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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作者：孙犁 【完结】 >
孙犁散文集.txt
既然是珍惜，也就偏重看见了它们身上带着的优点。写作它们的时候，是富于激情的，对待生活里的新的、美的之点，是精心雕刻，全力歌唱的。——这些优点，是我今天想到的。在当时发表的时候，反映并不完全如此。我在农村采访的时候，有一位从事材料整理的同志，就当面指出它们的浮光掠影，批评过我的工作不深入，劝告我到北屋去开会，那时北屋里的会议是昼夜不息的。当然，我并没有完全执行他的建议，没有整天去做会议记录，因为我知道如果要求一个作者整天在会议上，他是连光影也收获不到的。
《津沽路上有感》一篇，尤其如此，发表以后，有一位青年有为的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对我说，很使他失望。当时我在惭愧万分之余，只好热诚地希望他的已经宣称要动手的踏踏实实的作品问世，但是这几年我病了，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没有机会拜读——例如那劝我去听开会的同志，很早就在计划着创作，不知已经完成没有？——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以上所谈，只是想说明，即使是一纸短文，在批评指责的时候，也应该采取一个比较全面的态度，指路给人，也要事先问明他要到哪里去。
这些短文，它的写作目的只是在于：在新的生活激剧变革之时，以作者全部的热情精力，作及时的一唱！任务当然完成的有大有小，有好有坏，这是才力和识力的问题。蝴蝶和蜜蜂，同时翩舞，但蜜蜂的工作，不只表现在钻入花心，进行吸掠的短暂之时，也表现在蜂房里繁重的长期的但外人看不见的劳动之中。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面对这些短小的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文章，发些近于呻吟的感慨了，当然这是有病的呻吟。
而你竟还那样郑重，甚至一个字的改正，还要提出商榷，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在今后处理我那些稿子的时候，请即随手改正，即便改的不当，我不是还可以划回来吗。
《访苏纪要》，先不忙于整理，因为我对那里的知识很有限，写得很浅薄。《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一篇，以后可以作为创作集的附录。你看其中有关文学的，如有比较完整，内容没有错误的，记出来，以后编入《文学短论》之中。
至于那些短论，务请你严格地选一下，空洞的、无什新意的、好为人师的，都不要，有些好的记下来，以后编入《文学短论》。
你要的书，等我找一找，《风云初记》合订本，恐怕没有，一本也没有了。《文学短论》可能有，找出即寄上。
深深地感谢你的热情的帮助。信的前半有些像作文章，这是我想在《小集》出版时，摘录一部分，作为后记，有一举两得之意。
春节，我哪里也没去，因为谈话多，初三支持不了，睡了一下午。身体不好，所以事先我也没请你们来我这里过节。
敬礼
孙犁
1962年2月8日下午
关于契诃夫
一
淮舟同志：
前去一信，想已收到。我来这里后，精神较好，饭量大增。李季同志回去了，这里文联运动开始。
这期《文艺报》登了那篇评《风云初记》的文章。已告知《文艺报》，直接寄此。
我这几天看《给契诃夫的信》一书，这真是一本最好的作家的传记，从其中我了解契诃夫的为人，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写文章，那些幽默，是用出人不意的方法写出的。
在前面，他正正经经的谈着，甚至是严肃沉痛地谈着，忽然出来一句，使人不禁发笑。他的幽默不像我们那些幽默，我们的幽默是，故作声态，读者没笑，作者先笑，读者是否笑，还在未可知之数。
二、他对出版社、剧院，出版或上演他的作品，是很厚道的，不斤斤计较金钱，只要把书印好，把剧演好就好，甚至只要好，金钱上吃大亏，他也高兴。
三、书里有一张他和托尔斯泰的合影，照得真好，两个作家的性格活现纸上。
四、他身体不好，颇为达观，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有一段，甚像中国的《庄子》。
五、——写至此，金镜同志雨中来访，打断了。
《红楼梦》文章，《人民文学》今天电话：他们不用，已“支援”《文艺报》。我说，文章写得不好，不用就退还，不必转让。两次投稿《人民文学》都被否定，看来，我实在是写不好了。
但吃饭还是很多，今晚吃炒面，四两迅速而下。
祝
好
孙犁
1963年5月20日晚
二
淮舟同志：
二十二日信及转件收到。文稿尚未收到，估计明天可到，因印刷总要慢一些。
此处今日又降雨，天气骤凉，好在我带了厚衣。近日天气变化多，希注意身体。
今日读完《给契诃夫的信》。作家晚年，多病，因与剧院发生联系，此一时期创作多为剧作。
其与克尼碧尔突然结婚，对其身体似不为利。其结婚决定，显然是在一种兴奋状态下；故引起其家属不安。然此系表面现象，当时俄国处于革命前夜，契诃夫思想是极为复杂激动的。
此书看完，我正看王夫之《楚辞通释》。
文稿来了，就校文稿。
我身体很好，食量一直很好，就是寂寞一些，这是无关紧要的。
专此
敬礼并致候
编辑部诸同志
孙犁
1963年5月23日晚
关于习字
一
淮舟同志：
当即找出字帖三种：
一、皇甫碑——欧阳询书，楷书墨拓本，碑在西安。原系王林同志送我，今转赠你习楷书。我另有一本。
我很喜欢欧字，方正削利，很有风骨。此碑与九成宫为欧帖之姊妹篇。
二、曹全碑——汉隶，可以欣赏，暂不必临。此碑所据原碑甚好，而编辑部之出版说明殊可笑。加以这样的说明是什么意思，以为读者都是白痴吗？都是废话。
中国书法，由隶而楷，楷书以不失隶法者为上，欧字是也。
三、文征明小楷离骚经——供你习小楷之用。此系大家名作，规模宏深，后面补写，相差万里。
我平日买书，多系平常贱值之本，藉以浏览，长些常识，非如一些名人之搜采古物，冒充书法家也。承你问索，而无佳本奉送，甚抱歉也。
专此敬礼孙犁
1964年1月11日下午
二
淮舟同志：
接到你的来信。
我的小说没有续写，原因是我有时还是不好，再一放，恐怕就完了。
听牧歌同志说你们在一块学习，熟人很多，我想是很好的。
皇甫碑推为欧书首作，一些书法家并谓初学者应首临之帖，因此送你一临。折叠起来临，也很方便。此碑年久，此本虽系原碑，恐已经重开过，但规模风韵仍存。
欧字实好，不比较则不知，如与唐碑其他作家相比，我最喜爱他的字。他的碑除此以外，尚有九成宫、虞恭公、化度寺之类。据称，欧字上朔兰亭，雄视有唐一代，并为此后楷书典基。——这都是我现趸现卖的话。
托天津书店买的书，可以告诉不要找了。
附上书目二纸，请写信给上海文艺出版社那位同志，请他便时到书店给我们找找，你看可以吗？
祝
好
孙犁
1964年1月22日
三
淮舟同志：
二十七日晚信收悉。
你对写字发生兴趣，实在和我是同好，我近些日，到处购买字帖，但是没有动笔练，只是读而已。
故宫影印九成宫，据说很好，我只有八角的，有一种线装的十元，听说成色更好。
买字帖，我以为影印者最好，价钱便宜，又得见古碑真面目。墨拓者，新拓近日无货源，而旧拓被视为古董，我们又不懂此行，反易受骗。
听说映山已经进院，不知他近来好些否，你可以代他买一本故宫影印的九成宫，他上次没有买到。
敬礼孙犁
1964年1月29日——
致韩映山（三封）
一
映山同志：
接到来信，看样子你在新环境，心情很好，颇以为慰。
我近来一切如常，参加学习。剧本，白洋淀所拟提纲，已否定。现林、赵再拟，尚未见稿。最近我仍在京剧团参加此事，恐需至年终。
莲池地方很好，中学时，常到那里，很想在那里谋一图书馆员的职位，不得。自清咸、同以后，保定为重镇，总督所在。亦附文人。吴汝纶曾主莲池书院，并印了一些书籍。
你在那里安心写些东西为好。天津已凉爽，何时来津，仍希到舍下一叙为盼。你家中有什么事，可来信。
敬礼
孙犁
1972年8月6日
二
映山同志：
读过了你的发言稿，我以为是很好的。我在写给“人文”的文章里，大概也是表达这个意思。我以为这十多年，中国是没有什么文艺产生过。帮派文艺，活像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只会装腔作势，是没有艺术良心的。
我的房昨天下午，顶棚塌下一块，夜间大雨，我通宵未眠，总结这两年修房经验为：
不漏不修，不修不漏，越漏越修，越修越漏。
每日来四五人修房，招待烟茶、糖果、西瓜，上房一小时，陪坐二小时，上下午都如此，实是苦事。所以，房顶漏雨如瀑布一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今天院中积水大腿深，像乡下发了大水，所有临建都泡了。匆匆
祝好孙犁
1977年8月3日
你代我问候光耀，张朴以及他的爱人，我好久没给他们写信，也因为“乏善可述”。
三
映山同志：
收到刊物和来信，前信也收到的。我看了你写的《灯光》，以为很好。
我近来忙了一些，房子已收拾完，连续写了关于速写、关于中篇、关于长篇和《白洋淀纪事》后记。写这样短小文章，我都感到很吃力。这些文章，大都找到了发表地方，刊出后，有些问题，你或有兴趣。
至于艺术生命问题，则不好谈，不想写成文章。我以为这是个复杂问题。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即文章能传世）每一个朝代，也不过几个人，而自元朝以后，虽也有传世之作，但颇为寥寥，这问题就很难说。我以为能传世是很困难的，但如果认真做去，即追求真、美、善，包括感情之真，记事之确，文字的加工，思想的合于实际，并代表进步思潮，虽不能传世，也可以为后人参考。能做到这样，已十分不容易。
“五四”以后，鲁迅可以说是永久的。
祝好孙犁
1978年10月21日——
致郭志刚
志刚同志：
八月六日惠函敬悉。当晚，拜读了你写的文章。我以为是写得很好的。这当然不是因为你对《白洋淀纪事》这本书，加了好评。
我是觉得，你写评论文章的方法好，即实事求是的方法。
这些年，我们在好多领域，丢了这四个字，损失太大了，当然，这是因为“四人帮”蓄意这样做的。
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有什么辩证法、唯物论？还有什么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只剩下一根棍子。
你的讲义不是那样做的。与他们相反，你是介绍了作者的历史。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不知道、不研究作者的历史，即他所经历的时代，所处的环境，而去谈他的创作，或评价他的创作，那只能是一知半解。
评论一本书，至少应该知道作者的时代、生活和他的气质。这几方面，构成他创作的基点。
所以，你的讲义的第一部分，说我以生活见长，是奖励之辞。同时，还着重说明《白洋淀纪事》所反映的时代，时代的生活环境、精神面貌，这种做法我是很赞同的。
有些评论者不是这样。他不从作者所处的具体时代、具体环境，及由此而来的文学作品，作艺术分析。他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作者的身上丈量。这样做对他说很方便，下结论也简单容易，但想知道一点艺术的说明，可就难了。
其次，我们有同乡之谊，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你评论这本书的方便。是的，地方色彩，地方语言，如果评论者与作者山南海北相隔，也是不能细致地领会作者的艺术特点的。
我感觉到：你的艺术感觉、生活感觉都是很敏锐，很正确的。因此，你的一些判断，都是合乎实际，合乎情理，又属辞留有余地，不那么盛气凌人。所以，我在阅读你的文章时，很觉轻松安逸，收益也就大了。
过去，很多作者都成了惊弓之鸟，一见到评论自己作品的文章，不禁先怦怦心跳起来。棍子主义者还向他要求艺术杰出之作，这可能吗？
评论者对作品，应该有定见。过去，有这种现象：他先批评一篇作品如何不好，作者并没有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又过了一个时期，形势一变，他又说这篇作品如何好，作者也不因此感到鼓励。这样观点常起变化的评论者，我以为不怎样伟大。
文学作品，语言当然很重要。你对语言的分析，我很佩服。评论者如果对语言没有修养，只是空谈思想政治，他的评论，只能作一般的批判稿看，不能作为文学评论看。评论者对语言，不知什么是美的，什么是恶的，还能评论文学？
你对语言是有知识，有修养，有训练的。又因为我们是同乡，就更能评判我的语言方面的得失。
好吧。以上不像复信，像在写评论，这是因为上午《文艺报》编辑部的同志来了，谈了一上午关于评论的事，我的脑子冷静不下来。
总之：实事求是，从具体作品出发，作具体的艺术分析，你这种方法，我以为是好的。先有概念，然后找一部作品来加以“论证”，那种方法是不足为训的。
祝 教安 孙犁
1977年8月12日下午
致阎纲
阎纲同志：
九月四日函敬悉。
你这样客气，询问我对于你所作的评论文章的意见，那些文章，我还没有机会全部拜读，现仅就读书问题，谈一些我个人的领会，供你参考。
我在高中时，因读社会科学书籍，也涉及文艺理论书籍，后来，对这门学科就发生了兴趣，一直持续了若干年。但我所学习写作的文章，都是很零碎的，谈不上什么评论。
我最初读了鲁迅翻译的几本书，即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六集中的那四本书。我以为蒲和卢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我不太了解你的读书情况，恐怕早已经读过了吧。
那时，我还读了柯根教授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借以帮助阅读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我以为他的文章是写得很明快的，读起来很有兴趣。此外，我读了沈起予翻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和陈望道辑译的《苏俄文学理论》。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书名可能记得有误。
鲁迅译的厨川白村的两部书，即《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我以为现在读读还是有好处的，日本人的文章写得轻松活泼，有些道理，也并非全是错误的。
作家的文论，在某一个方面，有时是比较切实可信的，契诃夫的一些见解，是很深刻的。高尔基、鲁迅的评论文章，直到目前，也很难说有人能够超越。
我读俄国十九世纪那三位天才的批评家的文章，比较靠后。
中国古典文论，我以为唐宋以前的较好，《诗经》的序和《文选》的序，都是阐明文章大义，而唐宋以后的文论，则日趋于支离。成本的书，自以《文心雕龙》为最好，它全面地深刻地说明了文章的构成和规律，作家的气质和特点。这是一部哲学性的文艺理论，除非和尚的长年潜修，是不能写出来的。《诗品》和陆机的《文赋》，也很好。
古代作家的文论，我以为柳宗元的最好，全包括在他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的文论切实。韩愈则有些夸张，苏东坡则有些勉强。
读书，确是要有所选择，生当现代，的确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泛泛涉猎。鲁迅反对读选集，这要看情况而定。像我们，也只能选择一些大作家的作品和选集来读读。每个时代，读其重要作家，每个作家读其重要作品。像断代总集，如《唐文粹》、《宋文鉴》之类，浏览一下即可。
评论家多读作品，较之多读评论，尤为重要。
金圣叹是很有才气的，他的评论是自成一家的，当时影响很大。中国的评选工作，还没有人作一总结，我以为金评《西厢记》，有时是思路很广的。王国维的著作，也应该学习，他的评论是很有根基的。
浅谈如上。你是不弃下愚，使我深受感动。但是，我的学业，是不足一谈的。青年时期，确实读了一些书，也很刻苦。但十几年战争，读书就很困难，加以进城后，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近年环境好了，即急起直追，成就恐怕也不会大了。每念及此，不胜惶惭。
别的问题以后再谈。错误之处，希指正。
孙犁
1978年9月7日下午3时
致从维熙
维熙同志：
你以前来信，叫我注意你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我是记着的。我收到刊物也比较早，翻了一下，你的小说是写监狱生活的，而老干部的遭遇又不幸，我就惘然地又把书本合上了。书放在准备阅读的书中间，告诉家人不要拿走，但一直没顾得看。
昨天上午收到你挂号寄来的刊物，我知道这是对我无声的督促，不能再拖了，从下午开始阅读，晚上读到十一点。我平日是八点半就上床睡觉的，不敢再多看。留下两节，今天早上读完。
我读书很慢，但是逐字逐句认真去读。文字排印上还有些技术问题，不一一指出了。二十页“看透这层窗户纸，葛翎血如潮涌……”葛翎二字应是路威之误。
你的小说能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它的生活的真实背景，情节的紧凑衔接，人物的矛盾冲突，都证明你近来在小说艺术探索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是非同一般，非同小可的。我一直兴奋地高兴地读下去，欲罢不能，中间有些朋友来访，我拿着书本对他们说：“从维熙这些年进步很快，小说写得真好！”
你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面的真实面貌。对那两个运动员的描写，使我深深感动，并认为他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是典型化了的，是美的灵魂，是美的形象。
但是，你的终篇，却是一个悲剧。我看到最后，心情很沉重。我不反对写悲剧结局，其实，这篇作品完全可以跳出这个悲剧结局。也许这个写法，更符合当时的现实和要求。我想，就是当时，也完全可以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的。战胜他们，并不减低小说的感染力，而可以使读者掩卷后，情绪更昂扬。
我不是对你进行说教。也不反对任何真实地反映我们时代悲剧的作品。这只是因为老年人容易感伤，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或亲身体验的不幸，已经很不少，不愿再在文学艺术上去重读它。这一点，我想是不能为你所理解的吧？
我当继续读你的新作品。
专此 祝
全家安好
孙犁
1979年4月27日下午
致傅瑛
傅瑛同志：
刚才收见你的热情来信，很是感动。
你准备写关于我的文章，我是很高兴的，并预祝你能写得满意。我能帮助你的，是提请你在写作时，应该注意这些事项。
这两年，写这方面文章的已经不少，多是人云亦云，能提出自己新的研究成果的，并不多见。这一方面，是我本身本来浅薄，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另外，有些作者，对我的作品、生活经历、艺术爱好、性格气质，知道得太少，多是道听途说之言。我想，你写时，如果能把以上几方面，结合你读我的作品的心得，写些别人没有谈过的、生动活泼、新颖、有多方面根据的论点出来，一定是很有意义的事，这对我的帮助，也会是很大的。
写论文应从作品研究出发，把作品读熟，并有自己的看法，能与作品起到共鸣，那文章就一定能写好。我希望你作些札记，然后用论点把它们连贯起来。
《文艺报》六月份和七月份，将刊登我一篇文章，题目是：
《生活和文学的路》，共一万五千字，包含我的生活历程，文学见解，以及文艺与政治，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等等。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长篇创作”了。我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为什么想写这样一篇文章呢？这也是文人的一种积习。我觉得，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我想给自己做个总结。这是可信的。其他的人所谈，多传闻之辞，不足为凭的。刊出后，你能读一读这篇文章吗？它将会对你的写作，有一些帮助的。我想你读起来，会是有兴趣的。
你如果暑假有回津探亲的计划，我很欢迎你到寒舍谈谈。
我有病，很少出门，所以是很好找的。如果你只是为了见见我，天气这样热，路途又这样远，专程一趟，那实在是不敢当的。我不善于谈话，见面恐使你失望，写信最好。
见到你的信，马上写了这些话，没有条理，如所答非所问，望再来信。
专复。祝
学安
孙犁
1979年5月28日下午一时
致铁凝（五封）
一
铁凝同志：
昨天下午收到你的稿件，因当时忙于别的事情，今天上午才开始拜读，下午二时全部看完了。
你的文章是写得很好的，我看过以后，非常高兴。
其中，如果比较，自然是《丧事》一篇最见功夫。你对生活，是很认真的，在浓重之中，能作淡远之想，这在小说创作上，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胶滞于生活。你的思路很好，有方向而能作曲折。
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指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作者思想意态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
现在和过去，在创作上都有假的现实主义。这，你听来或者有点奇怪。那些作品，自己标榜是现实的，有些评论家，也许之以现实主义。他们以为这种作品，反映了当前时代之急务，以功利主义代替现实主义。这就是我所说的假现实主义。这种作品所反映的现实情况，是经不起推敲的，作者的思想意态，是虚伪的。
作品是反映时代的，但不能投时代之机。凡是投机的作品，都不能存在长久。
《夜路》一篇，只是写出一个女孩子的性格，对于她的生活环境，写得少了一些。
《排戏》一篇，好像是一篇散文，但我很喜爱它的单纯情调。
有些话，上次见面时谈过了。专此
祝好
稿件另寄
孙犁
1979年10月9日下午4时
二
铁凝同志：
上午收到你二十一日来信和刊物，吃罢午饭，读完你的童话，休息了一会儿，就起来给你回信。我近来不知犯了什么毛病，别人叫我做的事，我是非赶紧做完，心里是安定不下来的。
上一封信，我也收到了。
我很喜欢你写的童话，这并不一定因为你“刚从儿童脱胎出来”。我认为儿童文学也同其他文学一样，是越有人生经历越能写得好。当然也不一定，有的人头发白了，还是写不好童话。有的人年纪轻轻，却写得很好。像你就是的。
这篇文章，我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我读的时候，是想吹毛求疵，指出一些缺点的。它很完整，感情一直激荡，能与读者交融，结尾也很好。
如果一定要说一点缺欠，就是那一句：“要不她刚调来一说盖新粮囤，人们是那么积极”。“要不”二字，可以删掉。口语可以如此，但形成文字，这样就不合文法了。
但是，你的整篇语言，都是很好的，无懈可击的。
还回到前面：怎样才能把童话写好？去年夏天，我从《儿童文学》读了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受它感动，以为这才是艺术。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
上次你抄来的信，我放了很久，前些日子寄给了《山东文艺》，他们很高兴，来信并称赞了你，现在附上，请你看完，就不必寄回来了。此信有些地方似触一些人之忌，如果引起什么麻烦，和你无关的。刊物你还要吗？望来信。
祝
好
孙犁
1979年12月23日
三
铁凝同志：
你有半年读书时间，是很好的事。
关于读书，有些人已经谈得很多了，我实在没有什么新意。仅就最近想到的，提出两点，供你参考：
一、这半年集中精力，多读外国小说。中国短篇小说，当然有很好的，但生当现代，不能闭关自守，文学没有国界，天地越广越好。外国小说，我读得也很少，但总觉得古典的胜于现代的。不是说现代的都不如古代，但古典的是经过时间选择淘汰过，留下的当然是精品。我读书，不分中外，总觉得越古——越靠前的越有味道，就像老酒老醋一样。
二、所谓读进去，读不进去，是要看你对那个作家有无兴趣，与你的气质是否相投。多大的作家，也不能说都能投合每个人的口味。例如莫泊桑、屠格涅夫，我知道他们的短篇小说好，特别是莫泊桑，他的短篇小说，那真是最规格的。
但是，我明知道好，也读了一些，但不如像读普希金、高尔基的短篇，那样合乎自己的气质。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什么书，只是举例说明之。今天想到的就是这些。你读着脾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它一些，无论是长篇或短篇。屠格涅夫的短篇，我不太喜欢，可是，我就爱读他的长篇。他那几部长篇，我劝你一定逐一读过，一定会使你入迷的。另外，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
你后来抄的信，此地工人们办的《海河潮》发表了，并附了你的来信。我也曾想到，连续发表书信，不太好，当时无稿子，就给了他们。今后还是少这样做才好。
代我问候张朴同志、张庆田同志好。望你注意身体。祝
学安
孙犁
1980年3月16日晚
四
铁凝同志：
来信收到了。现在寄上我买重的一本《孽海花》，这无需谢。这本书所写不是“艺人”，是赛金花。这是曾孟朴所著，就是我在《文艺报》上说的开真美善书店的那位，是清末的一名举人，很有文才，他在书中影射了很多当时的名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列有对照表（即真人与书中人），也没有听说有谁家向作者提出抗议，或是起诉。他吸取了一些西洋手法，是很有名的一部小说。你从书中，可以知道一些清朝末年的典章、制度、人物。
我对这部书很有缘分，第一次是在河间集市上，从推车卖烂纸的人手中，买了一部，是原版本，《小说林》出版的，封面是一片海洋，中间有一枝红花。书前还有赛金花的时装小照。战争年代丢失了。进城以后又买了一部，版本同上。送给了一位要出国当参赞的同事张君。提起这位张君，我们之间还发生过一次不愉快。原因是张君那时正在与一位女同志恋爱，这位女同志，绰号“香云纱”，即是她那时穿着一件黑色的香云纱旗袍。她原有爱人，八路军一进城，她迅速地转向了革命。有一天，我到张君房中，他俩正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这本书，我只读过周扬同志译的上卷，下卷没读过，冲口问道：“这本书的下册如何？”这样一句话竟引起了张君的极大不快，他愤然地说：“中国译本分上下，原文就是、就是一部书！”弄得我莫名其妙。后来我左思右想，他发怒之因，几经日月，我才明白：张君当时以沃伦斯基自居，而其恋人，在下部却遭遇不幸。我自悔失言，这叫做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因此，当他出国放洋之日，送他一部《孽海花》。因为他已经与那位女性结婚，借以助其比翼而飞的幸福。这次，张君没有发怒。但出国后不久，那位女士又与一官职更高者交接上，以致离婚。我深深后悔险些又因与书的内容吻合，而惹张君烦恼。可能他并没有看这本书。
“文革”前，国家再版了这本书，我又买了一部，运动中丢了。去年托人又买，竟先后买了两部。以上所写对你来说，都是废话。以后有人向你要我的信，你就可以把这一封交他发表，算是一篇《耕堂读书记》吧！
庆田所谈，也有些道理，不要怪他。我觉得你写的灶火那个人物很真实。我很喜爱你的这个人物，但结尾的光明，似乎缺乏真实感。
明年春暖，我很想到保定、石家庄看望一些朋友。祝
好
孙犁
1980年11月30日晚
五
铁凝同志：
二月十九日信，今天下午收到。说实话，我在年青时，是很热情的。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每天给通讯员写信，可达数十封。加里宁说，热情随着年龄，却是逐年衰退的。现在老了，很不愿写信。我的孩子们来信，我很少回信，她们当然可以原谅我。但有些朋友，就不然了。来了两封信，并无要紧事，我没有及时答复，就多心起来，认为是“从来没有的”事。他不想一想，一个七十岁多病的人，每天要生火，要煮饭，要接待宾朋，要看书写东西，哪能每封来信都及时回复呢！人老了，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了。
我对友人，都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更不会因为这一个去得罪那一个。
你看过《西游记》，一路之上，两位高徒互讲谗言，唐僧俯耳听之，还时常判断错误。我是凡人，办法是一概不听，而且非常不愿意听这些谈论别人是非的话。我愿意听些愉快的事，愉快的话。或论文章，或谈学术，都是能使人心胸开阔，精神愉快的。
有些关于我的文章，起了副作用。道听途说，东摘西凑，都说成是我的现实，我的原话。其实有些事，是我几十年前才能做的。这样就引来很多信件、稿件、书籍，叫我看。我又看不了多少，就得罪人。对写那些访问记的人，也没有办法。想写个声明，又觉得没有必要。
例如有些访问记，都说我的住处，高墙大院，西式平房，屋里墙上是名人字画，书橱里琳琅满目，好像我的居室是奇花异草，百鸟声喧的仙境。其实大院之内，经过动乱和地震，已经是断壁颓垣，满地垃圾，一片污秽。屋里门窗破败，到处通风，冬季室温只能高到九度，而低时只有两度。墙壁黝暗，顶有蛛网。也堆煤球，也放白菜。也有蚊蝇，也有老鼠。
来访的人，能看不到？但他们都不写这些，却尽量美化我的环境。最近因为有人透出我的住址，有一个青年就来信说，可能到我家来做“食客”。你想，我自己都想出家化缘，他真的要来了，将如何办理？
另有一个青年，来采访我的业余生活。观察半日，实在找不到有趣的东西，他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我看，其中警句为：
“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
并叫我提意见，我把最后两句，给他删掉了。
我还要活下去呀！因为我想：我从事此业，已五十年。中间经过战争、动乱、疾病，能够安静下来，写点东西，还是国家拨乱反正以后，最近几年的事。现在我不愁衣食，儿女成人，家无烦扰，领导照顾，使安心写点文章，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我应该珍视它。虽然时间是很有限了。我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
最近《文汇报》发了我的一封信，不知见到否？
我身体不好，心情有时也很坏。最近写了几篇小说，你如能见到，望批评之。
你写的那篇散文《我有过一只小蟹》，谢大光已经给我介绍过，登出来，我一定看。就说你近年的作品吧，我本想找个心境安静的时候，统统看一遍，而一直拖着，我想你就不会怪罪我，我却时常感到不安。此外，别人的作品，压在我这里的还有很多，我都为之不安，但客观情况又如此，我希望能得到谅解。而有些人，平日称师道友，表示关怀，稍有不周，便下责言，我所以时有心灰意冷之念也。当然这是不应该的。
总之，我近来常感到名不副实的苦处，以及由之招来的灾难。
春天，你如能来津，我很欢迎！我很愿意见到你！
祝
好！
孙犁
2月30日晚灯下——
致刘心武
心武同志：
十月二十日惠函奉悉。刊物亦收到。《江城》我也有，当时见到你的文章，曾函托绍棠同志，代致感谢之意，想已转达。
你的作品，除《班主任》外，还看过一些（去年《上海文学》登有一篇以业余作者访问你为题材的小说，我也看过，恕我忘记了题目）。我以为都是写得很好的。但先有概念，然后组织文章的说法，我不太赞同。等我看过《十月》及《新港》所登的，再和你讨论。我以为，风格是每人各异的，所谓艺术性，也不是划一的。每人有每人的起点，只能沿着起点前进，不必改变自己的基本东西。另约稿太多，也可适当推辞一些，我觉得你们的负荷太重，也于艺术不利。以上只是臆测之词，比较详细的意见，等我看过那两篇作品，再写信给你。我读书很慢，但读得比较认真，时间如果拖得长了，请你谅解。
我身体不好，今年又加上时常晕眩，已经不能从事认真的创作，所写杂文，有时兴之所至，也没有什么分寸，好在一些同志能够宽宏对待，还没有出什么大漏子。不过，以后就是写这种文章，也要慎重了。
你怎么不到天津来玩玩？
专此祝
撰安
孙犁
1980年10月27日
致丁玲
丁玲同志：
刚刚邹明同志带来了您的信，我读了以后，热泪盈眶。这些日子，我和我的同事们，焦急地等待您的信，邹明同志几乎每天到我这里问：
“你看丁玲同志的信，不会出问题吧？”
我总是满有信心地安慰他：
“不会的。丁玲同志既然答应了我们，一定会给我们寄来的。不过她已经那么大年纪，约稿的又那么多，过两天一定会给我们寄来的。丁玲同志是重感情的，绝不会使我们失望的。”
信，今天果然收到了。我们小小的编辑部，可以说是举国若狂，奔走相告。您的信又写得这样富有感情，有很好的见解。您的想法，我是完全赞同的，我们这些年龄相仿的人，都会响应您的号召的。
我自信，您是很关心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也很了解我们的。不只了解我们的一些优长之处，主要是了解我们的缺短之处。我们这一代人，现在虽然也渐渐老了，但在三十年代，我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都受过您在文学方面的强烈的影响。
我那时崇拜您到了狂热的程度，我曾通过报刊杂志，注视你的生活和遭遇，作品的出版，还保存了杂志上登载的您的照片、手迹。在照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登在《现代》上的，您去纱厂工作前，对镜梳装，打扮成一个青年女工模样的那一张，明眸皓腕，庄严肃穆，至今清晰如在目前。这些材料，可惜都在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丢失了。
我有很多缺点，不够勤奋，在文学事业上成就很小。又因为多年患病，使我在写作大部分的方面，遇到不少的困难。
我还有容易消沉的毛病，这也是您很了解的，并时常规戒我。
但是，这些年来，我的遭际虽然也够得上是残酷的了，可我并没有完全灰心丧志。文学事业不断鼓励我，使我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最近两年，我每年可以写一本散文集，今年将要出版的，名叫《秀露集》，出版后一定寄呈，请您指教。
成绩虽然小，但在说实话、做实事方面，我觉得是可以问心无愧，也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教导的。对于创作，我是坚信生活是主宰，作家的品质决定作品的风格的。在我写的一些短小评论中，都贯彻着我这些信念。
丁玲同志，我近来很忙，又时常晕眩，今天收到您的信又非常激动，请容许我先写这么一封信，以后再详细谈吧！
祝您
健康长寿！祝
陈明同志身体健康！
孙犁
1980年11月2日上午12时天津
致曾秀苍
秀苍同志：
大作《山鸣谷应》及来示，奉悉已久。今年我身体一直时好时坏，诸事荒废。大作读了一部分，觉得其优长之处，一如“太阳”，其稍有不足之处，是在洄溯及倒述部分，仍显枝节，略有痕迹。长篇小说，此点实难解决。如以树之发长为喻，主干之外，另生婆娑之姿，植物则固美好矣，然作为小说，则不易收拢。譬之为河流，虽有支流，然皆灌注于主流，最后统一入于海洋，于长篇小说，最为切当。《水浒》之写法，最为典型，无枝蔓之弊。然其以人为个体，吾辈不易仿之。结构之难，弟常以为苦。兄之大作，不过略存未修剪之处耳。
孙犁
1980年11月29日——
致鲍昌
鲍昌同志：
这几天，看了一部分《庚子风云》，看了一章写宫廷生活的，看了一章写农民生活的。我以为写得都很好，有很多精采的叙述与描写。比较起来，写农民的部分，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写比赛插秧一节，写得有声有色，非常火炽。这是很不容易的，确有独到之处，写宫廷的部分，水平也不低。但是，我有一个成见，以为历史小说，是很难写好的。第一是时代变迁，人物形象很难掌握，以今天现实概括古代生活，究竟不是办法，处处根据材料，则又不易生动。重点放在写上层，则困难更多，易流于皮毛。当然义和团年代较近，除去大量文字材料，尚有口碑可寻。即使如此，也非易事。历史小说，我以为只有《三国演义》，得天独厚，因为裴松之的注，很多人物，不只有形象，而且有语言。另外三国形势，也易结构。加以戏曲成果，话本演进，都能助罗贯中一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