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
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当时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对教育最有关系一项，是“工具”的运用，即文学革命。把明白易懂的语体文来代替旧有的文体，广泛应用到各方面去，二十年来的发展，不特影响了年青人的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民十六的北伐成功，民二十以后的统一建设，民二十六的对日抗战，使这个民族从散漫萎靡情形中，产生自力更生的幻想和信心。且因这点幻想和信心，粘合了这个民族各方面向上的力量，成为一个观念，“不怕如何牺牲，还是要向建国目标前进！”三年来从被日人优势兵力逼迫离开了沿海各省份，还依然不解体，不屈服，能集合全中国优秀分子，在一个组织，一种目的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这种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分析说来，就无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
对语体文的价值与意义，作过伟大预言的，是胡适之先生。
二十年前他就很大胆的说：“语体文在社会新陈代谢工作上，将有巨大的作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语体文必占重要的努力。”
这种意见于二十年前说出，当时人都以为痴人说梦，到如今，却早已成为事实了。但二十年前胡适之先生能够自由大胆表示他的意见，实得力于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孑民老先生，在学校中标榜“学术自由”。因学术自由，语体文方能抬头，使中国文学从因袭、陈腐、虚饰、俗套、模仿中，得到面目一新的机会，酝酿培养思想解放社会改造的种子。
蔡老先生不特明白学校中学术自由的重要，且对语体文也有过良好意见。他以为古文自有它的伟大过去，至于流行末世半通不通的死文字，实在是社会“愚昧与顽固”“虚伪与陈腐”的混合物。社会的进步不可免要受这种有腔调无生命的死文字掣肘，有时且引起社会退化现象。正因为它不仅徒存形式，还包含许多保守堕落观念。国家求发展，想改革，这些观念便常常成为障碍物，绊脚石。
可是文学革命运动，从建设方面看，固然影响大，成就多，从破坏方面看，也不可免有许多痛心现象。新工具既能广泛普遍的运用，由于“滥用”与“误用”结果，便引出许多问题。从大处言，譬如北伐成功后国内因思想分歧引起的内战，壮丁大规模的死亡，优秀青年大规模的死亡，以及国富国力无可计量破坏耗损，就无一不与工具滥用、误用有关。从小处言，“学术”或“文化”两个名辞，近十年来，在唯利是图的商贾和似通非通的文化人手中，常弄得非驴非马，由于误解曲解，分布了万千印刷物到各方面去，这些东西的流行，即说明真正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已受了何等不良影响。所以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事，无过于从“工具”的检视入手。借当前事作镜子，如何计划来“庄严慎重”使用这个工具，是一件事。从这种庄严慎重与作家人生态度有关，我们在文运上如何为作家来建设一个较新的坚实健康人生观，又是一件事。
世人常说“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我们若能保留了这份天真和勇敢精神，再加上这二十年来社会变动文运得失所获的经验，记着“学术自由”的意义，凡执笔有所写作的朋友，写作的动力，都能从市侩的商品与政客的政策推挽中脱出，各抱宏愿和坚信，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来表示这个民族对于明日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向上途径中必然遭遇的挫折，承认目前牺牲俨若命定。相信未来存亡必然将由意志决定，再来个二十年努力，决不是无意义无结果的徒劳。二十年时间个人生命史上，虽然好像已经很长很久了，在一个民族复兴历史上，却并不算久。我们应当用“未来”来纪念这个“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