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22

我尚有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的《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共二册。所记更为简略，系备忘性质。

《缘督庐日记钞》

《缘督庐日记钞》长洲叶昌炽著，王季烈辑，上海蟫隐庐石印，十六册两函。前有目录，始自同治庚午，终于民国丁巳。

叶昌炽是一个学者，他著的《语石》，是研究石刻的体裁很好，很有见解的书，商务印书馆列为国学基本丛书之一。他著的《藏书纪事诗》，搜采藏书逸事典故，甚为完备，诗亦典雅。这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代潘祖荫家编的丛书，校勘精细，惜字体太肥大，这恐怕和他的视力不佳有关。

他只是一名翰林，出任过学政，没有做过显要的官。

他的日记是摘钞，数量已经可观，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兴趣的，是经幢石刻。因此整部日记，几乎有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他是金石家，把范围定得很小，很具体，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别精细。他是经幢的专门收藏家、鉴赏家、学者。在这一范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治学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但所记亦寥寥。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

这是一位保守派，对革命以后的社会生活，甚为不满。民国后，他还常穿戴翰林的服装，出门去给人家“点主”，遭到群众的围观讥笑，使他颇为难堪。可谓不识时务。

颇似一书呆子，然又自负知人之明。长沙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不幸而言中，这倒使人不知他所操何术了。

日记抄得很工整，字体遒劲，也可作临池之用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煊赫者为《越缦堂日记》。此记我未购买正本，只有《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及《越缦堂詹詹录》二册。后者为作者之侄所辑录，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绮楼日记》，为涵芬楼排印本，两函三十二册，印制甚精美。越缦所记，多京居琐事，可见此人生活、性情。

但涂抹太多，阅读不便。其内容以读书记为最有价值，自由云龙辑出后，此记遂可覆瓿。湘绮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难看到重要史实，正像他自谦的，所记多为闾巷之事，饾饤之学，治学亦不及越缦堂之有统系。此外，新印的《林则徐日记》，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

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

可以断定，这些大部头的日记，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千百年后，也就所剩无几了。目前所以是庞然大物，只因为还是新出笼的缘故。

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小本的尚有《郭天锡手书日记》，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潘祖荫《秦輶日记》，董康《东游日记》，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寒云日记》等。最后一种，为袁世凯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阅后已赠送他人。

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购买日记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当然，如果细心钩稽，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只是浏览，所获仅仅如上。

1980年4月——

耕堂读书记（四）

清代文献（一）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线装二册。

办理四库全书，动议于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标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要求各地“及时采集，汇送京师”，首先购觅书籍的条件是：“历代流传旧书”。

紧接着，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

但是，圣旨传下去以后，将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

第一次传下圣旨，居然没有一人应声，你以为那些督抚州县，竟敢这样玩忽法令吗？自然也不是他们能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手忙脚乱，动起脑子来了。这对各级地方官来说，是一次硬任务，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压力。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一沾文字、书籍上的事，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明白，这是扰民的勾当，也休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只求无过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头，那没有什么好处。看看别人怎么办，再说。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员，沉不住气，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先报了一批书。

皇帝指出，也要“无关政要”的近代著作。对他老家奉天，却特别通融，说那里“风俗淳朴，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访购，以致徒滋纷扰。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并奉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藏在皇宫，即使缺失一些，可从一些名人家借补。民间的书，还是上来得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经解、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此必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于干碍，预存宁略勿滥之见。

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一番话，不只有些提倡百家争鸣的气派，而且有点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点了。但紧接着就说，如果你们再不紧办，“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再一次点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并“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命令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向各书贾客书船，探索各大藏书家书籍流落何方。并称淮扬系东南都会，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者，而马姓家蓄书最富，派盐政李质颖查办。

已经接近勒索了。在这种官府追逼威胁下，江南藏书家恐怖起来。四月，鲍士恭愿以家藏书一千九百余种，上充秘府。

奉上谕，进到之书，缮写后，发回原书。并命总裁，先编出一部荟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观览。

藏书家害怕，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具呈，请“抒诚愿献”。奉上谕，“朕岂肯为之”。

七月，奉旨，调取各地学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来京，同司校勘。并封官许愿。

八月，嘉奖纪昀、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昀在这一工作中，崭露头角之始。

九月，调任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学者，如翁方纲、刘亨地、徐步云在四库全书处工作，免其处分。

十月，责成校对工作。四库全书，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设有分校官三十二员。日后，拟添派复校官十六员。

插曲：各地“捐献”书籍，正在热闹。有个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库全书处具呈献纳自己的作品：万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为犯人，原审讯人判他“因事生风，妄希耸听”，拟把他遣发乌噜苏木齐种地。奉旨，“将该犯家内，逐一严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以后办理四库全书的重点，就转移到审查和销毁违碍之书上去了。

清代办理四库全书，今日平心论之，有功有过，应该说是功大于过。这一措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认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对中国文化，当然是一次严重的创伤，但并不是毁灭，并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还是要保存、整理、传播文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横扫。它的整理工作，是经过周密计划，周密组织，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续的时间很长，督课甚严，赏罚甚明。它用的人员大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当时孚众望的，并由许多大员统领之。对于编辑、审查、校对、印刷、装订，都很考究，积累很多宝贵经验。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辉。

即就销毁而言，在书籍中究系少数，并有抽毁、全毁之别。此外，销毁的根据，是违碍，是诋毁本朝。这种定罪法，还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这方面的书籍，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提出海阔天空的口号，随意罗织任何书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办法，审阅者为学者，当然他们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后才定去取。并非发动无知无识者，造成疯狂心理，群起堆书而拉杂烧毁之。

尝思书籍之危，还不在历史上的焚书禁书，以及水、火、兵、虫之灾。因为书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时之效，过后被焚被禁的都会再出现。清朝禁书那么多，真正绝灭的很少。最危险的，是像林彪、“四人帮”所为，以“革命”为旗号，利用军事政治威力，迫使群众以无知为荣，与文化为敌。

当然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时，人民总是需要文化的，能够觉悟的。

历史文化，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统治者，狃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学说，错以为人民越愚昧，越好驱使，越能战斗，进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图毁灭历史文化，以延长其个人统治。把人民赶进黑暗的闸门，把学者挤到万丈的深渊，如此做法，其结果是毁灭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毁灭民族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雍、乾两朝大兴文字之狱，快一时之意，其实已使国家元气大伤，统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几代以后，即不能存其国家。然在当时，这两位皇帝还被誉为英明之主，这真是天知道了。

1980年5月——

耕堂读书记（五）

清代文献（二）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那篇文章中，称赞了过去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由于他的启发，我也买到了一部，共九册。六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参观了一次关于曹雪芹的展览，会上也陈列了这部书以表明当时文禁之严。但是，我仔细观察，它所陈列的，只是第九册，虽然也叠放了九本。因此想到，这部书已经不容易得到了，所以视为珍秘。

在十年动乱中，此书也被抄去，我当时想，这个书名，恐怕有些犯禁吧，是否要追问：你为什么买这种书？其实，这是我神经过敏，想得太多了，它终于没有丢失。

它这次回到家来，因为我也有了一番亲身经历，就不太重视它，过去大部都读过了。回想一下，其中虽也有几件大案，够得上“文字之狱”，但大多数却是小题大作。作文字的人，虽也充军杀头，妻子为奴，但那些文字，实在谈不上是什么著作。有的人，原来还是一番好意，想讨皇帝喜欢，得到一些名利的。他兴兴冲冲把文字呈上去以后，不知触犯了皇帝的哪条神经，龙心没有大悦，反而大怒。因此就把脑袋掉了，实在是“无意中得之的”。并且，也总是连累很多人，拖很长时间，案牍往返，天下不宁。如果当时这位作者，明达冷静一些，不财迷心窍，天下原可以平安无事的。

例如雍正初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当时皇帝看得很重，此书抄获以后，御笔在书的首页批注：

悖谬犯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的结局是：

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著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见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令伊本籍地方官约束，不许出境。

《西征随笔》这本书，故宫博物院先在《掌故丛编》连载，页码独自起讫，以备读者将来折出自订成书。还附有许宝蘅写的一篇前言，不过是告诫后人：“君子其亦知所鉴乎！”后来又出了单行本。我在旧书店得到一本，不知出自谁家，好像长期掷放在厨房里，烟薰火燎，灰尘藏于书内，我在修整时，为细尘所染，不适者数日，曾书于书皮志戒。

看过以后，是一本很无聊的小书。作者并非文人，只是一个破落子弟，性情狂放，行为卑劣，自己洋洋得意，形之文字，实际上有很多不通的地方。此人被皇帝定为大逆，是说他讥讪圣祖。实际上他只是道听途说，而且也谈不上是什么严重的讥讪。如果当时他只是写来自己看看，放在书包里，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糟糕的是他把这本书，送给了大将军年羹尧，是从年的家中查抄出来，其中有大拍年羹尧马屁的信、文章、诗词。

皇帝正要定年羹尧的罪，得到了这样一本书，就成为一个突破口，成了年羹尧“大逆五罪”的一条，叫做“见知不举”。

送给别人一本书，人家大概也没有看，促成了大案，死亡两家，对人对己，都可以说是大不方便吧！

年羹尧原是雍邸旧人，是清世宗的心腹、走狗。在雍正初年，皇帝忙于兄弟间的斗争，西南一带也不平稳，年羹尧的官职，急遽上升，一直到“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

在这一期间，红极一时的年羹尧，确如汪景祺所颂扬的：

“阁下以翼为明听之才，当心膂股肱之任，君臣遇合，一德一心。”《掌故丛编》后来改名为《文献丛编》，在第一辑，刊有《年羹尧奏折》一束，第一折为奏谢貂皮褂等物，折后附有雍正皇帝朱谕：

实尚未酬尔之心劳历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在这一束奏折里，主要是答谢皇帝的“宠颁”。其中有鹿尾、袍褂、茶叶、西洋规矩、东珠、珐琅双眼翎、鸟枪、平安丸、天王补心丹、自鸣表等贵重物品，可见君臣之间，不只推心置腹，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了。

及至几个兄弟先后被迫害致死，西南一带也稳定下来，他对年羹尧的态度，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

据萧奭《永宪录》，最后是：议政大臣等，胪列年羹尧九十二大罪，请诛大逆，以正国法。

这九十二大罪，又分别归纳为：大逆之罪；欺罔之罪；僭越之罪；狂悖之罪；专擅之罪；贪黩之罪；侵蚀之罪；忌刻之罪。实际上有很多罪名，是强拉硬扯，随便上纲的。此案牵连的人很多，汪景祺并非知名人士，只是因为他这本书，才引起人们注意。

《文献丛编》还刊载了允禩、允禟案。此案为清世宗剪除政治对手，颇为严重。允禩、允禟，均系世宗兄弟。这一辑有牵连人犯穆景远（西洋人）、奏道然（礼科给事中）、何图（允禟亲信）、张瞎子等人的口供单。

第二辑刊有雍正四年四月上谕：“允禟交与都统楚仲侍卫胡什里，驰驿从西安一路来京。”五月又命侍卫纳苏图至保定，传谕直抚李绂，令将允禟留住保定。李绂接此任务后，先后秦折九件，皆关允禟在保之事。

李绂身为封疆重臣，他接受的是一种非常严重，并非常不好掌握，不好处理的任务。如果不明皇帝内心本意，措置失当，或轻或重，均可招来杀身灭门之祸。好在李绂老奸巨滑，又深知雍正用心，没有大错，但也可从奏折中看出，他已经战战兢兢，神经紧张到几乎要失常之态。第一折奏报：

臣随飞檄密饬由陕至京沿途直隶州县各官，如遇允禟入境，即差员役密送至保，仍先行报臣等因去后。现在于臣衙门前，预备小房三间，四面加砌墙垣，前门坚固。至允禟至日，立即送入居住，前门加封。另设转桶，传进饮食。四面另有小房，派同知二员、守备二员，各带兵役，轮班密守。再允禟系有大罪之人，一切饮食日用，俱照罪人之例，给与养瞻。

纳苏图回到雍正那里，说李绂有“便宜行事”的意思，李绂声称：

至于便宜行事，臣并无此语。原谓饮食日用，待以罪人之例，俱出臣等执法，非由上意耳。非敢谓别有揣摩，臣复折内，亦并无此意也。

读者注意：“便宜行事”四字，关系甚大。所以李绂赶紧声明。允禟至保定后，李绂对他的四名家人，采取了一些“想当然”的措施，稍为严了一些，雍正在他的第四件奏折后批道：

此必是楚宗（仲？）的疯主意，李绂你乃大儒封疆重臣，岂可听彼乱为，不自立主见，此事大错了。

第五折，李绂奏报允禟晕死后苏，这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雍正皇帝在折上作了很多批注：

今日仍是此旨，便宜行事，则朕假手于大臣，如何使得？

又恐李绂失于右倾，乃批：

正为此恐非过则不及也！

又批：

即此朕意尚未定，尔乃大臣，何必悬揣？

又批：

凡有形迹、有意之举，万万使不得。但严待听其自为，朕自有道理，至嘱至嘱！

奉到如此明确的谕旨后，李绂自然心领神会。谕旨的妙处在于：不留形迹，严待听其自为。不久，允禟就拉起痢来，不再进小屋，只是在门口躺卧。也不再到转桶那里去取饭食，很快就“病故”了。李绂上报，奉朱批：

好好殡殓，移于体统些房舍。

像李绂这样的大官，所用幕宾，都是高手。密议后所拟奏折，处处小心试探，自己留有余地，得到朱批根据后，再采取相应行动。所以如此敏感性的事件，他居然做得称旨，后来得到好处。据《永宪录》，那位都统楚仲，过了几年竟得罪咎。雍正说，叫他去“带领”允禟，他竟“用三条链锁拿允禟”，并错传李绂要“便宜行事”。其实，楚仲何尝不也是一番用心，想得到皇帝欢心，但他究竟是一个粗人，做事留有痕迹。终于下场不佳。

以上这些出版物，所载虽系零碎档案材料，但究系确凿有据的历史。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

1980年6月11日——

耕堂读书记（六）

买《太平广记》记

我第一次买得的《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短缺两册，用两本《人海记》充衬着。

书是从天津劝业场二楼藻玉堂买的，当时的掌柜，是滦县一带口音，他诚实地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说：“闲看去吧，不好补。”——

A收入本书中的《耕堂读书记》（六）、（七）、（八）、（九），在《〈孙犁文集〉续编三》中原为（一）、（二）、（三）、（四）。其中《买〈太平广记〉记》为本书编者辑入。——编者注

回到家来，把书装订整理了一下，也没有仔细读，就放起来。“文革”以后，所抄书籍发还，我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同志。这部书，我买时价钱五元。

对于这部声名显赫的书，我有了这部残缺的石印本，还是不甘心，后来又在天津古籍书店和平路门市部，即过去的泰康商场楼下，买了一部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木夹，共八套，六十四册。书是山东开雕的，字体倒也清整，只是纸张不好，是一种很薄的黄色土纸，就像乡下用的烧纸。前两册，还有些圈点、批注，是原阅书人做的，弄得纸面很不干净。书籍发还以后，这部书送给了李克明同志。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版本之好，对于这些古董玩意儿，一定不会喜好的。这部书，我买时，价钱十八元。

这种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我还见过广东的一种刻本，虽系白纸，但字体漫漶过甚，还不及此本清晰。

买书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一样，总是逐步升级，得陇望蜀。我又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旧书店觅购明刊影印本的《太平广记》。不久，书籍寄来，共十函，六十册，宣纸印刷，磁青书面，丝线装订，雍容华贵，不可言状。价一百元。

据书店人称，茅盾同志亦在寻找此书，因我登记较早，故归我所有。此书抄家后，被列为珍贵二等，发还书籍时，示意我“捐献国家”，我当时答称，业务所需，不愿捐献，请按政策办事。执事者遂把书还我，书尚完好，只是碰掉几个骨签。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的《太平广记》，我也买了一部，是一九六一年印本，纸张稍黑。近年我们排印的古籍，虽所据为善本，然因校对工作搞不上去，常常事与愿违，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在五十年代，天津僻静街道上，常有书摊，在北大关一胡同中，我曾见明刊本《太平广记》十余册，蓝色虎皮宣纸封皮。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犹豫未买，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后颇悔之。会文堂在夫子庙街，主人为清朝一宦官，时常挟一青包袱，往来于早市冷摊，精于版本之学。

1980年12月

买《王国维遗书》记

一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金梅同志代购《王国维遗书》一部，共十六册，价二十六元。此书系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原印本影印。

我在中学读书时，曾买商务排印本《宋元戏曲史》一本，系读王氏著作之始。稍后买《人间词话》，朴社所印。这些书都已于战乱中遗失。

进城后，为弥补此缺，先买《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一册，包括王氏戏曲研究著作八种，只缺《曲录》，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后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见线装《王忠悫公遗书》十数册，因不知全否，且虑价昂，未敢问津而止。

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影印《观堂集林》出版，购买一部，共四册，也是根据商务所印全集本，但删去诗词杂文二卷，另加别集中考证文字二卷，以为“王氏所作关于古代史料、古器物及文字学、音韵学等重要论文，大体已包括在内”。

今查所删诗词杂文二卷篇目，不只诗词，有关王氏生平身世，思想见解，颇为重要，且与所作研究，所成学术，有密切关系，可以互相参稽；即杂文中，有很多篇，就是有关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文章。我以为中华本《观堂集林》所以要删除这些文字，是在当时的极左思潮影响下，见到其中有些涉及逊清“帝室”的文字，认为是封建糟粕，不得不删。其实，研究王国维的东西，避开这些是不应该的，是不可能的。

另外，中华本的《观堂集林》，还删去了罗振玉和蒋汝藻的两篇序文，理由恐与上述同。但一部大书，缺少了序，一开卷便是光秃秃的正文，读起来是不方便的，也会减少兴味的。蒋序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罗序还是可以一读的。此外，中华本有断句，但水平不高，我能读断的，断者亦断；我不能读断的，断者亦阙如。如此，实可不断也。

此后，在我大买旧书的期间，又买到一本线装的《观堂外集》。薄薄一册，首列所译斯坦因《流沙访古记》，主要记斯氏攫取敦煌石室宝物经过。次为“丙午以前诗”。再次为“人间词”。系罗福成辑印于天津者。

因为早已购置了以上的书，这次再买遗书之前，曾有踌躇。以为所缺者，当系考古研究方面的专门著作，对自己用处不大，但窥全之念又甚切，终于买了。

二

我的藏书中，有一本罗振玉撰写的“丁戌稿”。其中有关王国维的文章共有四篇：《王忠悫公遗书序》；《海宁王忠悫公传》；《王忠悫公别传》；《祭王忠悫公文》。

《序》为罗氏所刊王氏《遗书》的序言，中记王国维佚事二则，以证明“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者。

《传》记王国维幼年聪明，“读书通敏……年未冠文名噪于乡里”，“再应乡举不中，乃致力于古诗文”，中日战役后，汪康年创办《时务报》，于上海，王国维为了生活，给他司书记。后罗振玉创东文学社，王往就读。后又由罗资助留学日本。因病归国，于南通师范学校主讲哲学、心理、伦理诸学科。成名后，在清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革命，又东渡日本。在日本，初仍治东西洋学术，复从藤田博士治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喜韩图（王氏译音为汗德）、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此时罗振玉认为尼采诸家学说，流弊滋多，劝他放弃所学，“反经信古”。

王“闻而憬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咸摧烧之。”

我读到这里，有两种感想：一是罗振玉的复古思想，改变了王国维的学习进程。如果不是他这种倒退主张，王国维的学术道路，还可能向更新更进步的方向走去。应该说明，这时王国维是“携家相从”，在生活和别的方面，可能要仰仗罗振玉，所以他这样听从罗的话，并表现得这样坚决。二是，从这件事，我初步看出王国维的性格，有些病态，即所谓“狂易”，这对他后来的结束，是一脉相连的。

罗振玉接着叙述：“公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书，予又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三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外学者移书论学。”

后来王国维归国，给退位而仍僭居皇宫的溥仪，“供奉南书房”。“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命检昭阳殿书籍”。后来“值宫门之变，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者再，皆不果及”。

这又说明，在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以前，他已经有过这种表现了。然罗文述王之死因，有“今年夏南势北渐，危且益甚”语。“今年”，即一九二七年。则王之恐怖革命，促其自尽之说，亦为有因矣。

《别传》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介绍王国维的《论政学疏草》。这篇疏草表现了王国维对世界形势，中西政治文化及其效果的见解，看来非常重要。他认为“西人之说，大率过偏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因而排斥新说，主张传统。但此疏是由罗振玉转述，意义恐还有些出入。

我想：这是给“皇帝”上言，王国维也得选择一些投合口味的话。又因为他的职务所在，他的立论，也必须设法维护皇家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王国维当时心里的话，其中恐怕有很多矛盾，有很多他自己不能解脱的困难，这些都会加深他的痛苦，促进其死亡。

最有趣也最无味的，是最后一篇《祭王忠悫公文》。开头说：“海宁王忠悫公，既完大节，事闻，天子哀悼，群伦震动。

其友罗振玉为位以哭，复至都门经纪其丧。”紧接着说，当年王国维如何“暗然无闻于当世”，罗如何“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以后王“蔚然成硕儒”，两人一同“供奉南斋”，“十月之变”，如何“约同死”。罗振玉说：他自己“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每次都有不死之由。这次老友故去，本应也决心死去了，又念：“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继公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恩泽。”就是说，怕别人议论他，也想得到王国维死后的好处，所以又不死了。王国维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过是流亡皇帝的“予谥忠悫，派贝子致奠，给陀罗经被，并赏银二千元治丧”而已。这真是不值一顾的“末世之荣”了。

对于罗氏，所知甚少，其于古籍文物，似亦颇有搜罗传播之劳绩。然读此文后，深感此公之无聊，扭捏作态，自忘其丑，虚伪已极，恬不知耻矣。

三

其实像罗振玉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自杀身死的。

当时围绕着退位皇帝，分得一些好处的所有遗老遗少，都不会为了皇帝蒙尘而死去。但像王国维这样的书呆子却自杀了。

在闹剧一般的，重温旧梦的肮脏一群中，增加了一点悲剧性质，直到现在还为一些崇拜王氏学术的人们所萦念。所念者自非仅是王氏的学术，也是他的天才横死的不幸了。

王国维的学问，在当时一辈人中，可以称得鸿博浩瀚。在阅历方面，他曾到日本留学，也能以英文译书报。对于国内外重大政治动向，也不是不关心，不了解，并非很闭塞的人。

在当时，尤其是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就是一些粗野的军阀，无知的政客，都知道在中国再实现帝制为不可能。像王国维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殉烟消火灭的“清室”？

王国维的死因很复杂，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但主要是他个人悲剧性的因素，即心理与病理的因素。

他的处境，充满矛盾。他的声名，毁誉交加。中国理学性命之说，西洋哲学唯心之论，深刻地，矛盾交织地，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使他产生了厌世思想，以死求得解脱的病态心理。

如果罗振玉所记述的都属实，那么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识拔、资助、教诲，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学家”。但在政治上，却把他推到了一个死角，带到了一个绝境。平心而论，不能把过错，都推到罗氏的身上，王国维也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所以只能说是王氏个人的悲剧。

学识，学识。然有学者未必有识，有识者未必有学。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钻进一个小天地，研究一种学科，名声很大，自己就以为既有过人之学，就有过人之识，这是会害了自己的。说王国维很有学问，斯可矣，但如罗振玉所言：

“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世人徒惊公之学，而不知公之达识，固未足以知公。即重公节行，而不知公乃智仁兼尽，亦知公未尽也。”这就不是我所能相信的了。

人无学，仍可以操斧而作，荷耒而耕，阳光雨露，得其自然。有学而无识，则易矛盾百出，进退失据，心身交瘁。即如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中所说的：“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王国维的悲剧，就在于他学问过深，识见太浅了。

王氏在学术成就上的特点，是深邃精密。其得力之处，从他个人来说，为旧学根柢很深，所见古代器物甚广；从他所处的时代说，则外来的一些科学知识，治学方法，也促进了他的成就；至于他在文艺评论方面的许多新的创见，除去外来影响，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诗词作者，所以能谈出一些他人不能道出的新鲜道理来。

遗书洋洋大观，但为求全求大而辑入者亦不少，此乃历来编辑遗书的通病。我有兴趣也能读得懂的，不过还是早已购买的那些文艺方面的著作。过去想读而没有，存于遗书之中的是《静安文集》和《续集》。他的散文，明达而畅晓，不尚文采，而取准确翔实。这些作品，虽只占遗书的一小部分，但能读到，就算没有白买这部大著作了。

四

罗振玉在传中所记王氏之生平学历，与王氏所作“自叙”，无大出入。因知罗氏虽于文中掺杂一些自己对王的恩惠知遇，实系多年老友，知之甚深，所记材料，究比他人言者，为可信也。

王氏弃新学，专注旧学以后，认为“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有五项：（一）殷墟甲骨文；（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其中除内阁大库文书，鲁迅曾著文证明并无多少希奇之物；古外族遗文，王氏知识不敷，两项并未做出多少成绩外，其他三方面，他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过去，我曾慕名，用一百元高价，买了一部《流沙坠简》，序文、考释部分，系王氏手笔。我虽外行，也能看出王氏考证之严密，参稽之精确，叹为治学之道，无以复加，学问之通博充实，后难有继。

王氏对古代地理历史，特别是古代西北边陲的地理历史的研究，收获甚丰，为人推重，实际也受益于西洋历史科学。

但他在后期，对西洋的自然科学，持菲薄态度。他说：“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环境，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

对西方的历史科学，承认其进步，但贬低其效果。他说，“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以上引文均见《论政学疏草》）

王国维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东西，看成是无补实际，脱离人民的东西，说明他不只对生活现实，失去信心；对他致力的学术，也失去信心了。而西人崇拜东方之论，也不过是当时守旧派的陈词滥调。“因为外国人也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就死抱住这个。”好像不是为了中国人而研究学术，反是为了外国人而研究学术了。

事实是，当清末民初，我国处在弱肉强食的悲惨时代，无论日本、英、美、法各国，都在一方面用军事力量侵略我们，又一方面掠夺、搜求、研究、赞美我们的“东方文化”。当时有识之士，洞察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其道而行之；吸收外国进步的，于我有用的东西，批判自己固有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因而逐步摆脱了我们民族的困难处境。帝国主义的学者们，乃与当时的清朝遗老们一唱一和，这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五

王有一篇《文学小言》，凡十七条，说明其文学见解。他以为：文学起源于剩余精力，与儿童之游戏同。因此，文学无功利，文学无名利。景与情为文学二元素，文学作品为主客观之交代。他认为天才难产，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天才又须人格高尚，“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才能产生真正的大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观物亦真”。

这些主张，有些来源于西洋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有些是归纳出来的文学规律，有些则带有主观片面性。例如第十七条，王氏反对“以文学为职业”。以为“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而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认为“以文学为职业，餔啜的文学也”。这真是本末倒置，闭着眼睛说话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学？只是“为文学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吗？人不餔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张文学只能是业余的吗？然其他职业，也都是为了餔啜。王氏写这篇文章时，职业作家尚少，不然会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这些主张，亦运用在他的《人间词话》一书中，因脍炙人口，不论。他这些观点，来源于他当时正在热中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学。以为哲学、文学，都可以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禄劝”的，甚至可以与社会兴味“相刺谬”。这些主张，与王国维所处的现实生活，发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这种学说，把叔本华等视若神明。王氏在很多文字中，谈到人生必然带来的种种痛苦，主张文学是解脱痛苦的一种方法，因而把文学的作用，降低到“消遣”两个字上。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中国，不失为新鲜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学知识，创作体会，相互生发，又运用到文艺评论上，他这些观点，很为人们乐于称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界渐渐对这些理论淡漠了。

国内外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冲激，人们对他这种理论，就疑信参半了。

历来的唯心主义文学家，都强调文学家的主观的、意志的力量，都梦想把文学超驾于国家、社会、政治、法律之上，成为凌空天上的东西。结果只能造成文学和作家本身的悲剧。

道理是很简单的：作家既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作品也只能在社会中生存。作家厌恶世俗，而作品必须从世俗中产生。世界上可能有人间天上的作品，但不会有人间天上的作家。

王国维理论上的这些主张，在他本身的创作实践中，就不能兑现。他当时的社会处境，使他不得不歌挽“太后”，不得不颂扬“相国”，不得不代别人捉刀，不得不为衣食屈膝。

社会、政治，都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打下历史的印记。

六王国维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西洋哲学、文艺这一新天地，他表现了极大的学习热情。他研究哲学、美学、伦理学、遗传学。他发表对大学教育课程的意见，强调哲学、美学的重要。他一度醉心西洋的戏剧和史诗，认为中国不能与之伦比。

并想有所尝试。这些文章，都有文采锋芒，充满热情和希冀。

但因为生活道路的曲折变化，他后来竟把这些文章看成“不醇”，付之一炬。现在的《静安文集》及其续集，乃是其门人后来收集起来的。这使我们想起鲁迅记述章太炎对待早年作品的态度。这种心理，后人是很难理解的。清末民初，一些知识分子，最初对西洋文化，如饥如渴，如醉如狂，但过了不久，原来解放了思想的人，又退回到家门以内去了。又去抱残守缺，研究“国学”。有的虽成绩很大，但他们的名字，渐渐为青年人所遗忘。他们青年时期的奋发自强，热烈的追求和探索，也被他们自己抹杀了。写到这里，不禁叹息！历史前进的途径，有曲折反复，因而使人之思想行为，有曲折反复乎？抑或人的思想行为的反复，乃使历史的前行，迂回缓慢乎？驽钝如余，不得而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