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24

这样一来，委员们岂不与过去那些空列头衔的太子太保，没有多大区别了吗？

这是编选方面的大概情形。至于出版周期之长（一般出版社，出一本书，正常周期是一年零六个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对之不负责，装订之不善，铅字的模糊，排版的不整齐等等技术问题，就先不用去谈，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历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无，常常与那一朝代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有直接关系。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应该负责地出版一些从内容到形式，从质到量都是第一流的书籍了。

1984年9月17日下午

读《沈下贤集》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个人南下游历，至南京，逛古籍书店，见架上有观古堂所著书及汇刻书一部，标价七十金元，以天晚，未及细看目录。那些年，我读了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等书，觉得他对古籍确有研究，文字亦通畅有条理，并听说他刻的书很有名，回到天津就汇款去买了来。一看细目，都是一些偏僻、零碎的书，对我有用的东西很少。唯其中有《沈下贤集》二册，这倒是我久想得到的书，因此，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堆闲物，也就不觉得后悔了。

《沈下贤集》，过去确是难得。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写道：“《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罕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改校数字。”这说明此书过去只有钞本传流，而观古堂刻本，不只是近年首刻之本，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本子了。

沈下贤，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名亚之，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他和当时诗人李贺、杜牧、李商隐都有交往，并被推重，可是他的诗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八篇。总目说，他为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而称赞他的志趣为：“盖亦戛然自异者也。”

在唐人中，他并不是什么大作家，宋姚铉纂修的《唐文粹》只选了他的三封书信（《上李谏议书》，《上冢官书》，《与孺颜上人书》），一篇纪事（《李绅传》）。

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收录了他的三篇传奇：《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这三篇，也都载于《太平广记》。

他的传奇，故事都很简单，附有诗词，写法也有些相同之处，并非唐人传奇中之杰作。然叙事简洁有力，则为沈下贤之特有风格。如《湘中怨辞》开首之对话，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

在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逼真传神。正像他自己说的：“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这些文字，读来惊心动魄，确有很大功力。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则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

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屡次直言不讳。在《文祝延》一文中，他又说：“或谓军副者亚之，能变风从律，善阐物志。”

善感物态，善阐物志，都是说善于体会，善于描写。窈窕之思，则是描写中的作者的情思，也就是感情。

他有一篇人物传记，题为《冯燕传》。全文四百五十五字。

其最重要一段文章如下：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场面，他只用了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这一危险时刻的举动、心理、感情。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个字，写得活灵活现，人物情状，如在目前。

我们不去评论文章中道德观念的是非，只是说明沈下贤体物传情之妙。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

我们说，唐代散文，和唐代的诗歌一样，文字语言的修养和成就，达到了真美善的高度。这一高度，非宋人可比，元明勿论，也非蒲松龄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比。《聊斋志异》纪事，固有其文字之妙，但和唐人纪事比较，仍见其人为的痕迹。唐人纪事，一出天然。朴实无华，而真情毕见。作者能用最简练的文字，表达人物最复杂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读者并不觉得他忽略了什么，反而觉得他扩充了什么。

使人看到生活的精华和情感的奥秘。在描述中间，使读者直面事物，而忘记作者的技巧；只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绝不考虑作者的情节构思。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

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达到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有作家的志趣和主张。沈下贤有一篇《答学文僧请益书》，说到下面一个故事：

古时有个锻金的匠人，能制各种金器，才智还用不完。但他的日子过得很苦，弟子相率而笑之，说：

“师傅的手艺可算高超，但你的收获，反不如烧土窑制瓦器的人，这是什么缘故？”

金匠对曰：

“烧制瓦器的人，操劳简单，看利也薄，他的制品，是卖给世俗用的，早晨买去，晚上也许破了，就回来再买一件。所以他的买卖，总是很兴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职业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设计琢磨，一器成功，别人买去，就可以用一辈子，不用再置。所以我这里总是门前冷落，吃不饱饭。”

沈下贤是把文学看作“黄金之锻”的。因此，他的文章，能流传百世。

1985年18日

读《哭庙纪略》

二十年前，买得商务印书馆辛亥年排印本《痛史》一部，两函共二十册。书上盖有湖南大学图书馆圆形印章，文内偶有墨笔批注，字迹细小劲秀，不知出自何家之手。有蛀洞，我曾用毛边纸逐一修补过，工程繁重，非今日心力可为。书套上标进货价为四元七角，我购书时，价则为十五元，盖经贾人屡次倒手。

《哭庙纪略》为《痛史》之第二种。线装十二页，薄如小米粒，原定价一角。民国初年，印书尚如此不惜工本。如在今日，整部《痛史》，也不过平装一厚册了事。如要线装，每册定价，就不堪设想了。

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拿在手里，轻如鸿毛。读时或走或立，或坐或卧，均甚方便。而字又为黑体四号，老年人最是适宜，所谓字大行稀，赏心悦目者也。读时很高兴，十五元没白花，经济效益实足当之。

然书的内容，则甚凄苦，使人不忍卒读，屡屡放置，又重新拿起来，整整一个晚上才读完。

所纪为：清朝初年，江苏吴县有个姓任的县令，“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国课就是钱粮，比，实际就是刑讯。过去审案用刑，都叫比。四部丛刊中有一部书，叫《棠阴比事》。至于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么意思，则不甚了了。总之，他如此酷毒，打死了不少人，自己却从常平仓中，贪污了一千石米。

当地一群秀才，对这个县令，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除去同情受害者，也可能有本身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顺治皇帝逝世，哀诏传到了这里，地方官设幕府堂，哭临三日。

秀才们乘此机会，把文庙的门打开，哭庙，要驱逐县令。

事情闹大，上司过问贪污一事，县令却说，自己到任不久，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这样又把巡抚攀扯了进去。

但是，巡抚给皇帝上了一个疏。内容要点：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因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此疏一上，奉密旨，十八名秀才处斩，其中八个人包括金圣叹，妻子家产，还要籍没入官。巡抚当然没事，县令也复了官职。他回到衙门，“谓衙役曰：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变本加厉了。

过去，有师爷、讼棍、刀笔之说。能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细玩此疏，可以领会其一二。其最大特点，为审时度势，激怒朝廷。当清初时，东南一带，还不巩固，时有叛乱。正在用兵，钱粮最为重要，聚众最为不法，秀才带头，尤触朝廷大忌。师爷们从这些地方入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劝写文章的同志，看看历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清朝的各种档案材料。还有皇帝的谕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是很有好处的。这不是教人学打棍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常常是关系一人或许多人身家性命的文体。

1985年5月26日

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过是朝廷取士的一种手段，士子上进的一个阶梯，但它却能在中国戏曲、小说、诗歌各个艺术领域，占很大位置，篇目繁多，层出不穷。并通过它，反映出伦理、道德，荣辱、沉浮，人生遭际和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这不能不使人惊奇。

科举不单纯是可以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主要是可以做官。做官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它要影响家庭，影响父母、妻子、亲朋故旧。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其中还富有偶然性，甚至戏剧性。京剧中的《连升店》，最能反映这一点。

一旦中了，则为世俗景慕；屡试不第，就成了念书人最大的悲哀。

关于科举，我所知甚少，前些日子听说有一本专著要出版，也没得买到。至于八股文到底是怎么个做法，也一直弄不清楚。只知道，这件事很严重。考场叫闱，住房叫号，主持其事的，都是朝廷派的大官。主考官以下，又有很多房官。

试题保密，卷子弥缝，进场搜索，饮食大小便都不许出来。但还是有私弊。有关节，有夹带，有冒名，有枪替。因此，科举史上，屡兴大狱。

《丁酉北闱大狱纪略》是《痛史》的第三种，也是薄薄的一册，书前有顺治十七年信天翁的题记。文字体裁，都不及《哭庙纪略》。

这是清朝初年科场的一次大狱，牵连很大，死人不少，被揭发的问题，主要是“卖关节”。

这批考官：

虽名进士，然皆少年轻狂，浮薄寡虑。其间虽未必尽贪财纳贿，而欲结纳权贵，以期速化，揽收名下，以树私人，其用心则同也。然径窦嘱托甚多，而额数有限。

闱中推敲，比之阅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

考官斩首，新中式的举人，也都倒了楣，接连逮捕入狱。

后经天子恩典，举行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然而，杀头也好，籍没充军也好，科场既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能根除。清代中叶以后，朝廷对于此中的事，也就眼睁眼闭了。每到各省该放考官的时候，皇帝总是选出一些他所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并下谕旨：“某省着某某人去！”被命的人要陛辞谢恩。

这是皇帝对他们的一种特殊恩典。知道他们当京官清苦，故意叫他们到外地去弄些“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地离京，一路之上，遇见风景名胜，还要吟诗作赋，等任务完成，满载而归，再刻一本日记或诗集。

远在唐朝，就有人看出科举不是好办法，但碍于朝廷功令，大家只好走这一条路。唐朝的许多诗人，都有进士及第的头衔，并不证明，这一制度，真能网罗人才，失去的，恐怕比得到的多。所以罗隐感慨地说，科举取士，“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明达之士，都不以中与不中论英雄。

平心而论，封建帝王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也自有他的难处，不如此，又何以考成殿最，平息纷竞？他那时又不能成立人才开发中心，举行公民投票。这样做，权当抽签撞运罢了。

小说描摹科举的很多，以《聊斋》写得最好。作者一生考试不利，感触体会很深，所以写来入木三分。写得最好的，还是他那篇短小的故事，题目忘记了，故事是：兄弟二人同去应考，正值热天，婆婆监督两个儿媳厨房做饭。一会儿报喜的喊老大中了，婆婆就笑着对大儿媳说：“你快出去凉快凉快吧！”大儿媳高兴地走了，只剩下二儿媳一个人擀面。过了很久，忽报二儿子也中了。二儿媳当即把面杖一扔，说：“我也凉快惊快去。”

作家用很少的字，写出了应考时，一家人的心理，神情，焦虑，盼望，嫉妒，得意。人情世态，都在其中了。

1985年5月27日——

耕堂读书记（八）

买《章太炎遗书》记

我先后购买的章氏遗书，计有：

一、《章太炎先生所著书》。上海古书流通处一九二四年石印，所据为浙江图书馆校刊章氏丛书本。共二十册，有光纸，价十二元。其目录为：

《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小学答问》、《说文部首均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释又重定本》、《国故论衡》、《检论》、《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菋汉微言》。

二、《章氏丛书续编》。成都薛氏崇礼堂木刻本，共四册，价八元。其目录为：

《广论语骈枝》，《体撰录》、《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菋汉昌言》。

三、《章太炎先生家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家书共八十四通，系与夫人汤国梨之通信。

此外，还购有《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志钓编，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此书以章氏自订年谱为纲，系以各时期与章氏思想行动有关之资料，收罗丰富，编织有序。不只从一个时代，反映出一个人物的风格，也从一个人物，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此书上下二册。

中学时，我买了一本《国故论衡》，可能是国文老师的介绍，是为读章氏著作之始。当时是怎样读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但没有读懂，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就是现在我读起此书，还是很吃力。当时，确是认真读过的，就像我那时读《费尔巴哈论纲》，英文原本《林肯传》，严译《名学纲要》一样，是用一种硬啃的读书法。这种读书法，当时颇具效力，好像是钻进书中去了。但印象不深刻，经过若干年，又都茫茫然。现在，购置了以上书籍，通读能懂的也只有：《文录》、《菋汉微言》及《昌言》（这都是章氏对弟子的谈话记录，多关于历史、人物、时事，文字比较通俗）、家书以及年谱。

章太炎二十三岁时，肄业诂经精舍，受德清俞荫甫（樾）教。曾国藩说过：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是当时知名学者。严格说，这是章太炎做学问之始，并从此得以成为朴学大师，享名于后。朴学是清朝一种主导的学术，如果不是时局的影响，他可能一生从事这种书斋中的工作。因为排满运动的兴起，他成为革命人物，辛亥革命以后，他又成为民国的元勋，政治和学术的名望，同时有之。实际上，他只以学术文章见长，虽然好参与政治，好谈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于实际。所以在政治上，名望虽高，却并没有什么实绩，也没有做成什么大官。民国以后，政局屡变，章氏言论态度亦屡变，甚至依附过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后来不能活动，就常常发通电表示政治见解，看来他是一生不甘寂寞的。

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应童子试时，即因此病而未终场。他自己后来也常常提到：“予少时多病”。眩厥是一种脑神经疾病，但并不影响读书、作文，且有时表现为灵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锋利如削，有一种奇异色彩，此病理使然。

然此病有时兴奋易怒，有时沉郁寡言，显然不宜于理政，所以他虽热心政治，当权者从未委他以重任。袁世凯不得已委他个东三省筹边使，他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很快就辞职不干了。

章氏为文，好骂人，有些地方，看起来近似人身攻击。如骂吴敬恒：“善钳尔口，勿令舔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等语，当时称为名句。有一次，竟骂蔡元培为法国人，非中国人。但对人对事，又像并无成见，时有改变，也不记私怨。为友为敌，常有反复，这也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的。

章氏好铺张，章士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章太炎好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另有记载，有一次，他到四川公干，买了一大条红布，制成一幅横标，雇两个人抬着，作为他的前导，以壮行威。

此人很重道义，他为参与缔造民国，光荣牺牲的同志，都写了传记，并为他们请封表扬。传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人的个性行迹，使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那些志士仁人的形象。如记邹容幼年好雕刻，狱中得弱症，章氏为其诊脉处方等情节，都有班马史传之遗意。

他的学术，因为我不懂，姑且不论。章氏的文章，我以为辩才不及梁启超，然切实过之；深湛不及王国维，然条畅过之。章梁文体，实为后来报章文字之先声，影响新闻界至巨。他的著名文字，如讨满洲檄，我以为写得并不精彩，罗列罪状，有勉强凑数之弊，文字也冗长造作，生动之笔太少。

与康有为论难的信，感情就充沛得多了。又好用古字，人多不识，这实际上是限制了自己文字的流传。

文人逸事，热闹有趣者多，真实可信者少。章太炎大闹总统府一事，最为当时所乐道。记载颇多，且加演义，以为章太炎如何英雄，袁世凯如何没有办法。其实，在那种场合下，有办法的还是大总统，没办法的还是穷书生，他究竟是被拘留起来了。章氏自记，就平实得多，晚年并称赞了袁世凯的肚量，证明章太炎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正的书呆子。

章氏晚年，受人馈赠，卖文章，为海上闻人如杜月笙的先人写碑传，为人所诟病。其实这些都是小节，是情有可原的。他的爱民族爱国家的大节，至死是为人们所称道的。

他晚年，不承认甲骨文的真实和价值，这是鲁迅说的“专家之悖”造成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人一旦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即不知不觉，把自己看成偶像。偶像是要本能地排除自己所不知的新生事物的。

古人以能立功、立德、立言者，为名人。章氏有功于民国，虽无大德于民，然亦无亏缺之处。至于言，煌煌大著，更无论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名人，固非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者流可比。然名人都有时代的特点，为历史所铸造，与英雄同。当其一旦成为名人，则追逐者日众，吹捧者日多，军阀官僚商贾皆争先利用之。或赠以高楼，或赠以骏马。黄金不求自得，美女纷至沓来。于舆论优势之外，往往亦得实利。

本人亦以不同凡俗自居，人之阿谀，不以为怪，人之厚赠，以为应当。日久天长，主观客观上，名存实亡，变成偶像。言行不顾，见利忘义，有些名人，遂成为不名誉之人。名人既败，毁之者亦众，过去誉之者，必转而造谣，投井下石而后快。此名人兴衰之通则也。

近世之名人，为数甚众，流品脚色亦甚杂，根基牢固者少，忽起忽落者多，求如章氏之人品学术贯彻始终者，并不多见。我读他的著作，是怀着虔诚尊教之心的。

发愿写这样一篇文章，时间已有三年。参考书打开又放起，放起又打开，一直未得成篇。此因过去读过的书，都已忘记，年老少精神，又不愿去翻检，知难而退。近日，其他文章不好写，遂决心写出，然亦只是读书的印象断片，不得称为研究文字也。

1986年8月23日校讫并记

读《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附考。明方孝孺曰：“然予独有感焉，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为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

耕堂按：方孝孺盖有感于明政之严苛也。附考引宋高似孙言论，意见与方氏稍合。可谓皆独特之见矣。然汉以秦为严酷，魏晋以汉为严酷。屠沽负贩，起而革命，而严酷如故，革不掉也。后世论前世事，矛盾往往易见。而在当时，恐不如此认识。书本为书本，行政为行政耳。后人以某事断秦政宽，以某事断秦政严，皆出意想。必须根据史实，全部考察，方能稍得其实际。然近代史实，尚不易弄清，历史公案，更难定矣！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桓谭新论》：“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书成，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文约艳，体具而言微也。”

唐马总曰：“暴于咸阳市，有能增损一字与千金，无敢易者。”

宋高似孙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人卒无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郡斋读书志》：“时人无增损者，高诱以为非不能也，畏其势耳。”

耕堂按：从以上引文看，千金不能易一字之原因有二，即不能与不敢。不敢是畏不韦当时的权势。不能，则一是文章为高妙之作，二是当时的秦士，都是愚黔之徒。然仔细想来，这一个典故，恐怕只是一种传说，一种演绎。因为司马迁所作《吕不韦传》，只说予以千金，并无下面的话。司马迁说予以千金，只是强调这一著作的不苟与当时对待的隆重耳。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后世学者以为吕览（即《吕氏春秋》），成于不韦为相之时，不韦迁蜀以后，不久死去。何以能聚宾客著书，又何以能“悬之咸阳”。乃是司马迁的笔误驳杂之辞。其实，这里说的只是“世传”，其意即吕不韦遭到不幸之后，其书反而得到世人的重视，与自序上下文文意相通，不足为过也。

《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历史上不大被人重视。有人说是因为吕不韦名声不好。我看，恐怕是因为这部书的编写体制不太通俗，每篇前冠以月令，初读时，叫人摸不着头脑。其实里面好的东西很多，即以古代寓言故事而论，孟子、韩非子等书，以此见长，而《吕氏春秋》，“察今”一篇中，即包含三则，无疑是一个大宝藏。且它所引古书，多是秦火以前的旧文，其价值就更可贵了。

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后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真能使人目快神飞。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1986年11月22日记

读《燕丹子》

——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

滕云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选译的《汉魏六朝小说》。冬夜无事，在炉边读了一篇《燕丹子》。《燕丹子》一书，我有光绪初年湖北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为嘉庆年间著名学者孙星衍集校，初未细读也。

《燕丹子》作者不详，旧题燕太子丹撰。据孙星衍序：

“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想来这部书，也是太子的宾客所写。

孙星衍又说：“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上说两家之间。”读过以后，觉得他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此书以记事为目标，原拟成为历史，然叙述夹杂一些传说及荒诞之事，遂为后人定为小说。即使作为小说，因为它有坚实而动人的历史事实，再加上叙述之委婉有致，乃成为古代小说之翘楚。

冬夜读之，为之血涌神驰，寒意尽消。周围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乱。此真正小说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记·荆轲传》对读之，并记两书写法之异点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记麹武，第二卷记田光，第三卷才记荆轲。系一人引出一人。而《史记》一开始就写荆轲，并同时写了与他有关涉的高渐离、盖聂、鲁句践等。在《燕丹子》中，高渐离只是在易水送别时，露了一次面。《史记》则把他处理成仅次于荆轲的一位侠义之士。

二、在细节中，除去孙星衍提到的：“《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燕丹子》还有荆轲赴秦时，“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和“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舞阳欲击，轲止之。”两个细节，为《史记》所无。

买肉这一细节，对小说很重要，因为表明荆轲在进行大事中间，不为小事所误的克制精神。而司马迁或者认为，他前面已经写过两次荆轲的这种精神了，不再重复。这在史裁上讲，也是应该的。

小说，一再重复，可加强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当。《燕丹子》的处理，还是得当的。

司马迁的《荆轲传》，现在通称为“传记文学”，然其本质仍为历史。所谓传记文学，只是标明：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同时具有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历史，选材就应该更严格一些。荆轲刺秦，是一大悲剧。这一事件的失败，在当时是震动了千万人的心灵的。并且关系到了对荆轲这一人物的评价。司马迁不能不找出其失败的原因：太子催促太紧，荆轲没得与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而与秦舞阳同行，荆轲在出发之前，就看出这个人不行了。小说对于失败，则不必有结论，任人想象去好了。

三、《史记》没有采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里马肝，砍美人手等细节，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小说可以这样写，民间可以这样传说，作为人物传记，这些材料，只会伤害荆轲的形象。

四、至于《史记》不采用燕丹子中的乌白头，马生角，是因为荒诞。不采用它的乞听琴声，是因为虚构。乞听琴声的原文为：“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觳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

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下，间不容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这等从容？当然是不可能的。入铜柱，火出燃，却比《史记》所写，更为有声有色。

《史记》虽不采这两件事，但放在小说中，还是可以的，能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群众会这样想：啊，所以没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当呀！

五、《燕丹子》一书，就在这个地方终止了。《史记》却在荆轲刺秦失败之后，又写了高渐离的不寻常的举动，又写了鲁句践感叹的话。使文末摇曳生风，更拨动了读者怀古的思绪，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耕堂曰：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无虚构即无小说，正如无冲突即无戏剧。然在中国，历史与小说，实亦难分。有时历史的生动，如同小说，有时小说的翔实，超过历史。而历史家有时也从小说取材，小说从历史取材，则更为多见。但文体不能混淆，历史事实，有时虽出人意想，不得称为小说；小说虚构多么合情合理，也不得当作历史事实。

《燕丹子》与《荆轲传》，题材无出入，人物无等差，古人已因其有无虚构，判为泾渭。文体虽不同，写作艺术，仍有高下之别。仔细推敲，《史记》的剪裁塑造必胜。学者认为《燕丹子》成书于前，《史记》采摘之，亦未必然。要是秦汉之际，关于这一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记载，关于荆轲事迹的传述，不会是一种，而是多种。其中有事实，有传说。事实有传闻异词，传说有夸张想象，记载有繁简取舍，不会一致。《燕丹子》为其中之精粹完备者耳。

1986年11月29日

买《世说新语》记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好给青年人开列必读书目，但他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那张书目，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记得在进城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搜集那几本书。《世说新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先在南市地摊上，买了一本启智书局铅印的本子，只有上册。这本书后来送人了。

不久我在南开区一家废纸店，买了一部四部丛刊黑纸本的《世说新语》。那时，四部丛刊流落街头的很多，旧书店只收一些成套的白纸本，黑纸本无人过问，就都卖给废纸店了。

这部书一共三册，我给他三角钱，他已经很高兴了。

四部丛刊本的《世说新语》，是影印的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首页有袁褧写的序，他说：

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缀综叙，明畅不繁。孝村所注，能收录诸家小史，分释其义，训诂之赏，见于高似孙纬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

目录后所附的高氏纬略说：

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见古人对此书的评价。这是当之无愧的。

后来，我又在天祥市场，买了一本唐写本《世说新书》。

是罗振玉印的，极讲究，大本宣纸。这是《世说新语》最古的本子，系长卷，分藏四个日本人家，罗氏借来合印的。末附罗振玉手写的长跋，其中包括杨守敬初见此卷时的题跋。

这个写本，后来附印在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的，宋绍兴八年，广川董棻，据晏殊校定本所刻的《世说新语》的后面，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这部书，我也购存一部，末附宋人汪藻所作叙录，包括书名篇数考证，考异，人名谱名一卷。

我买唐写本时，并不是打算考证《世说新语》的源流，对于这种学问，我是一无所知的。是为了习字。唐人写经，我已经有了几种，很喜欢这种楷法，这个写本，字更精采，也大一些。

买来以后，我临写过两次。发见：这个写本，虽为考古家所重，当做字帖也很好。如果当做书籍来读，就很费劲。抄写时，脱字、错字很多，很多地方，读不成句，或不明其义。

此外，有些字的写法，也很特别，虽系古法，已不适用于今日。

唐时，书籍靠抄写，为人抄写经卷，是一种职业。但这些书手，只写得一手好字，文化却不高明。抄写错漏之处，也不愿修改，因为那样一来，会使得卷面不干净，引起主人的不满。如果主人再不察，随即束之高阁，那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无论是晏殊校本，还是陆游校本（实际也是根据的晏殊校本，即董棻刻本），都是在传写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的。古籍经过整理，总要进一步，但也要看整理者是什么人。如果遇人不淑，不学无术，妄自尊大，那古书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晏、陆二家，一代名宿，所校当然可靠。但四部丛刊本陆游跋语甚简略，并未说曾经他校改。文字可疑之处，已经后人校出，列于书后。

四部丛刊本《世说新语》，虽系明刻，实际上重开宋本，仅次真迹一等，确是善本。我现在阅读的，主要是这个本子。

我还从天津古籍书店，买过一部光绪十七年，湖南思贤讲舍刻的，经王先谦、叶德辉校勘的本子，共四册。第一册多题跋、释名，各一卷，第四册多考证、校勘小识，引用书目、佚文各一卷。材料多一些，但读起来，还是不如四部丛刊本醒目。

这部书，在书店翻阅时，标的定价是四元，当时我没买。

后来，请他们给我送来，书价已改为六元。临时加码，装入私囊，这是一些书商的惯技，所遇已非一次，我只好任他敲了一下轻轻的竹杠，权当送他的车马费。

杨守敬跋唐写本云：

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

这是考据家的发见，应该尊重，但与读书关系不大。后来的整理本，删去管辂别传七十余字，是因为这一注文过长，有些文字与正文关联不大。其他个别字的差异，则因为写本的遗漏或错误。如元帝过江犹好酒一条，末句：“酌酒一酣，从是遂断”。写本作“酌酒一唾从此断”，显然不雅。远公在庐山一条，“执经登坐，讽诵朗畅”句，写本脱“朗畅”二字，使句子不整。

像《世说新语》这类书，记载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古代，曾被列入史部，后来才改为子部小说类。史评家刘知几，曾对这样的“史书”，作如下评论：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豚。嗟乎！以峻（孝标名——耕堂注）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颐彪峤，纲罗班马，方复留情干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史通》）

但真正的历史家，例如司马光，在他撰写《资治通鉴》时，却常常取材于这类“小说”，读者信之，不以为非。

在古代，历史和小说，真是难分难解，能否吸取它的精华，全看自己的鉴裁眼光如何。

《世说新语》这部书的好处和价值，已见开篇引文。为更使览者明确，再引鲁迅论断：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国小说史略》）

我读这部书，是既把它当做小说，又把它当做历史的。以之为史，则事件可信，具体而微，可发幽思，可作鉴照。以之为文，则情节动人，铺叙有致；寒泉晨露，使人清醒。尤其是刘孝标的注，单读是史无疑，和正文一配合，则又是文学作品。这就是鲁迅说的“映带”，高似孙说的“有不言之妙”。这部书所记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记言为主。事出于人，言出于事，情景交融，语言生色，是这部书的特色。这真是一部文学高妙之作，语言艺术之宝藏。

虽是小品，有时像诗句，有时像小说梗概，有时像戏剧情节。三言两语，意味无尽。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体，一种文史结合，互相生发的艺术表现形式。

人言东晋，清谈误国，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统观此书，其谈吐虽冲远清淡，神韵玄虚，然皆有助于世道人心之向善，即后记人物行止，亦皆备惩劝之功能，绝非虚无出世之释道思想，所可比拟也。

此书尚有清代纷欣阁刻本，亦称善本，寒斋未备。

1986年12月20日记

买《流沙坠简》记

我忘记了从什么地方知道这部书，并为什么想要买它。鲁迅日记的书帐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帐买书的。鲁迅曾经说过，罗振玉印的书是很贵的。

六十年代初，我从北京中国书店，购进这部书。可能只是因为慕名，也因为有些闲钱。书店的标签上定价是一百元，为甲等一级，可见其名贵，也是我藏书中价钱最高的一种。

书共两函，三大册。乌青布套，封面为土黄色，这是象征流沙吧。纸是日本印书用的宣纸，质地很好，国内是很少见的。罗氏的书，很多是在日本印行的。此书除图版外，文字部分全部系书写上版，楷书庄严秀丽，两个序文的字体尤佳。第一册，扉页里面有上虞罗氏宸翰楼印标记。罗序称：古简册出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一、晋之汲郡：二、齐之襄阳；三、宋之陕右。序末记宣统甲寅，实为一九一四年也。

次为王国维序。略考简牍出土之地：一为敦煌西北之长城（出土者为两汉之物）。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魏末以讫前凉之物）。三为和田东北之尼雅城等三地（古者汉遗物，近者隋唐之际）。王序末无宣统字样，只书甲寅。

图版分三部：一、小学术数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

第二函两册，内容为考释及补遗，补遗考释，附录等。

以上，此书内容之大略也。

罗氏此书，虽根据英人斯坦因图版及沙畹考释，然为国内研究汉晋简牍之始。王国维的序及先后考释，内容精确，行文严谨，功力甚厚，为后来研究此种学问者，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出土简牍的研究，主要在于汉代及以后的屯戍制度，王国维分为：簿书、烽燧、戍役、禀给、器物、杂事六项。它涉及的是古代西北地理、军事设施及其沿革。

然此书所得简牍甚少，后续有出土。一九三○年，在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掘出汉简一万余枚。建国后，用其中两千余图片，汇印为居延汉简甲编，我也买了一册。精装大本，价三十元。与罗氏印书相较，书品风格，已大不相同。

陈梦家根据丰富的材料，写了不少研究木简的论文，后汇集为《汉简缀述》一书，一九八○年中华书局刊行。我也买了一册。较之王国维，陈的考释，更为详细具体，研讨方法，仍追踪王氏，行文则比较通俗。陈初为闻一多派诗人，后考订金石，一九六○年，转治汉简，突飞猛进，成绩可观，然不久即惨死于十年浩劫。以诗人才华，退而考古，终不免死于人事纷扰之中，与王氏同，二人先后以学者之身，死于非命，亦考古一途之厄运也。读其书，不无戚戚之感。

《流沙坠简》一书，初到我家时，完整如新，想来也是爱书人所藏，大概也不经常翻阅，上面连颗图章也没有。“文革”中被抄去，封套略有破损，发还后，我已修整过。我对它，与其说是读书识字，不如说是欣赏印本。几十年来，不过打开过三次，这次是为了写文章，恐怕是最后一次了。想在上面打个印章，想了想，还是前人的作法对，就作罢了。

为了阅读它，我还从北京五洲书局，买了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这本书里，有斯坦因窃取敦煌石窟宝物的详细记述。第十章，有关于这些木简出土的情况。在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当这个外国人在我国西北行窃时，当地的官员、首领以及无业游民，吸鸦片者，贪图小利，为洋大人所收买驱使，甚至主动帮忙的情景，贪婪、愚昧、无知的心态。抚今而思昔，温故而知新。这当然是文字以外的书，题目以外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