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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作者：孙犁 【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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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时代和环境，在不断推移。
二
古时文人，并不忌讳政治。历代作家，没有和政治发生过纠葛或牵连的，几乎没有。他们以居官为荣，立功立言并重。古文之一大宗为碑、传、序。这些文章，都以官衔为重，求文者如此，撰文者也都把自己的官职爵位，堂皇地列于文前或文后，读者也不以引为不清高。
民国以后，最初，还是这样。虽然封建形式的文章，减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轻视官职，仍如从前。即如鲁迅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佥事这个官儿，并不区区。”对彭袁大总统颁发的文虎章，也写入日记。
对官职的轻视，和对政治的反感，是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之后，因国事日非，官场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现的。
左翼文学兴起，最初，很强调政治作用，革命者以为当然，社会上却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文学。所谓自由人文学，当时的理论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刊物，提出的口号为“勿侵略文艺”。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艺。在论争时，他还使用了国骂：“管你什么屁党鸟派”。
其实，当时的神州国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后，不久就当上了十九路军发动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员。后来又当上了三青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这样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文人的言论、主张，和他的实际行动，常常是两回事。从文场进入官场，这是历代文人，无可争议的，一贯的醉心之路。这种道路，已经不是政治侵略文艺，而是文艺侵略政治了。
三
我们的文坛，在过分强调政治若干年之后，出现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为政治体现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起源，不是劳动；文学的基础，也不是生活。比当时自由人的主张，更倒退了好几步。当时的胡秋原，还是崇拜普列汉诺夫的，写过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观艺术论。
过去大谈政治的文艺评论家，现在绝口不谈政治了。甚至也羞于谈深入生活，不得已，则请作家们去贴近现实。贴近当然比远离好，就像恋爱一样。但如果只是到赞助笔会资金的工厂去参观一下，接受一点纪念品，和经理一同照个像，这种贴近，必然还是两张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现代化。住房，坐汽车，安电话，自己解决不了，还得给省长、市长写信求助。作品，希望得个头奖；团体，希望当个理事；室内，悬挂奖章、证书；机关，争取评上高级职称……这些都与政治有关，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于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流传的名文。
其实，你愿意谈也好，不愿意谈也好，浓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的。
四
欲提高作品格调，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这是很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晋书·陆机传》：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
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
陆机是东吴大将陆逊、陆抗的后代。但他不是一个将材，是一个真正的文材。他的诗文，不只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入仕晋朝以后，不能绝意于功名，以文材而领受大将之职，忘其所以，全军覆没，自己被杀不算，还牵连上两个弟弟。
所以传记又接着说：
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
这都是自相矛盾的话，也就是事后静观的话，与当事人的处境心情，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些教训，不只在古代文书里，就是在陆氏昆仲的文集里，也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什么事到临头，不能起作用呢？
这就是传记所叹息的：“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了。
当时，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过做极小的官，如参军、记室、舍人等等。这都是依附权贵的官，安分守己，还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变化，就会受到牵连。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险就更大。
五
官做得最显赫的，莫如沈约。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会弄点权术。《梁书本传》，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他日又进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
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项，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
用简短文字，在谋划禅代的紧要关头，生动而活泼地写出三个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脸，不愧为史传杰作。最后所引范云的两句话，尤千古发人深思！《梁书》为唐姚思廉撰。
沈约虽以劝进之功，进爵三公，但结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
可见依附皇帝，也不保险。
在宦途上，最失败的，要算谢灵运。他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本来很好，可以尽情游山玩水，安心写作了。他却不认命，以为不见知，常怀愤愤，言行不检，到处招摇，得罪官吏，最后，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弃市了。
1987年12月3日——
耕堂读书记（九）
（一）《旧唐书》
《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价七元八角八分，削价出售之书也。记得此书，六十年代初，购于天祥二楼，抱书出商场后门，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伤，兴致仍不减。
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潜一跋，对于此书校刊经过及其源流特点，叙述简明扼要，抄录如下：
旧唐书成于后晋时宰相刘昫。因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崔龟从诸人所记载而增损之。宋仁宗朝，奉诏成新唐书，而旧书遂废矣。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转多援据旧书，以新书中所载诏令奏议之类，皆宋祁刊削，尽失本真，而旧书独存原文也。二书之成，互有短长。新书语多僻涩，而义存笔削，具有裁断。旧书辞近繁芜，而首尾该赡，叙次详明，故应并行于世。
耕堂曰：沈德潜的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论甚是。中国传统，异代编史，也是有道理的。时近，固然容易翔实，然遇有忌讳之处，则反不如过一个时期，容易下笔。但也不能时间过长，要适时为之。有些历史现象，时间太长，后代人就难以想象，只能靠传说，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虽只历时十几年，青年人就难以印证。有时，甚至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每一种史书之成就，多是既有当时官方记录，又有同时代私人的多种记载，再经大手笔，总汇成书，垂诸后世。
在文字上，也没有成法。“义存笔削，具有裁断”，固然不错。如果弄得过头，就会失去多数的读者。我觉得，如能多存史实，文字即使繁芜一些，对于后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人们读的是历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记事详尽，文字又美，当然好。只求简练，减去内容，就不能叫做好史书了。
所以，笔削之说，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动材料，存在于原始记录之中，后人笔削之时，常将一些灵魂性的材料，以各种理由删去，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
史书一事，甚难言矣。司马迁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于汉武。其所据，有传说，有载记，有创意。要之，汉以前为笔削前人记载，定其真伪；汉以后，则为他家世职业所在。
然人际关系，语言神态，全部实录乎？抑有所推演乎？后人不得而知。历史无对证，正如死人无对证一样。唯其无考，人皆信之，无二言也。此太史公著述质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强。太史公著述，以客观取实为主，而贯以主观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后之史书，求其真实，已属不易，文史之美，无能与比者矣。
（二）魏征
魏征传，在《旧唐书》卷七十一。传颇长，独占一卷，是名臣良将才能有的。
传称：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 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魏征文章做得很好。先为元宝藏典书记，李密很欣赏他的作品。传中引了他为李唐安辑山东时，写给徐世勣的信，内有：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
等语。可略见其措词说理之工。但魏征所学为纵横之术，也就是帝王之学，其目的是辅佐王朝，展其抱负。这就是秦李斯，汉张良，三国诸葛亮所追求和实践的那种学问。他读书，并不是为了当作家或学者。《四部丛刊》中，有一部《群书治要》，就是他广泛读书的摘要。流传至今，学术价值很大。
治国安邦，魏征用的是儒术。
传载：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我们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当个法家，其实也并不容易。文词，口才，胆识，学问，缺一不可。“四人帮”以法家自居，看看他们的文章、学问，实在没有一人够格。他们以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国的法家贬低成酷吏了。
魏征善于争谏，为历代所称赞。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窦建德、建成，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敌人。唐太宗曾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想象，魏征当时处境也有艰难之处。传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对话，可以看出魏征在争谏时的审慎态度。
太宗曰：然征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征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征拜谢曰：
陛下导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的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征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征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
至于传说：太宗玩鹞子，魏征至，遂藏于怀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长时间，鹞子终于闷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实。
魏征晚年，屡次称疾请逊位，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后所上四疏中，有言：
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
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
帝王的心态，如此变化，大臣进谏，也就难以从容了。历史如此，圣贤无术。
魏征一生还不错。死后，不久：
太宗始疑征阿党。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传的最后，“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然自古迄今，机缘难得。上下之间，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时多耳。
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三）郭子仪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侍，从不避讳。“及闻杞（卢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其二是：“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样三件小事。其他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今读《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二、三两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于卢杞传（卷一百三十五）中检出。文字或与通鉴略有出入，内容毫无加减，可以证明前文所记，司马光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了。司马光是很有眼光，有见解的。他像司马迁一样，知道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别人或者以为前面所记三件事为小事。而司马光却把它作为大事来记载。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一个真实的，活动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仪。他不只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要处处小心，防备他人。他也得深思熟虑，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处理好。因为这些小问题，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业、大问题有关。
我没有做过官，更没有军旅生活的经验。不知为什么，也满有兴趣地，记住了那第三件事。想来是觉得郭子仪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羡慕和“当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这样，郭子仪的晚年，也就不会有安全感了。
传中引述史臣裴垍的评论：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身为名将，能有这样的下场，确是少见的了。
（四）卢杞
因为上文提到了卢杞，我又读了他的传。传在卷一百三十五。
卢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怀慎，做官的名声很好，他的父亲奕，天宝末死于安禄山之乱，所以，他还可以称为烈士的儿子。他是以门荫做官的，官升得很顺利，很快就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传记先对他的外形及行径，作了丑化：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
耕堂按：蓝，是一种植物，可以制成颜料，叫做靛。卢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种皮肤病。至于恶衣粝食，则系生活小节，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还是这样，则容易被人指为造作虚伪。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嘲讽。
对于他的政治作风，传记开门见山，淋漓尽致地说：
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札闻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
耕堂按：我们读唐宋历史，常常见到，很多大官，特别是宰相一级的官，失势后，被放逐到崖州。古时，这可以说是最边远、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贬所，杨炎也是。读史还看到：甲派得势，把乙派首脑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势，照样又把甲派的首脑，放逐到那里去，报仇泄愤。崖州，在古时，是个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时都不愿提到这个地名，也不愿看到这幅地图。心理压力很大，那里的天空，一定充满冤抑之气的。
史书称卢杞这种做法为“阴祸贼物”。在卢杞当权之日，“天下无不扼腕，然无敢言者。”失势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杞因为得罪了大军阀李怀光（这人物，我们上文提到过。）闯下祸来：“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皇帝想给他落实一个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以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谏官们也都出来讲话，无限上纲，什么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外矫检简，内藏奸邪”呀，什么“公私巨囊，中外弃物”呀。结果，皇帝只能给卢杞改授个澧州别驾，卢杞就死在那里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学士们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贬官也要草制。执笔多系名流，文集多载之。唐宋两代，好像特别注意这个玩艺，三言两语，骈体。措词极端华丽，俏皮。
尤其是对贬官，极尽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击，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阴私，涉及床闱。是文人墨客的逞能报复机会。唐朝张鷟，有一本书叫《龙筋凤髓判》，文体虽稍有不同，实际是这类文字的共同范本。
耕堂曰：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于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李勉所谓：“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也就成为名言了。卢杞的儿子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简洁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可见唐代看人，也是区别对待的。
（五）王叔文
因为就在同一卷书里，我接着又读了王叔文的传记。王叔文这个名字，是我过去读柳宗元的文集时知道的。
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下场的。
传记说他“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在一次讨论中，他说出了与众不同的道理：即当太子时，不要干预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棋艺是小技，说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但得到太子的青睐，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这种话，不只违背了他规劝太子的初心，个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了。太子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
从此，王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
与韦执谊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就是今天说的哥们义气。
这些死交，史传只提到九个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数第二。分工时，他也不过是“唱和”和“采听外事”，并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当权，带有偶然性和传奇的色彩。史称：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这个权的来源和基础，就以我们毫无做官经验的人来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们，官迷心窍，却不承认这点，还在外面，同声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果然不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
本来，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御不了那么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宫中动动笔还容易，后来又兼上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周围的人，显然都在看他的笑话了。
王叔文是一个书生，好感情用事。他母亲死前之一日，他宴请学士和内官，发了很多牢骚，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近似市井语言的话。
不久，因顺宗久病，皇太子监国，政局大变，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耕堂曰：史称王叔文任气自许，观其行事，亦无大过，实不同于“阴贼”一型。罹此惨局，亦可伤矣。他的过错，顶多只能说是“揽权急进”，然于仕途，此亦常规。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于弈，其于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但因此失败，而使柳宗元“涉履蛮瘴，崎岖堙厄”，文章大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欤？
（六）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是文苑传。前有序论，首谓：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苡”，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序论做的并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谈，且有矛盾之处。不过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论点。最后说：
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以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文苑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
以上四人，文学史称为初唐四杰，他们的文集，除杨炯外，我皆购置。《王勃集》为木刻本，不知系何种丛书之零种，共六册，题《王子安集》，纸张刻印，均不甚佳。《卢照邻集》系四部丛刊本，题《忧幽子集》。《骆宾王集》，系中华书局近年出笺注本，题《骆临海集》，我都没有细读过，印象不深。他们的文体，还沿用六朝时的骈体，曲故连篇，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怕骈体，骈体自然协调，增加文字的韵味，就是近代的白话文体，也不排斥这类句法和修辞。我怕典故，我头脑中典故很少，一边读文章，一边又去看注，这实在是一种苦事。古人抒发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语言，而用典故去代替，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对感情、思想的抒发，是一种局限。文章之事，伤了自然，任你对仗怎样工整，用典如何巧妙，总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王勃那么多文章，唯有《滕王阁序》那么通行？《滕王阁序》中对仗的句子那么多，为什么又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那么脍炙人口？还不是因为作家触景生情，冲口而出，既尽描绘之能事，又流畅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骆宾王的名句：“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么动人，千古传诵，也是因为出于自然，得其本真。
文学史上说，他们四人的文风，已不同于六朝，开始向自然活泼的方面发展，我因体会不深，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卢照邻的传记很短，只有六行。说他“因染风疾去官”。
又说“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他曾向当时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请教，我读过那篇文章，孙思邈也没有提供什么处方，只是向他讲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顺应自然，才得养生，并没有什么奇妙之处。《旧唐书》有孙思邈的传，也引述了这段文字。
王勃的传记较长。他的祖父王通，即文中子，是著名学者，著有《中说》。“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
可以说是早熟了，但亦早逝。传载：
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畤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骆宾王的传记更短，只有四行。内载：
少善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然落魄无行，好与搏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
四杰在当时，就被识者认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中间，杨炯算是比较“沉静”的，还当了临川令，传记里也说：
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耕堂曰：四人皆早年成名，养成傲慢之性，举止乖张，结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学龄，即授以诗书技艺。此如种植，违反自然季节，过多人工，虽亦开花结果，望其丰满充实，则甚难矣。神童之说，弊多利少，古有明证，人多不察也。
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识开发，端赖教育。授书早，则开发早，授书晚，则开发晚。然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开发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文思敏捷，出词清丽，易招赞美。个人色彩重，人生经验不足，亦易因骄傲，招致祸败。晚成者，其文字得力处，即不止情感属词，亦包蕴时代社会。然冲淡谦和，易失朝气。固知此道，甚难两全，实则不可偏废也。
（七）陈子昂、宋之问
《旧唐书》文苑传中，包括著名作家陈子昂、宋之问等。
我有《陈子昂集》，近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宋之问集》，为四部丛刊本。
传载陈子昂：
家世富豪，苦节读书。褊躁无威仪。文词宏丽，为当时所重。卒时年四十余。
传载宋之问：
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
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
先天中，赐死于徙所。
耕堂曰：陈子昂、宋之问同事武则天，为后人所讥，然情况甚不一样。其主要区别为：陈在做官过程中，言行正大；
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问可知矣。
唐太宗干掉了两个亲兄弟，才当上了太子。在他晚年，为了选定太子，真费了心思，曾急得“自投于床”。废了一个，选定一个，即后来的唐高宗。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昏庸无能，又弄出一个武则天来，杀了那么多无辜，用了那么多酷吏，闹了那么多丑闻。但因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历来被一些文人学士，另眼相看。其实，她对文人学士，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例如前面记的赠锦袍一事吧，就是拿两个文士开心。她是在举行诗歌大赛，发的是实物奖。她是皇帝，多预备几件锦袍，把得奖面扩大一些，或一年举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费什么，更用不着请别人赞助。她却夺一个给一个。被夺的当场无趣。得奖的，自己或以为荣，有识者或以为耻。
陈子昂忠心耿耿，给她上了那么多建议，临死之前，并没有得到她的保护。在武则天当权的时候，一些名臣良将，并没有辞职不干，不能单单责备陈子昂。
我在读小学时，就知道有个武则天。国文课本上有她的画像，头戴皇冠，很是美丽。究竟如何评价她，我还是相信骆宾王的讨伐文章。因为时间那么接近，能看出当时人民对她的想法。
后来也有皇后、皇太后，想向她学习，诛杀勋旧，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也有人用诗文赞颂，都像一场幻梦过去了。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八）韩愈
韩愈传在《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传载：
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韩愈成进士之前，“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做官以后，“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因此接连贬官，屡上屡下。
传中收录了他三篇文章：“进学解”、“谏迎佛骨表”和“祭鳄鱼文”，可见这三篇，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传又载：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 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耕堂曰：由以上所记，可略知韩愈的性格及为人。韩愈没有祖上官荫，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较开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对朋友亲属，也多义举，对后学，非常热心。作为一个文人，这都是好品质。文章能创新，自成一家，和他这些素质，也不无关系。
《柳宗元传》，亦在此卷中。柳，先世显赫，少年好胜，偶遇挫折，几乎一蹶不振，陷于绝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虽亦成家，其风格与韩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与遭遇有关，然与性格更有关。同时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别，性格实左右之。
至于文风的改变，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致。韩愈传的开头，已提到：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文苑中富嘉谟传，亦载：
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
所以说，文体的一次大变革，必须经多人的努力，时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话文体之兴，是经过前前后后，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应，普及天下的。但个人尝试提倡之功不可没，故胡适之为人推重。
韩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词，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义上提出的。
我的《韩昌黎集》，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大字排印本，毛边纸印，天地极宽，布函两套，今日已甚难得。而购置时，只花了六角钱。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传记说：
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韩愈是个老夫子，非常古板。传记说他“拙于世务”，他自己也宣称：“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韩愈因谏迎佛骨，招来大祸，几乎杀头，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词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怜。能得到皇帝哀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篇表写得有路数，有策略，证明韩愈不只是个非常天真的人，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皇帝好长生，谏佛是错了。皇帝还好大喜功，喜欢人颂扬。他就在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
他的这些话，确实打动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怜悯之词！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 乃授袁州刺史。
当然有的皇帝，就是说这些话，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对待杭世骏（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后快也。
（九）刘禹锡
同卷有刘禹锡传。
刘禹锡也曾卷进王叔文事件。传载：“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是个重要分子。当时的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可见后台之硬，信任之专。传记并说：“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又见招怨之深，报复之重。
但是，这一遭际，也大大助长了他的文学成就，并给了刘禹锡一个接近群众，体验生活，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的机会。
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当贬官时，“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气，总在变化，后来“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就是说，忘记他过去的错误，慢慢提拔上来，又终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
这是因为自己失意，借题发挥，迁怒于人。不只进行人身攻击，还连上了籍贯遭际，也可以说是“失恕”了。我有《张曲汇集》，广东丛书本，印得非常讲究，也附录了刘禹锡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并不能损害张曲江的整个形象，只能说是形象中的一笔一画。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议，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为后来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报以快意之辞。刘禹锡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贯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没有改悔之意。作诗作序，多涉讥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挟文章以邀名誉，然后挟名誉以求仕禄。在此中间，必有依附，必有知与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们还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权贵，权贵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里，矛盾着，斗争着。这样，文士们就像坐在颠簸的船只上，前途未卜了。史称：刘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势，他就跟着下来了。
不过，刘禹锡的结果还不错，活了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还遗留下相当可观的诗文，因他曾充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文集》，我有丛书集成本。
他虽然名位不高，当时的公卿大僚，都与之交。白乐天和他关系很好，对于他的诗才，很是推崇。认为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诗句，神妙极矣。这两句诗，在“文革”时很流行，领袖吟咏，人皆以为是对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词。但实是刘禹锡的失意自伤之词。大相径庭，大为误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传在卷一百六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