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恰相反，真的明白应当激起你一种否定精神。明知的判断和无比的勇气，都由“明白”而来。凡事有所蔽方浑沌不清。能否定现实的，必不会再以为“理想”只不过是堕落和荒谬结合物。战争不能用战争解决，正如一个勇士陷于淤泥中时，无从自己揪住头发掷出泥淖以外。否定这个人类弱点的，是信仰理性和愿望所具有的长处，对弱点不再存任何丝毫依赖心，方能有个真正的新的明天。否则将永远在“适应”上辗转！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看得出近三十年知识分子悲剧何在。又如何分担了民族堕落的一环！政客重适应，事不足奇。可是一个思想家，实在应当看重真理所寄托的原则。这原则尽管空洞而无救于当前一部分人的衣禄，又有损于另一部分社会地位，然而惟有它具有永远否定这个××腐败遗毒的蔓延，理想的世界是天下一家，去掉民族偏见与自大，自私与贪得在某种情形下，每一国家每一民族都能享受其最大自由，各有所呈献而各得所需，相互不同而能调合并驰。这种理想距离我们远了一点暂时可不谈。但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统一而和平，如这时节许多国家一样，应当是作得到的！盼望那么一个国家实现应当不犯忌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试稍作检讨，我可见出一种对痛苦丑恶现实之培养，知识分子的绥靖主义如打盹现象，如何有其必然。而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形成，却必需如何远离这个气氛方能生长。抹杀现实不能算否定现实。真的否定还奠基于认识。更重要处即在认识“理性”之存在与寄托，应当在知识分子身上发现，可不容易发现因为真的理性所表的热忱和信心，都并不曾见于新的文学艺术以及时人政论中。在用笔的一群里，我们只能发现一些聪明小巧的计谋，具新闻性的政见，反复抄袭的学问，有社交作用的活动，可见不出思想。见不出具有充分顽强防腐性而又组织完整的新的历史观，哲学观或文学观。都只想以“多数”代真理，强权代公理。见不出性格，见不出密度和深度。共通只能给人一种印象，即全民族的情感枯窘，世故与疲乏！
正由于这种枯窘，世故，与疲乏，失去了调节中和作用，才会让另一种本能抬头到如今的种种，以及明日可能的种种……适之先生在北大国文会上给毕业同学三根救命毫毛，是思索问题，你倘若真能够头脑解放而独立来思索你所思索的是什么，你就会发现“敢思索”已成为当前人一种高贵的品德。你问我国家转机何在，转机即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