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37

《隋唐演义》已经粗糙不堪，然尚能留下些人物性格。《五代史平话》，则简直不成章法，读之令人有不如读历史之感。此外，成功之作，就更不多见了。

你的小说，如果重点放在写农民上，则是上策。上层可少写，下层可多写，结构求其严谨，注意剪裁。不求其大，只求其精。人物力求合乎历史实际。这是大、小托尔斯泰的路子，想早已在考虑之中，并实施之矣。但这是我的估计之词，无权多说，仅供参考耳。

本应多读一些再谈，又恐怕你惦念，先此奉闻。其余部分，当从容拜读，亦希鉴谅。

总之，我读过的印象是很好的。文字语言，也很考究，非泛泛之作，影响一定会不小的。

匆此，祝好！

孙犁

1981年3月16日下午

致贾平凹（三封）

一

平凹同志：

今天上午收到你十二日热情来信，甚为感谢。

我很早就注意到你的勤奋的，有成效的劳作，但我因为身体不行，读你的作品很少，一直在心中愧疚。“五一”节在《文艺周刊》，看到你短小的散文，马上读了，当天写了一篇随感：《读〈一棵小桃树〉》，寄给了《人民日报》副刊版，直到今天还没有信息，我已经托人去问了。如果他们不用，我再投寄他处，你总是可以看到的。

文章很短，主要是向你表示了我个人衷心的敬慕之意。也谈到了当前散文作品的流弊，大致和你谈的相似，这样写，有时就犯忌讳，所以我估量他们也可能不给登。近年来我的稿子，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不足怪也。

你的散文的写法，读书的路子，我以为都很好，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泰戈尔的散文，我喜爱极了。

中国当代有些名家的散文，我觉得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架子大，文学作品一拿架子，就先失败了一半，这是我的看法。我称你的散文是不拿架子的散文。

读书杂一些，是好办法。中国哲学书（包括先秦诸子）对文学写作有很大好处，言近而旨远，就使作品的风格提高。所谓哲理，其实都是古人说过的，不过还可以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发挥。《红楼梦》即是如此成功的。

在创作方面，要稳扎稳打，脚步放稳。这样前进的人，是一定成功的。

等我再读一些你的作品，再谈吧。

祝你

安好

孙犁

1981年5月15日下午3时

二

平凹同志：

昨天晚上收到你的信，因为赶写一篇文章，未得及时奉复。今天早些起床，先把炉子点着，然后给你写信。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以说神交已久，早就想和你谈谈心了。前几个月，我也忽然梦到你，就像我看到的登在《小说月报》上你的那张照片。

我很孤独寂寞，对于朋友，也时常思念，但我怕朋友们真的来了，会说我待人冷淡。有些老朋友，他们的印象里，还是青年时代的我，一旦相见，我怕使他们失望。对于新交，他们是从我过去的作品认识我的，见面以后，我也担心他们会说是判若两人。

但是，你这次没到天津来，我还是感到遗憾的。我想，总会有机会见面的。

入冬以来，我接连闹病，抵抗力太弱了，又别无所事，只好写点东西，特别好写诗。前些日子，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首诗，题名《印象》，收到一位读者来信说：“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只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捧读之下，心情沉重，无地自容。他希望我回信和他交换意见，因为怕再浪费他的时间，没有答复。

我的诗的毛病，曼晴同志为我的诗集写的序言，说得最确切明白不过了。但因为一开头就如此，所以很难改正过来。

其实不再写诗，改写散文也行，又于心不甘，硬往诗坛上挤。

我的目标是：虽然当不成诗人，弄到一个“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过去，作品发表以后，常常遇到一些棒喝的批判。近几年，因为有一些勇士，在那里扫荡，这种文章少见了。好写这种文章的人就改变方式，用挂号信，直接送货上门，随你爱听不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最好置之不理。

有些人是由于苦闷和无聊，和你开开玩笑，比如，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降温，披棉袄作。他就来信问：“你一张照片上，不是穿着大衣吗？”又如，我同记者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人造谣说我吃的饭是透明的。他就又问：“那就是藕粉，‘荷花淀’出产的很多，你还买不起吗？”

说实在的，我收到的信，远远不如你们青年作家收到的多。其中，多数都是好心好意，我常常为他们那种幼稚天真象的那么容易！我回复的也很少，我确实有很多别的事要做，没有那么多精力了。

有的人也许会这样想：他们的稿子所以不得发表，是因为有老年人在那里挡着。我认为在官阶职位上，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在文学艺术上，就不能这样理解。各家刊物、出版社，虽有时对老年人不得不有所照顾，但就其总的趋势来说，其欢迎年轻人的劲头，比起欢迎老年人来，就大多了。历史如此，人之常情，谁也喜欢年轻的。其实也不必着急，不上十年，这些老家伙就会逐个消失，这是历史潮流所向，任何人不能阻挡的。

我的经验是：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听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

祝

全家安好！

孙犁

1982年12月4日清晨

三

平凹同志：

今天晚饭前，收到你的信，我心里有些不平静，吃过饭，就给你写信。

今年天津奇热，我有一个多月，没有拿过笔了。老年人，既怕冷，又怕热。

我觉得，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的吸取，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因为他们对文艺及其批评，不明底细，你应该多给他们解释。

前几天北京来人，和我谈起了你。我说，青年人一时喜欢研究点什么，甚至有点什么思想，不要大惊小怪。过一段时间，他会有所领悟，有所改变的。那位同志也是这样看。

我也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习字（石刻或影印唐人写经），大部头的，我都读不下去，只读过一篇很短小的“心经”，觉得是其中精华。作为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我绝不会相信，现在会有人真正信奉它。中国从南北朝，唐朝达到顶点，对佛教的崇奉，只是政治作用。人民出家，却大多为了衣食，而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是我们从小说中，也可以看出的。

所以说，传说中你有这种思想，我是从不相信的。但人生并非极乐世界，苦恼极多，这也是事实。青年人不要有任何消极的想法，如有，则应该努力克服它。

你的小说，我只看过很少的几篇，谈不上什么“出世”或“顿悟”之类。但有觉得，你的散文写得很自然，而小说则多着意构思，故事有些离奇，即编织的痕迹。是否今后多从生活实际出发，多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如此，作家主观意念的流露则会少些。

我的话，不知引起你的愉快或是不愉快，请你原谅我的信笔直书。

祝

好！

孙犁

1983年7月31日晚7时——

致房树民

树民同志：

寄来报纸，收到，甚为感谢。

千字散文，看了两篇。《南瓜小忆》一篇，写得很好，我喜欢这样的散文。它写的是作者的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感情。

事情虽不大，但内容绝不限于南瓜，是对乡土、亲人，过去与现在的怀念和写照，具有一篇短篇小说的内涵。文字也很朴实。

《广福寺里的佛》一篇，则是写的一种社会现象，当今的一种民俗现象。虽然是一个小小角落的现象，也真实地表现了时代的特点，作者运用讽刺的手法也不错。

可见，个人感受，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简短的散文表现，而且可以表现得很充实，很有内容。

长文，短文，浮泛的写法和朴实的写法，一个报刊，提倡什么，都会对作者们发生影响。你们这样提倡朴素短小的散文的作法，我认为对改变散文的浮泛之风，会有好处。专刊标为“千字”，当然不一定都限在千字之内，只是提倡与内容相称的短小而已。过去课堂作文，限两小时，虽然死板一些，但训练学生构思集中，写短文，是有好处的。因为看了这两篇，感到高兴，就写了一些罗嗦的话，就正于你们。

黄秋耘同志已收到书，谢谢你。

祝

编安

孙犁

（1983年）12月23日——

致李准

李准同志：

今天上午石坚同志送来大作上下集。下午收到惠函，多年不见，得聆雅教，非常高兴，非常感激。

所谈皆系闻道之言，受益甚多。弟自五十年代中期罹疾以来，写作很少。“文革”以后，劫后余生，有所抒发，实已无当年意气。至于名利是非，弟青年时代或有此念，今行将就木，已完全淡然。近年来，中国庄老哲学，亦有所悟，然道理融会于心，遇有事情袭来，则又易于激动，心浮气躁，徒增衍尤，故知闻道一途，亦知之易，而行之难也。今足不出门庭，不欲见客之名已远播，其效果犹如此，深以钝根天生为苦耳。

兄“敲钟”之说，甚好，正对我的毛病，当谨记之。

大作当从容阅读。我也是很久不看长篇小说了。短篇偶尔看一些，近年兴趣亦大减。然兄之作品，弟素日甚感兴味，此长篇的一些断片，似曾读过，印象甚佳。俟读完后，当写些意见，或文章，或信件，到时再定。

望多联系，时赐教言！专此，祝

全家安好

孙犁

（1984年）10月10日

致李贯通（二封）

一

贯通同志：

前后寄来的信和刊物，都收到了。《萌芽》我这里有，《上海文学》也有的。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兴。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欢。所以说，我虽然常常没有及时把你的作品看完，对你的创作还不能说是不关心的。

我的身体和精力，一年比一年差，衰退得很快。一天的工夫，也不知怎样就白就过去了。坐下来看书的时间很少，只是在晚上关门以后，才能安静地看一会儿书。这些年我好看古书，根底又差，有些书读起来很吃力，这些书又没有标点，有时为了几句话，在那里默默读若干遍。

不只你是，还有不少别的同志，寄来的刊物、书籍、文稿，我都没有及时看，压在那里，很觉辜负同志们的一片热心，心里很惭愧。

写作也少了。前几年，我写些短文章，发表在报纸副刊上。今年发见，寄一篇稿件到广州，要二十多天或一个多月，编辑部再压一压，登出来，距离写作之日，常常是两、三个月了。改寄期刊，那时间就更要长。出一本散文集，要一年半。因此，写作的兴趣，大大降低了。

自己不愿意写，对别人的文章，看着也就没有热心了。对文坛上的现象，也就不大关心，很少去思索了。

近来，刊物、小报不断增加，都在谋求生财之道。文学艺术，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赚钱，但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就常常出现廉价招徕等等流弊。现在有些作者，把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压在箱底多年的，人们早已忘记的种种怪事奇谈，都翻腾出来了。重加粉饰编排，向新的一代青年抛售出去。其中包括皇帝、宦官、大盗、女特务、怪胎、尼姑、和尚等等。其内容，正像旧社会电影广告上大书特书的：惊险、火炽、曲折、肉感。其理论为：以小养大，以通俗养正统；先赚钱后办正事等等。

对于这些现象，我是有些迷惑不解的。正形成一股风，不可阻挡，而且常常和“改革”这两个严肃的字眼，连在一起，有识之士，是谁也不愿多说话的。

事实是，经过十年动乱，青年一代文化修养的正常进程，遭到了阻碍和破坏，对文学艺术的鉴别能力，欣赏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降低，需要认真地补课。灵魂的创伤，需要正常、健康的滋补。应该给他们一些货真价实的，能引导他们前进向上的，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不应该向他们推销野狐禅，或陈腐的食物。

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是对过去管得过严，限制太窄，只许写工人农民，只提倡写英雄人物，高大形象，重大题材的一种反动。也因为以上原因，在通俗文学的理论研究、材料积累方面，在培养这类作家方面，并没有做过充分的准备。

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

前几年，青年人步入文坛，欲获“名”，必写爆炸性作品。

有的爆炸不当，反倒伤了本身。近二年，欲获“利”，必写“通俗”作品，如标准太低，也会卖倒行市的。

你从县里调到地区编刊物，当然是好事，编刊物可以认识好多人，发表作品也方便容易些。但这些有利条件，不是创作事业的根本。有很多人进了编辑部，反倒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了。你现在又因为照顾母亲，回到县里去，我以为对你的创作前途，是大有好处的。说来说去，创作一途，生活积累总是根本，其次是读书。回到县里，从这两方面说，都比你整天埋在稿堆里，或是交际应酬好得多。

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物写信求助。因为权威人物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口。有时说上一句两句，钝根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数万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连串的好处，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点。

还是那句老话，只问自己用力勤不勤，用心正不正，迈的步子稳不稳。至于作品的得失荣枯，先不要去多想。

给我写信，是另一回事，与上述无干。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

幼年读古文，见到唐宋大作家，为了文名，上书宰相权贵，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总觉得替他们害羞似的。年稍长才知道，他们实在有难以克服的苦处难处，什么都谅解了。无论各行各业，无论什么时代，总有那么一种力量，像寺院碑碣上记载的：一法开无量之门；一音警无边之众。令人叹服！

我年轻时，也很好名。现在老了，历尽沧桑，知道了各种事物的真正滋味，自信对于名利二字，是有些淡漠了。但不要求青年人，也作如是想。因为对名利的追求，有时也是一种进取心的表现。

还有的青年作者，不了解情况，寄稿件来，希望我介绍发表。现在，我既不是任何刊物的主编，也不是任何刊物的编委。稿子即使我看着可以，介绍给本地的刊物，人家不用，我还是无能为力。只好陪伴作者，共同唉声叹气。

最近，我已经申请离休，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欢下雪，雪，不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

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这一人物，由于你在小说前半部的艺术处理，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很喜爱这个女人。她的自尽，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非常不自然。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惊人之笔”，不惜牺牲好容易塑造出的一个动人的形象。她的死，没有充分的外界和内心的来龙去脉，大祸几乎是天外飞来。这是作家为了技巧的施展，安置的一处“悬念”。这一技巧装置，招致的是得不偿失的后果。

是这样。因为这一关键性的情节的失当，使你后来的故事，几乎全部失去了作为艺术灵魂的，自然和真实的统一体系。后面的故事乱了套，失去了节奏，跳动起来，摇摆不定。

当然，这也可能是你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不必讳言，我是不欣赏这种手法的。在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的性格都变了，或者说“复杂化”了，和你前面为她们打好的形象基础，发生了矛盾和破裂。你所写的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我认为都是不必要的，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

小说，以甜妮母亲的死亡为分界线，艺术反映是极不协调的。如果前半部的处理，是现实主义的，是典型的；那么后半部的处理，则与此背道而驰。如果有人认为后半部所写，也是真实的，也是典型的，那么小说的前半部，就要作出别的解释和判断。

我认为，在今天，即使在偏僻的角落，甜妮母亲的自尽，也不是典型的。而死后，撒在她坟墓上的洁白的荷花云云，就更近于文人的渲染了。

“悬念”这个辞儿，过去我不大留意，近来读一些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才时常遇到它。过去，我认为小说的悬念，不过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章回小说的卖关子。

现在才知道它是处理小说情节的一种流行的技巧。我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很难对它的功能作出什么评价。不过我认为，任何艺术，都以表现真实，顺应自然为主导。任何技巧，如果游离于艺术的自然行进之外，只是作为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其价值就很有限了。

贯通同志：鉴于你的真诚，我按照习惯，质直地说了以上的话。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有些地方说得过火了，希望你原谅。你的小说，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语言也简练洁净。

我希望你发扬自己的优长，加强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修养，不和别人争一日之短长，不受流行庸俗之风的影响。你的创作是很有前途的，这不是我的凭空设想，你已经脚踏实地做出很多成绩来了。

祝好！

孙犁

1984年11月20日

二

贯通同志：

十二月廿一日来信收到了。自从那篇通信发表以后，我也有些惴惴不安。特别是当一位搞评论工作的同志，看过我的信和你的小说以后，委婉地告诉我：“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的时候。我和你只见过一次面，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对于你的性格脾气，很难说是了解。即使了解，你对这封信的临时反应，也是不能轻易确定的。我近来不好读自己发表了的东西，这次竟把原稿找出来，看过几遍。我没有发见其中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我放心了。但我发见这封信带有很激动的情感，不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下笔的。这种心气不平和，当然不是因为你的作品，而是因为信的前半部那些题外的话引起的，然而它一直延绵到对你的作品分析的那个领域去了。

在分析你的作品时，有些话就说得偏激了些。例如对甜妮母亲的死，话就说得太绝对了，本来可以说得缓和一些。我想到：青年人读到这里会是不愉快的。

我坦白地说，我和你的这次通信，是我在一九八四年，最有情感的一篇文章，我每次读它，心里都忍不住激动。这是因为在这封信里，我倾诉了一些我早就想说的话，借题发挥了我平时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和想法。

好了，读了你的来信，知道你能体谅我的唠叨，容忍我的偏激，这很难得，因此，我应该对你表示感谢。

我有一个急躁性子，写了文章，就想急着发表，又在报社工作，所以有些文章出去得很快，其实这样并不好。文章写好以后，最好放一放，有个思考、修改的机会。这几年，因为文字的考虑不周，我已经得罪过不少人，得罪了人，就有报应，就得接受“回敬”，吃了不少苦头。文章，没有真挚的情感写不好，有了情感，又容易生是非，这是千古的一大矛盾。

总之，我读了你的来信，我松了一口气。你说，你要把小说改写一次。我希望你千万打消这个想法，不要这样做。这是不合艺术规律的举动，只能费力不讨好。原封不动放在那里，出书时一字不改地收进去，我劝你这样做。把精力用在写新的作品上。

任何人的批评意见，只能听听做参考，你说你的，我听我的，如果确实说对了，也只能在以后的创作中注意。何况，文章一事，别人的意见，哪里就容易说到点上。姑妄听之，并不算是不客气。我虽然好写评论文字，但从来没有给人家出过主意，叫人家如何如何去修改作品。“文心”二字，微妙难言，虽刘勰之作，亦难尽之。“文心”之难以揣摩，正如处子之情怀的难以洞照一样，别人最好不要自作聪明。

也常常听说，什么青年作家的什么作品，按照什么人的意见修改以后，成功了，出名了。我对这种事，总抱怀疑态度。

祝

好

孙犁

1984年12月31日——

致姜德明（七封）

一

德明同志：

前后来示都收见，赠书拜谢！

我常常做梦逛旧书市，所遇都是丛残无用之品，空手而归，醒后怅怅！你在现实中去买旧书，所遇恐与我梦境相似。

我常常想：我们现在还留恋此道，恐时时刻刻都在失望之中。

同时，你前来信提到的：要用笔记体作品招揽青年读者，私意以为其结果将与逛书市同。不知你以为然否。

拙作《远道集》因出版周期太长，失去了时间性，我对它没有兴趣，手下无存者，当向出版社索要一册，得到后即寄呈。

新年好！

孙犁

1984年12月31日

二

德明同志：

天津已经买不到明信片，十年来的习惯，只好改变一下。

邮局不再出售此物，恐与不能获利有关。

十一月一日惠函，今天上午收到。给文汇的那篇稿子，原有十节，不知为什么，只摘编了其中四节短小的，另加号码登出。使读者不知我为什么在晚年时，如此广为树敌，一段文章得罪一家刊物？其余六节，文字都较长，也都是泛泛讨论学术，却没有了下文。去信问余仙藻同志，尚未得到回话。

近年投稿，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徒唤奈何。如果只是此四节，我哪里会预先给你去信！

今年是我的本命之年，又是中国民间常说的一个“坎”，事情多不顺利。我每日都处在一种韬晦求安的心情中。文章也写得少了，确实觉得也没什么好写的了。回忆已陆续写完，琐谈已无话可说，至于文艺评论之类，因很少阅读作品，也以为少讲为好。真像遇到一个坎一样，心情大不似前几年了。

正在考虑死后，书籍如何处理的事。所以也不再买书了。

但每天晚上，还是读一些，碰上什么就是什么，多是旧书。最近蓝盾编辑部，送我一部《三希堂法贴》，对写字我也兴趣不大，草字又不能读，好在前些年，我在北京买了一部《释文》，读读书法家的尺牍。觉得古人写信，虽简短，多应酬，却也真有动感情的地方，也能表现处世交友之道，也反映不同的社会风气与士大夫的风格。宋人和元明人，就有很大不同。

祝

好

孙犁

（1985年）11月3日晚

三

德明同志：

六月八日大函及惠寄字帖两种，均收到，甚为感谢。其中苏孝慈志，过去未见过，出土较晚，字体完好，为隋碑中之可爱者。

读字帖，过去不解其妙处。老年始觉到：实亦安心定性之一途径。金石之学，永久不衰，学者得其精，以成著述。吾等外行人，得其余韵，以养心性。古人作此，以遗后人，未曾想到之另一妙用也。祝

夏安

犁

1986年6月17日

四

德明同志：

七月三十一日大函及剪报顷收到。我的琐碎文字，蒙兄郑重编排评介如此，且感且愧！

这里室温三十四度，已连续数日矣。今日稍有风雨，降低一些，太反常了。

蝈蝈，天津今年是四角一个，且有本地青皮，欺压乡下人，强行“承包”，与西瓜同售者。

今年我才知道，这玩艺儿好吃大米饭，过去，我都是喂它丝瓜花和菜叶，因有污染，常常死去。米饭则既方便又安全，特为同好介绍之。余幼年即喜养此物，常于酷暑季节，伫立谷地，屈十指互擦作响，以引逗之，然后循其鸣声，蹑手蹑脚，四处观望，捕得一只，已满头大汗。

祝

好

犁

（1987年）8月1日

五

德明同志：

顷奉十一月十日手书。对拙作芸斋小说看法，正是我这两日忧虑处。弟此种文体，一写就是这样；一定要得罪人，而得罪的又多是朋友熟人，所以的确有点怯于执笔了。今年一气呵成七篇，自己已经负担沉重，是否短时再能写出，实在是个问题了。这对你虽然不是好消息，但我的心情，你是可以理解的。

我住的大院，已改为报社发行处。现新购十辆邮送车，停于院内，每日调出调进，比公共汽车终点站还热闹，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散步的路子，也堵塞了，院内空气，也污染了。闭门读书，也读不下去了。而搬家之事，尚无定规，恐怕要到明年春季，才有希望。但我还是想泰然处之的，勿念。祝近好！

犁

（1987年）11月12日

六

德明同志：

托人带来的、寄来的赠书，共三册，都收到，甚为感谢！

书印得很好，内容我也都爱看。

我这里，实在一言难尽。因准备搬家，大伤心神。年轻人搬家是乐事，老年人搬家是苦事，而且有苦难言，强颜欢笑。这一搬动，几乎是背城一战。蒋公云：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抗战。我则云：不是弄到如此局面，也不会轻言搬家。区区下情，当蒙睿鉴！

前些日子，寄给袁茂余同志一稿，是《无为集》的后记，写得不好，也不应时，不知能用否？能用与否，反正是交了季涤尘同志的差了。

给青年散文家题了几个字。他来时，正赶上我精神很不好，手下也没有稿子。写了几个字，他高兴地走了。特告。

祝

好！

犁

1988年2月6日

七

德明同志：

节前蒙寄赠文教资料一册，本拟即刻复信，后以忙乱未果。

你写的关于谢国祯的文章，我以前似乎读过，这次读了他的两首题跋。这两种书，我都买过，寒云日记，后送人，是朱墨套印本，很精致，只是觉得内容与我的情趣，距离太远。

西山日记则在涵芬楼秘笈中，印象亦不深。我还有谢氏散出的藏书两种，其中有高士传和蕉廊胜录。

我每天装书一箱，或整理杂物数件，别的事都没精力去做了。

祝

安好！

犁

1988年2月29日——

致谌容

谌容同志：

五月二十九日惠函敬悉。以后赐信，还是寄到我家里或是报社，由作协转信，有时很慢。

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

你来时，我正写的文章，题目叫《耕堂读书记——读沈下贤集》。读书记，是我近年常写的一个题目。它不是创作，所以也谈不上打断，此文已经发表，现在寄上剪报一纸，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因为自己已很久不写小说，近年来也很少看小说。你的小说，那样有名，我也没有认真去读过，这是很不应该的。当代作家的作品，总是有个机缘，我才偶尔读一些。

当收到你惠寄的大著《太子村的秘密》的时候，正赶上《收获》也来了，我一看上面有你的作品，不知为什么就要急于读这一篇。

我用了三个晚上，读完了你的中篇小说《散淡的人》。我读书的习惯是，不读则已，读起来就很认真，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你的作品，也是这样读完的，而且是选择安静、精神好、心平气和的时间读的。

名下无虚士，你的小说，写得真好。它能吸引人，我是手不释卷地读完的。

你用现实和历史交替的写法，完成这篇故事。杨子丰这个人物，写得饱满、完整，血肉充盈，神采飞扬。这并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当然也很难说，是个喜剧的人物。他的言语机锋，有很多名言谠论。这也是时代的产儿，幸而他没有夭折，完成了伟大的动荡时代的一个方面的证词。小说结尾之处，有余韵，有没有说完的，不易解答的问题，使我掩卷沉思。

谌容同志，原谅我，关于你这篇小说，我就谈这一些。这是我真实的读后感，或者说是读书记。我不是理论家，我厌烦繁琐的言词，也不会写头头是道，五彩缤纷的文章。

但是，就这个机会，我还想和你谈一些题外的话。我读作品虽然很少，但也能发见，当代中、青年作家中，确不乏有才有志之士。他们严肃地从事创作，认真地思考问题。对时代，也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民族，有一种赤诚，有一种信念。

这种赤诚和信念。都饱含在他们的文字语言中间。创作方法，也可以说是创作风格，不会一样。一种是表象的写法，一种是内心的写法。前者是通过场景表现人物，包括服饰、饮食、起居方面的细微描写。故事紧凑，人物活跃，通篇有声有色，无懈可击。这种小说，我通常称之为规格的小说，来源于莫泊桑。这是精心细致做出来的小说。写这种小说的人，不断采撷，不断写作，每隔一段时间，就完成一篇作品，很有规律，成为职业作家。

另一种小说，即第二种，是作者内心郁结，不吐不快，感情冲动，闻鸡起舞。这种写作，形式有时不完整，人物有时也有缺陷，但作者的真情实意，是不可遏止的。作品中有他的哲学，有他的血泪，有他的梦幻，读起来，谁也不能心平气和，不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这种小说的根源，外国可找契诃夫，中国则是《红楼梦》。这种创作，常常是偶然的，难以后继的，是天籁，电光一闪。这不是做出来的小说，是个人情感和所遇现实碰击出来的火花。

当然，两种小说，也很难断然划开。先是写第二种，后来变为第一种，也是有的。而先写第一种的，却很少转为第二种。这两者并无高下之分，由作家的气质、师承和爱好而定，前者倒可以说是小说的嫡传。在中国，茅盾的小说似前者，而鲁迅的小说，似后者，不知你以为然否？等我慢慢再读一些你的作品，我们再详细讨论吧。

读完你的《散淡的人》，脑际萦绕，有不能已于言者，今晨三时起床，胡诌了以上几点。外面则雷电交作，大雨倾盆，这种氛围，最利于写作了。

祝

好

孙犁

1985年6月19日

致杨栋

杨栋同志：

收到你九月五日信，非常感谢。

关于住房，哪里谈得上卢梭的“退隐庐”，连想也没敢想过。我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而安静二字，现在是越来越难说了。有时也想到山林，但人除了安静，还需要穿衣吃饭。比起衣食，安静就只能退居次要的地位了，所以我一直还住在这个人海里。

从这个城市中心到郊区田野，坐汽车也要走一个小时。一九四九年进城时，我是走进来的。现在如果有什么事情，我是绝对走不出这个城市了。一想到这里，就如同在梦中，掉进无边无际的海洋一样，有种恐怖感，窒闷感，无可奈何感。

我的老家还有几间旧房。新近村里来信说，接连下了几场大雨，老屋就要倒塌了，侄子们打算分用那些木料。如果是这样，我的老家就是片瓦无存，回去也无立锥之地了。

市里对我的住房，也不是不关心。他们几次劝我搬到单元房，但我没有去。单元房上下干扰得厉害，我现在住的是平房，虽然老旧，四周嘈杂，上下还是可以放心的。当然还有雨漏之灾，狐鼠之患。

总之，我恐怕就要在这个地方寿终正寝了。

关于你要在十月份来看望我，如果你方便，我是很欢迎的。不过，我一个人生活，又有病，恐怕不能很好招待你。我不善交际谈话，会使抱有热诚之心的青年人失望。

你要带给我几十斤小米，这确实太多了。我一个人，每天熬一次粥，能用多少米？另外，这里离老家不远，亲戚们每年都给我捎小米来。我没有冰箱，小米好生虫，一到夏天，我就得端出端进，忙于晾晒。因此，如果你要带，十斤就算不少了。

抗战八年，我吃的山地小米不少，至今对山区农民的养育恩情，还没有丝毫报答，我想起来也是很难过的。我感谢你那当医生的爱人的拳拳之心。

希望你多读书，细读书，多跑路，写好文章，不断开创自己的新路。祝好！

孙犁

1985年9月15日

致葛文

葛文同志：

收到你十一月七日信。

田间同志的逝世，使我非常痛苦。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小争吵、不愉快，但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忠厚的人，真诚的人。这种人，目前并不是随处都可以遇到的了。所以，我很怀念他，因为怀念他，今天见到你的信，我的感情又很波动，几乎流出泪来。

你知道，这两年，一些老熟人，不断地逝去，我却很少写悼念文字。因为有些人虽然很熟，但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总不太明确，觉得文章不好写，也没有多少话好说。另外，也接受一些经验教训，说话得直了，家属不高兴。家属总愿意把文章写成悼词似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写起来就没有意思了。

老田是例外，是我夜里起来写成的。我也没有忌讳，我知道，即使我有些话说错了，你和孩子们，还是可以谅解的。

古人云：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但是时间会渐渐沉淀生者的痛苦，向别的方面转化，用有效的工作来纪念死者。

这也是我对你的希望。把老田的遗著，好好整理一下。你自己也可以多写些文章。近年投稿不易，不要管它，认为有意义的，就用心把它写出来，总会有用的。

我一年不如一年，今年尤其显得衰老。心情忧郁，几乎是足不出户，文章也写得少了。总没有给你们写信，原因就在这里。

保重自己的身体吧！有机会可以到天津来玩玩，天津家里还有人吗？

孩子们也都大了，我想他们会好好工作，用成就来纪念他们的父亲的。

祝

好！

孙犁

（1985年）11月8日中午——

致黄宏地

宏地同志：

看过了你寄来的四篇散文。其中有两篇，是写景物的；有两篇是记人物的。

我觉得你的文字简净，叙述明快，结构也不拖拉，这是写散文的基本功夫，你有这个条件，可以写好散文。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彷徨苦闷，莫知所从。

你所以会有消极的想法，可能是看到散文，目前还有很多别的形式，别的写法。我劝你，不要去看这些，也不要为它迷惑。你只要按自己的想法，按自己路子去写。你的写法是真诚的，朴实的。

中国的散文，都是有所为而写的，作家在阅世之余，常常思考着一个问题，一个道理，从一篇文章中，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

这个道理，常常是通过一件事，或一个人物表现出来。这个道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更不是玄之又玄，凡夫俗子所不能理解的。恰恰相反，这个道理常常是一个浅而易见的道理，人人体会过的，充满人世之间的，但还没有人这样通俗地、明确地提出过。

作家通过一个普通的人，或普通的事，把这个普通的道理，揭示出来。所有伟大的散文，伟大的作家，都是如此。匹夫为万世师呀，一言为天下法呀，圣经格言，无不走的是这条路。

有人经历不多，未受心灵苦难，未见人世真伪，下笔之前，先拟哲理，那都是欺人之谈，不要信他。

这当然不是说，孔子耶稣，韩柳之文，没有异乎常人之处，是信手拈来的。他们的特点是：先有丰富阅历，后有远见卓识。

中国的散文中，也有感兴。你的散文，也有感兴。什么叫感兴？就是在记述真人、真事、真情之时，作者出于真实的感动，所发出的真诚的感叹。感叹的基础是真情，真情的基础是真事。如所记非实，徒作感喟之词，岂非无本之木？想用它去感动别人，那可能吗？

也得谈谈你的散文的不足之处。你年纪还轻，所以文字也有些稚嫩。你的缺点，只能以你的年龄的增长来抵消。但多多思考一些问题，多读一些书籍，还是有帮助的。经典著作，不能轻视。流行学说，可以分析。

前蒙捎来大海螺，非常感谢。剪报仍托大光寄还。

此信草草，不妥之处，请原谅。

祝

安好

（1985年）11月8日大风寒——

致邹明

邹明同志：

自迁入新居，我们就很少见面。近又得知你身体不适，甚为挂念。望积极医治，安心调养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