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23

1983年12月17日下午4时改讫

买《魏书》、《北齐书》记

一

一九八○年五月七日，沈金梅同志，从北京代购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一部，计八册；《北齐书》一部，计二册。

我的二十四史为“百衲本”，但非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而是晚清以来，各书局各种版本的杂烩。善本甚少，阅读、贮存均不便。所缺数种，拟以标点本充之。今见此书，卷帙亦甚繁重，且有污损。今日修整，甚感劳顿。年已老，日后仍以少买书为佳也。

国家组织人力，整理标点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书，传播文化，嘉惠后学，可以说是一种千古盛事。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从方便阅读方面说，比以前各书局所出的石印本、铅印本要好得多。

但每部书前面的出版说明，却写得很是八股，盛气凌人。

单纯以阶级斗争为纲，评价一部古书，不只有诬古人，也违反历史唯物、辩证唯物之义。标点本《魏书》，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出版说明，加入了批判“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内容。引用“语录”，也未免牵强附会。既然重印，批判一通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其多种价值，立论也就自相矛盾。当然，这种写法，自有其时代历史背景，作者的“局限性”，也可能为后世读者所谅解吧。

二

《魏书》号称“秽史”，初不知其秽在何处。是内容芜杂呢？还是所记多猥亵之事？读了一些篇章，发见《魏书》文字典雅，记事明断，虽不能说是史书中的上乘，但也很够一代文献资格，实在谈不上一个秽字。

《魏书》为魏收所总纂，他的传记，载在《北齐书》。

魏收，字伯起，巨鹿人。他生于宦家，十五岁学习作文。

读书很用功，“夏月，坐板床，随树荫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他文思敏捷，“下笔便就，不立稿草”。但为人轻佻，绰号“惊蛱蝶”。奉使梁朝，竟然买吴婢入馆，遍行奸秽。因此，人称其才，而卑其行。

修魏史时，所引史官，都是依附他的人。有的并非史才，有的“全不堪编辑”。参加修史的人，自行方便，“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魏收是总编辑，并吹出大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就太不像话了。

当时言论，都说魏收著史不公平，皇帝“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这场辩论，皇帝亲临，空气非常紧张。

虽然表面上，魏收占了上风，告状的人，被定为“谤史”，“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魏收也受到皇帝的责难，战栗不止。《魏书》也奉命“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

后来，魏收又奉诏，对史书更加研审，颇有改正。但“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这种结果，在历代史官中，恐怕是最不幸的了。

三

其实，魏收虽然监修《魏书》，大的关节，他是做不了主张，要看皇帝的意图的。但在一些不显著，不甚重要的地方，他还是可以施展才华，上下其手，或加美言，或加恶语的。这些地方，皇帝不一定留意去看，但所记的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孙，是一定要看的，特别关心的。另外，给谁立传，或是不给谁立传；给谁立正传，或是给谁立附传；谁的文字长，谁的文字短，这都是是非所在，恩怨所系，编撰者和监修者，应当慎重从事，公平对待的。而像魏收这样的人，却是意气用事，很难趋于公平的。虽然史书要求秉笔直书，但因政治的要求，史官的爱恶，即使是良史，恐也难于达到真正的直。

求其大体存实而已。特别是像《魏书》这部著作，修书与时代相近，魏、齐两朝相连，一些当事人的后代，都在朝中做官，就更注意其中的褒贬，因为这不只是祖先的名誉问题，也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了。

魏收自视甚高，性又褊急，他的著述生涯，他的官运，也不是那么顺利的。他受过箠楚，皇帝在宴会时，还让大臣们当面开他的玩笑，揭他的短处。有时皇帝高兴了，也当面夸奖他几句。说他有文才，说他比那些武将还有用处。甚至说：

“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我们知道，魏、齐的那些皇帝，都是什么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魏收能把这部著作，终于完成，也可以说是够坚韧的了。他所处的境地，皇帝给他的待遇，也不外是司马迁所叹息的“倡优畜之”而已。

这部《魏书》，虽被有恶名，然终不能废，也没有别人的著作，能把它代替。列于诸史之林，堂而皇之，不稍逊色。这是因为事过境迁，朝代更替，利害的关系，感情的作用，越来越淡漠了。谁好谁坏，都已经成为历史，甚至古代史，与读者任何人，都没有关联了。时间越久，史事无证，越没有别的书能代替它，它就越被读者重视，因为它究竟还是当时的人撰述的最可靠的材料。古书的神秘神圣之处，也就在这里。

四

魏收是很有文才的，他当时所作文、檄、诏、诰，为皇家起过很大的作用。齐文襄曾称赞他：“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

温子升、邢邵，是魏收同时代的文士。他们各有朋党，互相拆台：

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表章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

祖珽话的意思是：看一个作家的高下，先要看他的师承。

魏收的话，如果拿今天的情况来解释，就是：只能写些短小文章的人，算不得大作家，必须有几部长篇，才能压众。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如果生于同时，在一处工作，则相轻尤甚。因为这涉及到是否被天子重用，官品职位。想起来，这也很可悲，心理状态，几同于婢妾之流。

《北齐书》魏收传中，只保存了他的一篇赋，题为《枕中篇》。这篇文章，以管子的话“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作为引子，说明“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的道理。文章虽然有些罗嗦，但文词很漂亮。证明他的文才，是名不虚传的。但这篇赋，不常见于文学选本，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名声不大好的缘故。传中说他硕学大才，但不能达命体道，“见当途贵游，每以颜色相悦”。这与他这篇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但又说他：“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这就证明魏收这个人，性格言行，都是很复杂，很不一致的了。

五

文人处世，有个人的特征，有时代的样式。历代生活环境不同，政治情况各异，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理想的发生，都不会一样，都有时代的烙印。先秦两汉，盛唐北宋，号称太平盛世，文士众多，文章丰富。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时，文人的生活处境及政治处境，就特别困扰艰辛。反映在他们处世态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难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时期，是个动乱的时期，北朝文人很少，他们的生活，尤其动荡不安，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动乱。

我们今天谈论魏收，也不过就一篇简短的传记，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论世的试探，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就很难说了。检藏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考异》，对魏收的《魏书》，均有评述。李氏认为像北齐的帝王，还知道重视文人的工作，重视历史的修撰，足见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即武夫出身者，亦不能漠然视之。这种感慨，是李氏的夫子自道，宦情的急迫表现。王氏所述，议论平和，他以为《魏书》之所以受人攻难，是因为后来几次有人想重修这部史书，既然想重修，就要宣扬原作的种种缺失。他并且说，魏收的著作，列之正史，并无愧色，可谓先得我心矣。赵氏在列举《魏史》的不公之处以后，又列举该书中的惊人直笔，这足见抹杀这部著作，把它笼统地称为“秽史”，是不应该的了。这部书，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不是著作本身的原因，而是当时及稍后的政治的原因。

魏收在《枕中篇》中说：

闻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经术，厌饫文史。笔有奇峰，谈有胜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审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后己。情无系于荣悴，心靡滞于愠喜。不养望于丘壑，不待价于城市。言行相顾，慎终犹始。

这些文字，可以说是闻道之言矣。然而魏收终于没有做到，或者说，他没有能完全做到。他的言行是不一的，他的希求是没有止境的。他的一些行为，是有违先哲的教导的。但究其原因，并非像标点本的前言，说得那样简单。有些事，是他应该做到的，这要由他负责任。有些事是当时政治不允许的，他不能去做；有些事是环境影响他，他顺应地去做了。然收究非完人，在文士中，也非敦立名节的人物，受到的一些责罚坎坷，可以说咎由自取。因此摘记其言行之显著者，使知其是非矛盾之处，以为借鉴焉。

1984年1月22日

买《饮冰室文集》记

一

我在保定求学时，最初见到的《饮冰室文集》，是精装两厚册，摆在书架上，就像两部大词典。我从来没有想购置这一部书，也没有想去读它。那时梁启超已经是过时的人物。历史上有些人物，不管他当时多么名声赫赫，叱咤风云，他的著作，能使洛阳纸贵，家喻户晓，字字句句，被人称作至理明言。一旦被认为过时，就会很轻易地被人遗忘，他的著作，也就会很随便地弃置在风尘之中。

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之际，可以称得起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戊戌政变，康梁并称，袁氏帝制，为了不让他发表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馈送他十万元巨款，另附其他贵重礼物，他没有收。他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字千金的了。但不到三十年，我上中学时，就只在课堂读过他一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此外，对于这位一代文豪，就非常漠然了。

那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思想界，已经有了新的潮流，新的代表人物，来吸引青年一代。

二一九六五年春季，我终于购买了这部文集。这并不是我急于要读它，是我那时有些闲钱，想当藏书家。清人的文集，已购置多种，在章太炎之后，我就想到了梁启超。但买来的《饮冰室文集》，是中华书局的仿宋线装本，八十册，共十函。

这样大部头的文集，在梁氏以前，没有见过。惮其浩瀚，一直没有动。经历浩劫，幸未损失，现在才有时间和心情，把它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说是翻阅，就是未经细读，摘要看看的意思。

此本，民国十五年九月印行，标为“乙丑重编”。梁氏五十三岁以前文字，除专著外，都包括在内。

卷首有梁启超原序一篇，大意说：

有人想编他的文集，他说不好不好。他写文章，没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意思。他写文章，是“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可是，时势变化很快，“转瞬之间，悉为刍狗”。所以他写文章，只能披之报章，供一时的参考，起一时的作用，过后就拿它盖酱瓶好了。他说：“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但当编辑告他：“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他也就答应了。

三

关于编辑文集，人们想法不一样，主张也不一样。梁启超的态度，我以为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合乎事理人情的。

当然，文章选择，越严格越好，不只编者应该如此，作者本人更应该如此。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分糠秕粒实，一齐编进去，究竟不是好办法。即使现在印刷条件方便，贪多求大，对读者，对作者，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古人的文集，流传至今，为什么都那样小，那样单薄？除去当时抄写印刻都不容易，主要是编选上的严肃认真。古人编订文集，都是先请信得过的师友，代为裁定。就是这样，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汰，还要有不少作品“散佚”，就是说，不大为后人欢迎，慢慢失传了。如果当时就拆烂污，其后果就更不堪设想。

以上是就严肃认真一方面说，但还有实事求是一方面。无论谁写的文章，都不会认为一定就是传世之作。另外，文章的作用，如不能于当时当地有利，更何望于千百年后有用？所以古往今来，应时之作，总是有的，而且数量是很大的。如果作者都悔其少作，一概摒而不录，不只抹杀了文章的当时功能，后世读者，又从何处考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当时的文坛风貌？目前有些作者，为保持一贯正确之虚荣，清理前此所作之诨词，弄了半辈子文墨，只剩下薄薄一本书，这是不必要的，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梁启超后面表示的态度是好的，是合乎道理的。

人非圣贤，哪能一贯正确？写文章，也常有一时一地的情况，为公为私的目的，个人的私心杂念等等。如果出之坦率真诚，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影响文章的传世。相反，文章最怕虚伪掩饰，这种用心，才真正是文章传世的大敌大患。梁启超的文章，对于当时当地，是充满热情的，是全力以赴的。

他的文章，行文流利，善于辩论，吸收外来的东西，迅速而虚怀，为国家国民设想，有由衷的热忱。虽都是过时的文字，有心人今天读之，还是会有所体会，并有所收益的。

四

全书共分五集：第一集戊戌以前作；第二集旅居日本时作；第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后迄民国十三年冬作；第五曰附集。

其中二集分量最大，文章最多，盖旅居国外，精力得集中使用。

梁氏著作宏富，除文集所收，尚有单行专著，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及未完成稿，共十八种。

他的研究方面，很是广泛，要之都是当时国家所需，国民所需，他认为亟需做的学问。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研究；外国哲学、经济、法制思想介绍；中国历史重要人物的传记；西洋思想家、政治家、爱国志士的传记；中国佛教的研究；各国政体国情的介绍；弱小民族亡国的惨史等等。

他主张开放，通商互利，提倡大量翻译外国书籍。他先后向国人介绍了斯宾那莎、卢梭、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身世、学术和思想。

当时有些守旧派，害怕外国文化思潮，会冲垮了中国的固有文化。梁启超说，这是不用担心的，如果我们固有的东西，基础深厚，介绍进来的西洋文化，只会增加它的活气，激扬它的发展，绝不会动摇它。他热情地赞扬了严复的翻译工作，认为他国学基础深，所以外文也翻得好，并劝告所有的留学生向他学习。

五

他写的文章，发表在他主编的报纸上，都带有“政论”性质。他的犀利的文笔和善于辩难的文风，长期影响了以后中国报纸的社论和政论。但后人写的政论，说理明辩者有之，能像他那样富于感情的，就很少见了。他对国家民族充满了热情和希望，与当时一些悲观论者，吓倒在列强的坚兵利器之下相反，他认为中华民族有光荣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中国不是老大，而是少年。他为“少年中国学会”作序，用形象的笔法，把老年和少年作了对比的描述，真是神来之笔，使人读起来拍案叫绝。他参加讨论了人生观、生死观，他都是抱乐观、积极、科学的态度。他是一位伟大的热烈的启蒙者，主张教育是政治维新之本，他也屡次指出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国民弱点，想尽一切办法措施，使之提高向上。

他的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感情丰富，不论长短文字，不管什么体裁，他一下笔就满带感情。他写作起来废寝忘食，能一连工作三十六小时。他在叙述弱小民族亡国惨状时，如同切肤身受，一往情深。使异域之人，百年之后读之，还声泪俱下。这种有感情的文章，是不会过时的。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文学家，只能说是一个文章家、政论家或政治活动家。他认为只会吟风弄月的诗人，没有什么实际效用，讽之为“鹦鹉学士”，自身弃之不为。他提倡颜李学派，主张学以致用，重视行动和任事精神。

六

这一天才，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命定要随时代而消亡。他的中心政治思想是君主立宪，民权革命。当这一思想在广大人民头脑中沸腾之时，他能乘其兴会，翱翔天际，为人景仰。

然而政治潮流，是不断前进的，辛亥革命，他已经有些落漠，当社会主义兴起，冲激中国思想界的时候，他的文章就黯然失色，再也没有过去的活力。对于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辩论，他显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理屈词穷，悄然息影。

时势推移，年月无情。展读其书而念其人，于我心虽不无戚戚，然忆及海禁初开，国家危亡之际，仁人志士，爱国心切，忘我无私，声嘶力竭，又不胜其感激追慕之情也。

1984年5月19日下午写讫

买《崔东璧遗书》记

一

崔述，号东璧，河北大名人，晚清以来，人称“大名崔氏”者也。

遗书共两函，二十册，古书流通处影印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购，未遗失。

遗书的内容，主要是《考信录》。崔氏为人所重，也是因为这方面的著作。目录为：

《考信录提要》。包括释例和总目。

《补上古考信录》。考证开辟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实。

《唐虞考信录》。考证尧舜之事。

《夏考信录》。考证禹及其后人之事。

《商考信录》。考证成汤前后事。

《丰镐考信录》。考证周事。

《洙泗考信录》。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

《孟子事实》。考证孟子事。

其学说宗旨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他以为圣人之道，从尧舜孔孟这条线传下来。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子，也都是卫道之士。他认为战国以后，有很多伪书，如古文尚书，竹书纪年，孔子家语等。

经书传注里面，窜入了不少杨墨老庄的论点，甚至还有纵横家、小说家以及谶纬家的论点。所以他说：“古之异端在儒之外，后世之异端则在儒之内。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他治学的方法是：“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他鄙薄孔颖达等人对古籍的注疏。

二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寿七十七。他的书，陆续由他的门人陈履和刊印，至道光六年全书才告成。

这部书在出版的当时，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到清朝末年，梁启超推崇了他，说他“善于怀疑”。这是和时代的学风有关的。最近看到上海古籍书店重印此书的广告，前面附有顾颉刚的文章，我还没得看到。崔述的学说，一定是会受到“古史辨”这一学派的热烈欢迎的。

我经书底子差，很多原文还读不懂，对于崔氏的著述，自然不敢置一词。对于他的考信录，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但在浏览过程中，也想到一些求学、著述、环境、朋友的问题。现在粗略记述一下，也是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识其小者的意思。

三

崔述不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么名门贵胄，他生活在大名这个偏僻的地方，家庭也还算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对他督教很严，他读书很早，心也很细，用功很勤。不管怎样说，他当时读书，还是为了科第。但中了举人以后，就屡试不售。后来选在福建罗源县，当了几年县官。官不好做，不愿意干了，在北京捐了一个主事的空衔，回到家乡，专心著书。古人说：“学而优则仕，”在旧社会，没有一个读书人，当初不是想做官的。做官名声多好听：“为圣天子牧养百姓”！

又有实利可图。在旧社会，也没有一个人，在读书之前，就抱定志向，著书立说。一般的规律是：读了书做不成官，又因为读了书，别的营生干不了，不得已才去著书。也有的是，虽然做了官，但是不得意；或者是得过意，后来又失意，才去著书。这种规律，司马迁已经慨乎言之了，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官场失意以后，万念俱寂，反倒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崔述当然也不例外。

著书立说，需要一些条件，首先是本身的条件，需要有才、学、识。只读过五经四书，只经过科场考试，只会写八股文章，当然还谈不上著述。读书比较广泛，自己没有特殊的见解，也难于著书。有了些见解，不愿下苦功，不愿做笔记，不愿深思熟虑，也难于著书。还要有些才，文笔能表达自己的所获。

幸亏崔述都具备了这些条件。但著书立说也很麻烦。虽然有人把著书，比作一本万利的买卖，但那是成名以后，才能发生的事。著书立说，非比卖豆菜，只买些绿豆，准备一只瓦罐，三天以后，就可生利。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感到家庭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就曾经想过，卖掉我的钢笔，叫老伴去卖豆菜。当时我那支钢笔，确实还不如卖豆菜，能养家口。后因时来运转，我才没有这样去干。

这是说明，著书立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崔述在辞官不做时，还要花钱捐一个主事。这钱不是白花的，这是一种投资。有举人衔，当过几年县官，又是现任的某部主事，他的社会地位就提高很多，社会地位提高，就带来很多好处：交游文士，谒见权贵，吓唬无知。

还有，著书立说，第一要买纸笔，派头大些的，还要雇人抄写。抄写出来了，真想藏之名山的并不多，多的是急于发表，和读者见面。那时又没有这么多的报刊杂志，只有刻印。刻印这件事，可不简单，成本很大，旷日持久，弄不好就赔本，那时又没有公家津贴。

一般的人，刻不起书，崔述也是这样。他带着稿子到了北京，在旅舍遇到了一位从江西来的举人叫陈履和，一看他的文稿，立即拜他为师，并承担为他刊刻书稿的任务。先在南昌刻了一部分，后又在山西太谷刻了一部分，及至作者亡故，陈履和受全书于棺前，在浙江东阳汇刻出齐。这就是陈履和在序中说的：“以尽吾二十五年事师之职，以慰吾师四十余年著书之心，余愿足矣。”

这是难得的师生之谊，令人羡慕。但这种文字情谊，就是在旧社会，也是不多见的。时至今日，且不去谈论它吧。因为“师道”固然不行，“生道”也很难说了。

遗书刻成，还要请名人作序，这件事也落到了陈履和的身上。他请了一位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实录馆总裁、武英殷总裁、上书房行走、礼部尚书、兼署户部尚书、教习庶吉士、加六级随带加二级、纪录四次、山阳王廷珍作序。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所列的官衔，比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一文后面所列的，还要长一些，煊赫一些。

然而，即使有名人作序，书也不一定就能流传。崔述在生前，就感觉到这一点了。他有一篇《书考信录后》，大意说：

他中的秀才举人，“同郡人争誉之”，“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四十以后为考信录，自二三君子外，非维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

“当余生前已如是，况于身后，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

可见，同郡人羡慕的是做官，是荣华富贵，至于什么学术，什么著作，并不重视。现在有了稿费，著作直接与经济联系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依我看，他这部著作，如果不是遇到清朝末年，学术思想大变，读书人从八股取士中解放出来，它究竟沉埋到哪年哪月，就很难说了。

四

崔述是儒家正统派，他把“道”和圣人联系起来，把“道统”看成一条线。把“真理”绝对化，纯净化，像在真空管里生成。我对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它要吸收别的东西，或者说，是和别的东西互相渗透。就像河流一样，随其所至，它要滋润一些东西，也必然为别的东西所渗入。“道”是这样发展的，文化也是这样发展的。不会有一成不变的道，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崔述是从历史的角度，这样主张的。但历史的发展，也是很复杂的，综合万物，变幻万端的。圣人是圣之时者，他的道，在往下传的时候，必然要受不同时代思想的影响和充实，引起本身的变化。我们的古老文化，我们的古代历史，如果只有儒家，没有杨墨，没有老庄，没有纵横家，小说家，没有神话传说，那将是多么单调啊！

书前他那篇《自叙》写得很好，我也读得懂，有兴趣。这篇文字，有真情，有实况，有很好的见解。他在讲述他对一些古书、一些人物的看法时，他常常引用当前的事例作证，有时是故事，有时是笑话，有时是谚语。使得这样深奥的学术文章，充满生机和活气。

遗书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写得并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写“时文”写惯了，带有八股文的死板气息。就像现在有些人，前些年写大字报、大批判稿、应景诗文写惯了，现在想认真搞些创作，总是转不过来，带有新八股的虚假味道一样。

他是历史考证家，不是作家。

1984年6月1日写讫——

耕堂读书记（七）

读《伊川先生年谱》记

我读书不求甚解，又好想当然，以己意度古人文词，所以常常弄错。查词书的习惯也差。初中时，老师叫买《辞源》，我花了七块白洋买了一部丙种的，使用得不多，保存得很好。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汉奸抢走了。进城后又买了一部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造反派偷去了。

比如“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本来一查就可明了的，可是我一直没去查考。因此，这个词儿，长期在我的脑子里形成的印象是：有两个弟子，去拜访程颐，程的架子很大，正在闭门高卧，两个弟子站在门外，天下着大雪，他们直直地立在那里不动。

晚年读了《朱子文集》里的《伊川先生年谱》，才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原文为：

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馀矣。其严厉如此。

这说明，两个弟子是侍立在屋里，而不是站立在大门以外。是老师叫他们去睡觉的时候，出门来才看见下了大雪。

这里记述了一下大雪，不过是为了增加描写的气氛。中国有许多散文，在结尾时，常常好用这个手法。这里，也反衬两个弟子侍立时间之长。

雪下到一尺深了，恐怕要有两、三个小时才行。不过站在屋里，总比站在门外暖和多了，不然老师也不会老是闭着眼坐在那里。

这个典故是表明古人的尊师重道的。然而，老师不说话，闭着眼睛，也许是在想自己的心事，也许是对两个弟子无话可说，也许是今天心情不好。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给他下个“严厉如此”。因为另有记载：“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

不过程颐这个人，确是有些言语和行动，不近人情。例如他给皇帝讲书，过去都是站着讲，他独独要求坐着讲，以明尊师重道。朝廷的体制，是那么随便改得的？又如课间休息时，年幼的皇帝攀折了一条柳枝，他就说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像训斥乡间小孩子一样，弄的皇帝“不悦”。

连举荐他来的司马光，“闻之变不悦”。和他同朝做官的苏轼苏辙兄弟，对他也很不满意。苏轼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

按说苏氏兄弟也属于司马光这一派，但他们是会做官的，是办实事的，是讲究通达的。对程颐这种过于矫饰的空言泛论，时常加以无情的讽刺，直至结下仇怨。当然，也有人说，其中掺杂着一些争名夺利的成分。

当时宰臣们荐举程颐的奏章，措词很高。其中谓：

言必忠信，动遵礼仪；矜式士类，裨益风化。材资劲正，有中正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

但这些溢美之词，并不保证程颐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到了京城，朝廷只给他一些管文化教育的闲散官儿做，除去叫他“说书”外，还叫他“兼判登闻鼓院”，就是叫他去管上访。他说：“入谈道德，出领诉讼”，不愿意干。其实这倒是一件实际工作。

苏辙背后对太后说这个人“不靖”，就是说他不安分。但他为什么竟能享那么高的盛誉，而屡次为名公巨卿们所推荐呢？道理是：对宰臣们来说，他们能给天子找到这样一个刚正纯粹的大儒，以为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对程颐本人来说，既然自己是因为刚正纯粹，被朝野看重，就无妨再加大这方面的资本，弄得更突出些。

这也是一种进身之道。不过也埋伏下了危机。当时朝廷的政局，像棋局一样，斗争激烈。等到荐引他的一派人失势，他也就跟着倒楣。或者他的一些奇特的令人非议的行径，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把帐算在举荐他的一派人头上。所以后来，谏议大夫孔文仲奏程颐：

污下儉巧，素无乡行。经筵讲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型。

以后又弄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就是说，不只著作被禁，株连弟子，而且又被挂上黑牌了。

如果他老老实实，在乡下聚徒授书，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吧！

1984年9月14日改讫

读《朱熹传》记

我现在读的《朱子文集》，是丛书集成中的正谊堂全书本，共十册。清康熙年间张伯行编订。我另有四部丛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册，是根据明刊本影印的。两相对照，张本删去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诗和奏议。他所编入的书信回答，都是关于性理之学的论辩，所录少量杂文，也都是与理学有关的。张伯行是清朝的理学家，用各取所需的方法，编辑了这部文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曾加以严厉评讥。

这样编辑的文集，当然是有很多缺点的。不过，商务印的这部丛书集成，书版小巧，印刷清楚，校对也算精审，读起来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丛刊本，因为是缩印，字体有些模糊，老年人读起来费力，只好作为参考之用，束之高阁。

张本前面附有朱熹本传。

熹生于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贡于乡，中进士第。

但官一直做得不顺利，有人为他统计，“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日。”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朝论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读了大怒说：“是以我为亡君也。”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益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

这是宰相替他说了好话，救了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例子，有人自以为忠，向皇帝直言进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闯下杀身大祸，这时就常常有人，从旁讲这一类好话，使言者转危为安。不然，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皇帝。南宋之时，国家偏安，人材为重，注意影响，皇帝的脾气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样的“英明之主”，就不听这种劝告。他们要想对付哪一个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声扫地的“材料”，或是动用酷刑，叫他招承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罪状。

这样一来，就是杀了这个人，他的名誉也不会再在群众中存在了。

因为朱熹赈济灾民有方，皇帝称赞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见他还是有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四部丛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从吏时的文书。

但他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统，推行于天下。他屡次上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话，既惹得皇帝厌烦，也得罪了不少权贵。于是他的下场，就和他的前辈程颐一样了。

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后来监察御史陈贾又对皇帝说：“臣伏见近世道学，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邪？”

这样，政府开始禁止他的学说。

后来因为他得罪了韩胄，韩竟诬他“图谋不轨”。把他和他学生，定为“伪党”、“逆党”，有人还上疏“乞斩朱熹”。

此时，他的“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认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这种情景，和十年动乱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说是够悲惨够凄凉的了。他活了七十一岁，死后才得平反。

我对朱子的学说，因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我尊重这位学者，我买了不少他的著作。除了两种文集外，寒斋尚藏有《朱子年谱》一部，他辑录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和《五朝名臣言录》各一部，《近思录》一部。此外还有《诗集传》和《论语集注》等。

他的一生，除去极力宣传他的正心诚意的学说，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古书的整理集注工作。不过我也有些管窥之见，以为：孔子的学说，本来是很实际的、活泼的、生动的。孔子的言论，很少教条，都是从经验得来，从实际出发，以启发的方式，传给弟子。因此能长期不衰，而为历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学，把圣人的学说抽象了，僵化了，变为教条，成为脱离实际的意识活动，一般人既难以理解，难以领会，做起来也很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也就常常与追求实效、习惯变通的政治，发生抵牾和矛盾，作为点缀还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为政治家所喜欢了。

1984年9月15日读《宋文鉴》记《宋文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共十六册。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说：“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又说，“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于一。”

第一段话，是表明他对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话，说明宋自开国以来，在五代长期兵荒马乱之后，在文化典籍的废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创造的工作。北宋时，他们编辑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广徵传引》，使得一些古书内容得以流传。司马光等人，又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历观各个朝代，在整理历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说是最突出的。以上这几部大书，寒斋有幸，都已购存插架。因为有这个传统，南渡以后，他们还编辑了这一部《宋文鉴》，规模虽然不及以上各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选，断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选标准：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册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

《宋文鉴》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吕祖谦编辑的。他选文的主张是：

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

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卷首《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

他这些话，对编辑断代文学总集，是值得参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这部书的编辑，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荐举人材。吕祖谦受命以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编成了。因劳致疾，皇帝存问赏赐，并加封官爵。

历代编辑大部头书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领其事，并组织书局，对编辑人员，待遇优厚，事成之后，都论功行赏。这也是历代皇帝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团结使用的方法。

朝野上下，都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参与者以地处清要，感到光荣。宋之编辑上面提到过的几部大书，明之编辑《永乐大典》，清之编辑《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无不如此。但有赏也有罚，不称职或弄出差错，都受处分。

《宋文鉴》的规模小，又在偏安之时，并无其他编辑人员列名，可能就是吕祖谦一个人在那里干。后来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总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领衔，不作实事，空得名誉。

但既是奉敕编书，在圣旨下办事，还是郑重其事，要负一点责任的。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一下子联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编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书店聘请几位权威作家，分担各个文体的编选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书店先把有关材料送给编选者，由他亲自选好，然后作一序文，置于卷首，说明他编选的尺度和对已选各篇的评价。序文都写得非常认真精彩。例如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就是如此。编选者都亲自下手，用了很大工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书店投入的人力并不多，几乎是赵家璧一个人在那里跑上跑下。但书印得很成功，成为一代文献。

近几年来，各地编辑文学总集之风，又盛了起来，或以时代分，或以文体分，这自然是好现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个什么编委会出面，这个编委会，自然都是名流，人员众多，机构庞大。但做实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选的作家提供，有时还要求提供单面的印件，附带填写履历表，作品发表年月等等。主编者不直接从原始材料选稿，而是经过下面的人层层上交，最后定稿。这还能看出主编的取舍吗？有的甚至委托地方选稿，然后汇集上报。有的干脆请作家自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