据我看来，都有她远祖的遗风。她为人开朗，好言笑。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划深到，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她的作品，在她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时，我已经拜读不少，常常为她那种女同志不易有的豪放，击节叫好。

柳溪同志经历了漫长的艰难之途，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现在重登文坛，才力不衰，新作甚富，她的文学事业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在衰老之年，忆些青春旧事，作为她的小说集的发端吧！

1980年11月5日下午3时

曼晴诗选序

在五十年代之初，即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进入城市之时，我曾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介绍曼晴同志的诗。我说他的诗热情、朴素、自然。这篇文章以后一直存在于我那本《文学短论》之中，没有听到过不同的意见，我也没有作过修改。就是说，对于他的诗，我今天的看法，仍然如此。

但是，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不见曼晴，已有二十年。新近收到在《河北日报》工作的赵成章同志的信，他说：“已经替你问候过曼晴同志了，他满头白发，忙着编《滹沱河畔》，叫人有望而生怜之感！”

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曼晴就是这么一种干劲，一种精神，在三十年代之初，他已经是中国新诗歌运动的积极分子。

抗日期间，他是晋察冀边区著名的《诗建设》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者。他对于诗，简直可以说生死与共的，诗就是他的第二生命。我可以放肆地说，只要一息尚存，他就不能不写诗，不关心诗！前些日子，我见到他寄来的两本诗专号（《邢台文艺》和《滹沱河畔》），我翻着想着：不是曼晴，不会编出这样的刊物。

当然，他所主持的《滹沱河畔》，并不是什么显赫的文学期刊，只是一个地区的文艺刊物，而且从今年起才得公开发行。他担任的职务，也只是一个地区的文联负责人。他的名字，也很少在高级的诗歌刊物上见到。他写得并不少，《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倒经常发表他的诗，这个周刊也只是一个地方刊物。

因此，有很多读者，对于这样一位老诗人，一位曾经在中国新诗歌运动中，出过大汗大力的人，一位孜孜不倦，壮心不已的文艺战士，恐怕有些陌生了吧。我们的诗坛，有时也是喜欢看花红热闹的，有时也是看广告招牌的。但是，我敢断言，我们经历的时代，不会忘记他，中国新诗歌的历史，不会忘记他的。

几年来，我常常想：曼晴为什么还不出一本诗选？难道他写的比别人少吗？写的不如别人好吗？有人告诉我说，诗的行市不太好。文学艺术一旦和生财之道联系起来，我真的也觉得没有办法好想了。而曼晴也真的写不出那种“突破”式的或“探索”式的，能使评论家刮日相待的冒尖作品。

今天收到了曼晴的信，说他的诗选可以出版了。这就好了，我为他高兴。他又要我写一篇序，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没等他把稿子寄来，就下笔了。

曼晴和我，可以说是老战友了吧。我是一直这样想，并且这样看待他，怀念他的。前些日子，为了给他助兴，我寄给他一首不像样的诗，他马上回信，大加赞赏。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在晋察冀边区，当他读过我的第一首诗的时候，就是这样热情、真诚地鼓励我的。虽然我们处在万事多变的年代，他的这种诗人的天真之心，是不会改变的。

1981年1月19日晚

金梅《文海求珠集》序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些文艺评论所以写不好，是因为作者没有创作实践云云。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刘勰并不是一位作家，也没有创作实践，但是他写出了一部《文心雕龙》。古往今来无数著名作家，却谁也未能写出一部这样的书，与之抗衡。钟嵘的《诗品》也是如此。

当然，我也常劝初学写作的同志：如果愿意读一些文艺理论，最好是读那些大作家的文章。这只是说，作为文艺理论，有实践经验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比较起一般理论家的文章，更容易符合艺术的实际和规律。这是就一般而言。有些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其全面性、规律性、科学性，远非把精力专注于创作的作家可比。作家的理论，常常是零碎的、一时的，而又常常带着个人的偏颇爱好。

作家的艺术观，是一个整体。它主要不是表现在理论方面，而是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凡是大作家，都是无所保留地把他的艺术见解，或明或暗地表现在作品里面。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无不如此。在每个人的小说中，几乎是和盘托出了他们的文艺理论。

评论家的职责在于：从作品中，无所孑遗地钩索这些艺术见解，然后归纳为理论，归结为规律。这要研究很多作家，探讨很多作品，在每一个时期，发现其共同的东西，在历史长河的激荡中，记录其不同的拍节。要广读深思，要与作家的文心相通相印。

在研究作家和作品时，理论家要虚怀若谷，不存成见。要视作家如友朋，同气相求，体会其甘苦，同情其遭际，知人论世。既要看到历史背景，也要看到作家的特异的性质，特殊的创造。

“广读深思”，这四个字最重要，是刘勰成功的奥秘所在。

如果允许我谈一些过去和现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的不足之处，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评论家的治学态度，有些浮浅，而神态高傲，对作家取居高临下之势；条文记得不少，而摸不到艺术规律；文章所引证，常常是那么几个人云亦云现成的例子，证明读书，并不是那么用功；一个劲地追赶“形势”，获得“正确”，疲于奔命，前前后后的文章，都能使人感到那种气喘嘘嘘的紧迫样儿。而前后矛盾，一生不能自圆其说者，也并不乏人。

这是失败了的文艺理论。对文艺理论有所误解，做起来就必有偏差。一切理论都有具体对象。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了它的对象。才能正确无误地去指导它的对象。文艺理论的对象，是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要阅读大量的作品，研究大量的作家。要研究成功之作，也要研究失败之作；要研究成熟的作品，也要研究初学的作品。要研究作家依存的时代、环境，要研究作家的工作、生活，研究他们的心理、病理。掌握大量材料，然后面壁加以深思，谨慎地提出论点。要取精用宏，要才识兼备。要代作家作品立言，而不单单是代圣人立言。所为文章，所发言词，谦虚信实，若有不足，若有不胜，使人读起来，有咀嚼回味的余地。要增加学术内容，要减少文章中的烟硝火气，因为那种炮击似的文章，在某一时期，对手无寸铁的作家、作品，虽然具备很强的杀伤力，但过了那一特殊时刻，它本身也会烟消火灭，一点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所谓“大批判”这种文章体制，其流毒的深远，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正像被“四人帮”败坏了的社会风尚、伦理道德一样。这种文体，是文艺评论的一种可悲的退化，是用封建、法西斯的政治手段代替了的文艺批评。这种文体实事求是地讲，并不是姚文元一个人的创造，就其逐步形成来说，可以推得更远一些。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极“左”的文体，但左右难分，方位易变，究其实际，是中世纪黑暗文化统制的再现，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非常可怕的倒行逆施。

这样的文体，其特色是：写起来极为方便，骂起来极为痛快，最能盅惑人心，易收愚民政策之效。在四十年代后期，它已经在我们的文艺评论中，显示端倪。姚文元、戚本禹之流，不过集其大成，发挥到极致罢了。这种文体，因为并不是一种文思、文才的启发与导引，而是一种八股式的程式、工架，所以学起来也是很方便、很现成的。弄到后来，可以无需学问，无需思考，就可以写成洋洋万言的、声势吓人的大文章。因此，有那么一个时期，大批判文章，充斥在报刊、杂志、街头、讲坛之上。

这种文体，学习感染容易，戒除改正则甚困难。如果你在过去，曾经写过几年这样的文章，我敢断言，它就会像恶魔缠身一样，使你长期无法摆脱。虽然你有心像戒除鸦片烟一样，想改弦更张，但一遇到机会，这种文风，就又会在新题目之下暴露出来，就像故事里说的那种厨师一样，偷肉偷惯了，就会不分场合，不分里外，见肉就往怀里揣的。

在文艺评论中，清除这种对民族国家非常不祥的文风，无疑是一件极其迫切、极其艰巨的任务。文艺评论是要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对花木可以进行修剪，但不能一味地诉诸砍伐。古人有言：友直、友谅、友多闻。文学艺术家，希望于文艺评论家的，大概也是这种意思吧！

金梅同志从他多年来写的近百篇文艺评论中，选择三十多篇，准备结集出版，愿意我写几句话。金梅帮我做过不少事，我应该为他写一点。但我身体不好，视力也差，不能看很多文章，只能说些题外的话，也没有什么新意。这是要请他原谅的。

1981年6月10日灯下——

张志民小说选序

最近邹明同志去北京组稿，带回张志民同志的一封信，说是要把过去写的短篇小说，重新编整，出一本书，要我写几句话。对于老朋友在这一方面的嘱托，我总是即刻就构思、动笔的。

志民在参加抗日战争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在抗战中期，他开始写作，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和散文。一九四九年进入天津以后，他时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发表作品。从那时，我同他熟识起来。志民后来以写诗为主，并以诗成为名家，他的小说散文作品，遂被诗作所掩。

志民为人热情诚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战争年代培养起来的那一代青年的典型风貌。他后来致力于诗，更加深加强了他的这些气质。一九六二年，我大病初愈，在北京见到了他，亲切如故。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开会，又遇到了他。

他坐了多年牢房，头发已经有些白了，看不出有什么颓唐，还是很热情地和我谈了很久，并特意给我送去两枚野胡桃，说是人老了，手里拿着这个玩玩，是有好处的。他说，这种胡桃出自他的家乡深山里，近年来，大个的不容易找到了，这一副小些，但拿起来方便。

这点礼品，真是投我所好，使我非常喜欢，直到现在，每天闲时，还拿起来，在手心里搓磨。我想：志民从小入伍，手里拿的是枪、手榴弹和铲镐，当然也拿笔。现在，他居然想到叫我拿拿这个，总之是不愿意叫我的两只手闲着吧。想到这些，我就不由地笑了。当然也想到他在牢狱中，被铐起来的手，以及他的愤怒。

想起这些，我的心情就沉重起来，手里的核桃也就玩不下去了。是的，志民和许多人，经历了这样的一段历史。他们度过了艰苦贫寒的童年，然后进入了反抗残暴侵略的行列；

他们学会了运用文字，这些文字，是伴随着枪声，射向敌人的。是伴随着犁耧，生产粮食的。无论文武，他们只是一名来自农民的战士，和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的战斗、牺牲，是没有个人的要求的，是没有个人的计较的。你说是受苦受难也好，你说是命里注定也好，你说是一片空白也好，中国的历史，总会记得有这样一批战士，我们的地图，标志着他们荷枪实弹战斗过的许多地方。

自此以后，才有了幸福的一代人。才有了吃牛奶面包长大的一代。其中也有在政治风浪中，坐着氢气球、救生艇飘游，在风平浪静，政治清明之时，回到地面上，写几篇作品，然后就逐华筵，争驿舍，肥马轻车，登泰山小天下，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人。但是苏轼曾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况大言不惭者乎！

古人说：取材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但历史和文学，并非完全如此。超越之说，也不是很科学的。强调过甚，同样会成为一种历史虚无观点。对于志民的这些短篇小说，我是熟悉的。我以为这些作品，记录了时代，记录了志民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战斗和劳动的经历。其中没有虚妄，因此也就没有狂诞。这些作品，是朴实的，含有作家的激情和理想。作家对人民是忠诚的，是谦虚的，是知道一尺布、一升米来之不易，是知道天高地厚的。因此，可以断言：这些作品将被历史所容受、记录，也会被今天的生活所承认、证实。

现在听说志民想重新把小说拿起来，继续写下去，这就更好了。

1981年7月16日大雨过后灯下记

王昌定《绿叶集》序

太平天国自我毁灭，曾国藩侥幸成功，又窜身文艺，一时被阿谀权势者推为领袖，号称桐城派的复兴。他提出文章有三大领域，即义理、词章和考据。义理一类，实即指的散文。

其实，仔细读读曾氏的文章，只会感到矫揉造作，既无真情，亦无实感。在起承转合上，学习桐城派的气的运用，也不过是虚张声势。

因为所谓义理，在他那里，虽然说得冠冕堂皇，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刻之碑碣，自无不可；悬之庙堂，也是合乎体统的。如果想使读者信服感动，就很困难了。

义理依附于现实，依附于时代和社会。文章必作真实的反映，然后才有义理产生，义理才能深入人心。作者无真情，所反映者即非真相，虽然虚情假意地在那里大哭、大笑、大喊叫，只能使路人有滑稽之感，和莫名其妙的心情。

古往今来，这样的文章是很多的，并非曾国藩一个人。

桐城派古文，到了同、光时期，它原有的一点生命力，也渐渐消失了。这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很有关联。“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人振臂一呼，这一派文章，应声土崩瓦解，是有时代的因素的。

广大读者厌弃了这种空谈义理的文章，乃去探求真情实感的文章。这一时期，人们推崇像《浮生六记》那样的作者，有很多人去模拟学习。其实写个人私情，不过是散文的一体；

散文和别的文字一样，所重仍在社会意义。同时因为翻译大兴，从国外又介绍进来很多新品种，英国的，俄国的，日本的，印度的散文，都对中国散文创作，起过很大影响。其中，有的在中国现实土壤生根，也有的只是昙花一现。

总的趋势是，避免空谈和说教，解放思想和感情，面对现实人生，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五四”以来，确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品。

所谓生活的义和理，在这些散文中，都有所反映，并有所形成。

王昌定同志要出一本散文集，征序于我，年老多病，眼界不宽，只能谈些感想如上。

昌定曾以一篇谈诗歌创作的杂文，招致大祸。短短一篇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文章，当时竟引出那样的声势和局面，千百年后，是一定不能理解的。“四人帮”倒台以后，昌定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性的文章，我当时看后，曾对他说揭露得含糊了一些。昌定笑着答：太露骨了，恐怕再惹乱子。我听了以后，一方面自悔失言，因为自身卑弱，我是从来不在处事为文上，去鼓励别人“勇敢”和“大胆”的。另一方面，我又为昌定能不忘前事，作为后事之师，十分赞赏。

我有时想：在人生漫长坎坷的旅途上，受些苦难，心有余悸，并不是坏事；而有恃无恐，则很危险。历史上一些纨袴子弟，处一帆风顺之时，罢棹傲歌，玩忽天地之覆载，自视为时代的宠儿，目空一切，得意忘形，他们的前途，就常常有可忧虑的地方了。因为，以其膏粱娇嫩之躯，稍遇颠簸，必至倾覆，泥首污身，不能自拔，尚能望其如平日放言，以名节自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