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怪物刘对人说，你只管喊打倒。那么多人都被喊打倒过，不又爬起来了？怪物刘说这话的时候，正是被打倒了三次又三次爬起来的邓公复出之际
对葛麻的巡回批斗，从八连之后告一段落。葛麻依然回到他那间里屋写认识。我们的差事相对闲散了。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已经临近。那一段时间，葛麻又遇到两件让他伤心的事。一次是全厂职工加工资。一次是见到他那三个朝思暮想的儿子。
新朝新政，多年来，一心革命没涨工资的工人阶级们，要加钱了。这无疑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怪物刘说，这还不上街游行？八连人说，这比么事都合我们工人阶级的心意。这次加工资是见人一级，皆大欢喜，不像从前，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总有人喝药上吊下跪满地打滚。但像怪物刘这样，文革初期犯了错误的，缓加。像葛麻这样的，想都不想。
加工资的事，葛麻是很晚才知道的，那时人们的钱已经拿到了手上。那天几个专案组的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之际，一下脱口说出了此事。葛麻听说后死活要见许科长，他们只好将许科长叫来。许科长来了，葛麻问，这次涨工资有没有他。许科长看着葛麻，笑了起来，说，又忘了带枕头吧？你眼下的这几个钱保不保得住，还得打个问号。等你的案子一结，到劳改队加去。说完便扬长而去。
许科长刚一离去，葛麻便大哭起来。那是一种真正的痛苦。葛麻一声一声地嚎着，老子背时啊――老子背了一辈子时啊――
葛麻整整哭了一个下午，将嗓子都哭得沙哑了。我们怎么劝也无济于事。葛麻说，让我好好哭一哭，哭出来舒服。打那之后几天，葛麻不吃不喝，又像开始那阵子一样大声嗳气了。我们慌了，跑去给许科长报告。许科长说，这些人是这样的，你打他反革命，他不怕。你不涨他工资，就抽了他的筋，挖了他的祖坟。然后说，看紧点，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事。
回去之后，我们只有好言相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也要为几个伢着想。有个爹总比没爹强。等三个儿子长大了，还愁那几个钱？为了不让葛麻生出意外，那几天我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好容易让葛麻从恍恍惚惚中渐渐苏醒过来。
腊月二十八，全厂放假。刚刚加了工资的人们，准备快快活活过一个幸福的春节。这一年的年货也分得特别厚重。猪肉、牛肉、鸡蛋、皮蛋、鱼，每人都几十斤。师傅们一个个满面春色往家拿。见了面，又把《葛麻》中的台词搬出来说了：七包饼子八包茶，你提不动我来帮你拿。葛麻当然还是没有。怪物刘便和车间的师傅们打商量，各自多多少少捐献一点，也算让葛麻家有了一点年货。
大年三十那天早上，葛麻突然说，要过年了，能不能把伢们带到厂里来洗个澡？伢们大了，又都是男伢，我老婆带他们也不方便……葛麻的意思，我们当然一听就懂，他想见见孩子，再给他们洗个干净澡，好过年。他已经大半年没见到几个儿子了。我们便去找许科长，说了葛麻的请求。又说，为了安定葛麻的情绪，保障春节期间的看守工作顺利进行，让他带儿子洗个澡，有利于他的改造。许科长说，你们先回去，这件事我们要研究一下。下午的时候，许科长要人带信来说，厂革委经过慎重讨论，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同意葛麻和他的几个孩子一起洗个澡，时间安排在夜里，澡堂子人少的时候。要加强看守，到时增加两个人，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然后就洗澡的问题作了周密的部署，先由两个看守将葛麻带进澡堂，脱光衣服，这样不容易跑。然后另两位看守将他三个孩子带进来，洗完后，孩子先穿衣服先回家，再押葛麻回二号院。不能让他见到老婆，要不然，两人一碰，干柴烈火，不知会出什么问题的。不许葛麻和别人交谈。也不许别人和葛麻交谈。
我们立刻就对葛麻说了。葛麻千恩万谢之后，便神不守舍地等待那一次洗澡的到来。
夜里，估计人们都吃年饭了，我和另一位看守先带了葛麻去澡堂。没想到澡堂子里依然熙熙攘攘人声喧哗，许多人甚至带了衣物被褥到澡堂来洗。见了葛麻进来，大家都静了下来，让开一条道，赤条条两排，如接受检阅一般。那眼光都很复杂。见没有专案组的人相伴，胆大一点的便开始打招呼，叫了一声葛麻。葛麻听见这般呼叫，很感动，很久以来，没人叫他葛麻了，所有的人都直呼其名－－葛赴海！这一声葛麻，让他回到了同志们的怀抱。见有人狐疑地看我们两个看守，葛麻便低声说，照护我的，人蛮好。于是，叫葛麻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还凑近去聊上几句，也有人不说什么话，走过去拍拍葛麻的光脊梁又走开。我见葛麻又羞愧又激动，松弛的腮帮子直哆嗦，便让他趁伢们没来之前，自己先好好洗洗。在众人关注之下，葛麻的澡洗得很尴尬，洗得没有一点章法，东抹一把，西搽一下，很不自在。幸亏他几个孩子到了。两个看守把他那三个黑乎乎的儿子带进来的时候，老子和儿子都很平静，似乎没有那大半年的分离。葛麻说，来，伢们，都过来。于是，三个黑乎乎的伢们都过来。葛麻已经半个身子泡在了水里，三个伢们便也一个个泡了进去。尽管有八连师傅们的轮班照顾，但是洗澡一类事，总是很难周全的，便是自家的孩子，粗心一点，也极容易脏。那个时候，没有谁家有热水器淋浴房之类，最多用个木盆，倒点热水，或站或蹲或坐，撩水冲冲，就算洗澡了。所以，当三个孩子拢到葛麻跟前的时候，他才发现，孩子的脸面和其他地方的色彩反差是那样大，几乎是穿了一身灰黑色的潜水服。耳朵根，脖梗圈，隔肢窝，脚后跟这些隐蔽处，已积起一层厚厚的异物，要用刀才刮得下来了。葛麻说，先都给我好好泡到！三个孩子便蹴溜到水里泡着，只留下一张脸在水面。葛麻问，今天吃的么事？大的说，饭。葛麻问，吃的么菜？二的说，白菜干子。葛麻问，哪个做的？大的说，林师娘。林师娘就是林嘎嘎的老婆。葛麻问，你们妈呢？在女的那边洗澡。葛麻问，你们妈平时给不给你们洗澡？二的说，洗脸，洗脚。小的说，有时候洗，有时候不洗。有时候别个跟我们洗。大的说，我都自己洗。爷四个就这样淡淡地对着话。
四周的师傅们一边洗，一边静静地，有意无意听他们说话。泡了一会儿，葛麻对老大说，你自己洗，多打肥皂多用力搓。说罢将小的拉出水面，放到池沿上，上上下下，角角落落，细细地打肥皂，细细地搓。他那双粗糙的大手，在小的黑乎乎的身子上，渐渐搓出一些嫩白来。葛麻搓着搓着，就呜呜咽咽哭起来，手却不曾停下。众人不做声，几个伢们也不做声，各自洗各自的，那呜呜咽咽的哭声和回声，让这个平日永远一片嘈杂的澡堂变得很怪异。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任他哭。哭了一阵子，葛麻不哭了，用湿手抹一把脸，回复了平静，继续给伢们洗。洗了小的，又洗老二，再把老大补洗了一遍，几个伢，一洗干净，身上白汪汪，脸上红扑扑，原来乱鸡窝似的头发也伏贴了，黑亮亮的，往下滴着水珠，竟很好看。葛麻拧干毛巾，一个个给他们擦，擦干后，带到更衣室给他们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就要告别了。按程序，伢们先走，伢们出发前，葛麻从口袋里掏出三张五毛钱，一人发了一张，说，过年了，买点鞭放。然后看着孩子们捏着钱兴高采烈地离去了。
打那以后，葛麻不再交待问题，也不再写字。只一天天坐着，或躺着。不太讲话。有时，葛麻见我们成天读书，便问，读么事？我说，高中的书。葛麻说，读书好，我那时要读了书，就不会精减我了。
春节过后，专案组的人来得更少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专案组不来，人又不放，必定凶多吉少。该坦白的坦白了，该揭发的揭发了，该批斗批斗了，下一步便是结案。厂里人都说，多年来，许科长办案稳准狠，谁劳教，谁劳改，谁几年，和后来判的结果大都八九不离十。所以那天许科长说葛麻要到劳改队去加工资的话，那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就凭葛麻恶毒攻击英明领袖的那一句话，就足够。
一次厂里干部开会，有人提出，车间劳力很紧，如果清查告一段落，是不是把葛麻放到车间去监督劳动？这样还可以将六名看守也解放出来。许科长一笑，说，你们只看到那么几个劳动力，小算盘。你们要懂得，只要二号院有人在里面，全厂劳动力的积极性，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二号院要是没有人了，一些人就会懒散起来，好像天下太平了一样。这叫么事？这就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灵”字，用得几好！许科长是一个有大智慧大谋略大眼光的人，他在我们厂的那一份从不掩饰的自得自信，就来自于此。我想，他的前半生是过得非常满足非常充实的。那满足那充实不是因了他的地位他的财富－－这一点，和后来的许多权贵者不一样－－而是来自于他对时局与现实永远的把握，对治下臣民的举重若轻的控制与调教。
春节之后，每次去专案组办公室，都见他们在写材料，打材料，上上下下送材料，总觉得公安局第二天就要将葛麻带走。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依然没有什么动静。春天过去了，夏天来到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来到了，还是没有什么动静。葛麻像一头关久了的野兽，开始躁动起来，开始在私下嘀咕，个把妈，没得完没得了了，坐牢还有个刑期呢，钉子总得回个脚呀！一旦专案组来人，他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低声下气地问，我的事，么样了？那眼神充满了哀怜与乞求。专案组说，急么事？是不是想早点去？专案组的几位成员，都很崇拜许科长，因此，他们都努力模仿许科长的语气。学得好的，几可乱真。后来，葛麻越来越沉不住气，一次，竟朝着小院对面的专案组办公室大吼，哎－－究竟是么回事？要关要杀，总得有个了结啊！眼看着他的那个麻犟脾气又上来了，怕他吃亏，我们赶紧相劝，说，拖长一点，说不定是个好事呢，这么长时间都过了，还熬不过这最后几天？奇怪的是，专案组对葛麻的反常之举，并没有作出强硬反应，我们总觉得这其中暗藏杀机，大约让他跳跳，给他最后一击。所以心里都为葛麻捏着一把汗。葛麻自己吼完，也很后悔，恨恨说，老子这个丑脾气，害老子一生。
在葛麻落难的那一段时间，中国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邓小平复出，右派改正，文化大革命结束，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大批各个时期的倒台干部重新上台，甚至风传连地主富农也要摘帽了。有了许多可以看的书，有了许多复映的老片子，还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进口片。甚至连邓丽君那样的靡靡之音也可以听到了。从前，只有电影中国民党开舞会时，才会飘出来那么断断续续几句。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事，当然就是恢复高考，当我们带着葛麻四处巡回的时候，第一批幸运儿的双脚，已经踏入了大学校门。
当然，这些变化，在小屋中的葛麻是不大清楚的，即便清楚，他也不会明白这一切对他是祸是福。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日子就这么很暧昧地向前挨着。只是八连的师傅们，继续在怪物刘的暗中组织下，尽力地照顾着葛麻的妻儿，使他们不至于衣食无着。
葛麻的1976－－1978，是突然终结的，但没有一点高潮。
1978年最后一天，许科长把我们全体看守叫到厂会议室开会，表扬了我们忠于职守，认真负责，胜利完成了厂革委交给的任务。元旦过后，回车间报到上班。厂里将根据我们在此期间的表现，给予嘉奖。我们问，那葛麻呢？许科长说，进入下一步处理阶段。我想，葛麻终于要走了，心里多少有些堵。会开完，回到二号院取东西，与葛麻道别，都无言语。葛麻最后叹了一口气，说，烦劳你们这些时。说完将头垂了下去。
元旦一过，我们上班，本想给师傅们说说葛麻，没想葛麻就坐在他们中间。我问葛麻，怎么回事，葛麻也一脸木然，说，我也不知道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中央刚刚开了一个会，说再不搞阶级斗争了。那些天我们一心擂功，居然把那重要一个会错过了。那个会，就是日后被屡屡提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后来私下问过葛麻，那你的反革命帽子呢？我是见过那个盖了厂革委大印的红头文件的。文件名称是《关于把葛赴海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决定》。葛麻说，那哪个晓得，还捏在他们手上吧？狗日的，把老子一级工资搞掉了……
后来，我们几个都参加了高考，再后来，我们便去读书。从此离开东升厂。葛麻和其他许多师傅们也渐渐远去。记得离厂前，我们几个上学的人提了烟和酒，专门去看望了葛麻一次。我们诚挚地说，葛师傅，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事隔二十多年，所以又记起葛麻并为他写下这许多文字，是因为不久前，我和葛麻有过一次巧遇。那天夜里，我去火车站送一位外地朋友，那趟车很晚，送完朋友出来，站前广场已很清冷，只有一些三轮车夫靠在路边各自的车座上打鼾，或大声聊天。等候下一班旅客。见我走过，一个人在车影里喊了一声－－老板坐车！我都走过去了，发现那声音很熟，便立住朝他看看。他忙跳出车来，殷勤将我往车里让－－到哪里？我脱口而出－－葛麻！这是我第一次当他面叫他葛麻，那一瞬间我忘了他的大名。葛麻也认出了我，一把抓住我的两臂，用力摇晃，一连声说－－伙计！伙计！伙计！多年不见，葛麻竟比当年精神了一些，穿一件如今很时兴官员夹克，脸上也详和多了，不如当年那么显眼，连头发都黑回去了一些。我们立在原地寒暄了几句，葛麻说，到哪里？我送你，边走边扯，不耽误你的时间。我说，我住得很远。葛麻说，海角天涯，送你到家，坐我的车，你放心。今天反正是你坐也得坐，不坐也得坐。我说了地址，问多少钱？葛麻说，你来了，还收钱？这不是日我先人？于是，把我拉上他的车。
葛麻的车，是我们武汉人说的那种“电麻木”，有发动机，嘟嘟嘟嘟响的。我问他，干这一行多长时间了。葛麻说，五六年了。工厂垮台多年，发不出工资，出来贩过鱼，卖过裤头汗衫，修过自行车，最后还是干了这往年的老本行。往年在后头推，如今在前面骑。往年用脚蹬，如今机器跑。葛麻驾着车，在空旷的大街上纵情驰骋，有一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浪子重返江湖的自得自在。葛麻说了他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和我知道的许多中国工人阶级的经历大致一样。我问每天能挣多少钱？葛麻说，好就三五十，不好一二十。混个饭钱，比许科长那些狗日的们强。他们拿不下面子，怕摆地摊踩三轮丢人。由此扯到许科长，葛麻说，那姓许的前些年得了一种怪病，浑身上下的毛都掉光了，连眼睫毛都掉光了，像一个剥了皮的煮鸡蛋，皮子打皱，还是那种虎皮蛋，比老子还丑。现在一天到晚躲在家里不出来见人。他自己原来说过，他这个人会不得好死的，现如今果然遭了报应。葛麻说，不过，说个公道话，姓许的只坏不贪。不像姓杨的，又坏又贪，后来姓许的也和姓杨的闹翻了，还把姓杨的告了上去，结果没有扳动人家，自己反倒被提前退了休，跟我们一样，每个月到财务科摆队，求求巴巴等那几百块钱，有时还拿不到……问到杨主任。葛麻说，莫谈莫谈，捞足捞饱了，把厂子掰垮了，才放放心心回家养老去了。现在一看，当年那一车木料算得了么事？两餐饭钱。那几年，他们光卖厂里的地皮，就不知道搞了几多？这些都是一些真正的坏人，等你晓得他是真正的坏人，你已经治不住他们了。你看看这些年来的贪官！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英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么办？毛主席死了。
在一个十字街口，葛麻说，前面有个“屁眼痒”。“屁眼痒――紧擦”，是一些武汉司机对警察的称呼。这个称呼是旧社会就有的，当年葛麻讲他儿时经历时，曾听他说过。没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又被翻拣出来用了。葛麻说着，利索地拐进一条小巷。葛麻说他的车是黑车，没有证，只能晚上出来撮。我问他老婆孩子。葛麻说，老婆这些年反倒清白了一些，在家门口摆了个烟摊，每个月也可以搞几个钱。两老的钱，都贴了伢们。伢们都没有读到书，找不到个正经工作。缺钱了，就回来跟老的要。前世欠了他们的。又问起八连那些师傅们。葛麻也一一细说了一通。有混得好的，不多。也有很惨的。葛麻说这些，还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同情之意。问起怪物刘，葛麻说，死了，头几个月刚死，跟我同年，六十才出头。我问怎么就死了？葛麻说，肺上的毛病，我看我们八连的人，以后都要走这条路。葛麻说，冬季觉得胸口疼，打开一看，半肺袋子沙，都结成了块块。春季就死了。那是个好人。然后又说谁谁死了，谁谁死了，报出一串名字。
从火车站到我家整整开了四十多分钟，葛麻就一路不停地说了四十多分钟。快到家的时候，我问他，那桩反革命的事后来怎么样了？葛麻说，老子一直没有管它，未必他们现在还敢说老子是反革命？我们做工的，出力，拿钱，吃饭，到哪里都只有这一个命。葛麻后来又说，我后来想明白了，那几年，他们把弄我出来搞，把大家都闹糊涂了，他们自己就躲了过去。葛麻说，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是以前那个样子了。我问会是个什么样子，葛麻说，我们那些踩麻木的都说，那还不把他们往死里搞？就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那时候，还有哪个去保他们？姓许的都不得会去保他们了。
到了家，我让他上去坐坐。葛麻抬头望了望，说，太晚了，认了个门，隔日再来拜望。但一直没有来。关于我这些年，他一句都没有问，也没有留个联系方式。
读书之后，成了知识分子，陷入一个又一个宏大话题，卷入一个又一个宏大事件，已很少关注师傅们的生活，也很少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那天夜里葛麻的一席话，联想起他的前半辈子，他的1976－－1978，让我震动了好几天。不久，又渐渐淡漠。怕再往后遗忘干净，匆匆写下这些文字，作一记录。
2000年10月28日 于武昌关东
