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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作者：孙犁 【完结】 >
孙犁散文集.txt
文学现象，自然是社会现象、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目前通俗文学的流行，与时代思潮模糊，密切相关。它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分别，不在于它提供的形式，而在于它提供的内容。这与其说是文学上的一次顿挫，不如说是哲学上的一次顿挫。然而现象变幻的结果，必然是曲终奏雅，重归于正的。
1984年11月30日
谈鼓吹
按照昭明太子的说法，文章重要的一体，为歌颂。“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因此，如果文章做得确实好，再得到评论界的颂扬鼓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鼓吹，并不是坏名词。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我有一部文明书局石印的小书，就名为《唐诗鼓吹》。可见，在过去，无论是选家，还是评论家，都不忌讳这个词儿。
我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充当过鼓吹手，充当这种脚色，也不能说仅是一次两次。
既然做得多了，也就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愿与从事鼓吹的同志们商讨。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对青年，初学写作者，鼓吹较多，对名家鼓吹较少。
对青年，初学写作者，已经步上名家高台的，也就不去鼓吹了。
理由：凡是青年，初学写作者，还都处在步履艰难阶段。
扶他一把，哪怕是轻轻的一把，他也很容易动感情，会有知己之感。就是批评他两句，指出他一些缺点，他也是高兴的。
如果他平步青云，成了红人，评论者蜂拥而上，包围得风雨不透，就不要再去沾边，最好退下来，再去寻找新的青年，新的初学写作者。因为此时此地，对他来说，过去那种鼓吹法，已经不顶事。他需要的是步步高的调门，至于谈缺点，讲不足，那就更是不识时务了。
二、对于名家，特别是兼有某种“官衔”、某种地位的名家，无论他来信表示多么谦逊，也不要轻易去评论人家的作品，每逢大考之期，即评奖举行之时，也不要对竞争中的作品，轻易发言。
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害怕名家，或其他心理。是因为：如果你提出的意见，只是人云亦云的，那对双方都是浪费；如果你提出与众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名家是很不习惯接受的；如果确实看到了艺术上成功的要点或失败的要害，估计这一位名家，也能有为之折服的涵养，还要考虑到他的周围那些抬轿子的职业家。再说，指出要点，为人折服，谈何容易？有那种眼力和修养吗？人贵有自知之明，最妥当的办法，还是不要去碰。
三、对于老朋友，其中包括原来是初学写作者，也曾鼓吹过，现在已经到了中年，文坛之上，小有地位，如果又有新作，看过，觉得好，也可以再为鼓吹。但也只限一两次，不可多为。
总之，鼓吹不可废。文学之有鼓吹，正如戏曲之有捧场。
但鼓吹也是要有立场，要有分寸的。前不久，读了一本洪宪时期的笔记，上记名士易实甫，在剧场捧坤角时，埋首裤裆，高举双臂，鼓掌不息。口中还不断胡言乱语，甚至亲妈亲娘地喊叫。如果所记是实，这种捧场，就未免过分了些，有失体统了。
1985年6月13日
官浮于文
最近收到某县一人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现在是六月份，收到的刊物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一个县根据情况，成立一个文艺社或几个文艺社，联络感情，交流心得，都是应该的，必不可少的。这样大而重叠的组织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也可能是少见多怪。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如某大刊物，用整个封二版面，大字刊登编委名单，就使人有声势赫然类似委任状之感。
这个文艺社，不知有多少社员，据介绍它的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也席者九十余人。一个县的文艺社开会，为什么不让全体社员参加，还要开代表会？这里先不去谈。一个代表，代表几名会员，也难以测知。就算代表三个吧，二百七十名会员的文艺社，用得着由六十三个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吗？
四开不定期小报，用得着二十二个人组成的编委会吗？
据介绍，代表大会期间，有报告，有章程，有规划，有决议，有慰问信。这都是开大会的常规。作为一个文艺社，读书和创作方面的措施，都没有具体的介绍。
目前文艺界开肝，对创作议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在大会之上，作家们不是在作品上共研讨，而是在选票上争多少。一旦当选，便认为与众不同，一旦票多，则更认为民心所向。果如是乎？
而且很多人去争，弄得一些老实人，也坐不住，跟着上。不只形成一种奇异心理，而且造成一种市场现象，这能说是新时代文艺界的幸事吗？
平日闲谈之间，也曾问过一位明达事理，对官场、文场也都熟悉的同志：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人们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
这个同志答道：
“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和我谈话的同志，原来在一个协会当秘书长，我劝他退下来专心创作，听了他的一番话之后，我也同意他再弄个官儿干几年，结果他又去当了什么研究会的会长。
文艺和官，连在一起，好像不调和，其实，古已有之，即翰林学士之类。不过没有现在这么多罢了。其俸禄，仍由吏部掌管，像现在的文艺社，协会等等，过去也有类似之团体，但其开支，都是自筹的，今天机构之所以越来越庞大，竞争越来越激烈，是因为这些文艺团体，实际上已经与官场衙门，没有多少区别了。此亦谈文艺改革者，所当考虑者乎？
1985年6月15日
诗外功夫
在报刊上，常看到文艺界一些模范事迹。如某作家，在公共汽车上降服了惯匪流氓；某编辑一手接过业余作者的稿件，一手送给他二百元零花，并在修改稿件期间，给作者炖小鸡，送水果；某诗人代人打了一场难打的官司，居然打赢了等等。都感到这些同志形象高大，所作所为，近于侠义。
好在前两项没人要求我去做。第一，自己年老、体弱、多病，看见流氓，避之唯恐不及，当然谈不上与之交手对抗。第二，负责看看稿子，有时还可以做到，经济上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是有些不方便了。第三项，却有人找到名下来。信上说，某某作家替人打赢了官司，你也替我打打吧。复印来的材料，我都看不清楚，这使我很为难。我从来没有打过官司，自幼母亲教育我：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相到过告状，打官司。此事也难以向来信者说清楚，只好置之，我想他还会去找那一位能打赢官司的诗人的，能者多劳吧。不久见他登报声明，招架不住了。
人的能力、志趣、爱好，确是各有不同，不能求全责备的。作家而兼勇士，编辑而兼义侠，诗人而擅诉讼，这都是令人羡慕的。但恐怕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即如编辑，月薪六十元，一见面就掏出二百，没有点存项，就做不到。认真处理稿子，善始善终，也就可以说是克尽厥职了。君任其难者，我从其易者。
在中国，人多，事情也多，目前，个人从事一份慈善事业，恐怕也不能持久。一个作家，在汽车上如果连续两次捉拿强盗，管保不久就有人把你聘请为治保员。一个编辑，如果对每个业余作者，都包办生活费用，他的办公桌上，稿件将积压成山，有多少存款，也得宣告破产。诗人继续替人打官司，只能改业律师。
有些事情，作为新鲜例子，宣传宣传，固无不可，大家都仿效起来，有时就行不通。因为这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就像某纱厂的女浴室，不断受到流氓的侵扰，厂方不出动保卫人员，却鼓励退休的老太太们去护卫少女，只能助长流氓们的嚣张。
有很多事，本职者不去干，甚至逃避，却宣传非本职者去干，于是有了很多余的模范，有了更多的本职懒汉。其实不足为训。
比如说小报，这本是宣传文学部门应该注意，应该管的事。社会上已经议论纷纷，这些部门却按兵不动，等候上边的精神气候。只凭社会舆论，能把小报压下去？等到不可开交，才去处理，事情已经晚了半月。
左啦，右啦，争来争去，实在没有意思。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必需像广州一样，从不法商店里拉出那些录音录像，分之于众，然后才相信确有精神污染。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做法就更是极左了。
1985年6月23日改讫
听朗诵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晚间，收音机里，一位教师正在朗诵《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篇散文，是我青年时最喜爱的。每次阅读，都忍不住势泪盈眶。在战争年代，我还屡次抄录、油印，给学生讲解，自己也能背诵如流。
现在，在这空旷寂静的房间里，在昏暗孤独的灯光下，我坐下来，虔诚地、默默地听着。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很不安定，眼里也没有泪水。
五十年过去了。现实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变化。我自己，经历各种创伤，感情也迟钝了。五位青年作家的事迹，已成历史，鲁迅的这篇文章，也很久没有读，只是偶然听到。
革命的青年作家群，奔走街头，振臂高呼，终于为革命文学而牺牲。这些情景，这些声音，对当前的文坛来说，是过去了很久，也很远了。
是的，任何历史，即使是血写的历史，经过时间的冲刷，在记忆中，也会渐渐褪色，失去光泽。作为文物陈列的，古代的佛教信徒，用血写的经卷，就是这样。关于仁人志士的记载，或仁人志士的遗言，有当时和以后，对人们心灵的感动，其深浅程度，总会有不同吧！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一个时代的呼声，他们心的跳动，紧紧接连着时代的脉搏。他们的言行，在当时，就是群众的瞩望，他们的不幸，会引起全体人民的悲痛。时过境迁，情随事变，就很难要求后来的人，也有同样的感情。
时间无情，时间淘洗。时间沉淀，时间反复。历史不断变化，作家的爱好，作家的追求，也在不断变化。抚今思昔，登临凭吊的人，虽络绎不绝，究竟是少数。有些纪念文章，也是偶然的感喟，一时之兴怀。
世事虽然多变，人类并不因此就废弃文学，历史仍赖文字以传递。三皇五帝之迹，先秦两汉之事，均赖历史家、文学家记录，才得永久流传。如果没有文字，只凭口碑，多么重大的事件，不上百年，也就记忆不清了。文字所利用的工具也奇怪，竹木纸帛，遇上好条件，竟能千年不坏，比金石寿命还长。
能不能流传，不只看写的是谁，还要看是谁来写。秦汉之际，楚汉之争，写这个题材的人，当时不下百家。一到司马迁笔下，那些人和事，才活了起来，脍炙人口，永远流传。
别家的书，却逐渐失落，亡佚。
白莽柔石，在当时，并无赫赫之名，事迹亦不彰著。鲁迅也只是记了私人的交往，朋友之间的道义，都是细节，都是琐事。对他们的革命事迹，或避而未谈，或谈得很简略。然而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将使这几位青年作家，长期跃然纸上。他们的形象，鲁迅对他们的真诚而博大的感情，将永远鲜明地印在凭吊者的心中。
想到这里，我的心又平静了下来，清澈了下来。
文章与道义共存。文字可泯，道义不泯。而只要道义存在，鲁迅的文章，就会不朽。
1985年9月21日晨改抄讫
谈死
国庆节，帮忙的人休息，儿子来给我做饭，饭后我和他闲谈。
我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
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上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献给一个地方，不要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管理别人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但他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
字画也是这样。不要听吴昌硕多少钱一张，齐白石又多少钱一张，那是卖给香港和外国人的价。国家收购，价钱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几张，算得上文物，都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大玻璃柜中，画目附在书籍草目之后，连同书一块送去好了。
儿子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大节日，这样的谈话，也不好再继续下去，我也就结束了自己的唠叨。儿子对一些问题，会有自己的想法。我的话，只能供他参考。我死后，他也会自做主张，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我有些话，是不愿也不忍和他说的。比如近来读到的，白居易的两句诗：“所营惟第宅，所务在追游”，在我心中引起的愤慨。还有，前些日子，一位老同志晚间来访，谈到一些往事，最后，他激动地拍着两手，对我说：“看看吧。我们的手上，没有沾着同志们的血和泪！”在我心中引起的伤痛，就不便和孩子们讲。就是说了，孩子们也不会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的。
其实，生前谈身后的事，已是多余。侈谈书画，这些云烟末节，更近于无聊。这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超脱的人，而是一个庸俗的人。曾子一生好反省，临死还说：“启吾手，启吾足。”他只能当圣人或圣人的高足，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历代的英雄豪杰，当代的风流人物，是不会反省的。不只所做所为，他一生中说过什么话。和写过什么文章也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王羲之说：死生亦大矣。所以他常服用五石散，希望延长寿命，结果促短了寿命。苏东坡一生达观，死前也感到恐怖。僧人叫他身往西方极乐世界，他回答说实在没有着力处。
总之，生，母子虽经过痛苦，仍是一种大的欢乐；而死，不管你怎样说，终归是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
在大难之前，置生死于度外，这样的仁人志士，在中国，历代多有。在近代史上，瞿秋白同志，就义前的从容不苟，是最使后人凛凛的人。毕命之令下，还能把一首诗写完。刑场之上谈笑自若。这都是当时《大公报》的记载，毫无私见，十分客观。而“四人帮”的走狗们，妄图把他比作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不知是何居心。这些虫豸，如果不把一切人一切事物，都贬低，都除掉，他们的丑恶形象是显现不出地表的。而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又迅速灭亡了。这是另一种人、另一种心理的死亡。他们的身上和手上，沾满和浸透了人民的和革命者的血和泪。
1985年10月18日
谈“补遗”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平流浪，衣食常常不继，别的东西买不起，每天晚上，总好到东安市场书摊逛逛。那时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正在连载洁本《金瓶梅》，不久中央书局出版了这本书。很快在小书摊上，就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上画了一只金瓶，瓶中插一枝红梅，标题为《补遗》二字。谁也可以想到，这是投机商人，把洁本删掉的文字，辑录成册，借以牟利。
但在当时，确实没有见到多少青年人，购买或翻阅这本小书。至于我，不是假撇清，连想也没相去买它。
在小册子旁边，放着鲁迅的书，和他编的《译文》，也放着马克思和高尔基的照片。我倒是常花两角钱买一本《译文》，带回公寓去看。我也想过：《补遗》的定价，一定很昂贵。
今年夏天，我买了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发表。有一天，一位老工人作家来看我，谈到了这部书。他说：
“我也买到一部。亲戚朋友，都找我借看，弄得我很为难。
借也不合适，不借也不合适。过去，我有一本补遗……”
“啊！”我吃了一惊，“你在哪里买的，价钱很贵吧？”
“一两角钱，解放前在天津，随便哪个书摊上，都可以买到。”他说。
“那你买的一定是翻版，我在北平见到的，定价很高。”我不知为什么，谈的很认真。
“这种书，还有什么原版翻版？”他笑了笑说，“小小一本携带方便。我读了好多遍，甚至可以背过。我还借给几个青年作家看过。现在大家买了洁本，如果有我那本小书，打印几份，分赠有这部书的同志，大家一定高兴。”
“嗐！”我笑着说。“你那不是精神污染吗？”
“什么污染不污染，不是为了叫大家读读全文吗？”他说，“可惜我这本小书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我把它烧了。我怕人家说，工人作家读这样的书！”
这位工人作家，写了一辈子四平八稳的文章，小说中除去夫妻互相鼓励当模范，从来没有写过男女间的私情。“文化大革命”，因为出身工人阶级，平日又不得罪人，两派都说得来，两派出的造反小报他一块拿着去代卖。也就平平安安过来了。现在有好几个官衔在身，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快乐安康。
使我吃惊的，不是他买了这一本书，是他竟能背过。无怪乎当代小说家，都说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了。据人文洁本标明，共删去一万九千字，过去的洁本，删的就更多些。
这个数字，可以和普式庚的小说《杜勃罗夫斯基》，梅里美的小说《卡尔曼》相当。如果他能背过这些书，他的小说，可能写得更开展一些吧。这是我的迂夫之想。他能背《补遗》，却也没有影响他的文字工作，没有影响他的生活作风，他是一个公认的规规矩矩的人。
解放这个城市时，我们接收一家报馆，在我的宿舍里，发现一本污秽小说，是旧人员仓促丢下的。好多日子不敢来取，后来看着我们的政策宽大，才来取走。他是个英文翻译，一身灰败之气的青年人。可见那时，读这种书的人是很多的。
读书的风气，究竟是社会风气的一个方面。是互为影响，互为作用的。夸大了不好，缩小了也不好。解放初期，思想领域，正气占上风，有绝对优势。有免疫功能。那位工人作家是在这种环境中成为作有，走上文学道路的。时代对他有制约，有局限。时代能引导青年，这是不能怀疑的。
1985年10月18日下午
谈照像
自从五十年代，患病以后，我就很少照像，每逢照像，我总感到紧张，头也有些摇动。这都是摄影家的大忌。他们见到我那不高兴的样儿，总是说：
“你乐一乐！”
然而我乐不上来，有时是一脸苦笑，引得摄影家更不高兴了，甚至有的说：
“你这样，我没法给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我高兴地离开坐位。不欢而散。
当然，有的摄影家，也能体谅下情。他们不摆弄我，也不强求我笑，只是拿着机子，在一边等着，看到我从容的时候，就按一下。因此，这几年还是照了几张不错的照片。其中有毕东、张朝玺、于家祯的作品。
今年，来找我照像的，忽然多起来，比要我写稿的人还多。我心里是明白的，我老了，有今年没明年的，与朋友们合个影，留个纪念，是我应尽的义务。所以，凡是来照的，不管认识与否，年长年幼，我总是不惜色相，使人家满意而去。
但还是乐不上来。虽然乐不上来，也常常想：为人要识抬举，要通情达理。快死了，弄到这样，算是不错了。那些年，避之唯恐不及，还有人来给你照像，和你合影？
当然也不是一张没照过。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
一九五二年吧，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大会。临结束那一天，通知到中南海照像。我虽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像，但这是不能不去的。记得穿过几个过道，到了一个空场。凳子都摆好了，我照例往后面跑。忽然有人喊：
“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已经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你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像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像虽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
一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没能弄到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倒楣的照片能见报，光采的照片不能见报。在照像一事上，历史总是和我开玩笑。
照像虽是个人的写真，然也只能看作浮光掠影。后之照，我为理事，坐于前排，前之照，则为黑帮，也坐于前排。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青年时期的照片，经过战乱，都找不到了，亲朋故旧，都无存者。我很想得到一张那时的照片。那时的表情，一定是高兴的，有笑容的。
1986年4月4日，清明前一天
照像续谈
他们给我照像的时候，总是提议我拿起一本书，好像我时时刻刻都在学习。有的人，还叫我拿着一支香烟，好像这样更能表示我是个有灵感的人。时间长了，凡是来了有这种爱好的摄影家，我总是自动摆出这样的姿势，以致摄影家非常高兴，认为我是个很有经验的，懂得摄影艺术的行家里手。
近几年来，各种文艺刊物上，都大登作者的照片，全国性的刊物，有全国性的规格，地方性的刊物，有地方性的规格。有时干脆就把作者的照片，登在他的作品的前面，使你既能读到他的文章，又能领略作者的风采。一举两得，图文并茂。这些作者，多半是执卷攻读，或奋笔写作，手里拿着一支香烟，身后放着一个或几个书架。
我摹仿着这种姿势，适应着时代的认识结构。
有的刊物向我索用照片。好的照片，我是吝于寄出的。常寄一些我不喜欢的照片给他们。因为原照总是收不回来。这种办法，当然不太好，正像我外出旅行时，不愿穿像样的衣服一样。
因为别无所求，在刊物露过几次以后，我就不相再干这种事儿了。我觉得这有点像做广告。
青年时，在大城市的照像馆门前，常常见到督军、巡阅使的大幅照片，后来又常常见到名伶、明星的大幅照片。这些照片，说是宣传个人也可，说是代照像馆做宣传也可。
刊物如果同时安排几个作者的照片，是颇费心机的。谁高谁低，谁大谁小，谁前谁后，是有讲究的。在这一期，某人的官职高些，照片放得也就高些。下一期，此人官衔没有了，马上就会落了下来。
过去，在文艺界，是没有这么多讲究的。前些日子，我见到人权保障同盟的一张旧照片，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愈之，随便在那里一站就行了，很自然。
现在，如果是在名山胜地举行笔会，一群作家室外合影，就得有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认真安排一下。一般官衔高而得奖重者居中。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如出版社长、刊物主编次之。其中奖又分大奖、全国奖，地方奖。刊物有名牌不名牌之分。当我与人合影时，总怕站错了位置。僭越固然不好，充当站立两厢的角色又有些不甘。临阵非常侷促。好在我不大出去，在自己庭院或自己房间里照，就随便得多，即使几个青年朋友，把我拥在上座，也就居之不疑了。
读了一部好作品，心里喜欢、仰慕，就想看看作家是个什么样儿，这是人之常情。古代没有照像，插图本的文学史上，却有很多作家的画像。屈原因为写过《天问》，所以披发昂首；司马迁因为遭过宫刑，所以没有胡须。谁也不会相信，当年的屈原、司马迁，就一定是这个容貌。但有一个像，总比没有好一些，读者心里总算有个影儿了。所以曹雪芹的一张假画像，还有人在那里争论不休。
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送我一本《托尔斯泰文学书简》，这是一本很好的读物。其中有高尔基和托翁的通信。
高尔基在一封信中写道：
如果您有给别人像片的习惯的话，那就请您给我一张吧。我恳求您送给我一张。
托尔斯泰送给他一张签名的照片，并在一封信中写道：
阿克萨克夫讲过：有些人比自己的书好些（他说的是聪明些），也有些人比较差些。我喜欢您的创作，而我认为您比您的创作更好些。
这不是托尔斯泰只看了高尔基的照片，而是认真研究了高尔基的作品，并与他会面以后，作出的判断。
1986年4月13日晚——
芸斋琐谈（五）
谈自裁
当名伶阮玲玉服毒自杀，谣诼纷纭之际，鲁迅著文说：
“自杀是需要勇气的，不然你就去试试。”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这又是权力之争，我是小民，不去做牺牲。但不久就看到，它是要把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推上祭坛的。忍受不了批斗的耻辱，还是决定自杀了。
一天晚上，批斗大会下来之后，我支开家人，就关灯躺下了。我睡的是一张钢丝床，木架。床头有一盏小台灯。我躺下以后，心无二念，从容不迫地把灯泡拧下来，然后用手指去触电，手臂一下子被打回来，竟没有死。第二天早上，把灯泡上好，又按时去机关劳动，只是觉得头有些痛。
我想死得舒服一些，但没有做到。我对电没有知识，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死。
此后，还是想死。每天，我在五层的大楼搞卫生，手里提着一个小铁桶，上上下下每到一层转折处，从上往下一看，像一个深深的天井，我想跳下去。但总是迟疑一下，就又走去了。
我们在楼顶上“学习”，一天晚上，我站在围墙边，往下看，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不断。纵身一跳，一定粉身碎骨，血肉模糊了。正在乱想，围墙上的电灯，忽然都亮了。有人在冷冷地监视着我，我又进屋学习去了。
在干校，我身上带着一包安眠药片，大约有四五十片，装在破棉袄的上边口袋里，是多日积攒起来，准备用于自杀的。
每天晚上，我倒一小玻璃杯水，放在枕边，准备吞服。但是，躺下以后，不容我再思考一下，我就疲劳地睡去了。有一次，把杯子打翻，把褥子弄湿了，第二天拿出去晾晒，引起“造反”头头的质问，我说是夜里咳嗽。
干校附近有条河，我立在岸上发过呆。给牲口铡草时，有一把锋利的镰刀，在我手边，我曾想在脖子上抹一下。终于都没有做到，直到我被“解放”。
论曰：自裁，自尽，自杀，皆我国习惯用语，即自己结束自己生命之谓。为减少血淋淋之感，题目乃用裁字。很难说，“造反”者在迫害一个人的时候，希望他自杀。但“造反”者不怕被迫害者自杀，则甚明。被迫害者，如能深思一步，意识到此，或可稍减轻生之念。我之友人，自杀者甚伙，多烈性人，少优柔寡断如我者，惜无人于彼等临危之时，进此一言。
呜呼！自叶赛宁的诗：“死是容易的，活下去是艰难的”出，人以为自杀名句。近又有人，引另一作家坎坷之言，“容易”之下，更加“舒服”二字。此皆愤激之言，非常情之言也。后一作家于临终之时，曾语亲人：“死为何如此痛苦？”况非常之死乎？毕加索认为：痛苦为人生之本质。然彼之生活，非常浪漫，丰产而长寿。我等宁可信司马迁之言，不可信叶赛宁之言。
我乡有谚语：好死不如赖活。虽近平庸，仍不失对轻生者之一劝也。
1986年4月26日下午记
谈头条
近年刊物，受官场影响，也讲平衡，对于名次篇目排列，极为用心，并有“双头条”之创造。刊物以作品质量分先后，无可厚非。过去，如《文学》，称为权威刊物，鲁迅系编委之一。即鲁迅所作，也并非一定居首。如果他写的是杂文，那就必须按文体归档，多半排到中后去了。在鲁迅主编的刊物上，从未把自己的作品，列为头条，更不用说儿女们的作品了。他所写的《立此存照》等短文，刊物也真的把它们作为补白，作者编者，均不以此为忤。这当然都是前辈人的老观念。
八十年代，人才众多，出现了一批“头条作家”。这种作家，很像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只能各自挑班，不能屈尊第二。但因为每期刊物，只能有一个头条，除去运用“双”法之外，就只好轮流坐庄了。作家本身也有办法，轮流投稿。本月为甲刊之头条，下月为乙刊之头条。刊物也乐于重金礼聘，包吃包住，你邀我抢，就像过去名角跑码头一样。
既跻身头条作家的行列，即使给个二条，也会生气不干的。即使写出的是篇拆烂污，也非上头条不可。这就使那些热心的主编们伤神了。
我混迹文坛半个世纪，所作平庸，从未当过名刊的头条。
报纸副刊之上，近年容或有之，也不多见。因此养成一个甘居下游随遇而安的习惯，稿件投寄出去，只是希望人家给登出来，至于登在什么地方，是很少考虑的。
前些日子，有一家大刊物的两位副主编，来到舍下，闲谈间，也顺便叫我写点东西。过了两天，我写了一篇说是散文也可，说是小说也凑合，不到一千五百字的小文章，就寄给他们，原以为采用就不错了。谁知道这一次竟大爆冷门，很快收到一位副主编的信，不只认为那是一篇小说，并称之为“短篇佳作”。我想，这是老朋友对我的鼓励，不以为意。
很快又收到他寄来的一份校对完好的清样，说明不要我寄还，只要我保存。在阅读中间，我发现页码非常靠前，实在出于意外，不明究竟。我还问过一位编杂志的同志，他笑了笑说：“你的作品发的是头条！”
我想：这还是对我的鼓励。我老了，不常写小说，凭年岁当了个头条。
接到刊物，看了目录，这位同志又向我说：这种措施，叫“双头条”。
又看了编后，又看了下一期编后，才知道头条的全部学问。当然这是新学问。
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是感激刊物，感激相识的编辑们。二是，以后千万不要再到这些名人场所里掺和去了，实在没有意思。
1986年8月30日下午——
芸斋琐谈（六）
谈镜花水月
凡是文艺，都要取材。环境有依据，人物也有依据。但一进入作品，即是已经加工过的，不再是原来的环境和人物了。这就像镜花和水月一样，多么逼真，也不是原来的花月了。有些读者，不明此义，常常按图索骥，已近于庸俗社会学。而有些人却听信传言，在文艺作品中，去寻找自己，这不只有悖常识，也常常流于庸人自扰的混乱之境。
文学作品，当以公心讽世为目的。以暴露人家的隐私为目的的作品，被称为黑幕小说，作品、作者，都不足道。明白人更不必去过多注意它的内容，从中探索自己的影子。
曾孟朴的《孽海花》，人物多有依据。书中有实可指者，近二十人。显宦包括张之洞，名流包括李莼客。但在当时以及后来，没有听说有谁，或是谁的后代，出来抗议，说书中某某人，写的就是他，或是他的祖先。因为谁都知道，人物一进入小说，便是虚构，打破镜子摘采花朵，跳进水中捞取月亮，只有傻瓜才肯那样去干。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赛金花。她不只承认写的就是自己，而且把作家夸大的部分，虚构的部分，都包了下来。因为，这对她来说，都没有坏处，倒有好处。
老实说，近些年，确有一些熟人、朋友的个别事迹，写入了我的文章，但也只是摘取一枝一叶，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全部评价。朋友仍然是朋友，熟人照旧是熟人。当然也有的从此就得罪了，疏远了，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过去，当政治风雨突然袭击时，有些人对同志，对朋友，无中生有，造谣污蔑，不只使当事者蒙不白之冤，也使他的家属，有血泪之痛。这称之为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毫不为过。但这种做法，人们习以为常，他本人也会轻易地忘记。
而在太平盛世，天晴气朗之时，别人偶然描绘了一下类似他的嘴脸，伤不了他的半根毫毛，好官自为之，名人自当之，却忍受不了，以为别人不够朋友，刻薄无情，从此要绝交，要打句号。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奇异现象。
其实，目前的环境，周围的关系，绝不会因为他的某一特点，被某一作者采撷了去，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例如，我曾写入杂文《谈迂》中的那个人物，在后来整党的时候，就竟然当上了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人，都还活着，不以为怪。
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我的作品。鲁迅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去写毛毛虫、痰和字纸篓。
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是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其中也包括我的亲友、家属和我自己。
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有很多弱点。一生之中，长期漂流在外，对家庭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做过的错事、鲁莽事、傻事，都曾使亲人焦虑、感伤。到了晚年，时常自责并无掩饰地写出来，作为临终前的忏悔。
对于别人，交往也好，得罪也好，我已没有什么希求。我从来不愿得罪人，甚至不愿得罪院里的猫和狗，但我不能不写东西。
我过去所写的小说中，也有坏人吧？现在看起来，都很概念。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但确实也不愿再写多少了。
一生之中，我得到过的东西很多，有些过分。当然失去的也不少。现在，我已经进入了无欲望状态，不想再得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了。有人说，老的一代，必都有一种失落感，那恐怕是一些人的推测之词。
1988年春
我的位置和价值
现在有些青年人，常常谈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我听了感觉很新鲜，也很羡慕。我活了这么多年，过去竟没有发现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如何，位置在哪里。
现在用回忆的方法，重新发现一次。
我在小学读书，在中学读书，共十二年寒窗，都是为了创造自身以后的价值和位置。当我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市政机关当雇员，价值是每月二十元。位置是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第二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小学校当庶务，价值是每月十八元。位置是在一个并不明亮的小窗户下面。第三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位置提高到楼上，价值是二十五元。
虽然如此，在以上三个阶段，我仍然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那些衙役、校役，对我都点头称先生。走在街上，那些农民，如果有子弟在学校，对我都毕恭毕敬。
参加抗战以后，价值是每天三钱油三钱盐。位置从固定，变为游动，常常走在路上，爬在山上，很难说是一份什么位置了。
土地改革时期，曾被当做石头，从一条众多人围坐的炕上，搬到一个人独坐的炕上，算是变换了一下位置。其实也没有受什么惩罚，受什么罪。
进城以后，我的价值是每月六百五十斤棒子面。可以养家糊口，我的家属，第一次发现了我的价值。而且还有了稿费，用一个朋友的当时的话说，是“日进斗金”。这是社会发现了我的位置——作家。但不久就病了，有些人很为我的价值的即将消失伤心。终于又好了，伤心的不再伤心，又来了“文化大革命”。
一切价值都谈不上了，一切位置都没有了。我到食堂去劳动。有一天帮着师傅们磨豆腐，推磨棍的一端，应该有一块重东西——一块石头或几块砖头坠着。有一位师傅提议，叫我去填补这个位置。
这位师傅和我很熟，并且知道我有病。过去我偶尔到食堂用饭，他总是微笑着把我请到上座，也就是最好的位置，品尝品尝他做的饭菜。我吃完以后，赞美他的厨艺时，他照例地说：
“首长吃好了，身体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现在，他叫我坐到磨棍上去，是想和我开个玩笑，或者希望我从上面跌下来，形成一个大笑话。
有一天，我被派到招待所去砸煤。砸煤本来应该是在地上，监视我的人，却叫我到煤堆顶上去砸，这就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了，但总和位置有关。过去，在他们心里，我的位置太高了。
我原是这家报社的一名编委。“文化大革命”，有案可查的，就是我多年不上班。有人说，十年没有露面。推而演之，定为：白吃饭的人，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
糊里糊涂，“四人帮”垮了，三中全会开了，前不久还说我不劳而食的人们，又都说我贡献最大，是报社的光荣，建议我当名誉社长。虽然没有成为事实，还是给了个顾问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