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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不只用来做饭、做饼、做奖品，还能与东坡肉同卤，还能清蒸，母亲总是每隔几日就变一种花样。夏夜里，我们做完功课，最期待的点心是，母亲把番薯切成一寸见方，和凤梨一起煮成的甜汤；酸甜兼俱，颇可以象征我们当日的生活。

芋头的地位似乎不像番薯那么重要，但是母亲的一道芋梗做成的菜肴，几乎无以形容；有一回我在台北天津卫吃到一道红烧茄子，险险落下泪来，因为这道北方的菜肴，它的味道竟和二十几年前南方贫苦的乡下，母亲做的芋梗极其相似。本来挖了芋头，梗和叶都要丢弃的，母亲却不舍，于是芋梗做了盘中餐，芋叶则用来给我们上学做饭包。

芋头孤傲的脾气和它流露的强烈气味是一样的，它充满了敏感，几乎和别的食物无法相容。削芋头的时候要戴手套，因为它会让皮肤麻痒，它的这种坏脾气使它不能取代番薯，永远是个二副，当不了船长。

我们在过年过节时，能吃到丰盛的晚餐，其中不可少的一样是芋头排骨汤，我想全天下，没有比芋头和排骨更好的配合了，唯一能相提并论的是莲藕排骨，但一浓一淡，风味各殊，人在贫苦的时候，大多是更喜爱浓烈的味道。母亲在红烧链鱼头时，炖烂的芋头和鱼头相得益彰，恐怕也是天下无双。

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冬夜里吃冰糖芋泥的经验，母亲把煮熟的芋头捣烂，和着冰糖同熬，熬成迹近晶蓝的颜色，放在大灶上。就等着我们做完功课，给检查过以后，可以自己到灶上舀一碗热腾腾的芋泥，围在灶边吃。每当知道母亲做了冰糖芋泥，我们一回家便赶着做功课，期待着灶上的一碗点心。

冰糖芋泥只能慢慢的品尝，就是在最冷的冬夜，它也每一口都是滚烫的。我们一大群兄弟姊妹站立着围在灶边，细细享受母亲精制的芋泥，嬉嬉闹闹，吃完后才满足的回房就寝。

二十几年时光的流转，兄弟姊妹都因成长而星散了，连老家都因盖了新屋而消失无踪，有时候想在大灶边吃一碗冰糖芋泥都已成了奢想。天天吃白米饭，使我想起那段用番薯和芋头堆积起来的成长岁月，想吃去年掩制的萝卜干吗？想听雨后的油炯笋尖吗？

想吃灰烬里的红心番薯吗？想吃冬夜里的冰糖芋泥吗？有时想得不得了，心中徒增一片惆怅，即使真能再制，即使母亲还同样的刻苦，味道总是不如从前了。

我成长的环境是艰困的，因为有母亲的爱，那艰困竟都化成刮美，母亲的爱就表达在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物里面；一碗冰糖芋泥其实没有什么，但即使看不到芋头，吃在口中，可以简单的分辨出那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种无私的爱，无私的爱在困苦中是最坚强的。它纵然研磨成泥，但每一口都是滚烫的，是甜美的，在我们最初的血管里奔流。

在寒流来袭的台北灯下，我时常想到，如果幼年时代没有吃过母亲的冰糖芋泥，那么我的童年记忆就完全失色了。

我如今能保持乡下孩子恬淡的本性，常能在面对一袋袋知识的番薯和芋头，知所取舍变化，创造出最好的样式，在烦闷发愁时不失去向前的信心，我确信我童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母亲的影子在我心里最深刻的角落，永远推动着我。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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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元不动

　我从来不刻意去找一座庙宇朝拜。

但是每经过一座庙，我都会进去烧香，然后仔细的看看庙里的建筑，读看到处写满的，有时精美得出乎意料的对联，也端详那些无比庄严穿着金衣的神明。大概是幼年培养出来的习惯吧！每次随着妈妈回娘家，总要走很长的路，有许多小庙神奇的建在那一条路上，妈妈无论多急的赶路，必定在路过端的时候进去烧一把香，或者喝杯茶，再赶路。

爸爸出门种作的清晨，都是在端里烧了一柱香，再荷锄下田的。夜里休闲时，也常和朋友在庙前饮茶下棋，到星光满布才回家。

我对庙的感应不能说是很强烈的，但却十分深长。在许许多多的端中，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温暖的情怀，烧香的时候，就好像把自己的心清放在供桌上，烧完香整个人就平静了。

也许不能说只是端吧，有时是寺，有时是堂，有时是神坛，反正是有着庄严神明的处所，与其说我敬畏神明，还不如说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声音，它轻浅的弹奏而触动着我；就像在寺庙前听着乡人夜晚弹奏的南管，我完全不懂得欣赏，可是在夏夜的时候聆听，仿佛看到天上的一朵云飘过，云一闪出几粒晶灿的星星，南管在寂静之夜的庙里就有那样的美丽。

新盖成的庙也有很粗俗的，颜色完全不调谐的纠缠不清，贴满了花草浓艳的艺术瓷砖，这时我感到厌烦；然而我一想到童年时看到如此颜色鲜丽的庙就禁不住欢欣的跳跃，心情接纳了它们，正如渴着的人并不挑捡茶具，只有那些不渴的人才计较器皿。

我的庙宇经验可以说不纯是宗教，而是感情的，好像我的心里随时准备了一片大的空地，把每座庙一一建起，因此庙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记得我在学生时代，常常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也没有朝山进香的准备，就信步走进后山的庙里，在那里独坐一个下午，回来的时候就像改换了一个人，有快乐也沉潜了，有悲伤也平静了。

通常，山上或海边的庙比城市里的更吸引我，因为山上或海边的庙虽然香火寥落，往往有一片开阔的景观和大地。那些庙往往占住一座山或一片海滨最好的地势，让人看到最好的风景，最感人的是，来烧香的人大多不是有所求而来，仅是来烧香罢了，也很少人抽签，签纸往往发着寥斑或尘灰满布。

城市的庙不同，它往往局促一隅，近几年因大楼的兴建更被围得完全没有天光；香火鼎盛的地方过分拥挤，有时烧着香，两边的肩膀都被拥挤的香客紧紧夹住了，最可怕的是，来烧香的人都是满脑子的功利，又要举家顺利，又要发大财，又要长寿，又要儿子中状元，我知道的一座庙里没几天就要印制一次新的签纸，还是供应及，如果一座庙只是用来求功名利禄，那么我们这些无求的只是烧香的人，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呢？

去逛庙，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乐趣。有的庙是仅在路上捡到一个神明像就兴建起来的，有的是因为长了一棵怪状的树而兴建，有的是那一带不平安，大家出钱盖座庙。在台湾，山里或海边的端字盖成，大多不是事先规划设计，而是原来有一个神像，慢慢地一座座供奉起来；多是先只盖了一间主房，再向两边延展出去，然后有了厢房，有了后院；多是先种了几棵小树，后来有了遍地的花草；一座寺端的宏观是历尽百年还没有定型，还在成长着。因此使我特别有一种时间的感觉，它在空间上的生长，也印证了它的时间。

观庙烧香，或者欣赏庙的风景都是不足的；最好的庙是在其中有一位得道者，他可能是出家修炼许久的高僧，也可能是拿着一块抹布在擦拭桌椅的毫不起眼的俗家老人。

在他空闲的时候、我们和他对坐，听他诉说在平静中得来的智慧，就像坐着听微风吹抚过大地，我们的心就在那大地里悠悠如诗的醒转。

如果庙中竟没有一个得道者，那座庙再好再美都不足，就像中秋夜里有了最美的花草而独缺明月。

我曾在许多不知名的寺庙中见过这样的人，在我成年以后，这些人成为我到庙里去最大的动力。当然我们不必太寄望有这种机缘，因为也许在几十座庙里才能见到一个，那是随缘！

最近，我路过三峡，听说附近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寺，便放下俗务，到那庙里去。庙的名字是“元亨堂”，上千个台阶全是用一级级又厚又结实的石板铺成，光是登石级而上就是几炷香的工夫。

庙庭前整个是用整齐的青石板铺成，上面种了几株细瘦而高的梧桐，和几丛竹子；从树的布置和形状，就知道不是凡夫所能种植的，庙的设计也是简单的几座平房，全用了朴素而雅致的红砖。

我相信那座庙是三驾一带最好的地势，站在庙庭前，广大的绿野蓝天和山峦尽人眼底，在绿野与山峦间一条秀气的大汉溪如带横过。庙并不老，对于现在能盖出这么美的庙，使我对盖庙的人产生了最大的敬意。

后来打听在庙里洒扫的妇人，终于知道了盖庙的人。听说他是来自外乡的富家独子，一生下来就不能食辈的人，二十岁的时候发誓修性，便带着庞大的家产走遍北部各地，找到了现在的地方，他自己拿着锄头来开这片山，一块块石板都是亲自铺上的，一棵棵树都是自己栽植的，历经六十几年的时间才有了现在的规模；至于他来自哪一个遥远的外乡，他真实的名姓，还有他传奇的过去，都是人所不知，当地的人听称他为“弯仔师父”。

“他人还在吗？”我着急的问。

“还在午睡，大约一小时后会醒来。”妇人说。并且邀我在庙里吃了一餐美味的斋饭。

我终于等到了弯仔师父，他几乎是无所不知的人，八十几岁还健朗风趣，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谈人生，都是头头是道，让人敬服。我问他年轻时是什么愿力使他到＿三峡建庙，他淡淡的说：“想建就来建了。”谈到他的得道。

他笑了：“道可得乎？”

叨扰许久，我感叹的说：“这么好的一座庙，没有人知道，实在可惜呀！”

弯仔师父还是微笑，他叫我下山的时候，看看山门的那副对联。

下山的时候，我看到山门上的对联是这样写的：

青山元不动

白云自去来

那时我站在对联前面才真正体会到一位得道者的胸襟，还有一座好庙是多么的庄严，他们永远是青山一般，任白云在眼前飘过。我们不能是青山，让我们偶尔是一片白云，去造访青山，让青山告诉我们大地与心灵的美吧！

我不刻意去找一座庙朝拜，总是在路过庙的时候，忍不住地想：也许那里有着人世的青山，然后我跨步走进，期待一次新的随缘。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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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瓢子

　在我的老家，母亲还保存着许多十几二十年前的器物，其中有许多是过了时，到现在已经毫无用处的东西，有一件，是母亲日日还用着的葫芦瓢子。她用这个瓢子舀水煮饭，数十年没有换过，我每次看她使用葫芦瓢子，思绪就仿佛穿过时空，回到了我们快乐的童年。

犹记我们住在山间小村的一段日子，在家的后院有一座用竹子搭成的棚架，利用那个棚架我们种了毛豆、葡萄、丝瓜、瓢瓜、葫芦瓜等一些藤蔓的瓜果，使我们四季都有新鲜的瓜果可食。

其中最有用的是丝瓜和葫芦瓜，结成果实的时候，母亲常常站在棚架下细细地观察，把那些形状最美、长得最丰实的果子留住，其他的就摘下来做菜。被留下来的丝瓜长到全熟以后，就在棚架下干掉了，我们摘下干的丝瓜，将它剥皮，显出它轻松干燥坚实的纤维，母亲把它切成一节一节的，成为我们终年使用的“丝瓜布”，可以用来洗油污的碗盘和锅铲，丝瓜子则留着隔年播种。采完丝瓜以后，我们把老丝瓜树斩断，在根部用瓶子盛着流出来的丝瓜露，用来洗脸。一棵丝瓜就这样完全利用了，现在有很多尼龙的刷洗制品称为“菜瓜布”，很多化学制的化妆品叫做“丝瓜露”，可见得丝瓜旧日在民间的运用之广和深切的魁力。

我们种的菇芦瓜也是一样，等它完全熟透在树上枯干以后摘取，那些长得特别大而形状不够美的，就切成两半拿来当舀水、盛东西的勺子。长得形状均匀美丽的，便在头部开口，取出里面的瓜肉和瓜子，只留下一具坚硬的空壳，可以当水壶与酒壶。

在塑料还没有普遍使用的农业社会，葫芦瓜的使用很广，几乎成为家家必备的用品，它伴着我们成长。到今天，菇芦瓜的自然传统已经消失，菇芦也成为民间艺品店里的摆饰，不知情的孩子怕是难以想像它是《论语》里：“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与人民共呼吸的器物吧！葫芦的联想在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甚受欢迎的人物，像李铁拐、济公的腰间都悬着一把葫芦，甚至《水浒传》里的英雄，武侠小说中的丐帮快客，葫芦更是必不可少。早在《反汉书》的正史也有这样的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

在《云芨七签》中更说：“施存，鲁人，学大丹之道，遇张申，为云台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夜宿其内。”可见民间的葫芦不仅是酒哭、水壶、药罐，甚至大到可以涵容天地日月，无所不包。到了乱离之世，仙人腰间的葫芦，常是人民心中希望与理想的寄托，葫芦之为用大矣！

我每回看美国西部电影，见到早年的拓荒英雄自怀中取出扁瓶的威士忌豪饮，就想到中国人挂在腰间的葫芦。威士忌的瓶子再美，都比不上葫芦的美感，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在葫芦的壶中，有一片浓厚的乡关之情，和想像的广阔天地。

母亲还在使用的葫芦瓢子虽没有天地日月那么大，但那是早年农庄生活的一个纪念，当时还没有自来水，我们家引泉水而饮，用竹筒把山上的泉水引到家里的大水缸，水缸上面永远漂浮着一把葫芦瓢子，光滑的，乌亮的，琢磨着种种岁月的痕迹。

现代的勺子有许多精美的制品，我问母亲为什么还用葫芦瓢饔，她淡淡的说：“只是用习惯了，用别的勺子都不顺手。”可是在我而言，却有许多感触。我们过去的农村生活早就改变了面貌，但是在人们心中，自然所产生的果实总是最可珍惜，一把小小的葫芦瓢子似乎代表了一种心情——社会再进化，人心中珍藏的岁月总不会完全消失。

我回家的时候，喜欢舀一瓢水，细细看着手中的葫芦瓢子，它在时间中老去了，表皮也有着裂痕，但我们的记忆像那瓢子里的清水，永远晶明清澈，凉人肺腑。那时候我知道，母亲保有的葫芦瓢子也自有天地日月，不是一勺就能说尽，我用那把葫芦瓢子时也几乎贴近了母亲的心情，看到她的爱以及我二十多年成长岁月中母亲的艰辛。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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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生

　我很喜欢英国诗人布雷克的一首短诗：

被猎的兔每一声叫，

就撕掉脑里的一根神经；

云雀被伤在翅膀上，

一个天使止住了歌唱。

因为在短短的四句诗里，他表达了一个诗人悲天悯人的胸怀，看到被猎的兔子和受伤的云雀，诗人的心情化做兔子和云雀，然后为人生写下了警语。这首诗可以说暗暗冥合了中国佛家的思想。

在我们眼见的四周生命里（也就是佛家所言的“六道众生”），是不是真是有情的呢？中国佛家所说的“仁人爱物”是部是说明着物与人一样的有情呢？

每次我看到林中歌唱的小鸟，总为它们的快乐感动；看到天际结成人字，一路南飞的北雁，总为它们互助相持感动；看到喂饲着乳鸽的母鸽，总为它们的亲情感动；看到微雨里比翼双飞的燕子，总为它们的情爱感动。这些长着翅膀的飞禽，处处都显露了天真的情感，更不要说在地上体躯庞大，头脑发达的走兽了。

甚至，在我们身边的植物，有时也表达着一种微妙的情感，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机缘和生命力；只要我们仔细观察那些在阳光雨露中快乐展开叶子的植物，感觉高大树木的精神和呼吸，体会那正含苞待开的花朵，还有在原野里随风摇动的小草，都可以让人真心的感到动容。

有时候，我又觉得怀疑，这些简单的植物可能并不真的有情，它的情是因为和人的思想联系着的；就像佛家所说的“从缘悟达”；禅宗里留下许多这样的见解，有的看到翠竹悟道，有的看到黄花悟道，有的看到夜里大风吹折松树悟道，有的看到牧牛吃草悟道，有的看到洞中大蛇吞食蛤蟆悟道，都是因无情物而观见了有情生。世尊释迪牟尼也因夜观明星悟道，留下“因星悟道，悟罢非星，不逐于物，不是无情”的精语。

我们对所有无情之物表达的情感也应该做如是观。吕洞宾有两句诗：“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原是把世界山川放在个人的有情观照里；就是性情所至，花草也为之含情脉脉的意思。正是有许多草木原是无心无情，若要能触动人的灵机则颇有余味。

我们可以意不在草木，但草木正可以寄意；我们不要叹草木无情，因草木正能反映真性。在有情者的眼中，蓝田能日暖，良玉可以生烟；朔风可以动秋草，边马也有归心；蝉嗓之中林愈静，鸟鸣声里山更幽；甚至感时的花会溅泪，恨别的鸟也惊心……何况是见一草一木子性情之中呢？

常春藤

在我家巷口有一间小的木板房屋，居住着一个卖牛肉面的老人。那间木板屋可能是一座违章建筑，由于年久失修，整座木屋往南方倾斜成一个夹角，木屋处在两座大楼之间，益形破败老旧，仿佛随时随地都要倾颓散成一片片木板。

任何人路过那座木屋，都不会有心情去正视一眼，除非看到老人推着面摊出来，才知道那里原来还有人居住。

但是在那断板残瓦南边斜角的地方，却默默地生长着一株常春藤，那是我见过最美的一株，许是长久长在阴凉潮湿肥沃的土地上，常春藤简直是毫无忌惮的怒放着，它的叶片长到像荷叶一般大小，全株是透明翡翠的绿，那种绿就像朝霞照耀着远远群山的颜色。

沿着木板壁的夹角，常春藤几乎把半面墙长满了，每一株绿色的枝条因为被夹壁压着，全往后仰视，好像望天空伸出了一排厚大的手掌；除了往墙上长，它还在地面四周延伸，盖满了整个地面，近看有点像还没有开花的荷花池了。

我的家里虽然种植了许多观叶植物，我却独独偏爱木板屋后面的那片常春藤。无事的黄昏，我在附近散步，总要转折到巷口去看那棵常春藤，有时看得发痴，隔不了几天去看，就发现它完全长成不同的姿势，每个姿势都美到极点。

有几次是清晨，叶片上的露珠未干，一颗颗滚圆的随风在叶上转来转去，我再仔细地看它的叶子，每一片叶都是完整饱满的，丝毫没有一丝残缺，而且没有一点尘迹；可能正因为它长在夹角，连灰尘都不能至，更不要说小猫小狗了。我爱极了长在巷口的常春藤，总想移植到家里来种一株，几次偶然遇到老人，却不敢开口。因为它正长在老人面南的一个窗口，倘若他也像我一样珍爱他的常春藤，恐怕不肯让人剪栽。

有一回正是黄昏，我蹲在那里，看到常春藤又抽出许多新芽，正在出神之际，老人推着摊车要出门做生意，木门咿呀一声，他对着我露出了善意的微笑，我趁机说：“老伯，能不能送我几株您的常春藤？”

他笑着说：“好呀，你明天来，我剪几株给你。”然后我看着他的背影背着夕阳向巷子外边走去。

老人如约的送了我常春藤，不是一两株，是一大把，全是他精心挑捡过，长在墙上最嫩的一些。我欣喜的把它种在花盆里。

没想到第三天台风就来了，不但吹垮了老人的木板屋，也把一整株常春藤吹得没有影踪，只剩下一片残株败叶，老人忙着整建家屋，把原来一片绿意的地方全清扫干净，木屋也扶了正。我觉得怅然，将老人送我的一把常春藤要还给他，他只要了一株，他说：

“这种草的耐力强，一株就要长成一片了。”

老人的常春藤只随便一插，也并不见他施水除草，只接受阳光和雨露的滋润。我的常春藤细心的养在盆里，每天晨昏依时浇水，同样也在阳台上接受阳光和雨露。

然后我就看着两株常春藤在不同的地方生长，老人的常春藤愤怒的抽芽拔叶，我的是温柔的缓缓生长；他的芽愈抽愈长，叶子愈长愈大；我的则是芽愈来愈细，叶子愈长愈小。比来比去，总是不及。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现在，老人的木板屋有一半已经被常春藤覆盖，甚至长到窗口；我的花盆里，常春藤已经好像长进宋朝的文人画里了，细细的垂覆枝叶。我们研究了半天，老人说：“你的草没有泥土，它的根没有地方去，怪不得长不大。呀！还有，恐怕它对这块烂泥地有了感情呢！”

非洲红

三年前，我在一个花店里看到一株植物，茎叶全是红色的，虽是盛夏，却溢着浓浓秋意。它被种植在一个深黑色滚着白边的磁盆里，看起来就像黑夜雪地里的红枫。卖花的小贩告诉我，那株红植物名字叫“非洲红”，是引自非洲的观叶植物。我向来极爱枫树，对这小圆叶而颜色像枫叶的“非洲红”自也爱不忍释，就买来摆在书房窗口外的阳台，每日看它在风中摇曳。“非洲红”是很奇特的植物，放在室外的时候，它的枝叶全是血一般的红；而摆在室内就慢慢的转绿，有时就变得半红半绿，在黑盆子里煞是好看。

它叶子的寿命不久，隔一两月就全部落光，然后在茎的根头又一夜之间抽放出绿芽，一星期之间又是满头红叶了。“使我真正感受到时光变异的快速，以及生机的运转。年深日久，它成为院子里，我非常喜爱的一株植物。

去年我搬家的时候，因为种植的盆景太多，有一大部分都送人了。新家没有院子，我只带了几盆最喜欢的花草，大部分的花草都很强韧，可以用卡车运载，只有非洲红，它的枝叶十分脆嫩，我不放心搬家工人，因此用一个木箱子把它固定装运。

没想到一搬了家，诸事待办，过了一星期安定下来以后，我才想到非洲红的木箱；原来它被原封不动的放在阳台，打开以后，发现盆子里的泥土全部干裂了，叶子全部落光，连树枝都萎缩了。我的细心反而害了一株植物，使我伤心良久，妻子安慰我说：“植物的生机是很强韧的，我们再养养看，说不定能使它复活。”

我们便把非洲红放在阳光照射得到的地方，每日晨昏浇水，夜里我坐在阳台上喝茶的时候，就怜悯地望着它，并无力的祈祷它的复活。大约过了一星期左右，有一日清晨我发现，非洲红抽出碧玉一样的绿芽，含羞的默默的探触它周围的世界，我和妻子心里的高兴远胜过我们辛苦种植的郁金香开了花。

我不知道“非洲红”是不是真的来自非洲，如果是的话，经过千山万水的移植，经过花匠的栽培而被我购得，这其中确实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缘分。而它经过苦旱的锻炼竟能从裂土里重生，它的生命是令人吃惊的。现在我的阳台上，非洲红长得比过去还要旺盛，每天张着红红的脸蛋享受阳光的润泽。

由非洲红，我想起中国北方的一个童话《红泉的故事》。它说在没有人烟的大山上，有一棵大枫树，每年枫叶红的秋天，它的根渗出来一股不息的红泉，只要人喝了红泉就全身温暖，脸色比桃花还要红，而那棵大枫树就站在山上，看那些女人喝过它的红泉水，它就选其中最美的女人抢去做媳妇，等到雪花一落，那个女人也就变成枫树了。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童话，可是中国人的心目中确实认为枫树也是有灵的。枫树既然有灵，与枫树相似的非洲红又何尝不是有灵的呢？

在中国的传统里，人们认为一切物类都有生命，有灵魂，有情感，能和人做朋友，甚至恋爱和成亲了。同样的，人对物类也有这样的感应。我有一位爱兰的朋友，他的兰花如果不幸死去，他会痛哭失声，如丧亲人。我的灵魂没有那样纯洁，但是看到一棵植物的生死会使人喜悦或颓唐，恐怕是一般人都有过的经验吧！

非洲红变成我最喜欢的一株盆景，我想除了缘分，就是它在死到最绝处的时候，还能在一盆小小的土里重生。

紫茉莉

我对那些接着时序在变换着姿势，或者是在时间的转移中定时开合，或者受到外力触动而立即反应的植物，总是把持着好奇和喜悦的心情。

硝种在园子里的向日葵或是乡间小道边的太阳花，是什么力量让它们随着太阳转动呢？难道只是对光线的一种敏感？

像平铺在水池的睡莲，白天它摆出了最优美的姿势，为何在夜晚偏偏睡成一个害羞的球状？而昙花正好和睡莲相反，它总是要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张开笑颜，放出芬芳。夜来香、桂花、七里香，总是愈黑夜之际愈能品味它们的幽香。

还有含羞草和捕虫草，它们一受到摇动，就像一个含羞的姑娘默默地颔首。还有冬虫夏草，明明冬天是一只虫，夏天却又变成一株草。

在生物书里我们都能找到解释这些植物变异的一个经过实验的理由，这些理由对我却都是不足的。我相信在冥冥中，一定有一些精神层面是我们无法找到的，在精神层面中说不定这些植物都有一颗看不见的心。

能够改变姿势和容颜的植物，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紫茉莉花。

我童年的家后面有一大片未经人工垦殖的土地，经常开着美丽的花朵，有幸运草的黄色或红色小花，有银合欢黄或白的圆形花，有各种颜色的牵牛花，秋天一到，还开满了随风摇曳的芦苇花……就在这些各种形色的花朵中，到处都夹生着紫色的小茉莉花。

紫茉莉是乡间最平凡的野花，它们整片整片的丛生着，貌不惊人，在万绿中却别有一番姿色。在乡间，紫茉莉的名字是“煮饭花”，因为它在有露珠的早晨，或者白日中天的正午，或者是星满天空的黑夜都紧紧闭着；只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开放，就是在黄昏夕阳将下的时候，农家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才像突然舒解了满怀心事，快乐地开放出来。

每一个农家妇女都在这个时间下厨作饭，所以它被称为“煮饭花”。

这种一二年或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生命力非常强盛，繁殖力特强，如果在野地里种一株紫茉莉，隔一年，满地都是紫茉莉花了；它的花期也很长，从春天开始一直开到秋天，因此一株紫茉莉一年可以开多少花，是任何人都数不清的。

最可惜的是，它一天只在黄昏时候盛开，但这也是它最令人喜爱的地方。曾有植物学家称它是“农业社会的计时器”，她当开放之际，乡下的孩子都知道，夕阳将要下山，天边将会飞来满空的红霞。

我幼年的时候，时常和兄弟们在屋后的荒地上玩耍，当我们看到紫茉莉一开，就知道回家吃晚饭的时间到了。母亲让我们到外面玩耍，也时常叮咛：“看到煮饭花盛开，就要回家了。”我们遵守着母亲的话，经常每天看紫茉莉开花才踩着夕阳下的小路回家，巧的是，我们回到家，天就黑了。

从小，我就有点痴，弄不懂紫茉莉为什么一定要选在黄昏开，有人场多次坐着看满地含苞待放的紫茉莉，看它如何慢慢的撑开花瓣，出来看夕阳的景色。问过母亲，她说：“煮饭花是一个好玩的孩子，玩到黑夜迷了路变成的，它要告诉你们这些野孩子，不要玩到天黑才回家。”

母亲的话很美，但是我不信，我总认为紫茉莉一定和人一样是喜欢好景的，在人世间又有什么比黄昏的景色更好呢？因此它选择了黄昏。

紫茉莉是我童年里很重要的一种花卉，因此我在花盆里种了一棵，它长得很好，可惜在都市里，它恐怕因为看不见田野上黄昏的好景，几乎整日都开放着，在我盆里的紫茉莉可能经过市声的无情洗礼，已经忘记了它祖先对黄昏彩霞最好的选择了。

我每天看到自己种植的紫茉莉，都悲哀地想着，不仅是都市的人们容易遗失自己的心，连植物的心也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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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钟笛

　月色是一把寒大，森森闪着冷芒。

有时候，月色的善良温和像一个婉致的少女，而如今，我坐在荒凉而空茫的城垛上独零零地坐着，月色便 仿佛一个年老的海盗，虽退守到砖墙的角落，他的眼睛犹青青地闪着光，手里还握着年轻是砍钝了的水手刀。

那把水手刀，长久以来，在草地上四处游动，把我的胸腹剖开，冷漠的月色使我静坐着，也不如月亮刚升起时那么安稳了。

已经很夜很夜了，晚雾从地底慢慢地蒸腾上来，渐渐把树、砖墙、古炮，最后把坐在城上最高处的我也吞没了。

来这个城要经过一个渡津，因为他被三面的海温柔地拥抱着，展延到远方的柏油公路在渡津口戛然而止。

我没有赶上最后一班轮渡，我到时，汽轮船刚刚开出港埠。我只好沿着海河的岸边漫步，看汽轮船打起美丽的碎花，细缀的观光客笑声也在水面上流动着。

戴斗笠、穿汗衫，瘦削的一位老人，斜倚在油加利树下，眯一只眼睛看我从街头走过来，“坐船？”他的 声音低沉得像闷着的鼾声。

“渡船已经走了，最后一班。”

“我这里还有一班，坐我的吧！”老人一跃而起，身体却异常地矫健。然后我看到河边静静地靠着一条小小的竹筏，漆成黄而略土的颜色。老人熟练地把系在岸边的船绳解下来，船轻缓地晃动，我跨上船，老人摇着粗重的橹桨，让竹筏往对岸漂去。

“我在这里划了十几年船，我就不知道那里的城墙有什么好看，四四方方的围成一圈，连个避太阳的地方都没有。”

老人叫翟羽佳，本来在这条海河上撑渡筏是他的独家生意，后来市政府在这里设了公共渡轮，要劝导老人 转业，老人死也不肯，说：“我就是喜欢在智力撑渡船”。

竹筏抵岸边，老人说：“你回程时在岸边叫一声，我的船就过来了。”想一想又说：“料不准你会爱那里的月色，许多年轻人晚上都舍不得回来坐船”。然后，老人孤单地撑他的竹筏回去，在晚天柔红的明媚中，老人在河上的投影，是一抹伤悲的褐色。

远远地看见城墙了，夕阳正好垂挂在护城树的树头上，夕阳的橘，晚天的红，树的郁绿，交杂着城墙暗淡的砖色，成为一幅很有中国风情的剪纸画。

迎头，是沈葆桢的半身铜像，刻写着他在台湾海防史上的不朽证言。在日本侵略台湾的紧急中，他以一年十一个月的短时间，建造了这个“使海口不得停泊兵船，而郡城可守”的城池，这个城与炮台，便成为今天台湾仅存的历史炮台了。

在月色下看沈葆桢的铜塑，明暗曲折，竟可以从线条中体会出他的识见与毅力，那是无可取代的威壮与魄大了。我想到，我们永远无法仰见这些壮士的面容，但是我们随时可以见到他们的重现，我们走入民间，到处都有关云长的绘像，浓正的长眉，丹凤的亮眼，紫红色的面孔，写在脸上不可侵犯的正气，如果我们把关公的五绺长髯去掉，相信就是壮士们的写生了，他们用生命的狂歌，为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写下“忠义”两字。

月刀下的沈葆桢也有一股关云长的神气浮凸出来，事实上，他们的形体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不为把塑像，后人如我，也能体会到他们在与强权抗拒时的虎目含威。

在壮魄而虎吼有声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田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所有的英豪杰士都把自我的形体投入这条河里，即令碎成肉泥，也没有一声悲叹，他们的骨灰即使在胡雨夷风中也会散放着不朽的芳香。

因此，沈葆桢死了，他的城池留下来了，但是这座坚甲厚壁的城池纵大纵深，也比不过他生命中无可更变的城池。

我一个人独坐在城垛上，眼见星辉掩映下的城池、古炮，以及闪着夏虫与波光的护城河，竟久久不忍离去。我感觉，我是愈入夜愈坐到沈葆桢波涛万顷的胸腹之中了，在宁静的长夜，我们或者最能窥见前人的胸怀吧！

月色你看久了，它洒在轻轻浅浅高高低低的景物上，仿佛响亮着断断续续的钟声，那不是月了，那是一口钟。

月的微光你看久了，他在空中长长短短的散步，好像丝丝长鸣的笛声，那不是月了，那是一管笛。

月亮的钟笛，千百年来就这样敲撞吹奏，让那些有威猛气概的豪雄壮士，可以和声地在历史上唱歌。这些歌，词句已经退淡了，曲谱仍在，另一个冷月如刀的夜晚，还要被以后的人唱起来。

浮天沧海远，万里眼中明，历史的歌声和月亮的钟笛慢慢地沉落，我坐的城垛下方写着“亿载金城”四字，却在清晨第一道曦光中渐渐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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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活在当天

　报社的记者来访问，突然问起：“林先生有什么座右铭呢？”

我的座右铭，通常用3M的便条纸写一些当日的注意事项，于是撕几张下来给记者小姐看：

“出去时，别忘了买首蓿芽。”

“欠讲义的稿件，今日写。”

“缴房屋贷款。”

“帮亮言买毛笔。”

我说：“你看，我有这么多的座右铭。”

记者笑起来：“林先生真爱开玩笑，我是说真正的座右铭。”

“什么是真正的座右铭呢？”

“就是刻在心里，时时用来规范和激励自己的一句话。”

这倒使我陷人困境了，因为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座右铭，如禁勉强说有，就是我时常拿来实践的一句话：“快乐的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是禅宗的语言，是说人应该放下过去的烦恼、舍弃未来的忧思，把副的精神力用来承担眼前的这一刻。失去此刻就没有下一刻，不能珍惜今生也就无法向往来生了。

“活在当下”也就是“快乐来临的时候就享受快乐，痛苦来临的时候就迎向痛苦”，在黑暗与光明中，既不回避，也不逃离，以但然自然的态度来面对人生。

我把“活在当下”加了“快乐的活在当下”，是除了承担之外，希望有期许、有愿望、有好的心情，不只坦然和自然，还希望能扭转此时此刻的生活，使自己永保喜悦之心。

这可以说是我的座右铭，因此欠的搞件，要欢喜的写；缴房屋贷款，要欣然的缴；首蓿芽和毛笔，都要高兴的去买。

我的桌边依然贴着许多条子，只有“快乐的活在当下”不用张贴于座右，因为那正是我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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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的故乡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当代知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站在台湾嘉义的“北回归线”标志碑前露出了开心的微笑，他兴的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跨上热带的土地。”

看到索尔仁尼琴站在“北回归线”上的形象，给我一种大的感动。那个小小的标志碑上有一个雕塑，是地球交错而过的两条经纬线，北回归线是那横着的一条，一直往北或往南，就到了落雪的寒带。这个纪念碑是站在台湾的南部大平原上，我曾数次路过。

每次站在它的前面，遥望远方，心中就升起一种温暖的感觉，它站的地方正是我们美丽的沃上。

跨过这条“北回归线”，往南方的热带走去，是我童年生长的温暖家。同样的，走过“北回归线”往北渡海的远方，是我的祖父那一辈生长的大雪的故乡。由于这样的情感，站在那条线上，是足以令人幽思徘徊的。

索尔仁尼琴站在北回归线上的形象，使我想起他在一次访问时流露出来对故乡的情感。日本研究俄国文学最杰出的学木村浩，去年九月曾到美国佛蒙特州索尔仁尼琴居住的山庄去访问，他看着窗外佛州茂密的森林问索尔仁尼琴：“到了冬天，这一带是否会下大雪？”

索尔仁尼琴将视线转向窗外，注视片刻后，静静地道：“虽然每年不尽相同，可是雪相当大，你知道，没有雪，俄国人是活不下去的。”

在那一次访问里，索尔仁尼琴还说到：“被放逐的时候，我总认为二三年后就能回去的。谁知道一眨眼已经七年了。不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坚信一定能够回去的。”

谈到这一段话，不禁令我思绪飞奔，索尔仁尼琴对他的俄国故乡是怀着浓重乡愁的。他的“下着大雪的故乡”曾是他忧思和呐喊的起源，对着他的人民和国土，索尔仁尼琴有着浓郁的血泪和感情。由于他的流放，他对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也就有了特别的关爱和同情。

他的流放，隔断了他对故国的联系，也正是他的流放，使他的同情与关爱自俄国的土地扩散，用明亮的巨眼注视世界，使他从“俄国的索尔仁尼琴”成为“世界的索尔仁尼琴”。

很早以前，我就喜欢俄国的文学，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河夫、高尔基、果戈里等人的作品；甚至到帕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我觉得俄国文学有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由一片辽阔的土地和忍苦的人民所孕育出来的。

他们共同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有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有正面的理想主义气质。

虽然在那个苦寒的土地上，文学艺术家不时受到挫折，他们却总是像巨树一样，站立在最寒冷的土地上。尤其是从十八世纪以后，俄国的文学家、音乐家、舞蹈家更是天才辈出，闪炽着星星一样的光芒，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人和土地的热爱，充满了强烈的乡土恋情。

一个人的故乡能给他以后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觉得读俄国文学家的作品最能感受深刻。以前阿·托尔斯泰在巴黎流亡时，写出（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现在流放在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写出《古拉格群岛》、《癌病房》、《一九一四年八月》，都是对他们国上热爱的记述和苦难人民的呼声。他们强调真正的俄罗斯，那是他们成长地方，一个落着大雪的故乡。由于他们永不丧失的正义与良知，使俄国文学长久以来就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学灵魂的一部分。

曾在劳改营度过八年岁月，在流刑中罹患癌症幸而未死，最后被流放的索尔仁尼琴，到今天他还热烈的爱着他祖国的土地、森林和人民，盼望有朝一日能返回故上，为他的同胞奉献生命。

我觉得这种对故土的怀思，以及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味，正是文学中最可珍贵的品质，“苦难能造就有节操的灵魂”，生在现代的中国人让俄国的大地文学作品不能无感。

国有一首动人的民谣，它是这样歌颂它的土地和苦难：

贝加尔湖呀，

是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过去的民谣也有许多类似的歌唱或悲歌，可是为什么中国经过这么长期的苦难，竟没有能产生与俄罗斯文学一样博大的近代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