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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治安军连长说：‘同志，我们是奉命令来的，没有结果也不好回去交代。这样好不好，你们交出几支枪来吧。’“我说：‘八路军不交枪，你们交给我们几支吧，回去就说叫我们打回去了，你们的长官就不怪罪你们。’“治安军连长说：‘交几支破枪也行，两个手榴弹也行。’“我说：‘你胡说八道，死也不交枪，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我们不能破坏传统。’“治安军连长说：‘你不要出口伤人，你是什么干部？’“我说：‘我是指导员。’“治安军连长说：‘看你的政治，不信。’“我说：‘你爱他妈的信不信。’“这一骂，那小子恼了，他命令人掘洞口，有十几把铁铲掘起来。我退了一个翻口，在第一个翻口上留了一个小西瓜大小的地雷，炸了兔崽子们一下，他们才不敢往里掘了。那个连长又回来说：‘我看你们能跑到哪里去？我们不走。’“我说：‘咱们往南在行唐境里见，往北在定县境里见吧。’“大概他们听了没有希望，天也黑了，就撤走了。

“那天，就像今天一样，有我一个堂哥给我帮手，整整支持了一天工夫哩。敌人还这样引诱我，你们八路军是爱护老百姓的，你们不出来，我们就要杀老百姓，烧老百姓的房子，你们忍心吗？

“我能上这一个洋当？我说：‘你们不是治安军吗，治安军就这样对待老百姓吗？你们忍心吗？’”最后三槐说：“我们什么当也不能上，一上当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那天钻在洞里的女人孩子有一百多个，听见敌人掘洞口，就全聚到这个地方来了，里面有我的母亲，婶子大娘们，有嫂子侄儿们，她们抖颤着对我讲：三槐，好好把着洞口，不要叫鬼子进来，你嫂子大娘和你的小侄儿们的命全交给你了。

“我听到这话，眼里出了汗，我说：‘你们回去坐着吧，他们进不来。’那时候在我心里说，只要有我在，他狗日的们就进不来，就是我死了，他狗日的们还是进不来。我一点也不害怕。我说话的声音一点也不抖，那天嘴也灵活好使了。”

人民的生活情绪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天已不早了，对间三槐的母亲已经嗡嗡地纺起线来。这时进来一个少妇在洞口喊：“彩绫，彩绫，出来吧，要去推碾子哩。”

她叫了半天，里面才答应了一声，通过那弯弯长长的洞，还是那样娇嫩的声音：“来了。”接着从洞口露出一顶白毡帽，但下面是一张俊秀的少女的脸，花格条布的上衣，跳出来时，脚下却是一双男人的破棉鞋。她坐下，把破棉鞋拉下来，扔在一边，就露出浅蓝色的时样的鞋来，随手又把破毡帽也摘下来，抖一抖墨黑柔软的长头发，站起来，和她嫂子争辩着出去了。

她嫂子说：“人家喊了这么半天，你聋了吗？”

她说：“人家睡着了么。”

嫂子说：“天早亮了，你在里面没听见晨鸡叫吗？”

她说：“你叫还听不见，晨鸡叫就听见了？”姑嫂两个说笑着走远了。

我想，这就是游击区人民生活的情绪，这个少女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也还顾到在头上罩上一个男人的毡帽，在脚上套上一双男人的棉鞋，来保持身体服装的整洁。

我见过当敌人来了，女人们惊惶的样子，她们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向天空突飞。一天，三槐的二嫂子说：“敌人来了能下洞就下洞，来不及就得飞跑出去，把吃奶的力量拿出来跑到地里去。”

我见过女人这样奔跑，那和任何的赛跑不同，在她们的心里可以叫前面的、后面的、四面八方的敌人的枪弹射死，但她们一定要一直跑出去，在敌人的包围以外，去找生存的天地。

当她们逃到远远的一个沙滩后面，或小丛林里，看着敌人过去了，于是倚在树上，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汗，头发上的尘土，定定心，整理整理衣服，就又成群结队欢天喜地地说笑着回来了。

一到家里，大家像没有刚才那一场出生入死的奔跑一样，大家又生活得那样活泼愉快，充满希望，该拿针线的拿起针线来，织布的重新踏上机板，纺线的摇动起纺车。

而跑到地里去的男人们就顺便耕作，到中午才回家吃饭。

在他们，没有人谈论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庆幸没死，他们是：死就是死了，没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要欢乐的。

假如要研究这种心理，就是他们看的很单纯，而且胜利的信心最坚定。因为接近敌人，他们更把胜利想的最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胜利，最好是在今天，在这一个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扫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惨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变成一个欢乐的新天地。所以胜利在他们眼里距离最近，而那果实也最鲜明最大。也因为离敌人最近，眼看到有些地方被敌人剥夺埋葬了，但六七年来共产党和人民又从敌人手中夺回来，努力创造了新的生活，因而就更珍爱这个新的生活，对它的长成也就寄托更大的希望。对于共产党的每个号召，领导者的每张文告，也就坚信不移，兴奋地去工作着。

由胜利心理所鼓舞，他们的生活情绪，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村里有一个老泥水匠，每天研究掘洞的办法，他用罗盘、水平器，和他的技术、天才和热情来帮助各村改造洞。一个盲目的从前是算卦的老人，编了许多“劝人方”，劝告大家坚持抗战，他有一首四字歌叫《十大件》，是说在游击区的做人道德的。有一首《地道歌》确像一篇“住洞须知”，真是家传户晓。

最后那一天，我要告别走了，村长和中队长领了全村的男女干部到三槐家里给我送行。游击区老百姓对于抗日干部的热情是无法描写的，他们希望最好和你交成朋友，结为兄弟才满意。

仅仅一个星期，而我坦白地说，并没有能接触广大的实际，我有好几天住在洞里，很少出大门，谈话的也大半是干部。

但是我感触了上面记的那些，虽然很少，很简单，想来，仅仅是平原游击区人民生活的一次脉搏的跳动而已。

我感觉到了这脉搏，因此，当我钻在洞里的时间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时间也好，在菜园里夜晚散步的时间也好，我觉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铺的翠绿的田野里，有着伟大、尖锐、光耀、战争的震动和声音，昼夜不息。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像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而且已有七个整年的历史了。

并且在前进的时候，周围有不少内奸特务，受敌人、汉奸、独裁者的指挥，破坏人民创造出来的事业，乱放冷箭，使像给我们带路的村长，感到所负责任的沉重和艰难了。这些事情更激发了人民的智慧和胆量。有人愿意充实生活，到他们那里去吧。

回来的路上

回来的路上我们人多了，男男女女有十几个人，老李派大车送我们，女同志坐在车上，我们跟在后面。我们没有从原路回去，路过九区。

夜里我们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今天早晨被五个据点的敌人包围，还抓走了两个干部，村里是非常惊慌不定的。

带路的人领我们到一所空敞的宅院去，他说这是村长的家，打门叫村长，要换一个带路的。

他低声柔和地叫唤着。原来里面有些动静，现在却变得鸦雀无声了，原来有灯光现在也熄灭了。我们叫女同志去叫：

“村长，开门来吧！我们是八路军，是自己的人，不要害怕。”过了很久才有一个女人开门出来，她望了望我们说：

“我们不是村长，我们去年是村长，我家里的男人也逃在外面去了，不信你们进去看看。”

我猜想：看也是白看，男的一定躲藏了，而且在这样深更半夜，也没法对这些惊弓之鸟解释。但是我们的女同志还是向她说。她也很能说，那些话叫人听来是：这些人是八路军就能谅解她，是敌人伪装，也无懈可击。

结果还是我们女同志拿出各种证明给她看，讲给她听，她才相信，而且热情地将我们的女同志拉到她家里去了。

不久她的丈夫陪着我们的女同志出来，亲自给我们带路。

在路上他给我说，这两天村里出了这样一件事：

连着两天夜里，都有穿着八路军绿色新军装的人到年轻女人家去乱摸，他们脸上包着布，闹的全村不安，女人看见一个黑影也怪叫起来，大家都惊疑不定，说着对八路军不满的话。但是附近村庄又没有驻着八路军，也没有过路军队住在村里，这些不规矩的八路军是哪儿来的呢？

前天晚上就闹出这样的事来了。村妇救会缝洗组长的丈夫半夜回到家里，看见一个男人正压在他的女人身上。他呐喊一声，那个男人赤身逃走。他下死手打他的女人，女人也哭叫起来：

“你个贼啊！你杀人的贼啊，你行的好事，你穿着那绿皮出去了，这村里就你一个人有这样装裹啊。我睡的迷迷糊糊，我认定是你回来了，这你能怨我呀，你能怨我呀！我可是站的正走的稳的好人呀，天啊，这是你行的好事啊！……”

带路的人接着说：“这样四邻八家全听的清清楚楚，人们才明白了。前几天区里交来的几套军装，说是上级等着用，叫缝一下扣子，我就交给缝洗组长了。她的丈夫是个坏家伙，不知道和什么人勾结，尽想法破坏我们的工作，这次想出这样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名誉，谁知道竟学了三国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他自己也不敢声张了。

“他不声张我可不放松。我照实报告了区里，我说他每天夜里穿着八路军的军服去摸女人，破坏我们子弟兵的威信。区里把他传去了。至于另外那一个，是他的同伙，倒了戈回来搞了朋友的女人，不过我不管他们的臭事，也把他送到区里了。

“同志你看村里的事多么复杂，多么难办？坏人心术多么毒？

“他们和敌人也有勾结，我们头一天把他们送到区里，第二天五个据点的敌人就包围了我们的村庄，还捉去了两个干部。

“同志，要不是你们到了，连门也不敢开啊。这要请你们原谅，好在大家都了解我的困难……”

送过了封锁沟墙，这路我们已经熟悉，就请他回去了。第二天我们到了县里，屈指一算，这次去游击区连来带去，整整一个星期。

1944年于延安——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有一天，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镇去。把信揣在怀里，脱了鞋，卷起裤腿，在那漫天漫地的芦苇里穿过。芦苇正好一人多高，还没有秀穗，我用两手拨开一条小道，脚下的水也有半尺深。

走了半天，才到了淀边，拨开芦苇向水淀里一望，太阳照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一个船影儿也没有。我吹起暗号，吹过之后，西边芦苇里就哗啦啦响着，钻出一只游击小艇来，撑船的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头儿。他一见是我，忙把船靠拢了岸。我跳上去，他说：

“今天早啊。”

我说：“道远。”

他使竹篙用力一顶，小艇箭出弦一般，窜到淀里。四外没有一只船，只有我们这只小艇，像大海上漂着一片竹叶，目标很小。就又拉起闲话来。

老头儿爱交朋友，干抗日的活儿很有瘾，充满胜利情绪，他好打比方，证明我们一定胜利，他常说：

“别看那些大事，就只是看这些小事，前几年是怎样，这二年又是怎么样啊！”

过去，他是放鱼鹰捉鱼的，他只养了两只鹰，和他那个干瘦得像柴禾棍一样的儿子，每天从早到晚在淀里捉鱼。刚一听这个职业，好像很有趣味，叫他一说却是很苦的事。那风吹雨洒不用说了，每天从早到晚在那船上号叫，敲打鱼鹰下船就是一种苦事。而且父子两个是全凭那两只鹰来养活的，那是心爱的东西，可是为了多打鱼多卖钱，就得用一种东西紧紧地卡住鱼鹰的嗓子，使它吞不下它费劲捉到的鱼去，这更是使人心酸可又没有办法的事。老头儿是最心疼那两只鹰的，他说，别人就是拿二十只也换不了去；他又说：

“那一对鹰才合作哩，只要一个在水里一露头，叫一声，在船上的一个，立刻就跳进水里，帮它一手，两个抬出一条大鱼来。”

老头儿说，这两只鹰，每年要给他抬上一千斤。鬼子第一次进攻水淀，在淀里抢走了他那两只鱼鹰，带到端村，放在火堆上烧吃了。于是，儿子去参加了水上游击队，老头儿把小艇修理好，做交通员。

老头儿乐观，好说话，可是总好扯到他那两只鹰上，这在老年人，也难怪他。这一天，又扯到这上面，他说：

“要是这二年就好了，要在这个时候，我那两只水鹰一定钻到水里逃走了，不会叫他们捉活的去。”

可是这一回他一扯就又扯到鸡上去，他说：

“你知道前几年，鬼子进村，常常在半夜里，人也不知道起床，鸡也不知道撒窠，叫鬼子捉了去杀了吃了。这二年就不同了，人不在家里睡觉，鸡也不在窠里宿。有一天，在我们镇上，鬼子一清早就进村了，一个人也不见，一只鸡也不见，鬼子和伪军们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一点食也找不到。

后来有一个鬼子在一株槐树上发见一只大红公鸡，他高兴极了，就举枪瞄准。公鸡见他一举枪，就哇的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一直飞到那村外。那鬼子不死心，一直跟着追，一直追到苇垛场里，那只鸡就钻进了一个大苇垛里。”

没到过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有多么高。一到秋后霜降，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捆成捆，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垛起来，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白茫茫一片。这些芦苇在以前运到南方北方，全国的凉棚上的，炕上的，包裹货物的席子，都是这里出产的。

老头儿说：“那公鸡一跳进苇垛里，那鬼子也跟上去，攀登上去。他忽然跳下来，大声叫着，笑着，往村里跑。一时他的伙伴们从街上跑过来，问他什么事，他叫着，笑着，说他追鸡，追到一个苇垛里，上去一看，里面藏着一个女的，长得很美丽，衣服是红色的。——这样鬼子们就高兴了，他们想这个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五六个鬼子饿了半夜找不到个人，找不到东西吃，早就气坏了，他们正要撒撒气，现在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欺侮的对象，他们向前跃进，又嚷又笑，跑到那个苇垛跟前。追鸡的那个鬼子先爬了上去，刚爬到苇垛顶上，刚要直起身来喊叫，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来。鬼子仰面朝天从三丈高的苇垛上摔下来，别的鬼子还以为他失了脚，上前去救护他。这个时候，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头号手榴弹，火光起处，炸死了三个鬼子。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苇垛上，她才十六七岁，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

我问：

“那个追鸡的鬼子炸死了没有？”

老头儿说：

“手榴弹就摔在他的头顶上，他还不死？剩下来没有死的两三个鬼子爬起来就往回跑，街上的鬼子全开来了，他们冲着苇垛架起了机关枪，扫射，扫射，苇垛着了火，一个连一个，漫天的浓烟，漫天的大火，烧起来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照得远近十几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

从水面上远远望过去，同口镇的码头就在前面，广场上已经看不见一堆苇垛，风在那里吹起来，卷着柴灰，凄凉得很。我想，这样大火，那姑娘一定牺牲了。”

老头儿又扯到那只鸡上，他说：

“你看怪不怪，那样大火，那只大公鸡一看势头不好，它从苇子里钻出来，三飞两飞就飞到远处的苇地里去了。”

我追问：

“那么那个姑娘呢，她死了吗？”

老人说：

“她更没事。她们有三个女人躲在苇垛里，三个鬼子往回跑的时候，她们就从上面跳下来，穿过苇垛向淀里去了。到同口，你愿意认识认识她，我可以给你介绍，她会说的更仔细，我老了，舌头不灵了。”

最后老头说：

“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这二年就不同了啊！要不我说，假如是在这二年，我那两只水鹰也不会叫兔崽子们捉了活的去！”

1945年——

张秋阁

一九四七年春天，冀中区的党组织号召发动大生产运动，各村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

一过了正月十五，街上的锣鼓声音就渐渐稀少，地里的牛马多起来，人们忙着往地里送粪。

十九这天晚上，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到妇女生产组组长张秋阁家里去。秋阁的爹娘全死了，自从哥哥参军，她一个人带着小妹妹二格过日子。现在，她住在年前分得的地主曹老太的场院里。

曹蜜田到了门口，看见她还点着灯在屋里纺线，在窗口低头站了一会，才说：

“秋阁，开开门。”

“蜜田哥吗？”秋阁停了纺车，从炕上跳下来开开门，“开会呀？”

曹蜜田低头进去，坐在炕沿上，问：

“二格睡了？”

“睡了。”秋阁望着蜜田的脸色，“蜜田哥，你手里拿的是谁是信？”

“你哥哥的，”蜜田的眼湿了，“他作战牺牲了。”

“在哪里？”秋阁叫了一声把信拿过来，走到油灯前面去。

她没有看信，她呆呆地站在小橱前面，望着那小小的跳动的灯火，流下泪来。

她趴在桌子上，痛哭一场，说：

“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很单薄。”

“信上写着他作战很勇敢。”曹蜜田说，“我们从小好了一场，我想把他的尸首起回来，我是来和你商量。”

“那敢情好，可是谁能去呀？”秋阁说。

“去就是我去。”曹蜜田说，“叫村里出辆车，我去，我想五天也就回来了。”

“五天？村里眼下这样忙，”秋阁低着头，“你离得开？我看过一些时再说吧，人已经没有了，也不忙在这一时。”她用袖子擦擦眼泪，把灯剔亮一些，接着说，“爹娘苦了一辈子，没看见自己的房子、地就死了，哥哥照看着我们实在不容易。

眼看地也有得种，房也有得住，生活好些了，我们也长大了，他又去了。”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说，“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里出发，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

我能够生产。”

曹蜜田又劝说了几句，就走了。秋阁坐在纺车怀里，再也纺不成线，她望着灯火，一直到眼睛发花，什么也看不见，才睡下来。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把二格叫醒，姐俩到碾子上去推棒子，推好叫二格端回去，先点火添水，她顺路到郭忠的小店里去。

郭忠的老婆是个歪材。她原是街上一个赌棍的女儿，在旧年月，她父亲在街上开设一座大宝局，宝局一开，如同戏台，不光是赌钱的人来人往，就是那些供给赌徒们消耗的小买卖，也不知有多少。这个女孩子起了个名儿叫大器。她从小在那个场合里长大，应酬人是第一，守家过日子顶差。等到大了，不知有多少人想算着她，父亲却把她嫁给了郭忠。

谁都说，这个女人要坏了郭家小店的门风，甚至会要了郭忠的性命。娶过门来，她倒安分守己和郭忠过起日子来，并且因为她人缘很好，会应酬人，小店添了这员女将，更兴旺了。

可是小店也就成了村里游手好闲的人们的聚处，整天价人满座满，说东道西，拉拉唱唱。

郭忠有个大女儿名叫大妮，今年十七岁了。这姑娘长得很像她母亲，弯眉大眼，对眼看人，眼里有一种迷人的光芒，身子发育得丰满，脸像十五的月亮。

大妮以前也和那些杂乱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近来却正眼也不看他们；她心里想，这些人要不的，你给他点好颜色看，他就得了意，顺杆爬上来，顶好像蝎子一样螫他们一下。

大妮心里有一种苦痛，也有一个希望。在村里，她是叫同年的姐妹们下眼看的，人们背地说她出身不好，不愿意叫她参加生产组，只有秋阁姐知道她的心，把她叫到自己组里去。她现在很恨她的母亲，更恨那些游手好闲的整天躺在她家炕上的那些人，她一心一意要学正派，要跟着秋阁学。

秋阁来到她家，在院里叫了一声，大妮跑出来，说：

“秋阁姐，到屋里坐吧，家里没别人。”

“我不坐了，”秋阁说，“吃过饭，我们去给抗属送粪，你有空吧？”

“有空。”大妮说。

大妮的娘还没有起来，她在屋里喊：

“秋阁呀，屋里坐坐嘛。你这孩子，多咱也不到我这屋里来，我怎么得罪了你？”

“我不坐了，还要回去做饭哩。”秋阁走出来，大妮跟着送出来，送到过道里小声问：

“秋阁姐，怎么你眼那么红呀，为什么啼哭来着？”

“我哥哥牺牲了。”秋阁说。

“什么，秋来哥呀？”大妮吃了一惊站住了，眼睛立时红了，“那你今儿个就别到地里去了，我们一样做。”

“不”，秋阁说，“我们还是一块去，你回去做饭吃吧。”

1947年春——

“帅府”巡礼

赵老帅是有名的人物。因为人民重视今年的生产，他在村里就更被注意。但他的有名是很久的了，他住的宅院，人们称为帅府。一提“各节院里”，人们就知道是指的他家。

这个“帅”字，不是指的什么元帅的帅。在冀中，帅的意思包括：干净、利落、漂亮等等意思，这些意思，如果用土话来说就是“各节”。

我去访问他。一接近他的住宅，胡同里特别扫得干净；一进他的庭院，一钟明媚的有秩序的气象，使人的精神也清新起来。

一到他的农具室，我真吃惊了。他的一间西房满满陈列着农具，是那么多种多样，井井有条。这简直是一个农具博览会，都是多次浸润过劳动和土地的津液的。

他的农具齐全，这些工具都涂过桐油，擦洗得干净。他的铁锨并排放着，像官场的执事；他的木锨的头起都镶着铁皮。一切都擦得闪闪放光，而悬挂在北墙山上的耕地的盆子，则像一面庄严明亮的宝镜，照见你，使你想到这里陈列的一切，对于他是多么有意义和重要。

墙上挂的，房顶上插的，中间排列的都是农具。但就是一把小剪，一把小锤，都有自己的位置，就是在夜间，也可以随意取出使用。

他是一个农民，他爱惜这些工具。

他勤俭持家昼夜不息地劳动。他六十岁了，看来有些黄瘦；但在中年，他一夜砍完七亩黑豆，一夜和好一间房子那样大的一堆打坯泥，不知劳累。

他沉默寡言，说话的时候，几乎是闭着眼睛；当谈到种地的事情，他才活泼起来。

他常在吃饭的时候，和孩子们讲说种地的要点。但是孩子们好像并不愿意听，他对这点，很表示气愤，他说：“我教育他们，他们不听，学里先生说的话，他们才认真记着！”

孩子们参加村里的工作，他的十八岁的女儿和二十岁的儿媳，都是村里的干部，儿媳曾经当选过劳动英雄。

他的影响，已经能在他的儿女身上看出。他全家人口都是那样健康、清洁和精于田间的劳动。

紧张的愉快的劳动，能够换来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瞥见了他的儿媳，正在外间耍着周岁的孩子。她是那么美丽和健壮，敏捷和聪明；孩子在她手里旋转，像一滴晶莹的露珠，旋转在丰鲜的花朵里。

他非常爱好清洁的秩序。他的牛圈里从来看不见粪尿，一层沙土铺在牛身下，他刷洗的小牛好像刚出阁的少妇。

他爱好干净，简直成了一种癖性。有人传说他起了猪圈，还要用净水刷洗。说他在“五一”的残酷环境，还要半夜里起来，叫媳妇提着灯笼，打扫完院子，才匆忙逃到野外去。

他的家庭充满团结的乐趣和劳作的愉快，劳动的竞争心和自尊心。每个人因为劳动觉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尊重别人的地位。勤俭劳作使家庭之间充满新生的向上的气象。

他说：他锄地没有遍数，什么时候地里没有一棵草了为止。他锄地的时候，如果一眼看见很远的前面有一棵草，他就先跑过去把它锄下，才能安心。

他黎明就带领儿媳、女儿上地，几个人默默地竞赛，老人监视着她们的锄，指出她们遗漏的每一棵草。

他已经参加了村里的拨工组。起先，他因为害怕别人给他把地种坏了，没有信心，村里就给他找了几个能和他相比的农事老手，组成一组。

1947年春——

相片

正月里我常替抗属写信。那些青年妇女们总是在口袋里带来一个信封两张信纸。如果她们是有孩子的，就拿在孩子的手里。信封信纸使起来并不方便，多半是她们剪鞋样或是糊窗户剩下来的纸，亲手折叠成的。可是她们看的非常珍贵，非叫我使这个写不可。

这是因为觉得只有这样，才真正完全地表达了她们的心意。

那天，一个远房嫂子来叫我写信给她的丈夫。信封信纸以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相片。

这是她的照片，可是一张旧的，残破了的照片。照片上的光线那么暗，在一旁还有半个“验讫”字样的戳记。我看了看照片，又望了望她，为什么这样一个活泼好笑的人，照出相来，竟这么呆板阴沉！我说：

“这相片照的不像！”

她斜坐在炕沿上笑着说：

“比我年轻？那是我二十一岁上照的！”

“不是年轻，是比你现在还老！”

“你是说哭丧着脸？”她嘻嘻地笑了，“那是敌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里还顾的笑！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相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

她这是从敌人的“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相片。敌人败退了，老百姓焚毁了代表一个艰难时代的良民证，为了忌讳，撕下了自己的照片。

“可是，”我好奇地问，“你不会另照一个给他寄去吗？”

“就给他寄这个去！”她郑重地说，“叫他看一看，有敌人在，我们在家里受的什么苦楚，是什么容影！你看这里！”

她过来指着相片角上的一点白光：“这是敌人的刺刀，我们哆哩哆嗦在那里照相，他们站在后面拿枪刺逼着哩！”

“叫他看看这个！”她退回去，又抬高声音说，“叫他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着老百姓，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那样受苦受难的日子，再也不要来了！现在自由幸福的生活，永远过下去吧！”

这就是一个青年妇女，在新年正月，给她那在前方炮火里打仗的丈夫的信的主要内容。如果人类的德性能够比较，我觉得只有这种崇高的心意，才能和那为人民的战士的英雄气概相当。

1947年2月——

织席记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从南几县走过来，在蠡县、高阳，到处是纺线、织布。每逢集日，寒冷的早晨，大街上还冷冷清清的时候，那线子市里已经挤满了妇女。她们怀抱着一集纺好的线子，从家里赶来，霜雪粘在她们的头发上。她们挤在那里，急急卖出自己的线子，买回棉花；赚下的钱，再买些吃食零用，就又匆匆忙忙家去了。回家路上的太阳才融化了她们头上的霜雪。

到端村。集日那天，我先到了席市上。这和高、蠡一带的线子市，真是异曲同工。妇女们从家里把席一捆捆背来，并排放下。她们对于卖出成品，也是那么急迫，甚至有很多老太太，在乞求似地招唤着席贩子：“看我这个来呀，你过来呀！”

她们是急于卖出席，再到苇市去买苇。这样，今天她们就可解好苇，甚至轧出眉子，好赶织下集的席。时间就是衣食，劳动是紧张的，她们的热情的希望永远在劳动里旋转着。

在集市里充满热情的叫喊、争论。而解苇、轧眉子，则多在清晨和月夜进行。在这里，几乎每个妇女都参加了劳动。

那些女孩子们，相貌端庄地坐在门前，从事劳作。

这里的房子这样低、挤、残破。但从里面走出来的妇女、孩子们却生的那么俊，穿的也很干净。普遍的终日的劳作，是这里妇女可亲爱的特点。她们穿的那么讲究，在门前推送着沉重的石砘子。她们的花鞋残破，因为她们要经常在苇子上来回践踏，要在泥水里走路。

她们，本质上是贫苦的人。也许她们劳动是希望着一件花布褂，但她们是这样辛勤的劳动人民的后代。

在一片烧毁了的典当铺的广场上，围坐着十几个女孩子，她们坐在席上，垫着一小块棉褥。她们晒着太阳，编着歌儿唱着。她们只十二三岁，每人每天可以织一领丈席。劳动原来就是集体的，集体劳动才有乐趣，才有效率，女孩子们纺线愿意在一起，织席也愿意在一起。问到她们的生活，她们说现在是享福的日子。

生活史上的大创伤是敌人在炮楼“戳”着的时候，提起来，她们就黯然失色，连说不能提了，不能提了。那个时候，是“掘地梨”的时候，是端村街上一天就要饿死十几条人命的时候。

敌人决堤放了水，两年没收成，抓夫杀人，男人也求生不得。敌人统制了苇席，低价强收，站在家里等着，织成就抢去，不管你死活。

一个女孩子说：“织成一个席，还不能点火做饭！”还要在冰凌里，用两只手去挖地梨。

她们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端村街上就没有人了！”那天，一个放鸭子的也对我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白洋淀就没有鸭子了！”

她们是绝处逢生，对敌人的仇恨长在。对民主政府扶植苇席业，也分外感激。公家商店高价收买席子，并代她们开辟销路，她们的收获很大。

生活上的最大变化，还是去年分得了苇田。过去，端村街上，只有几家地主有苇。他们可以高价卖苇，贱价收席，践踏着人民的劳动。每逢春天，穷人流血流汗帮地主去上泥，因此他家的苇子才长的那么高。可是到了年关，穷人过不去，二百户人，到地主家哀告，过了好半天，才看见在钱板上端出短短的两戳铜子来。她们常常提说这件事！她们对地主的剥削的仇恨长在。这样，对于今天的光景，就特别珍重。

1947年3月——

采蒲台的苇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

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

我来的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不能一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

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

敌人要搜。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搜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你是八路？”“不是！”“你村里有干部？”“没有！”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

“你的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你村的八路大大的！”“没有！”

妇女们忍不住，她们一齐沙着嗓子喊：“没有！没有！”

敌人杀死他，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定的，死是刚强！

“没有！没有！”

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

1947年3月——

安新看卖席记

在安新集市上，席市是洋洋大观，从早晨各地席民就背着挑着一大捆一大捆的席赶到集上来，平铺陈列，拥挤异常。

安新席以走京、卫、府、关东为大宗，此外走伍仁桥，则供应冀中上地农民使用，为量较小。

现在正赶上河路的“产期”，凌未完全融化，而已经不能行使拖床，在交通上是一年中顶困难的时期，各地行商不能到来，因此这几集的席，出售很成问题。

席民主要依靠席子生活，卖出席，才能买回苇和一集的食粮，对织好的席是急于出售，那种迫切的情形，在别的市场上是很少见的。

不难想象，在过去，一些大席庄，是会利用席民这严重的困难，尽量压低席价，借牟大利，席民不能不忍痛抛售。

现在，以“专业苇席渔，繁荣白洋淀”为目的的我们的公营商店隆昌号，却从各地调款来，尽力支持安新的席业，保证席民的生活，和再生产。并且贱价售出粮食、苇，以增加席民的收入，和保证他们的生活。

过去我不了解，一个商店，怎样为人民服务，但自从看了今天的席市的情形，才知道他们任务的重大，和值得感动的干部的热情。

我在隆昌号的安新席庄宏利号，会见了负责同志，他对我要在席市上停留一天，非常满意。他说：你看看席民的情形吧，有人怪我们为什么把席价抬得这么高，以致亏本，可是你要看见席民的情形，就不能不这样做，我有点“恩赐”观点……

自然，十年战争，我们有了很多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感情。但一个席店老板对席民发生这种息息相关的感情，在我却是异常新鲜的事。

我到席市上去了。席民们正在三三两两，议论着今天没有行市，大为发愁。他们不时到宏利的院里探听，今天席店是不是收买？在他们困难的时候，立时就会想到公家商店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宏利席店过去工作的成绩。

他们搬来搬去，总想把自己的席放在第一个能出售的地方，那些妇女们也是这样做。他们等候着席店收买人的出场，简直像观众等待着锣鼓开台，好角出场，自然，那迫切程度，更甚于此。

宏利席店的经理和店员们，则像决定一件政策一样开了简短的会议，虽然他们已经在收席上赔了很大一笔款子，但他们全能理解到这就是工作上的收获，这就是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因此，他们决定这一集，还是尽量收买，不低落价钱。在席民——贸易上的对象青黄不接时，热情负责地拉一把，这就是我们商店的特色。

当席店的买手一出场，席民们纷纷拥上包围，另外就有很多人背上自己的席，跟在买手后面，看他在哪地方开始。买手一手提着印号篮子，一手拿着一个活尺，被席民们蜂拥着走到场里来。

开始收买了，由席民们一张张往上举着席，买手过目，并有时用尺子排排尺寸。席民们围得风雨不透，看着那席子的成色，等候开市的价格。买手一边说着价格，就用那大戳子在席角标上了价码和印记，常常比争论着的价钱高出一百元，出售了的席民就赶紧卷起席子到席店去取款。

第一个价钱立时就在席民间传开了：“五千五！”

挨次收买，那些一时走不到的地方，席民们就焦急地等待着。那里等待真是焦急，有的干脆就躺在席子上闭起眼睛来。

买手对席是那样内行，一过眼就看出了席的成色，嘴里不断说着：“苇色不错。”“织的草。”“一样的苇还有不一样织手哩！”他一过目，就对席提出了确切的批评，因此席民都嘻嘻地笑着，叫他看着划价钱。

席市，在安新不知道出现若干年代了，在北门外就有一个碑亭，记载着织席的沿革。我不知怎么想起，在若干年代，席民到这里卖席，是有无限的辛酸与难言之痛的。

出售的是他的妻子或女儿的手艺，他们虽然急于求售，但对自己的席充满无限情感。我看见他们把席交了，还不断回头望看，才到会计科去支款；自然家里的妻子儿女，所盼望的是一集的食粮，但也不会一时就忘掉她们那席上的细密的花纹吧！

老于此行的同志，也曾向我说明，不要只看这一集，如果是京帮、卫帮的人下来了，“推小车的来了”，席民的情形，会大大不同。

但我总以为，在过去，因为席民没有一种固定的组合，赶集抛售，总是很艰难的。他们拥挤着买手去看他们的席，去年我们有一个年老的买手，因为叫他们拖来拖去，拖病了半个月，衣裳扯烂了，那是平常事。

现在我们的公营商店，尽量研究，打通外区和内地的销路，使席子畅销，并帮助他们提高质量，和其他沿海产的席子竞赛。

看到中午，我以为可以回去了，但宏利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等到太阳平西。到那时，卖不出席子的席民，会找上门来，一定要你收买，席店虽然款已用光，还得想法叫他们能买苇和粮食回去。

这样，我就觉得，宏利席店就不只是一种商业组织，定会成为席民自己的一种组织。在这个血肉相关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安新席民生活、席民组织和安新席业的远景，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

1947年3月——

一别十年同口镇

十年前，我曾在安新同口当了一年小学教员，就是那年，伟大的人民抗日战争开始了，同口是组织抗日力量的烽火台之一，在抗日历史上永远不会湮没。

这次到白洋淀，一别十年的旧游之地，给我很多兴奋，很多感触。想到十年战争时间不算不长，可是一个村镇这样的兑蜕变化，却是千百年所不遇。

我清晨从高阳出发，越过一条堤，便觉到天地和风云都起了变化，堤东地势低下，是大洼的边沿，云雾很低，风声很急，和堤西的高爽，正成一个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