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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作者：孙犁 【完结】 >
孙犁散文集.txt
我还没有死，以后变化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论曰：
价值与位置，是辩证的统一，其基础为经济与政治。通俗言之，即金钱与时运。一般人，不能自我发现，皆由社会或旁人发现。
西汉之末，有刘盆子，旁人发现他是皇帝。盆子执意放牛，不做皇帝。能这样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的，千古一人而已。
至于写几首诗，发表几篇小说，便吹牛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其不自量，无自知之明，是非碰壁不可的。
1988年8月3日改讫
谈理解
这些年，理解一词很流行。好像过去人们都不知道这个词儿，是一种新发明似的。从此以后，是不是人们之间，理解的程度就会加强加深了呢？不得而知。
我认为，人与人的相互理解，自古以来，就被看做是应该的，但做到，却是很困难的。这像很多事情一样，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实际。凡是实际，都包含着历史、时代、环境诸种因素。如果只理解一种因素，不理解别种因素，必然会造成误解。即使同一因素之中，还有因时、因地、因人的差别。至于偶然的影响，那就更是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了。
所以说，理解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没有写过畅销的书，有些稿费，“文化大革命”，为应付当时局面，已上缴国库。近年虽时有短文发表，每篇或二十元，或四十元，于生活不无小补，然一二年才能凑成一本小书，稿酬亦不过千元上下。银行虽尚有些积蓄，然须防老，不敢轻动。
这是我的经济实际，但有些人就不能理解，“文革”时的一些情景，且不去说了。直到现在还有人张口借三千五千。有一位贵州小姑娘，来信向我要两千，还要我亲自给她送去，她在村边等我。
她不知道，我即使能旅游，也游不到贵州了。这就是因为她不理解我的另一种实际：我不是慈善家，甚至不是一个慷慨的人。
还有的青年人，来信叫我买书、买物品，替打官司。他们说，如果你出不去，可以派秘书去办。
他们不知道，我这里没有秘书，一辈子也没有用过秘书，现在甚至没有三尺应门的童子。我住在三楼，上下不便，每逢有收报费，投挂号信的，在楼下一喊叫，我就紧张万分，天黑怕跌交，下雪怕路滑，刮风怕感冒，只好不订报，不叫朋友寄挂号件。就是平信，也因不能及时收取，每每遗失。在此，吁请朋友来信，不要再贴特种邮票。
这又是一种实际，鲜为人知。
近年作家一行，早已不为人羡慕，因为他们的收入，已远不及演员、歌星、画家，甚至做小生意的人。但社会上的一些书呆子，仍把它看作生财之道，还以为我们这些人生活得多么阔气，多么幸福，多么有办法。这注定他们的前途，也不会光明的，因为他们对人的实际，理解太不够了。
但这也只是一方面的实际，另一方面则是：多一分资财，就多一分理解；少一分资财，就少一分理解。这是古今一致的。
古人云：隔行如隔山。俗话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都是经验之谈，不可不信。虽是同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相互理解的；即使是亲人，理解也不会是那么全面的。旧剧《刺王僚》有唱词曰：虽然是兄弟们情意有，各人心机各自谋。每听到时，心里总是感慨万分的，惊心动魄的。
1990年2月2日上午
谈闲情
人生，总得有一点闲情。闲情逐渐消失，实际就是生命的逐渐消失。
我是农家的孩子，农村的玩意儿，我都喜欢，一生不忘。
例如养蝈蝈，直至老年，还是一种爱好，但这些年总是活不长。今年，外孙女代我买的一只很绿嫩的蝈蝈，昨天又死去了。我忽然想：这是我养的最后一只。我眼花耳背，既看不清它的形体，又听不清它的鸣叫，这种闲情，要结束了。
幼年在农村，一只蝈蝈，可以养到过春节。白天揣在怀里，夜晚放在被里，都可以听到它欢畅的叫声。蝈蝈好吃白菜心。老了，大腿、须、牙都掉了，就喂它豆腐，还是不停地叫。
童年之时，烈日当空，伫立田垄，蹑手蹑脚，审视谛听。
兴奋紧张，满头大汗。捉住一只蝈蝈，那种愉快，是无与伦比的。比发了大财还高兴。
用秫秸眉子，编个荸荠形的小葫芦，把它养起来，朝斯暮斯，那种情景，也是无与伦比的。
为什么在城市，就养不活？它的寿命这样短，刚刚立过秋就溘然长逝了。
战争年代，我无心于此。平原的青纱帐里，山地的衰草丛中，不乏蝈蝈的鸣叫，我好像都听不到，因为没有闲情。
平原上，蝈蝈已经不复存在，农民用农药消灭了蝗虫，同时就消灭了蝈蝈。十几年前，我回故乡看见，只有从西南边几个县过来的行人，带有这种稀罕物。也是十几年前，在蓟县山坳里，还听到它的叫声。
这些年，我总是喂它传统的食物，难免有污染，所以活不长。
当然，人的闲情，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引来苦恼，引来牢骚。太多，就会成为八旗子弟。初进城时，旧货摊上，常常看到旗人玩的牙镶细雕的蝈蝈葫芦，但我不喜这些东西，宁可买一只农民出售的，用紫色染过的小葫芦。
得到一个封号，领一份俸禄。无战争之苦，无家计之劳。
国家无考成，人民无需索。住好房，坐好车，出入餐厅，旅游山水。悠哉度日，至于老死。不知自愧，尚为不平之鸣，抱怨环境不宽松，别人不宽容。这种娇生惯养的绔绔子弟，注定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1990年8月16日中午记——
耕堂读书记（一）
《庄子》
在初中读《庄子》，是谢老师教课。谢老师讲书，是用清朝注释家的办法。讲一篇课文，他总是抱来一大堆参考书，详详细细把注解写在黑板上，叫我抄录在讲义的顶端。在学校，我读了《逍遥游》、《养生主》、《马蹄》、《胠箧》等篇。
老实说，对于这部书，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读懂。有一时期，很喜欢它的文字。《庄子》一书，被列入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当然是很深奥的。我不能探其深处，只能探其浅处。
我以为，庄生在写作时，他也是希望人能容易看懂容易接受的。它讲的道理，可能玄妙一些，但还不是韩非子所称的那种“微妙之言”。微妙之言常常是一种似是而非、可东可西的“大言”，大言常常是企图欺骗“愚昧”之人的。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完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谈话，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简记如下：
客：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
主：是的，我近来不大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客：什么原因呢？
主：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
客：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主：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
我们读书，即使像《庄子》这样的书，也应该首先注意它所现实主义成分，这对从事创作的人，是很有好处的。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着眼点可以不同，但也要注意它的反映的历史生活的真实细节，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基础所在。
我现在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这是很好的读本。他在序中说：
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
对于这种话，我是不大相信的，至少，很难做到吧！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
这位谢老师，原是新诗闯将，自执教以来，乃沉湎于古籍，对文坛形势现状，非常茫然，多垂询于我辈后生。我当时甚以为怪，现在才悟出一些道理来。
《韩非子》
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国文老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很醒目，很方便。
老师是清朝的一名举人，在衙门里当了多年幕客。据说，他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他油印了不少呈文、电稿，给我们作讲义，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
这位老师教国文，实际很少讲解。在课堂上，他主要是领导着我们阅读。他一边念着，一边说：“点！”念过几句，他又说“圈”！我们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活着。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我们背过，期终考试，他总是叫我们默写，这一点非常令人厌恶。我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我还是可以及格的。但给他留下了不良印象，认为我不可教。后来我在北平流浪时，曾请他介绍职业，他还悻悻然地提起此事，好像我所以失业，是因为当时没有默写的缘故。
其实，他这种教学法，并不高明。我背诵了好久，对于这部《韩非子》，除去记得一些篇名以外，就只记得两句话：
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
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我很喜欢我那一部《韩非子》，不知在哪一次浩劫中丢失了，直到目前，我的藏书中，也没有那么一部读起来方便又便于保存的书。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么启示。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作教材，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后面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
以后，我就没有再读《韩非子》，我喜爱的是完全新的革命的文学作品。
直到前些年，我孤处一室，一本书也没有了，才从一个大学毕业生那里，借来两本国文教材。从中，我抄录了韩非子的《五蠹》全篇和《外储说》断片。
韩非子的散文，时时采用譬喻寓言，助其文势。现实生活的材料，历史地理的材料，随手运用，锋利明快，说理透彻。实在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奇观，民族文化的宝藏。
我目前手下的《韩非子》，是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吴氏影宋乾道本校刻，后附顾广圻《韩非子识误》一册。
曹丕《典论·论文》
除去诗，曹丕的散文，写得也很好。他的《典论》，虽然只留下一些断片，但读起来非常真实生动。例如他记郤俭等事，说：
颍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痢，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
“逐声”就是庄子说的“吠声”，就是“以耳代目”，这种人有时被称为“耳食之徒。”他们是不进行观察，也不进行独立思考的。在我国，类似这种历史记载是很多见的。
这种社会现象，有时可形成一种起哄的局面，有时会形成一种持续很久的社会浪潮。当它正哄动的时刻，少数用脑子的人，是不能指出它的虚妄的，那样就会担很大的风险。因此，每逢这种现象出现，诈骗者会越来越不可一世，其“功业”几乎可以与刘、项相当。但总归要破灭。事后，人们回想当时狂热情景，就像是中了什么邪一样，简直不值一笑了。
考其原因：在上是封建专制，在下是愚昧无知。这两者又是有关联的。
他所记情状，不是也可以再见于一千多年以后的社会吗？
历史长河，滔滔不绝。它的音响，为什么总在重复，如此缺少变化呢？还有他遗令薄葬的文章，《典论》中记述青年时和别人比较武艺的文章，也都写得很好。
曹丕幼年即随魏武征讨，武攻文治，都有经验，阅历既多，所论多切实之言。这些方面，都非公子曹植所能及，被确定为世子，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的《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规律的文论。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文人相轻”这个道理，论列了当代作家，谈到各种文章体裁，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成为不朽的名论。
创作者触景生情，评论家设身处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为五官中郎将，后为皇帝。他把同时代的代家，看作朋友，写起评论来，都以平起平坐的态度出之。所评中肯切实，功过得当。富于感情，低回绵远，若不胜任。《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等篇，因此传流千古。及至后人，略有官职，便耀威权，所作评论，乃无价值。文人虽有时求助于权威，而权威实无补于文艺。
陆机《文赋》
在中学时期，有两种古代文学形式，没有学好。一是楚辞，一是汉赋。一直到现在，总是对它们不太感兴趣，也不能得其要领。抗日时期，有一位姓梁的女孩子，从北平出来到解放区，就学于我教课的地方。她热情地送给我一本《楚辞》，是商务印的选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里迢迢，把这本书带到延安，一次水灾，把书冲到了延河里，与其作者同命运。
司马相如、扬雄的赋，近年念了一些，总是深入不进去。
才知道，一门功课，如果在幼年打不下基础，是只能老大徒伤悲的。
在读晋赋的时候，忽然发见陆机的作品，和我很投缘，特别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赋》两篇。
《吊曹孟德文》，我记得鲁迅先生曾两次在文章中引用，可见也是很爱好的。
此文是陆机因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遗令遗物，深有感触而后作。事迹未远而忌讳已无，故能畅所欲言，得为杰作。但这究竟是就事实有所抒发，不足为奇；文赋一篇，乃是就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并以韵文出之，这就很困难。
中国古代文论，真正涉及到创作规律的，除去零篇断简，成本的书就是《文心雕龙》。《文赋》一篇，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又因为陆机是作家，所以在透彻切实方面，有些地方超过了刘勰。
这篇赋写到了为文之道和为文之法，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为文前多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体会感受；对结构的安排和文字的运用；写作时的甘与苦，即顺畅与凝滞，成功与失败。
自古以来，论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论多成偏见；或从来没有创作，识见又甚卑下，所论多隔靴搔痒之谈，又或本身虽亦创作，并称作家，论文反不能从实际出发，故弄玄虚，如江湖卖药者所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致使后来者得不到正确途径，望洋兴叹，视为畏途。像《文赋》这样切实，从亲身体验得来的文论是很少见的。这种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谈。
前几年，我借人家的书，把这篇赋抄录一过，并把开头一段，请老友陈肇同志书为条幅。后因没有好的裱工，未得张挂。
《颜氏家训》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犹能于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未及想到腥风血雨之袭来也。
我国自古以来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谨慎从事。他们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轨物范世”的手段，作者应当“慎言检迹”而后行之。
在旧时代，文人都是先背诵这些教导，还有其他一些为人处世的教导，然后才去作文章的。然而许多文人，还是“鲜能以名节自立”，不断出乱子，或困顿终生，或身首异处。
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文章一事，带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样能致人死命吗？
南北朝的颜之推，在他的《家训》里，先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接下去列举了历代每个著名文人的过失、错误、缺点、遭遇。连同以上二人，共三十四人。还批评了五个好写文章的皇帝，说他们“非懿德之君”。他告诫子弟：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我当时读了，以为他说得很对。文字也朴实可爱，就抄录了下来，以自警并以警别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笔记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这一段，见我如此谨小慎微，谦虚警惕，一定不会怪罪。又想，这岂不也是四旧、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
但是，这场“运动”的着眼点，及其终极目的，根本不在你写过什么或是抄过什么。这个笔记本，并未生出是非，后来退还给我了。
林彪说，“损失极小极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时代，曾有一次瘟疫，七子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见于魏文帝《与元城令吴质书》。他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这里的“离”，并不是脱离，而是被网罗上了。
我们遇到的这场瘟疫，当然要大得多，仅按四次文代大会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单是著名诗人、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有四十位！比七子中死去四子，多出十倍，可见人祸有时是要大于天灾了。
这些作家都是国家和人民多年所培养，一代精华，一旦竟无辜死于小人女子唇齿之间，览之无比伤痛。老实说，在这次文代大会山积的文件中，我独对此件感触最深。
魏文帝说：“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夕不瞑。”
我们能够从这种残忍的事实中，真正得出教训吗？
窃尝思之：社会上各界人士，都会犯错误，都有缺点，人们为什么对“文人无行”，如此津津乐道呢？归结起来：
一、文人常常是韩非子所谓的名誉之人，处于上游之地。
司马迁说：“下游多谤议。”
二、文人相轻，喜好互相攻讦。
三、文字传播，扩散力强，并能传远。
四、造些文人的谣，其受到报复的危险性，较之其他各界人士，会小得多。
《颜氏家训》以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们的行为不检的结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说：“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这都是传闻之词，检查一下历史记载，并非如是。
《三国志》记载：“籍口不论人过”；同书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两个人几乎都是谨小慎微的。
但终于得到惨祸，这也是事实。揽古思今，对证林、四之所为，一些文人之陷网罗，堕深渊，除去少数躁进投机者，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修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死于客观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们的四十位殉难者，难道是他们的道德方面，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吗？
“四人帮”未倒之前，苦难之余，也曾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当然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
总之：直到今日，我以为前面所引《颜氏家训》一段话，还是应该注意的。
1980年1月——
耕堂读书记（二）
《三国志·关羽传》
自《春秋》立法，中国历史著作，要求真实和简练。史家为了史实而牺牲生命，传为美谈。微言大义的写法，也一直被沿用。但是，读者是不厌其详的，愿意多知道一些。于是《春秋》之外，有三家之传，而以左氏为胜。司马迁参考《国语》、《战国策》等书，并加实地考察，成为一家之言的《史记》，对于人物和环境的描写，更详尽更广阔了。它适应了读者的需要，而使历史与文学，异途同归，树立了史学的典型，并开辟了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
历史强调真实，但很难真实。几十年之间的历史，便常常出现矛盾，众说纷纭，更何况几百年前，几千年之前？历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体而已。
我国的历史，在过去多为官书，成书多在异代。这种作法，利弊参半，一直相沿，至于《清史稿》。
《三国志》在史、汉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号为良史，裴松之的注，实际起了很大作用。但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据，注为参考。后来，历史演变为文学作品，则多采用裴注，因为这些材料，对塑造的人物，编演故事，提供了比较具体生动的材料。
史书一变而为演义，当然不只《三国演义》一书。此外还有《封神演义》，以及虽不用演义标题，实际上也是演义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申演变之意。但所演变也必须是义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则虽是文学创作，亦不可取。就是说，演义小说，当不背于历史环境，也不背于人物的基本性格。
当然，这一点有时很难做到。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夸张，而夸张有时是漫天过海，无止无休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是喜欢夸张的，常常是爱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一部演义小说，能适当掌握尺寸，就很困难了。
《三国演义》一书，是逐渐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国志平话》，还有多种戏曲。这部书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流传之广，也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在农村的一家小药铺，在城市的一家大钱庄，案首都有这一部“圣叹外书”。
在旧社会，这部书的社会影响甚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谋士以其为知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据说，满清未入关之前，就是先把这部书翻译过去，遍赐王公大臣，使他们作为必读之书来学习的，其重要性显然在四书五经之上。
在陈寿的《三国志·蜀志》中，《关羽传》是很简要的：
关于他的为人，在道义方面，写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与刘、张恩若兄弟，“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终不负先主。
关于他的战绩，写到在“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写到他诛颜良，水淹于禁七军。
关于他的性格，写到诸葛亮来信说马超“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大悦，以示宾客。
关于他与同僚的关系，写到他与糜芳、傅士仁不和，困难时，众叛亲离。
关于他对女人的态度，本传无文字，斐注却引《蜀记》说：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关于他的应变能力，写到他因为激怒孙权，遂使腹背受敌，终于大败。他这一败，关系大局，迅速动摇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汉一蹶不振，诸葛亮叹为“关羽毁败，秭死蹉跌”者也。
陈寿写的是历史，他是把关羽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写的。
这样写来，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长处；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活生生的人。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关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别的人，明显地分别开来了。我们既然准确认识了这样一个人，就能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吸取经验，对他发生真正的感情：有几分爱敬，有几分恶感。
《三国志平话》，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六。《三国演义》，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十，其中二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回目相连，故事趋于完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谈及此书时，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中国旧的传统道德，包含忠孝节义；在历史观念上，是尊重正统。《三国演义》的作者，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使他在这一部小说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于是，在文学和民俗学上，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现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
这一尊神还是非同小可的，是家家供奉的。旧时民间，一般人家，年前要请三幅神像：一幅是灶王，是贴在锅台旁边的，整天烟薰火燎；一幅就是关老爷，他的神龛在房正中的北墙上，地势很好；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释、道、俗各家，神像分数行，各如塔状。排在中间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这位关羽，则身居中间最下，守护着那刻着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态倨傲，显然是首席。
在各县县城，都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是孔子，那里冷冷清清，很少有群众进去，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至圣先师的牌位。武庙就是关羽，这里香火很盛，游人很多，因为又有塑像，又有连环壁画，大事宣扬关公的神威。
关羽庙遍及京城、大镇、名山、险要，各庙都有牌匾楹联，成为历代文士卖弄才华的场所。清朝梁章巨所辑《楹联丛话》中，关庙对联，数量最多，有些对联竟到了头昏脑热，胡说八道的田地。
当然，有人说，关羽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清朝的政治需要。这可能是对的。神虽然都是人造出来的，但不经政治措施的推动，也是行之不远的。
幸好，我现在查阅的《三国志》，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这个本子是据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志》的开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现原文抄录：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
从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圣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日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这就不仅是胡说八道，而是用行政方式强加于人了。
至于在戏剧上的表现，关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专用的服装、道具；他出场之前，要放焰火；出场后，他那种庄严的神态，都使这一个角色神秘化了。
但这都是文学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种转化现象，小说起了一定作用。老实说，《三国演义》一书，虽如此煊赫，如单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是不及《水浒》，甚至也不及《西游记》的。《水浒》、《西游记》虽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学创作，是真正文学的人物形象。而《三国演义》，则是前人所讥评的“太实则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的一部小说。
把真人真事，变为文学作品，是很困难的。我主张，真人真事，最好用历史的手法来写。真真假假，真假参半，都是不好的。真人真事，如认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写得生动。有些作者，既缺少识见，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写，加上很多想当然，而美其名曰报告文学。这其实是避重就轻，图省力气的一种写法，不足为训。
《三国志·诸葛亮传》
本传与小说，出入较大的，还有诸葛亮。小说和戏剧上的诸葛亮，几百年来在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形象，即所谓摇羽毛扇的人物。还影响了其他历史小说，几乎各朝各代，在争战交替之时，都有这样一个军师：《封神演义》的姜子牙，《水浒传》的吴用，瓦岗寨起义的徐茂功，明朝开国的刘伯温等等。
诸葛亮在本传里，是一个非常求实的人，是一个实干家。
陈寿奉晋朝之命修《三国志》，蜀汉为晋之敌，但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我以为还是很客观，实事求是的。他说：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综览陈寿所记，诸葛亮的一生，功劳固然很大，失败和无能为力之处也不少。最后的失败主要是客观条件所致。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说孙权，前后出师表，高瞻远瞩，文词质朴，情真意诚，叮咛周至，感动百代，成为名文。他死以后，人民哀其处境艰难，大功未竟，敬仰他鞠躬尽瘁的精神。追思怀念，千古不衰。人民愿意看到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形象。但《三国演义》和一些戏剧，把这一人物歪曲了。
最失败的是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把他写成了一个未卜先知，甚至能呼风唤雨，嘴里不断念念有词的老道，即鲁迅所说近于妖了。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曾对后主反复说明，世事难以逆料，举出当时很多事例，完全是科学态度。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
《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们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
创造英雄人物，扬厉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创造英雄人物，反倒成了很容易的事。今天，在文学艺术中，假诸葛亮的形象，还是不少的。
虽不羽扇纶巾，坐四轮车，但也多是口中念念有词，不断发誓赌咒，一言而天下定的。
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1980年2月——
耕堂读书记（三）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共四十册，四函。宣统元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石印。
前有王闿运序。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寄寓北京锥把胡同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有病不能上街，托张翔同志购得此书，还由中国作家协会开一证明，此盖内部掌握之书也。从书后印记看，此书来自济南，原来定价甚微，一至北京，则加价一倍以上。京师人物荟萃之地，物价亦必随之增长。
浏览一过，亦无甚可观。此人名重，然其书法，实不甚佳。为京官时，似甚用功，间有日课，崇尚理学，所作字或草或楷，并皆庸俗。从所记琐事中，可略见其为人。例如此人用一女婢，写信给他的父亲，声言此女极丑，这有什么必要？其九弟，（即曾国荃）在他处寄居时，兄弟颇不和，涉及他的内人婢仆，他写信给家中，引咎自责，均属虚伪。居京官时，常为会馆办些公益事，乡人有婚丧，他去主事，利用这些机会，锻炼办事应对能力，则不无可取。文人厌俗，以致终生不堪任事负重，曾非文士，有这种见解，从小事做起，故以后能担当统治者委托给他的重任。
及至与太平天国作战，本想从日记中看到一些珍贵材料，然记载越发零碎，不得要领。此王闿运所谓，当时与彼共事者能知之，非后人所能知者也。
及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时，所记材料，有些可取。
当时朝廷惧洋媚外，他奉旨做些不得人心之事，自叹为“伤天害理”，似尚有天良者。然天良自天良，倒行逆施的行动，并未稍减。
日记中，有当时灾区人肉价目表，读之令人心悸。
《能静居士日记》
《能静居士日记》著者赵烈文，载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系节录。
赵烈文为曾氏兄弟幕宾，攻破南京时在场。所记甚为详细真实，是日记中的佳品。
如记曾国荃督战破城后，归来时的狼狈形象，以及随之而来的骄盈。正在关键之时，不听赵的进言，竟进房大睡其觉，致使李秀成率队，穿上清军服装，混出城去。如非农民告发，后事殊难定局。记城破之前，所有清军人员，不分文武，都预备筐笼箱箧，准备大发其财。报功封爵，多有假冒。
记忠王被俘之初，曾国荃向之刀剜锥刺，以胜军之主将，对待败军之俘虏，竟如青皮流氓，报复私仇。并记在这种情况下，忠王的言词表现。又记，当一帮幕客去看被俘忠王，忠王竟向这些人谈起夜观星象等语。赵烈文等答以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动乱自然平息等语。读之，均不胜感慨。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残杀，遂使大业倾于将成，金田起义时灿烂众星，纷纷陨落。千百万农民战士，顿时风流云散，十四年争战经营，一旦土崩瓦解。狂澜既止，龙虎无踞。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剧，志士仁人，扼腕痛心，无可奈何者也。将革命大义，幻为私利者，当负此责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曾氏兄弟，侥幸成功，真如前人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又如记曾国荃笼络士兵，为其效死。士兵负伤后，令其口嚼人参，然后将渣滓，敷于伤口。声言如此可以起死回生。
以致湖南人参，被购一空，参价百倍高于人价。又记曾国荃得势后，如何搜刮财物，兼并乡里，大置田产，均系曾国藩亲口对赵烈文所谈。
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翁文恭公日记》
《翁文恭公日记》共四十册，涵芬楼影印。后有目次，始自咸丰八年，终于光绪三十年。末有张元济跋。
翁为两朝（同、光）师傅，官至大学士，入军机处。其父、兄均居政府、军事高位，侄子又中状元，门第显赫。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我买来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读下去，及至终卷，失望得很。
比如当两个幼年皇帝的师傅吧，当时我想，他这个小学启蒙老师，和我在乡村私塾，所体验的教鞭生涯，恐怕有很大不同吧？结果，什么也看不出来。他每天进宫教学，有时只记“龃龉”或“大龃龉”，我领会就是教学很不顺利的意思。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故障，他从不具体说明。
他记得比较具体的是买字画，买字帖，吃鱼翅，送子侄入考场，替皇帝办山陵工程……这些琐事。甚至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他也不记。比如和康有为的认识交往，记得若有若无，在疑似之间。
对于政局的矛盾、困难，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记载。
只是到了后来，废职家居，才有时透露一些恐怖埋怨之情，也非常隐晦。
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看不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实在使人感到遗憾。但他的行书小字，写得实在漂亮，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张元济说他的日记，“小心寅畏，下笔矜慎”，并深以他的遭遇不及宋之司马、欧阳为恨。历史是不能如此比较的。同为皇太后，或为圣母，或为灾星，这只是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她们的存在，必有其历史的土壤、雨露、气候。大臣自身，即应列入以上三者之间，起到什么作用，是因“己”而异，因“人”而异的，并不能完全怪罪女人们。
我看此人，并非政治上的干材，也只是一个书生。凡是书生，当政治处于新旧交替转折之时，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当旧势力抬头，则易于馁败，陷于矛盾。古今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