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5
女 须 （掩泣）……
屈 原 （倾听）哦，刚才的歌声又唱起来了呀！
水中歌声：
我们为了他——泪珠儿要流尽了，
我们为了他——寸心儿早破碎了。
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
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
你们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
屈 原 哦，她们在问我的所在！我站在这儿，你们怎么看不见呀？
水中歌声：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屈 原 哦，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流吧！流吧！我生命底泉水呀！你一流了出来，好像把我全身底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我感觉着我少年时分，炎天烈日之中，在长江里面游泳着一样的快活。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你又把我苏活转来了！哦，我的姐姐！你也在哭吗？你听见了刚才的那样哀婉的歌声吗？
女 须 我也听见的，怕是些渔家娘子在唱晚歌呢！
屈 原 不然，不然，我不相信人们底歌声有那样泪晶一样地莹澈。 屈原自语时，老翁时时驻篙倾听，舟行甚缓。
老 翁 这便是娥皇、女英底哀歌了。这歌儿似乎还长，我在湖中生活了这么一辈子，听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虽是不知道是些什么意思，但是我听了总也不知不觉地要流下泪来。
屈 原 能够流眼泪的人，总是好人。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诗之感人有这么深切，我如今才知道诗歌底真价了。幽婉的歌声呀！你再唱下去吧。我把我的莲佩通同赠你，（投莲瓣花环入湖中）你请再唱下去吧！
水中歌声：
太阳照着洞庭波，
我们魂儿战栗不敢歌。
待到日西斜，
起看篁中昨宵泪
已经开了花！
啊，爱人呀！
泪花儿怕要开谢了，
你回不回来哟？
老 翁 喂呀！天色看看便阴了下来，我们不能再拖延了！我怕达不到目的地方，天便会黑了！我要努力撑去！我要努力撑去！……老翁尽力撑篙，从君山右侧，转入山后。花环在水上飘扬。帆影已不可见，远远犹闻欸乃之声。
——幕 下
思想阳痿还是不传代的好——反思郭沫若
作者：王建喜
近几年，对郭沫若的评价成为热点，评论文章被结集成书：《反思郭 沫若》。这实在是一件好事情。郭沫若在现当代是著名的人物，对他的一 生,特别后半生进行中肯的评价是有益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有些文章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谈到了郭沫若的人格缺陷，得到绝大多数读者的赞赏， 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文学自由谈》99年第四期有人蓍文说“如今 骂郭沫若并不崇高”，竭力为郭沫若辩护，把郭沫若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归 于时代或者归于别人栽赃诬陷，总之郭沫若本人是不用负责的，并且在文 章的结尾指那些点破郭沫若缺点和错误的人是“通过咒骂郭沫若而捞取崇 高”，并且要求这些不顾郭老面子敢讲真话的人“忏悔”。
这是让人费解、让人害怕的一种态度。但是被批评者丁东先生颇有雅 量，他只是说“硬要扯上什么崇高不崇高，在我看来是很无聊的”。本来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反思他的悲剧和弱点，从多方位进行探索是有益的事 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是研究者、评论者的权力，可不可取则要看 他批评得有不有道理。
早期的郭沫若可称得上文化巨人，才华横溢。人们垢病的、不以为然 的是他的后半生。我觉得1948年可作为他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线。对48 年后的郭沫若，人们讳莫如深，吞吞吐吐。秦川先生所著《文化巨人郭沫 若》一书近500页，48年至郭老逝世近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在书中不到100 页，不及五分之一。作为传记作者，秦川先生可能是有苦衷的。谁不想为 传主多说几句好话呢？但也不能编得太过分。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 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后 一样向来比较出色”。但愿这种说法不是仅针对郭沫若一人而言。作为卓 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不应该不知道沈从文、朱光潜、肖乾等 人的价值以及他们在学术界、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所以他于1948年在香 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让人费解和痛心。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 艺”的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郭沫若曾被人封为继 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他本人也极其看重这个称号，千方百计要扛稳 它，所以这面旗帜以外的一切他都彻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彻底消灭他 们，甚至恨不得将他们连肉体一并消灭。遭此贬损的作家和学者们从此开 始了他们几十年悲惨、屈辱的生活。从阎王殿走回来的沈从文彻底告别了 他心爱的文学事业，转入历史博物馆，为文物填写卡片，而此前他却是闻 名海内外的作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据凌宇所著《沈从文传》，陈賡 曾请沈从文吃饭，并告诉他，过去把他当反动派对待，不是上面的示意， 也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政策。沈从文听后显得更加无奈、惶恐和担忧。他终 止了文学创作，却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可能是郭沫若先 生没有想到期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为此庆幸！想想沈从文在死亡线上的 挣扎以及之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文革结束二十几年了，对文革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悲剧的揭露已为数不 少，但对文革产生的原因仍然没有系统的总结。没有法制、权力缺乏监 督、个人崇拜等等，都是主要原因，但是论者往往都往林彪、“四人帮” 头上一推了事，既简单又安全，但是太不负责任了。个人崇拜不是一天两 天的事情，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有人的缺点和 弱点，林彪把毛泽东封为神是有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作为正直的 政治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要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可惜的是郭 老没有能够坚持，而是加入了制造现代迷信的行列，误导人们更深地陷入 个人崇拜和盲从的泥沟。郭沫若在评论毛泽东诗词和书法时说：“主席并 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都成了诗词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 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 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 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 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 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 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红旗跃过汀江》）（以上转引自丁东先生的 《盲从还是阿谀》）。郭老是饱学之士，对毛泽东出现了错别字、书法中 出现了笔误看得明明白白。但他不仅不指出，还要在评论中编出一套说 辞，硬把毛泽东这些失误说成是优点，并且发挥到“四个第一”的政治高 度，好比看到别人长了一块疮疤，硬要夸赞成艳若桃花，美如乳酪。有人 想以盲从来开脱郭老，显然是徒劳的。盲从是水平问题，阿谀奉承则是道 德问题了。无论何时，阿谀都是不可取的。大多数中国人即使在走进盲从 的误区时，对阿谀奉承也是鄙视的。
有为郭老辩护者痛击那些“骂”郭沫若的人是事后诸葛亮，当年都闭 上了鸟嘴，也早请示，晚汇报，并未勇敢地站出来指陈。这种说法确有一 定道理，并差点将我们吓倒，好在我们还有马寅初、梁漱溟、陈寅恪、顾 准等人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我们辩护。在强权面前，马寅初以真正的知识 分子的良心和正气，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人口理论，甘冒下地狱的危险。梁 漱溟置泰山压顶于不顾，当面指陈毛主席没有雅量，在争辩、抗击不起作 用时，他选择了沉默。同样选择沉默的还有陈寅恪先生，一代伟大的历史 学家，宁愿去考证《再生缘》、也不愿去参加大批判，哪像某些“书 生”、“学者”将一生的学问用于歪曲历史、陷害他人。顾准更是在准监 狱生活条件下（劳动改造中）构筑他的“理想王国”。
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 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所以高尔基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意 识，应该与权力保持距离。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 子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前苏联，索尔仁 尼琴提出“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和“不撒谎地生活”的信条，并在 创作和生活中贯彻了这一信条，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关进集中营，被流 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国，他并没有因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 是很快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来，甚至称美国为 “恶的帝国”，引得美国当局对他大为不满。在度过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回到俄罗斯后，他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新当权 派，并拒绝领取叶利钦颁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 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强大的存在。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们呼唤英雄（但我们不需要“高、大、全”式的 英雄）；在道德品质堕落、价值体系崩溃的时候，我们呼吁、切盼恢复和 重建。我们应该摈弃那种简单的因言废人或因言立人的逻辑。不能因为周 作人文章好就想隐瞒他当汉奸的历史真相，所谓“好汉奸”只能使我们的 民族蒙羞，使知识分子形象受损。在需要“呐喊”的时候，希望知识分子 不再集体失语，不再集体思想阳痿，尤其不能使它传宗接代。郭沫若的悲 剧还是不重演的好。我们觉得那些敢于评说郭沫若的人其实并不是为了使 自己“崇高”，倒是那些讽刺别人的人显得别有用心，他们是不是在盼望 “城头变换大王旗”？
郭沫若母亲的“诗教”
作者：周彬
2000年11月10日 10:15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大文豪、大学者，除了他自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之外，与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他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郭沫若自己回忆，他的外祖父杜琢璋这位清末的二甲进士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黄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而杜邀贞自幼即是父母双亡的孤儿，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都能凭着资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但识文断字，而且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在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唐诗记得特别牢。这首诗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母亲杜邀贞有意无意地培养，形成了郭沫若喷涌不绝的“诗泉”，形成了他那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诗人，诞生了像《女神》那样不朽的诗篇。
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愿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公正评价郭沫若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在80年代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乃师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郭，而其所评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围。
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会著文指出这一点，这些人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写到：“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傅斯年。我们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有帮助。
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作者：谢泳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看走了眼。国内为郭沫若辨护的人，就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为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就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还是没有眼光。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孤明先发”，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让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我想说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一时为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学成才，在那个时代，他也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读，看看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
王芸生和当时的大公报在言论的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的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的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交易。雅尔塔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当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等人，在当年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都不吭声了。王芸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要高。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本是王芸生的一篇旧作。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有一个“补识”。他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王芸生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王芸生当时在重庆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毛泽东的这首词，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流露出了很强的帝王思想。这一点当时真正看清楚的人不是很多，王芸生算是一个。当时王芸生把毛泽东的词曾抄给傅斯年，在抄完以后，王芸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王芸生当年发表他那篇文章，就是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而来的。此点倒是当年的郭沫若看出来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说：“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工作认为‘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开始的一段话之后，又说：“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民主’，他们是压迫‘中华民族’的，‘小百姓们’，赶快‘起来’把他打倒！”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为他曲解了毛泽东词的寓意，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当年王芸生的分析，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历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王芸生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郭沫若对王芸生这段话的批评是：“言外之意是要让人自行领会的，率性替王先生说穿吧，今天的毛泽东也在‘争统治的人民’，假使毛泽东当权说不定更坏，而且还有‘勾结外援’的嫌疑啦。”
王芸生不是一般的报人，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看法，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我们可以说他是对的。在中国现代史上，王芸生的社评和当时大公报的立场，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评价，他们对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和立场，不能说一点失误没有（比如王芸生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不准确），但大体说来，都是对的，这实在难得。这样的历史卓见，还是来源于他们的“大公”思想，有“大公”才可以有卓见。当年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王芸生曾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他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当时就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一看就是要坐天下的气味。
王芸生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曾写过一篇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王芸生眼光非常宏阔，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世界大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说：“美国大的进步了，她要想退回战前的旧样已不可能。在英国，由于工党获得人民的选择，英国已在胜利中起了社会大革命。这革命是建新的，是不流血的，无疑问的，英国是大的进步了。”
近年读书，常常想起读《吴宓日记》时的一个感想，吴宓对中国近世历史的评价很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七──八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 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第三十三页）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就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王芸生和当年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认识，差不多都是吴宓这样的立场，现在看来，有远见的，还是他们。
史学工作者谈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研究与文化反思学术座谈会”日前由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郭沫若纪念馆共同举办。座谈会上，林甘泉、瞿林东、杨天石、龚书铎、王戎笙等史学专家对郭沫若研究与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林甘泉：在对郭沫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把他放在二十世纪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郭沫若既是文学家、史学家，又是革命家。对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他本人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和不足，而且也关系到中国二十世纪整个学术史、文化史中的诸多问题。目前的学术环境为客观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反思过去。
瞿林东：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杨天石：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龚书铎：今天研究郭沫若，应当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研究人物终归离不开评价，而评价就要求实事求是。郭沫若是戎马书生，是文化战士，很有号召力。现在有的批评文章对郭沫若的学术人品持否定态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年轻人有不好的影响。我们要客观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年来，有的人将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种时髦，这种倾向是不正确的。
王戎笙：即便在台湾的学者中，郭沫若有关古代史研究的著作还是必读书。有的人以骂倒名人来出名，用伪造的、不实的资料干扰郭沫若研究，对青年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对郭沫若的成就要实事求是地、公正地评价，要通过他的著作的初版本来了解作者原貌，同时也要注意通过初版本和不同时期的修改本的对照来研究郭沫若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郭沫若一次得意的演讲
作者：师文
1944年12月30日，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翌年1月4日消息传到重庆。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到郭沫若赞同，又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把日期和会议程序定了下来。
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大会主席宋庆龄宣布开会，戏剧家洪深任司仪，监察院院院长于右任致开幕词。法国参赞叶里赛夫作为生前友好报告罗曼·罗兰生平。接着就是郭沫若演讲。
郭沫若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汀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狼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潮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听众观众很快就发现郭骂的就是他。群众的掌声如潮水涌起。
那个何应钦呢，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白白胖胖一身肥肉，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
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精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老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讲了。”
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
作者：翟清福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有两件事在学术界流传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其一，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学术，缺乏应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说他有抄袭行为。其证据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抄袭了钱穆于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下简称《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还有要"焚书"之说。这两件事都是关系到人们对郭沫若著作的看法问题，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袭"说
这桩学术公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学术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认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应否定。
一桩学术冤案说郭沫若"抄袭"者，只将《十批》和《系年》两书中，讨论同一问题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和论断进行简单的比较，加上有倾向性的按语，摆出了两书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从表面看，两书都是研究先秦诸子的，郭书比钱书晚出十年，确有抄书之嫌。然而，人们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两书性质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是用年轮推算方法考证诸子年代之作。因此两书侧重点不同。
"抄袭"说的真相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郭沫若、钱穆也不例外。人们只要将《系年》出版以前的有关论著和《系年》做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与《十批》论断相同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早于《系年》的学者讲过的。当代学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与子产是同一时代人的问题，不是钱穆考证发现的。早在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一书，在讨论列子时就有。该书所征引的文献，被《系年》所采用，论断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御寇考》中，对《困学纪闻》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关于列子，《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列子所征引的古文献，如刘向《叙录》、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孙《子略》诸书，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都引用了，先后顺序一样，论断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库提要》所说"刘向校上奏"语，在梁书中称"刘向《叙录》"；《系年》呢
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穆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被化整为零，分别放进其数"考"之中，而且这类"考"多属细小问题。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袭"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纯属无中生有，诟诬贤者!
二、郭沫若的"烧书"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十批判书》手迹影印初版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又过了一个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转载。这件爆炸性的新闻，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理解，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郭沫若发出"他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由《人民日报》转载。这是极为反常的事件。因为在过去，大多是别的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中央文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烧书"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书还放在书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挂号退还"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后，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