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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作者：孙犁 【完结】 >
孙犁散文集.txt
1987年1月10日写讫
买《宦海指南》记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向外地函购旧书，达到了恣意滥买的程度。存书中竟有这样两部：
一、《宦海指南》五种。包括：《钦颁州县事宜》、《佐治药言（续言附）》、《学治臆说（续说附）》、《梦痕录节钞》、《折狱便览》。
二、《增广入幕须知》十种。包括：《幕学举要》、《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办案要略》、《刑幕要略》、《赘言十则》、《办公八字》。
两部书内，有好几种是相同的。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想入幕，不知道为什么买了这些书。
即使想做官入幕的人，这些书对他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都是清朝时的文献。不过，《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还有《梦痕录》的作者——汪辉祖，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从这里读到他的著作，我是很高兴，很有兴趣，很满意的。
汪辉祖，清乾嘉时，浙江萧山人。那一带的读书人，如果科场不得利，多改业佐幕，就是后世所称的绍兴师爷。他的父亲，曾从事过这种职业，但很快就自动不干了，以为“有损吾德”。汪辉祖青年时，在做官的岳父那里，看到那些幕僚们收入不错，可以养家餬口，他也跃跃欲试。当他把这个愿望告诉家人时，他的祖母和母亲同声斥责他，不要忘记父亲的遗言。汪辉祖郑重发誓以后，才正式当了幕宾。他先后在十几个州县官那里当刑名师爷，工作了三十多年，写了《佐治药言》一书。晚年得中进士，自己也做了一两任州县官，很快就退休了，又写了《学治臆说》一书。
他的《佐治药言》，当时就很有名，为人重视，因为都是根据他的见闻经验写作而成，他的文字也很通达简练。
师爷一职，名声本来很坏。汪辉祖也自称，从事这种职业，是“寄人篱下，鸡鹜夺食”。但这种职业，又关系人民的安危生死，至为重要。所以他根据这一行应有的职责道德，著书立说，以教后人。
他的书，一直到清朝末年，还不断为州县官翻印，是有价值的政书。《梦痕录摘抄》，是从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摘取有关幕职的片断而成，所以也列在这类书籍之中。
耕堂曰：汪辉祖在当时，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领袖，不过是州县的一个幕僚。但他的著作，却不只受重视于当时，鲍庭博刻入权威性的《知不足斋丛书》，阮元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于后世，及至民国，仍为胡适、周作人辈所搜求。汪氏著书之时，不过是为了把自己从事这种职业的经验和见解，介绍给同业者或初习者，并非有意邀取评论界的哄抬，或羡慕外国的奖金。当今之世，有文士焉，本无经历，亦乏学识，著书立说，不为社会效益着想，不为读者身心立意，空设玄虚之境，念念巫祝之辞，企图惑群招众，成立流派，自封教主，亦近狂矣。中华民族，并非如此等人所说的，那么愚昧，那么封建。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化对书籍，都是有选择的，有见解的。主要是看你的书，是否实际，是否有用，是否引人向上。如果你写的书，内容无实际，所谈非经验，读后使人昏暗沉沦，即使你虚作声势，亮出旗号，人民也是不买你的帐的。
中国人认为有用的书，必须：一、有义理。二、有辞章。
三、有事实。如果，你所写的书，与以上三方面，都不沾边，那就是无用的书，古人所谓灾害枣梨的书。江辉祖得著书之说之道，故其书人称为有用之书。
任何工作从事久了，富有经验，都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部书如果写得好，就不只对这一种职业有用，也会对其他职业有用。汪辉祖从事的职业目前已经没有了，但他的著作，还是有用处的。
1987年2月20日
读《棠阴比事》
四部丛刊二集，有此书名，我没有买到零本。后来在天祥市场，遇到这一部清朝道光年间朱绪曾仿宋刻本，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了回来。书堆放在货架底层，封套破旧，落满灰尘，想来是很久卖不出去的下脚货了。
原藏书人，不可考，好像是一个银行职员。他用来抄补缺断的纸，是营口中国银行的簿记纸。他除抄录了残页的文字，还抄了知不足斋抄本的一个序文，夹在书内。书已经修补重装过，到我手中，我又把开裂的页缝用薄纸粘连好，把封套刷净。
它还是很可爱的。因为书的底本，是黄荛圃的旧藏，真正的宋本。黄在为人家析产时，在租簿中发见了它，当时即定为上等。后来到了他的手中，写有很长的跋尾，也刻在这个本子的后面。
朱绪曾的刻本，无论版式、字体、纸张，一体仿宋，就连宋讳，也照样缺笔，对于我这个没有见过宋版书的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了。
本书作者桂万荣，南宋时鄞县人，庆元二年进士，做过余干尉。他在序文中说：“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辞，联成七十二韵。”就是先以四字两句的韵语为一条目，然后分注一段有关折狱的故实。这些故实，都取材于宋人的笔记、碑传，或宋以前的著作。现在看来，他拟定的这些韵语小标题，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单独看，则不知所云；如果联系注文来看，又似乎多此一举。并且所引事例，多系传闻小说性质，说对办案人有所启发则可，说是办案的准绳、龟鉴，则悬殊太大，且太危险。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无影子等等，几近于迷信无知之谈。明人吴讷，为其删补，盖有因矣。
然此书历来被列入子部法家类著作之中，且被从政的人以及藏书家称为有用之书。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崇尚道理空谈之书，一提法家，就是商韩，真正的有关法律著作，流传下来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只有一部唐律，较为完整。私家著述，有关这方面就更少，只散见于一些笔记小说之内。而一成小说，则故事性、趣味性强；一成笔记，则上下其手，出入其词。或自作聪明，主观想象，掺杂其间，以之为法制准则，其不可也甚明。清代一些学者如孙星衍辈，注意及此，辑录校印一些旧文献，也很零碎，不足为“法”。
这部书，我买来时没有仔细看，近日读了一遍，就像读其他笔记小说一样，没有什么“法家”的感觉。
书分两册，正文只五十二页，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读完了。
耕堂曰：司马迁有言：“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又说：“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鲁迅有言曰：
“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乡谚有云：“屈死不告状。”此为过去人民对政法之印象。法本为民而立，而民与之隔阂，畏而远之。疑狱多而难明，由来久矣！
1987年2月26日写讫
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进城以后，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种书，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家的文集。书籍发还以后，我还住在小屋里，大书靠墙垒好，这些小型书本，就堆在方桌底下。那时与张君同居。
一天我下班回来，张告诉我，她把那些小书都处理了。处理是很方便的，出门就是一个废品收购站。我没有说什么，除去一些杂书，有几部成套的文集，也被处理掉了，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书，道林纸本。
惋惜之情，与日俱增。商务当年印的这些书，版本小巧轻便，印刷清楚，校对可靠，断句可信。现在有些新印的古籍，前言说明根据的什么珍本，参校了多少善本。别的不讲，只看标点，就错误百出，有的实在是笑话。书装订得很厚，是为省工；用纸粗糙，是为了料贱，与商务印本相比，有今不如昔之叹。张君处理书，以书本大小为取舍，不懂书的内容，因为她只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
还好，床铺下面的没有动。这部《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当时就屈尊在那里。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初编，据畿辅丛书本排印。不到三百页的书，却分装四册，老年人读起来，轻巧方便，有不可言之妙。
李卫公就是李德裕，唐武宗时名相，新旧唐书均有传，传都写得很长，记其功业事迹。
旧书卷一百七十四，史臣称赞他的“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时说：“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
评价很高。谈到他的缺点，则说：“不能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这指的是他同牛僧孺等人的朋党斗争。“与夫市井之徒，力战锥刀之末，才则才矣，语道则难。”
新书卷一百八十，对他的缺失，说得比较委婉：“宁明有未哲欤？”
道与哲，都是很玄妙的，很难捉摸，也就很难判断有无。
对历史人物，我们只能信任史书的论断评价。近人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称李德裕为人贼险阴狠。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也说这人最后流窜岭南，是因为伤人太多，自食其果。鲁迅是从那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谈起的。
李的门徒写了这篇小说，署上牛僧孺的名字。小说是自述体，内容不止对当今皇帝大不敬，主人公并于冥冥之中，与前代皇后杨贵妃结合。然后，李德裕作《周秦行纪论》，咬牙切齿，罗织罪名，落实到牛的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文字真可以说是带有血腥味道。
奇怪的是，这篇小说，一直署着牛僧孺的名字，流传下来。当时皇帝，并未追究此事，牛本人也不曾辩诬自解，遂成为文学史上一桩奇异公案。这是因为，李党的这种栽赃做法，手段和目的太明显了。皇帝不会相信，读者也不会相信的。
小说写得确实好，为历代文学史家们称许。在当时可以说是富有开拓精神，并闯入了一个禁区。使人又奇怪的是，作者既有这般才能，为什么不自行创作，却去干这种事？为什么除此以外，又别无作品流传，却把版权白白送给了敌手？
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说，唐代的传奇小说，多是考不中进士，或考中进士而穷极无聊的人所为。故多荒唐之言，并好造作、揭露他人阴私。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我现在读的一品集目录中，原有这篇小说和李德裕的《周秦行纪论》，都为编者删去。注云：朋党之见，不足示后。
盖为乡贤讳也。李德裕是赵郡人。
古代的所谓朋党，大概就是政见相同的集团；其间的斗争，就是政见不和吧？
李德裕在《论侍讲奏孔子门徒事状》一文中说：“西汉刘向云：昔孔子与颜回、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转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
在《朋党论》中，他又说：“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仲长统所谓：异同生是非，爱憎生朋党，朋党致怨隙是也。”
这些见解、说法，都是无可挑剔的。实际斗争起来，剑拔弩张之际，恐怕就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唐宋以来，朋党间的斗争，得势者都是把对手流窜得越远越好。
耕堂曰：今读李卫公失意后所作诗文，亦多悟道之言。岂人之一生，穷极潦倒之时，则与道近；而气势焰盛之时，则与道远乎！
1987年5月1日写讫
读《求阙斋弟子记》
一
求阙斋，系曾国藩斋名，撰者王定安曾供职他的幕中，小有文名，过去提到的《湘军记》，也是他的著作。文师桐城，对自己的史才，也颇自负，实际上并不高明，但史法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来的。这部书，实际上是曾国藩的传记资料。
据扉页，此书光绪二年，刊于都门，板存硫璃厂东门桶子胡同龙文斋。李鸿章题署。
书价十六元，购自何地，已不能记忆。白粉连纸印，刻工不精，笔画时有错乱，京板之通病。有七千卷书楼孙氏记印章，朱、黄二色断句，通读到底，可谓用功之士矣。
全书共十六册，三十二卷。分《恩遇》，《忠谠》，《平寇》，《剿捻》，《抚降》（李世忠），《驭练》（苗沛霖），《绥柔》（包括天津教案），《志操》，《文学》，《军谟》，《家训》，《吏治》，《哀荣》等节。
此书购于读太平天国史料，兴趣正浓之时，然书到较迟，不久即逢浩劫，未及细读。今又检出，心情已非往日。太平天国史料，多已束之高阁，兴趣已成过去。写来写去，读来读去，所谓天国之梦，不过惊醒于“自相残杀”四字而已。非曾氏兄弟之功业也。
当金田骚动之时，天主耶稣，本非中国之物，塾师炭夫，亦非群众景仰之人，何以登高一呼，万夫云从？此因人民深陷水火，求生之念甚切，亟思有人拯救，并不顾及前途吉凶，到底如何。遂于短期之内急转直下，掩有半部江山。曾、左之徒，初以封建道统，号召地主子弟反抗异端，而旷日持久，未见成效。终以天国内讧，乃告功成。此非曾、左封建道统之胜利，乃洪杨本身封建道统之胜利也。历史如此嘲弄人民可不知畏乎？
今读此书，《平寇》一节，略而不读，从《剿捻》开始。
由弟子记其先师言行，成为著述，古代多有。《论语》就是一部弟子记。但像《求阙斋弟子记》这样卷帙浩瀚的书，还是少见的。这是因为曾国藩去世不久，威名未消，他手下文武，仍在掌权。把老师的文功武略，弄得冠冕一些，大家的脸面，都会增添光彩。
曾国藩对付太平军，是用深沟高垒，长期围困的办法。对付捻军的办法，则经过几次改变。最初，鉴于僧格林沁的惨败，他向皇帝疏奏：他本人不能骑马，不能像僧亲王那样，身不离鞍，昼夜穷追。他主张用重镇堵截的办法，并说这是他的所长。然而他的措施并不见效，引起朝廷的不满，有的御史还上折子，请求对他“略加贬抑”，朝廷虽然没有采纳，但对他的态度，已经远不像“发逆”未平时那样倚重了。
后来，他又采用追、堵并重的办法，收效也不大。捻军之败，还是败在潘鼎新属下的洋枪队上，正像帝国主义参与其间，遂使太平天国失利一样。
捻军的马队，实在厉害。王定安描述道：
然旋灭旋起，且益狡悍。每侦官军至，避走若不及，或穷追数昼夜，乃反旗猛战，以劲骑分两翼，抄我军马。
呶人，慓，疾如风雨，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贼尤善用长锚，巨者逾二丈。我军以枪炮轰击，贼马闻枪声，腾扑愈猛，瞬息已逼阵，枪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挟一骑，为团阵滚进，官军以此益畏之。
曾国藩屡次承认，官军的马队，远不及捻军。不过他提出的清圩政策，确实给捻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王定安写道：
自捻逆扰乱以来，据蒙亳村堡为老巢，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若商贾之远行，时出时归。其回窜也，皆有莠民勾引。
清圩以后的情形，则是：
厥后任赖由泗宿入怀远，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纠党装旗。各圩寨闭门与贼绝，贼徘徊怀远，几及一月，卒不得逞。从此贼遂四出不归，以迄于灭。
但是，曾国藩的“剿办流寇，原不可以无定之贼踪，改一定之成局”的老成持重的主张，因师老无功，朝廷不再耐烦，就叫李鸿章把他换掉了。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首领张总愚，从陕西转战到京畿以南，雄县一带。京师戒严，清廷大恐，几乎把全国得力的将领都调来会剿。左宗棠到了定州，他向皇帝疏陈的方略中，也有一段对捻军的描述：
臣维捻匪惯技，在飘忽驰骋，避实乘虚。始犹马步夹杂，近则掠马最多，即步贼亦均乘马。临阵则步贼下马，挺矛攒刺，而骑贼分剿官军之后。其乘官军也，每在出队收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从以上所引，可略见当时捻军之声势，军容，战术，以及进止聚散的情形。此次，捻军曾打到我的家乡安平、深泽、深县、饶阳一带，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幼年还听到母亲讲“小阎王造反”的故事，当时不知小阎王是谁，现在才知道是张总愚的绰号。
那么多马队，驰骋在大平原，可谓壮观。闭目凝思，宛如再现。故乡近代，凡经战争逃难生活三次：一即小阎王造反；二义和团抗击洋人；三抗日。前二次，母亲一辈经历之。
1987年8月26日记
二
王定安撰写的《求阙斋弟子记》中的《家训》部分，实际就是我们常见的《曾文正公家书》，不过免去了上下款及年月日。分为《寄诸弟》、《寄弟国潢》、《寄弟国华》、《寄弟国荃》、《寄弟贞干》、《谕二子》、《谕子纪泽》、《谕子纪鸿》。所收亦略少，只有薄薄一册。
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家书、家训行世。然多流传不广，有些只存在自家的祠堂中。曾国藩的家书，却不得了，流传了几十年，差不多读书人家，都会有一部。因为他是近代“闻人”，官职又高，他的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儒学子弟所信仰。五四以后，才逐渐冷落下来。但在一部分家长心中，还认为是教育子弟的必读之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寄给我一部《曾文正公家书》，是大达图书公司的排印本（即当时所谓一折八扣书）。父亲还附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幼年家贫，读书不多，今以此书授我，愿我认真阅读。信写得很带感情。我年幼不懂事，那时正在阅读革命书籍，对曾国藩等人很反感，且甚瞧不起大达印的书。随即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要再买这种书，这种书在保定街头，到处都有，没有人买……我想父亲接到信，一定会很不高兴，但也没有来信责备我，以后也没有再给我寄过书。我带回家中的书，父亲从来也不看，也不问，只说我是个书呆子。中年以后，我才认真读了这部书。
因此我想到：所谓家书家训之所以流传，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内容，多半是由于写信人的权势和声望。他的说教，即使当时，受信人也不一定听信。例如曾国藩的家书，前后言论，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一个人，例如对曾国荃，在曾国荃未显达与已显达之后，所谈所论，就有很多不一样。有很多顺时应势，矛盾依违，甚至吹嘘拍马之辞。这还说得上是兄弟间的真诚感情吗？
再说，家庭已经是朱门侯府，子弟已经是绔绔少爷，还教他“书、黍、鱼、猪”，会有效果吗？
对于广大读者，则有环境和时代不同，心意能否相通的问题。我幼年时，在中学课本上，读曾国藩的家书，就觉得不如读郑板桥的家书亲切。因为郑虽是县令，他弟弟究竟是农民，和我的生活距离小，所谈事物，容易理解。曾国藩是太子太保，是爵相，即使他谈的也是普通道理，总觉得和我们平民的心思，不能相通。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相信，总觉得其中有什么虚伪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这当然不是一笔抹杀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家书，自有它多方面的价值，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另外，他的家书和他同时代的要人们的家书相比，在指导读书，谈论诗文，讨论书法，研究刻书等方面，见解虽不见得高明，读后还是使人有些收获的。比起左宗棠的家书，就显得有学问多了。左氏的家书，我有仿宋排印本两册。其中多谈家务杂事，少谈文史。
至于时代不同，思想变化，那就更难说了。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家长，再叫孩子们去读曾氏家训。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将不知他的“进德、修业”为何物。
我的结论是：凡是家书、家训，只能对当家长的人，有影响，有用处。对于青年人，总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什么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听说，曾氏的后人，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也可能是他们先世的遗泽，包括家书、家训，起了一定的作用。
耕堂曰：咸同之世，湘乡曾氏，号称伟人。对内尽忠于异族，对外屈膝于列强。接连讨伐起义之民众，极尽残酷。杀人日多，声势益隆。曾氏自言其初衷：为解君父之忧，不畏后世之讥。后虽亦自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盖饰词耳。早已盖棺论定，实已无案可翻。然政治风云，究非个人私事，时代如彼，对曾氏亦应论世知人。
当其显赫之时，正如长江上往来船只，无一艘不插曾氏旗号，他的一言一行，亦无不为人师法。其所著述，人手一编，众口一词，不敢异议。然仅至民国初年，新的学说兴起，革命者已视彼为粪土矣。因知伟人之言论，其价值，随时代之变化，或因其权势之消长，必有所升降。其升也迅，其降也速；其势也隆，其消也无声。万世不移，放之四海而皆准，乃夸张之说法。传人之论如此，名人之论亦如此。在历史长河中，一种言论，一种学说的沉浮现象，是常见的。它是与时代要求，社会现象相关联的。但一种学说沉落之后，有机会再为浮起，无论如何，不会再有当年的声势和影响。对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也要这样去看。
1987年9月2日写讫
三
“天津教案”列在本书的《绥柔》中一章。著者王定安记其梗概云：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张拴、郭拐以妖术迷拐人口，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捕诛之。而桃花口民团，复获妖人武兰珍。兰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讯得实。讪言受迷药于教民王三。闾阎大哗，疑西洋天主教堂所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为药料，城外义冢内尸骸暴露，皆教堂所弃。津民益怒，时相聚语谋报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勋等，会法国领事官丰大业，至天主堂公讯。兰珍语言殊支离，案弗能决。适士民观者麇集，偶与教堂人有违言，抛砖石相击。丰大业负气，径至崇厚公署，诉其状。崇厚出见，以枪狙击不中。崇厚抚慰之，且戒勿轻出激民愤，弗从。恚愤出署，路遇杰，复以枪击之，误伤其仆。居民见者皆哗噪，殴丰大业毙焉。遂焚毁教堂洋房数处，教民及洋商死者数十人……
著者对这次事件的叙述，还是比较真实客观的，也很简练，头绪也清楚。在叙述中，又以夹注的形式，引用了当时天津知府张光藻写给曾国藩幕宾吴汝纶的信，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并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这是官场的一种手法，所谓先通关节，以便使即将来查办此案的曾国藩先入为主，听信他的报告。
但现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已经是久经仕宦的老奸巨猾，他所注意的不只是下情，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图。
而朝廷的意图，又是常常变化的，对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只于事无补，甚至会弄得身败名裂。所以，这次皇帝（实际是慈禧太后）叫他查办此案，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一个大难关，关系他一生荣辱利害的大考验，大关键。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记第三十六册，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续病假的折子。但朝廷催得紧，他在二十六日记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
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二十七日记道：“思往天津查办殴毙洋官之案，熟筹不得良策，至幕与吴执甫一商。”三十日记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六月初二日记道：
“余日内因法国之事，焦虑无已。”初三日记道：“将赴天津，恐有不测，拟写数条，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记道：“是日启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记道：“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记道：“崇帅来谈，夜接廷寄二件，罗使照会一件，阅之郁闷之至，绕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记道：“是日竟日昏睡，盖心绪烦闷，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记道：“非刑拷讯习教人，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
八月十九日记道；“是日天津陈镇及委员二人，在余寓审案，敲搒之声，竟日不绝。”
在知府写给吴汝纶的信中，是痛爱自己的“子民”，反对崇厚的袒护教民和向洋人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当时执政的恭亲王手下的，洋务得力人士，曾国藩不得不分清轻重，分清去向。与崇厚这个有强硬后台的人，站在一边，当然是上策。他迁就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求，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罗淑亚的要求，是将天津府县抵命）。这样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议论。朝廷固然害怕外国人，但一时也不好大伤人民爱国御侮之气，一直在观望，没有决心。曾国藩对朝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外人这一点尤其明白。他洞悉清政府的实力空虚，外强中干，反复无常的习性。他下定决心：不惹恼外国人。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来，对外常常是“先战后和”的，也就是先硬后软的。又说：现在外国还是强盛的。外国人是只重实力，不讲道理的。他先辩挖眼剖心之说，纯属谣言，然后捉拿凶犯，迅速结案。
王定安记述，当曾国藩初到天津，曾张榜通衢，“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于是至公署条陈者，或欲借津民义愤，驱逐洋人；或欲联俄、英之交，以攻法国；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既谕津民不许擅起兵端，其致崇厚书，有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之语。报友人则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
这就是说，他不听或没心思听，群众那些很正确很有见地的建议，而是一心一意保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冯瘸子、罗生瓜旦子、小锥王五等名号。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谓“但取情节较真，不能拘守成例”，变通办理，而定案的。
其结果，曾国藩自己承认：“民气既已大伤，和局仍多不协，不能不鳃鳃过虑也。”
人民反抗的骚乱，表面被压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愤怒之火，不会因压制而熄灭。压制越重，复燃之势也越凶。它种下了义和团兴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论，外交固以国势强弱为准。然清王朝何以衰败至此，还不是因为连年剿杀过多，使国家菁英，陷于无类。曾、左、胡、李，实参与执行，尚望此等人，珍视民气、民心？此次所开外交模式，不只为以后李鸿章、袁世凯所重蹈，民国以后之外交亦因循之。呜呼，实国家民族深重灾难之源也。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书：“然古来和戎，持圆之说者，例为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其内心矛盾，自亦可见。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耻矣。
1987年9月8日写讫
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之一
这只是初刻，共四十家，分装三十册。起汉枚叔，迄隋炀帝。续刻七十家，未见，恐未出书也。
此书为丁福保字仲祜（一八七四——一九五二）编辑。丁氏原学医，在上海开办医学书局，他印的医书，我未见过，却购置了他编印的几种文学书。除此书外，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唐诗纪事》，《历代诗话》。另买关于古钱的书两种。
他还印一些有关佛学的书。
他好像有些资财，从他的笔记中看到，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一些古籍、古钱，都抵押在他手中。
当然，除去有钱，他还是个有学问的人，不然，就只能印书，不能编书；或所印之书，也都是乌七八糟，坑骗读者之物了。
鲁迅先生，曾经对他编印的书，表示满意。他在写给王冶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想买严可均的全上古……六朝文，还不如买一部丁福保的《汉魏六朝名家集》，既简便又实用。
我就是按照先生的意见，买这部书的。书很新，粉连纸，四号字排印。扉页标明：宣统三年七月出版，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盖较后印行之本也。
丁氏曾就读于南菁书院，学有渊源，很是用功。从他为此书和其他著述所撰绪言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方法，是很严肃的。趣味学识，是很广博的。作为一个出版家，印的书虽不甚多，却给读书界、出版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较之那种唯利是图，无视社会效益的书店老板，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丁氏之前，汇集古人文章成集，系统编为大书，已有张燮所辑七十二家集；梅鼎祚所辑文纪；张溥所辑一百三家；
严可均所辑全上古……六朝文。皆因卷帙浩繁，价钱昂贵，购置阅读，均有不便，流传不广。丁氏此编，书型小巧，排印清楚。价钱为中人所及，（据丁氏自撰长篇广告，此书定价十元，实价五元。）销路可观。书存至今，已成古籍，余甚爱之。
在前人基础上，再出新编，就不能不指出前人的一些缺点，及自己的一些优长。丁氏也不能免俗。他在绪言中，特别指摘了张溥所编中的一些错误。其实，也只是枝节，张氏的劳绩，不会因此而被忽视的。
又如从史书、类书辑录残篇断简，零章短句，勉强成篇或成集，是鲁迅先生指出的严可均书中的现象。而丁氏书中，这些现象也存在，他是参考了严书的目录而后成书的。如第一册，枚叔、司马长卿、司马子长，三个人的文章，才薄薄一册。司马子长只有文章四篇，一共四页。能称为集吗？再就是有些作家的文集，过去已有成书，并有序跋，方便读者。
丁氏多删汰不录，也是一个缺点。当然，以上所指，也是枝节，不能淹没他的劳绩。
丁书在编辑上的好处是：在全书之前，冠以初刻四十家姓氏录，实为作家小传。每集之前，又有作家在史书上的本传，或录四库全书的提要，这就弥补了序、跋缺少的缺陷。
今人对作品的介绍，请作者自述，多阴阳怪气，放荡无根之言，识者笑之，不识者，以为狂徒。编者代言，亦多不着边际，无关痛痒之词，等于没说。此盖一时风气所致，古籍序跋中，从未见也。
此书既出版于“宣统三年”，则正当民国成立，一切都在变革之时。文运亦然。丁氏在绪言结尾，有一段牢骚文字，抄录于下：
窥情万象之际，留连视听之区，既与世而推移，亦随文而升降矣。今者，欧美东渐，变革将及乎文字，附之以东瀛学派，名词既别，涂辙遂殊。舍雅而就郑，将长此滔滔而不返乎？或天未丧文，如昌黎蔚起于巨唐，振八代之衰，而远宗扬马，亦未可知也。嗟乎！湘绮一老，将税驾于桑榆：桐城吴氏，倏已拱乎墓木。茫茫来哲，渺渺予怀，才难然乎？非所逆睹已！
其言词心态，可以说是很伤感的了。其实是一种杞忧。文运如天运，总是向前运行的。阻止新生，既不可能，废弃旧有，也是妄想。高山流水，汇细流而成江河。细流可断，江河之流，万古不断。湘绮何人，吴氏何功？五四以来，文学之域，不乏昌黎之才，且有过之。应对前景乐观，不应以泥沙泛起，鱼龙混杂，而疑江河澎湃之势，冲击之力。腐草朽木，浮萍野鹜，终有被淘汰澄清之一日。久处湖海，惯游江河者，固无须望而生畏，更无须悲观也。
虽然如此，历史江河，并不淹没真正之人才。时至今日，昌黎自昌黎，固无论矣。即王湘绮、桐城吴氏，亦自有其文学历史地位，并不因欧化、白话，陈独秀、胡适，而消减其影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天地公平，虽有倾倚，不失允正，非以私心邪念作转移之规律也。
丁氏所谓：“大辂讵有椎轮之质，子孙宁留祖父之容”，既不合乎自然规律，也不合乎历史规律。文学总是向前发展的，也总是带有前人的成份的。
1987年11月24日
之二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怎么能说是“盗窃”？
班固后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考，遂死于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和他的性格有关。前面所引“简易佚荡”，和他在《剧秦美新》一文中自称：“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虽有高尚之心，好古而乐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围的人，升官晋爵，名利双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献文一篇，取悦王莽。
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炙手可热，不可一日之时，并不陌生。类似《剧秦美新》之作，也并不少，时至今日，仍从旧日报刊上，常常见到。那些言词的卑污，心态的可耻，较之古人，真可以说是“踵事而增华，变本而加厉”。
我读了扬雄这篇《剧秦美新》，虽不甚懂，感到也不过是一篇歌颂新朝新帝的应酬文字，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问题”。
就因为他歌颂的是王莽，所以永远背上了黑锅。
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谕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
从传记里看到，扬雄是个可笑的人物，也是个可爱的人物。他的著作，当然不会因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价值。
我还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丛刊本。
《法言》之十三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愿家有老亲者，深思而力行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扬氏著作，言词古奥艰深，然其切合实际，有见有识，类多如此。
三、颜说：“蔡伯喈同恶受诛。”
这是指他和董卓的关系。《后汉书本传》：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虽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为董卓逼迫，到他那里做了一些事，中间还曾想逃走。可是当董卓死后，他又为他叹了一口气，遇见了王允这种随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后汉书》的作者，在传后，写了一段“论”。对蔡伯喈一生的流离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迹，还被编为盲词戏曲，千古流传。
文士依附权贵，凶多吉少，多有教训，蔡氏当明此义。既为所迫，迫者已死，即当离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权贵面前，发出叹声？是感情冲动吗？
四、颜说：“刘桢屈强输作。”
《三国志本传》：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这个故事，蒲松龄曾写进《聊斋》。其实是件小事，也谈不上倔强不倔强。太子高兴，叫夫人出来和作家们相见，当然不是为了叫人们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来干什么？刘桢可能少个心眼，没想到这是不能平视的，于是就获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当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这与后来王勃的遭遇极相似。
《旧唐书·文苑传》：
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游戏文字，召来失业，高宗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以上，是指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固有其个性的原因，但还有历史、环境、所遇，多种原因。也很难分清主次。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
1987年11月28日
之三
一
《颜氏家训·文章篇》：
夫文章者……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行多途。
古时，宦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做官。
封建王朝，长期以文章取士。唐宋以前，文学大家，都有官职。一边做官，一边写作。文章好，官声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为人贵重。元明以后，渐渐有了不想做官，只想写文章的布衣、隐士。各人情况不同，也时有变化。观其主流，仍以做官为目的。
其实，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据自身的才能。做官、利民、教民的机会更多一些，效果也更大一些。但自从有了专业作家，为数虽甚少，却使宦途与文途时分时合。身在文途，自鸣清高，却不忘仕进；身在宦途，也不忘以文途为退身之路，失意之后，又拿起笔来。
这样，也就出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在近代形成了文艺理论上的一大难题。有的文艺评论家，瘁毕生之力，反复谈论，也没有谈出人人同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