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麻的1976——1978》
作者：胡发云【完结】
如今，新中国的历史，常用三大块时间来表述，一块叫“十七年”，也就是文革前的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一块叫“十年动乱”，就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再一块，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前些年常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到如今。但细一想，其中却有点小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１９７８年底开的，那么，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之间的１９７６－１９７８这两年到哪儿去了呢？当然，这是个钻牛角尖的问题，时间不会消失，历史也不会断裂，它总在哪儿存在着。马虎一点，算到前面一块，算到后面一块，都行。
当有一天，我无意间碰见葛师傅――葛麻之后，忽然想到了，那两年原来在他那儿！那一段亦新亦旧，亦左亦右，躁动又空洞，热火又惶惑，暧昧不明，似是而非的岁月，大约只配属于葛麻一类人。果然，后来葛麻自己也说，要是没得老子，他们那两年么样过哟！
葛麻姓葛，是一个翻砂工，早年得过天花，破了相，破得很厉害。用刘师傅那有些刻薄的话说――麻得牵了藤。也就是说，不光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还相互联成了线。葛师傅得了葛麻这样一个绰号，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生理缺陷，一个就是那出家喻户晓的楚剧《葛麻》。《葛麻》是个轻喜剧，讽刺一个暴发户马员外嫌贫爱富势利寡情，要退掉穷书生张大洪与自己女儿早年的定亲，赞美马家的杂役葛麻机巧聪慧幽默正直，终于保卫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纯洁爱情。只是那葛麻并不麻，且“麻”上有一草头，现在已被简化掉了。葛麻是一种很贱的多纤维植物，可用来搓绳子，打草鞋。用来为一个杂役命名，大约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葛麻》这出戏在旧社会已风行多年，解放后，又经过修改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增强了阶级观念，删除掉黄色成分，使其成为楚剧舞台上一朵长开不败的鲜花，直到文革才开始受到批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类民间戏文，鼓书，都是市民们语言的主要资源。所以，当初拿了《葛麻》作葛师傅的绰号，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很传神。是属于厂里绰号中的上品。因而使得葛师傅在全厂几千人中的名声－－用《葛麻》中的台词来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我们刚进厂的时候，一次班前会天天聊，刘师傅说，有一年厂幼儿园的林主任到班里来，说是要请葛师傅她帮做一做孩子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葛麻问，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林主任说去了就知道了。葛麻说，我怕不行。林主任说，你肯定行。葛麻后来一想，工人阶级嘛，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做呢，别说幼儿园，那时中学大学，都是我们工人师傅在管了。于是就去了。进到幼儿园，孩子们大班中班小班全在室外的游艺场上，花花绿绿坐了一大片，各班的老师也像岗亭一样在四周森严地立着。林主任领着葛麻进去之后，走到会场前面。那一天太阳很明媚――刘师傅读过书，还是高中，所以很会用词――将葛麻全身上下照得很明亮。孩子们的眼光一下从他们最害怕的林主任身上移到葛麻脸上，生出一阵骚动。林主任说，这是我们厂铸造车间的葛师傅大家欢迎。孩子们一起鼓起掌来。林主任说，我们的葛师傅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家里很穷，打不起针，看不起病，结果得了一种病，叫天花，后来就成了这个样。林主任说，大家怕不怕？孩子们齐声叫：怕――林主任说，你们要不要这个样？孩子们齐声叫：不要――林主任说，那今天的针打还是不打？孩子们集体哭了起来，呜呜咽咽地齐声说：打――说时迟那时快，厂医务室一群医生护士从林主任的办公室冲出来，拿了注射器便往孩子们的小胳膊上扎去。孩子们一边抽抽搭搭淌着眼泪，一边各自捋起自己的袖管。看着这场面，林主任对葛麻千恩万谢，谢谢工人师傅关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身体健康。还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
大约这个段子，刘师傅在不同场合给不同对象讲过多次，所以刘师傅刚一开口，葛师傅便讪讪苦笑地说，个把妈个把妈又来了又来了。葛师傅也不去打断他，一直讪讪苦笑着听刘师傅不紧不慢地将段子说完。说完后也跟大家一起笑。看他那个样子，似乎还喜欢听。笑完后，葛师傅说，怪物刘，你这会编故事你怎么不去当编辑呀？起码到厂革委会大批判组去混一身清爽衣服穿穿呀。
这个段子，大约的确是刘师傅编排葛师傅的，因为后来我们在别处也听见了类似版本，但和葛师傅无关。那些日子里，这一类小段子或长故事，只要一出来，便立刻传遍天下，比如今电视台的速度还快。什么《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塔里女人》，一处有了，全国各地立刻也有了。
怪物刘是刘师傅的绰号。在厂里，几乎所有的师傅们都有绰号，一来几千个人一个厂，几百个人一个车间，张师傅王师傅李师傅刘师傅太多，一声喊去，七八个回头，很误事。起了绰号，有讲究，有来由，很传神，容易记。比如说话口吃，就叫林嘎嘎。得过火眼病，爱眨眼，就叫张眨巴。被铁屑打瞎过一只眼睛，就叫周瞎瞎，亲热一点就叫瞎瞎。还有叫大疤子、小疤子。大疤子是被火烧成的。厂里师傅抽烟，都在厂里灌汽油，用在自己的打火机上。那时火柴要票，不够用。再说每个月还可以省角把钱。大疤子用一只500ｃｃ的葡萄糖瓶灌了一满瓶汽油，揣在棉衣口袋里。那是一个冬天，每个班组都有一只汽油桶做的大铁炉，里面倒进满满一桶无烟煤，用来烤火，那炉火可以把大铁桶烧得彤红。大疤子也烤火，烤着烤着他就爆炸了，接着就烧成一团火人。后来人是救过来了，落了个大疤子的绰号。小疤子是盐酸烧的。他到电镀车间去，绊了一跤，一脸扑到盐酸盆里。因为他身上没有烧伤，面积小一些，就叫了小疤子。也有在姓名中就地取材起的，姓赖，就叫赖皮。姓胡，就叫锅巴。姓黄，就叫黄瓜。名字中有个青字，就叫青蛙。有个基字，就叫鸡子――也有叫得更粗俗的。叫浑名的时候，就是关系正常的时候，要是正儿八经叫大名了，往往是形势不妙。比如葛麻，我们是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将他抓起来的时候，才听到叫他的大名。而平时师傅们之间，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就会恶狠狠地说，林利国，你跟老子听到！我们才记起这林利国就是林师傅林嘎嘎。我们这些小青工进厂之后，很快每人也都得了一个。少数没有的，常常是不招人喜欢的。师傅们懒得给他起。干部大都没有绰号，有也不当面叫。比如管食堂的行政科长，姓周，叫他周扒皮，比如宣传科那个写文章的，白白胖胖，戴付眼镜，先叫他翻译官――那是电影《小兵张嘎》中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吃嘎子的西瓜不给钱，就叫他“吃西瓜的”，后来简称西瓜。直到今天，一些老工友相遇，谈起往事，还会说，西瓜怎么怎么样了，瞎瞎怎么怎么样了。不过，我们都不叫师傅们的绰号，刚进厂，做徒弟，还没那个资格。所以我们都叫葛师傅。一叫，他就特别和气。
女工大多也没有绰号，只有那些很风流很强悍很有个性的，才会被起一个绰号。比如说磨盘（指臀部），半球（指胸部），夜叉，黄母，岔吧子（爱多嘴）……还有“大班车”“小班车”，这是指她们在男女之事上很随便，谁都可以上的意思。不过，师傅们叫这些女工的绰号时，大多并无恶意，甚至还有许多亲昵在里面。可以感觉到一种向往一种欲望。
工厂的女师傅们都很泼辣，很皮实。能应对来自男工的许多尖利的挑衅。
如果说，插队时，我们那儿的贫下中农们能把一切农活农具农作物引申到性上面去的话，那么进厂后，我们发现，工人阶级同样能把工业战线上的一切工种工具工艺过程和性相联系，比如螺栓螺帽，比如说镗孔钻眼子，比如说粗弹簧细弹簧，比如用钳台夹零件，比如用油枪往设备灌黄油……全都能即兴说出一些妙不可言的隐喻来。那种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很让人惊讶与佩服的。如果没有先前的贫下中农和后来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在严格的禁欲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到现在可能都还在黑暗中摸索。
当然，有时男师傅们的玩笑开过了头，或恰好当时女工们兴致很高，那有人就要吃亏了。比如按翻在地，脱下裤子，用红油漆在某个私秘部位狠狠地刷上几笔，待它干后，才放他起来，叫作“打火印”。那个地方很敏感，不好用汽油香蕉水洗，弄掉它很麻烦。不弄掉，回去对老婆又不好交代。所以，男师傅们别的都不太怕，就怕“打火印”。我们在乡下的时候，见过类似活动，但那些贫下中农“妇联们”最多也只是抹一点稀泥牛粪之类，没有工人阶级的巾帼英雄厉害。
我们车间没有女工，只能通过“民间媒体”――也就是口舌相传，来分享这一类快乐。如果碰到事件正在发生，全车间都会放下活计，赶往现场。前面说的怪物刘刘师傅，就是这一类“民间媒体”的大牌主持人和现场临时总指挥。
怪物刘爱说阴阳怪气话，爱做古奇八怪事，为此吃过不少亏。被组织上多次指出，思想意识不健康，有问题。比如说《参考消息》上登了，苏修那里买白糖要排队买西红柿也要排队，他便说，又不是我们这里不排，你想排还没得排的。比如说上面要求每个工人在自己的工区前树一块语录牌，自己选一条针对自己活思想的最高指示，他便用铁皮做了一块，比别人的大几倍，上面写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据说怪物刘刘师傅文革初期蹦得很高，腰里还揣过厂里的大印。军宣队进厂之后，在五不准学习班关了小半年，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怪物刘读过高中，这在五十年代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家里穷，没有继续读了。刘师傅原来是钳工，还到厂部当了一段时间干部，从学习班出来后，当了翻砂工。这当然是一种惩罚。厂里凡不够劳改劳教的，许多都送到翻砂车间来。还有的是因为文化低，没有硬关系，或不招人喜欢。翻砂车间原来叫八车间，后来叫八连，车间主任叫连长，车间书记叫连指导员。到八连当连长连指导员的，也是这一级干部中最熄火的。熄火就是走霉运。到厂礼堂开会，八连总坐后排，八连的领导也不像其他连的领导，神气活现地在礼堂走道里走来走去，大大咧咧地说话，吼人，舞着胳膊指挥自己连的人唱歌。总之，八连上上下下要矮人一头，只有在义务劳动和拔河的时候，八连人才神气一下。怪物刘文化很高，又有过文革初期当头头的经历，在八连是很被人敬畏的，就是连里领导，也让他三分，还安排他当了排长，管三个班。是工人中行政级别最高的。所以他开别人的玩笑，有时很过分，比如在我们这些刚刚进厂的小青工面前说葛麻的段子，我们都有点替葛麻过意不去。不过后来我们知道，怪物刘在该仗义的时候还是很仗义的。葛麻大约了解他，所以不跟他翻脸。
八连清一色的男性。只有楼上办公室的一个统计员是女的。但她极少到车间来。因为来了就不知道会碰见什么，有时候是听起来很文明，其实是很黄色的笑话，有时候是一大堆狼一样的眼睛。八连的师傅许多都是半边户，就是老婆在农村。再就是光棍汉。有时还会撞见一些不雅的场面：浇铸完后，一身臭汗的师傅们会将身子剐得只剩一条小裤头。要说八连比其他连队有什么优越之处，那就是天天可以洗澡――冲天炉的冷却水，在炉子上一转，便是热腾腾的洗澡水了，那简易澡堂子的门从来不关。其实那统计员已三十好几了，长相也很一般，要在别的车间，想让别人多看她一眼还不太容易。
葛麻有一个毛病，在自己人中间，你怎么开玩笑都可以，若有其他人在场，特别是有漂亮女工在场，你要拿他的生理缺陷开玩笑，他就会恼怒，就会记恨。一次，一个外车间的女青工到班组来找他，一个师傅远远叫了一声葛麻，他立时就变脸了，冲到那人跟前，恶狠狠地说：老子麻，你过细看看，老子的底版比你正多了！恰恰那个师傅又生得不太好，被他这么一抢白，脸顿时红了起来，嘀咕说，撞到鬼了，平时叫得好生了的。
葛麻很愿意助人为乐，谁想要翻个炉面炉齿炉封门、锅架灯座铁熨斗什么的，只要找到他，他都一口应承。那天那个女青工就是来找他做这一类事的。他专门有几个这一类的小模子，藏在他的工具柜里，别人有求时，便很当一回事地拿出来，事先做好砂型，待公家的活计干完之后，用一勺剩余的铁水，将这些小私活做了。那时候，工人师傅的许多日用品，都在厂里做。小到挖耳勺钥匙串，大到婴儿车双层床。有时候还需要几个车间不同工种之间的配合。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不过这类化公为私，都有个限度，如果太过分，别人是要说话的。像后来，杨主任拖了整整一车木料走，就大大超过限度了。
那次葛麻情急之下说了自己底版正的话后，我们那些小青工倒还真正看出一些眉目来，客观地说，如果不是那场天花留下的残疾，葛麻应该说算得上英俊。鼻梁高高的，脸盘方方的，眉眼也端正。只是那残疾将他破坏得太厉害，以致人们从来不去想他漂不漂亮了。看来葛麻自己对自己的容颜也是仔细研究过的。还有就是，除脸庞之外，葛麻的皮肤是很好的，有一种贵族的细腻，这一点在澡堂子里看得很清楚。关于葛麻的身世，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日本人来的那一年，一个跑反的女人生在路上，无力抚养，送给了一对无子嗣的老夫妇。一说是一个大户人家姨太太的私生子。也有的说是一个妓女所生，生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军人，抗战开始后不知去向。所以，在和葛麻的语言交往中，有一句武汉人的口头禅是不可以乱用的，那口头禅便是“婊子养的”。其实，这句话在大多时候都无恶意，有时是亲切，有时是自嘲，有时是惊喜，有时是沮丧，有时甚至是说给自己的……这要看说这话时的语境语态语气语感。但你要不小心在和葛麻说话的时候，把它带了出来，往往会弄得人很尴尬，说不定葛麻会兀然回你一句：你才是个婊子养的。总之，关于葛麻的资讯，有几点是大体准确的，一是他出生在１９３８年前后。二是从小被一对穷夫妇收养，按阶级分析法当属劳动人民出身。三是他在七八岁时才得了那一场病，在那之前据说长得很灵醒――也就是很清秀很漂亮的意思。四是那对老夫妇在他得病不久之后双双去世，他很小就成了一个孤儿。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什么机关来记录他的相关档案，所以，关于他的身世，是永远无法廓清了。葛麻很小成为了一个孤儿，便混迹于江湖。擦皮鞋，捡垃圾，夏天卖冰棍卖菱角卖莲蓬，冬天卖烧饼卖油条卖烤红苕。不是大宗地卖，都是从人家大人那里拿一点点用小篮小筐挽了沿街叫卖。再就是去推板车――不是拉，是给人家拉板车的人帮忙推。还推黄包车。后来大一些了，便到江边挑沙挑砖。先是十块八块，后来三四十块，五六十块，练出了一副好块头，为他后来参加工作当翻砂工打下了基础。据说少年时也犯过一些小偷小摸聚众滋事调戏妇女之类的错误，这是他在后来挨批斗的时候，自我交待的。没有人去查实过。但他交待得非常详细，估计不会有多大出入。５８年大跃进了，这个厂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并换了一个很气派的新厂名－－东升机械厂。一轮红日，杲杲东升。简称东机。这个厂是１９５６年由许多中小机器厂、机器店、五金行拼合起来的，原来大多是一些私营企业，后来公私合营，再后来便成为国营。也就几年时间，变化很快，发展也很快。那时候，葛麻已经二十郎当岁了，再这么东游西荡有一天无一天地混很不好，便到东机厂来考工。第一次被刮了下来。一是没文化，第二就是他的容貌。当年主持考工的劳资科长后来说，第一次见到这么麻的人，莫把我们全厂的人都丢完了。问了三句话，写了几个字，便让他回去等通知。其实哪会有什么通知给他呢？葛麻回到家里等通知。一等两等不来，三等还是不来，和他一起考工的人都上了半个月班了，便去厂里探问。没想这一探问，还瞎猫碰上了死老鼠。原来工人招进来之后，都不愿意干翻砂工，你实在要他干，他就走人。那正是一个满天下要劳动力的时候。有一点技术，一进厂就拿三级四级。所以，翻砂工没有招满，影响了全厂的大跃进。见葛麻自己找上门来，就汤下面，把他留下了。做了一个翻砂工。不过，厂里一些抛头露面的大型活动，从来轮不上葛麻的，从放卫星到市里局里报喜，五一国庆上街游行，到文化大革命欢呼最新指示发表，葛麻总是留守护厂人员。
葛麻对工种并无挑剔，甚至觉得自己只配做这一类光出力气不动脑筋的工作。再说，翻砂工学徒期短，早一点出师就早一点升级。翻砂工每月还有两块钱工种津贴，对于他来说，两块钱是一个星期的饭钱。就这样，孤儿流浪儿社会青年葛麻成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他穿上崭新的工装。上班穿，下班也穿。上班穿一套脏的，下班穿一套新的，很神气。他开始洗澡，开始打扮自己。比如梳梳头，照照镜子，冬天还擦一点蛤蛎油。他买了一双皮鞋，甚至还买了一辆旧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很出风头的物件，上班下班，在人群中摇着铃铛，高高在上地行驶，那感觉真是很好。他开始想谈恋爱，找一些老师傅，求他们帮忙。条件不高，没有工作有些毛病都行。一些老师傅也确实给他帮忙，但只要见一次面，便不再有下文，折腾了十多次，让他感觉到又没有信心又没有面子，于是有好长时间不再想这件事。直到很晚以后，他才将这个人问题解决了。葛麻工人阶级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甚至连学徒还没有做满，就被精减掉了。他当工人的第二个年头，开始了那一场全国大饥荒，中央来了精神，要大幅度减少城里吃供应粮的人口，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都有比例，有指标，像打右派一样。农村来的回农村去，农村有人的，也回农村去，不是农村来的，农村也没有人的，也要带薪或不带薪下一部分。反正就是要减少在城里吃饭的人。想来那时候国家真的是没有什么粮食了。葛麻就成了不是农村来的农村也没有人又不带薪下去的一类。他本来想不下，熬了几个月，熬不住了。没有了收入，粮食定量从翻砂工的每月４５斤，一下减到社会闲杂人员的２１斤，既没有油荤又没有菜蔬，饿得受不住了，只好下去。好在他下去的地方是一个湖区，水里面生长着许多可以填肚子的东西，菱角、螺狮，鸡头米，野藕，青蛙，芦苇根，当然，还有血吸虫。反正葛麻把那几年熬过来了。葛麻最大的收获，是在那儿弄到了一个自己的女人。那个女人跟他一样，也是从小没爹没娘，放到一个亲戚家养。五大三粗，做活还行，据说脑子有点问题，所以她那亲戚家也就没嫌葛麻的长相，再说葛麻总还是一个城里人。在恋爱问题上，城里人是要加分的，就像如今中国人跟老外恋爱一样。乡下人总是固执地相信，城里人总要回城里去的。就像燕子总要飞走，尽管在你堂屋里做了窝。我们插队的时候，全村上下男女老少，没有人相信过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只说，鬼嚼呢！
果然，葛麻在乡下待了四五年，又回厂了。三年饥荒结束，又要发展经济了。厂里想起了葛麻，通知他回来。因为当初本不应该他去的。葛麻回到厂里，厂里照顾他，给了他一级工待遇。当年和他一起进厂的，已经拿到三级，还有的四级、五级了。一级工32块钱。后来，他为老婆谋得了一份在废料场清废料的差事，一天八毛。后来涨到一块。干一天有一天。其中的生铁件清出来之后，要送到葛麻的车间，投进冲天炉化铁水。这样，葛麻和他老婆除了生活关系，又多了一层工作关系，日子过得也算幸福。他毕竟把一个乡下女人变成了一个城里女人，这是他作为一个男人非常自豪的一点。原来养父母留给他的那间棚屋，在他下乡后被房管所收走，已分配给别人居住。厂里在厂外很远的一处老房产中，拨了一间给他，十五个平方，虽然破旧一点，但也不比原来的那间棚屋差。再说那时他还没有孩子，没有多少家当。于是，人们每天便可以看到，葛麻骑了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后面载着他的老婆，春风得意地上班下班。
我们那一批知青进厂的时候，已是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厂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当官的继续当官，做工的依然做工，恢复了秩序。工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从他们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他们说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说“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显然，他们已经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件往事来说了。这一点，他们的看法和官方不太一样。所以，１９７６年以后，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怪物刘便不解地问，怎么才结束呢？不说，我们都忘了这件事。
我们进厂的时候，虽然师傅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他们也还常常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的事，拿来作工闲时候的谈资，谁谁是造反派，谁谁是保守派，谁谁先是保守派后来又变成了造反派，谁谁那时腰里别两把盒子枪，谁谁被打得吐了血，谁谁武斗很勇敢，身上扎了三根矛子还在往前冲……师傅们讲这些，就像讲民国旧事一样。葛麻当然也逃不脱的。说文革开始后，1966年秋，工厂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葛麻返回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非常想和大家打成一片。多年来，他和大家无冤无仇，所以对参加哪一个组织并不挑剔。可是哪一个组织都不要他。倒不是说他有什么政治问题，依然是因为他那张脸。他找了好几个相熟的工友，都以种种借口搪塞拖延。他又找到怪物刘，那时怪物刘已经初露锋芒，在一派组织中当二号勤务员。怪物刘说，葛师傅，你是个好人，我们都知道，你出身不错，又肯吃亏，我何尝不想吸收你呢？我跟你说个实话，就是你那一场病得坏了。你想想，大辩论的时候，别人只要往你脸上一扯，你天大的道理也辩不赢别个。怪物刘的这一番坦诚之言，让葛麻既羞愧又痛苦，但人家说的是实话，你又能怎么样呢？于是，被革命冷落了的葛麻自己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取名叫“独立大队”。“独立大队”是文革前一部电影的名字。前面说了，工厂里的师傅们，语言很多都来自于一些旧评书旧戏文，比如楚剧《葛麻》，《荞麦馍赶寿》，《张先生讨学钱》，比如评书《说唐》，《说岳》，《封神演义》。后来就是电影，再往后，就是社论广播毛主席语录。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须放屁。拭目以待。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等一类，这些话，有的至今还在用。
“独立大队”没有什么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没有什么锋利新颖的观点。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独立大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到处去抄转一些别人的大字报最新消息紧急呼吁中央动态之类。葛麻坚持业余闹革命。下班以后，便骑上他那辆哐铛哐铛的破自行车，四处去收集。有时也兴致勃勃地到街头去听大辩论，偶尔插上几句嘴，但常常被别人一句“撒泡尿把你的样子照照看”给噎住，然后在一片哄笑声中灰头灰脸落下擂台来。他这才知道怪物刘的顾虑是有道理的。葛麻在外面革命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便将一些看来的听来的，添油加醋之后拿到班组来讲。也渐渐成了一个节目。比如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将地洞挖到了毛主席的床底下，差一点就要放炸药了，幸亏周总理进来的时候，踩得脚底下空空地响。别人说，那毛主席就听不出来？葛麻说，毛主席一天要操几多心，哪顾得上这些小事？比如说，你们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是怎么发生的？是苏修偷偷在我们的天上放了一些干弹，什么叫干弹你们不知道吧？就是干旱的干，放了以后就不下雨。有人说，６２年我们这里那大一场雨！差一点淹水。葛麻说，那总有打漏了的地方。尽管大家对这些话将信将疑，但毕竟给每天的日子带来许多快乐，许多的思索和刺激。所以直到我们进厂，师傅们还常常回忆起葛麻的这些往事，常常说，又有什么新闻？
葛麻在各派组织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的那些没有观点偏向，抄来抄去的文字渐渐没人看了。那一段时间，倒是把葛麻的毛笔字给练得有了点架子，错别字也少了许多。因为常常有一些文化高的人，就在他的大字报上，直接用笔圈圈点点，标出他的累累错字白字或谁也不认得的字。等于给他上了一段时间的文化补习课。这给他在７６年刷大标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葛麻一个人孤独地革命的时候，厂里的几派正打得很火热。那时厂里的干部分两帮，一帮以老厂长杨厂长――也就是日后的厂革委杨主任牵头，这一帮大多是５６年合厂时的老班底。一帮以厂党委书记梁书记牵头，梁书记是“四清”时调来的，带来了几个人，又培养了几个人。两帮各占据了厂里的一些部门，一直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分分合合。文革开始以后，以保卫科许科长为首的红卫军，保杨倒梁，以怪物刘为首的红革军呢，保梁倒杨。还有一些山头，既倒杨又倒梁，或既保杨又保梁，或者什么捞什子都不管，杀向社会去了。刚开始，红卫军很威风，后年把，红革军掌了权，党的九大以后，红卫军又翻了过来，把怪物刘打成坏头头，把梁书记打成黑高参，从此结束七国争雄，天下一统。我们进厂头几年，师傅们说古一样说这些往事。我们也听得如三国演义一般。听来听去，发现我们厂的革命斗争路线斗争并不像电影中样板戏中那样明了那样纯洁，似乎就是那几个人的斗争，这里说的那几个人，主要是指许科长，怪物刘等等一批五十年代进厂的小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说他们是小知识分子，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企业里，他们那几个高中毕业或高中肄业的人，该算是知识分子了，后来又分来几个真正的正牌大学生，所以他们又只能叫做小知识分子。进厂后，他们大多各怀抱负，不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岁月就这么交代给车床和钳台，于是各自找了自己的靠山。有的找了杨，有的找了梁，占据了厂里的一些中层职务，各自成为杨梁手下的王朝马汉。最终是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其实，要说革命本钱，不论出身，资历，学识，人望，杨那一派并不比梁那一派厚实。但杨那一派是在武汉这个大码头上摸爬滚打出来的，战略战术都要高出一筹。
还是说葛麻。葛麻的“独立大队”坚持斗争了几个月，给以后的岁月留下了一些笑料之后，便自行解散，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老婆怀了孕。这对葛麻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他一直想要看看，一个没有破相的“小葛麻”是什么样的。他相信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那便是他葛麻本原的模样。他要让所有讥笑过他的人，侮辱过他的人，同情过他的人，看一看，这才是真正的葛麻。他要让自己的老婆吃好养好，好好把这个儿子生下来。那个时候，虽然三年饥荒已经过去，但供应依然很紧，刚刚够吃饱，想要多一点营养是很难的。一个月一斤肉票半斤蛋票四两油票，只够他老婆怀孕后两天的消耗。有的女人怀孕，还有一段妊娠反应期，在那期间不想吃不想喝只想往外吐。可葛麻的老婆一天反应都没有过，而且胃口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好。用葛麻自己的话说，吃起来恨不得用桶装。当然，葛麻说这话时是很高兴很自豪的，尽管他脸上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知道，能吃就能生。刚好那一段时间工厂瘫痪了，两派的人都投入到你死我活的武斗中去，今天围剿这里，明天攻打那里，后天又被别人打得像燕子飞。于是，葛麻便到郊外的一些堰塘里去捞鱼捞虾捞蚌壳捞螺狮，反正只要是带肉的，他都尽力弄回家来。他还操起年轻时的老本行，到江边去挑砖挑沙。这些活都要夜间去做，被人发现了，是要作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济主义黑风批斗的。这一类事其实谁都不知道，也是葛麻后来自己交待的。他还交待了在挑沙的时候，偷看一艘民船上的妇女抹澡。
厂里成立新生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葛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果然是一个男孩，８斤９两，白白胖胖，英俊无比，让平时很少沾酒的葛麻喝醉了。满厂见人就拉扯着说，走，去看老子的儿子……去看，举世无双，老子的儿子……葛麻将儿子取名葛伟－－与革委谐音，算是献给新生革命政权的一份厚礼。小名九斤。他不知道九斤这个词儿在那个年代是犯忌讳的。后来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当年在新生革命政权诞生的时候，给儿子起名，大名革委，小名九斤，用心何其险恶。他为这个罪名苦苦思索不得其解，一次偷偷问我，我说，九斤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一个老太太，她总嫌这世道一代不如一代。葛麻听后，指天发誓说，鲁迅我知道，但他的那个九斤我天地良心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一年之后，第二个儿子出生，叫葛九大，庆祝党的那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将林副统帅写进党章的大会。同时也和老大九斤有了一种手足同胞的联系。过了两三年，不小心又生出了第三个儿子。葛麻一边嘴上讲他是前世积德，一边心中暗暗叫饶。这三个儿子将他彻底整服了。几年间，人都瘦脱了形，脸上的残疾更加深重，腰都被那三个儿子压驼了。那时候，葛麻依然32块钱，他老婆本来也拿二十大几，因为是临时工，生产期间就没有了收入。想想看，32块钱养一家５口，而且大的不断在怀孕，小的不断在成长，都马虎不得。葛麻狠狠心，把自己去劁掉了。然后说，放心了放心了，白天夜里都少一些事。所以，葛麻是很节俭的，他自己几乎不花钱，除了三顿饭。那是真正的三顿饭，下饭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分钱一块的豆腐乳，两分钱一碟的酸豆角，三分钱一盘的老包菜，再就是到食堂抓一把大蒜头，顺便要一点酱油，往那只广口玻璃瓶里一泡，不买菜，也可以对付一顿。葛麻的营养主要来自于加班。那时厂里加班没有加班费，加完班，发一张夜餐券，到食堂吃面。葛麻有一只他自备的饭盆，像斯文女性的洗脚盆那么大，每次到食堂窗口，葛麻先满脸堆笑递进餐券，然后又满脸堆笑地递进那只著名的饭盆，讨人怜爱地说，伙计，多搞点多搞点……食堂的师傅们都知道葛麻的处境，大多会给他一些照顾，碰上来吃的人不多了，锅里又剩下不少，还会给他堆起来一满盆。怪物刘说，莫看那大一盆，他还没有走出食堂就没有了。好几次，有人见他端了一只空盆从食堂出来，以为卖完了。所以，葛麻后来还有一个绰号，叫“卖完了”。一般只用在去来食堂的路上。葛麻听见，总大度一笑，说，个把妈吃得是个么坏事情？
葛麻是一个渺小的人，一个卑微的人，一个对人民没有多大作用的人，有时还是个低级趣味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菜，就是让人下饭喝酒的小菜。
工作辛苦，生活单调，又大多是半边户单身汉，八连人都爱喝点酒。喝不起好酒，常年喝那种四角钱五角钱一斤的粮食酒。三年饥荒，那种四角钱五角钱一斤的酒也没有了，就到医务室搞酒精，兑一些水，当酒喝。医生说，要喝坏人的。翻砂工们说，我们的五脏六腑砂子磨，烟子熏，铁水烤，哪还怕这一点点酒精呢？还可以消毒吧？果然，喝下去，啥事没有。只是口感不好，烧喉咙。翻砂工喝酒，有自己的行酒令，让我们知道了葛麻说他是个菜是什么意思。那行酒令是这样唱的：一堆沙呃，沙一堆呃，两瓢水（铁水）呃，水两瓢呃，不睡觉呃，三班倒呃，四季豆呃，武（五）昌鱼呃――你是我的菜呃，吃你的肉（六）呃――唱到此处，会恶狠狠地生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气势，如果那一把恰好嬴了，便停下喝酒――与别处不同，在八连，是嬴了的喝酒。于是喝酒人端起缸子，又恶狠狠地说一句，吃你的肉呃，便喝一口。
葛麻对我们这群新工人很厚道，有时甚至过分殷勤。进厂后，我们每个人都分得了一个师傅，教授我们一些生产技能。这种师徒关系，带有很多旧时味道，比如师傅将徒弟带回家吃饭，比如徒弟年节中提了糕点烟酒去拜望师傅，比如师傅可以向徒弟讨烟抽，比如徒弟可以让师傅帮忙撒谎请假。反正就是一家人的父子关系那样。称呼别人的师傅是要带上姓的，张师傅王师傅李师傅刘师傅，称呼自己的师傅则无须带姓，宛如孙悟空叫唐僧那样。有技术的师傅往往也只私下教给自己的徒弟。葛麻没有自己的徒弟，但他对所有的新工人都很好，很关心。要浇铸了，发现谁没有戴手套系护脚，没有穿那种大头翻毛靴，便会上去说，伙计，干我们这行怕不得麻烦，穿起来穿起来。要是别人忘了带来或丢失了，他会从自己的柜子里去拿一副给你。谁浇铸的姿势不对，他会放下自己的活，跑到你跟前，手把手教你。这类举动，有时让那些新工人自己的师傅多少生出一些醋意。葛麻还喜欢和我们聊乡下的事。可以看得出来，葛麻对那一段田园时光还是很怀念的。他说他现在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老亲爷老亲娘在那里。虽然不是嫡亲的，但毕竟还是他们带大的。
葛麻不适应和陌生女性交往，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有时，一块进厂的女生来找我们，葛麻马上就会避开。我想，当初他愿意干翻砂工这一行，大约也有这个原因。
说了这么多细细碎碎的往事，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葛麻的１９７６――１９７８，那么葛麻的一生应该是极其平凡极其暗淡的，这一类人成千上万，蝼蚁一般，出生、成长、工作、衰老、死去。然后再没有谁说起他来。但葛麻突然间就成了一个风云人物。我估计，东升厂的厂史，要如实书写的话，那么葛麻是应该入史的。
１９７６年是龙年。民间说，龙年多灾。果然，那一年从年头到年尾都没有安生过。先是周总理逝世，接着是朱老总，再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当中还夹杂了一个天安门事件一个唐山大地震。刚把伟大领袖的追悼会开完，英明领袖上台，又传来京城抓了四人帮――其中还有一个是伟大领袖的遗孀。这些事放在往年，一件都足够重大了，你看，硬是龙年狠吧，能把这些事堆到一起办了。怪物刘是这样说的。
龙年开始的时候，葛麻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人生中一场重大的变化也将开始了。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他那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子身上。一个８岁，一个７岁，一个５岁，一群小狼一般。他依然32块钱，他老婆依然在废料场清破铜烂铁，一天一块钱。那时，厂里为一些职工家属成立了一个新车间，叫“五七连”，就是毛泽东主席“五七指示”的五七连。五七连的活计要轻松一些，待遇要好一些――比如正式职工过年过节分鱼分肉分大米，五七连的也有一份，稍少一点。但临时工没有。五七连还可以学技术，还可以升级，甚至还可以转成正式工。葛麻想让自己的老婆也进五七连，向组织上反映了好长时间，没有下文。师傅们说，算了，进五七连的，都凭关系，你凭什么呢？一个个清点下来，果然都有关系。葛麻觉得很窝火，他把自己前前后后一想，把家里老老小小一看，第一次感到生活对他太不公平。快四十的人了，连个老婆的工作都搞不定，一群儿子养得如猪狗一般。而且，怪物刘还告诉他，当年根本不该精减他葛麻的，他葛麻根本不属于当年的精减对象。文革那阵子，抢厂里黑材料时，见到当年的精减名单，上面本原没有他葛麻，而是另一个农村来的，后来把那人的名字划了，换上他葛麻的名字。结果那人现在当了干部，工资比葛麻高出一截，农村的老婆也早已调来当上了正式工。葛麻一股气冲上来，跑到厂革委去说理。厂革委会说，此事找厂劳资科反映。葛麻找到厂劳资科，科长还是那个老科长，科员便是那个当年本在精减名单上的人。科长说，葛麻，你要算老账呢还是算新账？葛麻一改多年的萎琐，将少年时那一股子江湖气翻腾了出来，一拍桌子吼道，老子老账新账一起算！劳资科长阴阴地说，好，你要算老账，你就先回你的乡下去，拿了证据来，说当年把你下放下错了，我们给你平反，给你落实政策，该提的提，该补的补。你要算新账呢，先让你的老婆回家去，够临时工是临时工，够五七连就五七连，写个报告，我转交厂革委会讨论。当年精减也好，现在五七连也好，都是通过组织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点道理，我懂，你也懂。像当年造反那样是不行了的。葛麻哪里去找什么证据呢，又哪里会去打个什么报告呢，便开始拉横，瞪直了眼睛说，今天是行也行不行也行，你跟老子办了，不然的话――话说到此，葛麻不知道不然的话再该怎么办了，只好恶狠狠地哼了一声将话打住。正在这时，厂革委杨主任进来，他后面还跟来几个人，不知是来看热闹还是帮忙压阵。杨主任斯斯文文的，说话拖腔拖调，除了文革头一两年吃了一点亏，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中总是坐稳了他那第一把交椅，是个真正的不倒翁。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光荣退休，退休前出了一趟国，安排了一个接班人，给几个孩子各弄了一套房。这已是后话。杨主任亲切中透着威严，说，葛麻，怎么样了嘛？蛮平和的一个人，今天像吃错了药？葛麻说，我就是太平和了，被你们欺负这多年。杨主任说，你说我们欺负你，这就太言重了，有点伤感情。你要说我们对你考虑不周全，我们还好接受一些。你想想，我们费尽周折，把你从农村要回来，又把你爱人安排在厂里做工，你收入少，小孩多，家里紧，我们也知道，你说哪一次困难补助没有你？做人要凭良心嘛！杨主任一番话，恩威并重，差一点就让葛麻泄了气，可这次他不知怎么，横了肠子铁了心一样，非要达到个什么目的。葛麻收敛了一点口气说，我情愿不要补助，我要我该得的那个级别，我要我老婆进五七连。别个进得，她也进得。杨主任脸平了下来，丢下一句话－－那你就等着吧。走人了。
几天后周总理去世。大家都很悲痛。葛麻也很悲痛。跟大家一起扎花圈，设灵堂，带黑纱，听广播。看新闻片的时候，葛麻还哭了。遇上这么惨痛的大事，葛麻也不好马上去追问要让他等多久。接着又是春节。春节期间，好容易一年一次的喜庆，葛麻觉得也不太好去闹自己的待遇。节后上班，钱也用完了，葛麻等着发补助，结果补助名单上没有他。一问，说是某某某春节家中失火，某某某孩子出了车祸，某某某老婆生重病开刀抢救。问题都比他严重，困难都比他大。葛麻这才知道，要他等着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据说以上情况属实，再说，他葛麻自己也说了，不要补助。葛麻一下像被霜打了。班组的师傅们也都很同情他。怪物刘说，跟你说了，搞不赢他们的。有的说，抱个小面，底下找他们认个错。搞不好，你老婆的临时工都做不成。葛麻咬牙切齿地说，老子再不求他们了。老子挑沙卖血也不求他们了。
葛麻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利益而斗争，就这么失败了。
但他并没有气馁，从此走上一条义无反顾韧性战斗的道路。他开始上上下下地跑。跑上级机关，跑报馆，跑居委会，找他当年一起被精减的同志。他不给厂里留下话柄，工作一天都不耽误。厂里休息礼拜三，他就用礼拜三去跑那些休息礼拜天的单位。他歪歪斜斜错字连篇地写材料，递到那些他认为可以为他仗义直言的单位去。他甚至还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写了信。一天，他在上班路上碰见保卫科的许科长。许科长说，伙计，那些东西莫写了，都打到我这里来，害得我抽屉都装不下了。据当时在场的师傅们说，那一刻，葛麻的脸立时涨红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许科长说，现在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你再这样搞，就不仅仅是经济主义，还是翻案风呢！往轻里说，也是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葛麻缓过神来，说，你抽屉装不下，你把得我，我再把它寄出去！我就不信这个邪，有理的变成无理的。许科长说，到了我这里，就是我的东西了，说不定哪天用得着呢。这话果然被许科长言中。后来批斗葛麻的时候，其中“敬爱的江青同志并转敬爱的中央文革我厂走资派杨某某”这类话，就是从葛麻的亲笔信中摘录出来的，铁证如山。见葛麻气呼呼地离去，许科长又远远地很关切地喊了一声：算了――麻子呃――这是为你好！这一声关切让葛麻五脏六腑都羞得痛起来。他转过身，想回击一句，但见那许科长已跟几个人勾肩搭背边说边笑地远去了。他平生第一次拼尽全力骂出了那句话：你这个小婊子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