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章铁士要到我这儿来，”他把手表看了一下。“已经八点半钟了，他不一会便要来的。”
——“你不好留个字条子，或者教你的卫兵说，有事往别处去了吗？”
——“那可不好。他是每晚都要来的，我们彼此要交换情报……”
正在这样说着，门上又有敲门的声音。
——“一定是铁士了。”杰民继续着说：“请进来！”
来的果然是铁士，但另外还有两位是白秋烈和他的夫人柳若英。
章铁士一进门，他那双和老鹰一样的眼睛便象弹丸一样向着超华射了出去。
——“喂！你们在做好事啦！”照例是他那象绍酒味道的声音。
——“你乱讲，”超华反斥着他。
若英跟着进来之后，便跑去拉着了超华的手，就和姊妹一样亲热起来。“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是的，我是刚来拜访他，而且今晚是第一次。我昨晚听你说，杰民近来似乎很寂寞，我是特来约他去看看电影的。”
——“你要注意啦，”绍酒味的声音又大口他说，“徐同志快要从南昌回来了啦。”
——“你真是爱多心，我真怕你。我要先走了。”超华说着，便起身往门外走。
——“怎么！身经百战的女军阀！”铁士又叫着，“要临阵脱逃吗？”
——“铁士，你太不行！超华是我们的好同志，你不能那样的奚落。”若英替超华声援。回头又向超华说：“你莫走，你怕他什么呢。我们回头告诉易力诗，要她惩治他。”
超华笑着没有作声，但终于向杰民和其余三人致了目礼，往门外走去。
——“我来代替主人送送客，”若英说着，两人都走出去了。
——“今天的情报呢？”铁士象把笑谈忘记了的一样，突然这样问。
——“在那些文件里面，你翻罢，我看那家伙是一个骗子，每天所报的事情都是可以想象得出的。”
铁士把桌上的文件翻了一下，翻出了一封通行纸用毛笔写的情报来，秋烈也伸过头去一同念着。
一，江面外国炮舰仍存四十七只，无甚动静，下午二时许有英舰二只略略移往下游，但仍未离去。
二，武汉三镇存米已无多，今日米价斗米卖至二元二角。
三，鄂西叛兵闻已窜往平江，有窜入江西之形势，……
若英在这时又转来了，她也攒过头来和大家一道看。那样的消息有得十来条的光景。铁士等大家看完后，又顺手抛在一边去了。
——“糟糕！这样的情报，真的，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写得出来。”铁士说。
——“老董干的事情总是这样不着边际，每个月费五百块钱，不知道干来做什么用。”
——“你尽可以把他撤销了啦。”
——“老董用的人，我是不好移动的。”
——“怎么？”若英问，“你不是在代理他的事务吗？”
——“对了，我所代理的是他的事务啦，”杰民在“他的”两个字上特别用力地说。
——“好了，大主任，”铁士又叫起来，“我们要揩揩你的油啦。”
——“什么？”
——“我们还没有吃夜饭呢。……”
——“哦，你不说我倒忘了，我都还没有吃；好的，我叫护兵去弄四个人的饭菜来，喝酒不喝呢？”他把壁上的电铃按着，立刻走来了一位勤务兵来。
——“秋烈是很可以喝的——”若英接着说。
——“秋烈能喝酒？”杰民听说那肺病已到第三期的秋烈公然能喝酒，很是诧异。
——“我还没同你喝过啦，不过你可以相信我总比金佩秋要强些的。”一直沉默着的秋烈一开口便和杰民开起了玩笑来。
——“好的，你去备四个人的饭菜，再拿一瓶白兰地来。”杰民吩咐了勤务兵，勤务兵退下去了。
——“金佩秋？”章铁士的绍酒坛子又破了。“怎样提起了她？”
——“你还不知道吗？这是惊人动了武汉三镇的罗曼史！听说他们有一天晚上，就在刚才走了的万超华家里拼酒，杰民把佩秋拼醉了，他们两个抱着便亲起了嘴来。”
——“唉！满惬意来！老马，你有胆量吗？你敢于在秋烈面前和若英亲个嘴？”铁士脱轨地煽动者。
——“亲嘴和拉拉手不同是皮肤的接触吗？有什么敢不敢呢？我只怕秋烈有点难乎为情。”
——“笑话，”秋烈的苍白的声音说。“又不是我的嘴，只要她高兴，你就抱着她睡觉，都是没有什么的。”
——“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
——“那么，好，若英你有胆量？”
——“唬，只怕你没胆量。”若英笑着。
——“好的。”他猛可地抱着若英，便在她的嘴上亲了一吻，亲得满响。
——“呵，勇敢，勇敢，”铁士连连地说，“若英你公然要倒秋烈的戈！”
——“你不要那样乐天的，”若英反攻着，“易力诗同志真的要倒你的戈呢，你当心些呢！”
——“噫嘻，目前是倒戈流行的时代，佩秋倒少有的戈，若英倒秋烈的戈，超华倒老徐的戈，力诗倒我的戈，我们公举老马做周武王。”
铁士的顽皮情趣，一发作了好象没有止息的光景。幸好在这时候，一位勤务兵进来报告，桌面已经布好，杰民便把大家招呼到外面的大厅上去。
大厅顶上的电风扇仍然在扇着，空气比窄隘的房间里的要清凉得多。在那绿呢面就的长餐桌的一端陈着几碟简单的下酒菜，是由邻近的菜馆里叫来的。
四人就了席，秋烈和杰民坐在一边，铁士一人坐在对侧，若英却坐在主位上。铁士不能喝酒，把饭菜催了一回之后，又把他的绍酒风味的声音使三人满吃起来。
——“若英，你同杰民是到武汉来才认识的？”他问着，面孔上的表情是“怎么才认识，便亲密到那样？”
——“我们是在上海就认识的了，去年的三八节我们上海的妇协找过他讲演，是我到他家里去找他的。那次他在上海讲演‘三不从’，我们是很受了感动的。”
——“故尔便倒起了戈来了？秋烈呢？”
——“我们也是在上海，我比若英还要早。是前年的十月吧，光慈引我到他家里去谈过一次。你该记得吧？”他回向着杰民。“我那天到你家里，本是想谈些文学上的话的，你却向我谈了一些关于土耳其的政治问题。”
——“怎么不记得呢？”杰民回答着，“那问题在我依然还是悬案。”
——“是怎么的问题？”铁士严肃了起来。
——“我是觉得你们在政治上的宣传工夫还没有做周到。近时的国家主义者，他们的重要的主题便是效法日本和土耳其。日本在德川未年和我们中国也相差不远，她一样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或候补殖民地，但她在短时期之内便强盛了起来。土耳其近年也从近东问题的焦点解放了出来，大大地在发挥着新兴国家的气势，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乃至准国家主义者便注目到这儿。他们的见解是日本和土耳其所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也应该能够办到。他们便在唯心的方面去求解答，不是说因为他们有圣君贤相，便是说他们的政治统制得法。结果是我们中国的改造应该从精神方面着手。这差不多是一般的通俗见解。事实上日本和土耳其所做到了的东西，我们中国焦躁了几十年实在没有做到。日本和土耳其之所以做到了，我们中国之所以没做到，真正是在精神上有了差异吗？我们中国认真地学习日本和土耳其，我们便可以富强吗？土耳其暂且不说，日本是自中东之战以来便被我们学习着的，每年有几千留学生送往日本，也有几千留学生由日本回来，然而学习的结果终竟还是白事。这儿不是应该另外去找理由的吗？”“杰民说到这儿停止着了，大家也沉默了一会，铁士又接着问他：
——“照你的意思是当作怎样解释呢？”
——“我的意思是，日本之所以成功，土耳其之所以得到解放，都是因为有了我们中国。有了我们中国这样个伟大的殖民地，所以日本那蕞尔三岛可以暗渡陈仓，在短期间内未为先进资本国家所十分注意便把羽翼丰满了起来。土耳其之在近东问题的焦点位置，明明是因为有我们中国这个远东问题的焦点替它置换了的。在我的意思，我们现在要想学习日本和土耳其而得到成功，那是需得有第二个更大的‘中国’放在我们的旁边，或者是在别的星球上发现殖民地。那样的发现当然不会有。中国目前所应该走的路也断断乎不是日本和土耳其的路。这便是我当年对秋烈谈及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似乎很少有彻底地对人们解答过。”
——“是的，”秋烈说着。“我们的人手太少，事情又忙，有好些工作实在是要你来做的。那次我不是劝你就把你的意见写出来吗？可是你似乎一直没有写出。”
——“我因为不久便到了广东，接着便是北伐，在这军事胜利的期中生出了自我陶醉，这样的问题便离开了我的意识焦点。今晚如你不提起，我几乎是想不起来的。”
在这时两个勤务兵把饭菜运送了来，铁士说他自吃过早饭以来还没有拿过饭碗，等不及菜碗上齐便盛了一碗饭来开始吃着。
秋烈和杰民两人仍然继续着在喝酒，若英陪着他们喝了一两杯也各自吃起了饭来。
——“你能喝酒，实在是出乎我的意外。”杰民向秋烈说，谈题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平角。
——“乍的？”
——“你的身子不是很虚弱吗？你的吐血病近来怎样了？”
——“今年春天大吐过一次，几乎死在上海。我刚好退院便跑到武汉来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喝酒？”
——“我喝酒是偶尔的消遣，倒没有什么，我听说你近来有点自暴自弃，天天都在喝酒，那倒是很危险的啦。”
——“处到我的境遇的，不自暴自弃的恐怕也没有人。”
——“笑话，你的境遇有什么难处？”
杰民被这一问，一下竟找不出话来回答，他迟疑了一下说：“总之目下的武汉的形势，是使我失望的。”
——“你的失望，出发点是由于认识不足，你以为以前的武汉政府是很革命的，现在反动了，是不是呢？……这种见解根本就是错误：武汉政府几时革过命？你到现在来才要失望。革命是在从此以后啦！”
杰民听了秋烈这几句扼要而有深意的话，他发了一番深省，突然在桌上打了一拳，口里叫着：“好的，我从此以后不再喝酒了！”
——“那不行的，”秋烈笑着说，“乘着醉兴把不可能的事情随随便便地便说出口。”
——“等我来替你修正一下，”铁士含着饭插进话头来，“以后不再喝自暴自弃的酒。”
——“对的，”若英也接着说，“杰民，你以后实在要保重才行，革命的事情留待你做的，还很多呢。”
——“好了，好了，”秋烈又说，“这些话还是放在一边去罢。今晚上我的目的是要来和他拼酒的。”
——“你要和我拼，那我可不退让！”杰民接着说。
——“你看你，”若英在一边笑着，“才说不再喝酒。”
——“我的提议不已经被你们修正了吗？我是服从多数的。”
两人又大口地干了几杯，把一大瓶白兰地已经喝光了。杰民正打算再进房间去拿酒来的时候，秋烈突然呈出了一种苦闷的神情，连忙立起身，在近旁的唾盂里呵的一声便吐了起来。
——“怎么，醉了？”
——“不行，今晚饿着肚子，又喝的是急酒。”若英把秋烈扶进房里去了。
这时候铁士早已把饭吃完，在剥着批把。杰民也剥了几个枇杷，他也醉得来连批把的味道都失掉感觉了，饭是一点也不想吃。铁士接连着打了几个欠伸，他说：“真是够支持，每天的三餐吃不上两顿，一觉睡不满五个钟头。”
——“我羡慕你们哟。”杰民说着，他的忧郁又已经恢复转来了。
——“你又要发牢骚了吗？”铁士说，“对不住，我要去睡觉了。”铁士也走进房里去了。
杰民一个人在大厅上闷坐了好一会，看着一个勤务兵和两个马弁把席面收拾好了，他又才走进房里去。秋烈和若英睡在他的床上，铁士把门侧的沙发占据着，整天为工作疲劳了的三个人，已经睡熟了。
杰民悄寂地在房中立着，把他们左右地回顾了一下，心里这样想：“唉，要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士！”
他走到床尾上把一床卷着没用的草席拿来，敷陈在地板上，把桌上的文件取了一大垛来做枕头，连电灯都没有熄灭，和着衣裳也倒下去睡了。
后记
这篇小说是1930年所写，全稿在十万字以上。1937年，曾加以整理，分期发表于《质文》杂志。此杂志乃当时在东京之一部分留学生所办；仅出两期即遭日本警察禁止。此处所收即《质文》所登载者。未几抗战发生，余由日本潜逃回国，余稿亦随身带回。上海成为孤岛后，余往大后方，稿托沪上友人某君保管。匆匆八年，去岁来沪时间及此稿，友人否认其事。大率年岁久远，已失记忆，而槁亦已丧失。我已无心补写，特记其颠末如此。
1947年8月23日
《宾阳门外①》作者：郭沫若
①本篇题后原有小序：“这篇东西本来是《北伐途次》的缩写，在为旧本《改造》杂志用日文缩写的《武昌城下》之前。原是应上海某杂志的征文写的。因该志停刊，原稿留在上海友人处已历年余。内容是怎样我自己已不大记忆，但那写法和《北伐途次》与日文的《武昌城下》都小有不同。这在自己的作品的制作过程上，是一项颇有趣的资料。读者或许会嫌与《北伐途次》重复，但内容虽是一事，而结构并不全同，我是认为有独立的性质的。1936年7月19日”
1926年9月1日，北伐军在连战连捷的威势之下，攻到了武昌城下。吴佩孚的残余部队，逃入武昌城据守着，阻止了北伐军的锐气。
五号的晚上又决定了要去大规模地爬城。南湖附近的农家的梯子，因第一次的爬城已被征发干净了，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鉴于前一次去迟了，招了失败，更不能不早些动手，在四号的上午便已经派人到咸宁附近去征发去了。主持这件事情的依然是总政治部的先遣部队。四号的晚上已经有梯子陆续地送回来，堆积在南湖文科大学的南操场上，到五号的一清早便从事结扎。依然是梯长的两架扎成一架，梯短的三架扎成一架，扎好了便抬到学校门外去放着。
梯数比前次的多，梯子的送来又是断断续续的，因此结扎的工事也就拖延着。直到黄昏时由各军挑拨出的混成敢死队在南操场上取齐的时候，又新送了一批来也非结扎不可，结扎的人们便只得移到学校门外去继续着工作。
天色黑下来了，天上没有丝毫的星月的光，全靠着十几只马灯在地面上照着。有好几只马灯的洋油恰在那时同时点尽了。灯光幽幽地快要熄灭的神气，总司令部里面是有灯油施发处的，设在文科大学正馆的楼下。在中堂背后，正对着上楼梯的那个地方。但是政治部的人大多是新到，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很少，又怕不重要的人走去要不出油来，我便把那些收集起来了的快熄的马灯一个人提了进去要油。进去时灯光很幽暗的，倒没感觉什么，出来时因为灯油充足了，灯光分外地明亮了起来，两只手各提着四五盏灯，连自己都觉得全身都要亮透了的一样。
提着灯走到了校门口，在那儿恰巧遇着一群军事上的重要人物走来，都是要上阵去督队的。在最前头走着是陈铭枢和张发奎，还挟着几位俄顾问，彼此都匆匆忙忙地擦身过了没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最后有一位年轻的军官，脸色很白，身材长而细，骤看好象是政治工作人员，但我不认识他。他突然把我指着。
——“喂！你这个家伙！”是广东人的声音，“你点起那么多灯，真好玩啦！”
正在那时候在督着结扎梯子的邓择生走了来，要跟着那群军官们进里面去。那位骂我的年轻军官没待我回答，又急忙和择生打话。
——“喂！邓大主任，这位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尊驾啦！”
——“怎么样？”择生说。
——“毫没军事上的常识！在敌人面前点这么多灯，好做炮靶子吗？你看，他还不肯吹熄啦。”
——“你莫那样神经过敏，”择生回答他，“一座大学堂在后背挡着，敌人怕会有千里眼？现在不点灯，没绑好的梯子怎么办？”
——“好了，和你讲是讲不清的，我现在很忙。”军官说着便匆忙地向走上前头去的人赶去了。
——“那是谁？”我问择生。
——“是黄琪翔，你不知道他吗？”择生也匆忙地赶进去了。
我把灯分布开来，督着把梯子绑完好了的时候，队伍已经开了出来，仍然和前次一样，八个人扛一架梯子，八个人做护卫，两组人在途中是要交代的。把梯子扛好的便一队二队地向那漆黑的和死境相隔不远的夜空中消隐下去。
督队的军事上的长官们最后又涌了出来，其中有择生和政治部的顾问铁罗尼，翻译纪德甫。本是军人出身的择生，凡遇战斗总是要上前线的。铁罗尼也是骑兵将校出身，和择生是形影不相离的人。翻译的纪德甫本来没有去的必要，因为他们两人可以用德语会话，但他和前次一样没有回避了自己的任务。德甫是很沉默的一个人，故乡是在山东，自从由广东出发，尤其是由长沙出发以来的几天中，我们虽然时常在一道，很少有谈话的机会。他的身材高长，瘦削，背略略有点弓，面孔也瘦削，带着黄色。年纪只有二十五六的光景，但和年纪不相称地大有萧索老成的气象。不过你假如肯留意看他，在他那双黑曜曜的眼睛里，是有青春和热情留寓着的。
择生和我拉了手，铁罗尼也和我拉了手，他们不期然地都用德国话来说：
“Wiedersehem，Morgen in Wuchan wiedershen！”①
①作者原注：“再见，明天在武昌城内再见！”
纪德甫最后也来和我拉手，素来寡默而萧索的他却异常的高兴，他说，“这一次再不成功，我是不回来见你们的。”
——“好的，不用你回来，我们会跟上来的。”他说得很爽快。我也很爽快地回答了他。
他们和几位背着驳壳枪的护兵也走了，走不上十几步远，除掉有些步伐声之外，通和黑夜融成了一片。
敢死队出发后没上两个钟头的光景，炮火的声音猛烈地起来了。就那样终夜不断地继续着，直到炔要天亮的时候，枪炮声才渐渐地竭了下来。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武昌城已经攻破了，正在城里巷战。但攻进去的城门，其说却纷纷不一，有的说是宾阳门，有的说是通湘门，有的说是武胜门，先攻去的军队也有的说是第八军，有的说是第一军，有的说是第四军。政治部的电话和前方失掉了联络，几次打电话上前线去都打不通，从前线上也没有电话回来。我叫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到总司令部去探问了两次。第一次他回来的报告是见着了参谋长白崇禧，说是有攻进了城的消息，据说是第八军，但还没有得到前方的确报。第二次是见着了总司令，也说有攻进了城的消息，攻进城的是第一军。总司令正在向前方打电话探问实情。
得到了第二次的报告时已经是清早了，枪炮的声音早是停止了，我便决心把政治部的先遣队全部开发向前线，好赶进武昌城去作必要的政治工作。部员们在南操场整队的时候，我自己又向扎在正馆楼上的总司令部跑去，想探问最后的虚实。刚才跑到楼梯脚下，遇着已经任命为湖北财政厅长的陈公博由楼上下来，我问他情形是怎样，他说，消息是的确的，他也要立刻进城去了。
我便立地又折回南操场，把已经整列好了的部员们督率着开。
胡公冕骑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马走在最前头，领率着宣传大队。其次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我和几位重要的负责人在最后走着。走出文科大学的校门时大家都很有点威风，特别是骑在马上的胡大队长就俨然象一位凯旋将军一样。
路上有不断的逃难的人挑着家什行李的，由城坊跑来，我们便开始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城已经攻破了，不要逃难了，我们现在正是要进城的。”有些听了我们的话，很高兴地挑着担子便回头走，但有些也有点狐疑，或把担子放下，或驻一下脚又各自挑往前去了。
我们走到了那快宴分路的三岔口上来，那儿有三条路好走，端直走去是通通湘门，左走是通保安门，右走是向洪山，通宾阳门。在那儿又遇着了陈公博，他骑在一匹枣骊马上正在踌蹰，因为端直的那条路上是很惨淡的，不见一个人影。他是朝左手走去了，我们却和他反对地向通宾阳门的洪山方面走去。因为早就决定下了的。进城后总政治部的驻扎处是和宾阳门相近的旧省议会。
朝右走去，走不好远便要通过一段全无掩护的地面。公冕的那匹青马本来是毫没经过训练的驽马，但它的神经却是比人还要锐敏，从有掩护的小径上一要走进那段空旷的地面时，它立刻便罗唣了起来。无论怎样鞭打它，它都不肯前进，结局是人立了起来。弄得没法，公冕也只得跳下马来。那走在最前头的马被拉在最后头来了。
天气是很晴朗的，自从初到武昌城下的八月三十一号的晚上下过一次暴雨，以后接连都是晴天，土面干燥得和沙漠相仿佛。地里种的蕃薯，因为经过这几天来的队伍的践踏，已经残败得不堪，在正中处形成了一条小道，踏上那地面便可以看见武昌城，在白茫茫的朝阳中横亘着。地上有几乘单独的梯子，自然是因为没绑好，由昨夜的敢死队们所遗弃了的。这段路，我同公冕在前两天往前线上去视察的时候是走过的，去时因为只有三个人，不曾遇着什么，回来的时候适逢有一队伕子送中饭到前线，走到那正中处，敌人从城墙上放了三次大炮来，最后的一次打开了花，打伤了一名伕子，把我们带去的一位宣传员也打伤了。这回我们又走到这段路上来了。我们是堂堂地整着队伍走的，宣传大队的旗子打在最前头，政治部的两面大旗打在正中，这在武昌城上当然是很明晰地可以看出的。
刚好走到正中处，突然轰窿地飞来了一声大炮，从队伍头上打过，在离四五尺远的地面上起了一阵土烟。炮弹幸好没有爆开，但是队伍却是爆开来了。胆怯的把手里携带着的传单和标语通同抛弃了，骇得四散。这四散却又正散到好处，轰窿的又是一声，这回的土烟正起在人四散开了的路上。这回也没开花。但就应着这第二次的一声，在地里却有一个人倒了。那是机要股的S，大约他平常是有肺病的，因为连吃两惊，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接着又吐了两口血。在他还没时间立起身来的时候，又是轰窿的一声，这回打得更近，在不及小路的地里起了土烟。但这一次也应该感谢那骗钱的帝国主义者，不知道哪一国把不中用的废弹卖了给我们的军阀的，依然没有开花。
在受了那三声敬礼以后，好容易把那星散了的队伍督率着通过了那段危险的地带，城上也再没有动静了。
——“这回也是三炮，”在走到了对边有掩护处的时候我对公冕说，“我想怕是那段城墙上刚好安置了三尊大炮，一齐打了之后，要装弹，要瞄准，所以便再没有下文。你看是怎样？”
——“大约是，”公冕答应着，他接着又赞叹着说：“敌人还不错，城内在巷战，公然还有这样的镇静。”
——“怕靠不住罢？你相信城一定是攻破了吗？”
——“是老总亲自对我讲的啦。”
从前线上也有些零星的队伍回来，我们问他们，他们也说不准确。从洪山方面逃难下来的人是络绎不绝的。
我对于破城的消息终不免怀疑了起来，决定把部员们暂时停寄着不动，由我和公冕及其他自告奋勇的三五个人往前线上去探视。
走到离洪山不远的地方，从对面有一架扛架抬来，后面有一位提着驳壳枪的护兵跟着。看那情形自然是受了伤的官长。
我们和扛架愈见接近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黄色的雨衣把面孔和上身罩着的，两只脚露在外边，在黄色的马裤上裹着黑色的皮裹腿。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扛架上，心里在想着那受伤的人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是哪一军的军官。
当那扛架和我们擦身过的时候，那后面跟着的护兵突然向我屹立着，举手敬礼。
——“报告！”他叫着。
我注意看去，才知道他就是择生的护兵杨生，整夜在前线上的劳瘁使他的面孔黑得来几乎不能认识了。
——“主任……”
——“主任怎样？受了伤吗？”
——“无系，系是……”
没有等他的话说完，由那扛架上的服装立地唤起了我的记忆和判断，我已经知道那扛架上的人是谁了，我连忙跑到扛架旁边，把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揭开了来，现出了纪德甫的面孔。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面皮失掉了弹性，就象青铜铸就的一样，口是隙着的。这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灼热的眼泪顿时在我眼眶里鼓荡了起来。
——“主任有信，”杨生从他的怀中搜出了一张纸片来给我，是从抄本上撕下来的一页。
××同志！
攻城计划又遭失败，敌人仍顽强抵抗，我军死伤甚众。
德甫同志于今晨正六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至可伤悼。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Yenda Den 七时十分于长春观。
择生的署名惯爱把自己的名姓用罗马字写成“演达·邓”的，他这几行诚恳的手书使在场的人象着了电一样，不期然地对着德甫的尸首把头低下去，沉默了一会。
攻进了城的消息不用说完全是谣传了。发生这种谣传的动机或许是有意识的，因为先攻进城的部队在论功行赏上是要掌握武昌以及湖北全省的统治权的。这儿充分地有容纳一种小小的阴谋的余地。
大家沉默了一会之后，又拥护着德甫的尸首回到部员们停寄着的村落上去。这回把旗帜收卷了起来，在通过那段危险地带时，用了散兵线零零碎碎地过去，城上的大炮是沉默着了。
在走回文科大学的途中，我始终跟着德甫的尸首，杨生也始终跟着我。我从他那很难懂的广东话中，不完不全地算把那夜袭的情形得到了一个大概。
敢死队在快要走到城下的时候，敌人却早有了准备。宾阳门附近的城墙上敌人点起了一带的火把，把城墙上下照得通明。枪炮不息地乱射起来，所有夜里的枪炮声大部分都是敌人的。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有一部分冲到了城边，更有少数的人爬上了城，但都被敌人剧下了城来。敌人的手榴弹机关枪打到天快亮都没有停止过。
邓主任骑的一匹马也被打死了。他们在前线上督战，马突然倒了，是一个子弹打中了马的头脑。那子弹从邓主任的左胁下穿过，把军服的左袖打穿了一个洞，但幸好没有受伤。
在天快亮的时候，他们上了长春观，那儿的地面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一个水平上，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他们躲在土墙背后，时而用驳壳枪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把头伸出去，向城墙上打一枪又赶快缩下墙来，敌人也晓得这边有人埋伏着，便时时用机关枪来扫射，子弹打在长春观的瓦上真个就和下雨一样。就在六点钟的时候，纪德甫又把头伸出墙去探望，正回过头来向坐在墙脚下的邓主任和俄顾问报告的时候，随着一声枪声他便向墙下倒去，邓主任和俄顾问赶快把他扶着。他们把他移在草地上睡下，问他怎样，他说：“我无系要紧，你们当心。”声音很微弱的，但就说了那一句活，便没有声息了。
杨生说着，在他的声音中含着哭的意思，特别是临终的那两句话，他是反复说了几遍的。
——“我无系要紧，你们当心。”
德甫的尸首抬回了文科大学，停放在临着南操场上的一间楼上的讲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采办衣衾棺木，一方面得着几位部员的帮助把他身上的军服解开了来检验了他的伤痕。
枪弹是打中了后头部，但一个子弹却打穿了三处。从后头骨左侧打进，从后颈窝下穿出，又从右肩头打进胸部，由肩胛骨右下隅穿出，最后又打穿了右侧大腿的右侧的皮部，子弹的余势才尽了，融成了三个颗粒，笼在了马裤里面。
接着又检验了他随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类之外，手上有一架表，衣袋里有一个钱包。钱包是皮制的，是俄国制品，很旧。钱包里面所有的是——两张当票和两个铜板。这便是他所有的一切。当票是广东的当铺所开的，字很奇怪，不知道所当的是什么。但就情理推察，总不外是被服和书籍之类，因为要向前方出发，那些东西是不能够随身带走的。
德甫就在那天下午装进了棺材，暂时停寄在学校后庭的一个小小的格纳库里。第二天清早全体部员在格纳库前为他致祭，随着由几个同志把他送到邻近去殡葬的时候，他的棺材中已经有腐臭散出了。我因为工作忙，没有去送他，不知道他的殡地是在哪儿。但在殡殓了他的那天夜里，睡在那文科大学顶后一排的楼上的一间寝室中，做了几首哀悼他的诗：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热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汩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双簧》作者：郭沫若
这是1926年的双十节，北伐军攻破了武昌城时的一段插话——
北伐军在围城四十天之后攻破了武昌，生擒了刘玉春陈嘉谟，又恰逢着国庆纪念日，汉口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汉口的青年会在几天前早就决定下了在双十节的晚上要敦请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去作讲演，该会的执事们在遍街贴着红纸金字的布告招诱听众。但到了双十节的那一天晚上来，邓演达因军事上的劳顿，又因还有别的事务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会的人最后来催的时候已经九点过钟了，我便把当时宣传科的组织股长李鹤龄拉着，一道去代理讲演。
到了青年会，因为预定的时期早已过了，立地被引上了一个大讲堂，在那儿已经塞满了无数的听众。
刚好在讲坛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们来的一位人（大约是干事）向着另一位在坛上司会的高长大汉，骤看颇象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语之后，司会者略略向我们目礼了一下，便宣布开会。
这司会者不仅风格象西洋人，连说话的声调也是西洋式。
——“兄弟，现在，宣布开会。让我们大家起立，让我们唱赞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赞美歌的号数当得是先决定好了的，坛下右侧的前两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长者步到右隅斜横着的一架大风琴前坐下，奏起了乐谱来，歌声接着唱出。
赞美歌唱毕后，司会者又开始祈祷。祈祷过后又作开会辞。那开会辞是很庄严的，而且是很雄辩的。大抵青年会的干事都是雄辩家，他们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们的犀利的武器。
开会辞颇长，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钟。全辞自然是不能够记忆。但那主眼是在孙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会者说：“北伐车打败了北洋军。但北伐军的将领们是谁的信徒呢？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孙中山先生又是谁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稣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稣的便得到最后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是我主耶稣的胜利。”
接着用最上级的赞美词称扬着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但一转语仍不外是邓演达是孙中山的信徒，孙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论法。
司会者又说到邓演达的因为劳瘁不能到场，他说他是抱着很大的遗憾，他“将要在另一个机会上去请这位革命伟人来抒他的革命伟论。今晚上就只好听听我们这位革命伟人所派来的代表向我们演说。”
于是他便指挥我去讲演，演台下一遍狂涛般的鼓掌声。
目前的仪式本来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论理并不稀奇。邓演达在当时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总司令部行营主任，名实相符地有“三头六臂”的神气。青年会的那位大干事要称他为“空前绝后”的“革命伟人”，要请他来讲演以广基督教的宣传，要因他之不能亲来而抱着无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象我这样的无名小卒，自然也是万分在理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革命”高潮期中，而当时的指导精神之一是“反对文化侵略”的。我自己未到场之前心里满以为青年会是为革命的势力所慑所以才请老邓来讲演，纵使有意在利用，但总会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仪式免掉，免得讲演者作难。残不知一到讲演场来，才是这样的一个严阵。司会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识径直把我当成了一匹赎罪的羔羊拉到这样庄严的基督教的祭坛来做播祭。他说你是耶稣基督的徒孙，或者徒曾孙，你的革命的胜利是耶稣基督的胜利，你一个打着“反对文化侵略”的旗帜的人，不怕仅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么样？司会者对于他的宗教自然负有宣传的责任，但你对于当时的“革命”不是也负有宣传的责任的吗？别人对于自己的责任，遵守得那样忠实，宣传得那样巧妙，而你就只能够成为一条赎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让那法利赛人加上柴火吗？
一自入场以后，听着唱赞美歌，听着司会者作祈祷，致开会辞，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于无法对付。鹤龄似乎也和我一样地惶惑，时时以含着怒气的眼睛望着我，是问我“究竟怎么办？”我的眼睛一直没找着答话来的时候，司会者已把开会辞讲完，挥我去讲演。
狂涛似的鼓掌声终竟把我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了坛前。
就和在写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飞来的一样，在我向着司会者和听众致了敬礼，燔柴正要着火的时候，我却得了一番天来的惠雨。
我先对听众说，“我自己的正式的讲演要留在后面，在讲演之前还得举行一次仪式。刚才司会者某先生所行的仪式是基督教的仪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仪式。但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革命军人在讲演之前也是有革命的仪式的。这仪式是要先推一个主席，由主席宣布开会，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然后才落到我的讲演。我们现在就先推李鹤龄同志为主席。”
这样一提出，听众径直热狂化了，鼓掌声比前两次的更高更长，就象始终不肯止息。满场充满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听众已经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鹤龄起来，对大众宣布开会，大家才肃静了起来。
鹤龄本是极机敏的人，他做着临时主席把开会的程序执行如仪，于是才又挥我去讲演。
又是一阵狂烈的鼓掌声。
我的讲演怕有五十分钟的光景，详细的语句自然是不能记忆的，但大概的意思却还留在脑里：因为关于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观的事实至今还没有改变。
我说，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义的人，《新旧约全书》我都是读过的，而且有一个时期很喜欢读，自己更几乎到了要决心去受洗礼的程度。但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受洗礼呢？是因为我恍悟到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再受洗礼的必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中国人，自生下地来，已经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辈子都是实行着基督教义的。譬如，基督说，你要爱你的邻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有人如要剥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内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索性更让他打你左脸。这些爱的教义，我们中国人一直不假言说地是实行着的。怎见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们索性便让他租借九龙。有人夺去了越南，我们索性送他一条滇越铁路。有人占领了朝鲜，我们索性奉送以满蒙。我们中国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还要基督教徒。基督说：你要积天上的财，施舍你地上的财。有钱的人想进天国，比骆驼想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们中国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财老早抛得一干二净了。银行、矿山、铁路、邮政、内河航业、内海航业、工厂、商场……凡是可以生财的产业，没有一样不已经抛得精光。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瘦得来象一条线了，天国的门不怕就只有针眼那般大，我们是已经有充分的资格穿过去的。
我尽力说了一番隔的理论，大大地受了听者的欢迎，笑声，掌声，轰隆地不绝。
我最后是如那位魁梧的司会者之称邓演达为“革命伟人”一样，我称司会者为“传教伟人”。我说他以中国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双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还要基督。不过，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汉口，犹如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施展他的天才。他应该是往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那些地方去，让那些地方的“骆驼”充分地缩小起来，可以“穿过针眼”。
说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把讲演作结。
“传教伟人”委实是一位魁梧的“传教伟人”。他乘着我把话讲完了便又向着听众赓续致词。
他这次特别恭维起我来，说我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雄辩家。然而我之所以善于雄辩，是因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请大家信仰基督，才能有这样的雄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