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认为作家的笔必由政党调遣，那无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却极简单，这是两种工作。从政治家或伟人看，一千人进军罗马，即可产生一个帝国。从作家看他那个四千字的小说或一首诗，实在只有他的头脑和手才能产生。一个帝国固然伟大，然而说到经久时，有时又似乎还敌不过一首七言诗。文学作家归入宣传部作职员，这是现代政治的悲剧。引引俄国事例统治管理来驳我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个自由一些国家的成就。我们作家不是在争“自由”，争“民主”？文学上的自由和民主，绝不是去掉那边限制让我再来统治。民主在任何一时的解释都包含一个自由竞争的原则，用成就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的原则。并且政党要领袖，要拥护，而且容许用一切不大合乎真实的手段作宣传，争取或巩固地位。文学的民主却不需要也不容许这些。文学涉于创作，没有什么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权利，刚用笔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作品和老牌竞争，而且永远也在竞争中。这种竞争尽管十分不同，正由于不同即带来进步。真的进步是由此而来，不是由竞选……这一个月来，因我写了点小文章，被另外一位笔名先生当作题目批判了若干次以后，得到许多的信，信件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少数熟人的，总说争不了事，这和国家情形一样，还是听命扫荡吧。一是陌生人和读者的，倒奇怪在名分下我有不少副刊，事实上帮手怕也不少，怎不来个笔战？我得谢谢这些朋友的好意，并谢谢给我把批判文章寄来的两位。批判文章做得很好，有立场，站地步，而又观点正确。且于雄赳赳之中还保留点点客气，又会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的傅会其词，若配合什么会的举行，可以说绝妙宣传。这一来，沈从文简直被打倒了。但是照某兄所说，又像是沈从文早就落伍而倒多日了。极奇怪的倒是我什么时候又起来过？因为照我记忆所及，民十五年时刚学习执笔，就被一伙在北平的什么社员倒过，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又被一团体指定一某兄由检讨而扬弃过，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出这检讨是什么意义。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军战战，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些远距离扫荡，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离扫荡。一共约二十年光景，次数不为不多，而且照例是团体性，再加上一堆文坛消息，不可谓不实力雄厚。我这一面呢，照理说，老是居于劣势。真不免让那些好朋友代为担心！不过事情也奇怪，二十年已成过去，好些人都消失了，或作了官，或作了商。更有意义的，是其中有两个还作了我的朋友，都是真有批评能力，且写过批评集的。我倒很希望他们还有兴致，再来批判我新写的一切作品，可是已停笔了。我还是我，原来无从属单人独马用这支笔来写点小说，从学习讨经验，求有以自见，现在还是如此。想起来真不免使人感慨系之！因为在我自己，对工作态度二十年变得似乎极少，但批判的笔却换了四五代了。而且所以受批判，倒又简单，我很恼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恰恰又“都要不得”。这个批语且可能是从不看我作品的人说的。这也正见出中国文坛的一鳞一爪。什么文坛？不过是现代政治下一个缩影罢了。只见有集团的独霸企业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即有野心文坛独霸企图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为的是二十三十人固然可以产生个委员，或部长，更多些人还可以产生个罗马帝国，可是一首七言绝句呢，却要一个人用脑子来产生的。文坛中不仅有作者，也还有个读者。不仅有读标语而感动十分的人，也还有拈斤簸两把作品从文学史上衡量得失的人。有欢喜开会的作家，也有不欢喜出风头的作家。我们不是说要“民主”吗？这里就正有个民主，一面应容许相异，不同，而又能以个人为单位，竞争表现，在运动规则内争表现。不过这种民主制度对某一些人当然就不大顺利，因之扫荡随来。所以分析起来，这雄赳赳中其实也就有懦怯，恰恰和另外那个战争中有懦怯一样，不敢单独接受工作正面所课的责任，于是出以集团攻击。文字既然不过一种工具，那么，涉及批判，什么话不好说？所以话说得险而狠，可以说是必要的。不过既有二十年低头从事不做官的作者，也自然还有不信官的读者。
所以文坛到底又还有点民主，虽然这正是另外一些人所不要的！
扫荡者的文章，倒要附于被扫荡者集中方能存在，是无可奈何的。
记得《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一期上，编者即有个声明，刊物是对报纸、对读者、对作者要有个交代，不用作个人利益企图和热闹笔战时，所以现在还是要守住这个原则。我只说说批判者文章中串贯不来处和错误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