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干电池工厂从１９３７年起，奉军方命令，开始制造军用干电池，不久后，接连有新产品问世。在１９３９年，关于制造干电池用主要材料的高纯度金属锰，研究出了更好的处理方法。
另一方面，松下收音机股份有限公司于１９３８年设置无线电通信机部门，在门真街工厂开始研究发展无线电通信机械零件。１９３９年９月，设置军需品部门，开始制造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零件。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５日，松下电器公司在大阪中央电气俱乐部的礼堂，召集松下各单位的三等以上职员开会，并当场发表了业务方针：
（一）松下电器公司向来致力于民生工业的经营，但目前因军方的要求，必须转变为军需品的生产。
（二）军需工业固属重要，可是日本全国有７万多家销售本公司产品的商店，再加一般国民日常生活也需用电器物品，所以我们的民生工业生产，仍不可忽视。
（三）本公司各生产部门，不论是制造军需品，或是制造民需品，希望大家坚持产业报国的精神，勇往直前。
自从上述业务方针宣布后，松下电器公司在每年年初，必须依照这一成例，将该年度的经营方针，正式公布出去。从１９４１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在公司每年的《事业经营方针报告书》中，常有三条事项，年年重复地刊载，让员工们阅读及深深体会此三条事项的重要性。它们是：
（一）为适应国策，必须以全力生产军需品。
（二）谋求从业员工亲睦团结。
（三）处理业务力求节省经费。
松下幸之助１９４１年９月制订了“松下电器公司礼法制度 ”。这项制度所揭示的纲领一开始这样写道：
“第一，我们鉴于当前时局的危急，体现本礼法的真义，务须全力躬行实践，由此显示出这项礼法对于确立国家国防体制的需要 。”
“第二，我们应以工厂当作战场，彼此各尽其职，上下各负其责，遵守本公司所制订的礼法；主管者严格领导，僚属们衷心服从 。”
总则包括四条，至于各章内容，至为充实，全部共有６９条，分成四篇：第一篇为《关于皇室及国家之礼法》，第二篇为《一般之礼法》，第三篇为《关于公司旗、公司主人、来宾之礼法 》，第四篇为《日常生活起居之礼法》。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新体制纲要 》，从此以后，凡有关的经济活动，愈发加强公益优先原则。这时，与军需工业直线上升成为明显对比的，是各种民需工业一天比一天衰落。创业以来，专门制造家庭用电气器具，并赢得事业成功的松下电器公司，虽被迫向军需生产方面转变，但比起其他公司来，不能不落后一步。可是在转换制造军需品的历程中，以其所特有的大量生产的设备及其优异的经营管理方式，曾得到军方极高的评价。
原料、资材的缺乏，一年较一年严重。禁止制造民需物品，致使松下电器公司的工厂生产，军需品所占比重急速增大，局势所迫，自然非如此不可。松下幸之助处于这种艰难情形之下，仍能以多年来制造民需物品所得的经营理论，始终努力贯彻在日常工作之中。
１９４１年１月，以公司总经理的名义，松下幸之助发出“第４７号通知 ”，对公司员工强调“培植信用”的重要性。
“信用至为重要，尤其是商人更不能缺少信用。至于我等制造厂家，若想获得他人信任，今后无论制造部门或销售部门，一定要迎合需要者的希求，完全满足他们的欲望。也就是应该常常记住：‘顾客第一’、‘信用至上’、‘客户永远是对的 ’。除了制造对他们有用的优良物品外，则无论什么蹩脚东西，均不要生产或售给他们。这一原则，必须严格地永久地遵守。销售有瑕疵的商品赚来的利益，必失掉宝贵的信用，两相比较，还是损失大收益小，并且会导致整个事业垮台，不可不慎！
以前曾强调全体动员，制造优美货品，用意就在此。我们从今天起，就要付诸实行！假如今后任何部门出售的制品违背了上述的宗旨，由于货物品质恶劣而使松下电器公司失信于客户，其部门的主管要负全部责任。希特别注意为要！保持最好的信用，大家互相警惕，彼此应当互相劝勉 ！”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因日本偷袭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战争，并进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１９４２年一年中，可以说日本军占据优势。及至１９４３年２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以日军一战败北为转折点，之后，同盟国军队加强反攻，节节胜利，日军遭受猛烈炮火攻击，失掉主动，从各地战场一路败退下来。
由于军方的要求，松下幸之助投资１０００万日元，于１９４３年４月设立松下造船公司。不容讳言，松下幸之助本人对造船事业毫无经验，既没有设备，又缺少技术人员，当初可能绝不想染指这项事业。但是，从１９４２年起到１９４３年止，日本政府的造船计划未能达到目标，军方怂恿他经营造船事业，才使他下决心按照他的独特构想着手设厂制造。
所谓他的构想，是指活用以前大量生产电气器具的经验，采用一种“装配线作业方式”来造船。他将造船工程分成８个或者１０个阶段，确定每一阶段的工程所需用的时间，分工连贯作业。松下幸之助估计这样一天可制造船舶一艘。
他立刻拟定计划，从“战时标准型船舶”之中，选用吨数在２５０～３００吨级之“拖曳船 ”，并大量生产。向日本政府申请立案，政府主管单位对其颇具独创性及积极性的计划至为赞许，很快就批准他的造船事业申请，并表示如果寻找建厂用土地发生困难时，也愿助一臂之力。实际造船必不可缺少的是土地，很巧，这一难题不久即告解决。原来当时大阪府知事三边长治对此事不但了解清楚，且极想协助促成，在□（地名）地方有大阪府的公地３万坪，当即拍卖给松下造船公司。
这时，松下幸之助调派“专务董事”井植岁男为松下造船公司总经理，井植岁男当即根据以前拟定好的计划，在购得的土地上运来机械设备，建筑厂房。另一方面，到处雇用造船技术人员。
松下造船公司业绩极佳，可说是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功。因此引起军方首脑们的注意。海军当局乃劝请松下幸之助再制造飞机。实际此时松下电器公司的分公司早已大规模地改换业务，正在制造飞机的螺旋桨等零件。在１９４３年８月，该分公司独立，改称为松下航空工业公司。这时，松下幸之助当然没有想扩大生产能力、着手制造整个飞机的念头。不过，以外行人造船而竟能成功，使他志得意满，对造飞机产生了极大的信心。恰于这个时候海军当局一再要求他从事飞机的生产，自然无法一口拒绝。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他投资日币３０００万元，设立松下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松下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虽说是生产飞机的单位，最初即使引擎也不能制造，而仅仅以产制机身为主，且最要紧的一点，机身的主要材料是强铝，这种材料在当时极度缺少，故以薄木夹板再加上一层人造胶木充做机身的材料，成为木制的机身。
松下事业所属各公司，没有懂得制造飞机的技师，同时，上述材料制成的木制机身，还在海军当局研究开发之中，松下飞机公司开始制造之际，完全依赖海军机构派来的技师指导和协助。技术工程师不足，机械、设备、资材的采购调度也好，工人、技工招雇也好，当松下飞机公司开始作业时，其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不知比以前松下造船公司开业时又增加多少倍。这些不易克服的难题，等到一项一项设法解决之后，该公司总算好歹造出第一架飞机，可这已经是日本投降那年的春天了。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７日，依照“军需公司法 ”，日本国内重要产业有１５０个事业单位，被指定为生产军需品的公司，松下事业机构属下的公司有松下造船公司、松下航空工业公司、松下无线电通信机械制造公司３家。继而在４月２０日，第二次又公布４２４家事业单位为军需公司，其中属于松下事业机构的松下电气工业公司、松下金属公司、松下飞机公司、松下干电池公司４家，被追加指定从生产民用品改变为生产军需品。
由于海军当局坚决要求，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开始制造航空无线电机械用的真空管。该公司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在电灯泡事业部门内，急速设置真空管制造厂。在厂长谷村博藏指挥下，仿照德国产品真空管，先着手制造六个球到七个球的万能真空管。在１９４４年３月，在“惠以寿桥”地方收购一座工厂，正式进行生产真空管。可是，航空无线电用真空管的制造技术，非常艰难，再加上当时正处于战争末期，日本国内呈现战时经济的病态，要在事业方面有所活动，便要遭受各方面的掣肘和限制，因此担任生产的人员，尽管埋头工作，拼命苦干，其结果还是不理想；即使希望有一点点进步改善，都非容易的事。然而，这次员工们的努力，却在战后发展收音机真空管工业上得到了补偿。
当时，一方面松下事业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因为在战争时期，社会情况已与平时不同。以这些特殊条件为前提，松下事业的管理体制，乃有革新的必要。恰巧军事当局向各事业主持人表示：为了提高企业经营的效率，各事业单位机构，宜做适当的改革。松下幸之助当机立断，即刻采取行动，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日，松下事业所属的电器、电机系统的４个公司，如松下无线电通信机械制造公司、松下干电池公司、松下电气工业公司、松下蓄电池制造公司，开始归并在总公司之内。这样改革的结果，可以铲除基于各自独立经营所产生的组织重复，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并且工作人员重新做更好的配置，有利于推进管理效率化。
当时，隶属于松下事业的公司单位，除在日本国内有松下造船公司、松下飞机公司、松下航空工业公司、松下金属公司外，还有在国外设立的工厂、分公司及发生业务关系的友好公司，如松下电器产业真空管制造工业的爪哇工厂、松下电器产业总公司营业部、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朝鲜永登浦工厂、朝鲜汉城营业所、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中国沈阳营业所、松下电器贸易公司中国天津营业所中国北平办事处、中国东北无线电机械工业公司、台湾松下无线电机械工业公司、松下制品配销公司、朝鲜北部电器共同销售公司、朝鲜西部电器共同销售公司、朝鲜南部电器共同销售公司和朝鲜中部电器共同销售公司。
五、 战后重建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在长年苦战之后，终于国力不济，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前后打了８年之久的大战，至此以失败投降告终。日本从明治天皇登基以来，经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工业化和科学发展，企业的成果，大部分灰飞烟灭，归于泡影。日本全国人民均陷于悲观和恐惧之中，想想国家的将来，瞻望自己的前途，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松下幸之助也不例外，在短时期内，忧虑万端，不知自己该如何处置！但是生来事业心重的他，经过一段时间，便认为老是这样的思前虑后，于事无补，徒生烦恼！他在《为什么》一书中说 ：“当天夜里，我辗转反侧，实在无法入睡，此一意外变局摆在眼前，今后我将要做什么？又能有什么事可以去做？愈认真地考虑，愈感到心酸！所以久久不容易得到一个结果。然而有一件事是能够肯定的，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日本必要走上复兴再建之路，即使一分钟一秒钟的犹豫，也绝对不允许。为了日本的重建，需要我做的事，我也能够做的事，惟有从事工业生产。这就是置身在实业界的我所应负起的最大的使命 ！”
第二天，８月１６日，松下幸之助提早上班，召集全公司干部开会，当场发表谈话 ：“大家迅速整理工厂，务须赶快增产家用电气化器具，这是我们的责任 ！”他和公司干部认真研讨的结果，是在８月２０日以松下电器公司的名义向全公司员工公布的重建公司业务的计划：
“我们面临此一世纪最剧烈的一次改革时期，松下电器公司须要迅速转换为民生工业的生产，为促进日本的重建，迈出我们的第一步。工业生产系国家复兴的基础，我不仅付给诸君一个复兴日本工业的开路先锋的荣誉，同时，由于转向民用物品的大量生产，更欢迎失业的或将要失业的人们到我这里来工作。大家携手合作，进一步发扬松下电器公司的传统精神，并深深期望对日本的重建和文化弘扬有所贡献 ！”
以公布公司业务重建的构想为一转机，松下电器公司很快地为了改产民用物品而开始调整企业体制。即在大战终止之际，该公司于国内国外共有６７座军需工厂，其中约半数已经关闭或停工，从业员工中希望辞职者和战时征用来的工人，都按照次序一步一步地处理完毕。
松下电器公司战后恢复生产，虽极顺利，到１９４６年，突然从外边来的限制，不断增加，使松下幸之助陷入了创业以来未曾有过的窘境。主要原因是由于联合国进驻日本的军事当局，半强迫地实施多种限制日本工业生产的政策，以防止日本再度国力膨胀，发动侵略战争。
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４日，开始第一次指定一些公司为受限制生产的组织单位；同年６月３日，指定一些财阀家族应受分散其财产的惩罚；从同年７月起，分几次指定一些工厂向战争受害国进行赔偿；同年８月１１日，停止支付战争期间军方购用的军需品补偿费；同年１１月２１日，指定一些政界、财经界的人员不能再担任公职；同年１２月７日，指定一些公司为特殊企业界单位将接受特别办法处理。以上共计６种遭受限制的对象，约有８个月之久，占领日本的美军当局通过日本政府，对这些应受惩处的对象，施行了严厉的制裁。
在战争期间松下电器公司设立了很多“子公司”，虽然俨然成了一个大财团，但不论历史或其事业内容，若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比较，则有天壤之别。但占领日本的美军当局将其和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一样看待，并列为财阀家族，限制其经营事业。松下幸之助对这种措施认为不当，因此，他收集所有比较材料，向美军总司令部提出抗议。只就作好的英文说明书一项来讲，便超过５０００页，可谓洋洋巨著。关于展开继续不断的抗议，及绝不辞让总经理职位的松下幸之助，在同年１１月，官方发表诸多人士不能担任公职，他也被列入名单之内。同时，不仅松下电器公司已被指定为财阀，隶属于它的很多“子公司 ”，因在战时制造重要军需物品，凡常务董事以上职位的人，也就是第一级人员，均无条件地要受解职处分，并不准上诉抗议。到此地步，尽管足智多谋的松下幸之助，也不得不早作准备辞掉总经理的职务。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不可捉摸者，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通时，忽然峰回路转，复现光明。松下幸之助正在进退维谷、一筹莫展之际，想不到有人告诉他“等一等 ”，不要辞职！这一招呼是来自刚好组织成立的日本工会，原来以日本工会为中心，发起了取消松下幸之助总经理解职处分的运动。
日本投降以后，联合国军队进驻日本本土，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执行占领政策，依据对日占领基本方案，采取若干措施，在诸多措施中，有一项是奖励日本组织全国工会。为迎合美军总司令部的要求，所以日本企业界一时组织工会的运动普遍热烈展开，如火如荼。松下电器公司的工人，捷足先登，领头倡办，于同年１月３０日，以朝日见瑞为理事长，松下产业工会乃告成立，共有４２个支部，工会会员１５０００名。与此同时，创业以来松下电器公司为了内部亲睦合作而组成的“步一会 ”，宣告解散。１９３９年进入松下电器公司供职的朝日见瑞，在未担任工会理事长之前，系“同盟总会”的会员，对于劳工运动，可谓尝尽辛酸、体验丰富。当时选他为工会理事长，驾轻就熟，再合适没有。松下电器公司的工会组成，由他做领导人物而推进会务，也可以说是当然的结果。该工会成立之初，揭示三条纲领与决议，通过八项要求，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争取团体交涉权”、“参加公司经营”、“加位支给薪资与津贴”、“撤销资格限制制度”等，开始积极做各种活动。
松下电器公司的工会绝不是由老板松下幸之助授意才掀起一场运动，为他请愿解除免职处分。这次运动，完全依照工会主持人的判断和预测而发起。原来工会方面基于上述的三条纲领、八个要求项目，向公司当局强行交涉，而交涉对象是足值信任的松下幸之助，也真心希望能够解除免职处分，不致使双方的谈判陷于因无对象而停顿或决裂。所以工会会员一个一个地往请愿书上署名盖章，最后加以统计，工会会员及其家属合计竟达到一万数千名。工会干部携带此项请愿书，前往东京面谒工商省大臣星岛二郎和大藏省大臣石桥湛山等政府要人，直接求见，并热心地为松下总经理奔走陈情。
不但工会掀起请愿运动，即日本全国松下电器公司的代理店店主，也加入行列，为松下幸之助撤销解职处分发起同样运动，向政府当局请愿。
正在这个时候，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经济复兴局的主管官员到松下电器公司视察，并和松下幸之助会谈，因而非常赞佩他的经营企业理论。后来，这位美军官员向其上方做有利的进言，改变了对松下幸之助的解职处分。
松下幸之助虽获得政府当局宽待，免于解职处分，仍留在总经理岗位上。但解职处分以外，仍有五项针对各私人经营企业的处分，松下电器公司在事业活动方面，依然遭受极大限制。加上这时日本正值通货膨胀，资源缺乏，动力不足，及工会团体要求增加工资运动愈来愈烈，因此，该公司的业绩急速衰落。
１９４８年２月，该公司遭受“排除集中法”的处分。和其他被指定应受此法处分的公司相同，当即依照此法令仔细地拟好了企业解体方案，向政府当局提出。松下不得不对公司的解散早做准备。避免已经面临危机的公司，愈发恶化下去。
１９４８年６月，松下接受住友银行最优惠的两亿日元贷款，本来希望这笔融资作为公司营运奖金，可以维持一个相当的时期。可是，松下电器公司老早期待的９月里改订公定价格，忽告延期。这一年，上述融资很快用光。因此，该公司经营完全陷于困难，连从业人员的薪资都无法按时支付。
１９４８年年底，该公司对全体人员发不了一分钱的年终奖金。１２月１０日，松下幸之助写了一长篇报告，题名为《在本公司兴亡之秋，我所迫切希望于全体员工者 》，正式公布大家知晓，其中有下列一段话：
“我是７０００名从业员工生活所寄托的松下电器公司的主持人，当与各位共同尽力维护此一事业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因为责任重大，应该将事实真相告诉大家，然后可以获取诸君发自内心的协助与清楚的了解，以设法解决公司的问题及平安度过目前难关，并图谋全体同仁生活安定。不管年终奖金也好，过年奖金也好，凡是公司能筹集得出的金钱，一定尽量发给大家。那样做，我自己也会感到愉快。这就是说，不能让从业人员的生活遭受威胁，必须为大家的幸福着想 ！”
至１９４９年，松下电器公司业务困难情形，仍没有一点好转。在这一年，该公司欠缴税务机构的税款，数额之大，占日本第一位，真是不光彩的记录。处于如此艰苦状态下，解雇的及自愿退休的员工，显著增多；如同前一年比较，员工已减少一半，只剩有３５００人。由于公司营业不振，松下幸之助自身的生活，当然也同样窘迫。因为事业衰退而减少个人收入，再加战争停止所发生的种种难题，一齐归集在他的身上，生活困扰，烦恼益多。
松下幸之助无论在事业方面或个人生活方面，都遭遇到最大的危难。但不久之后，曾经经营企业有过辉煌成就的他，却又做出了一件非常具有深刻意义的事，这就是“ＰＨＰ研究所”的诞生。
ＰＨＰ是（Ｐｅａｂｅａｎｄ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的缩写，意义是“由繁荣带来和平与幸福”。这句话稍含宗教的热情，松下幸之助开始倡导这一社会启蒙运动，是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３日，也就是日本战后新宪法颁布之日。
战争停止后，他亲眼看到时移势转，世事变迁，在内心发生了下述的感慨：战争打败了，就得承认失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战争一经结束，便应立刻低头静思反省，为了再来一次重新复兴日本起见，全国人民应该加紧工作，加倍活动。因要达到目标，不分男女老幼，均须同心协力！
战争停止以后，社会不安，经济混乱及普遍的穷困潦倒，对于在这样情况之中生活的人们，松下幸之助不禁感到极大的矛盾，也激起他产生了实现１０项目标的野心，并创设“ＰＨＰ研究所 ”，积极地开始社会启蒙运动。
（１）勤劳工作的人，应享有丰裕的生活。
（２）让人们自由地愉快地工作。
（３）对于民主两字的意义，要有正确的理解。
（４）劳资双方，应彼此协调，并各尽其责。
（５）戒除浪费。
（６）减少公家经费，增加工作效果。
（７）租税负担，要正当公允。
（８）由企业促成空前的繁荣。
（９）要使工作的人发挥最大的效能。
（１０）教育的目的，是培植人们具有完整的人格。
当时，松下幸之助本人是待罪之身，对于经营事业遭受各种限制，丧失了自由发展能力，自然而然地乃得倾注全力于ＰＨＰ运动。在发动此项运动的过程中，由体验而得来的哲理，不久之后，却能活用到重建松下电器事业的各项工作中去；可以说形成了他以后经营企业的理论方针。
他推动此项运动的方法之一，是于１９４７年４月，创办“ＰＨＰ”杂志。从１９４８年２月开始，松下幸之助本人在该杂志上将自己的想法命名为“ＰＨＰ”之声，每期写一篇文章，公开刊载发表。
“ＰＨＰ ”杂志从创刊号起到１９６８年５月号为止，已经发行２４０期，其发行册数，实际共有６６万册。
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４８年，是松下电器公司创业以来从来未遭遇到的危机阶段。
从１９４９年２月起，先解除了以前规定的“排除事业集中经营法 ”，继而“指定财阀家族”、“遭受限制的公司”及“指定的股权公司”等惩处日本企业办法的撤销也成定局，仅是时间迟早而已。松下幸之助便在这一年的春天，希望事业重建，各部门改革，着手实施彻底的合理化。其合理化的内容包括：人员整理，组成国际牌制品公司单位互助会，认真实行各事业部门分权制度。凡是松下各事业机构的人员，无论属于技术部门、管理部门或其他补助部门，均须符合综合调整的基本方针，但以奖励退休或自愿辞职的方式办理，绝不强迫裁人。后来照此办法而退休与自动辞职者，共有１３００余人。组成互助会和认真实行各事业部门的分权制度，正是道奇顾问倡导通货收缩政策开始呈现景况严重的１９４９年秋天。前者的宗旨是图谋加强松下各生产单位与各代理商相互间的精诚团结，松下幸之助不顾交通极度拥挤的困扰，自己亲身北自北海道起南至九州止，遍访各地的代理店，同店主人促膝交谈，亲切地交换业务意见。他比任何公司领先一步，非常成功地建成坚强的全国推销网。
全部工厂分成三个组织系统，每一组织系统完全独立，单独核算损益。大刀阔斧，推行分权制度，并且管理机构也一道采用三个事业部门制度。编余人员照自动辞职的奖励措施办理。在１９５０年３月，在一部分自动辞职的人以外，多余的人员，则让他们暂时休职，停薪候用。第一事业部门辖有收音机、通讯机械、真空管、电灯泡等商品制造业务；第二事业部门辖有干电池、电热器等商品的制造；第三事业部门辖有电机、蓄电池等商品的制造。此外，各地的营业所则直属于总经理，各营业所均独立营运，单独核算损益，营业所主任负责全部工作。当初拟订这种体制的用意，在于促进各独立单位的积极活动。松下幸之助本人担任第一事业部门的最高主管，在新制度实施之际，亲自站在最前线上指挥。
松下电器公司准备重建事业的计划大致就绪时，偏巧，韩国战争突然爆发。以此为转折点，日本实业界快速出现繁荣景象。由于韩国战争，向日本大量订购军需品及民生物资，日本国内需要，也同时倍增，因而松下电器公司的业绩在短期间内就有了显著改善。在１９５０年６月，突如其来的南北朝鲜战争，使“道奇”顾问大力推行的“经济安定政策”造成的日本经济恐慌不安的危局，却获得了否极泰来的转机；一方面美国军方的订单如雪片飞来，另一方面输出物资也急剧增加。在南北朝鲜战争发生前夕，据日本经济界人士估计，全国工厂存货总额达１０００亿到１５００亿日元，及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大批滞销货品迅速销售一空。
局势如此转变，早就看得清楚的松下幸之助，认为时机不可错过，决心一举挽回经营事业上的颓势。他在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７日召集公司干部人员开座谈会，说明今后事业经营方针并咨询每个人的意见。这时，从松下幸之助的谈话中，明白表示出他在长时间内忍辱负重，好不容易熬到现在，总算获得了活动的自由。他一定要抓住这一大好机会，做一番伟大事业，以展雄图。
度过创业以来最长而又最艰苦一段时期的松下幸之助，现在改变了做人的态度。与人谈话时，满口谦虚，总是自己责备自己。同时，每逢因事与公司所有员工晤谈，常不断地表白自己的错误。这种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心境，在１９５１年１月所发表的有关经营事业方针的训话中，曾具体地显露出来。他说：“我们的公司是在３３年前创办的，这算是第一期；从１９５１年起算是第二期的开幕。当公司设立、开始业务的时候，一切事情都应以谦虚的态度向人家学习。现在要重建我们的事业，等于重新开业，我衷心期盼的是，恢复当年开办小商店时的热情及对人对事的谦虚态度。一个人常常具有谦虚的态度，才能够吸收新知识，然后自然会有进步 。”
松下电器公司能够在日本实业史上留下不朽的盛名，不用说，完全是归功于战后的飞速发展。而战后的发展，尤其寄托于两种因素之上：一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促成日本经济繁荣；一是“重新开业的心情”，再从头做起的信念，松下幸之助表现出了非常谦虚而又踏实的经营态度。假设不是如此，恐怕松下幸之助的事业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成功。
当他最后决定经营方针时，强调此次重新创办事业，一定要将眼光放远，以世界企业的水准来展开经济方面的各种活动。于是他当众宣布，先到美国去参观调查，找到经营的借鉴。这消息吐露后不久，他即踏上旅程，匆匆出国。他到美国后，主要想要研究的课题，有下列三个：
（一）日本产品能在美国市场上销售多少？（二）日本能从海外各国进口的是什么？（三）美国各大公司都能年年赚钱，而日本的各公司常发生亏损，其原因何在？他在详细考察美国各地的大公司、工厂之后，４月间归国。但这次出游，心中感觉犹有不足。于是在这一年的１０月，再度赴美。这一回旅行日程里，除掉美国之外，还把参观欧洲各国的工商企业也编列进去。而这一次的出国，比上一次有显著不同点，即此次的目的，是要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技术合作对象。
由于朝鲜战争，需要大批物资紧急供应，而促成日本经济景气。在这期间内，日本电机业界的各公司，均多少感到制品的多元化和品质的提高，实属刻不容缓的事。松下幸之助更认为“家用电气化器具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及促进文化水准 ”。很久以前，他就了解经营这种事业使命重大，必须时时刻刻求取进步。在国际牌诸多制品中，技术水准特别显得落后的，是真空管一类。
当时制造真空管的单位，是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真空管工厂。关于研究和生产两方面的技术，都比欧美各先进国家差得很远。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０年真空管的制造比率，仅能达到一般民间使用收音机真空管总数的１５％，情况甚为惨淡。由此也可推测当年技术水准如何低劣。松下幸之助第二次出国考察，在他的心中，当然不会忘记这一事实。
在欧美旅行途中，他仔细观察工业进步国家的优良电机制造商，同时暗中也在选择哪一家生产真空管的工厂可以与其技术合作。美国的这类工厂不要说了，即使是欧洲各国的制造厂家，生产技术也颇为高明。当时日本各制造厂望尘莫及，应该效法的地方似不在少数。
但是，在许许多多真空管制造厂家当中，格外使他注意的是荷兰的菲利浦公司。这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和松下电器公司有过接触。
菲利浦公司是采取菲利浦家族经营事业的组织形态，当时已经具有创业６０年的历史，从业员工约为７．５万人。公司规模比松下电器公司大，但其发展过程及经营理想，在当时正好和创业３０年以上的松下电器公司似有相似的地方。松下幸之助察觉该公司技术水平也比美国各公司的技术更能切合日本的实际情形。因此，在他考察之际，即向这家公司洽商技术合作的问题。可是，此时菲利浦所表示的态度，甚为慎重，使松下幸之助非常感动。理由是：菲利浦公司已和４８个国家有技术合作的经验，基于这种经验，该公司的主持人向松下幸之助表明他的看法 ：“双方虽然都具有技术合作的意思，但若一旦合作起来而不能成功，则什么用处也没有。这好比男女两人结婚一样，松下电器公司作为我们的结婚对象，究竟是合适呢，还是不太相当呢？我们要派人到日本去实地调查一下之后，再商量合作的条件，这样才能心安理得。”松下幸之助当时将他公司的历史、现状等作了详细说明，也认为对方的提议很合道理，双方就如此这般一言约定，松下幸之助匆匆返回了日本。
在归国的途中及归国以后，松下幸之助对于菲利浦公司的想法与做法，又从诸多角度来考虑、研究，技术合作虽说极有希望。但是假若答应了对方的要求，让他们来调查，则有关企业经营上的种种资料不用说了，就连工厂设备和一切一切的东西，全部给对方看得清清楚楚以后，内部的若干秘密，被他们一览无遗，此时再谈不搞技术合作，等于被人愚弄，将贻笑天下。想到这里，松下幸之助颇有一些踌躇，不过结果他还是完全信任对方，以合作为务，仍旧同意了对方到他的公司来调查。
１９５２年２月，菲利浦公司派遣代表３人到日本来，经过一个月之久，从每一角度，十分慎重地调查松下电器公司的经营情况，然后返回荷兰。在此等候对方回信的期间，松下幸之助的心情，真有如“待决之囚 ”，坐卧不安。此后还算圆满，对方无异议，认为松下幸之助的企业经营成绩完全合格。于是，对方表示接受松下电器公司的合作申请，并提出技术合作上的若干条件。引进制造技术的项目，有电灯泡、日光灯、电子管三种。菲利浦公司订出的代价是创办费５５万美元，参与股份为３０％，技术指导费为６％。
松下幸之助再三研究获得结论：菲利浦公司已将松下电器公司的经营情况、企业内容彻底调查清楚，提出用双方合办一个新公司的方式，从事技术合作，这一新公司交给松下电器公司方面去负责经营管理。换而言之，对方业已信任松下幸之助的经营能力，将新公司托交经营。因此，新公司应该向松下幸之助缴纳一笔经营指导费。
这样一来，松下幸之助拟定再同菲利浦公司谈判技术合作时，应以求其缴交一笔“经营指导费”为先决条件。他物色了一个能够担当此一交涉重任的人员，代表他前往荷兰谈判。后来认为高桥荒太郎是一适宜人选，定能“不辱使命”。１９５２年７月，高桥荒太郎奉命赴欧，双方开会磋商。为抵消技术指导费而松下幸之助想出的经营指导费，菲利浦公司对此表示反对。实际来讲，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的例子。因此，果不出预料，两方交涉触礁，有几次几乎到了决裂的边缘，只是由于高桥荒太郎生来的品格、信念和忍耐力都不寻常，坚持到最后关头时，双方终于妥协。菲利浦公司同意将技术指导费降至４％～５％，同时，也答应了给予松下电器公司以３％的经营指导费。
双方议订合同，有效期间为１５年，在合约期中，视业务进展情形，还可减低技术指导费，并将此项条款记载于备忘录里，以示郑重。菲利浦公司当局曾经感叹地说 ：“以前所有向我们要求技术合作而订约的公司，就没有过一家像松下电器公司这样强硬的谈判对手 。”
后来，在１９５６年，技术指导费和经营指导费同时各降低为３％与２％，到１９６７年，双方重新订约时，则技术指导费和经营指导费修正为同一标准，都是２．５％。松下幸之助老早希望的目标，至此完全实现；菲利浦公司的技术能力与松下电器公司的经营能力，正好等量齐观，不分轩轾，谁也不吃亏了。
松下幸之助到欧美各国考察实业发展情况所获得的成果，当然不只和菲利浦公司订立技术合作合约一项，在他直接间接所得到的成果中，还有比较重要的一项，是设立中央研究所。松下电器公司正式成立独立研究机构，可回溯到１９２７年。当时在大开街的总公司内，创设一个研究单位，配置数名研究人员，从事各项产品的试验改良工作。之后，各事业单位纷纷独立，实施分权组织制度，研究机构也随之分别在各独立公司组织内成立。由于松下电器公司不断地发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研究机构的阵容逐渐扩充。１９４３年５月，在总公司内以做基本研究为目的，新设松下工业研究所。但是到了战后，整个企业陷于混乱，松下电器公司的业绩萎缩，不得已将研究所关闭。松下幸之助前往欧美考察，洞悉外国工商企业对研究工作的重视，于是再一次以研究基本科学及制造技术为目的创办研究所。详言之，松下幸之助数次出国考察，亲眼看见欧美各国工业制造技术飞跃进步，松下幸之助深深觉得要使松下电器公司在日本电机业界占领导地位，然后进一步打入世界各国的市场，只凭各事业部门单独研究实验的东西，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松下幸之助积极倡导设立研究所，松下电器公司的董监事会，根据他的意见，决定以综合的基础研究为目的，设立中央研究所。１９５３年５月，在门真街地区的一角，兴建一座有２３００平方公尺的研究所。再者，为了发挥全公司技术方面的综合力量，加强各事业单位技术研究的有机结合及互相联系，又设置机构以负责推动此事。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４日，在总公司内，“综合技术委员会”成立。这一委员会约由４０名委员组成，内部分为３个小组，其研究项目包括：
（１）制造技术工作的效率化；
（２）研究开发具有诱惑力的制品；
（３）成本合理化；
（４）改善产品品质。
委员会创立那天，松下幸之助曾经到场致辞。他说 ：“技术研究的改善，现在可以说愈来愈重要，松下电器公司将来能不能发展，我们认为全在技术进步与否。设置本委员会，对于培植优秀的技术和有用的技术人员，都有其重大价值，该委员会势必做有效的活动。这种工作，和松下电器公司一样将永久地继续下去，集合大家的智慧奋力以赴，一定能作出惊人的成就 。”
因朝鲜战争而促使日本经济繁荣，仅仅数年之间，日本工商企业以非常惊人的速度获得复兴。从日本国民的消费生活方面来看，迄至１９５４年止，已经完全恢复战前水平。
松下电器公司也是成绩斐然。
第一，松下幸之助早就订立的独特的经营理想，即“供给社会大众丰富的物质 ”，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高度增长，已经开始具备实现此项经营理想的社会基础。一般大众所得，不断上升，再加在太平盛世的气氛中，千千万万的国民，都有其安乐生活的美梦，因此，被称为文化生活象征的家庭电气化器具的需要，几乎没有止境地激增。
第二，为配合多元化制品的需要，实施生产体制，按各事业单位分权组织制度。这种制度能够顺应需要的变化，是具有一种弹性的优良组织。同业中其他公司，也于１９５５年以后相继采用此种组织。但松下电器公司却能在电气化器具畅销之前，抢先一步施行分权制度和加强这种组织，对松下全体事业的发展，贡献尤大。
自１９５１年起，有关收音机广播事业开放民间经营，从此在业务繁忙的松下公司第一事业部门内，着手进行研究开发电视机。此项研究，初步获得成效时，在１９５３年８月。日本广播协会（简称ＮＨＫ）开始播放电视节目。半年以后，日本民间最初的电视台完成播放前夕，松下电器公司将第六事业部门改为独立单位，专门负责生产电视机与电视机零件，并且确立正式大量生产的体制。
采用合乎时代要求的生产体制，也并不仅限于施行各事业单位分权组织制度。此外，还将诸多有业务关系的公司或卫星公司收拢在自己的势力之下，加以巧妙地组织和安排，促进产品的多角化。这就是当年松下幸之助所用的策略，也是松下电器公司的一大特色。制造电冰箱的中川电机公司，生产电风扇的大阪电气精器公司等单位，都投入了松下电器公司的旗下。在这些公司中，还有众多零件制造厂家，均承担了供应松下所需用的零件或部分产品。
为了适应这种积极扩展的生产体制，必须将大量的制品非常顺利地供应到市场上去，松下幸之助独出心裁地订立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推销组织机构。不但早将战前推行的联盟店制度恢复实施，并且进一步加以改善，寻求了更为完美的办法。松下幸之助本人挺身而出，站在“第一线”指挥，想要努力来加强松下电器公司产品的推销网。从１９５１年起，常常召集大阪附近地区的联盟店开会，大家互相研究如何和睦推销产品，并组成“国际牌商品协会”；于１９５７年又改组为“国际牌销售品商店同业公会”。
设立联盟店或是“国际牌销售品商店同业公会”的推销制度，都是加强零售阶段的业务。同时，为加强批发业务，新设立了销售公司。这是为了提高当时代理店的推销活动或经营方式的效率，各地销售国际牌商品代理店与松下电器公司互相磋商，而新设的销售营业单位。松下电器公司认为必要的时候，还能接受有关人士请托，出资共同组织公司。１９５０年８月，在高知设立国际牌制品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这算是最早出现的第一家推销国际牌商品的公司，从此每年有这样的销售公司成立于日本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