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28

文才不难得，代代有之。史才则甚难得。自班马以后，所谓正史，已有廿余种，越来部头越大，而其史学价值，则越来越低。这些著述多据朝廷实录，实录非可全信，所需者为笔削之才。自异代修史，成为通例以来，诸史之领衔者，官高爵显；修撰者，济济多士，然能称为史才者，则甚寥寥。因多层编制，多人负责，实已无人负责。褒贬一出于皇命，哪里还谈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为史才之基础为史德，即史学之良心。良心一词甚抽象，然正如艺术家的良心一词之于艺术，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司马谈在临死时，告诉儿子：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这就是父子两代，史学良心的发现和表露。

用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史学的职业道德。这种道德，近年来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们应该把它呼唤回来。

史学道德的第一条，就是求实。第二就是忘我。

写历史，是为了后人，也是为了前人，前人和后人，需要的都是真实两个字。前人，不只好人愿意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坏人，也希望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夸大或缩小，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耻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现，非同文才的表现。它第一要求内容的真实；

第二要求文字的简练。史学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传世。

高低之分全在这两点。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称赞司马迁：“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实；

词省、文微，就是简练。

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一分材料，写成十分，乱加描写，延长叙述，投其所好，取悦当世，把干菜泡成水菜。

等等办法，只能减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声誉。

至于有意歪曲，着眼势利，那就更是史笔的下流了。

今有所谓纪实文学一说。纪实则为历史；文学即为创作。

过去有演义小说，然所据为历史著作，非现实材料。现在把历史与创作混在一起，责其不实，则诡称文学；责其不文，则托言纪实。实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两不可能也。

所谓忘我，就是忘记名利，忘记利害，忘记好恶，忘记私情。客观表现历史，对人对己，都采取：“死后是非乃定”的态度。

当代人写当代事，牵扯太多，实在困难。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难以写好。沈约《宋书自序》说：

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事属当时，多非实录。

班固能撰《汉书》，是史学大家。据说他写的“当代史料”，几不可读。这就是刘知几说的：“拘于时”的著作，不易写好。

能撰写好前代史传，而撰写不好当代的事，这叫“拘于时”。而司马迁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从古到今，片言只字，人皆以为信史。班固的《汉书》，有半部是抄录《史记》。就不用说，历代史学界对他的仰慕了。这源于他萌发了史学的良心。

四

我有暇读了一些当代人所写的史料。其写作动机，为存史实者少，为个人名利者多。道听途说，互相抄袭，以讹传讹，并扩张之。强写伟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长文章，多换稿费。有的胡编乱造，实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去阅读那些大小报刊，无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辩驳。如此，这些人就更无忌惮。这还事小，如果以后，真的有人，不明真伪，采作史料，遗害后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这是我的杞忧。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见要人就巴结，见名人就吹捧的脚色。各行各业，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时是帮忙，多数是帮闲，有时是吹喇叭，有时是敲边鼓。你得意时，他给你脸上搽粉；你失意时，他给你脸上抹黑。

但历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将扫除一切污秽，淘尽一切泥沙。剥去一切伪装，削去一切芜词。黑者自黑，白者自白。伟者自伟，卑者自卑。各行各业，都有玩闹者，也不乏严肃工作的人。历史，将依靠他们的筛选、澄清，显露出各个事件，各个人物，本来的面目。

1990年3月9日写讫

读《史记》记（跋）

清人有关《史记》之著述甚多，多为读书笔记。最有名者，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读书杂志。我有金陵书局刻本。

此书，我在中学读书时，谢老师即为介绍，极为推崇。然中学生《史记》原书，尚未读懂，更未全读。此师以己之所好，推及于学生，实无的放矢也。今日读之，兴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个别文字之考证，甚干燥无味。我尚购有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之著作，皆为中华书局近年排印本。其治学方法与王氏同，亦皆未细读。近人整理的郭嵩焘之史记札记，考据之外，还有些新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治学方法，治学爱好，终生孜孜，流连忘返。这种意趣，后人是难以想象的。此后，鲁迅先生于《史记》研究，颇有新的见解，惜《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论及司马迁者，文字不多。

其实，《史记》有集解、索隐、正义，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时之考证，对于读这部书，文义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认，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乱，于读原书，并无多大好处。所以，我读古书，总是采取硬读、反复读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两种《史记》：一为涵芬楼民国五年影印武英殿本。

一为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本也是据武英殿本排印的，余虑其有误植，故参照影印本。这两种本子，拿放都很轻便，字大清楚，便于老人阅读。

我没有购买中华书局近年标点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没有断句，更没有标点。此次引文，标点都是我试加的，容有错误。发表前，请张金池同志，逐条参照中华标点本，以求改正。这是很麻烦的事，应当感谢。

我以为：读书应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经历及用心。然后，就其文字内容，考察其实学，以及由此而产生之作家风格。我这种主张，不只自用于文学作品，亦自用于史学著作。

至于个别字句之考释，乃读书之末节。

黄卷青灯，心参默诵，是我的读书习惯。此次读《史记》，仍旧用这种办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欲再寻觅，必需检书重读，事倍而功半。

但还是读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读一卷，或仅读数页。本纪、世家、列传，及卷首卷尾部分，总算粗读一过。其他，实仍未读吧。回忆自初中时，买一部《史记菁华录》，初识此书。

时至今日，用功仅仅如此，时间之长，与收获之少，可使人惭愧。读书，读书，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读多少好书，只能自己心中有数了。

至于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

1990年3月11日晨记

读唐人传奇记

一

鲁迅论唐传奇：

（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源出于志怪。（二）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三）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宋传奇集序例》，首引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先生称：其言盖近是矣。”）

（四）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五）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而大归究在文采与意想。（六）然而后来流派，实亦不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

以上综录先生论及传奇之言，稍加穿插，共得六则。余以为对唐传奇之研究，可谓发其端而尽其意矣。

二

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说“作意”、“幻设”，都是有意识的创造之意。

唐人的小说，已经超越单纯的记录，进入复杂的创作活动。小说的境界，已经不只是客观世界的描绘，而涌进了作家主观的想象。

主观包括两方面：“文采与意想”。文采与意想，是文学创作的精魂。但这两点，在唐人传奇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不只使它明显地区别于过去的小说，也使它明显地区别于以后的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放异彩。

任何现象，都有其由来，有其基础。唐代文人的文化素质，实不一般。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已经有目共睹。这些文士，多是从幼年就用功于此，有些人，甚至是几代相传。他们重读书，重旅行，重交友，重唱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引发道德、道义的提高。必然引发丰盛的想象力，引发出高尚的意象。高尚的人品，才能有高尚的想象；卑劣者，只能有卑劣的想象。其文章内容、风格、理想，自不相同。

唐代文人，在一种较高的文化素质根基上，创作小说，自有可观。又因为在诗歌领域的想象力，已经非常发达旺盛，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亦必不同一般。

三

这可以从比较上说明。此前不论矣。宋代传奇，胡应麟的话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鲁迅的话，已见上文，谓其主要缺点，是失去了“飞动之致”。

“飞动”二字，自幼即深印我心，以为是文学之命脉所在。

然究竟什么是飞动，如何才能做到飞动，则一直不甚了了。壮年以后，从事此业，见闻稍多，反复思考，所谓飞动即日常所谓神来之笔，得意文章。然此尚为玄虚之谈，未能得其要领。

后来读李白《谢朓楼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有所领悟。

所谓飞动，就是“逸兴”和“壮思”的出现。就是在事实之上，出现的创造。或是在描述现实时，突然出现的奇思妙想。

这些奇思妙想的连续，就形成了作品的“飞动之致”。只有富于想象，诗作最飞动的李白，才能这样透彻地帮助我把问题解释清楚。凡是伟大的艺术品，都必具备“飞动之致”。雕塑、绘画如此。音乐、诗歌亦如此。文学名著《阿Q正传》、《红楼梦》、《水浒传》，都因富于此“致”，而得为小说上乘。

四

历来对宋人传奇的评价，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胡应麟把“近实”看作是宋传奇的优长之处，所以鲁迅说他的那一段话，只能是“几近是”。

近人吕思勉说：“惟小说究以理致为主。唐人所为，好用辞藻，故其品实不逮宋人。”并说，“小说也，皆唐人启其端，至宋而后臻于大成，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这只能说是历史家的一种见解，不必深辩矣。因为文学的飞动，不只靠奇思妙想，而且还要靠足能传达这种奇思妙想的词藻。这一点，较之唐，宋传奇就大大失色了。

词藻语言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此文人之法宝，久炼而成；小说之精华，非此莫属。

宋人并非不追求词藻，有时还常常在文中点缀诗词。不过总的说来，它的文词呆滞，不传神韵。失去魅力，失去读者。读者不能无精神食粮，平话小说乃乘运而兴。

五

唐人传奇之漂亮词句，幼年初读时，即拍案叫绝，至今仍能背诵。如《虬髯客传》之“张氏发长委地，立梳床前。”

“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柳毅传》：

“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霍小玉传》：

“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都非强作美词，眩人眼目。

而是逐景生情，发自作者心中，所以能感人，并呈飞动之致。

唐人做诗做惯了，善于推敲，遣词造句，变化神奇，有如魔术。这自然影响到小说的修辞上。

六

唐人传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长有短。其内容，也包罗万象。就其主要作品来看，已从记述怪异逐渐进入现实人生。即如写梦幻，实亦为写人间。彰彰者如《南柯太守传》与《枕中记》，写的就是官场的沉浮，人生的荣辱。鲁迅说，唐代文人，“歆羡功名”。所以写这种题材多。名为警世，实亦渲染。

有的是写政治。《虬髯客传》，目的在于政治，即天命不可违，神器不可夺，为李唐着笔，虽有男女间的相遇相慕，只是陪衬，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东城老父传》、《开元升平源》两篇，更是直言不讳地写政治，写国家的治乱兴衰。而《庐江冯媪传》，实际上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农村小景。

完全进入现实生活，目的在于描绘世态的，是《李娃传》。这是唐人传奇中的一篇杰作。白行简不愧为大作家。它的优长之处，在于布局的完整、舒展，行文的自然、大方。对比之下，沈亚之等人的作品，则有些局促。鲁迅所说的“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它兼而有之。《霍小玉传》，虽亦缠绵，而波澜不敌。《无双传》，虽有波澜，而不自然。结尾处，为报一己之私情，草菅人命，伤害多人，以增传奇之意，虽步司马迁游侠遗意，然过于残酷，有失人道，不可取也。

《莺莺传》，作自名家，后人锦上添花，声名最显赫，然鲁迅谓“文章尚非上乘，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有贬义。

但在唐传奇中，仍为佼佼。至于后来施之弹唱，演为戏曲，则文章之遭遇，亦如人生，有幸有不幸矣。

这篇小说，故事本极平淡，人物除红娘外，性格亦各平平。然千百年来，家传户诵，其理即在于爱情二字。悲欢离合之情，固通于千家万户，通于群众之心。以平淡之造意，获传奇之硕果，元稹之文字工力，究不可没也。

唐人之创作传奇，态度严肃，每有所作，必于篇前篇后，记录自己以及友朋姓名，写作缘起，以及事件发生年月，虽为小说，亦取信于人之意。

七

然记有人名、地址者，不一定皆为传奇，有的则是寓言。

余幼年时，不明这种区分，曾把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也视为唐人传奇。鲁迅则说，这种文字，“无涉于传奇”，因为它是“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

这也很难分。从道理上说：作者宣传一种思想，一种见解，借用一个人物的事迹，或通过他的语言，把一种思想和见解宣扬出来，这就是寓言。传奇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宣扬一种思想，但采取的方式，不是直接说教，而是用具体形象。

我看，寓言和传奇，就是在文学史上，也很难分得清楚。

读者会把它们，一样看做是小说。

跋

我在中学读书时，在保定“马号”一家兼营文具的小书铺，买了一本“毛边”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二年七月第八版，版权页有鲁迅印章），现在还在我的身边。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抗战前所有书籍，都已化为灰烬。这本书是我在土改时，从家中带到饶阳大官亭，在贫农团办公的大院里，拣了一小块办丧事用的黄绫子，把书脊糊裱了一下，又带进天津来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人文出版了《唐宋传奇集》，三月，我就买了一本。此后，我还买过一本，旧日中华书局为中学生选的《唐宋传奇》。还买过一本神州国光社的《唐人传奇》。前者，“文革”后回故乡时，带着路上看，被同村的一位教书先生拿走了。此人已逝去，书不知流落何方。后者，则忘记送给谁了。

以上两件事，说明我对中国小说及其历史，很早就发生了兴趣，并从鲁迅的著作，得到一些知识。但自己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写这篇稿子，还是以先生这两本书，为主要依据，自己也没有什么发明与增补。这同时说明，先生的论述，非常精确，是历久不刊之论。因为他是从作家的角度，研究古代小说的。

不过，因为眼下我的藏书多了一些，为文时，又按照先生的指引，参阅了：

一、《太平广记》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二、《顾氏文房小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三、《资治通鉴考异》同上。

四、《文苑英华》近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五、《说郛》涵芬楼排印张宗祥抄本。

实际也未细读，翻翻而已。

呜呼，晚年无聊，侧身人海。未解超脱，沉迷旧籍。虽古人称，优于博奕，实亦如鲁迅所云：“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此亦岂所以善吾生？”有可悲者矣！

1990年8月29日记

读《东坡先生年谱》

王宗稷编，在“东坡七集”卷首。

一

此年谱字数不多，非常简要。记述精当，绝不旁枝。年月之下，记东坡居何官，在何地曾作何诗文，以相印证。东坡诗文，多记本人经历见闻，取材甚便。诗文有不足以明，则引他人诗文旁证之。余以为可作文人年谱之楷模。

二

据年谱：苏东坡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五岁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三十岁判登闯鼓院，直史馆；三十四岁监官告院；三十六岁，因与王安石不和，通判杭州；四十岁，通判密州；四十二岁，知徐州；

四十四岁移湖州。

此间出事，年谱云：是岁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谢表以为谤。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摄。按子立墓志云：

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祝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书云：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舩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耕堂曰：余读至此，废卷而叹。古今文字之祸，如出一辙，而无辜受惊之家庭妇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体验之。

然宋时抄家，犹是通过行政手段：有皇帝意旨，官吏承办，尚有法制味道。自有人提倡和尚打伞以来，抄家变成群众行动，遭难者受害尤烈矣。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令人至其家取书，（是求书不是抄家。）卓文君言：相如无书也，有书亦为人取去。所答甚得体，有见识，不愧为文君也。朱买臣之妻尤有先见之明，力阻其夫读书，不听，则与之离婚，盖深明读书无益，而为文易取祸也。此两位妇女，余甚佩服，故曾为两篇短文称颂之。

四十五岁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五十一岁哲宗元祐元年，入侍延和，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得意的几年，曾蒙太皇太后及哲宗皇帝召见，命坐赐茶，并撤御前金莲灯送归值所。

耕堂按：这在旧日官场看来，是一种殊荣。但令不喜官场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妇人呴呴之恩，买好行善而已。

五十四岁，出知杭州。五十七岁在颍州。五十八岁再入朝，任端明、侍读二学士。五十九岁，即绍圣元年，又不利，出知定州、英州，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过虔州，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过海矣。六十三岁在儋州。六十六岁，放还，死于常州。

耕堂按：“安置”即管制。后之“随意居住”，即解除管制矣。

三

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谓佳，然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幼读东汉书，慕范滂之为人，为母所喜，苏辙作墓志，及宋史本传均称引之。

可知其志在庙堂，初未在文章。古人从不讳言：学而优则仕，因士子于此外，别无选择。如言：学而优则商，在那时则不像话。既居官矣，则如骑虎，欲下不能，故虽屡遭贬逐，仍不忘朝廷。

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士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作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何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远古不论，中国历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故其文字，寓意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东坡论文，主张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并以为文止而意不尽，乃是文章极致。然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然在宋朝，欧公之外，仍当首选。其父与弟，以及王安石、曾巩，皆非其匹。以上数人，在处理政事上，皆较东坡有办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多分心于文学。人各有秉赋、遭际，成就当亦不同。

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也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变，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能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还到处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艺。然其命运，终与柳宗元无大异，亦可悲矣！

四

《宋史本传》，全袭苏辙所作墓志铭，无多新意，唯末尾论曰：

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还是有些见解的。

1991年8月11日

耕堂读书随笔

《朱买臣传》

《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

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读刈）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

以上，是夫妻离异之因。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饿寒，呼饭饮之。

以上，说明其妻对买臣仍有情义。其后，上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荣归故乡：

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

耕堂曰：此京剧“马前泼水”之故事根据也。此剧演出，使朱买臣之名，家喻户晓，其妻遂亦在群众心目中，成为极不堪之形象。然细思之，此实一冤案也。

夫妻一同劳动，朱买臣干多干少，还是小事。在大街小巷，稠人广众之中，一边挑着柴担，一边吟哦诗书，这不是冲洋相吗？好羞臊的妇女人家，哪里受得了？劝告你，不喊叫了也罢，却“愈益疾歌”，这不是成心斗气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跟着你，既然饥饿难挨，又当众出丑。且好心相劝，屡教不改，女方提出离异，我看完全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而且，以后见朱买臣饥寒，还对他进行帮助，证明这位妇女，很富同情心，慈善心，品质性格还是不错的。

而朱买臣做官以后的举动，表面看来很宽容，却大有可议之处。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是在封建时代？又何况是一个弱小女子？在很多修路工人面前，把她和她的丈夫，载在官车上，拉到府中，安置在花园里。这不是优待，确是一种别有用心的精神镇压，心理迫害。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中，她如何能活得下去？所以她终于自尽了。

这种叫别人看来，是胡里胡涂死亡的例子，在封建时代，是举不胜举的。

朱买臣后来也没得好下场。他告别人的密，皇帝把那个人杀了。后来也把朱买臣杀了。

1990年11月25日

《司马相如传》

《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

卷六十四，《严助传》：

司马相如的时代背景。

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宏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同伴数人，表现各有不同，朝廷待遇也不一样。东方朔和枚皋，因“议论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颜师古注），而被轻视。严助、吾丘寿王，勇于任事，虽被重用，而后来都被杀、被族。司马相如的表现，却是“常称疾避事”。这是他的特点。

但如果一点事也不给朝廷做，汉武帝也不能容他。他曾以很高贵的身份，出使巴蜀，任务完成得不错。

又据本传：

后有人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既有生理上的缺陷，又有疾病的折磨。家境不错，不像那些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并非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著书了。

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证明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典型的、合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前汉书》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

班固对他评价很高，反驳了扬雄对他的不公正批评。

他也并不重视自己的那些著作。本传称：

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

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义门读书记》

在我大量购书那些年，我买了多种名人的读书记，就是没有买《义门读书记》。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有一次在天津古籍书店，见到一部木版的，但看来书品不佳，且又部头大，就放过了。

近年，已经很少买书，因为已经看不了多少。但有时听说有合意的书，还是想买一点。傅正谷告诉我，他买了一部中华新印的《义门读书记》。我托人去买，天津却买不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华书局的门市部去问，才买到了。

书分上、中、下，共三册，是前几年出版的，定价八元，还算便宜。

翻阅一过，知为何焯读书时，随时记在书册之上的文字，又经后人从他读过的书册上，摘抄下来，整理成书的。

都是零碎的考定、评语，毫无统系，谈不上著述。

这类书，我一向没有兴趣。所买的清人王念孙、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著作，都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细读。其实，较之何氏，他们的书，还算是有些统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这部书，也为考据家所重视。所校《两汉书》、《三国志》尤有名。

我先细读了书后有关他的身世的附录材料。这是我一向的读书习惯。从中得知他一生经历坎坷，并能看出清初读书人的特殊遭际。即使不读正文，钱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时即好学不倦，读书特别细心用功。他曾选印《四书文》、《历代程墨》，并评定坊社时文行世。全祖望说他，“是以薄海之内，五尺童子皆道之。”这种工作，就像目前编印儿童少年读物一样，既出名，又有利可图，且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他由拔贡，选送太学，渐渐有了点名声。

人一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于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清苦。他先后依附过徐乾学、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荐到康熙皇帝身边。不久，又奉旨侍读皇八子贝勒府。这表面光荣，实际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热河，有人构谗语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于道旁拜迎，即被收系，驰送狱中，并籍没其邸中书。”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与官人之间，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贵官或被仇家告讦，名士则易成为“东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读书，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确实要够他受的了。

1990年11月30日

《胡适的日记》

因为长期不入市，所以见不到新书。过去的书店，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现在的出版社，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封底上。过去商务、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书价昂，当酬谢之。后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后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这书是中华书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看长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胡适文存》和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在初中时，就认真读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记忆。因为，很快思想界就发生了变化，胡适的著作，不大为当时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总是随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样。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则虽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我以为胡的最大功绩，还是提倡了白话文，和考证了《红楼梦》。近来听说他晚年专治《水经注》，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书，未敢随便说。但专就一部旧书，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么精到，其功绩之量，恐怕还是不能和以上两项相比。

提倡白话，考证红楼，都是一种开创之功。后来人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提倡白话，又是一种革命行动。考证红楼，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不过，什么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适的日记》，这个“的”字，加上好，还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是工具，怎样用着方便，就怎样用。不一定强求统一，违反习惯也不好，会显得造作。

我还以为，近年的红学，热闹是热闹了，究竟从胡适那里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对红楼研究，实际有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风竟日未停。

昨夜不适，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内踱步。

《高长虹传略》

文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关于高长虹，过去人们所知甚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他的同乡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见到，读了这篇传记，却有些感触。过去，人们乡里观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献征集出版，不埋没人才，原是一件好事。现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

我开始留心文坛事迹之时，狂飚运动，已经过去了。我倾心的是当时正在炽热的左翼文学运动。狂飚运动，这一名词虽然响亮得很，鲜明得很，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记忆的事迹和影响。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著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摊上，遇到一本狂飚周刊的合订本，也没引起购买的想法。这说明，热闹一时的狂飚，已被当时的文学青年所冷落。

任何运动的兴起，都必有时代思潮做基础，狂飚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它体现的还是爱国精神和民主科学两个口号，但时代思潮，继续向前发展，狂飚的主将，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快就被“时代的狂飚”，吹到了旁边，做了落伍者。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就成了尾声。

高长虹书读得是多的，文笔是锋利的，也有股子干劲，也具备一种野心。但据我看，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群众结合，终于还是落到无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里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无书不读。只身一人，一囊一杖，游历数国，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实践，甚至也不愿系统地研究一种学问。一生牺栖皇皇，不禁使人发问：夫子何为？

最后，终于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相识。

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后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后，我就到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出版的书籍刊物，在敌后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但自古以来，又以家属之言多亲情，仆从之言多忌讳，亲戚之言多掩饰，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又求之于与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较多，能够直言，且善于用文字表达者。此亦难矣！

综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么意见，也必根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古今传记文字之难，在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传记文字尤难，在于谬托知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倾轧，身后多颂词，虚伪之情，溢于言表。

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涉无稽，简单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1990年12月28日

《船山全书》

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