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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堤走到同口村边，已经是水乡本色，凌皮已经有些地方解冻，水色清澈得发黑。有很多拖床正在绕道行走。村边村里房上地下，都是大大小小的苇垛，真是山堆海积。

水的边沿正有很多农民和儿童，掏掘残存的苇子和地边的硬埂，准备播种；船工正在替船家修理船只，斧凿叮咚。

街里，还到处是苇皮，芦花，鸭子，泥泞，低矮紧挤的房屋，狭窄的夹道，和家家迎风摆动的破门帘。

这些景象，在我的印象里淡淡冲过，一个强烈的声音，在我心里叩问：人民哩，他们的生活怎样了？

我利用过去的关系，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在这里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很久才认出是我，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教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我说：我能教给他们什么呢，是他们教育了自己，是贫苦教育了他们。他们的父兄，代替了那些绅士地主，负责了村里的工作，虽然因为复杂，工作上有很多难题，可是具备无限的勇气和热心，这也是贫苦的一生教育了他们。

那些过去的军阀、地主、豪绅，则有的困死平津，有的仍纵欲南京上海，有的已被清算。他们那些深宅大院，则多半为敌人在时拆毁，敌人在有名的“二班”家的游息花园修筑了炮楼，利用了宅内可用的一切，甚至那里埋藏着的七副柏树棺木。村民没有动用他们的一砖一瓦，许多贫民还住在那低矮的小屋。

过去，我虽然是本村高级小学的教员，但也没有身分去到陈调元大军阀的公馆观光，只在黄昏野外散步的时候，看着那青砖红墙，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宫，至少是一座王爷府。他竟从远远的地方，引来电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对于那在低暗的小屋子里生活的人民是一种威胁，一种镇压。

谁能知道一个村庄出产这样一个人物在同村的男女中间引起什么心理上的影响？但知道，在那个时候虽然是这样的势派气焰，农民却很少提起陈调元，农民知道把自己同这些人划分开。

土地改革后，没有房住的贫苦军属，进住了陈调元的住宅，我觉得这时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大门，那些穷人们都一家家的住在陈宅的厢房里、下房里，宽敞的五截正房都空着。我问那些农民，为什么不住正房，他们说住不惯那么大的房子，那住起来太空也太冷。这些房子原来设备的电灯、木器、床帐，都被日本毁坏了。穷人们把自家带来的破布门帘挂在那样华贵的门框上，用柴草堵上窗子。院里堆着苇子，在方砖和洋灰铺成的院子里，晒着太阳织席。他们按着他们多年的劳动生活的习惯，安置了他们的房间，利用了这个院子。

他们都分得了地种，从这村一家地主，就清算出几十顷苇田。我也到了几家过去的地主家里，他们接待我，显然还是习惯的冷漠，但他们也向我抱怨了村干部，哭了穷。但据我实际了解，他们这被清算了的，比那些分得果实的人，生活还好得多。从这一切的地方可以看出，从房舍内，他们的墙上，还有那些鲜艳的美女画片，炕上的被褥还是红红绿绿，那些青年妇女，脸上还擦着脂粉，在人面前走过，不以为羞。

我从南几县走过来，我很少看见擦脂抹粉的人了。

这些脂粉，可以说是残余的东西，如同她们脚下那些缎“花鞋”。但证明，农民并没有清算得她们过分。土地改革了，但在风雪的淀里咚咚打冰的，在泥泞的街上，坐着织席的，还是那些原来就贫穷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而这些地主们的儿子，则还有好些长袍大褂，游游荡荡在大街之上和那些声气相投的妇女勾勾搭搭。我觉得这和过去我所习见的地主子弟，并没有分别，应该转变学习劳动，又向谁诉的什么苦！

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

1947年5月于端村——

随感

一

我学习做群众工作，我访问贫苦的农民，我绕着村子，走进一家破烂的土坯房。我想这定是一家贫苦的人，我招呼一声，一个红眼睛的女人，抱着两个光屁股的孩子，从屋里应声出来：一个孩子吊在她的乳房上，一个孩子几乎要从她的胳膊上出溜下来。我想这是一个累赘的女人。她一定要我坐下，可是我一问到她，问到村里的事，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我想这是一个傻女人，谁娶到这样一个媳妇，真是倒霉。我又去找她的丈夫，他正在房后的小菜园子收拾北瓜，我听见他和一个孩子说话，有情有理，有说有笑，可是我跳过篱笆，和他谈话，他又害怕起来，装聋做哑，叫人难以忍受。不久，他竟借故躲开我走了。

我有些生气，我从旁人打听他的出身、阶级成分，谁也说他受了一辈子苦，日子过得顶累；外号叫老蔫，见了生人就不敢说话，当他说了一句半句，别人一笑他，他就赶紧吞回去，笑一笑完事。他顶胆小，他的一生遇见的倒霉事最多，受的罪最多，挨的骂最多，挨的打最多，并且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属于“受罪活该”的一种人。

可是当我们在一块开过几次会，在会上，我老是提到他，同情他，鼓励他，他就渐渐活泼起来，聪明起来，勇敢起来。

而且他的活泼是那么可爱，聪明得那么可喜，勇敢得令人可惊。在会上，我细心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我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异常珍贵，异常有实际的意义。

一天会上，我说是穷人流汗流血供养了地主，我惭愧说的那么单调，没有力量。他说：

“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

二

我参加的贫民小组里，有一个老者，儿子十年前参加了部队，好久没有音讯。家里度日，只凭老者纺线，儿媳妇织布。他们如此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一年大旱和一年大水灾，和那“五一”以后的地下生活。老者精神很好，情绪很高，关于我们最后的胜利，那个鲜明的远景，他看得比别人近，比别人真切。每个人眼前有一盏灯指引，可是他的灯照得特别明亮。儿媳正在青年，却异常沉默，她手脚不停地劳作，服侍公公，教养着一个男孩子，孩子今年九岁了。这孩子在老者身边，真是掌上的明珠，一切希望的寄托，精神力量的源泉。他特别娇惯着这孙儿，大大超过孩子的母亲。十年战争，每次闹敌情他抱着背着孩子去逃难，在他看，热爱了孙儿，在这个时代，就是热爱了那在战场作战的儿子，那在家中劳作的儿媳，就是热爱了那伟大艰难的革命战争。

这次，我在他村里做复查工作，他把土地改革认作是要求，也认作是他的一种工作。他对我也特别热爱，临到阴历六月初一晚上，敌人到了博野，他亲自安排我转移，在那满挂黎明的冷露的田野，他送我远行，就如同他在十年前，送走了他的儿子。

五天过后，我回来，那儿媳和孙儿却穿上新封的白鞋。敌人来了，老者照旧背负着孙儿去逃难，敌人叫他站住，他不听，拚命地背着孙儿跑，敌人用机枪扫射，他死在炎热的高粱地里。进犯的敌人在宣传不杀人，不打人，就在村庄北边，敌人践踏过的庄稼地里，新添起埋葬老人的坟堆。平原的田野，有无数牺牲在抗日战争的和自卫战争的烈士坟墓，这一个是十年革命战士的父亲。

不管在前方或在后方，每个人肩担着自己的仇恨作战。儿媳更要艰苦地沉默地抚养着儿子，战士应该有机会知道敌人杀了他的父亲。在十年战争里，我们有多少年老的父亲，在风里雨里，空前的灾难里，为了支持自己子弟的队伍，做了光荣的牺牲。

凡是参加贫民小组的同志们，都从老者的血迹上，看到了敌人的面目。什么叫翻身，为什么要自卫，每个贫苦的人的心，被痛苦的泪水，洗得鲜明，仇恨滋生了。

1947年7月25日博野——

王香菊

那天晚上，小高同志带我去访问郭兰瑞。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组织起几十个贫农妇女，当选了贫农代表。郭兰瑞不在家，我和小高坐在院里床上说话。过来一个十六七的姑娘，抱着孩子，坐在小高身边静静地听着。小高说：

“你问香菊，她和郭兰瑞是好姐妹，她知道的顶详细。”

香菊只是笑了笑，就轻轻扭过了头。小高又说：

“你看，还是不敢说话！怎么着到大会上去诉苦呢？”

香菊才说她和兰瑞从小就在一块，热天，两个人去拾麦子，分着吃一块糠饼子，用一个小铁罐喝水，躺在一棵树下面歇凉。等到大些了，就对着脸浇园，合伙拉耠子……种种的情形，说话的声音很动听。

第二天晚上，小高领导她们开小组会，我又去参加了。香菊浇了一天园，喝冷水吃剩饭病了，趴在床上直想吐，但她还是一直督促引导着她那一个小组开会，不肯休息。她笑着说：

“什么叫休息？有病是小事，趴一会就好了，翻身才是大事。”

我在这边说了几句话，她就喊：“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啊！”

小高同志介绍我到香菊家吃饭，我才第一次在白天看见香菊。她壮实、天真，对人亲热，好脸红。香菊家是贫农，每天很早一家子就到地里浇园去了。香菊回来时，抱着一捆菜，头发和上衣总是晶湿。她蹲在桌子旁边，望着饭不吃，她说浇起园来，就光想喝水，不想吃饭。一顿饭过后，母亲催促，她就又背起那又大又黑的铁水斗走了。

晚上，她蹲在黑影里吃了那白天剩下来、怕放坏了的硬饼子，把新饭让给小弟妹们吃。

村里酝酿着斗争。田地里是那么酷旱，庄稼正待秀穗，老百姓说这叫“卡脖子旱”。黄昏，西边天一抹红，香菊还在那里浇园，这种劳动是那么吃力和没有止境，庄稼缺水永远不会满足。刚刚十七岁的女孩子运动全身的气力，才能从事这种劳作。可是从她劳动的精神上看，那充实的精力就像这永无止境的水泉，永无止境的热汗，永无止境的希望。她从十三岁上就浇园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架水车，把这女孩子代替？

知道要斗争了，地主的水车都放在家里，叫大井闲着，叫庄稼旱着。香菊她们想到水车，应该比我迫切。最盼望下雨，最焦急地等待那天边的风云雷闪的，自然是这些流着汗浇园的姑娘们。她们提出来：先斗水车！

每天香菊浇园回来，连说话和笑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一吃过晚饭，她就抖着精神去集合她的小组。大街上，她走在组员的前面，好像一个军官。

小组诉苦的时候，她第一个诉说：她，夏天，被夺去了拾的麦穗；秋天，被夺去了拾的棉花。她不敢在地主的地头地边走过，她不敢走过地主的大门，害怕那些闺阁小姐们耻笑她的褴褛和寒碜。

这姑娘甚至没有诉说，在这十七年，她那年幼的身体，怎样被太阳曝晒，怎样被热汗蒸腾，被风雨吹打，被饥饿消耗；

她没诉说劳动的苦处，她只是诉说一个女孩子心灵上受过的委屈。

翻心的过程，特别值得珍贵，它打下了这姑娘翻身的真实基础。这些日子，在香菊身上，表现了一连串疾风暴雨的进步。她从不敢说话到敢说、敢喊，从好脸红到能说服别人和推动组织。在诉苦大会、斗争大会上，香菊小组总是坐在全村妇女的前面，香菊就坐在小组的前面。她在全村妇女中，并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但她是一个实际的领袖。

斗争以后，香菊挺着胸脯，走回家来。她又走过了地主家的现在已经被民兵看守的大梢门。怀着胜利的心情，她第一次到那些闺阁小姐们的住处去看了看，到底和自己家的土坯小屋有哪些不同。小姐们正坐在门外啼哭，可是在今天以前，她们是命定上车要老婆搀扶，生了孩子要老妈子抱养的；

她们没到过田野一步，就是在庭院里，太阳也晒不到她们脸上。她们耻笑过劳动的妇女，现在劳动的妇女要把她们驱逐到田野里去。

香菊说：明天早上，就用斗争出来的水车去浇地。香菊值得尊敬，斗争以后，她更加重视劳动了。分配果实，别的姑娘们喜爱那些花红柳绿的布匹，去充实自己的嫁奁；香菊特别喜爱的是那些能帮助她劳动的农具，来充实自己的远大的希望。

1947年9月——

香菊的母亲

香菊的母亲，今年三十七岁，在贫农里，她却和老婆们组织在一起。每当夜晚开会，在那白发苍苍的一群里，她那充满青壮年精力的说话的声音，她那把褂子的袖口，像年轻人一样高高地卷起来，大脚板平整自然地站立着的说话的姿势，就越使她显得有力和突出。

她同香菊，都是本村贫农的斗争骨干，她表现的却更冷静、顽强和有见解。在大会上，她领导的那白发的一组，总和香菊那青年姑娘的一组并排坐着。她们喊口号比不上青年组，但诉苦说理和坚持意见，却非那年轻好笑的一群可比。在大会上，香菊的母亲常常提出最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刚一提出，有时不能为全体接受，她坚持着这个意见，沉着地向大家说服。有一次，甚至主席也来限制她说话了，她不服，她严厉地说：“不让我说话那可不行！”

她的脸孔很黑，她的眼睛更黑，每当她生气的时候，眼皮微微下垂，人们就知道，在她心里鼓动着暴风雨。她并不刁泼，非常认真。贫农代表中，有她的一个邻舍，有一次传言说这个代表吃了地主的送情粮食，贫农要求把她罢免。香菊的母亲不信会有这种事，她说，“那是东头人们对西头人们的成见。”工作团的同志批评了她，叫她去看事实，她就花费了几个晚上和几个早上的时间，去观察那个代表的行动。

从工作团到了村里，一共两个来月，中午一个会，晚上一个会，再加上一些别的会，这会就不知开了有多少。香菊的母亲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早退，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说：“一句话也不能漏了。”

她开会开得瘦了好些。直到分完了果实，选举了干部，她才慌忙到地里去收割早已熟了的庄稼。她分的二亩两头临道的地，种的黍稷，她同香菊忙了一天，用包袱背了回来，一进门就对我说：“今年过年有粘饼子吃了。”分浮财，她家分了一个红漆小凳；村里正在庆祝斗争胜利演大戏，工作团一个同志病了没力气，她三番两次叫香菊背了去，让那同志坐。

香菊的母亲和香菊得到这些东西，表现了衷心的喜悦。她们欢喜的是：斗争胜利了，我们说了话。她们没有只从这些东西的价格上去估计斗争，是从这些东西的意义上去估计斗争。一条红漆小凳代表什么呢？为什么香菊把它擦了又擦？这条小凳代表的东西很多，它又只简单说明：穷人过去就没有这样一条小凳。它很小、很简单，但它是一个点一条线，通到胜利的终点。就好比，每个人都想进京城，他现在已经走在路上，经过了一个村庄。这胜利的起点，就包括着胜利的全部。

因此，在多么农忙的时候，香菊的母亲也没有限制过香菊去开会，过去十几年，这女孩子是没有这么随便过的。无论是在家里，是在会场上，每逢香菊发言和喊口号，我们常看见母亲对女儿赞美的微笑。母亲欢笑的原因是：自己的女儿可以不再经受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也庆幸能赶上参加这解放的斗争，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儿女。

在斗争大会上，她总是同女儿坐在最前面。在群众愤怒的时候，她是站起来的第一个人。同时，她顽强地坚持斗争。

工作团一走，正是大秋，地主向人民反攻，他们用耍赖皮脸的外形，包藏祸心，到农民分得的土地上去劫收。他们说：

“这地是我家种的！”香菊的母亲无情地反抗了这种抢劫，并且号召组织了对地主无耻行为的审判。

在公审大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这对自己的阵营是一种教育，对敌人是一种奇袭。我们的农民最大的弱点是怜悯心，他们见不得地主的眼泪，和那一套乞怜相；他们只看见地主伸过来的乞讨的手，忘记人家掩藏在背后的企图复仇的刀！

这样，香菊的母亲的见识和行为，在我们斗争的前路上，就更值得宝贵。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标志。她亲自动手，再剥掉地主伪装的一层画皮！

香菊的母亲的半生里，既辛劳又充满内心的痛苦。她六七岁上，父亲就把她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一个人，作为妻室。

丈夫并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做了一辈子长工，饥寒劳碌，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在地主家扛长工，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花费一个钱。香菊的母亲小小年纪娶过来，就得当男变女，买东办西，什么事也得她出头露面去做。在旧社会里，她也是一员闯将。

我曾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香菊的母亲，香菊的叔父。香菊的叔父今年四十一岁了，没有娶过妻室。香菊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他总是端着一个大碗，夹上些菜，一个人到大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老小不是他的一样。

香菊有个小弟弟，今年才三岁，整天抱在叔叔的怀里，我从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吃完饭，他一个人就到园里去了。他不能做重活，他蹲在烟畦里捉拿那些虫子，半天半天的，隐在那肥大的烟叶下面，一声不响。

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

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

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

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

香菊的母亲在她的孩子中间，最爱香菊，斗争以后，她更爱她的女儿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我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

人们追求着理想。在解放的道路上，这理想逐步解除每个人切身的痛苦，寄托他那衷心的希望。因为这样，理想才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大。

1947年9月——

诉苦翻心

郭兰瑞的母亲诉苦说：“我带着孩子们要了几年饭，就在村里借了这间房子住着。俺家冬学在村里当了干部，太积极，财主们恨他，告到炮楼上抓了去。把家里的一点东西，娘们穿的衣裳全卖了，也没赎回他来，运到关东煤窑上受苦去了。

唉，俺那孩子啊！家里没吃的，他爹会剃头，就到安国去磨刀子。去了两天，还不见回来，我不放心，拉着俺家兰瑞，就打听着找下去了。到了卢家营儿里，街上有娘儿们坐着。我说：问问大嫂子，你看见剃头的老郭过去了吗？人家说，前两天看见他过去了，穿着破黑袍子，带着火车头帽儿，可是不见他回来，再往前边打听打听吧。我就又拉着兰瑞往前走。

孩子饿的实在走不动了，那边过来一个老头子，手里提着一大把胡萝卜儿；我就说：大哥，俺家这小姑娘，饿得慌了，给俺们个萝卜吃吧。那老头儿就给了一大把。兰瑞吃着，走着，就说：娘，爹到哪里去了哩？我说：我们到安国去找他吧。一进东关，日本鬼子站着岗，查问两个推小车的，我就拉着孩子混进去了。到了南关，我见人就问：大嫂子，那个磨刀子的老王住在哪里呀？人家说：就在药王庙那个南屋里。我拉着兰瑞进了药王庙，南屋里，坐着一个娘儿们。我就问：大嫂子，你是磨刀子老王的内掌柜的吧？人家说：是。我说：前两天，老郭来磨刀子，你们见他来吗？人家说：来着，磨了刀子，他就说肚子痛。我叫他喝米汤，他也不喝，定要回去，他说家里人还结记着哩，就走了。俺家掌柜的劝他养一养再走，他说死在哪里，就算哪里吧！抱着肚子走了。

“没法子，我就又拉着兰瑞回来。在道上兰瑞说：俺哥要是早些当了八路军就好了，也叫鬼子抓不了去。我说：孩子，先别管他吧，先把你爹找着。走着走着，兰瑞说：前面那不是俺大姐吗，看走动是她。走近了，可不就是俺家大闺女，是我前些年把她卖了的。她先放声大哭起来说：找着俺爹了，就在那条旧公路上。娘儿仨哭着跑到那里，人死了好几天，还穿着他那破袍子，抱着肚子。大闺女到她婆家叫来几个乡亲，抬回家来。邻舍们说：要不俺们就帮凑着给他买个棺材吧！我说：亲人们，你们也都不富裕，赶上这个年月，就叫他这么去吧。俺家当家的，苦了一辈子，临死落个冻饿而死，箔卷席埋，连个薄皮子棺材也没使上！”

老大娘诉着苦，就呜呜哭起来。别的老婆们也对着擦泪，有一个老婆就说：

“瑞她娘一辈子的苦处说不清。那年坐了月子，三天里就绕家借粮食，自己去推碾子，风摆的她那脸刹白刹白的，我都替她害怕。”

“谁不是一样，提起那些日子，唉！”老婆们全唉声叹气。

老大娘又说：“他爹死了，我就一天家想念俺那冬学，咒骂那些汉奸为什么就没有个死！有一天，快黑了，我端着一升高粱正要推碾子去，一转眼，看见俺家冬学站在拐角那里，啊！我那儿，你怎么回来了？”唉，俺那儿啊，黑干削瘦，腰都直不起来。到家里，我说兰瑞，快给你哥去借面烙饼。一升面的饼，俺那儿还没有吃饱，兰瑞说：‘怎么俺哥就吃这么多啊！’孩子，饿成什么样儿了啊！日本鬼子败了，才有了点吃的，又把他养活了。可还是穷啊，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俺家冬学三十六了，和人家小凤一天生日；人家财主，早连儿媳妇也娶了，俺家穷就耽误了好几辈子人啊！”

斗争了，冬学参加了村里的民兵，兰瑞当选了贫农代表，老大娘斗争诉苦全很积极。这一家成了全村贫农的骨干，怨气出了，仇也算报了，后来分了宽堂大屋的房子、大水车井和好园子地，立时就有媒人找上门来给冬学说亲。

村里的斗争还在进行，暴风暴雨并没过去，这个喜讯，不怎样引人注意。到冬学参军那天，老大娘忽然顽固起来，坐在会场上，不离儿子的身边左右。她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不能走，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冬学跟着大队走了，老大娘哭哭啼啼。工作团的同志们也生气了。村里闲话更多，有的说：“斗争东西你积极，儿子当兵你这么落后。”说这些话的人，多是在斗争的时候消极观望，在参军的时候，把儿子藏了起来的人家。也有很多人这么说：“老大娘落后，可是她到底在斗争地主的时候积极过，冬学也到底参了军，这就比那些只会说风凉话的人强胜万倍！”

随后，又传说冬学没走到博野就跑了。夜里下了透雨，人们起得早，村边上、街里头全有人谈论这事。

“他还是斗争骨干哩，他先跑了行吗？”

“把分的东西，全得给退出来！”

“他妹子的代表我看也得罢免了！”

老大娘这几天来，心里烦搅得要命。从家里走出来，要到地里去。看看街上的人三三两两站在一起，用那样的眼光看她，她就脸红起来，身子也好像一下矮了半截。人们的态度和几天以前，大不一样。那时人们对这老大娘，是多么尊敬和羡慕！她带着满对不起人的神色，急急忙忙奔着地里走去，用袖口擦一擦这几天哭红肿了的眼。

地是新分给她的一块好水浇谷地。独根红的大支谷，挺着大穗子，迎风推动，又丰足，又美丽。

她们绳子放在地下，正要动手收割。忽然看见地主老欠在地那头转游，头上斜包着一块白布，遮着他那早已平复的伤口，眼里放射着仇恨毒眼的光芒，从垄沟上走过来了。这时四外没有别人，老大娘心里微微一颤，就听老欠说：

“这地是我种的，你不能白收！”

“你种的？在斗争大会上你为什么不说是你种的？”老大娘鼓着气说。

“斗争大会，”老欠冷声一笑，“你儿子当兵去又跑了回来，这地你得退给我！”

大娘忽然觉得气短起来。她一坐就坐在地头上，有声没力地说：“你说了个好听，咱们得到村里说理！”

老欠看看那边，有人过来了，才转身说：“你儿子开小差，你还有什么理，代表会就得叫你把东西吐出来！”

歇息了好一会，大娘才站起来开始割谷。她有生以来没有这么一块地，也没有这么一块谷，谷穗沉重地打着她的胸脯。大娘想起了过去要有这么块地，丈夫就不会饿死在公路上，死了就会有个棺材。也想起那新分的三间大砖北屋和屋里的红漆放亮的家具，有这个，儿子就会娶上媳妇，女儿就会寻上婆家。

就说这一切的全不算什么，只要冬学儿守在身边吧。可是地主就在那边，工作团刚刚走，斗争刚刚过后，人家就来报仇，也能够借尸还魂哩！看来封建势力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消灭，它可像死灰一样，见火就着。如果冬学不参军保家，以后天长日久，日子的黑红，谁能保险？还拉着孩子们要饭去？还住在人家那低矮黑暗的小屋里？还吃糠咽菜？就说生活不成问题吧，可是乡亲们从此瞧不起咱！人除了吃穿，还要脸面。被人小看，就是吃好穿好，也没有意思。

老大娘左思右想，心里明亮起来，身上也有了力气，背上谷子往家里走。街上的人还不住暗暗撇嘴，老大娘却满脸披笑地走进家门。

放下谷子，老大娘就到冬学藏着的地方去，叫他归队。冬学回来一天一夜，也觉得不是滋味，真是够受。老娘一说，正和他想的一样，就抖抖衣裳上的尘土草叶子，归队去了。

经过这么一回斗争，老大娘才真正翻了心。

1947年10月——

宿舍

宿舍是去年新盖的，它的名字叫“男独身”，住在这个宿舍的工人，每当打电话的时候就先说：“我是男独身。”

新的，粉刷得非常洁白的工人宿舍，非常安静，听不到小卖的叫声，孩子们的吵闹。

工人从工厂回来需要安静的睡眠，他们洗过脸，吃了饭，就急忙走回宿舍里，上到床上去，两个人一张铁床，“楼上楼下”的睡。他们绝不吵闹别人。

他们独身生活，把节余的钱锁在小柜里，很少分心的事，除去上班就是睡觉。在上班以前，自然就醒了，从容地起床，蹲在绿草前边盥洗喝茶，这种从容，在那年老的工人身上表现得更真切。这种安静的酣畅的睡眠，只能和我们的部队，在作战之前或作战之后，躺在林荫山坡上的休息互相比拟，它是一种庄严的休息。

他们多半来自农村，在紧张的工作的余暇，他们拔去窗前门边的芜草，种植上高粱和玉黍，高粱和玉黍使他们想起家乡，关切农民的生活。

住在这里的青年人，像一个学校的同学，谁有一包好茶叶，也要请同志们一块来享受。他们尊敬那些年老的工人。

中午，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就睡醒了，他从房间里轻轻走出来，到门口买了一个西瓜，招呼着一个青年朋友，他把瓜放在事务所的桌子上，抓起电话：

“你是女独身吗？王爱兰同志睡觉了吗？好好，没事没事！”

就赶紧把耳机放下了。

青年的朋友在一旁嘲笑他：“这像话吗！”

“人家正在休息，人家正在争红旗，不要打搅她。来，我们到小院里石榴树下面去吃瓜！”

这是青年工人恋爱的插曲。青年的女工们，现在才敢于爱恋这些青年的工人伙伴。

在独身的宿舍的门窗旁边，他们都悬挂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

在每天上班的时候，他们精力饱满地拥挤在通向工厂的大路上，眺望着海河的晚景，和下班的同志们打着热情的招呼。

1950年7月26日——

杨国元

冬季，我下乡到于村。中午的时候，我就到村公所了。这是没收的地主的一所住宅，东屋是图书室，西屋，财政委员们用来算账和收存公粮，北屋三大间，地下摆着一排檩条，是村干部们开联席会议的地方。

干部们还没有来，阳光很好，我站在院子里取暖。

最先来到的干部，是杨国元。他是村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个子并不很高，穿着黑色棉袄棉裤，腰里系着一条宽皮带，光看头。他的头发极黑极密，像用墨胶塑成。加上他那黑脸，浓眉，络腮胡子楂，当他偶一皱眉的时候，那黑劲就连成一个了。他抱着他的小女儿，这是打扮得很华丽，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孩子，脸上还点着胭脂，抹着粉儿。这孩子在他怀里，就像是在一块大黑石头旁边，伸出来开放的一箭花朵。

杨国元很热情，他立在院里，和我谈了两个小时。

他的左手老是插在棉袄的旁边口袋里，当我们谈到这一带在抗日初期，组织队伍的时候，他才把左手掏出来，那已经是残废得很厉害了。他说：

“我从小受苦，那时我认做是红军，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队里当侦察连长，作战很勇敢，左手受了伤，那时医疗条件很不好，复员回来，手背上还带着一块碎铁，整天流脓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着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块铁片才掉了出来。

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费了一番考虑和周折，他说：

“第一，群众条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边上；第三，要靠近干部。”

随后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们都要睡觉了，他才来领我到黎彦增家去，那里一条炕上睡着两个青年团的干部。杨国元说暂时在这里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妇合并了，就叫我搬到他那里去住。他说他就是愿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发个牢骚什么的也方便。

我终于在黎彦增家长住下来了，并没有搬。我觉得叫他和老婆离开是很不合适的。

而这里离他家并不远，差不多每天晚上，杨国元都要来的。他给我借了一个小煤炉，又套车到合作社拉砟子，我们生起火来，屋里很暖，坐上小沙壶，又有开水喝了。

于是，他的牢骚就来了。他总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们现在分布全国，很多人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杨国元说：

“我还是一个村干部。当然，什么工作也一样，可是村里的工作就是难，别人也不把咱看到眼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有的竟当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里的人，连土带末子给我往车上装，我把他的铁铲夺过来了！合作社主任出来和我讲，我把左手伸出来，把他顶了回去。”

我按照一般的情形，批评了他的鲁莽作风，其实他现在的缺点主要是疲沓。去年上级布置：每个支委带动群众打一眼井，他没有完成，受了批评。这些天，村里正在整党，一天早上，我在县城的大集上看见他背着一个粪筐遛达着。我说：

“今天上午不是有会吗？”

他笑了笑说：

“脑子发胀，要出来转游转游才行。”

一谈起过去的事，他的兴致就来了。常常在我那里一坐就是半夜。饿了，就拿黎家几块山芋，放在炉口边上，用铁洗脸盆一盖，闷出来的山芋，实在好吃。但他也从来没有像一些农村青年那样向往城市生活，想出来工作的意思。

整党正紧张，他闹起爆发眼，躺在家里不出来了。

我去看他。他家一个梢门筒，两间西屋，三间北屋，都是砖房，是土地改革时分配的。他父亲和兄弟媳妇住北屋，兄弟在京津线上一个国营农场里工作，兄弟媳妇也常去住，家里缠嚼很轻。杨国元夫妇住西屋，他因为残废，每年可以领到八百斤小米的抚恤。此外，种着十五亩地，养一匹小驴，小驴就在杨国元的外间喂着。

杨国元的屋里拾掇得很干净，北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相片，装着镜框，旁边有一副写得很好的对联，横批是“革命家庭”。东墙上挂着时钟，有三四架，滴答响着，像进了钟表店一样。这使我吃惊了。

杨国元躺在炕上，戴着一副墨晶眼镜。他说：

“这都是我买来的，过去我好修理枪，现在就好修理这个。

对对你那表吧，我这钟都是根据电台播音对好的。”

我才看见，在迎门橱上放了一架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杨国元爬过来，把耳机子安在我的头上，说：

“听听吧，清楚着哩！”

在乡下看不见当天的报纸，我自从知道杨国元有这个设备，每天就抽些时间去听一听。

我发现，杨国元并不大好听这个，他只是好修理研究。那些钟表，也是为了修理的兴趣买来的，并非为的实用。有的是跑到百里以外的保定买来的。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无线电的问题，可惜我知道得很少。他说，他打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封信，和他们取得联系。可是，直到现在，他认识的字还很少。

他老婆进来，把孩子交给杨国元。这女人很年轻，看来，杨国元很听她的话。她说：

“上级批评俺家他爹不参加土地合作社。不是他不参加呀，是俺家他爷爷顽固。家里整天为这个吵架，里外夹攻，你看攻得他那眼！”

在于村住了两个月，我和杨国元接近的最多。腊月，我要转移到城南去，他一定要套车送我。他的车油漆得很好，小驴儿刷理得很干净，他替我铺好褥子，上面盖得严严实实。这天，道路上的风霜很大。

“你再给我提些意见吧，”杨国元坐在车辕上说，“昨天，支委会上你谈的很简单。”

“也就是那些意见了。”我说，“你常常想到过去，过去是可以回想的。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多，照顾家庭的心情少。现在，因为家庭生活有个规模了，我们为家庭分心的时候也就多了。村里的公众的事情，干部们不大关心，比如村公所的会议室，民校的教室，小学校，到冬天还是窗子不糊，烂砖满地，没人去管。我们应该像过去那样，热心地学习和工作，你有一台收音机，可以和宣传委员合作，把电台每天广播的政治教育材料，记下来，自己学习了再向群众讲解。”

实际上，教育别人比起教育自己，要困难得多。教育自己，可以依靠反省，教育别人，除去了解他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目前的思想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到底了解了他的心情没有。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惜别呢，还是我的话引起了他的苦闷，看来杨国元今天的感情很沉重。他说：

“我应该多做些工作。”

他是在战争的环境里出现的刚强的人物。是矗立在乱石中间的一块黑色的光亮的火石。我想，如果不只从静止的方面看他，而想到他的本质和他身体里包藏的无限火种的力量，再能激发这种力量，他就进步得快了。

1953年8月24日记——

访旧

十几年的军事性质的生活，四海为家。现在，每当安静下来，许多房东大娘的影子，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记忆里转动起来。我很想念她们，可是再见面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去年，我下乡到安国县，所住的村子是在城北，我想起离这里不远的大西章村来。这个村庄属博野县，五年以前我在那里做土地复查工作，有一位房东大娘，是很应该去探望一下的。

我顺着安国通往保定的公路走，过了罗家营，就是大西章，一共十五里路。昨天夜里下了雪，今天天晴了，公路上是胶泥，又粘又滑。我走得很慢，回忆很多。

那年到大西章做复查的是一个工作团，我们一个小组四个人，住在这位大娘的家里。大娘守寡，大儿子去参军了，现在她守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过日子，女儿叫小红，小儿子叫小金。她的日子过得是艰难的，房子和地都很少，她把一条堆积杂乱东西的炕给我们扫出来。

大儿子自从参军以后，已经有六、七年了，从没有来过一封信。大娘整个的心情都悬在这一件事上，我们住下以后，她知道我在报社工作，叫我在报纸上登个打听儿子的启事，我立时答应下来，并且办理了。

大娘待我就如同一家人，甚至比待她的女儿和小儿子还要好。每逢我开完会，她就悄悄把我叫到她那间屋里，打开一个手巾包，里面是热腾腾的白面饼，裹着一堆炒鸡蛋。

我们从麦收一直住到秋收，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到房顶上去睡。大娘铺一领席子，和孩子们在院里睡。在房顶上睡的时候，天空都是很晴朗的，小组的同志们从区上来，好说些笑话，猜些谜语，我仰面听着，满天星星像要落在我的身上。我一翻身，可以看见，院里的两个孩子都香甜地睡着了，大娘还在席上坐着。

“你看看明天有雨没有？”大娘对我说。

“一点点云彩也没有。”我说。

“往正南看看，是大瓶灌小瓶，还是小瓶灌大瓶？”她说。

那是远处的两个并排的星星，一大一小。因为离得很远，又为别的星星闪耀，我简直分辨不出，究竟是哪一个在灌哪一个。

“地里很旱了。”大娘说。

那时根据地周围不断作战，炮声在夜晚听得很真，大娘一听到炮声，就要爬到房上来，一直坐在房沿上，静静地听着。

“你听听，是咱们的炮，还是敌人的炮？”大娘问我。

“两边的炮都有。”我说。

“仔细听听，哪边的厉害。”大娘又说。

“我们的厉害。”我说。

还有别的人，能像一个子弟兵的母亲，那样关心我们战争的胜败吗？

工作完了，我要离开的时候，大娘没见到我，她煮好十个鸡蛋，叫小金抱着追到村边上，硬给我装到车子兜里。同年冬天，她叫小红给我做了一双棉鞋，她亲自送到报社里，可惜我已经调到别处去了。

不知大娘现在怎样，她的儿子到底有了音讯没有？

我走到大西章村边，人们正在修理那座大石桥，我道路很熟，穿过菜园的畦径，沿着那个大水坑的边缘，到了大娘的家里。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

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