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27

元稹的十代祖，是后魏昭成皇帝。他八岁丧父，家贫，母亲教他读书，早年就成名了。

传记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一生之中，虽然为皇帝所喜爱，却一直官运不顺，屡遭排挤。还遭遇过如下事件：

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年少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可以看出，唐时的年轻人，一旦显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视。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强由科试。”又说：“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可见地的文学成就，也是由官运不佳逼出来的。

他在诗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语近（即通俗），调新（即创新），无差（即合规律），有风情（即艺术性高）。这种主张，我以为，不只适于诗歌，也适于一切文学作品，一切艺术作品。

他说自己在诗歌上的成就，以及为人处世，是：“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

我有《元氏长庆集》，白纸，四册，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传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业儒。居易幼年，聪慧绝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样，也是先以才名，见知于皇帝。出于忠心，好上书言事。因此，官运也不佳，还遇到过这种事：

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可见：先是有人罗织罪名，随后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当时的宰相，即执政的眼色行事的。这是官场上的习惯斗争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他对官场，也少留恋，很快就远离政治漩涡，宦而隐了。晚年过得还算不错。诗歌自编，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后人才能得到一部这样丰富多采的《白氏长庆集》。

我有的是四部丛刊毛边纸本。

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惭愧的是，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恼，古今一致。白居易说：

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底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他又说：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

其他一切，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条规律。文学家的自白，能写得像白居易这样坦白自然的，还是少见的。元稹的传记中，自叙之作，就有三篇。有上书宰相的，有上书皇帝的，有专为自己辩诬的，都没有白居易这篇写得好。

史好对元白二人的比较是：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耕堂曰：统观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觉努力。及为政，多遇不顺，遭贬逐，然后放情于文字。当时文人，先应举成进士，做官后，就要应付皇帝，对付宰相，言官，方镇，以及中贵美人等等，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显，不失为功名。有文才者，虽政途多乖，终以文显。至于少数文人，过于疏放狂大，遭罹大难，亦有可取鉴者矣。

元稹传后附庞严传。此人为元稹和李绅所提拔。传记说他“聪敏绝人，文章峭丽。”为人有些类似元稹。“以强干不避权豪称，然无士君子之检操，贪势嗜利，因醉而卒。”读时牵连及之，本无可记。但他有一个朋友，名叫于敖：

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贬端州司马。严坐累，出为江州刺史。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制既下，敖封还，时人凛然相顾曰：“于给事犯宰相怒而为知己，不亦危乎！”

及覆制出，乃知敖驳制书贬严太轻，中外无不嗤诮，以为口实。

耕堂曰：这一段文字，类似小说家言，写得有声有色。可见古人，对于偶遇风险，友朋落难，就立即与他划清界限，并顺手下石的人，也是不以为然的。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古代多有，还是近代多有。但自搞政治运动以来，其数量，必远远超越前古，则无疑义。为此行者已不只朋友间，几遍于伦理领域。人亦习以为常，不似古人之大惊小怪。传统道德观念，从此日渐淡薄，不绝如缕。

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乃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小人之卑鄙心怀，常常出于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惧闻恶声，远离小人。知古人之论，并不我欺。变化如此，亦可悲矣！

1988年6月

读《宋书·范晔传》

一

范晔字蔚宗，是《后汉书》的作者。《后汉书》是我国前四史之一，与司马、班、陈的著作并称，是古史的经典。

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朝人，在他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撰写《后汉书》。我的藏书中，有一部清末刻印的七家《后汉书》，其书目为：谢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薛莹后汉收，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张璠汉记、佚名氏后汉书（附）。

这些《后汉书》，原书都已失传。以上所列，是后人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古书中辑录出来的零篇散句，实际已经不能成书，也无法阅读了。

但在当时，这些《后汉书》，都是卷帙浩繁的。例如谢承《后汉书》，《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记录为一百三十余卷。

书籍的流传与消失，有时是因为战火灾情，但主要是优胜劣汰。著书也如积薪，后来居上。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前人的成果，发见新的材料，证实过去的疑难之处。读者买书用书，自然也有所选择。这就是范书一出、他书俱废的原因。

我用的《后汉书》，是中华书局仿宋本，三函，共三十册。

卷首书：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梁剡令刘昭补志；唐章怀太子贤注。帝后纪一十二；志三十；列传八十八。共一百三十卷。

《后汉书》原无志，范晔曾委托别人撰写。唐时，还有其他《后汉书》存在，章怀太子选中了范书，为它作注，使它成为权威著述。注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后汉书》的片断，标示异同，后世视为善本。

二

范晔传在《宋书》卷六十九，与刘湛传同卷。我用的《宋书》，是中华书局标点本。

兹就史传所载，摘录范晔行事如下：

范晔，顺阳人。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做官以后，遇事怕困难。太妃殡葬时，饮酒，开窗听挽歌，被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

有个叫孔熙先的，做官久不得调，心怀不满，想制造皇家弟兄之间的矛盾，“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先与晔赌博，故意输给他很多财宝。熟了以后，知道“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

范晔就陷入了宫廷的斗争。

他们支持的是彭城王刘义康，是当时皇帝的哥哥。不久被人出卖，事败，死时四十八岁。

《宋书》的作者是沈约。他在写范晔的被捕、受审、在狱、行刑时的情景，以及对话、心理，都非常详细、真实、生动。

是一篇很有味道的纪实小说。

出卖他的人，叫徐湛之，他对范晔的看法是：“倾动险忌，富贵情深。”皇帝对他的看法是：“意难厌满。”他哥哥对他的看法是：“此儿近利，终破我家。”此皆指宦情也。

三

耕堂曰：古人读书写作，是为了作官，也就是寻求富贵荣华。他们先以“时文”取得功名，作官不成或不顺利，才去著书。鲁迅诗云：无聊才读书。实不只此，著书亦多在无聊时。但有时，正在无聊著书，订下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忽然官运亨通起来，就再也无聊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笔墨，先去赴任盖章。此为无聊期的结束，也就是文字生涯的终结。有的人虽说圣明天纵，不可一世，一边做着官，一边还在写文章。因为只有得意，没有无聊，那文章的成色，也就大不如从前，以后只是卖卖名气而已。无聊即寂寞，曹雪芹寂寞时，可以写出极度繁华的小说；作官即富贵，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连无聊的小说，也就写不出来了。

凡是“富贵情深”的人，大都“意难厌满”。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升的。以“文革”为例，“四人帮”中有两位文士，本无多少才情，知识也不丰富，文字也不大通顺。但得遇机缘，官运可以说非常之好。还不满足，一定要攘夺盗窃国家神器。此二人，可说是近代史上，由蹩脚文人，发迹之后，成为政治流氓的典型。但他们绝不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证之“文革”期间，这样的文人，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即可明白。

至于等而下之的中小人物，事隔不到二十年，受害的一代人，还没有死完，他们已经认为：整个社会忘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的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解放，仍把“造反有理”，作为行动的信条。有的装模作样，有的旧态复萌，有的想法翻案。此种现象，此种人物，今日实多见之，令人咋舌。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

四

范晔在狱中，给甥侄们写了一封信：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

性别官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以上是范晔就自己的心情，秉性，学识和为文之道写的话。信的下半，是谈他撰写的《后汉书》：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五

《史记》、《前汉书》，都附有作者的自序，述作者身世，师承，以及著作体例及经过。后来成为大的著述的传统作法。

《后汉书》没有自序，这是因为作者出了事，来不及写，可以把范晔这一封信，看作是他的自序。沈约引证了全文，并说：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评价很高。

范晔一生行事，除《后汉书》外，无可称述，我很喜欢他这封信，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文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所说的话，都是从肺腑中来，不会再有虚妄。文章一事，他所知甚多，见解也非常精辟，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对于历史著述，虽似夸耀，是亦真情。唯独到了这般时候，才流水一般，说出了天真的话语。

这时，范晔已经陷入了大痛苦、大寂寞、大无聊之中。四顾茫茫，生死异路。他想起了撰述《后汉书》时的情景，回归无聊之中。只有这一点，他无愧于心，暂时扶住了他倾斜的灵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话不只是真诚的，也是良善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要以人废言的道理。

六

耕堂曰：余晚年阅读史书，多注意文士传记。发见：文士的官才，和他们的文才，常常成反比。又发见：文士官才虽少，而官瘾甚大。不让他们过一过官瘾，好像死不瞑目。有人，偶然一试，感受到官场的矛盾、烦扰、痛苦，知难而退，重操旧业，仍不失为文士；有的人却深深陷入，不能自拔，蹉跎一生，宦文两失。退得快的，多为文学真才，卓有成就；陷下去的，多为文学混混儿，其在文坛混，与在官场混，固自相同也。退之一途，又分主动与被动。主动则有抱负，被动则有激扬，皆有利于文字成功。所谓被动，即指政局变化，官场失利，刑罚贬逐之类。

至于官场不利之因，则有急功近利，轻浮躁进，不识大体，依附非人等等。范晔生长华族，喜好声歌，结交非类，参与赌博，已属于轻浮之流矣。而其初生时，头部触砖，或受震荡，因而举止乖张。此则余遵弗洛伊德之学说，从生理病理上揣想也。

1989年2月17日写讫

读《史记》记（上）

一

裴骃《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耕堂按：索隐以刺客为游侠，非也。）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耕堂曰：以上，裴骃（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论司马迁之言，并肯定之。读《史记》前，不可不熟读此段文字，并深味之也。班之所论，不只对司马迁，得其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短短二百字，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

《史记》详于秦汉，而略于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

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班固之评价司马迁，或裴骃之论述班固，究竟都是后人议论前人，不一定完全切当，前人已无法反驳。班固指出的司马迁的几点“是非”，因为时代不同，经验不同，就不一定正确。这就是裴骃所说的：“人心不同，传闻异辞。”

二

班固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史记正义”曰：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

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后检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有《文帝黄老之治》一节，所言不过慈俭宽厚。又有《黄老之疑义》一节，读后乃稍明白。兹引录该节要点如下：

一、汉时与儒术为敌者，莫如黄老。

二、黄老之名，始见《史记》。曾出现多次。

三、《史记》以前，未闻此名。

四、实与黄帝无涉，与老子亦无大关系。

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生，黄学贵无而又信命，故曰黄老。

六、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谓之黄帝书。是民间日用之书。黄老学者，即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别为一种因循诡随之言。

七、汉高、文、景诸帝，皆好黄老术，不喜儒术。以窦太后（景帝之母）为甚，当她听到儒生说黄老之学，不过是“家人言”（即僮隶之言）时，就大怒骂人：“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并命令该人下圈刺猪。那时的猪，是可以伤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没有丧命。

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为，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

“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

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

三

夏曾佑还指出：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归本道家，此老学也。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马谈以为：阴阳家多忌讳，使从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遵循了以上见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观，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这种黄老思想，当然已经有别于那种民间的占卜书，也有别于窦太后的那种僵化和固执。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写作之中。

黄老思想，很长时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创作长河之中。这种思想，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灵活开放一些，也与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异，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样。然具备自身的思想，为创作的起码条件，具备自身的生活经历，则为另一个基本条件。两相融合、激发，才能成为作品。

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罗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压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语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

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

四

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对班固的论点，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骃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比较含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对班氏进行尖锐反批评，并带有人身攻击的气味。他认为：“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的著述精神。

“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薄《史记》？乃是后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马优劣论”，多为后人好事者所称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点，并非诋毁；多少年写多少字，是因为今古不同、时间有远近，材料有多少造成。并非文章繁简所致。称引先人与否，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张守节因治《史记》，即大力攻击《汉书》，殆不如裴骃之客观公正矣。

“正义”并时有矛盾。在后面谈到班固指出的这三条缺点时，他又说：“此三者，是司马迁不达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黄老，上面已经谈过。序游侠，羞贱贫，前人多以为，司马迁所以着意于此，多用感情，是与其身世有关。如遭到不幸，无人相助，家贫不能自赎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为，并非完全是这么回事。司马迁以续《春秋》自任，六艺之中，特重史学。史学之要，存实而已，发微而已。时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当先有所见，并看出问题。他对游侠、货殖，都看做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游侠在当时已形成能影响政治的一种势力，从缓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显看出。在货殖方面，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农、工、商各界的生产流通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是做了深入调查，经过细心研究，才写出的。两篇列传，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耕常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记》三点错误，实不足为《史记》病，反彰然表明，实为《史记》之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中。

读《史记》记（中）

一

《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以上是司马迁自叙幼年生活、读书、以及两次旅行所至地方。这些，都是《史记》一书，创作前的准备，即学识与见闻的准备。自司马迁创读书与旅行相结合，地理与历史相印证，所到一处，考察民风，收集口碑遗简，这一治学之道，学者一直奉为准则，直至清初顾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后面接着叙述，他如何受父命、下决心，完成这一历史著作：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耕堂按：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缀集之。）石室金匮之书。

这还是材料准备阶段，共用五年时间。《史记》正式写作，于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后，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写作受到很大打击。在反复思考以后，终于继续写下去，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后的著作。

当时的汉朝，并不重视学术文化，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也没有人过问。《史记》的第一个读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东方朔。东方朔确是一个饱学之士，文辞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优畜之，正在过着“隐于朝廷”、“隐于金马门”的无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马迁引他为知己，把著作先拿给他看。

东方朔的信条是：“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司马迁的信条是：“不趋势利，不流世俗”。两个人所以能说到一处。东方朔在司马迁的书上，署上“太史公”三个字。后人遂以《史记》为太史公书。

班固说：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它的流传，以及研究注释，远远不及班固的《汉书》热闹。很长时间，是不为人知，处境寂寞的。

二

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据他的自序。班固所为列传，只多《报任安书》一文，其余亦皆袭自序。

耕堂曰：后之论者，以为《史记》一书，乃司马迁发愤之作。然发愤二字，只能用于李陵之祸以后；以前，钦念先人之提命，承继先人之遗业，志立不移，只能说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遇到意外的打击、挫折，不动摇，不改变，反而加强，这才叫做发愤。发愤著书，这种人生意境，很难说得清楚，唯有近代“苦闷的象征”一词，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种伟大事业，都必有立志与发愤阶段。立志以后，还要有准备。司马迁的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

人们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传大的事业。但才能二字，并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个人努力，和适当的环境。

努力和环境，可以发展才能，加强才能。

所谓才能，常常是在一个人完成了一种不平凡的工作之后，别人加给他的评语，而不是在什么也没有做出之时，自己给自己作的预言。自认有才，或自称有才，稍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经过长期努力，在一种事业上，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才能如此说。

在历史上，才和不幸，和祸，常常联在一起。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所谓不幸、祸，并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灾；常常是指人祸。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亲友，均无能为力，不能挽救的一种突然事变，突然遭际。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描绘的，事前事后的情状，心理，抉择，痛苦，可以说是一个有才之士，在此当头，所能作的，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说明了。

这种不幸，或祸，常常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后果。姑不论司马迁在书信前面，列举的西伯以下八个王侯将相，他们之遭祸，完全是政治原因，他们本身就是政治。即后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个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祸，也无不直接与政治有关。

司马迁把遭祸与为文，联结成一个从人生到创作的过程，称之为：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是一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极端令人伤感的结论。更不幸的是，这个结论为历史所接受，所承认，所延演，一无止境。

[三

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齐人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耕堂曰：以上为秦始皇时，李斯著名之建言，焚书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详录之，以便诵习，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准确印象。李斯说这段话之前，是一位武官称颂始皇的功德，始皇高兴；接着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发表意见。

这一事件的要害处，为“以古非今”。这事件的发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业大著，志满骄盈之时。

他现在所想的，一是巩固他的统治，一是求长生。巩固统治，李斯的主张，往往见效。长生之术，则只有方士，才能帮忙。

看来，此次打击的对象是儒，重点是诗书（诗书，也不是全烧掉，博士所职，还可以保存。）但这时的儒生和方士并分不清楚，实际是搅在一起。始皇发怒，以致坑儒，是因为给他求仙药的人（侯生和卢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余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难说了。

儒家的言必称尧舜，在孔子本身就处处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参政思想很浓，非要试试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别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冲突较量，一次彻底的大失败。既然并立朝廷，两方发言，机会均等，即为政治斗争。后人引申为知识与政治的矛盾，或学术与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夸大了。但这次事件是一个开端，以后的党锢、文字狱、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这也算是古有明训吧！

四政治需要知识和学术，但要求为它服务。历史上从未有过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政治要求行得通见效快的学术。即切合当前利益的学术。也可以说它需要的是有办法的术士，而不是只能空谈的儒生。所以法家、纵横家，容易受到重任。

儒家虽热衷政治，然其言论，多不合时宜，步入这一领域，实在经历了艰难的途径。最初与方士糅杂，后通过外戚，甚至宦竖，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扬仍旧，其进取方式，则不断因时势而变易。既如此，就是随时吸收其他各家的长处，孔孟之道，究竟还留有多少，也就很难说了。所以司马迁论述儒家时，也只承认它的定尊卑，分等级了。

在儒学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见的。有了一些知识，便求它的用途，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进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险，聪明一些的人，就选择了其他的途径。

《史记》写到的有两种人：一是像东方朔那样，身处庙堂，心为处士，虽有学识，绝不冒进，领到一份俸禄，过着平安的日子，别人的挖苦嘲笑，都当耳旁风。另一种则是像叔孙通这样的人。

叔孙通列传：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当叔孙通替刘邦定好朝仪以后：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

步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司马迁虽然用了极其讽刺的笔法，写了这位儒士诸多不堪的言词和形象，但他对叔孙通总的评价，还是：

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这是司马迁，作为伟大历史家的通情达理之言。因为他明白：一个书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树，得到社会的承认，在现实条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着重点出的，是“与时变化”这四个字。这当然也是他极度感伤的言语。

汉武帝时，听信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家学说的胜利，是因为这些儒生，逐渐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当世之要务”。

1990年3月6日

读《史记》记（下）

一

司马迁在写作一篇本纪，或一篇列传时，常常在文后，叙述一下自己对这个地方，或这个人物的亲身见闻。即自己的考察、感受、体验心得，以便和写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证，互相发挥，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读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识、兴趣。兹抄录一些如下：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孟尝君列传》）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蒙恬列传》）

有时是记一些异闻，如：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公、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刺客列传》）

他否定了一些关于燕太子丹和荆轲的传说。而他得到的材料，则是出自曾与夏无且交游过的人。夏无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荆轲刺秦王，殿廷大乱的时候，用药囊投掷荆轲的那位侍医。这样，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有时是见景生情，发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屈原贾生列传》）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

二

对历史事件，司马迁有自己的见解；对历史人物，司马迁常常流露他对这一人物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结尾处，使读者回肠荡气。这是历史家的评判。但又绝不是以主观好恶，代替客观真实。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于刘、项。在《项羽本纪》之末，司马迁流露了对项羽的极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项羽推崇为舜的后裔。对他的失败，表现了极大的惋惜。但项羽的失败，是历史事实。司马迁又多次写到：

项羽虽然尊重读书人，但吝惜官爵；刘邦虽多次污辱读书人，对封赏很大方，“无耻者亦多归之”，终于胜利。历史著作，除占有材料，实地考察，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马迁所到之处，都进行探寻访问，这种精神，使他的《史记》，不同凡响。后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里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会再有《史记》这样的文字。

司马迁虽有黄老思想，但在一些伦理、道德问题的判断上，还是儒家的传统。他很尊重孔子，写了《孔子世家》，又写了弟子们的传记。记下了不少孔子的逸事和名言。他也记下了老子、庄子。对韩非子的学说，他心有余痛，详细介绍了《说难》一篇。其中所谓：“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今日读之，仍觉十分警策。

在学术上，他是兼收并蓄的，没有成见的。析六家之长短，综六艺之精华，《史记》的思想内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余尝怪：古时文人，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败者？盖彼时文人自己，亦处失意不幸之时。如已得意，则必早已腰满肠肥，终日忙于赴宴及向豪门权贵献殷勤去矣！

又何暇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颂德，应景应时之作了。

三

耕堂曰：《史记》出，而后人称司马迁有史才。然史才，甚难言矣。班固“实录”之论，当然正确，亦是书成后，就书立论，并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础，作全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